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叢 · 宋代南北社會之差異
以我國歷史所涉地理範圍之廣漠，在每一時代，各地域之社會狀況恆差異甚巨。故研究一時代之社會史，首須注重各地域之特色。近來述國史者每喜談某時代之社會，然類皆摭拾片段，而不明著其地域之限制，一若以概全國者焉，於顯真之義，殊有未盡。茲舉宋代南方與北方之若干重大社會差異，以為上說之例證。
一、農奴制度之存在於南方
事有出乎史家意想之外者。至少在北宋，農奴制度在江淮以南，西迄四川，東迄閩浙，猶有普遍之存在。《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四載：
（仁宗天聖五年）十一月，詔江淮、兩浙、荊湖（即今兩湖）、福建、廣南（即今兩廣）州軍。舊條，私下分田客非時不得起移，如主人發遣，給與憑由，方許別往。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攔占，許經縣論詳。
佃戶非經田主許可，並給與憑證，不得自由遷移，是即附著于田土之農奴也。詔書以「舊條」為言，明此製得法律之承認也。詔書許以後被錮之佃戶「經縣論詳」，明以前被錮之佃戶無此權利也。此「舊條」不知起於何時，在漢以後、唐以前無聞，殆起於唐末五代；當此分崩離析、上無道揆之世，豪強地主，遂得專威，浸假而成為法律也。詔書僅涉及江淮以南諸路，明江淮以北無此制也。仁宗此詔乃解放南方農奴之一大社會改革，亦宋初一大惠政，而《宋史》及李燾《長編》均不載。其他宋人記載，以作者所知，亦無道及者。不有最近《宋會要》之重現於世，此事不幾何與時俱湮？
仁宗之詔書未提及四川。然農奴制度在北宋初之曾存在於四川，別有證據。農奴制之在四川似比較不普遍，惟田主對於農奴之權力則更大，直成為事實上之統治者。《宋史》卷三○四《劉師道傳》載：
川陝（峽字當是峽字之訛，參看下引《宋會要》）豪民多旁戶，以小民役屬（者）為佃客，使之如奴隸，家或數十戶（《太宗實錄》《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均作千）。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時有言李順之亂，皆旁戶鳩集，請釋旁戶。
《宋會要·刑法二》記此事更詳，文云：
（太宗）至道二年八月……詔制置劍南、峽路諸州旁戶。先是巴庸民以財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屬至數千戶。小民歲輸租庸，亦甚以為便。上言者以為兩川兆亂，職豪民嘯聚旁戶之由也。遂下詔令州縣責任鄉豪，更相統制。三年能肅靜寇盜，民庶安堵者，並以其豪補州縣職以勸之。遣職方員外郎時載、監察御史劉師道，乘傳齎詔書諭旨。既而載等復奏，旁戶素役屬豪民，皆相承數世；一旦更以他帥領之，恐人心遂擾，因生它變。上然之，其事遂寢。
「旁戶」為田主「役屬……如奴隸……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且「皆相承數世」，其為農奴無疑。從彼等「相承數世」之事實推之，可知四川之旁戶制度至遲當起唐末。
太宗初下詔，令「州縣責任鄉豪，更相統制」雲者，意謂使旁戶盡皆易主，而田主與旁戶之關係仍舊保存。故時等以「一旦更易他帥，恐人心遂擾，因生它變」為言。從太宗改革旁戶制之困難，可知此制之存在於四川，範圍蓋甚廣泛，其非三數州府之特殊情形可斷言也。李順之亂為太宗初年一大變，余嘗為文考之（見《清華學報》）。當時未知其與旁戶之關係，及讀《宋史·劉師道傳》「李順之亂皆旁戶鳩集」之語，初疑此為農奴反抗田主之起事，頗合於近時治社會史者所喜談之「農民暴動」。及讀《會要》「兩川兆亂，職豪民嘯聚旁戶之由」，乃知以前涉想之非。此「豪民」二字之增減，遂予讀者以完全不同之印象。乃知於史文言外推論之難而不容苟也。蓋四川地力頗豐，田主對旁戶租庸調之徵殆尚比較上不甚苛，而旁戶一方面又資田主之保護，用能彼此相安。故太宗於旁戶制之廢除，並不感急切；其後仁宗解放南方之農奴而不及四川之旁戶者，殆亦以此故，而非由此時四川旁戶制已消滅也。然太宗以後四川旁戶之歷史於載籍無征。
二、殺嬰習俗之盛行於南方
宋代有一嚴重之社會病態，特盛於南方，即殺嬰之習俗是也。其時間亘南北兩宋，其地域遍及於江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及閩浙、兩廣。政府雖嚴設法禁，力謀救濟，終不能止。茲將此事之史證列舉於下：
（1）統括數路之證
《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十：「（徽宗大觀三年）十一月九日，兵部侍郎詳定一司敕令王襄等奏：『福建、荊湖南北、江南東西有生子不舉者，近詔申嚴禁約，其刑名告賞，只行於福建，而未及江、湖諸路，乞一等立法。』從之。」
同上《刑法二》之五七：「（徽宗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刑部看詳：福建路溺子，已有增立新法外，所有江南東西、荊湖南北路溺子，雖有大觀四年四月敕，生子而殺，刑名告賞，今乞於逐項條內，生子而殺下，各添入孫字。」
