宋史專題課 · 第七課 宋代的手工業生產
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宋代手工業得到了全面的、前所未有的發展。採煤、冶金、紡織、食品加工、造船、軍工、造紙、印刷、陶瓷等許多手工業都得到了發展，同時還發展起來一些新的手工業部門。所有這些手工業，基本上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官營手工業，一類是私營手工業。官營手工業為滿足官府的需要而進行生產，其產品不具有商品性質，個別的產品則由於公開出售而具有商品性質。私營手工業的產品，大都為出賣而進行生產，因而具有商品性質，但這類生產很多是小商品生產。由於宋代手工業的巨大發展，宋代城市經濟、商品交換比唐唐代也有了重大的發展。下面從手工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手工業生產的分工和手工業作坊內部分工，來說明宋代手工業的巨大發展。
一 從生產技術的進步看宋代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宋代科學技術在當時世界上居於領先的地位，，這一點已為世界科學技術界所公認。 盡人皆知，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其中的火藥、活字印刷術和指南針，都是在北宋一代發明的。「三大發明」確是宋代科學技術進步的重要標誌，值得大書特書。但宋代科學技術的進步，絕不限於上述「三大發明」，它在許多手工業生產部門都表現了這一點，從而說明宋代科學技術進步具有廣泛的性質。
（一）造紙技術的重大改進
宋代的紙是在唐末五代的基礎上在製作技術有了重大的改進，並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宋紙除去用來寫字、繪畫、印刷紙幣和書籍之外，還有許多特殊的用途。做成紙衣，即是特殊用處之一。以紙為衣，不始於宋。周世宗鑒於唐代陵寢的破壞，對臣僚們說，他死後，「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可見在後周時候即以紙為衣了。但宋代衣紙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宋太宗時一個名叫蔣元振的知州就曾「縫紙為衣」。實際上，貧苦的人們，衣紙並不是什麼稀罕的事情。蘇易簡在《文房四譜》中曾記載製作紙衣的方法，稱「山居者常以紙為衣」，又稱「歙中有人造紙衣段可大如門闔許」。官府中用紙衣救濟貧苦，所謂「紙衣以禦寒民」者是也。邊防上的軍隊甚至衣紙擐甲，甲也用紙做成。除此而外，還有紙帳、紙衾、紙被等等。據趙蕃的記載，「初寒無衾，買紙被以紓急」。紙被竟作為商品而出現在市場上，可見這種製作的數量也頗為可觀了。綜合上述，五代以來到兩宋，紙不僅產量多，而且經過技術製作的進步，紙的韌性也相當強，否則耗紙量相當大的紙賬紙被是生產不出來的。這是宋代造紙技術進步所表現出來的第一個突出的特點。
宋代造紙的原料多種多樣，除傳統的麻紙外，還有竹、桑皮、楮、藤、麥莖、苔和稻稈之類。各個地區就地取材，製造出來賦有地方特色的名牌產品。宣州、歙州製作的紙極其精美，其中歙州績溪的龍鬚紙在宋代很有名，尤其是宣紙歷千餘載，至今仍負盛名。兩浙的剡紙、由拳紙、溫州蠲紙都具有「潔白堅滑」的特點，其中溫州蠲紙為最佳。蜀川是宋代造紙的一個重要地區，在宋以前，這裡所產的麻紙，就有「玉屑」、「屑骨」之號，南唐李後主派人從蜀川學來這一造紙技術，於六合仿製成功：「今本土所出麻紙，無異玉屑，蓋所造遺範也。」蜀川最有名的是所謂的薛濤箋，這類彩色的十色箋，「隱起花木麟鸞，千狀萬態」，因而一直為人們所稱讚。如彭汝勵的詩有云：「香銷翠玉花枝軟，影落青雲鳳翼低。」便是形容蜀箋之美的。各地區雖都有自己特點，但也有它們的共性，即：從製作技術上看，名牌產品都具有厚薄均勻一致這一共性。這是宋紙在製作技術改進上所表現出來的第二個特點。
