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叢 · 沈括編年事輯

沈括之見稱於近世，以其《夢溪筆談》，尤以書中之科學智識（看竺可楨《沈括對地學之貢獻與紀述》，《科學》第十一卷六期）。予近搜集沈氏傳記材料，乃知斯人之偉大實遠過其名。括不獨包辦當時朝廷中之科學事業，如修曆法、改良觀象儀器、興水利、制地圖、監造軍器等；不獨於天學、地學、數學、醫學、音樂學、物理學，各有創穫；不獨以文學著稱於時；且於吏治、外交及軍事，皆能運用其科學家之頭腦而建非常之績。若此人者，越年八百，其生平乃始有詳盡之考核，亦甚可怪異之事也。茲篇注重沈氏事跡編年，至其學術，則沈氏著作之存者有《筆談》《長興集》（原四十一卷，殘存十九卷）及《沈氏良方》（今《蘇沈良方》中屬沈氏部分），讀者可按覆，而世亦不乏言之者，今不具詳。 沈括，字存中，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考證詳後），即西元一○三二年。 《宋史》本傳，括「以父任為沭陽主簿」，而括父之名不見本書。《王臨川集》卷九八，《沈周墓志銘》（原題《太常少卿，分司南京瀋公墓志銘》），中有「子披，子括葬公錢塘……」云云，則括乃周之次子也。從王《志》可考見括之先世，茲摘錄如下：「公（周）高祖始徙去（武康），自為錢唐〔塘〕人。大王父某當錢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間（宋太宗時）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公……少孤，與其兄（同）相踵為進士，起家椽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寺為丞，監蘇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州為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公者，不為聽。居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其為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為公自絀。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為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為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為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為已悉，聞公寬厚，即以為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公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掛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 又《曾南豐集》四五，有《壽昌縣君許氏墓志銘》。按《志》，許氏乃括母也。《志》雲，「夫人許氏，蘇州吳縣人。考仲容，太子洗馬。兄洞，名能文，見《國史》。夫人讀書知大義，其兄所為文輒能成誦，父母衣食服御，侍之而後安。既嫁，惇行孝謹，宜於其家。其夫為吏有名稱，夫人實相之。及春秋高，於內外屬為高曾行，而慈幼字微愈久彌篤。故親疏懷附無有惡斁。……」 是年，沈周年五十五，許氏年四十七（王《志》及曾《志》）。 康定元年　九歲 父為泉州守（吳允嘉《吳興三沈集附錄》注，不詳所出）。《筆談》二十一，「余少時到閩中」，當是此年前後事。 皇祐二年　十九歲 父由開封判官轉江東按察（王《志》）。 皇祐三年　二十歲 八月父以太常寺少卿分司南京，十一月庚申父卒，年七十四（王《志》）。 皇祐四年　二十一歲 十月葬父於錢塘龍居里，屬王安石為墓志銘（是年安石三十二歲，通判舒州）。是年括尚未出仕，故《志》中稱括不及其官爵。 至和元年　二十三歲 是年終父喪，其初仕為沭陽（今海州）縣主簿，當去此不久。《宋史》本傳云：「（沭陽）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為污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括弱冠前後之生活可於《本集》卷十九《答崔肇書》中見之：「人之於學，不專則不能。雖百工其業至微，猶不可相兼而善。況君子之道也？若某則不幸，所兼者多矣。眾人之所患，而某之所取，心雖劭而力屈，功雖益而業悖。……某少之時，其志於為學雖專，亦不能使外物不至也。復不幸家貧，亟於祿仕。仕之最賤且勞，無若為主簿。沂海淮沭，地環數百里，苟獸蹄鳥跡之所及，主簿之職皆在焉。然既已出身為吏，不得復若平時之高視闊步，擇可為而後為，固宜少善其職矣。所職如是，皆善固不能也。欲其粗善，必稍刪其多歧，專心致意，畢力於其事，而後可也。而又間有往還弔問，歲時臘，公私百役，十常兼其八九。乍而上下，乍而南北，其心懵懵跦跦，不知天地之為天地，而雪霜風雨之為晦明燠涼也。」 嘉祐六年　三十歲 官宣州寧國縣令。《本集》（《長興集》）卷二一《萬春圩圖記》云：「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濕，厭水瀕江，規其地以堤，而藝其中，謂之圩。蕪湖縣圩之大者唯荊山之北，土豪秦氏世擅其饒，謂之秦家圩。李氏據有江南，置官領之，裂為荊山、黃春、黃池三曹，調其租以給賜後宮。本朝以屬蕪湖縣，租還大農，太平興國中，江南大水，圩吏歐陽某護圩不謹，圩以廢。廢且八十年，其間數欲治之，輒為遊說所格。有司藏其議，一車不能載。嘉祐六年，轉運使武陵張顆，判官南陽謝景溫復會其議，使宣州寧國縣令沈括圖視其狀。括還，以謂前之以為不可興者，說皆可講也。其一，以謂秋夏之水非廣澤無所容，排其二十里以為墟，則二十里之水將無所受，溢則為害，不補所得。夫丹陽、石臼諸湖，圩之北藩也，其綿浸三四百里。當水發時，環圩之壤皆湖也，如丹陽者尚三四；其西則屬於大江。而規其二十里以為圩，豈遽能為水之消長？是說之無足患一也。又曰：圩之西南迎荊山為防，江出峽中，則水壅以灌山東。今其下荊山之西流皆不能百步，折其堤以達荊山之沖，棄以與江二百步之廣，則水無所迫，不幸而壅，則其阻在荊山之西，非圩之為禍。其東則播為枝流以分其委。是說之無足患二也。又曰：圩水之所赴，皆有蛟龍伏其下，而岸善崩，向之敗未嘗不以此。蓋圩之水鑿堤而出，釃於堤外，其下不得不為囦，囦深而岸其中，非所當怪也。今當鑿下為復堤，障水出於數十步之外，注之江中，則囦者在數十步之外，其淫衍漸，不能數十步以為圩敗。是說之無患三也。又曰：自圩之廢，納租而茭牧其間者百餘家矣，一旦皆罷遷其業，勢迫必且為奸。此尤不然。圩成固且與人。……昔之茭牧者今使之得耕其中，勢不以耕而易茭牧。……是說之無足患四也。又曰：圩之東南濱於大澤，風水之所排，堤不能久堅也。此其地非有斬然崛起之勢，陵遲而來者皆百餘步。傅堤為柳百行，其下搴葦以列藝之，則水之所齒者在百步之外，而堤未嘗與水遇。其為堤之址，數丈以廣，而末銳才數尺，無與水忤，使其勢不得與我爭。是說之無足患五也。謝君雅知其可為，及是請之，奏其詞上，即報可。……方是時，歲飢，百姓流冗，縣官方議發粟。因重其庸以募窮民，旬日得丁萬四千人，分隸宣城、寧國、南陵、當塗、蕪湖、繁昌、廣德、建平八縣。……於是發原決藪，焚其菑翳，五日而野開。表堤行水，稱材賦工，凡四十日而畢。其為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長。夾堤之脊，列植以桑……圩中為田千二百七十頃。……歲出租二十而三，總為粟三萬六千斛，菰蒲桑枲之利為錢五十餘萬。」 是年歐陽修參知政事（《宋史·歐陽修傳》），括上書云：「……閣下獨立一世，為天下之師三十餘年矣。其養育賢才，風動天下，未有不如其意。所未能必者，天下之時，與朝廷之位。則今既又得之矣。以其不可得而待於古者而遇於今，而又有其時與位，天下之所望於閣下，閣下所以自處，某愚淺不敢縣定於心。抑將舉天下之政，必自其大者，則禮樂宜已在閣下之所先久矣。然觀古者至治之時，法度文章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至於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黃蒼赤，豈能盡出於聖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其卒使天下之材不遺而至於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某嘗得古之樂說，習而通之，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粗皆領略，成書一通，亦百工群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獻……」是時括有《樂論》一篇，數致朝中達者。