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布爾列車 · 第三部 維也納

格雷厄姆 《斯坦布爾列車》
1 房頂上,雪開始在他四周堆積起來,於是約瑟夫·格倫利希就挪到煙囪背風的一面。下面,中央車站燈火通明,像黑暗中的一堆篝火。一聲汽笛長鳴,一長串光點緩緩地移入視野;一隻大鐘響了九下,他看了看手錶。這是伊斯坦堡快車,他想,再遲來二十分鐘,也許就會被雪阻住了。他校準了自己那塊扁平的銀表,把它放進背心口袋裡,又把腹部的衣皺扯平。真的,他想,碰上這種寒冷的夜晚,長得胖就算是福氣了。扣上外衣之前,他把手伸進褲衩和外褲之間,擺正了掛在兩腿之間、由纏在扣子上的一根線繩系住的手槍。約瑟夫有三件事是沒得說的,他滿意地提醒自己,會搞女人,會吃會喝,還會偷大錢。他從煙囪後面的擋風處走了出來。 屋頂上很滑,多少有些危險。雪花打著他的眼睛,積雪黏在鞋底上結成了冰塊。他滑了一跤,在那一瞬間,他看見一家咖啡館燈光閃耀的遮篷像條魚一樣從黑暗的水中朝他飛升過來。他喃喃道:「萬福,聖母馬利亞,大慈大悲。」腳跟直往雪裡踹,手指拚命亂抓,一條排水管的檐溝救了他的命。他站了起來,輕聲笑了笑,犯不上跟老天爺慪氣。又過了一會兒,他找到了太平梯的鐵欄。 太平梯是沿著公寓樓里側通向地面的,大街上看不見它,但它卻面向一個貨場,而貨場是警察巡邏路線的終點,因此,他認為爬太平梯是這整個買賣中最危險的事。警察每三分鐘出現一次,一座小屋拐角處的微弱燈光映照著他光亮的長筒黑膠靴、皮帶和手槍掛鉤。厚厚的積雪減弱了他的腳步聲,約瑟夫不可能預知危險臨近,但手錶的嘀嗒聲卻可以提醒他時時警惕危險。他在梯子頂端等著,身子低低地蜷伏著,不安地意識到身後是白茫茫的背景,直到警察來過又走了。隨後,他開始爬梯子。他只需爬過一層沒住人的樓,但當他剛爬到氣窗時,一束燈光落到他身上,還響起了哨聲。我不會讓人抓住,他不大相信地想,我還從來沒被抓住過呢,這種事輪不到我頭上。他背朝著貨場,等著一聲喊叫或一顆子彈,同時他的頭腦像手錶里那些上好油的小齒輪一樣轉動起來,一個念頭咬合著另一個念頭,再帶動起第三個念頭。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他扭過對著梯子和光禿禿牆壁的臉,只見院子裡空蕩蕩的,有人把一盞燈帶進了貨棚的頂樓里,光就是從那裡射出來的,而哨聲只是火車站種種嘈雜聲中的一種。他的判斷失誤耽擱了寶貴的幾秒鐘,於是,他顧不上理會結了冰的鞋底溜滑,一步兩階地繼續向下爬去。 他爬到下一個窗口,敲了一下。沒有回答,他嘟噥著罵了幾句不太難聽的話,仍然扭著頭盯住貨場的一角,警察很快就會在那裡出現。他又敲了一下,這次他聽見了一雙松松垮垮的拖鞋聲。窗戶的插銷打開了,一個女人問:「安東,是你嗎?」「是我,」約瑟夫回答,「是安東,快讓我進去。」窗簾被拉開了,一隻瘦手在氣窗上拉呀拉。「開底下的,」約瑟夫小聲說,「不在上頭,你當我是個耍雜技的呀。」當窗子被打開時,他相當靈活地從太平梯躍上窗台,對於他這麼個胖子來說,這可真不算容易,但他發現自己很難從窗口擠進去。「你不能把窗框再抬高一點兒嗎?」一輛火車頭鳴笛三聲,他立刻下意識地想到這個信號的意義:一列載重貨車到下行線了。隨後,他進了屋子,那女人關上窗戶。車站的嘈雜聲隨之消失了。 約瑟夫把外衣和小鬍子上的雪撣掉,看了看錶:九點零五分;去帕紹的列車在四十分鐘內還不會發車,而他的車票已到手了。他背對著窗戶和那個女人,朝房間裡隨便掃了兩眼,一切便都有條不紊地印在了他的腦海里:水罐和臉盆放在一個暗紫色的洗臉盆架上,破裂的鍍金鏡子,鐵床,便壺,聖像。他說:「最好讓窗戶敞開著。萬一你的主人回來呢。」 