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叢 · 《劉錡與順昌之戰》自序
宋、金交兵之最初十五年間，宋以崩倒之戰為常，而從未有一次屹決之勝。虜騎長驅遠突，南至於南昌、長沙，東至於杭州、寧波，高宗倉皇浮海，僅免為徽、欽之續。時方百計通使，求拜表稱臣而不獲。暨秦檜秉鈞，王倫使回，高宗始遂屈膝偷安之願。然甫逾年而虜騎又南下矣。
自順昌之戰而形勢一變。是役也，劉錡以壯弱雜□不盈二萬之軍，攖順昌□薄之孤城，而敗金兀朮十餘萬之精銳，使之狼狽遁逃。聲威所播，舉國振奮。於是李寶捷於興仁，姚仲捷於鳳翔，牛皋捷於京西，孫顯捷於陳蔡，曹成捷於大興，王騰、成閔等先後捷於淮陽，楊從義捷於寶雞，王貴、姚成捷潁昌，吳璘捷於陝州，韓世忠捷於泇口，楊沂中捷於拓皋，而岳飛捷於郾城。是時洪皓方奉使在燕，據其所見，金人震懼喪魄，悉遷燕之珍寶於北，意將捐燕以南而棄之。無如高宗，一意於和也。然高宗所以能終和，賴此戰耳。朱晦庵曰：「虜人（經此）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其言諒矣。是則順昌之戰者，宋、金南北對峙之局所由奠也。論其在歷史上之重要，視昆陽、赤壁、淝水諸役，豈有遜哉。而其兩方眾寡之懸殊，又與昆陽、赤壁、淝水諸役為類。
吾人讀史至昆陽、赤壁、淝水諸役，每恨無親歷其事者之贍詳記錄，又無異源之資料以供參校；今所傳者，既甚簡略，又不知幾經文人點竄，其去真象之遠近，竟無以測之。順昌之役，幸獨不爾。現存此役之重要史料有七，請略述如下。
（一）楊汝翼之《順昌之戰勝破賊錄》（下文省稱《楊錄》）。楊氏事跡，於本錄外無可考見。本錄中云：「某（作者）隨軒而來，偶遭虜寇。迨茲平寧，敢以前後所見敘為紀實。」意楊氏當是劉錡左右司筆札者。本錄為日記體，如下文所考，乃撰於戰後兩三月內，時作者蓋尚留順昌也。以親見親聞，而記於記憶尚新鮮之際，在原始史料中，所希覯也。
（二）汪若海陳報順昌戰功之《劄子》（下文省稱《汪氏劄子》）。汪氏在戰前官順昌府通判，城將被圍時，奉知府陳規命請援於朝。此《劄子》之來源，據其中所述，乃汪氏「躬往戰地，或訪親見臨陣之人，或質被虜得脫之士。」考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一三七載「若海移書輔臣」云云，其下錄書中語皆見於此《劄子》中。則此劄子乃其移輔臣之書也。
以上二種皆全采於徐夢莘之《三朝北盟會編》，分載卷二百一及二百二。
（三）劉錡自述順昌之戰略，經輾轉傳述而記入於《朱子語類》卷一三二中者。《語類》皆朱子門弟子所記。其關於順昌之戰二則，乃劉錡親言於張棟，張棟以告朱子，朱子以告其門弟子而記之者。二則乃二人各記同一談話，而互有詳略，且稍有參差，《語類》並收之。史法上所謂「傳聞異辭」，此為最佳之實例。
（四）周南之《山房雜記》。周南略與朱子同時，官至秘書省正字。《雜記》見於其所撰《山房集》（涵芬樓秘笈本）卷八，中記劉錡事五則（其關於順昌之戰者一則），皆不見於他書。
（五）徐夢莘之《三朝北盟會編》。《會編》除全采《楊錄》及《汪氏劄子》外，尚有許多關於劉錡之記載，不盡註明來源者。
（六）李心傳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下文省稱《要錄》）。心傳號稱良史，而《要錄》記順昌之戰頗略，且時有顛倒凌亂，殆非其經意之筆也。《要錄》因□編而修，此所記乃以《楊錄》及《汪氏劄子》為主源，然其撰擬亦有出二文之外者，惜不注來歷耳。所可異者，《要錄》之考異小注中，屢引郭喬年之《順昌破敵錄》，而所引文皆見於今存之《楊錄》中，僅偶有一兩字之差異。豈《郭錄》與《楊錄》實即一書，而作者傳聞歧出歟？抑《郭錄》全采《楊錄》，加以增廣，而《要錄》所引，適為其因襲之部分歟？以余觀之，後一說為近實。《要錄》小注所引尚有不著撰人之《順昌破敵記》一則，原書今已佚，《要錄》記順昌之戰雖稍略，然劉錡在此戰以前及以後之事跡散見於《要錄》中者則甚多，且大部分為《宋史·劉錡傳》所不載，可采以補其缺也。
（七）《宋史·劉錡傳》（下文省稱《本傳》）關於劉錡之史料，此最晚出。其記順昌之戰，一部分符於《楊錄》，一部分符於李氏《要錄》，而亦有出此二錄之外者，顯然，別有一源，惜此別源之來歷不可考耳。所記此戰前後之劉錡事跡，校以《要錄》，不獨互有詳略，且時有重大之差歧，須重加考訂。
南宋人筆記，於南宋名將，如韓世忠、岳飛輩多記其遺聞軼事，獨於劉錡則缺如。近人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匯編》，搜討宋人筆記殆遍，而於劉錡只有短短之三則，其二摘自徐氏《會編》，其一采自朱子之《名臣言行錄》，皆無關重要者。
以上所列舉關於劉錡及順昌之戰之史料（此外，次要之資料尚有《十三處戰功錄》《中興御武錄》及《南宋十將傳》，予因避地邊荒，無從得見，須俟他日增補），過去史家尚未有匯聚而整理之，考校其異同，斷取其可信，而綜合為一比較能滿人意之記述者。本書爰始為之。
下文分兩部：
（一）《劉錡別傳》，即抉擇而融會一切有關史料之新記述。
①順昌之戰以前，②順昌之戰，③順昌之戰以後。此篇分三節，在第一及第三節中，遇有歧異之記載為本文所不採者，悉為考異，隨文附註。此二節之史源，除《本傳》《要錄》及《會編》外，尚有朱子之《張復行狀》。第三節之史源及其考異盡具於下一篇中，故不復以考異隨文附註雲。
（二）楊氏《順昌戰勝破賊錄》疏證。《楊錄》本身為一極有意義之歷史文件，亦一極富趣味之讀物。其中細節，《別傳》格於文體，無法完全采入，抑其親切之意味與時代之精神，一經轉述便無法保存。要之此錄自有獨立永存之價值，而非任何轉述所能替代。今以此錄為正文，而悉采其他史料之詳其所略者，或可以補其所闕者，或可以正訛誤者，或與有出入而是非難遽決者，分別疏附其下，間加按語。庶學者覽此，不惟於順昌之戰可得更親切而深刻之印象，且於紀〔記〕載之源流與夫史家取裁之艱苦，亦可瞭然。竊以為凡關史中大事之有眾多史源者，皆宜以此法處理之，茲篇其權輿也。
原載《益世報·史學副刊》（重慶版）第6期，1940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