宋紙的第三個特點是，紙幅比前代增大了。陶谷在《清異錄》曾記載他家所藏的徽紙紙幅長一丈以上；明代文震亨則提到宋代的紙幅長三丈以上乃至四五丈。宋紙紙幅之所以增大，根本原因在於改變了此前將紙漿塗於牆壁的做法，實行新的製作技術。這個新技術是：第一步，把各種原料搗碎，漚成紙漿，「歙民數日理其楮，然後於長船中浸之」。紙漿製作的時間以臘月為最好，謂之敲冰紙；「其歲晏敲冰為之者，益堅韌而佳」。更為重要的是，在漚成紙漿之後，「數十夫舉抄以抄之，一傍一夫以鼓而節之，於是以大薰籠周而焙之，不止於牆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把紙漿從牆壁上晾乾改變到薰籠中焙乾，這是我國古代造紙技術上的一次重大變革或突破， 不僅所造紙張「勻薄如一」，而且也能夠製成三五丈長的巨幅。宋紙之所以超越前代，同這一改革是分不開的。
（二）利用動力方面的進步
我國古代很久以來就利用水力作為動力，推動各種機械，諸如筒車、水碓、水磨等等，用來灌溉、碾米、磨麵等等，收到很好的效益。所有這些，無一不被宋代繼承下來，在各個地區廣泛地加以利用。而在動力利用方面又有新的成就。南宋著名詩人楊萬里曾提到宣州歙州一帶的水碓，贊之為：
也知水碓妙通神，長聽舂聲不見人。
為什麼有這樣神妙的水碓呢？楊萬里解釋說：
宣歙就田水設碓，非若江溪轉以車輻，故碓尾大於身，鑿以盛水，水滿則尾重而俯，杵乃起而春。
韋驤的《水碓》一詩有云：
杵臼功能自古施，更堪引水代人為。
誰知滿溢傾欹處，卻是臨機效力時。
從詩中敘述的形制和功能來看，這種水碓同宣、歙地方的相同。如果這一理解切合實際，則北宋兩浙一帶也是有這類自動化的水碓，而為前代所未有的。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所謂的五轉連磨。唐代高力士曾「於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並轉五輪，日碾麥三百斛」。這裡所講的「五輪並轉」指的是碾而不是磨，因而五轉連磨不是在唐代創製出來的。元代農學家王禎在其《農書》中記錄了五轉連磨的形制及其功用，因而過去人們總是認為，五轉連磨是在元代創製成功的。其實，這是不確切的。在北宋末年鄒浩的《道鄉全集》記有《次韻端夫聞江北水磨》一詩有云：
白沙湖邊更湍急，五磨因緣資養生。
「五磨因緣」一語指的就是能磨麥磨茶的五轉大連磨，在水利的利用上，規模更加擴大了，經濟效益更加顯著了。而這一首詩把五轉連磨製作的時間就提前了二百多年，早在12世紀初年已經有了這種自動化的連磨了。
（三）採掘技術的進步
採掘手工業包括煤和各種礦產品的採掘。我國對煤的利用和採掘為時甚早，但什麼時候採掘地下的煤藏，則還不清楚。顧炎武《日知錄》根據《史記》及《漢書》的記載，認為竇廣國、申屠蟠等人「入山作炭」，已是對地下煤藏的採掘。而魏晉六朝以後，有關這類記載便比較明確了。但開採的規模和各種情況則無法知道。
1960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在該年《考古》第三期發表了《河南鶴壁市古煤礦遺址調查報告》，指出這個遺址是北宋時的一個煤礦。報告指出：這個煤礦採用的是豎井，礦井直徑為2.5米，深46米，井下到採煤面有巷道可通，4條較長的巷道總長達500多米。所採掘的煤田，分割成為若干小區，「運用『跳格式』的先內後外的方法」，逐步地把煤開採出來。礦井下有水，利用井上的轆轤將水提出來，餘下的水則導致採過煤的低洼的地方蓄貯起來。從遺址中發現了轆轤、條筐、扁擔、盛油用的瓷鐔、照明用的小瓷盤，以及生活用的瓷碗、瓶、罐等等之類。根據遺址的規模，文物工作隊的同志們估計這是一個能夠容納數百人的煤礦。
大家知道，人類之對煤炭的使用，總是先自「露頭煤」開始，即先使用露在地表上的煤，對其他礦產品也大都如此。等到人類從地錶轉向採掘地下煤炭和其他礦產品時，這是人類在這一生產的實踐過程中認識上的一個飛躍。這是因為，只有在人們無數實踐經驗的積累中，才能對地下儲藏的煤炭和其他礦產品的情況，即通常所謂的礦脈，有所認識；把這個認識付諸實踐，又取決於人們有無足夠的能力和辦法，從地錶轉到地下去採掘，把煤炭和各種礦產品開採出來。上述煤礦遺址，就其規模和各項開採措施而論，顯然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才能夠把這兩者綜合起來，付諸實現的。在近代礦山開採之前，我國勞動人民在個體生產基礎上形成的採掘技術，像上述宋代那樣，應當說是當時最先進的。而近代礦山的開採，如開灤煤礦對煤的開採，也都是在此前小土窯的豐富經驗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發展，諸如礦區的建立和分布，都是吸收了此前的經驗的。因之， 宋代煤礦開採技術的進步是驚人的，值得大書特書的。
