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賞析 · 李清照（五首）

鳳凰台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這首詞是作者早期和她丈夫趙明誠分別時寫的。從《〈金石錄〉後序》中，我們大體上可以知道他們夫婦之間感情極好，趣味相同，所以即使是一次短暫的分別，詞人在心靈上所承受的負擔也是很沉重的。全篇從別前設想到別後，充滿了「離懷別苦」，而出之以曲折含蓄的口吻，表達了女性特有的深婉細膩的感情。 上片一起兩個對句是寫她起來以後的情景。銅製的獅形熏爐冷了，紅色的錦緞被子掀了，上言時之已晚，下言人之竟起。證以作者在另一首詞〔念奴嬌〕中的「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可見躺著既難成睡，起來也覺無聊。第三句接寫雖然已經起床，可是什麼也不想做，甚至於連頭都不想梳了。《詩經·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是寫丈夫出征之後，妻子在家懶得梳妝打扮。這裡卻是寫丈夫準備走，還沒有走，她就已經懶得梳頭，就比前文深入一層。古代婦女是很講究梳頭的，從詩歌中描寫美人每多涉及頭髮，可以證明。所以起來就要梳頭，梳頭則要費掉許多心思和時間，就當時的具體社會情況來說，是正常的。連頭都不想梳，那麼，其心緒不佳，就可想而知了。由於不梳頭，所以鏡奩也就讓它蓋滿灰塵，不想拂拭。這時，太陽也就漸漸升高，一直可以照射到比人還高的簾鉤上了。這裡說了五件事：爐冷卻；被掀開；頭不梳；奩未拂；日已高—都是寫人之「慵」。 「生怕」兩句，進而寫自己的內心活動。本來有許許多多的心事，要想說給愛人，但是怕引起彼此離別的痛苦，話到口邊，又忍住了。這種自我克制，是包含有許多曲折、許多苦惱在內的。它還暗示了，這種「離懷別苦」，也並非自今日始，而是已經經歷了一個時期，所以接以下面的「新來瘦」三句。近來，人為什麼變瘦了呢？詞中避免了作正面的回答，而只是說，既不是因為如歐陽修在〔蝶戀花〕中所說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里朱顏瘦」，也不是如她自己在〔醉花陰〕中所說的「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當然，中酒而病，逢秋而悲，究其終極，也無非是個藉口，主要的還是由於人的心情不好，才瘦了下來。但若連這點可以藉口的緣由都排斥了，那麼，其變瘦之故就更可想而知了。這裡一面用「非干」、「不是」來作反襯，另一面仍然不說出真實的原因，就使上面的「欲說還休」一句含意更為豐滿。這種吞吐往復，文勢既有波瀾，感情也更深摯。所以陳廷焯在《雲韶集》中評為「婉轉曲折，煞是妙絕」。趙、李夫婦的美滿姻緣，在愛情只是婚姻的義務和附加物的封建社會中，是不多見的，而作者又是一個才華妍妙、性格活潑的人。她這裡所反映的感情，以及所使用的反映其感情的藝術手段，也正體現了她的性格與社會習俗之間的矛盾。 換頭用疊字起，以加重語氣。休，即罷休，猶口語算了。《陽關三疊》是傷離之曲，取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之意譜成。縱使歌唱千萬遍《陽關》，也無法挽回行者，那也就只好算了。分別既成定局，不可變更，因此以下就轉而從別前想到別後。「武陵」，在宋詞、元曲中有兩個含義：一是指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漁父故事；一是指劉義慶《幽明錄》中的劉、阮故事。如黃庭堅〔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即用陶《記》之典。而韓琦〔點絳唇〕「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及韓元吉〔六州歌頭〕「前度劉郎，幾許風流地，花也應悲。