一個驚恐細弱的聲音說:「我不能,噢,我不能。」他帶著和藹的嘲諷神氣朝她轉過頭去:「好個膽小的安娜。」他用自己見多識廣的銳利目光瞅著她。她同他年紀差不多,但閱歷上卻差得遠了,她站在那兒,身體單薄,讓這個窗戶弄得慌亂不堪、情緒激動;她的黑裙子扔在床上,但她還穿著黑上衣,戴著白色的女僕領,拿一條毛巾被遮蓋著大腿。 他挖苦地望著她。「漂亮的安娜。」她的嘴張開了,無言地痴迷地呆看著他。約瑟夫注意到她一嘴參差不齊的黑牙,心裡有點兒噁心。我還該幹什麼?他想,我可不想吻她,但她顯然一心期望著擁抱,她的羞怯已經轉變成中年女人可怕的賣弄風騷,而他又必須應付她。他在床邊坐下,兩人之間隔著床鋪,他開始用一種逗小孩的語調對她說起來。「漂亮的安娜搞到什麼了?一個大漢子?嗨,瞧他會怎麼揉搓你吧!」他用一根手指戲弄地朝她晃了晃,「我和你,安娜,咱們過一會兒再好好快活一下,行嗎?」他斜眼瞅了瞅門,見門沒有鎖上,便鬆了一口氣;她可別像個老婊子似的把他鎖在屋裡,再把鑰匙藏起來,但他那紅潤的胖臉上沒有露出一絲焦慮或厭惡的表情。「行嗎?」 她微笑起來,嗚嗚地長長吐了一口氣。「嗯,安東。」他站起身,而她卻朝他走來,毛巾被落在地上,她穿著黑棉襪,邁著小鳥般柔弱的步子。「等等,」他說,「等等。」他防範似的舉起手來,被自己挑逗起的那種古老的情慾嚇壞了。我們兩人都是醜八怪,他想,那邊牆上還掛著一張粉白兩色的聖母像,這情勢豈不成了有意褻瀆神聖?他急忙低聲攔阻她:「你敢肯定屋裡沒人嗎?」她羞紅了臉,仿佛他很不禮貌地動手動腳了似的。「沒有,安東,只有我們倆。」他的頭腦又開始有條不紊地運轉了,只要一碰上人與人的關係,他就變得稀里糊塗,但一旦面臨危險或需要行動時,他的頭腦就像一部經過檢驗的、上了油的機器一樣靠得住。「我給你的提包在嗎?」 「在,安東,就在床下。」她拖出一個醫用的小黑提包,他拍了拍她的下巴,對她說她的眼睛長得很好看。「脫掉衣服,」他說,「上床去吧。我馬上就來。」不等她提出異議或要求他作出解釋,他就已經躡手躡腳地快步溜出門口,隨手把門關上了。他當下找來一把椅子,把它頂在門把手下邊,這樣從裡面就打不開這扇門了。 上次來時,他就摸清了他所在的這間屋子的情況。它位於辦公室和一間老式客廳之間。裡面有一張書桌,一個紅天鵝絨罩面的沙發,一把轉椅,幾張隨意擺放的桌子,還有幾幅十九世紀的大幅版畫,上面畫著孩子們同狗嬉戲或太太們從花園的牆頭探身出來的圖景。有一面牆幾乎完全被一幅中央車站的大型地圖覆蓋了,地圖上用紅黃藍色標出站台、貨倉、道岔和信號箱。街燈映射著天花板,書桌上的檯燈發著光,在背光處,陰影像防塵布似的垂落在椅子上,半明半暗之中,家具的形狀依稀可見。約瑟夫的脛骨撞在一張亂放的桌子上,接著又差點兒碰翻了一盆棕櫚。他低聲罵了起來,只聽見安娜的聲音從臥室中傳了出來:「怎麼回事,安東?你在幹什麼?」 「沒事,」他說,「沒事。我馬上就到你那兒去。你主人燈也沒關就走了。你敢肯定他不會回來嗎?」 她開始咳嗽,但在咳嗽間歇之時,她對他說:「他值班要值到半夜呢。安東,你不會待太久吧?」他做了個鬼臉。「我不過脫脫衣服罷了,安娜,親愛的。」街上的聲音通過打開的窗戶闖入屋子裡,汽笛響個不停,約瑟夫探身向外察看了一下街道。出租車載著旅客和行李來來回回地飛馳而過,他卻毫不注意出租車、輝煌的空中廣告和正下方那喧鬧的咖啡館。他仔細察看著人行道,現在正是吃晚飯、看戲或看電影的好時候,來往行人很少。也看不見有警察。 「安東。」 他吼了一聲:「安靜點兒。」又拉下了百葉窗,以防對面樓中有人看見他。他知道那個嵌在牆裡的保險柜的準確位置,他只用一頓飯、一場電影和幾杯酒就從安娜嘴裡套出了這一情況。但他沒敢問她開鎖的密碼,怕她會因此意識到他大黑天爬過結冰的房頂來到她的臥室,並不單是由於她的魅力。