宋代文獻上的記載，與考古上的發現相印證，充分說明了宋代採掘技術的進步。在宋仁宗慶曆年間，《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便已記載了府州州東焦山有石炭穴。所謂石炭穴就是採掘煤炭的礦井。實際上， 宋代不僅煤礦已經有了可觀的規模，諸如銅銀諸礦也都是如此。 如福建路建寧瑞應場銀礦，因場在深山之中，只有在日正中之時，「方見日光」，「雖盛夏亦袷衣」；「每石壁上有黑路，為銀脈。隨脈鑿穴而入，深至數十丈，燭火自照」，出入採礦。銅礦的開採，尤為厲害。佘靖曾指出宋仁宗皇祐元年以來興發起來的韶州涔水場，「扇橐火野烘，鑿礦重崖斷」，已可看採掘的狀況。經過幾十年的開採，到宋哲宗元祐年間，涔水礦「往歲銅發，掘地二十餘丈即見銅；今銅益少，掘地益甚，至七八十丈」。有的銅礦，「窟之深者數十百丈」。宋代重要銅產地之一的信州貌平山，「特鋁山場一小山爾」，經過多年反覆採掘，「穿鑿極甚，積土成山，循環復用，歲月寢久，兼山勢峻倒，不可容眾」。鐵礦，如興州濟眾監，由於爐戶「累年採礦，頗多土窟深惡」，也顯然是向地下深處採掘。楊時在宋徽宗宣和七年《論時事》的一道奏疏中指出，銀銅等坑冶，「取礦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遇摧陷，則無遺類矣」！宋代的廣大坑丁冶夫，在獲取地下各種寶藏的過程中，不是深入數十丈，而是深入百餘丈甚至五七里，用自己的血的代價取得了這樣可觀的開採技術，並積累許多防禦井下各種變故的經驗，而這些技術和經驗為近代化的礦井建設創造了許多良好的條件，奠立了重要的基礎。
（四）冶金技術的進步
各種金屬的冶煉，在技術上也有進展。大體都經過碎礦、篩洗和冶煉三道工序。如銅礦，採掘出坑之後，即「下坊碓磨」，將礦石破碎；然後將碓碎了的礦末，「下水淘洗」，分列出礦、石來；而後，將淨礦「上爐烹煉」，「然後排燒窖次二十餘日，每銅礦千觔用柴炭數百擔，經涉火數敷足，方始請官監視上爐匣成銅，其體紅潤如胭脂，謂之山澤銅」。 宋代冶礦的工序，大體上仍保持到今天，當然在碎礦、選礦和煉礦的機械化等方面已發生根本的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 在冶銅技術方面，則發展了膽水浸銅和膽土淋銅的新技術，從而在提高銅產量、降低煉銅成本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即有了膽水浸銅的記載。樂史《太平寰宇記》在信州鋁山條下記有：「又有膽水，出觀音石，可浸鐵為銅。」大概在這個時候還是試驗階段，首先是在民間進行試驗的：「其浸銅也，鋁山興利，首鳩潺功。」到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由德興布衣張甲其人，總結了這項經驗，寫出《浸銅要略》一書，為此後推廣這項新技術提供了方便。
所謂膽水浸銅，是「隄泉為池，疏池為溝，布鐵其中，期以浹旬，鐵化為銅」；「浸錒以生鐵煉為薄片，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上生赤煤，取刮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浸銅一斤」。膽水系銅的硫化物，把膽水聚集在槽中，將鐵片投在槽中，經過化學變化，使鐵取代銅，將銅游離出來。除膽水浸銅外，還可用膽土淋銅同樣以鐵為媒介，在理論上同膽水浸銅是一致的。膽土淋銅，可能始於韶州岑水場，後來又為潭州永興場所採用，所謂「其淋銅也，經始於岑水，以逮永興」者是也。信州鋁山、韶州岑水和潭州永興是床代產銅的三大場。這三大場一方面是因為這裡蘊藏的銅礦多，故產量特多，但膽銅法新技術的採用，則是這三大場產量增多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膽水浸銅或是膽土浸銅，大大降低了冶銅的成本。