但茫茫暮靄，目斷武陵溪，往事難追」，則用劉《錄》之典。（「武陵」本應專指前典，但何以與後典混同起來，將天台也稱武陵，則除了兩典中都有桃花之外，還找不出其他的理由。但自從宋人這樣用了以後，元人戲曲中就都沿襲了。王季思先生《〈西廂記〉校注》曾引葉德均說，舉《北詞廣正譜》中所載〔醉扶歸〕「有緣千里能相會，劉晨曾誤入武陵溪」及《誤入桃源》中〔殿前歡〕「這時節武陵溪怎喑約，桃花片空零落，胡麻飯絕音耗」，以證元曲中武陵系指劉、阮入天台事，甚確，惜未注意到宋詞已如此用）這裡也是以劉、阮之離天台（武陵）比擬趙明誠之離家的。「秦樓」即鳳台，是仙人蕭史與秦穆公的女兒弄玉飛升以前所住的地方（見《列仙傳》），這裡用以指詞人自己的住所，不但暗示他們的婚姻美滿，有如仙侶，而且還暗含相傳為李白所作的〔憶秦娥〕詞中「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之意。所以「武陵人遠，煙鎖秦樓」八字，簡單說來，就是人去樓空。但不抽象地說人去樓空，而用兩個著名的仙凡戀愛的故事形象地加以表達，意思就更豐富、深刻。我們知道，作者用典故，是為了使讀者懂得更多、更深、更透，而不是相反。如果產生了相反的效果，那或者是由於作者不善於用典，或者由於讀者不熟習，或不善於體會所用之典，而不是不該使用這種手段。「武陵」兩句，是用一「念」字領起的，此字一直貫到結尾，都是寫想像中人去樓空之情景。 終日相伴的人走遠了，自己則被隔絕在這座愁煙恨霧的妝樓里，有誰知道我終日在凝視著遠方呢？恐怕只有樓前的流水了。柳永〔八聲甘州〕「想佳人、妝樓凝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與此同意，而柳詞是寫人在「想」，此詞則是寫水在「念」。前者推己及人，後者推人及物，措意更其巧妙深永。由上文人之「念」推而及於下文水之「念」，又更進一層。 結句寫「終日凝眸」之必然後果。「從今又添，一段新愁」者，自從聽了他要走的消息，就產生了新愁，這是一段；他一走，「清風朗月，陡化為楚雨巫雲；阿閣洞房，立變為離亭別墅」（《〈草堂詩餘〉正集》載沈際飛評語），這又是一段也。 念奴嬌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 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遊春意。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 這首詞也是寫別情，與上首同一主題，但它只對這點略為涉及，旋即放過，而著重於描寫春天景物以及在這種景物中的心情，將傷別、傷春之感從側面流露出來，與上首正面極寫「離懷別苦」者，手法全異。 它一上來寫庭院之中春寒猶重，離萬紫千紅、芳菲滿眼的時候，還隔著一段時間，故以蕭條形容之。庭院本已蕭條，何況又加上斜風細雨，得把重重門戶都關上呢？「蕭條庭院」，本已無足觀賞；風雨閉門，更是不能觀賞：這就顯示了環境和氣氛。用一「又」字，則可見斜風細雨，近來常有，感到煩悶，絕非偶然。 細數季節，已近寒食，也就是到了「寵柳嬌花」的時候。被愛曰「寵」，可愛曰「嬌」，本來是形容人的字眼，這裡卻將它們用在柳、花之上，這就密切了它們與人的關係，加重了對它們的珍視。前人評「寵柳嬌花」之語為「奇俊」（黃《花庵詞選》），為「新麗」（王世貞《藝苑卮言》），是不錯的。由於春寒，花未放，柳未舒，應當來臨的濃春美景，卻被一片蕭條、幾番風雨代替了。因春寒而猶覺蕭條，是一種；因風雨而倍感沉悶，是一種；風雨且非一次，是一種。所以說「種種惱人天氣」。這種天氣，又並不是在秋冬之際，而是在本來應當是滿目芳菲的春天，就更為可惱了。 因為煩惱，所以須要排遣。賦詩飲酒，是人們常用來排遣的方法。我們的詞人也是這麼嘗試了的。她不但作詩，還作了很難作的險韻詩（以生僻的或不適合於作韻腳的字協韻的詩）；不但喝酒，還喝了很易醉的扶頭酒（一種烈性酒）。可是，險韻詩作成了，扶頭酒也醒了，仍然覺得空蕩蕩的。覺得天氣不好，覺得排遣無方，閒得無聊，歸根到底，還是由於自己有一件沒有說出來的心事。