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夏元史 · （五）王安石之變法
（1）變法之起因
宋初設制，為防前代之失，集權於中央。然矯枉過正，流弊漸生，降及中葉，尤以軍財兩政，為最紊亂，其情況分敘於下：
（甲）屬於軍政者
兵額遞見增加，據《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列舉以明之。兵額雖多，而不訓練，故多而不精，外患愈烈。
兵額簡表
嘉祐仁宗七年，宰相韓琦言：「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徵戍則募置，事已則並，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邊遼與夏雖號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豫備之，一旦邊陲用兵，水旱相繼，
卒起而圖之，不可及矣。」（《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為懲兵驕之害，乃募及災民，則尋常募置之難可知。
皇祐仁宗中，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三十餘萬，安撫使富弼募以為兵，拔其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雖廩以廂兵，而得禁兵之用，且無驕橫難制之患。（《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
平時養兵費已巨，每出戍，又各有賞賜，國力所以不支，而姑息已久，兵所以不可用。
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遞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率有口糧。（《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乙）屬於財政者
國家財政收支概況，亦據《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列表以明之。
收支簡表
據上表，知在天禧以前，尚有盈餘，皇祐元年，收支相抵，至治平二年，竟有巨額虧耗。其變遷情形，詳於下列論述。
初吳、蜀、江南、荊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寖廣。……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眾，京城之內，一夕數處……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
藝極。（《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
是宋之財政所以竭蹶者，因外耗於「募兵」與「饋遺」，而內耗於「祀祠」與「冗祿」也。
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初真宗時……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宗室蕃衍，吏員歲增……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及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
國用不足則增稅，官司承旨，亦以聚斂為能。
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真宗嗣位……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租額前界，遞年相參。景德初，榷務連歲增羨，三司即取多收者為額。（《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
其時農民生活困苦，可於司馬光所言窺見之。
司馬光……抗疏曰：「……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宋史》卷一七三《食
貨志上一》。）
言理財者，已訾及中樞制度不良，遂開後來變法之基。
至和仁宗中，諫官范鎮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而吏不稱職，陛下憂勤於上，人民愁嘆於下。今歲無麥，朝廷為放稅免役，乃發倉廩拯貸，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然人民流難，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大熟，民不得終歲之飽；及有小歉，雖加重放，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
民窮財困，已至此境，非改弦更張，不足以挽救，王安石變法之議，乃乘時而起。
於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2）變法之實行
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光等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 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虛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
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判知樞密院事陳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三司條例司為改革總匯，其首先規定者，即為預算。
時天下承平，帝……每以財用為憂不給。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所裁省冗費十之四。（《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
此後各項新政，次第舉行，茲按其性質，敘之如下：
（甲）民政上之設施
有「青苗」與「免役」兩法，其設施之意義，與反對者之言論，並撮錄之，以觀其得失。
青苗法：
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增價收糶，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凶歲谷貴傷民，故減價出糴，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也。安石以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王偁《東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石傳》。）
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為青苗矣。（《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
青苗法之設，為使兼併之家，不能乘人之急以邀利，但實行之後，反對者紛起指摘。
舜俞……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谷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耆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併，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併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谷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惟恐不盡，萬一饑饉薦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併利哉。雖分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宋史》卷三三一《陳舜俞傳》。）
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
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情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
琦韓復上疏曰……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 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
時初行青苗法，琦上疏論其害，以為國之頒號令，立法制， 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陛下遣使給散青苗，乃令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並坊郭有物力，乃從來兼併之家也，今皆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豈抑兼併濟睏乏之意哉? （王偁《東都事略》卷六九《韓琦傳》。）
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使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慧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 （王偁《東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馬光傳》。）
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眾，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雲， 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紜，皆雲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 台諫官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戩、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歐陽修，繼韓琦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 亦坐移鎮。（《宋史》卷一七六《食貨志上四》。）
按：反對青苗法者，所持之理由，概括之則為：（一）官放錢取息。（二）取息二分過重。（三）州縣以多借出為功，不免勒借。（四）富人不願借，貧人不易還，且借錢到手，最易浪費，追索之時，州縣因之多事。（五）出入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然當時民間借貸，普通且逾一倍，則二分取息，實為最輕者。其縣吏張皇，則奉行不善，非法之不善也。
免役法：
宋之役法，名目繁多，最為秕政。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搯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詔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眾役，多調廂軍。……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日久，奸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為出家……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疏密，與資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請罷里正衙前。」（《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並於同等見存之戶。」（《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熙寧元年，如諫院吳充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寖少，中下戶寖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不得已而為盜賊。」（《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逾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從。衙前今之內班門子也，散從今之外班皂隸也。（楊慎《藝林伐山》卷一三。）
按：力役，即唐之庸也，庸錢既將入兩稅，即不應有所謂力役者。自唐中葉以後，仍按「人戶等第」出力役，是又重加一層擔負，宋沿用之。致有上述之苛酷結果，故荊公改簽役而為雇役，以洗其弊。新舊之爭，舊人秉政，並免役而推翻之，所以不能服變法者之心。
天下土俗不同，役輕重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免役之法，據家資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免役法實行，其反對最力者，則為劉摯、楊繪。
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團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人情惶駭。」因陳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概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偽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干，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眾；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也。」（《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楊繪……疏辨之曰……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才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奸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僱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僱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製。（《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於是同判司農寺曾布，摭楊繪、劉摯所言而加以反詰，其理由至為充足，大為變法者張目。