同上《刑法二》之一四七：「（高宗紹興三年）十一月八日，臣僚言：『浙東衢、嚴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舉。又旁近江東饒、信皆然，望賜止絕。』刑部檢准現行條法為系江南東西、荊湖南北、福建路；其兩浙東西路未有。乞依上條。詔依。」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四：「（紹興二十三年）六月壬戌，國子監丞兼權祠部員外郎吳武陵面對，乞申嚴荊湖、福建士民不舉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覺察，月上娠產之數於官，兼申給錢之令，則全活嬰孺，將不可勝計。詔監司丁寧州縣，悉意奉行，其有顯績去處，保明申奏推賞。」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五八：「（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二日，大禮赦：『勘會民間……貧乏下戶，往往生子不舉，甚傷風俗。可令逐路州軍，檢舉見行條法，令於縣鎮鄉村曉諭，嚴行覺察，許人陳告。』」
劉時舉《續通鑑》卷十三：「（寧宗開禧元年三月）申嚴生子棄殺之禁，仍令諸路文物官常平官月給錢米收養之。」
（2）江南東西路之證
《宋會要·刑法二》之五七：「（政和二年）七月三日，宣州布衣臣呂堂上書：『東南數州之地，尚有……狃於故習……男多則殺男，女多則殺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宣、歙為甚，江寧次之，饒、信又次之。願委守令以禁戒之，聯保戶以督察之，立重賞以收捕之。有不變者，寘以極刑。……』詔依福建已得指揮，仍委監司按察。如有違犯，重寘於法。」
（3）荊湖南北路之證
蘇軾《與朱鄂州書》：「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鄂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陳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急〔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准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舉哉！」（按：此書不見於今本《蘇東坡集》，引見明姜南《學圃餘力》。）
《宋史》（卷）三八一《范如圭傳》，「如圭在高宗朝知荊南府時奏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昭〔胎〕養令，以全活之。』」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二六：「（光宗紹熙五年九月，明堂赦）：訪聞湖廣等處州縣……貧乏下戶，往往生子不舉。條法禁約非不嚴切。習以為常，人不知畏。可令守令檢舉見行條法鏤板，於鄉村、道店、關津、渡口曉諭，許諸色人告捉，依條施行。仍仰監司嚴行覺察，毋致遠戾。」
（4）兩浙路之證
《宋史》卷四百《王信傳》：「信知紹興府，禁民不舉子。」（按：信，南宋初人。）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一七：「紹興七年十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生女者例不舉。」
《宋會要·食貨一二》之一九：「（孝宗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上曰：『范成大謂處州……有不舉子之風。』虞允文曰：『誠有之……』詔曰：兩浙……紹興府湖、處州……生子不舉，有傷風化。……」
（5）福建路之證（按：宋代殺嬰俗在福建路最盛，故宋人之記載與論列亦最多。）
《宋史》卷四五九《魏掞之傳》：「建（州）俗生子多不舉。（掞之）為文以戒，全活者甚眾。」
《麈史》卷上《惠政門》：「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朝廷嘉之。……復為立法推行一路。……予（《麈史》撰者王得臣，嘉祐四年進士）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
同上卷下《風俗門》：「閩中生子既多不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為息。異日族人無出，族女爭訟無虛日。予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殺己子以至於後世訟獄不已，豈非天戒歟？」
《孫公談圃》卷中：「閩中唯建、劍、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
《宋會要·刑法二》之四九：「（大觀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伏見福建路風俗……家產計其所有，父母生存，男女共議，私相分割為主，與父母均之。既分割之後，繼生嗣續，不及襁褓，一切殺溺。俚語謂之薅子。……建州尤甚，曾未禁止。伏乞立法施行。』上批：『遠方愚俗，殘忍薄惡，莫此之甚，有害風教，當行禁止。』」
同上《刑法二》之五六：「（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福建愚俗，溺子不育，已立禁賞。頑愚村鄉習以為常，鄰保親族皆與之隱。州縣勘鞫，告者認妄。……』」
（6）廣南東西路之證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四七：「（紹興五年）閏二月九日，臣僚言：『不收養子孫，二廣尤甚。』詔其賅載不盡路分，依兩浙等路見行條法。」