李後主〔相見歡〕云：「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這裡所說的「別是閒滋味」，說破了，就是這個意思。 經過以上一番鋪敘騰挪，然後才把別情正面提出，然而才一提到，便又放過。要說的是心事，要寄的在遠方，歸雁雖能寄書，而且不斷飛過，但心事萬千，何能盡寄，所以終於也只能「多少事、欲說還休」了。 上片所寫，都是近來情事。過片則從近來轉到當天。古代建築，有的樓房，室在中間，四面有廊，廊外有闌，簾即掛於室外廊上闌邊。連日春寒，四面的帘子都放下了。由於心事重重，懶得倚闌眺遠（即柳永〔八聲甘州〕「不忍登高臨遠」之意），以致當天天氣已有轉好的徵兆的時候，帘子也都還沒有捲起來。這三句寫春寒，也寫人懶。 「被冷」兩句，依照事情發生的順序，應在「玉闌干慵倚」之前。由於被也冷了，香也消了，夢也醒了，只好起來。「不許」兩字，說明老是躺著，既很無聊，再不起來，也無辦法。雖然被迫起了床，可是什麼也不想做，當然也不想倚闌，所以四面的帘子，就仍然讓它垂著了。「慵倚」承「簾垂」,「被冷」承「春寒」,「慵」承「愁」。以上皆當日一時情事。 以下，另作一意，筆勢也忽然宕開。「清露晨流，新桐初引」，語出《世說新語·賞譽篇》，這裡用以描摹庭院中風雨已過、天色漸開的景物。一面不想倚闌，一面又想遊春，形容心情矛盾。一會兒，太陽也高了，霧氣也散了，分明已經轉晴，卻還要「更看今日晴未」，正是極寫其久雨幽居的苦悶。她在天氣轉晴以後是出門遊春呢？還是仍舊閉門枯坐，連闌干都不倚呢？讓讀者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蓼園詞選》云：「只寫心緒落寞，近寒食更難遣耳，陡然而起，便爾深邃；至前段雲『重門須閉』，後段雲『不許（愁人不）起』，一開一合，情各戛戛生新。起處雨，結句晴，局法渾成。」所論本詞結構很是，可正《〈詞綜〉偶評》以為它是「有句無章」之誤。 古代詩歌中所寫女性的相思之情，多由男性代為執筆，雖然有許多也能體貼入微，但總不如她們自己寫得那麼真摯深刻，親切動人。從這兩首在藝術手段上很不相同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到這位傑出的女作家在這一方面的成就。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宋欽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國攻陷北宋首都汴京，漢族政權南遷。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在非常廣闊的範圍內影響了當時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對於文學，同樣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李清照詞，也以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為界限，在其前後明顯地有所不同。雖然她對於詞的創作，具有傳統的看法，因而把她所要反映的嚴肅重大的題材和主題只寫在詩文里，但她和當時多數人所共同感到的國破家亡之恨、離鄉背井之哀，以及她個人所獨自感到的既死丈夫、又無兒女、晚年塊然獨處、辛苦艱難的悲痛，卻仍然使得她的詞的境界比前擴大，情感比前深沉，成就遠遠超出了一般女作家的和她自己早期的以寫「閨情」為主要內容的作品。 這首詞是她南渡以後的名篇之一。從詞意看，當作於趙明誠死後。通篇都寫自己的愁懷。她早年的作品也寫愁，但那只是生離之愁、暫時之愁、個人之愁，而這裡所寫的則是死別之愁、永恆之愁、個人遭遇與家國興亡交織在一處之愁，所以使人讀後，感受更為深切。 起頭三句，用七組疊字構成，是詞人在藝術上大膽新奇的創造，為歷來的批評家所激賞。