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戶部奏言指出：「自興置信州鋁山場膽銅以來，收及八十九萬八千零八十九斤八兩每斤用本錢四十四文省，若制撲膽銅鑄錢，每一貫省六百餘文，其利厚重。」因此，規定了「膽水浸銅斤以錢五十為本，膽土煎銅斤以錢八十為本」。膽水浸銅和膽土煎銅這兩種方法，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膽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膽土煎銅，工多利少，其土無窮」。這兩種新的技術方法都是必不可缺的。
（五）火柴的製造等其他方面
在其他手工業方面，諸如建築材料手工業中對制瓦的改進，釀酒業中連三灶法對燃料的節省，也都降低了成本，起了好的作用。此外，值得提出的是有關火柴的製作。
陶谷《清異錄》曾記有：「夜中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智者批杉條，染硫磺，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作者陶谷，《宋史》有傳，宋太祖、太宗時任翰林學士。《清異錄》成書年代，約在宋代周后的10～20年間，即960—980年之間。
從上述這條材料來看，被稱為「引光奴」或者「火寸」的，系用長不過寸許的杉木條製成，上面塗以硫磺，與後世用磷製成者有所不同。但從其形制和功用來看，稱之為火柴或原始火柴，顯然是當之無愧的。而且這種火柴，為適應汴京等大城市的需要，已有人專門製作，並作為商品而投到市場上。可見，它已經不是一種偶然出現的事物了。
到宋元之際，火柴已在其他都市中流傳下來。《輟耕錄》中說：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熔硫磺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碎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
這段記載，較《清異錄》所記說得還要清楚，「火寸」也叫「發燭靜或者「碎兒」，塗到杉木薄片的硫磺僅「木片頂分許」，形制上同今天火柴沒有兩樣。這種「火寸」使用於元代的杭州，很可能是自汴京傳到杭州，經南宋而到元代了。事實上，「發燭」不限於元代的杭州。明田汝成《委巷瑣談》曾援引《輟耕錄》所記發燭，指出在明代杭州仍然繼續買賣和使用。從《清異錄》所記「火寸」年代算起，經兩宋元明四代，計四五百年，火柴的歷史亦可謂之久遠的了。 火柴雖然不算宋代一項重要的發明，但拿它同歐洲相比，歐洲到1843年以後才發明使用了火柴，從而領先了八九百年。 但從另一方面看，自從宋代發明了火柴之後，在技術上沒有繼續改進，到明代依然停頓在原有的水平上，因而到19世紀又落在歐洲之後，先進變成了後進了。這是值得深思的。
二 從手工業生產的分工看宋代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精闢地論述了社會分工與商品經濟、工業生產之間的關係，指出：「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加工工業與採掘工業分離開來，它們各個再分為一些細小的部門，各個部門生產商品形式的特種產品，並同其他一切生產部門進行交換。這樣，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各個獨立的工業部門的數量增加了；這種發展的趨勢是：不僅把每一種產品的生產，甚至把產品的每一部分的生產都變成專門的工業部門。」宋代手工業就是在不斷分工的基礎上發展起來。
從唐到宋，城市經濟在不斷地、急劇地發展著。 這個發展表現在「行」的不斷增加上。據宋敏求《長安志》記載，長安東市「市內貨財二（當作『一』）百二十行」，西市店肆「亦如東市之制」。洛陽豐都市自隋以來，即是手工業、商業匯集的市區，在唐代也有一百二十行。到宋，「行」的數量顯然增加了。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南宋臨安有四百十四行。加藤繁氏曾經指出，「一百二十行是形容為數之多，不是實數」，這自然是對的。而且在一百二十行中，既包括了大量的商業性質的「行」，也包括了「亦商亦工」的「行」，純粹的手工業諸「行」當然要少得多。臨安四百一十四行的情況也同樣是如此。但不論怎樣說，從一百二十行到四百一十四行，行成倍地增加起來，不能不反映亦商亦工和純粹手工業諸行也在成倍地增長，由此展現了自唐到宋手工業發展的一般圖景。