（《本集》卷二十《與人論樂數書》）今《筆談》中《樂律》一門，當本於此篇之意。 嘉祐五〔八〕年　三十二歲 《服茯苓賦》（《蘇沈良方》卷四）引云：「予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二官於宛丘（河南淮陽），或憐而授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期年，良愈，蓋自有意養生之說。」存中在宛丘所官當是縣令。 是年舉進士第（《萬曆錢塘志·紀士》）。 《筆談》九：「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惟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余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治平元年　三十三歲 括舉進士後為揚州司理參軍（《東都事略》本傳），是年有《揚州重修平山堂記》（《本集》二一）。平山堂為歐陽修官揚州時所建，在十八年前。 治平二年　三十四歲 《揚州九曲池新亭記》（《本集》二一）云：「治平二月之晦，工徒告休，公（揚州太守刁某）將勞成，於是屬其參軍事沈某考詞於碑……」 治平四年　三十六歲 《筆談》七：「治平中，金、火合於軫，以《崇真》《宣明》《景福》《明崇》《欽天》，凡十一家大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者。」事當在本年以前。 熙寧元年　三十七歲 有《張牧墓志銘》（《本集》二五，原題《張中允墓志銘》）。牧為括妻之祖父（近沈紹勛《沈氏家乘》謂牧孫女為括繼妻，不詳所據）。牧，澶州人，父皓曾於役契丹，與曹利用齊功，而不獲賞。此《志》有可補史闕者。 《志》中括自稱為「校書朗沈某」。其轉官當在是年以前，《宋史》本傳稱括舉進士第後曾「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館閣校書，職甚暇逸，括於此時，研治天文。《筆談》七載「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當是本年左右事。《筆談》七又載此時括答長官關於天文學之詢問三事。其中二事乃在天文學上之卓見，錄如下。一，「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才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質而無礙」。二，「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月道自外而交入於內，則蝕起於西南復於東北。自內而交出於外，則蝕起於西北，而復於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於正西，復於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於東南，復於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於東北，而復於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於正東，復於西。交道每月退一度余，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宋史》本傳，括「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考禮沿革為書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以萬計（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 是年八月丁巳，括母許氏卒於京師，年八十三。 熙寧二年　三十八歲 葬母於錢塘。曾鞏為作墓誌，稱括仕歷作「揚州司理參軍，館閣校勘」。 是年二月以王安石參知政事。次年，十二月，以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熙寧四年　四十歲 終喪復仕，當在是年。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省《長編》），是年十一月「丙戌大理寺丞館閣校勘沈括檢正中書刑房公事」。 熙寧五年　四十一歲 《長編》，是年七月己亥，「沈括充史館檢討」。 同上，九月壬子，「詔司農寺出常平粟十萬石賜南京、宿、亳、泗洲〔州〕，募飢人浚溝河道……沈括專提舉，仍令就相視開封府界以東沿汴官私田可以置門引汴水淤溉處以聞」。 《筆談》二五：「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梁，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洲〔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二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洲〔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裏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干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梁堤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得地勢高下之實。」竺可楨曰：「括之測量，不但為平面測量，而功為地形測量，其量地面高下之法，雖不盡善，但苟所築之堰，極為平直，當不致有大差誤。其所用之尺，雖未必精密，但計高度至於分寸，可見其行事之不苟且。歐洲古代，希臘雖曾經測海岸之遠近，羅馬盛時亦有測量街道之舉，但地形測量在括以前則未之聞。」（《科學》第十一卷，七九七頁） 《長編》，九月戊辰，「提舉司天監沈括言，楚州衛朴精於歷術，乞令赴監參校新曆，從之，仍賜路費錢五十千」。括提舉司天監不知始於何時。《宋史》本傳雲，「時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為五，後皆施用。」 《筆談》八：「國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設漏刻、觀天台、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謫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偽。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為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歷所算躔度謄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令，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又《筆談》七：「……熙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歷》，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歷，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筆談》八：「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其徑絕故也。歷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造歷，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歷多隻增損舊曆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曆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歷者，惡朴之術過己，群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有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歷》五星步術但增損舊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歷術，今古未有，為群歷人所沮，不能盡其藝，惜哉。」