其略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喻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今品量增減，亦未為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效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此臣所未喻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僱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前僱人，則失陷官物；耆長僱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奸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為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喻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爾；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才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余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喻也。（《宋史》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乙）財政上之設施
有「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均輸」、「市易」諸法。
方田均稅法：
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並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
其利益如何，由蔡京等所稱道者可以概見之。
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為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奸。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
淳熙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止輸谷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為荒地；他人請佃，以疆界為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閒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紹熙元年……熹朱熹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按：正理經界，平均擔負，實為清厘要政。迨及南宋百年之後，賢者猶思繼軌，或其初令佐奉行不善，豪強不免阻撓，致貽人口實元祐諸人，因噎廢食，致一律罷免，實為可惜。
農田水利法：
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中書言：「諸州縣古蹟陂塘，異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實，當議旌寵。（《通考》卷六《田賦考六》。）
於是司農寺請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閡戎馬。官計其活茂多寡，得差減在戶租數；活不及數者罰，責之補種。興修水利田，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神宗元豐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穀，京西南路流民，買耕牛者免徵。五年，都水使者范三淵奏：「自大名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頃，乞募人耕種。」從之。（《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
按：農田水利法實行，已著效於一時矣。
市易法：
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榷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余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三司請立市易條，有「兼併之象，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按：市易法取息甚低，章制甚嚴，所不利者，豪強兼併之家，所利者在貧民，亦非不可行之法也。
均輸法：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今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按：均輸法，於物價調節，最有關係，且為劉晏成法，論者亦攻之不已，以為擾民，其意不在法而在人可知。其攻擊最力者，為蘇軾兄弟，藉口虧稅，轉為商賈張目。其詞雖辯，而非就諸法本身立論，宜其不足以服主新法者之心也。
軾上書論其不便曰……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則指為勞績……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臣竊以為過矣。（《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
侍御史劉琦、侍御史里行錢覬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今此論復興，眾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有，惟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錢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
（丙）軍政上之設施
有「置將」、「保甲」、「保馬」、「軍器監」諸法。
置將法：
將兵者，熙寧之更制也。先是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淳化、至道以來，持循益謹……更戍交錯，旁午道路。議者以為徒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焉，庶不為無用矣。熙寧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由河北始。（《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
熙豐置將簡表
保甲法：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干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眾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財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儆盜。……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達於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疏遠近為等。（《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
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按：保甲法為民兵計劃，期以漸革募兵之弊，若以府兵法例之，亦不能發見若何窒礙與其不應行也。
保馬法：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強與。……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宋史》卷一九八《兵志十二》。）
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按：保馬法為馬政計劃，惟蓄馬與牧馬迥別，馬之死及病，為不可避免之事，頗為養馬者之累，遂為反對者所藉口。
軍器監法：
帝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上疏曰：「……方今外御邊患，內虞盜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充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為備者。臣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責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莫若更製法度，斂數州之作，聚為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熙寧六年，始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先是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眾。（《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
此為軍器改良計畫，亦為整軍經武不可少之措施也，當時多痛詆保甲法者，茲撮辯論之點如下。
帝謂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則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為。第義勇皆良民，當以禮義獎養。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閱而縻費也，使之運糧也。三者皆人所不樂，若更毆之就敵，使被殺戮，尤人所憚也。」馮京曰：「義勇亦有以挽強得試推恩者。」安石曰：「挽強而力有不足，則絕於進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濫。初非勸獎使人趨武用也。今欲措置義勇，皆當反此……臣願擇鄉間豪傑以為將校，稍加獎拔，則人自悅服。矧今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則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矣。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帝以為然。時有欲以義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為置義勇、弓手，漸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誠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適足以傷農。」……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曆數已甚減矣。」……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今河北戶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廩。然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即誠無以恃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為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陳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敝，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爾。……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矣。」……時開封鞠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難於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上，惟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農也。……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謂安石曰：「曾孝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況保甲非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大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另熟，然
後上番。……臣觀……今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向時拔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為上言……「今保甲閱藝八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必當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也。」（《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