宋代手工業諸行，大體是沿著以下幾個方向不斷分工、不斷發展而成的。
它的發展的第一個方向是由於農業的分工，而農業的分工又表現為以下兩種情況：
1. 一類是經濟作物，與種植業脫離，形成新的農業分支；這些新的農業分支為新的手工業提供原料，從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手工業生產部門。諸如榨糖、榨油、棉紡、蠶桑等都是從這個方向發展成功的新的手工業。
2. 另一類是家庭副業，與農業脫離，形成為獨立的手工業。諸如絲棉紡織業、農產品加工手工業（磨坊、榨油等）、小農具製造（如製造鋤柄之類）和各類用竹、木、藤等製造而成的各種用具，都是沿著這一方向發展成功的。
以上兩類，都是從農業中游離出來，正是由於這些門類的手工業的不增加，因而也就如列寧曾經指出的，「商品經濟每發展一步都不可避免地使農民從本身中分出一批又一批的手工業者」，使手工業發展起來。
它的發展的又一個方向是來自紡織業（特別是絲織業）。一食二衣，這是人類生活的兩大基本需要。在宋代或者說在宋代以前，穿衣問題主要地靠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地主莊園和封建國家的作坊加以解決，基本上屬於自然經濟範疇。隨著城市、鎮市的發展，脫離農業的人口日益增多，穿衣問題專靠舊有生產形式已經無法滿足了，於是專業化的紡織手工業便在這一社會需要下發展起來了，而且在這一手工業的帶動下，出現了許多的新的手工業部門。 與農業脫離的紡織手工業，在其開始時大體上表現為以下三類：
1. 蠶桑業和紡絲（繅絲）業。 宋代有專門植桑養蠶的蠶桑業，這類蠶桑業其中一部只紡絲或繅絲，而不進行紡織絲織品。如范成大詩中所反映的「今年那暇織絹著，明日西門賣絲去」，就明晰地反映了有專門從事繅絲和紡絲的手工業，成為絲紡織業的一個分支。
2. 以機戶（坊）為代表的從事紡織的絲織業。 這類絲織業有的已經與蠶桑業完全脫離，紡織的原料靠到市場上購買以進行紡織，如文同詩中所反映的「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就是靠購買原料來紡織的。城市的機坊可能是這類絲織業的代表者。
3. 既從事蠶桑又從事紡織的絲織業。 這類絲織業在兩浙路很盛行。南宋初年的陳旉曾經提到湖州安吉人「唯藉蠶辦生事，十口之家養蠶十箔，每箔得繭一二十斤，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絲織小絹一匹，每一匹絹易米一碩四斗，絹與米價相侔也。以此歲計衣食之給，極有準的也」。不僅安吉縣，「本郡（吳興）山鄉以蠶桑為歲計，富室育蠶有數百箔，兼工機織」，都是以家庭作坊為形式的絲紡織業。
以上三類絲紡織業，不論產絲還是產各種絲織品，都是製作衣服的原料。 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派生出來了一系列的新的手工業，諸如：
4. 染行。 染坊或染肆，在大小城市或鎮市上都很普遍，宋人筆記小說中記載甚多，形成了一個專門的手工行業。染色要有多種多樣的顏色，茜草、紅花等都是染色中的重要原料。相州出茜草，因而相州的染色，謂之「相纈」，著稱於兩宋。自從唐玄宗時的柳婕妤創造了「夾結法」，我國開始有了印花布。到宋代，印花布廣泛通傳，謂之「花纈」。洛陽賢相坊一位姓李的染工，能夠「打裝花纈」，擅長於印花布的洗染，因而有「李裝花」的稱號。「花纈」這是我國古代染色技術上的一項創造。
5. 雕刻各種花樣的雕版業。 既然花纈在宋代流行，就需雕刻各種花樣以適應這一需要，於是推動了雕版業中分化出一批手工匠人，專門從事這方面的雕刻，從而形成了特殊的雕版業。朱熹曾經彈劾唐仲友在台州任上命刻工「雕造花板印染斑纈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彩帛鋪充染帛用」，就反映了這種特殊的雕版業。