書桌後面有個小書架,他從上面抽出厚厚的六本《鐵路工作和鐵路管理》,這幾本書後面是一扇小鐵門。約瑟夫·格倫利希的頭腦開始清晰、專注起來,行動不帶一絲慌亂和猶豫,在動手之前,他看了看錶,九點十分,他算計他可以在這兒待半個小時。時間蠻富裕,他想著,把濕漉漉的大拇指壓在保險柜門上,鐵門不足半英寸厚。他把黑提包放在桌上,拿出工具來。他的鑿子保養得好極了,閃光鋥亮,刃尖鋒利,他對自己整潔的工具和高效率的工作感到十分自豪。他本可以用鐵棍撬開這層薄鋼板,但那樣安娜會聽見聲音,他可說不準安娜是否會保持沉默。因此他先戴上一副眼鏡保護眼睛,然後點燃了最小的一根吹火筒。在猛烈的火焰噴出的一瞬間,屋子裡的大小物件頓時都從陰影中躍出,熱浪灼烤著他的面孔,鐵門像融化了的奶油一般噝噝作響。 「安東,」那女人搖著臥室的門把手,「安東,你在幹什麼?你幹嗎把我關在裡面?」在低沉的火焰聲中,他朝她喊道:「別作聲。」他聽見她在摸弄門鎖,在扭門把手。隨後,她又急切地開了口:「安東,讓我出去。」每次他把嘴從吹火筒上挪開回答她,火焰就低落下來。由於對她的怯懦和愚笨心中有數,他惡狠狠地說:「住嘴,不然我就擰斷你的脖子。」一時她不吭氣了,火焰漸漸燒旺了,鐵門由通紅變成白熾狀態,這時安娜相當大聲地喊起來:「我知道你在幹什麼,安東。」約瑟夫把嘴緊緊湊在吹火筒上,沒有理她,但安娜的下一句叫喊卻使他大吃一驚:「你在弄保險柜,安東。」她又開始把門把手弄得咔嗒咔嗒亂響,最後約瑟夫不得不讓火焰低下去,朝她喊一聲:「老實點兒。我說話可是算數的。我非把你那臭脖子擰下來不可,你這老母狗。」她壓低了聲音,但他仍能清楚地聽見她的話,她準是把嘴對在鎖眼上了:「別這樣,別這麼說,安東。聽著,讓我出去,我有事要告訴你,你有危險呢。」他沒有回答,一個勁兒吹火,鐵門又回到白熱狀態。「我對你說了謊,安東。讓我出來吧。克魯伯先生就要回來了。」他放下吹火筒,倏地轉過身來:「你說什麼?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你要是知道了就不會來了。時間還夠讓咱們親熱一會兒,有半個小時。如果他提前回來了,咱們就躺著不出聲。」約瑟夫的大腦迅速運轉起來,他沒有浪費時間去詛咒那個女人,而是吹滅了吹火筒中的火焰,把它連同鑿子、鐵棍、萬能鑰匙和胡椒粉罐一起放進提袋裡。他不假思索就放棄了自己偷盜生涯中一筆最容易到手的橫財。他從來不冒那些可以避免的危險,這是他引以為傲的地方。他還一次都沒有讓人抓住過呢。有時他同別人搭夥干,他的夥伴讓人抓住了,但他們心裡並無怨恨。他們尊敬約瑟夫非同一般的成績,進監獄時還為約瑟夫的逃脫感到驕傲,以後還會把約瑟夫指給自己的朋友看,說:「那就是約瑟夫。到現在已經五年了,從沒有進過班房。」 他合上提袋,這時外面一種拉弓般的奇怪聲音使他吃了一驚。「這是什麼聲音?」 安娜透過門小聲說:「電梯,有人按鈴叫它下去了。」他拾起一本《鐵路管理》,但那保險柜仍然熱得發紅,於是他又把書放回到桌子上。下面傳來了關門的哐當聲和電梯尖細的嗡嗡聲。約瑟夫朝窗帷走去,又把那根吊著左輪槍的繩子向上提了兩英寸。他琢磨著是否可能從窗戶逃走,但他記起這窗外就是三十英尺的陡直牆壁,下邊是咖啡館的頂棚。又響起了開門關門聲。安娜透過鎖眼小聲說:「是下面那層樓。」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約瑟夫想,我能從容一點兒了。回到安娜的臥室,然後爬上屋頂。我還得等二十分鐘才能上帕紹的列車。放在把手下面的椅子緊緊地卡在那裡。他不得不放下提袋,用雙手去拉。那椅子順著硬木地板滑倒,砰的一聲撞在地上。正在這時,燈亮了。 「站住,不許動,」克魯伯先生說,「舉起手!」 