在以上關於殺嬰俗之文獻中，凡政府之禁令，公私之論列，皆不及於江淮以北及四川。知此等地域尚無殺嬰之俗，或雖有而未盛行至於成為嚴重之社會問題也。又從此諸文獻，可知宋至徽宗時，朝廷始留意於殺嬰俗之防禁。徽宗一朝，關於此俗，何啻三令五申。高宗初都南服，朝廷對於此俗，聞見益習，關懷益切，故論奏及詔諭亦更繁。其後孝宗、光宗、寧宗三朝亦不斷重申舊禁。然上文只及於直接防禁之建議與法令耳，至間接補救之建議與法令，在此五朝，亦多有之，下文更詳。寧宗以後，文獻無征，非此俗遂絕也，殆若非因載籍殘闕，即因朝廷鑒於過去法令之無效，轉持放任態度耳。
宋代名臣，其初生時，為人從「薅子」盤中拯出者，以作者所知，亦有三人。一為章得象，一為章惇，皆北宋人；一為胡寅，南宋人。
《孫公談圃》卷中：「章郇公（得象），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家人懼甚，遂收養之。」
《道山清話》：「（章子厚惇，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為其譏己也，頗不樂。」
又據《齊東野語》卷六：「（胡致堂寅），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為己子。」
由此可見殺嬰之事不僅限於「貧乏下戶」，士大夫家亦有為之者。
關於殺嬰俗盛行之原因，宋人議論紛歧。綜而觀之，凡有三說：
（1）有謂由於賦斂之重者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一七：「（紹興七年十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蓋自艱難以來，奸臣持不恤之說，虐用其民，為國斂怨。民被其毒，無所赴愬，一身不恤，惶恤其他。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絹（『丁鹽絹』乃一種『人頭稅』，本用鹽納，後折絹，只行於兩浙、福建、荊湖南北路及廣南東西路），最為疾苦。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絹，終其身不可免。愚民寧殺子，不欲輸絹。」
《宋會要·食貨一二》之一九：「（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宰執進呈兩浙諸州丁鹽絹數。上曰：『范成大謂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虞允文奏曰：『誠有之。但諸州縣丁絹尺寸多少各不等。……』於是詔：兩浙州軍人戶身丁鹽錢折納絹數內，紹興府、湖、處州比之他州最重……民戶避免，至於生子不舉。……」
同上：「（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直寶文閣知建寧府趙彥端言：生子孫而殺之者……蓋民貧累眾，無力贍給；年方至丁，復有輸納身丁之患。……」
宋鄭瑤、景定《嚴州志》：「前志載……淳熙丙午……丁一十七萬五千九百有三。蓋昔者丁錢未蠲，民苦重賦，故生子有不舉。自乾道五年張宣公知州抗疏祈免，奉旨減免有差。至淳熙丁口之數，比紹興增凡六萬四千五百有九。開禧元年十二月，御筆盡免兩浙身丁錢。……今……口凡三十二萬九千二百有六，比淳熙之數增益。」
（2）有謂由於婚葬之浩費者
《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六：「（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福建愚俗，溺子不育。……究其弊源，蓋緣福建路厚其婚葬。至如殯葬……供祭羅列，焚獻之物，創新繒帛。里閭之間，不問知識，盡行送禮。不顧父母具存，藏凶服以待送葬之用。利赴凶齋，意在所得，使遭喪者所費浩瀚。……』」
又上引《系年要錄》紹興七年十二月禮部尚書云：「愚民寧殺子，不欲輸絹，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
（3）有謂由於淫祀者
《宋會要·刑法二》之四九：「（大觀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伏見福建路風俗，尅意事佛，樂供好施，休咎問僧，每多淫祀，故民間衣食因此未及豐足。……家產……分割之後，繼出嗣續，不及襁褓一切殺溺。』……」
按以上三說皆用以解釋局部之殺嬰事實，然未能解釋殺嬰俗普遍盛行於南方之事實。身丁錢之重，婚喪之侈，及佞佛淫祀，就如說者所言，皆非普遍於江淮以南之現象也。即就局部之事實言，三說亦非窮源探本之論。殺嬰之直接原因，為生產之家患口多為累。而所以患口多為累之故，則甚複雜。要而論之，患口多為累而至於殺嬰之家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其生活標準已達最低可能之限度，無法減低其生活標準以供養增加之人口，即所謂「貧乏下戶」是也。第二類，其生活標準本未達於最低限度，而不願過於減低其生活標準（婚葬之費、淫祀之費，皆構成生活標準之一部分原素），以供養增加之人口。士大夫家之殺嬰者，屬於此類。由上引之文證觀之，由事理測之，大多數殺嬰之家當為「貧乏下戶」。而如此「貧乏下戶」之階級之存在而且眾多，則為社會富力之分配問題。至於身丁錢之特重，只是其局部之助長因，而非其普遍之主因也。殺嬰俗之特盛於江淮以南，而無聞於江淮以北者，可見南方之貧者較北方之貧者為更貧而且眾，換言之，即南方富力之分配較北方更為不均也。此推論下文將證實之。
宋人對於殺嬰俗除嚴設法禁外，尚有種種救濟之法：
（1）限制婚喪禮
《宋會要·刑法二》之五六至五七：「（政和二年）四月……禮部看詳：『福建路婚葬豐厚等條已有施行外，今重別擬定下項：諸父母存，非本宗及內外有服親而輒凶服送喪（受僱行喪人非）……者……杖六十。』從之。」