6. 以裁縫鋪為代表的衣服縫製業。 有了各種布料，製成衣服，還要有「裁縫」或「縫匠」才行。裁縫也有種種不同的情況：有的作為手藝人，到各地受僱，待上十天半月，或三兩個月，這要決定於僱主的身份和經濟力量；有的依附於彩帛鋪中，為人們縫製衣物，這種形式維持得相當長遠，明清時期的綢緞莊仍然兼縫衣物；再則在作坊中，或為作坊主，或為作坊的縫匠而受僱於作坊主。北宋初年的陶谷，在其所稱「九福」當中有所謂的「燕趙衣裳福」，這大概由於燕趙之地既盛產綾絹，被契丹稱為「綾絹州」，又因為相州花纈、染色甚佳，同時還可能由於這裡的縫匠最擅長於「時裝」的縫製，因而燕趙衣裳名天下，被陶學士列入「九福」之中了。
7. 幞頭、紗帽行。 身上有衣穿還不行，頭上也要有戴的。幞頭、紗帽也都有專門製作的作坊和出售的行鋪。汴京的李家幞頭「天下稱善」，是當時響噹噹的名牌貨。紗帽必須用京紗裁製，才顯名貴，而一頂京紗直一千。晏殊丞相的鄉人，不遠千里來到汴京，專門縫紗帽為生，看來紗帽也是一宗不可或缺的行業。
8. 雙線行。 腳上要穿的鞋也有專門作坊製作和出售，宋代都市中都有，稱之為雙線行或者鞋靴行。襪類也有專門製作的行鋪。
9. 除上述製作外，在絲織業中還發展起來了特種手工藝，如刻絲，北宋時定州刻絲名噪一時，又如刺繡，也極為精緻。 這兩種手工藝給元明清三代以極重大的影響，為後世倍加稱讚，這也是宋代絲織業技術的重大進步。
除此之外，各地還發展了帶有地方特色如油衣、雨靴之類的手工業。總之，為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在紡織業帶動下，染色、雕板、縫衣、制帽、制靴等等，以及刻絲、刺繡等特種手工藝也都發展起來了。而這些手工業一個個獨立起來，又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宋代手工業諸行發展的第三個方面是從冶金業中發展起來的農器製造業。 這一發展是在生產發展需要的直接推動下發展起來的，主要表現在：
1. 冶鐵業。 把採掘礦石和冶鐵合而為一，其中有的直接為宋政府經營的冶鐵業，有的則是在監冶統治地區內，由冶戶來承擔，這些冶戶被官府指派為衙前，具有應役的性質，宋仁宗晚年到王安石變法期間，從應役制過渡為招募制，即由冶戶自願承擔採礦、冶鐵，向政府繳納礦稅。南宋福州地區的爐戶（冶戶）按照冶鐵爐的大小（分高爐、平爐和小爐三等），向官府繳納課稅。冶鐵業自熙寧年間實行了這次變革以後，鐵產量大大增加起來了。
2. 軍工工業。 這些手工業掌握在國家手中，產品完全滿足國家軍事上的需要，不具有商品性質，這裡不多敘述。
3. 農器製造業。 這種手工業有的還同冶鐵（即採礦、冶煉）相結合，如在兗州一個名叫呂規的手工業主，一方面，「募工徒，斬木鍛鐵」；另一方面「制器利用，視他工尤精密」，「凡本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御，其器皆呂氏作也」。但有的已經脫離了冶鐵業，專門製作包括農器在內的各種器物了。在農器製造中，蘇步、一帶的犁最為先進，加上有刀的裝置，對改造兩浙路的低洼地起了重要作用。宋代農業生產之取得巨大進步，與農器製造業的發展有著血肉的聯繫。
4. 制刀業。 在宋代，各種器物的專業化製作日益發達，制刀是其中之一。制刀業以江西信州最為有名。信州葛溪鐵早在唐代即很有名，蔣防《霍小玉傳》曾經提到，要以信州葛溪鐵「斬爾不義頭」，信州鋼刀製作是優良的產品。直到宋代，信州葛溪鋼刀一直保持良好的聲譽。王安石曾向宋神宗建議：「信州等處鐵極好，匠極工，向見所作器極精，而問得雇值至賤。」 提出向信州去製造斬馬刀。專業化是提高技術、提高產品質量的重要途徑。
5. 剪刀業。 剪刀大約在宋以前即已成為一種專門製造業，以太原所制最有名氣，曾受到杜甫的稱讚。到宋代，各處製作剪刀的專業多了起來，太原所制依然保持名牌地位。
6. 制針業。 細小如針，在宋代也成為專業化的生產。其中產於耒陽的針，「諳熟精好，四方所推。金頭黃鋼小品，醫工用以砭刺者，大三分以製衣，小三分以作繡」。醫療用針，縫衣用針，以及刺繡用針，都是有區別的。