約瑟夫·格倫利希立刻照辦了。他極為緩慢地轉過身來,在這幾秒鐘里,他想好了自己的計劃。「我沒有武器。」他輕聲說,略帶責備的神氣打量著克魯伯。克魯伯先生穿著一身藍制服,戴著一頂副站長的尖頂圓帽;他身材瘦小,棕色的臉上布滿皺紋,由於激動和氣惱,也由於年老,那隻拿槍的手微微哆嗦著。約瑟夫頓時眯起他那溫順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看著那把手槍,心裡估計著它開火時的角度,捉摸子彈會不會打偏。不會的,他想,他會瞄準我的腿並打中我的肚子。克魯伯先生背對著保險柜,還沒瞧見那些被弄得亂糟糟的書。「你不懂。」約瑟夫說。 「你在門口乾什麼?」 約瑟夫臉上被火焰烤出的紅暈還沒有消退。「安娜和我。」他說。 克魯伯先生沖他喊道:「說吧,你這流氓。」 「我跟安娜是朋友。站長先生,讓您這麼撞上我,真是太不應該了。是安娜邀我來的。」 「安娜?」克魯伯先生不大相信地說,「為什麼呢?」 約瑟夫挺尷尬地扭了扭屁股。「嗯,克魯伯先生,您瞧,是這麼回事,安娜和我是朋友。」 「安娜,過來。」門慢慢打開了。安娜走了出來。她已穿好裙子,理好了頭髮。「是真的,克魯伯先生。」她的目光越過他,驚恐地盯著露出來的保險柜。「你怎麼啦?瞪著眼看什麼呢?真是烏七八糟,這麼大年紀了。」 「是的,克魯伯先生,可——」她猶豫了一下。約瑟夫不等她為自己辯解或指責他,就打斷了她的話。「我喜歡安娜。」安娜帶著可憐巴巴的感激心情接受了他的說法。「是的,他是這樣對我說的。」 克魯伯先生跺著腳。「你是個傻瓜,安娜。去翻翻他的口袋,他也許偷了你的錢。」但他卻沒想到去檢査一下自己的保險柜。於是,約瑟夫也就扮演起派給他的三流小偷的角色來。他對這類人可以說是知根知底,了如指掌。他曾和他們搭過伙,雇他們打下手,也曾毫不難過地眼看著他們進班房。他稱他們為撿小錢的,用這個詞表示他們是既無雄心又無本事的傢伙。「我沒偷她的錢,」他咕噥著,「我不會幹那種事的,我喜歡安娜。」 「翻翻他的口袋。」安娜照辦了,但她的手在他的衣服中間摸索時,就像在撫摸他一樣。「現在翻翻他的後兜。」 「我沒帶槍。」約瑟夫說。 「他的後兜。」克魯伯先生重複了一遍。安娜把他的兜整個翻到外面來。克魯伯先生看到這個口袋也是空空的,就把拿槍的手放了下來,但老年人的怒火仍使他哆嗦著。「把我的寓所搞成妓院了,」他說,「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安娜?真是烏七八糟。」 安娜垂下眼睛瞅著地面,扭絞著她那一雙瘦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搞的,克魯伯先生。」但就在她說話時,她似乎開始明白了。她抬起眼睛,約瑟夫·格倫利希從她的眼神中看出,愛戀變成了憎惡,又進而化為憤怒。「他勾引我。」她慢吞吞地說。在整個這段時間中,約瑟夫一直惦記著克魯伯先生身後書桌上的黑提包、那一堆書以及露在外面的保險柜。他惴惴不安,但這並不妨礙他思考。克魯伯先生早晚會發現他來此處的目的,他還發現站長手邊就有個電鈴,它可能是通到門房的。 「我能放下手來嗎,站長先生?」 「可以,但你一步也不許挪動。」克魯伯先生跺著腳,「即使我得把你留一晚上,我也要搞個水落石出。我不允許男人們跑來勾引我的女僕。」「男人」這個詞使約瑟夫在一瞬間竟放鬆了戒心,這個半老的安娜居然被說成是追逐的目標,他覺得很滑稽,微笑起來。安娜看見了他的微笑,也猜出其中的緣故。她對克魯伯先生說:「當心。他並不想要我,他——」但約瑟夫·格倫利希把她指控的話接了過去。「我坦白。我不是為著安娜來的。您瞧,克魯伯先生。」他朝著保險柜揮了揮左手。