按：衛朴所造《奉元歷》，元初已佚，故《宋史·天文志》無得而載，《宋史·方技傳》中亦無衛朴名。《筆談》十八有記衛朴一則，可補《宋史》之闕，錄如下：「淮南人衛朴，精於歷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惟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眾歷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大曆悉是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傍通曆則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歷》，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歷。」 熙寧六年　四十二歲 《長編》，是年三月乙丑，「太子中允史館檢討沈括為集賢校理」。 括遷太子中允時不詳。 《長編》，五月甲寅，詔「沈括詳定三司令敕」。《宋史》本傳所載「刪定三司條例」，事似指此。 《宋史·律曆志》：「熙寧六年，六月（據《長編》在是月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言渾儀尺度與法要不合，二極赤道四分不均，規環左右距度不對，游儀重盈難運，黃道映蔽橫簫，游規璺裂黃道，不合天體，天樞內極星不見。天文院渾儀尺度及二極赤道四分各不均，黃道天常環月道映蔽橫簫，及月道不與天合，天常環相攻難轉，天樞內極星不見。皆當因舊修整。新定渾儀，改用古尺，均賦辰度，規環輕利；黃赤道天常環並側置，以北際當天度；省去月道，令不蔽橫簫；增天樞為二度半，以納極星規環；二極各設環樞，以便游運。詔依新式製造，置於司天監測驗，以較疏密。」（《長編》記陳繹所奏兼及修歷，神宗並令司天監指揮校定曆書人衛朴別造歷，與舊曆比較疏密。） 按：《歷志》下文又云：「初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議……朝廷用其說，令改造法物曆書，至是（熙寧七年六月）渾儀浮漏成。」則括之上渾儀等三議乃在陳繹請新定渾儀之前，而此次所造新器實依括法。《宋史·天文志》謂括上議在熙寧七年七月者誤也（三議見《宋史·天文志》，又見《宋文鑒》，兩本稍有出入）。三議雖上於此時，其醞釀則甚久。前引《筆談》七，括言「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儀」，當是熙寧初事。又《筆談》七云：「歷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歷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於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浮漏及景表兩議之內容蓋包括於此書中，惜其久佚。 括自言，所為《熙寧晷漏》，「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澀，夏月水利，以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期，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吻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為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為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為體，循之則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妥。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疏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積及（一作乃）生日衰，終始相求，迭為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別之求去極之度。合散無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與其微也」。（《筆談》七） 《渾儀議》述括所改良之渾天儀之法，並駁古今關於渾儀之理論與實制不合者十三事。其中二事之駁論乃我國天文學史中頗重要之創說。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規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台才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二、「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暅以機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暅窺考猶為未審」。 《長編》，是年六月戊子，命「沈括相度兩浙路農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訪」。《宋史》本傳，「淮南飢，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按：括察訪淮南實在遷集賢校理及察訪兩浙之後（詳下）。《宋史》倒置。 《長編》，是年八月乙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兩浙水利。上曰，此事必可行否？王安石等曰，括乃士人，習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敢輕舉。上曰，事當審計，無如郟亶妄作，中道而止」。此時王安石對括之態度與兩年後王安石對括之態度，其間之差異，甚可注意。 《長編》，十月甲戌，「沈括言常、潤二州歲旱民飢，欲令本路計合修水利錢糧募闕食人興工，從之」。 熙寧七年　四十三歲 《長編》，正月丙寅，「沈括言常州、無錫縣逃絕詭名挾佃，約五千餘戶，及蘇州、長州縣戶長陪納稅有至二百餘緡，已選官詣逐州根究，及慮人戶隱蔽，已出榜召人告首。州縣官吏能悉心究見欺弊，許令改正，更不問罪，其隱陷稅苗課利人限兩月自陳，特免追毀。從之」。 《長編》，三月庚戌，「沈括言兩浙上供帛年額九十八萬，民間賠備甚多。後來發運司以移用財貨為名，增兩浙預買絹十二萬。乞罷之以寬民力。從之」。又是月戊午，「沈括言泗州都鹽務免納船戶，而以官鹽等第敷配，並給歷抑配居民寺觀違法。詔所司根治以聞」。 《長編》，三月壬戌，「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沈括並同修《起居注》」。括還朝在此以前。 王銍《元祐補錄》雲，「沈括素與蘇軾同在館閣。軾論事與時異，補外。括察訪兩浙，陛辭，神宗語括曰，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與軾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即簽（籤）貼以進，雲詞皆訕懟。其後李定舒（？）黨論軾詩置獄，實本於括雲。元祐間軾知杭州，括閒廢在潤，往來迎謁恭甚，軾益薄其為人」。（據丁傳靖《宋人軼事集》頁五○○引）按：元豐三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言奏軾狂悖，上軾印行詩三卷，初不假他證（畢《續通鑑》七四）。宋代野史每憑空造謗，此其例也。 《長編》，四月壬辰，「沈括言察訪浙東溫、台等州自熙寧四年以後監司未嘗巡歷，縣事廢弛，無人點檢。蓋監司止在浙西，乘船往來，文移旁午，指揮不一；州縣莫之適從，遠民無所赴愬，近郡困於將迎。欲乞以浙東、浙西分為兩路。從之」。（是年九月複合，九年五月復分，十年五月複合。） 《宋史》（八十）《律曆志》，是年六月，「司天監呈新制渾儀浮漏於迎陽門（《宋史·神宗本紀》，是年六月丁亥作渾儀浮漏）。