除了上述三個發展方向外，在宋代又出現了一個突出發展的方向。由於社會上不斷增長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從讀書認字到高深經典的學習，說書人需要話本流傳，而舉子考生們則需要一些應付考試的書本，其中包括印刷一些字體很小的巾箱本，至於書法、繪畫等方面一些特殊需要，也不一而足——所有這些不同的客觀要求，推動了造紙業、雕版刊刻和印刷業、制筆、制墨、制硯等手工業的不斷發展，製造出來許多新的產品，滿足了社會的廣泛需要。
從上述社會分工中，確實看到了宋代手工業的發展。而這個發展則是在日益增長著的宋代各階級階層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推動下而實現的。在這一發展中，手工業生產部門的分工越來越細密，日益向專業化方向發展，越來越多樣化，從而在各個地區湧現出來了一批又一批的名牌產品，表現了各個地區的優勢所在。
三從各手工業內部分工、生產規模、匠戶數量和產品數量看宋代手工業的發展
除上述分工形式之外， 每個手工業部門的內部也有分工。 特別是在大型手工業（封建國家所掌握的較多）中，這種分工表現得最為清楚。 以采冶業來說，不僅有分工，而且表現為多層次的分工。 采冶必須要有能源才能冶煉，據陸游《老學庵筆記》的記載，北方冶鐵用煤炭，南方用木炭，而蜀川則用竹炭。因此，在采冶中第一層次的分工就是取得煤、木炭和竹炭等能源原料。在礦冶中，為冶煉出來銅、鐵、金、銀等金屬，大體上有以下的分工，即：採礦；選礦；冶煉。這算是第二層次的分工。利用銅鐵等金屬原材料，製作成各種器物，從而形成了新的手工業。這新的手工業同樣也有分工，這就形成了第三層次的分工。從國家掌握的鑄錢業來看，大約又有以下三道工序，即：沙模作；磨錢作；排整作。而在錢幣鑄成之後，還要檢驗鑄錢的質量，設有專人負責。這是蘄春鐵錢監分工的情況，其他錢監也大致類此。
為國家經營的成都機院是擁有300人的大型作坊，這個作坊，「大率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百五十四，煉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十一」，大體上有了四道分工。
私家經營的大型手工業，如南宋孝宗淳熙年間，汪革在舒州宿松縣麻地所建立的冶鐵業，「有山可薪」，「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這個數百人冶鐵業，肯定地說，有伐木燒炭、採掘礦石和進行冶鐵等不同的分工。又如湖州一帶養蠶數百箔的大姓，「兼工織之利」，既養蠶，又紡織，同樣也有分工。所以，不論是在官府還是在私家，較為大型的作坊內部都有明顯的分工。而這樣一個分工，也就使得工匠們在共同完成某項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在各自的崗位上，負責自己的這道工序，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生產技術的進步。
官府和私家經營的大型手工業，就其規模來說，也是很可觀的。前面提到的河南鶴壁宋代煤礦遺址，井下能夠容納三百多人，顯然可見，這個煤礦的規模已經不算小了，特別是在古代個體勞動的條件下，創造出來這樣的礦井已經是極為不易的了。不僅煤礦，秦州的銀礦規模也很可觀。秦州太平監原統八個務，到北宋太宗時發展成為十九務，太平監設在大賈務，「都監官主之」，轄有大賈、白石上下、夾箭和里谷五務；臨金務管臨金、寨南、碎石、黃檗、床谷、子路、青陽和 園子八個務；小泉務則轄有小泉、董城、牛池、西谷、梳子堡、隔 等六個務。由於太平監不斷發展，宋太宗時成為銀產的重要基地。又如徐州利國監，原在前代僅為一個務，叫邵冶務，由於鐵產量的不斷增加，北宋將其從務升為監。在宋仁宗時，「利國監總八冶，歲賦鐵三十萬。冶大善崩，崩則罷鑄，官課不供，徐之高貲率以冶敗，民告無聊」。經李宗泳提出了改進辦法，「固以新意，為作小冶，功省而利倍，徐人於今便之」。將大冶改為小冶，解決了崩坍的問題，這也算是技術上的一項改進。經過這一改進，利國監鐵冶規模因而擴大了，發展為三十六冶。蘇軾曾記述這一事情說：「〔徐〕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成為一個重要的冶鐵基地。宋神宗時的利國監較宋仁宗時的利國監，在規模上顯然擴大了。