如張端義《貴耳集》云：「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雲『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張氏指出其好處在於「無斧鑿痕」，即很自然，不牽強，當然是對的。元人喬吉〔天淨沙〕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通篇都用疊字組成。陸以湉《冷廬雜識》就曾指出：「不若李之自然妥帖。」《白雨齋詞話》更斥為「醜態百出」。嚴格地說，喬吉此曲，不過是文字遊戲而已。 但說此三句「自然妥帖」,「無斧鑿痕」，也還是屬於技巧的問題。任何文藝技巧，如果不能夠為其所要表達的內容服務，即使不能說全無意義，其意義也終歸是有限的。所以，它們的好處實質上還在於其有層次、有深淺，能夠恰如其分地、成功地表達詞人所要表達的難達之情。 「尋尋覓覓」四字，劈空而來，似乎難以理解，細加玩索，才知道它們是用來反映心中如有所失的精神狀態。環境孤寂，心情空虛，無可排遣，無可寄託，就像有什麼東西丟掉了一樣。這東西，可能是流亡以前的生活，可能是丈夫在世的愛情，還可能是心愛的文物或者什麼別的。它們似乎是遺失了，又似乎本來就沒有。這種心情，有點近似姜夔〔鷓鴣天〕所謂「人間別久不成悲」。這，就不能不使人產生一種「尋尋覓覓」的心思來。只這一句，就把她由於敵人的侵略、政權的崩潰、流離的經歷、索漠的生涯而不得不擔承的、感受的、經過長期消磨而仍然留在心底的悲哀，充分地顯示出來了。心中如有所失，要想抓住一點什麼，結果卻什麼也得不到，所得到的，仍然只是空虛，這才如夢初醒，感到「冷冷清清」。四字既明指環境，也暗指心情，或者說，由環境而感染到心情，由外而內。接著「淒悽慘慘戚戚」，則純屬內心感覺的描繪。「淒淒」一疊，是外之環境與內之心靈相連接的關鍵，承上啟下。在語言習慣上，淒可與冷、清相結合，也可以與慘、戚相結合，從而構成淒冷、淒清、悽慘、淒戚諸詞，所以用「淒淒」作為由「冷冷清清」之環境描寫過渡到「慘慘戚戚」之心靈描寫的媒介，就十分恰當。由此可見，這三句十四字，實分三層，由淺入深，文情並茂。 「乍暖」兩句，本應說由於環境不佳，心情很壞，身體也就覺得難以適應。然而這裡不說境之冷清，心之慘戚，而獨歸之於天氣之「乍暖還寒」。「三杯」兩句，本應說借酒澆愁，而愁仍難遣。然而這裡也不說明此意，而但言淡酒不足以敵急風。在用意上是含蓄，在行文上是騰挪，而其實仍是上文十四疊字的延伸，所謂情在詞外。 「雁過也」三句，將上文含情未說之事，略加點明。正是在這個時候，一群征雁，掠過高空。在急風、淡酒、愁緒難消的情景中，它們的驀然闖入，便打破了當前的孤零死寂，使人不無空谷足音之感，但這感，卻不是喜，而是「傷心」。因為雁到秋天，由北而南，作者也是北人，避難南下，似乎是「舊時相識」，因而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了。《漱玉詞》寫雁的有多處，以此與她早年所寫〔一剪梅〕中的「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以及南渡前所寫〔念奴嬌〕中的「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對照，可以看出，這兩首雖也充滿離愁，但那離愁中卻是含有甜蜜的回憶和相逢的希望的，而本詞則表現了一種絕望，一種極度的傷心。 過片直承上來，仰望則見遼天過雁，俯視則滿地殘花。菊花雖然曾經開得極其茂盛，甚至在枝頭堆積起來，然而現在又卻已經憔悴了。在往年，一定是要在它盛開的時候，摘來戴在頭上的，而現在，又誰有這種興會呢？ 急風欺人，淡酒無用，雁逢舊識，菊惹新愁，所感所聞所見，無往而非使人傷心之事，坐在窗戶前面，簡直覺得時間這個東西，實在堅固，難以磨損它了。彭孫遹《金粟詞話》云：「李易安『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情絕調。」所論極是。這個「黑」字，是個險韻，極其難押，而這裡卻押得既穩妥，又自然。