克魯伯先生轉過身去,他的左輪槍口垂向地面,約瑟夫朝他背後放了兩槍。 安娜用手抓住自己的喉嚨,扭頭不看那具屍體,尖叫起來。克魯伯先生向前撲倒,前額碰到地板上,在兩次槍擊之間他搖晃了一下,如果沒有那面牆撐住他,他的整個軀體就會向一邊歪倒下去。「別作聲。」約瑟夫說。那女人繼續嘶叫著,於是他扼住她的咽喉搖晃她。「你要是十分鐘內再敢出聲,我也送你下地獄,懂嗎?」他看見她已昏過去,就把她扔在一把椅子上,然後關上窗戶,又把窗戶和臥室的門都鎖住,因為他害怕她回到臥室去,那個警察巡邏到貨場時可能會聽見她的呼喊。他用個刷子把兒將那把鑰匙捅進廁所的抽水馬桶里。他最後又檢査了一遍那間書房,決定把黑提包留在書桌上;他總是戴手套的,提包上只會留著安娜的指紋。丟掉這麼好的一套工具固然可惜,但他為了保全自己是不惜任何犧牲的。他看了看錶,甚至想把那張去帕紹的車票也丟掉。那趟車還有一刻鐘才發車,他不能在維也納再晃蕩那麼長的時間了。他記起他在屋頂上看見的那列快車,開往伊斯坦堡的快車。他一時拿不定主意:我沒買票能乘上這趟列車嗎?他不願意在身後留下面貌特徵的蹤跡,他甚至曾起意用鑿子把安娜弄瞎,那樣她就不可能認出他了。但這只是一閃念,他討厭不必要的暴力行為,這倒不是因為他不喜歡暴力,而是因為他幹事講究乾淨利落,該幹的事一件不能少,多餘的事一件也不能加。他小心翼翼地避開克魯伯先生身上的血跡,在他的口袋裡搜尋書房的鑰匙,找到鑰匙後,他又在鏡子前停留了一會兒,理了理頭髮,又刷了刷帽子。然後他離開了這間屋子,回頭鎖上了門,把鑰匙扔在大廳里的一隻傘架里:今天晚上他可不打算再爬房頂了。 當他看見電梯敞著門時,他猶豫了一下,但他馬上就決定還是從樓梯下去,因為電梯的噪聲會把他的行蹤通知其他各層公寓。在下樓的一路上,他都在注意聽安娜的喊叫,但只有一片沉寂。外面雪仍在下,淹沒了車輪聲和腳步聲,而樓上的沉寂似乎比雪花更猛更密地落下來,把他留在身後的一切蹤跡,那堆書,那個黑提包,那個烤焦了的保險柜等,都統統掩蓋起來。他以前沒有殺過人,但只要這種沉寂不被打破,他就能忘卻這一事實:他已經邁出了最後一步,登上了他這個行業的危險的頂峰。 一樓有一扇門開著,當他經過那兒時,他聽見了一個女人悻悻的話音:「聽我說,那樣的內褲喲。哼,我又不是總統的女兒,我對她說,給我來條像樣點兒的。薄的呀,你見都沒見過——」 約瑟夫·格倫利希捻了捻他那濃密、花白的鬍髭,大膽地走到街上。他這兒瞧瞧,那兒看看,仿佛是在等朋友。街上看不到警察,便道上的雪也掃淨了,不會留下腳印。他向左轉徑直朝火車站走去,豎起耳朵留意是否有叫喊聲。除了出租車的喇叭聲和雪花飄落的沙沙聲外,他什麼也沒聽見。在街道盡頭,火車站巨大的拱頂像雜耍劇場燈火輝煌的門面一樣吸引著他。 然而,他想,像個彩票兜售人似的在進站口晃來晃去可太不安全了。這時,他突然覺得自己仿佛是從克魯伯先生的公寓中墜落下來,一層一層一直落到樓底下,仿佛重演了那多謀善斷的一幕:手向保險箱一指,迅速拉起繩子,端平手槍開了火,霎時間他心中不禁充滿了驕傲。我殺了人。他迎著晚風敞開了外衣,理了理背心,摸了摸銀表鏈,朝一名想像的女友掀了掀那頂灰帽子。這帽子是維也納一家最好的制帽商做的,但對他來說小了一點兒,因為這是他從廁所的衣帽鉤上順手牽羊得的。我約瑟夫·格倫利希殺了人。我很機靈,他想,他們對付不了我。我幹嗎要像個鬼鬼祟祟的小偷似的匆匆往車站趕,悄悄從門口溜過,躲在房舍的陰影里呢?喝杯咖啡也還來得及。他在咖啡館頂棚邊緣處的便道上找了張桌子,當初他在樓頂上滑倒時,看見朝自己飛來的就是這個頂棚。透過紛紛飄落的雪花,他抬眼看了看那幢樓房,一層,兩層,三層,克魯伯先生家亮著燈的書房窗子,四層,樓房的幽影在陰雲密布的天空里消失了。真摔下來的話可夠嗆。 「來杯牛奶咖啡。」他說。