（2）減免身丁錢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三月戊戌），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丁身錢，而婺、秀二州尚輸錢如故。己亥詔悉除之。」
同上卷一七○：「（皇祐三年七月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
《宋會要·食貨一二》之一九：「（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詔：兩浙……提舉常平官限一月取見逐州所管戶口丁數等第，每丁歲納若干，有無科折，核實保明，攢具成冊，繳申尚書省取旨（減免）。」
同上：「（七月十五日）知建寧府趙彥端……乞將本府七縣人戶身丁錢自今以後並與蠲免。從之。」
（3）資助產子貧戶
《宋會要·刑法二》之一四七：「（紹興）八年五月十六日，詔應州縣，鄉村第五等、坊郭第七等以下人戶，及無等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錢四貫，於常平或免役寬剩錢內支給。……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臣僚言：『已降指揮，生男女每名支錢四貫文，於常平或免疫寬剩錢內支。竊聞州縣免役錢所收微細，乞發義倉之粟以賑之。』詔於見管常平義倉米內每人支米一碩。二十年六月四日，以臣僚言，復申嚴行下。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以臣僚言，詔敕令作立法。」
（4）獎勵收養嬰孩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紹興八年六月庚申），敕令所請福建路以子孫或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飢貧並聽收養，即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著為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九：「（淳熙八年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諸因飢貧以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而為人收養者，仍從其姓，各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令之災荒，亦非一處，向去寒冷，棄子或多，若令災荒州縣坐上件法鏤板曉諭，使人人通知之，則無復識認之慮，而皆獲收養矣。」
此諸法令畢竟實行至何程度，其效果若何，史無可稽。
三、南北財富分配之差異及其解釋
南宋以文學與政事著明之辛棄疾，於當世南北之社會差異，有一極重要之觀察。《宋史》本傳載：「（棄疾）嘗謂……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併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
吾人於此宜分別觀察與推論。（1）南方財富之集中（即兼併之患）甚於北方，貧富之差甚於北方，此觀察所得之事實也。（2）北方工商業（即「末作」）不發達，生活所需，多由家庭自給；南方工商業發達，生活所需多取給與市場；此亦觀察所得之事實也。謂第（2）事為南方農民特別貧困（病農）之原因，亦即第（1）事原因，此推論也。顧何以工商業之發達能增加農民之貧困，而造成財富之集中與貧富之鉅差，此則稼軒所語焉未詳者。又工商業何以在南方特別發達，稼軒亦無解釋。
吾人於此不禁聯想起英人勃刻爾（H.T.Buckle，略與達爾文同時之名史家）地理影響財富分配之學說。其說有云：地力饒裕而氣候溫燠，則食料之價廉，食料之價廉則人口之增速，人口之增速則傭值低。夫傭力所產之分配，不出三途：一歸於傭者為傭資，一歸於業主為地租或贏贐，一歸於債主為利息。傭值愈賤，則傭者之所獲愈少，而業主與債主之所獲愈多；故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也。貧與賤為鄰，隨傭值之低，而勞力者之社會與政治地位愈下。此勃刻爾之說也。我國南方地力之較北方為饒裕，氣候之較北方為溫燠，此不爭之事實也。而宋代南方出產之較富與糧價之價廉，此從政府每歲由南漕北米六百八十萬石之事實而可見，此外尚有明證：真宗景德三年五月戊辰，「三司言，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糴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請官糴十之三。不許。」（《長編》卷六三）故宋代南北財富分配之差異正可為上述勃刻爾學說之例證，且也，物產富、人口眾而傭價賤，正為工商發展之適宜環境，而工商業愈發達，則食利潤之業主與債主愈多，彼等所食愈豐，則貧富之差愈甚。故辛稼軒之解釋，實可與勃刻爾之學說相通。
農奴制之特別存在於南方，殺嬰俗之特別盛行於南方，皆南方財富特別集中之應有現象也。
原載《史地雜誌》第1卷第3期，1940年9月；據張蔭麟《宋史論叢》，三聯書店1956年版清校本（後因故未出版）刊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圖書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