帝召輔臣觀之，數問同提舉官沈括，具對所以改更之理。尋又言，准詔集監官校其疏密，無可比較。詔置於翰林天文院。七月，以括為右正言，司天秋官正」。 《筆談》八，「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歷官韓顯符所造，依仿劉曜時孔挺、晃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為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並創為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長編》，是年八月，「丙戌命知制誥沈括為河北西路察訪使，代章惇也，先是遣內侍籍民車，以備邊，人未喻朝廷之意，相搖大騷。又市易司患西蜀井鹽不可禁，欲盡填私井，而運解鹽以足之。二事言者牆進，未省。括時修《起居注》，上顧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對曰，知之。上曰，卿以為何如？括對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人名馬，常以此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審如此，萬一敵寇至，老稚墳墓田園室廬皆當棄之，而身為兵掠，復暇恤車乎？今陛下籍而未取，於民何傷？上喜曰，卿言是也。何論者之紛紛也？括對曰，車戰之利，見於歷史。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世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復喜曰，人無如此曉朕者，當更思之。卿又聞西蜀禁鹽之利乎？對曰，亦粗知之。上曰，如何？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朴賣，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填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亦知敵鹽又如何止絕？如此後夷界更須列堠加警，則恐所得不補所費。願敕計臣邊吏深較其得失之多寡，然後為之。明日二事俱寢。執政喜謂括曰，公有何術立談而罷此二事？上甚多太平車之說。括對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敵鹽可禁，括不敢以為非」。原注云「括民車《實錄》不書，去年十二月並今年二月十二日庚辰可考；鹽禁則殊無所見。括修《注》乃在七年七月七日，其知制誥不得其時。《實錄》因括察訪河北遂書之。今亦並附此一事」。 《長編》，九月戊申，「河北西路察訪使沈括言，近有旨令兩浙路轉運使等各提舉一州第二料水利，轉運司奏稱有未便。臣在本路與監司日夕聚議凡半年，王庭老未嘗言有未便。今有此異同，乞行推究。詔水利第二料除不可興修外，並先從低下處興工。中高田不得一例圍裹，仍令庭老具析前後異同以聞」。 《長編》，九月「丙辰知制誥沈括兼判軍器監」。 同上，十一月庚子以李承之為河北西路察訪使，「代沈括也。將遣括使遼，故先有是命」。 《長編》，十一月己未，「河北西路察訪使沈括言修城之役，乞自次邊緊急處興工，又乞權罷深州修城卒，兼募闕食戶並功修展趙州城，從之」。 熙寧八年　四十四歲 括還朝當在是年二月中旬以前，關於此次察訪之成績，《長編》（卷二六○，頁一八，浙局本）引括《自志》雲，「翁察訪河北西邊，講修邊備，易其舊政者數十事。際邊自蒲城以東至邊吳淀五十餘里。按圖名徐村淀，淀淵相屬，其實皆町衍大陸，無復陂澤之跡，戎馬可以直抵深州。翁請決徐鮑諸水為塞，下屬諸淀。上覽奏駭曰，圖籍無實如此，安用守臣！遂決意為之。近臣有言塘水可決者，翁應之曰，橫五十里以為壑，敗堤泄之，非一月不能涸。水之漸潰常數百里，注放敵中塘間，沮洳不容徒騎。此足以困敵，非中國之患也。使翁自遣官營之，再歲而塘成」。（括議此事之奏疏見《長編》卷二六○，宜補入《本集》。） 《長編》（卷二六七，頁三），又據《自志》刪述雲，「括初至定州，日與其帥薛向畋獵略西山、唐城之間二十餘日，盡得山川險易之詳，膠木屑鎔蠟寫其山川以為圖，歸則以木刻而上之。自此邊州始為木圖。（《筆談》二五，予奉使按邊，始為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麵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為，又鎔蠟為之。皆欲其輕易齎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為木圖，藏於內府……）定州城北園有大池謂之海子。括與向議展海子直低西城中山王冢，悉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瀰漫凡數里，使定之城北不復受敵。議者或欲傍西山阻險為山寨以處避寇之民。括以為不然，曰，民當使之同安逸，共患難。若縱其寇至而潰，則君誰與守？兼頓斃道路，先自屠戮，足以助敵勢，非策也。乃嚴為入保之法，仍設關梁以止逃者，設旂鼓興召之令。舉河北西路可得丁百萬，以臨邊圉，皆兵也。元氏銀冶發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以為不可。曰，耕墾利於近，商賈利於遠。今開銀冶於極塞，客聚之民一旦成市，仰哺邊粟，日耗軍食。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眾則囊橐奸偽何以檢察。朝廷歲遺單于銀以數十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價重而契丹利之。昔日銀城縣坊城皆沒於契丹，蓋北人未知鑿山之利也。若啟之使能自致，則國中之幣益輕，復何賴於歲餉之物？其勢必攜，鄰釁將自此始矣。時契丹略漢境，民不安於鄙，傅城自歸，而夷夏莫能辨。守者無敢納，賴敵退。鄙之人幾肉於契丹。括為講坊市法，嚴為防禁，使民各以鄉閭族黨相任，分坊以處之，謹啟閉之節。坊有籍，居有類，出入有禁，邊人為安定。河北阻於大河，惟澶州、浮梁屬於河南。契丹或下西山之材為桴，以火河渠，則河北界然援絕。括請設火備，無使奸火得發。定州北境先種榆柳以為寨。榆柳植者以億計。括以謂契丹依之，可蔽矢石，伐材以為梯衝，是為寇計也。皆請去之。時賦近畿戶畜馬以備邊不可得，民以為病。括以為契丹馬所生而民習騎戰，此天地之產也。中國利強弩，猶契丹之上騎也。舍我之長技，勉強所不能，以敵其天產，未聞可以勝人也。邊人之習兵者平日惟以挽強為格。括以為挽強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如此詔可者三十一事」。此外不在三十一事中者，括上言「烽台高下疏密未便，乞別定起納道路，並舊烽台圖上，詔如括議」。（《長編》卷二六一，頁七） 《筆談》二四：「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於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沲、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按：所云「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正是指察訪河北西路時事。此地質學的觀察與推論，《朱子語類》中亦有之，蓋本於括。 《筆談》（補三）：「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為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秘閣。固之法九軍共為一營陣，以駐隊繞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餘里，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有言陣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立，每兩行為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應古說，不知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詳定。予以謂九軍當使別自為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繞。