他若有所思地攪攪咖啡,約瑟夫·格倫利希,命里註定。他別無選擇,也就毫不猶豫。可我不能對任何人講這件事,想到這兒他臉上掠過一道不滿的陰影。那太危險了。甚至對最好的朋友安東,那個他借用了名字的安東,也不能說。說不定會有人出錢買消息的。然而過了一會兒他又自我安慰地想:他們會猜到的,他們會指著我說:「那是約瑟夫。他在維也納殺了克魯伯。可他們沒抓著他。他從來沒被抓住過。」 他放下杯子傾聽著。是出租車,還是車站的喧譁聲或一個女人在嘶喊?他朝四周的桌子望去,人們都沒聽到什麼異常的聲音,他們聊著,喝著,笑著,有個男人在吐痰。但約瑟夫坐著,聽著,覺得不那麼口渴了。一個警察沿街走了過來,他也許剛從交通崗下班,趕回家去,但約瑟夫舉起玻璃杯擋住自己的面孔,從杯子的上方偷偷地注視他。隨後,他十分肯定地聽到了一聲喊叫。那個警察停了下來,約瑟夫著急地四下尋找侍者,站起身來,把幾枚硬幣放在桌子上;放在兩腿之間的手槍把皮肉都蹭疼了。 「晚上好。」那個警察買了一份晚報,又沿街走開了。約瑟夫用他戴著手套的手摸摸前額,當他放下手來時,手套上沾滿了汗水。這可不行,他想,我可不能神經過敏,那叫聲準是我幻想出來的。他正打算坐下,喝完那杯咖啡,就又聽見了喊叫聲。咖啡館裡居然沒人注意到這喊叫聲,真是怪事。他想,不知再過多久她就能打開窗戶,那時他們就會聽見她的聲音。他離開桌子,走到大街上,喊叫聲聽得更清楚了。但出租車呼嘯而過,幾名旅店搬運工扛著提包,在濕滑的便道上踉踉蹌蹌地走著;沒人停住腳步,沒人聽到什麼。 有什麼東西叮噹一聲掉在便道上,約瑟夫低頭看了看。是一枚銅幣。這倒挺有意思,他想,是個吉兆。但當他俯身去拾這枚銅幣時,他卻看到從咖啡館到這兒的一路上,斷斷續續有一些銅幣和銀幣躺在便道上。他摸了摸褲兜,兜里空空的,只有一個窟窿。我的老天爺,他想,難道說我離開那所公寓後就一直在往地上掉硬幣?他看到自己正站在一條清晰的蹤跡的盡頭,這條蹤跡橫過一塊塊鋪路石,穿過一層層樓梯,一直通往克魯伯先生書房的門口。他開始沿著便道迅速往回走,拾起硬幣塞進大衣口袋裡。但沒等他走到咖啡館,頭頂上很高的地方就有一扇窗戶的玻璃被打碎了,一個女人的聲音一次又一次地呼叫著:「救命啊!救命啊!」一個侍者從咖啡館裡跑出來,仰頭往上瞧;一個出租車司機剎住車,在街沿上停下車來。兩個正在下棋的人丟下棋,也跑到路上。約瑟夫·格倫利希原來覺得在紛揚的大雪下萬籟俱寂,可現在,當出租車停止行駛,咖啡館裡的人不再說話時,他才感受到真正的沉寂。那個女人仍在不斷地叫喊:「救命啊!救命啊!」有個人說:「警察來了!」兩名警察沿街跑過來,身上的手槍套子鏗鏘作響。隨後,除了一小群閒人聚在公寓樓的大門口外,其他一切又恢復了常態。下棋的人又回去下棋,出租車司機按了按自動啟動器,但因為發動機已經冷了,他只好爬出車來搖搖柄。約瑟夫·格倫利希不緊不慢地朝車站走去,一個賣報的開始去撿他丟在便道上的硬幣。約瑟夫想,我萬萬不能再等去帕紹的那趟火車了。但我也不能冒無票乘車的風險,他又想。可我沒錢再買票了,連零錢也丟光了。約瑟夫呀約瑟夫,他心裡厭惡地責罵自己,別跟自己過不去。你得再弄點兒錢,可不能現在就認輸投降。約瑟夫·格倫利希,幹了五年,從沒有出過岔子。你已經殺過人了,你,這個行當的頭面人物,當然也能偶爾干點兒任何「撿小錢的」都能輕而易舉做到的事:去偷個女人的提包。 他走上台階進入車站,警覺地四下張望著。他絕不能冒險。如果他讓人抓住了,他所面對的將不是一個星期的監禁,而是無期徒刑。他必須小心翼翼地進行挑選。在擁擠的大廳里,有幾個提包看管得實在馬虎,簡直像是往他手裡送。但這些提包的主人或是模樣太寒酸,或是太像浪蕩女人。第一種人也許還有僅僅幾個先令放在粗糙的錢包里,後一種人的提包里多半連零錢都沒有,只有粉撲、口紅、鏡子,也許還有保險套。 