總之，宋代手工業的規模是日益擴大的，特別是它的礦冶業，發展得更快。 用洪咨夔的話形容，「監務坑井，殆幾萬計」。據《通考》記載：「諸州軍產金有五，曰商、饒、歙、撫、南安軍；產銀有三監……又有五十一場……產銅有三十五場……一務……產鐵有四監……又有十二冶……二十務……二十五場；產鉛有三十六場務……產錫有九場……產水銀有四場……硃砂有三場……」這些監務礦井，分布到全國各地，即使是在廣南西路黃茅白葦遍野人煙稀少的地區，也有礦丁活動的足跡，這說明我國古代手工業日益向邊緣地區擴展了。
由於手工業不斷發展，宋代從事手工業生產的手工業戶工匠等的人數也必然不斷地增加。 有關這方面的材料至為短缺，無法得到確切的回答。雖然如此，卻可以根據若干材料加以估計。
在不同門類的手工業當中，采冶手工業的規模最大，人數也就最多，其中又集中在冶鐵冶銅這兩門手工業上。據《太平寰宇記》所載，萊蕪鐵監轄有主戶562戶、客戶1 889戶，從事鐵冶的共2 451戶；大通監主戶2 709戶、客戶521戶，共3 230戶。這是宋太宗時候的情況。又據蘇軾的記載，宋神宗元豐年間，徐州利國監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每家冶戶有冶夫百餘人，依此而論，利國監冶戶冶夫在4 000人上下。在南方，福州冶鐵的爐戶，據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記載，共有71戶。爐戶根據冶鐵能力向政府繳納賦稅，寧德縣爐戶7家，歲輸錢2 002貫，平均每戶納286貫。像這樣的冶戶，冶鐵數量必然可觀，因而在這些冶戶家也必然有為數甚多的冶夫。因而這些爐戶擁有的冶夫，也有一兩千人左右。福州並沒有管理鐵冶的場務，而這裡爐戶冶丁已為數可觀。根據上面這幾個數估計，宋代冶鐵有四監、十二冶、二十務、二十五場，單是冶鐵的冶戶冶夫不下57萬戶，甚而更多一些。
銅冶也積聚了大批的冶戶和坑丁。據余靖記載，岑水場在宋仁宗皇祐元年興發以來，常聚集了10餘萬人采冶銅礦，形成一股淘銅熱。這股淘銅熱蔓延到信州鋁山場和潭州永興場，鋁山場在宋哲宗紹聖年間聚集了10餘萬人。由於古代采冶技術的限制，礦冶盛衰常表現了大起大落這樣一個特點，因而不能以10餘萬人的數字作為銅冶的常數。但在宋神宗元豐年間採礦業達到高峰之時，單是銅冶一項，總計35場一務的冶戶坑丁也不下3～4萬戶。
以銅鐵為原料而鑄造銅鐵錢的鑄錢監，也需要為數甚多的工匠。 鑄錢監的鑄造能力，以蘄春鐵錢監為例，「以一監約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功九月，可得二十七萬緡」。這就是說，一個擁有300人的鑄錢監，年鑄27萬貫鐵錢。建州豐國監，原有役兵500人，歲鑄25萬緡。即是說，擁有300～500役兵或工匠的錢監，歲鑄25～27萬貫銅鐵錢。宋代鑄錢到宋神宗元豐年間達最高峰，銅鐵錢總額為600萬貫。因而這一時期錢監的役兵工匠約為7 000～12 000人，大約不下1萬人。
加上金銀鋁錫等的采冶，以及金銀銅鐵錫等各類器物的製造，宋神宗時期冶戶工匠役兵當不下50萬戶。
紡織業中的機戶匠人，我在《宋代紡織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以及紡織手工業生產的各種形式》一文中，估計北宋仁宗神宗時候約在10萬戶上下。
綜合上述兩方面的估計，共為60萬戶，加上造紙、造船、制瓷、刊刻印刷等其他手工業部門，手工業主、工匠等也不下20萬戶。因而宋神宗時候全國手工業者可達80萬戶左右，甚至還要更多一些。而這一數字，約占當時總戶數的5%～7%。這是手工業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數。
所有上述宋代手工業的發展，必然要集中表現在手工業產品的數量和質量上。這裡僅以北宋一代礦產稅的增長，來說明這一問題。北宋一代礦稅是不斷增長，到宋神宗元豐初稅收量大都增長，而且有的增長了八九倍，多達十餘倍，從而說明了采冶業到宋神宗元豐初發展到北宋的頂峰。實際上，其他手工業也同樣是如此。其次，如果與前代相比，鐵為唐代元和、大中年間2.5倍，銅為22倍，而鉛錫與銅類似。宋代采冶業的發展遠遠超過了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