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為首。上以為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為令。令營陣法是也。」按：《長編》系此事於是年二月戊寅。 《長編》，三月「甲午命知制誥沈括同知諫院范百祿赴御史台推李逢等公事，蹇周輔鞫逢反謀，得右羽林軍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交通狀，故有是命」。 《長編》，三月己酉「軍器監上所編敵樓馬麵團敵法式，及申明條約，並修城女牆法式，詔行之」。按：明李元調《筆談》後序，「括有《修城法式》二卷，熙寧八年括判軍器監時所撰次，所言敵樓馬麵團敵式樣並申明條約」。 《長編》，三月「癸丑右正言知制誥沈括假翰林院侍讀學士為回謝遼國使，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李評假四方館使副之，蕭禧久留不肯還，故遣括詣敵廷面議。括時按獄御史台，忽有是命，客皆為括危之。括曰，顧才智不足，以敵愾為憂。死生禍福，非所當慮也。即日請對。上謂括曰，敵情難測，設欲危使人，卿何以處之？括曰，臣以死任之。上曰，卿忠義固當如此，在卿此行系一時安危。卿安則邊計安。禮義由中國出，較虛氣無補於國，切勿為也」。 《長編》，是月「辛酉晦，召回謝遼國使沈括，副使李評對資政殿，括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石長城為分。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是日百司皆出沐，上開天章閣門，召對資政殿，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使內侍李憲持詣中書樞密院切讓輔臣，使以其圖示敵使，議乃屈。上遣中貴人賜括銀千兩，曰，微卿無以折邊訟」。《長編》（二六一）引《王安石日錄》，是年，「四月二月上怒劉忱與契丹議地界不分明。余為上明忱無罪，乃呂大忠作圖不分明有罪也」。神宗以輿圖之誤切讓輔臣，殆為王安石與沈括交惡（詳後）之一因。 《長編》，閏四月癸巳，「詔五路義勇保甲每三五州差在京有職事官一員兼提舉，知制誥沈括大名府、澶、恩州」。括《自志》（《長編》二六三引）云：「朝廷新伍民兵，河北、河東、陝西得勁卒百萬，謂之保甲。河北三十餘萬先集。詔於從官中擇二人分領，擬復用八柱國法，使從官中領，不以屬帥。歲一出按之。括受命提舉河北西路保甲。」 《長編》，是月甲午，神宗「欲令沈括及（曾）孝寬判兵部。安石言，沈括壬人。而義勇保甲獨臣創議。今既判兵部，即中書不預。此兵事固宜非中書所知，然陛中擇主判須得一敢與密院爭曲直者，即不須令中書預其事。沈括使河北，陰沮壞新法，有所希合事甚眾。若令主判，恐義勇保甲法難立。上曰，此大事，須中密同管，罷沈括可也。安石因言沈括壬人不可親近。《書》謂孔壬難壬人，以為難壬人然後蠻夷率服者，壬人所懷利害與人主所圖利害不同。人主計利害不審，又為壬人所敝，則多失計。多失計，此蠻夷所以旅拒也。天下事有疑而難明之處，陛下意有偏而不悟之時。以偏而不悟之意，決疑而難時之事，而壬人內懷奸利之心，獎成陛下失計，此危殆之道也。上以為然。稱括材能，以為可惜。安石曰，如呂誨之徒必不能熒惑陛下。如括者乃所謂可畏難者也。陛下試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與括謀之，括必嘗試陛下。若謂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為奸矣。果如此，陛下豈得不畏難乎？安石又言，小人所懷利害，與陛下所圖利害不同，不可不察。如文彥博豈是奮不顧身以抗契丹者，而實激怒陛下，與契丹爭細故，乃欲起事以撓熙河而已。陛下安可與此輩謀事言國家之利？上遂不用括……專以兵部委孝寬」。 又是月壬寅「知制誥沈括上熙寧《奉元歷》，詔進括一官」。 括使遼以閏四月中成行，二十五日至北庭，六月五日起離，住十一日。括記此次使事有《入國奏請》及《入國別錄》，又「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鈔上之」（《宋史》本傳），今皆佚。惟《奏請》摘存於《長編》（卷二六一、二六三）者三千六百餘言，《別錄》摘存於《長編》（卷二六五）者萬餘言，均當補入《本集》。又使遼經過略見括《自志》中。《自志》亦佚，惟此段采入《長編》二六五（略有改動），茲錄如下：「括初至雄州，敵遮境不納，責地不已。數火邊候，以示必舉。留雄州二十餘日，蕭禧還，乃納使人。括草遺奏付其兄雄州安撫副使披。其大意言臣不還，敵必傾國為寇。敵之器甲材武皆不逮中國，所恃者惟眾而習勞苦，不持糧，制敵之術惟聚兵定武，合西山之眾以守磁、趙。黎陽河狹而岸近，折箠可濟。當分澶、魏之甲以塞白馬之津。懷衛堅壁以塞洞道。敵不得而西，必出中路，以趨河橋，則決齊、賈以灌之，雖百萬可使之為魚矣。唐河出於西山、以囊雍之，待其師還，決囊以斷其軍，鎮、定之師尾其後，可蓬卷而覆也。括至敵庭，敵遣南宰相楊益戒就括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於樞密院，使吏屬皆誦之。至是，益戒有所問，顧吏屬誦所得之籍。益戒不能對，退而講。尋他日復會，則又以籍對之。益戒曰：數里之地不忍，終於絕好，孰利？括應之曰：國之賴者義也。故師直為壯，曲為老。往歲北師薄我澶、淵，河潰，我先君章聖皇帝不以師徇，而柔以大盟。慶曆之初，始有鴻和爾之訟，我先皇帝仁宗於是有樓板之戍，以至於今，今皇帝君有四海，數里之瘠，何足以介國論，所顧者祖宗之命，二國之好也。今北朝利尺寸之土，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遺直於我朝，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敵人環而聽者千輩，知不可奪。遂舍鴻和爾而以天池請。括曰：括受命鴻和爾，不知其他。得其成以還。」 《長編》，五月「丙戌命知制誥沈括寶文閣待制李承之詳定一司敕。初議差王安石提舉。安石辭以無暇，請用括及承之，上曰善」。 《長編》，是月丁亥，神宗與王安石論呂惠卿，「安石曰，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於意。上曰，忌能，好勝，不公。如沈括、李承之雖皆非佳士，如卿則不廢其所長，惠卿即每事必言其非。如括言分水嶺事，乃極怒括。安石曰，惠卿於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人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當畏而遠之，雖有能，然不可親近，惠卿屢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 《長編》，六月己酉，「詔令式所修定宗室祿令不成文理，未得頒行，送詳定一司敕令所重定以聞。於是刪定官魏沂罰銅十斤，送審官東院，詳定官沈括特釋罪」。 《長編》，七月「壬午命知制誥沈括為淮南、兩浙災傷體量安撫使」。 《筆談》（補二），「熙寧八年章子厚（惇）與予同領軍器監，被旨討論兵車制度，本監以《周禮·考工記》及《小戎》詩考定……以法付作坊制車，兼習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閱，上御延和殿親按，藏於武庫，以備儀物而已」。 《長編》，十月庚子「淮南、兩浙體量安撫使起居舍人知制誥沈括權發遣三司使。括行至鍾離召還」。原注，「行至鍾離據括《自志》」。 《長編》，十二月己亥「復置三司開拆司。初章惇為三司使廢開拆司，入三部。至是沈括以為失關防點檢，故復之」。 熙寧九年　四十五歲 《長編》，正月「甲申，權發遣三司使沈括言，前提舉司天監嘗奏司天測驗天象已及五年。蒙差衛朴等造新曆後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各差謬不可憑用。其新曆為別無天象文籍參驗，止據前後曆書詳酌增損立成新法。雖已頒行，尚慮未能究極精微。乞令本院學士等用渾儀、浮漏、圭表測驗每日記錄，候及三五年，令元撰歷人以新曆參較，如有未盡，即令審行改正。已蒙施行。今若測驗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測驗過日月五星行度晷漏之類，乞下司天監逐旋付衛朴參較新曆改正。從之。先是，《奉元歷》載今月望夜月蝕不驗，詔聞修歷推恩人姓名。至是括有是奏」。 八月，括奉旨編修天下州縣圖（《本集》卷十六《集守令圖表》）。十月，王安石罷判江寧府。 《長編》，十一月丁丑，御史周尹議役法，稱「三司使沈括亦言先兼兩浙察訪，體量本路自行役法，後鄉村及舊無役人多稱不便，累具利害，乞減下戶役錢」。 