在整個宋詞中，恐怕只有辛棄疾〔賀新郎〕中的「馬上琵琶關塞蒙」一句，可以與之比美。 「梧桐」兩句是說，即使挨到黃昏，秋雨梧桐，也只有更添愁思，暗用白居易《長恨歌》「秋雨梧桐葉落時」意。「細雨」的「點點滴滴」，正是只有在極其寂靜的環境中「守著窗兒」才能聽到的一種微弱而又淒涼的聲音；而對於一個傷心的人來說，則它們不但滴向耳里，而且滴向心頭。整個黃昏，就是這麼點點滴滴，什麼時候才得完結呢？還要多久才能滴到天黑呢？天黑以後，不還是這麼滴下去嗎？這就逼出結句來：這許多情況，難道是「一個愁字」能夠包括得了的？（「這次第」猶言這種情況，或這般光景，宋人口語）文外有多少難言之隱。 此詞之作，是由於心中有無限痛楚抑鬱之情，從內心噴薄而出，雖有奇思妙語，而並非刻意求工，故反而自然深切動人。陳廷焯《雲韶集》說它「後幅一片神行，愈唱愈妙」。正因為並非刻意求工，「一片神行」才是可能的。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這首詞是宋高宗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作者避難浙江金華時所作。當年她是五十三歲。那時，她已處於國破家亡之中，親愛的丈夫死了，珍藏的文物大半散失了，自己也流離異鄉，無依無靠，所以詞情極其悲苦。 首句寫當前所見，本是風狂花盡，一片淒清，但卻避免了從正面描寫風之狂暴、花之狼藉，而只用「風住塵香」四字來表明這一場小小災難的後果，則狂風摧花，落紅滿地，均在其中，出筆極為蘊藉。而且在風沒有停息之時，花片紛飛，落紅如雨，雖極不堪，尚有殘花可見；風住之後，花已沾泥，人踐馬踏，化為塵土，所余痕跡，但有塵香，則春光竟一掃而空，更無所有，就更為不堪了。所以，「風住塵香」四字，不但含蓄，而且由於含蓄，反而擴大了容量，使人從中體會到更為豐富的感情。次句寫由於所見如彼，故所為如此。日色已高，頭猶未梳，雖與〔鳳凰台上憶吹簫〕中「起來慵自梳頭」語意全同，但那是生離之愁，這是死別之恨，深淺自別。 三、四兩句，由含蓄而轉為縱筆直寫，點明一切悲苦，由來都是「物是人非」。而這種「物是人非」，又絕不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變化，而是一種極為廣泛的、劇烈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的變化，無窮的事情、無盡的痛苦，都在其中，故以「事事休」概括。這，真是「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所以正想要說，眼淚已經直流了。 前兩句，含蓄；後兩句，真率。含蓄，是由於此情無處可訴；真率，則由於雖明知無處可訴，而仍然不得不訴。故似若相反，而實則相成。 上片既極言眼前景色之不堪、心情之淒楚，所以下片便宕開，從遠處談起。這位女詞人是最喜愛遊山玩水的。據周輝《清波雜誌》所載，她在南京的時候，「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冬天都如此，春天就可想而知了。她既然有遊覽的愛好，又有須要借遊覽以排遣的淒楚心情，而雙溪則是金華的風景區，因此自然而然有泛舟雙溪的想法，這也就是上一首所說的「多少遊春意」。但事實上，她的痛苦是太大了，哀愁是太深了，豈是泛舟一游所能消釋？所以在未游之前，就又已經預料到愁重舟輕，不能承載了。設想既極新穎，而又真切。下片共四句，前兩句開，一轉；後兩句合，又一轉；而以「聞說」、「也擬」、「只恐」六個虛字轉折傳神。雙溪春好，只不過是「聞說」；泛舟出遊，也只不過是「也擬」，下面又忽出「只恐」，抹殺了上面的「也擬」。聽說了，也動念了，結果呢，還是一個人坐在家裡發愁罷了。 王士禛《花草蒙拾》云：「『載不動許多愁』與『載取暮愁歸去』、『只載一船離恨向兩州』，正可互觀。『雙槳別離船，駕起一天煩惱』，不免徑露矣。」這一評論告訴我們，文思新穎，也要有個限度。正確的東西，跨越一步，就變成錯誤的了；美的東西，跨越一步，就變成丑的了。