最後,他終於找到了合適的對象,甚至比他所希望的還要如意。一個外國女人,也許是英國人,短髮,沒戴帽子,眼睛紅紅的,正拚命拉一間電話亭的門。當她用雙手去擰門把手時,她的提包落在腳下。他想,她有點兒喝醉了,而且,既然她是外國人,她的提包里就一定有不少錢。對約瑟夫·格倫利希來說,這件事如同兒戲一般。 門打開了,梅布爾·沃倫看到了面前那部黑亮的電話,十年來,她最美好的時光和最美妙的言詞都用在打電話上了。她彎腰去拾提包,但提包不見了。奇怪,她想,我敢發誓——莫非我真的把它丟在火車上了?在火車上,她和珍妮特·帕多一起吃了一頓告別的晚餐。喝了一杯雪利酒,大半瓶德國白葡萄酒,兩杯白蘭地。後來,她覺得有點兒飄飄然了。珍妮特付了飯錢,她給了珍妮特一張支票,接下了找回的零錢。現在,她那蘇格蘭呢外套的口袋裡還裝有兩鎊多的奧地利零錢,但是,提包里有將近八十馬克呢。 她費了些周折才讓長途台聽清她要的科隆的電話號碼,因為她的聲音有點兒瓮聲瓮氣。等待回話時,她盡力使她頭重腳輕的身體在小鐵椅上保持平衡,一邊留心地注視著出口的檢票處。從站台出來的旅客越來越少,不見津納醫生的蹤影。在離維也納還有十分鐘路程的時候,她去過他的隔間,看見他正在戴帽子穿雨衣。他回答她說:「是的,我要下車了。」她壓根兒不信,當火車停下來以後,她一直等到他下車,看著他在站台上摸找車票,她本來絕不會放走這傢伙的,可是她必須給分社打電話,因為如果他是在撒謊,她就要跟隨他去貝爾格勒。那麼,這個晚上她就不會再有打電話的機會了。我是把提包丟在車上了嗎?她再一次問自己,這時電話鈴響了。 她看看手錶:還有十分鐘。如果五分鐘內他不出來,我就回車上去。他對我撒謊撈不到什麼。「喂,是倫敦《號角報》嗎?愛德華茲嗎?好,記吧。不,小伙子,不是關於薩沃里的。過一會兒我再給你那篇通訊,這個消息是能上頭版頭條的,你得把它先留半個小時,如果我不再給你來電話,就把它發出去。昨天我報道了星期三夜裡貝爾格勒發生的共產黨暴動,暴動已被平息,有若干人喪生。這次暴動是由臭名昭著的煽動分子津納醫生策劃的,該人曾於坎姆內茨審判案期間失蹤。(不,是坎姆內茨,Kaiser的K, Arse的A, Mule的M, Navel的N,不是那個,不過沒關係,是同一個字母。Erotic的E, Tart的T, Zebra的Z。寫下來了嗎?)坎姆內茨審判。通知助理編輯。請査看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剪報。人們曾以為此人已被政府特務謀殺,然而,儘管當時已發出緝拿他的逮捕證,他還是脫身遠遁了。在同我報特派記者的一次單獨會晤中,他披露了自己在大濱海伯青頓當教師的生活。通知新聞編輯,他不肯詳談此事,可以從校長那裡了解詳情內幕。他自稱約翰。貝爾格勒的暴動沒有選好時機,暴動原計劃在星期六夜裡舉行,星期三晚間離開英國的津納醫生屆時即可抵達那裡進行指揮。他乘坐的快車到達維爾茨堡時,津納醫生獲悉了起義爆發並失敗的消息,他當即決定在維也納下車。他痛苦萬分,對我報特派記者反覆地低聲說:『他們要是等等就好了。』他自信如果他出現在貝爾格勒,該城的全體工人就會支持起義。他泣不成聲地向我報記者講述了他一九二七年從貝爾格勒出逃的驚人經歷,並且描述了那項業已流產了的計劃。記下來了嗎?你仔細聽著。如果半小時內我不給你其他消息,就把『到達維爾茨堡』之後的文字全都刪去,而照這樣繼續寫:他痛苦地遲疑良久,最後決定繼續前往貝爾格勒。他肝腸欲碎,只是喃喃低語著:『那些勇敢的同志,我怎能丟下他們?』待他精神稍微恢復時,他對本報特派記者解釋說,他已決定同起義的倖存者一起接受審判,他在坎姆內茨審判期間曾獲得堂吉訶德式的名聲,他必須這樣去做才名副其實。