熙寧十年　四十六歲 《宋史·食貨志》（參《長編》是年三月辛酉條），「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韋城、曹、濮、澶、懷、濟、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房、商、蔡、郢、隨、金、晉、絳、虢、陳、許、汝、潁、隰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貨鬻。仍詔三司講求利害。鹽價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沈括為三司使不能奪。王安石主景溫，括希安石意，言通商歲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賣當罷」。《宋史》此段蓋本於《涑水紀聞》，然不似可信。考括之奉詔與皮公弼議鹽法利害，乃在去年十一月癸亥，其覆奏請罷官賣，在今年二月戊申（各詳《長編》本日條下，括此奏見於《長編》，宜補入《本集》），而王安石則於去年十月去位，括安得希安石意而格公弼議也。鹽法之改革乃括在三司使任內一大事，括《自志》雲，「先此陝西鹽利亡其大半，未有以救其弊。括言其為鹽之蠹者，其說有四。其一，民足於鹽歲不過三十五萬囊，為錢二百一十餘萬緡而已。是時乃出鈔三百五十萬緡。鹽有常費而出鈔無藝，此鈔之所以輕也。實用之外可益二十萬緡以備水火敗失。以二百萬緡為歲常無得加焉。鈔自無低昂。其二，池鹽舊分東西路，西鹽下東鹽之價囊千錢。欲勝塞外之奸鹽，卒不可止。而徒抑西鹽之價以傾東鹽之利。西鹽日流於東路，而東鹽益不售。守疆之吏不能禁也。括請合東西之價為一，而省畫疆之吏兵數百。其三，出鈔委之解鹽司。外司長持損益之柄，不計三司之有無。鈔輕則又出度支錢以斂滯鈔。故中都之藏日虛，而鹽之出者歲溢。括請外司惟謹其出納，而制鈔之本歸之三司。其四，制諸司之鬻鹽者同為一價，無得低昂以兼商人之利。則歲售有常，而畜〔蓄〕鈔可以無弊，而滯錢藏於民者出矣。法雖已具，而鈔之藏之於民未有術以斂之。於是閉池無出鹽，而以時價收宿鈔。貸錢八十餘萬緡於少府以斂滯鈔，而公私之鈔悉上矣。是時鈔為錢二千五百，滯鈔既上，則為錢六千，囊有三千五百之羨，藏鈔者過幸。於是發五使分籍公私之鹽，囊輸錢三千，然後得貸。民得羨餘價五百而斂鈔之貸不失一錢而鹽利復貫。度支歲糴河北邊粟三百萬緡，悉為東南鹽鈔，而耀貨務日入鈔之利萬緡以為常，是時才得千餘緡。括以其原生於法出於多孔。省寺群有司或借鹽鈔而陰用以易其百貨。稱貸入息，自製高下之價。民趨一切之利，而度支之鈔益輕。諸道轉運司得用田廬券契質鹽，人不持一錢，搏手以取萬鈞之鹽，豈復賴度支之鈔？又四方上太府錢，募民入資。太府執券以受錢於外州，以省轉送之費。此雖為利，而不知民樂應募而鈔鹽不售。鹽所以生財，利出於海而無窮，不售則為朽壞，錢雖未入太府，而藏於外州，其實在此也。獨費將送而已。閉便錢之路，而專以售鹽為利者，不知民食鹽有常，而為鈔歲蔓，則陝西折估之弊復移於東南。是二法欲相權當以售鹽為望，而以便錢調其盈虛，不可以一術御也。三孔既塞，而榷貨萬緡之入不逾月而復」。（《長編》卷二八○，頁十九，二十） 七月，括為御史蔡磪〔確〕劾罷三司使，出知宣州。據《東軒筆錄》雲，「王荊公再罷政事，吳丞相充代其位，沈括為三司使，密條陳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數事，獻於吳公，吳公袖以呈上，上始惡括之為人。蔡磪〔確〕為御史知雜，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諸路各出察訪以視民願否。是時沈括實為兩浙路察訪，使還，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悅從，朝廷以其言為可信。今王安石出，吳充為相，乃徇時好惡，詆毀良法。其前後之言自相背戾如此。疏入，落括翰林學士，以本官知宣州」。據《東都事略》本傳，「括詣宰相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令輕役依舊輪差。御史蔡磪〔確〕論括非其職而遽請變法。括亦待罪求去。磪〔確〕復言，括詭求罷免，有詔令供職，臣切惑焉。且括謂役法可變，何不言之於檢正察訪之日，而言之於翰林學士之時？不言之於陛下，而言之於執政？原括之意，但欲依附大臣，巧為身謀而已。遂罷，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據《宋史》本傳，括「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為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磪〔確〕論括首鼠乖剌，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據括《自志》，「翁嘗請事於相府。是時正肅吳公充當政，問翁，免役之法令，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翁應之曰，以為不便者無過士大夫與邑居之民，習於復除者，驟使之如邦人，其詆訾無足恤也。惟微戶素無力徭，今使之歲出金，此所當念也。括嘗奏議兩浙歲入可減五萬緡，而弛微戶二十八萬餘家。使天下悉如此，微戶盡除其輸，雖小徭不足為病也。公以為然而表行之。御史乃詆翁始但議減課本，今乃陰易其說使悉除之，首鼠乖剌，陰害司農法。翁坐謫集賢學士知宣州事，御史蓋未嘗思以一路言之為減者，以戶言之蓋除也」。 韓宗武《韓縝遺事》：「沈括罷三司使，余於城外敘別。括曰，君臣間難知。數日前猶見許大用，宗城歸具用縝道此。縝曰，安有此事！三日前上雲沈括誤朝廷三事，謂曆法、地界、役法也。」（《長編》二六一引） 《侯鯖錄》七，「存中元豐中入為翰林學士，有《開元樂詞》四首，裕陵（神宗）賞愛之。（其一：鸛鵲樓頭日暖，蓬萊殿里花香。草綠煙迷步障，天高日近龍床。其二：樓上正臨宮外，人間不見仙家。寒食輕煙薄霧，滿城明月梨花。其三：按舞驪山影里，迴鑾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華滿目東風。其四：殿後春旗簇仗，樓前御隊穿花。一片紅雲鬧處，外人遙認官家）」。按：元豐當是熙寧之誤，終元豐世，括未嘗在朝。 元豐元年　四十七歲 《宋史》本傳，括出知宣州之「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按：此誤。據《長編》，是年八月「壬子以起居舍人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沈括為知制誥，知潭州；既而御史中丞蔡磪〔確〕言括反覆附會，謫不逾歲，複列侍從，其罰太薄，而復之太速。詔罷括知制誥，依舊知宣州」。 元豐二年　四十八歲 七月丁丑，括復龍圖閣待制（《長編》）。 《東都事略》本傳，「召還，復以言者罷知青州，尋知延州」。《宋史》本傳，「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本集》（十四）《延州謝到任表》雲「假海岱之使節，總河洛之師屯；再易名城，曾未浹日」。海岱指青州，河洛指延州。 括轉鄜、延經略安撫使，史不詳何時。按：呂惠卿元豐初為鄜、延經略使，旋以憂去（《宋史·呂惠卿傳》）。括之知延州，實接呂惠卿任。呂去延州時亦不詳，惟據《長編》，元豐三年三月己丑呂尚在任；而同月戊申「詔鄜、延經略使沈括結絕前經略使呂惠卿措置四路邊防未了事」。括到鄜、延當在此二十日間也。 元豐四年　五十歲 《本集》（二十二）《延州重修嘉嶺英烈王碑文》：「元豐四年春，夏戎（西夏）黜其長，引兵擾邊，本道以驛聞。詔有司，夏罪當治，出虎符發諸道兵，會陝西、河東、六經略、四十七將、步騎數十萬，同日西討。鄜、延路師……出上郡，破党項之眾七萬於圁上，執夏人，徇地至五原而還。」按：是役宋實乘西夏內亂攻之，鄜、延路師統帥為經略副使種諤。據括《自志》，戰前，「詔遣宿衛七將之師戍鄜、延，已再頒賜矣。而鎮兵未嘗有所賚。沈括以謂禁兵雖重，而為國守邊無歲不戰者，鎮兵也。賞賚不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封藏詔書，以驛聞。不數日有金驛詔括曰，樞密院漏行頒書，賴卿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以專制。蕃漢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眾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駭怖。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遂斬以徇。