像「雙槳」兩句，又是「別離船」，又是「一天煩惱」，唯恐說得不清楚，矯揉造作，很不自然，因此反而難於被人接受。所以《文心雕龍·定勢篇》說：「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巧」之與「怪」，相差也不過是一步而已。 李後主〔虞美人〕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只是以水之多比愁之多而已。秦觀〔江城子〕云：「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則愁已經物質化，變為可以放在江中，隨水流盡的東西了。李清照等又進一步把它搬上了船，於是愁竟有了重量，不但可隨水而流，並且可以用船來載。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仙呂·點絳唇纏令·尾〕云：「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駝〔馱〕也駝〔馱〕不動。」則把愁從船上卸下，馱在馬背上。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正宮·端正好·收尾〕云：「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又把愁從馬背上卸下，裝在車子上。從這些小例子也可以看出文藝必須有所繼承，同時必須有所發展的基本道理來。 這首詞的整個布局也有值得注意之處。歐陽修〔採桑子〕云：「群芳過後西湖好，狼藉殘紅，飛絮蒙蒙，垂柳欄干盡日風。 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周邦彥〔望江南〕云：「游妓散，獨自繞回堤。芳草懷煙迷水曲，密雲銜雨暗城西，九陌未沾泥。 桃李下，春晚未成蹊。牆外見花尋路轉，柳陰行馬過鶯啼，無處不淒淒。」作法相同，可以類比。譚獻《復堂詞話》批歐詞首句說：「掃處即生。」這就是這三首詞在布局上的共有特點。掃即掃除之掃，生即發生之生。從這三首的第一句看，都是在說以前一階段情景的結束，歐、李兩詞是說春光已盡，周詞是說佳人已散。在未盡、未散之時，芳菲滿眼，花艷驚目，當然有許多動人的情景可寫，可是在已盡、已散之後，還有什麼可寫的呢？這樣開頭，豈不是把可以寫的東西都掃除了嗎？及至讀下去，才知道下面又發生了另外一番情景。歐詞則寫暮春時節的閒淡愁懷，周詞則寫獨步回堤直至歸去的淒涼意緒，李詞則寫由風住塵香而觸發的物是人非的深沉痛苦。而這些，才是作家所要表現的，也是最動人的部分，所以叫做「掃處即生」。這好比我們去看一個多幕劇，到得晚了一點，走進劇場時，一幕很熱鬧的戲剛剛看了一點，就拉幕了，卻不知道下面一幕內容如何，等到再看下去，才發現原來自己還是趕上了全劇中最精彩的高潮部分。任何作品所能反映的社會人生都只能是某些側面。抒情詩因為受著篇幅的限制，尤其如此。這種寫法，能夠把省略了的部分當作背景，以反襯正文，從而出人意料地加強了正文的感染力量，所以是可取的。 永遇樂 落日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拈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這首詞是作者晚年流寓臨安（今浙江杭州）時某一年元宵節所寫。上片寫今，寫當前的景物和心情；下片從今昔對比中見出盛衰之感。 它以兩個四字對句起頭。所寫是傍晚時分的「落日」、「暮雲」，本很尋常，但以「熔金」、「合璧」來刻畫它們，就顯出日光之紅火、雲彩之鮮潔，並且暗示出入夜以後天色必然晴朗，正好歡度佳節的意思。 「人在何處？」突以問語承接。此「人」字，注家或以為是指她死去的丈夫，即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中「每逢佳節倍思親」之意。但從全篇布局乃是今之臨安與昔之汴京對比來看，則「人」字似應指自己，「何處」則指臨安。