經數日，帝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以對」（《宋史》本傳）。 又據括《自志》，宋師之退也，「時河東兵十二將東還，道鄜、延之鄙，括使騎將焦思耀兵於綏德城，聲言括兼護河東十二將西討，夏人覘知軍勢盛，夜遁去。不失一鏃而下浮圖城。由是吳堡、義合勢孤，皆空壁去。得三壘，闢土東屬銀夏」。（《長編》卷三一九末） 元豐五年　五十一歲 《長編》，二月丙寅，「知延州、龍圖閣待制沈括……為龍圖閣直學士，括本路出兵守安疆界應副邊有勞……故也」。 《長編》，五月丁酉，「手詔沈括所上邊略可畫圖二本，逐一貼出，一繪即今賊界地形戍壘，一繪將來成就邊形。務要得實。異時悉可按圖考驗不差，勿得增飾減損」。 《宋史·神宗紀》，是年「十月甲寅，知延州沈括以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 《宋史》本傳，「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 括救綏德之經過，李燾據括《自志》記之頗詳，「永樂之始圍也，括僅有卒萬人，不足以戰。方命濟師於延州。夏首領凌結、阿約勒以八萬人南襲綏德，屬羌三百人慾翻城應之。阿約勒之弟興嫩以告括。括集將佐議曰，永樂之勝敗，未系邊勢之重輕；綏德國之門戶，失綏德則延州為敵所逼，勝敗未可知，關中必震。此大機會也，寧釋永樂而救綏德。先期之一日，括入綏德，取反者三百戶屍諸城。阿約勒以眾退。延州之師未至，有詔括退保綏德，無得輒救永樂，以待援兵之集」。（《長編》卷二一九，頁一七） 《宋史》本傳言括坐不能援永樂罪謫，而括《自志》則謂保綏德不援永樂，乃奉神宗詔，似以《自志》為是。又《東都事略》（本傳）謂「括請城永樂……城陷……神宗以括始議責為均州團練副使」。而據《宋史》本傳及括《自志》則括初不主城永樂。《本傳》引見上。《自志》雲「前此詔諸帥圖所以翦夏人。鄜、延請城石堡以臨之。賊保旱海之阻，勝則進，敗則絕幕而去。使進有石堡之阻，則幕南不可以宿師。大幕昔為賊守者乃今為我用也。朝廷遣徐禧、李舜舉來計議。禧乃欲先城永樂以陷其腹心。括以謂永樂賊所必爭，路險而遠，勝不能相維，敗不足相救，非戰守之利也。必欲城永樂當自石堡始，次羅帕克羅，圍蟻封而東壘章山連，然後永樂可城也。非數歲之力不可就。議之三月，諸將皆樂成功之速，卒然禧議」。李燾曰，「按《種諤傳》，禧、括定議，則括初未嘗以城永樂為非，既敗乃為此言耳。」（《長編》卷三二八）永樂之陷，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人沒焉，侍中徐禧，內侍李舜舉、李稷皆死之，神宗至臨朝痛哭。括為當地最高長官，無論如何，當有處分。《神宗本紀》所謂「措置乖方」者是。初不待援應不周，或創議築城而獲咎也。然括之救綏德，則可謂當機善斷矣。 括為鄜、延經略使時事，不可系年者補錄於下： 《宋史》本傳，括「至（延州）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 《筆談》五，「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制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捲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雁，歸雁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軋吃兒」。 哲宗元祐元年　五十五歲 《宋史》本傳，「元祐初，徙秀州」（秀州治今浙江嘉興）。 《本集》（十六）《謝授秀州團練副使表》云：「伏蒙告命，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本州公事，勛賜如故。」 《自志》：「翁年三十許時，嘗夢至一處，登小山，花木如覆錦。山之下，有水澄澈，極目而喬木翳其上。夢中樂之，將謀居焉。自爾歲一再夢，或三四夢，至其處，習之如平生之游。後十餘年，翁謫居宣城，有道人無外謂京口山川之勝。邑之人有圃求售者。及翁以錢三十緡得之，然未知圃何在。又後六年，翁坐邊議謫廢。乃廬於潯陽之熨斗洞，將為廬山之游以終身焉。元祐元年，道京口登道人所置之圃，恍然乃夢中所游之地，翁嘆曰，吾緣在是矣。於是棄潯陽之居，築室於京口之陲。」（吳允嘉編《吳興三沈集》引，未詳所出。）其道京口乃赴秀州任也。 元祐四年　五十八歲 初熙寧九年，括奉旨編修天下州縣圖。是年二月圖成，表上之，表雲「……今畫守令圖，並以二寸折百里。其間道路迂直，山川隔礙處，各隨事准折。內廢置郡縣，開拓邊境，移徙河渠，並據臣在職日已到文案為定。後來系臣罷職，別無圖籍。修立大圖一軸，高一丈二尺，廣一丈，小圖一軸，諸路圖一十八軸，並有黃綾裝縹。副本二十軸，用紫綾裝縹。謹隨表上進以聞」（《本集》十六）。 圖上，得旨「賜絹一百匹，仍許任便居住」。（《本集》十六《謝進守令圖賜絹表》）括《謝表》有「出守封疆者再閏，流落江湖者七年」。所謂「流落江湖」乃指元豐五年以後之貶謫。用知括進圖受獎，乃在元祐四年。 括之遷居京口夢溪，必在是年奉旨許任便居住後。此以前，謫秀州，在本州安置，無徙地之自由也。此以後，言適久縈魂夢之樂土，久經構築之兔裘，決不遲延也。 「夢溪」之勝，《自志》云：「巨木蓊然。水出峽中，渟瀠杳冥，繚繞地之一偏者，目之曰夢溪。溪之上，聳然為丘，千本之花緣焉者，百花堆也。覆堆而廬其間者，翁之棲也。其西蔭於花竹之間，翁之所憩殼軒也。軒之瞰有閣，俯於阡陌。巨木千尋哄其上者，花堆之閣也。據堆之嶺，集茅以舍者，岸老之堂也。背堂而俯於夢溪之顏者，蒼峽之亭也。而花堆有竹萬個，環以激波者，竹塢也。度竹而南，介途濱河，銳而垣者，杏觜也。竹間之可燕者，蕭蕭堂也。蔭竹之南，軒於水澨者，深齋也。封高而締，可以眺者，遠亭也。居在城邑，而荒蕪古木，與鹿豕雜處。客有至者，皆頻額而去，而翁獨樂焉。漁於泉，舫於淵，俯仰於茂水美蔭之間。所慕於古人者，陶潛、白居易、李約，謂之三悅。與之酬酢於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禪、墨、丹、茶、吟、談、酒，謂之九客。」（吳編《三沈集》引，未詳所出） 《夢溪筆談》乃括隱居夢溪以後作。 括遷居京口後曾奉旨授「左朝散郎守光祿少聊，分司南京，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本集》十六，《謝分司南京表》）。括《謝表》有，「今月十九日潤州差送人到官告一道」云云。宋潤州治即在京口，故知此事在括遷居京口後，惟其確年不可考。 元祐七年　六十一歲 《自志》：居夢溪「四年而翁病，涉歲而益羸，濱柩木矣。豈翁將蛻化於此乎」？ 括晚景甚惡。朱彧《萍州可談》雲:「存中……晚娶張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時被箠罵，捽須墮地。兒女號泣而拾之，須上有血肉者，又相與號慟。張終不改。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張出也。存中長子博毅，前妻兒，張逐出之，存中時往賙給，張知輒怒。因誣長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責安置秀州，張時時入府中訴其夫子，家人輩徒跣從勸於道。先公聞之，頗憐仲姊，乃奪之歸宗。存中投閒十餘年，紹聖初，復官，領宮祠，張忽病死，人皆為存中賀。而存中自張亡，怳忽不安。舟過揚子江，遂欲墮水。左右挽持之，得無患。未幾，不祿。」 紹聖三年　六十五歲 是年括卒。 《宋史》本傳，「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六」。按：原文「分司」下脫「南京」二字，今據本集《謝分司南京表補》。舊時考據者不知「分司」下脫「南京」二字，因以「居潤」屬上「分司」讀，以「八年」為元祐八年，於括生卒年皆生重大訛誤。不知「八年」當上屬「居潤」讀，吳編《三沈集》於《自志》末引舊注云「存中居夢溪八年而卒，歸葬錢唐〔塘〕」可證。夢溪即在潤州治也。且如舊說，括卒於元祐八年，則不及紹聖。然朱彧固謂括於「紹聖初復官，領宮祠」，彧為括姻親，此言不能誤者也。今按括以元祐四年徙潤州，居潤八年卒，時當哲宗紹聖三年，與朱彧之言恰合。（陸心源《三續疑年錄》。但據《可談》定括卒於紹聖元年，沈紹勛《錢塘沈氏家乘》因之，未確。） 附括軼事無年可系者五則： 1.括一生不良於目。自記雲，「予少感目疾逾年，人有以……方見遺，未暇為之。有中表兄許復嘗苦目昏，後已都瘥。問其所以瘥之由，雲服此藥。遂合服，未盡一劑而瘥」（《蘇沈良方》二）。又雲，「與歐陽叔弼、晃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齒便漱琢。