分明身在臨安，卻反而明知故問「人在何處」，就更加反映出她流落他鄉、孤獨寂寞的境遇和心情來，而下文接寫懶於出遊，就使人讀之怡然理順了。如果在上文、下文都是景語的情況下，中間忽然插一句問話：「我那心愛的人現在在什麼地方呢？」問過以後，就擱置一邊，再也不提，這，不但於情理上說不過去，就是在文理上也說不過去。 「染柳」兩句，仍是寫景，但起兩句是寫傍晚之景，是屬於一天之中的某段時間；這兩句是寫初春之景，是屬於一年之中的某個季節，所以並不犯重。元宵節是正月十五日，正在初春，有時春來得遲，天還很冷，但今年不但晴朗，而且暖和，大有春意，這就更為可喜。初春柳葉剛剛出芽，略呈淡黃色，但由於煙霧的渲染，柳色似也很深，故曰「染柳煙濃」。梅花開得最早，這時開始凋謝，而笛譜有〔梅花落〕曲，故李白《聽黃鶴樓上吹笛》云：「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作者流徙異鄉，懷念舊京，見梅之凋落，而思及李詩，故曰「吹梅笛怨」。接以「春意知幾許」，則是對春之早、景之妍的讚嘆之詞。 這樣一來，她是不是又有「多少遊春意」呢？然而，也許年齡更老、憂患更深了吧，她這回卻產生了另外一種想法：儘管今天的天氣如此之好，難道轉眼之間，就不會颳風下雨嗎？（「次第」在這裡是轉眼的意思，與前面「這次第」的意思有別）這就顯示了她歷盡滄桑之後，對於一切都感到變幻難測，因而顧慮重重的心理狀態。既然如此存心，對於一些貴婦人來邀請她出去游賞和賦詩飲酒，當然就只能婉言謝絕了。［李清照晚年社會地位、經濟情況都一落千丈，但仍然和一些上層人士有交往，紹興十三年（公元1143年），她還曾代親戚中的一位貴婦人撰《端午帖子詞》進獻朝廷，可證］ 下片分兩層：前六句憶昔；後五句傷今。「中州」以下，從眼前的景物和心情，想到汴京淪陷以前的繁華世界。那時節，不但社會顯得繁榮，自己也很閒空，對每年的元宵是十分重視的。（《古詩十九首》之十七：「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三五，指十五日；四五，指二十日）由於「多暇」，所以頭上戴著翡翠冠子，還插上應景的首飾，插戴得十分漂亮，才出門游賞。（「鋪」，嵌鑲。「翠」，指翡翠鳥的羽毛。「冠兒」，即冠子，一種女式帽。「拈金雪柳」，據《武林舊事》記述「元夕節物：婦女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只知是一種婦女頭飾，形制不詳。「簇帶」，插戴或裝飾。「濟楚」，漂亮）。可是，現在呢，完全不同了。所以「如今」以下，又轉回眼前。人，憔悴了，蓬頭散發的，誰還願意「夜間出去」呢，還「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算了。這一結，不但有今昔盛衰之感，還有人我苦樂之別，所以更覺淒黯。 李清照晚年的詞，非常具體地、生動地反映了她精神生活方面的變化，而對於她物質生活的變化，則涉及很少。這首詞卻給我們透露了一些。首先是她說「中州盛日，閨門多暇」，這就反證了南渡暮年，閨門少暇。歸來堂中的賭書潑茶，建康城上的戴笠尋詩，恐怕早已被瑣屑的家務勞動代替了。由於貧困，不得不親自操作，就忙了起來，這是可推而知之的。其次是她說「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這絕不是住在深宅大院、有重重門戶的大戶人家所可能，也絕不是上層婦女的行為。只有一般市民，居宅淺狹，開門見街，婦女才有垂下帘子看街上動靜和聽行人說話的習慣。而她竟然也是如此，則其生涯之潦倒，就更可想見了。 宋末劉辰翁曾和此詞，小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遂依其聲，又托之易安自喻，雖辭情不及，而悲苦過之。」乙亥是公元1275年，到1279年，南宋就亡了。劉辰翁正是從這首詞中即小見大，即從其所寫的個人過元宵節時的今昔之感，看到國家的興亡、廣大人民喪亂流離的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