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故退而錄之」。（《良方》七） 2.括為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典謁者報雲，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眾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眾始悟其為戲，乃大笑而去。（《曲洧舊聞》六） 3.括與呂惠卿、王存、李常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括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惠卿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有如退之者。」王存是括，李常是惠卿，於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決。常正色謂存曰：「君子群而不黨，公獨黨存中。」存怒曰：「吾所見如此，偶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黨吉甫（惠卿）乎？」一座大笑。（《冷齋夜話》） 4.括葬錢塘安溪太平山。（《家乘》） 5.括佚著除見於上文者外有《易解》二卷（《家乘》），《喪服後傳》（《筆談》三），《春秋機括》（《宋史·藝文志》作二卷，《玉海》作三卷，《郡齋讀書志》作一卷，雲「《春秋譜》也」），《左氏記傳》五十卷（《家乘》），《靈苑方》二十卷（《郡齋讀書志》，《志》別出《沈存中良方》十五卷，雲「或以蘇子瞻論醫藥雜說附之」。此即後世所傳《蘇沈良方》也。其書亦佚，四庫本乃從《永樂大典》輯出者，分為六卷），《忘懷錄》三卷，（見馬元調《筆談》後序，馬雲，「或曰：元豐中夢上丈人撰，非括也」），《詩話》（《萬曆錢塘志》本傳）。《家乘》又著錄括撰《孟子解》一卷，按：此見《本集》，今存。 原載《清華學報》第11卷第2期，1936年4月 附： 《沈括編年事輯》校後記 徐規 （《沈括編年事輯》，張蔭麟教授著，載《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二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出版。已收入遺著《宋史論叢》中。） 按《宋史·沈括傳》載：「元祐初，徙秀州。」又《長興集》十六《謝謫授秀州團練副使表》云：「伏蒙告命，授臣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可知沈括在奉到新命以前，不能離秀州。蔭麟師原文元祐四年條有「括之遷居京口夢溪，必在是年進圖受獎，奉旨許任便居住後」云云。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祐三年八月丙子（三日）條載：「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沈括，賜絹百匹，仍從便居止，以括上編修天下州縣圖故也。」此事並見《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二十，但作八月十三日。可知進圖受獎乃元祐三年而非四年之事。又所謂「仍從便居止」者，指仍許在秀州境內從便居止之意，非謂許於秀州以外之州軍任便居住也。又《長興集》十六《謝分司南京表》云：「今月十九日，潤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通，伏蒙聖恩，授臣左朝散郞，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長編》系此命於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七日）。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則南京以外亦可居住也。此為其行動從此可自由之重要證據。假定元祐五年十月新命到達即遷居潤州，則《宋史》本傳所謂「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者，應從元祐五年（一〇九〇）起算，歷八年，當為紹興〔聖〕四年（一〇九七）。若以紹聖四年卒，年六十五，上推其生年，當為明道二年（一〇三三），與原文所謂生於明道元年者不符。其遷居潤州是否即在元祐五年，抑或六年，雖不可確知，但不在元祐五年十月以前，則無疑問。據此，沈括不生於明道元年，而在明道元年以後，固彰彰明甚。除非《宋史》本傳原文有誤耳。 又《長編》元祐四年九月己丑（二十二日）條載：「詔責授秀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沈括敘朝散郎光祿少卿，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吳居厚敘朝奉郎少府少監，並分司南京；（中略）仍並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此命旋因梁燾、劉安世之反對，故同月即有詔「沈括、吳居厚前命勿行，內沈括更候一期取旨」之語。但有一點可注意者，即元祐四年九月己丑之前，沈括已移黃州安置。至《謝分司南京表》中有「潤州差人送到」之語，多以為沈括在收到官告之前，已遷居潤州，似未注意「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為確定其行動自由之重要命令，須知限定居止為一種處分，不限定居止則為此種處分之撤廢，必須有明令乃得自由行動也。《謝表》所以指出潤州者，恐以潤州為當時水路交通一衝要地，一部分文移以其地為輸送之一起點，故也。 讀《〈沈括編年事輯〉校後記》 丁則良 最近《文史周刊》編輯部轉來浙江大學徐規先生給我的一封信和他寫的《〈沈括編年事輯〉校後記》一文，我一面對徐先生這種指正的熱誠表示敬佩，一面也要對《文史周刊》編輯先生致謝。徐先生對於沈括生卒年一問題的意見，和我在《沈括生卒年考》（載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第二十九期）中的不同。其主要的差異在於徐先生認為沈括居潤州，始於元祐五年，而我認為始於元祐四年九月至十二月之間。其實我從前也曾持過和徐先生相同的看法。在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益世報·史學副刊》渝版第五期上，我曾寫過《跋〈沈括編年事輯〉》一文，關於沈括的生卒年，我的結論和現在徐先生的一樣。我說： 括自元豐貶謫後，其真得任便居住，當在元祐五年十月。其遷居京口（即潤州），亦當在是年。以居潤八年計之，當卒於紹聖四年，而其生年乃在明道二年（公元一〇三三至一〇九七年）。張（蔭麟）氏所輯沈氏事跡，悉早一歲雲。 不但結論一樣，而且所用的論據也同是《長編》卷四四九元祐五年十月七日戊戌條。我那一篇小文，曾請張先生看過，張先生曾在文中加過按語，對我的結論，很表同意。後來，我的意見有變動，又曾函浙大告知張先生，並將論據一一提出。張先生回信，也頗以這新的意見為然。最近《沈括生卒年考》一文就是根據這變動後的意見寫出來的。 我何以改用新的意見，《沈括生卒年考》一文所用的諸論據，可為說明，這裡不再贅述。對於徐先生的意見，我願提出三點懷疑，以供討論。按《長興集》卷十六《謝分司南京表》所云：「潤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道」云云，似乎可以暗示沈括這時（元祐五年十月以前）已經住在潤州。自來不乏巧合之事，如沈括這時不住潤州，而偏由潤州差人送來官告，沈括得到之後，又遷居潤州，豈不太巧？此其一。如果他這時不在潤州，而在黃州，黃、潤相去甚遠，為什麼政府公文不直接送黃州，由黃州差人送去，而一定要由潤州從千里外差人送去？這是很費解的。此其二。徐先生說潤州是「當時水路交通一衝要地，一部分文移以其地為輸送之一起點」，不曉得此說有無根據？如能在這一事之外，舉出其他實例，證明北宋確有以潤州為一輸送文移之起點的辦法，這一論斷或可成立。此其三。 我覺得沈括生卒年一問題，因現存史料有限，而且文辭籠統，不易作肯定的結論。說他是元祐四年九月後居住潤州吧，卻與元祐五年十月戊戌的詔命不全符合。說他是元祐五年十月以後才住在潤州罷，而官告卻又是由潤州差人送來。無論哪一說，都有困難。我現在對我的意見也不滿意，希望徐先生和世之治宋史者有以教我。 卅六、六、九，清華園 原載《申報·文史周刊》第13期，1948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