眾所周知,他在工人階級中深得人心,他的行動將使政府頗感難堪。」 沃倫小姐長長歇了一口氣,看了看手錶。離開車只有五分鐘時間了。「喂,不要走開。還有一段關於薩沃里的老生常談。你必須快點兒記錄下來,他們要求我寫半欄版面,但我沒有時間了。我給你大概說說吧。《尋歡作樂》的作者奎因·薩沃里先生正在赴遠東的途中,為他的新作《出國記》收集素材。儘管這本書以東方為背景,但這位大小說家並不願完全拋開他愛之甚深的倫敦,他將通過一個小個子倫敦菸草商的眼光來觀察遙遠的他鄉風物。薩沃里先生體形瘦削,膚色黝黑,他在科隆車站站台上接待了本報記者。他的談吐直率(別開玩笑,我說的是直率,直——率),但仍可看出他有一顆熱情誠摯的心。當被問及如何評估他在文壇上的地位時,他說:『我主張健全的文藝,反對勞倫斯、喬伊斯之類作家那種病態的內省傾向,對於一個體魄健全、思想健康的進取者來說,生活是美好的。』薩沃里先生衣著簡樸,全無怪異之處。他對某些文藝圈子裡的玩世不恭的作派頗不以為然。『在他們那裡,』他說,很風趣地改編了伯克的名句,『性取代了人的位置。』本報記者指出,許多讀者都對《尋歡作樂》(此書目前正好售出了十萬冊)中的小女僕埃米·托德十分喜愛。他們說:『薩沃里先生,您對女性的內心世界真是了如指掌。』尚未結婚的薩沃里先生登上列車,回首溫文一笑。『小說家,』他笑著說,『可以說是個間諜。』當列車載著他駛離站台時,他愉快地頻頻招手。順便說一句,眾所周知,加沙威勳爵的女兒卡羅爾·德萊娜將在英國出品的影片《尋歡作樂》中扮演女僕埃米·托德。記下來了嗎?當然,這都是些陳詞濫調,跟那小子採訪還能搞出什麼別的名堂嗎?」 沃倫小姐掛上了聽筒。津納醫生還沒有出現。她很氣憤,但又感到滿意。他以為已經把她甩在維也納車站上了,她帶著幾分快意想像著,當他從報紙上抬起頭來發現她又站在隔間門口時的一臉懊喪。要比泥巴黏得還緊,她自言自語地低聲說,我就是要這樣。 站在檢票口的職員攔住了她:「請出示車票 [23] 。」他並沒有看她,因為他正忙著查收剛從一列短途車上下來的旅客的車票,一些抱娃娃的女人和一個拎著活母雞的男人。沃倫小姐拚命想擠過去:「記者通行證。」檢票員朝她懷疑地轉過身來。記者證在哪兒? 「我把提包丟在車上了。」沃倫小姐說。 他收完最後一張票,把車票碼成平平的一沓,小心地用橡皮筋把它們綑紮起來。他彬彬有禮而又寸步不讓地解釋說,這位女士剛才從站台出來時就對他說有通行證,她拿著一張卡片朝他晃了晃,沒等他檢查就跑了出去。現在他很想看一下那張卡片。 「見鬼,」沃倫小姐說,「那麼我的提包讓人偷了。」 但是女士剛才還說過提包在火車上。 沃倫小姐又罵了一句。她知道自己的形象十分不妙;她沒戴帽子,頭髮亂蓬蓬的,一口酒氣。「那我沒辦法,」她說,「我必須回到列車上去。派個人跟我一起去,我把錢交給他。」 檢票員搖了搖頭。他本人是不能離開檢票口的,他解釋說,要是把大廳里的搬運工派到站台上去收一張票的錢,那豈不亂套了!這位女士為什麼不先買張票,然後再向公司要求賠償呢?沃倫小姐氣沖沖地說:「因為這位女士身上的錢不夠。」 「要是這樣的話,」檢票員瞥了瞥鍾,客客氣氣地說,「您只好乘下一趟車了。東方快車就要開了。至於提包,您不必擔心,我們可以給下一站打個電話。」 有人在售票廳吹起一支小調。她和珍妮特以前聽過這個調子,一支輕快的色情歌曲。她們倆曾手拉著手在黑暗中傾聽,銀幕上,攝像機展示出一整條街道,從街頭一直推向街尾,一會兒一個男人從窗口探出身子唱上一句,一會兒在獨輪車後賣菜的女人唱上一句,一會兒在牆根陰影里摟著姑娘的小伙子又唱上一句。她頭腦里充滿了各種憂慮和擔心:珍妮特與奎因·薩沃里,科洛爾與理査德·津納,等等。偏偏這時,一張粉紅的年輕面孔又插進來,角質鏡框的眼鏡後面熱情地閃動著一雙和善的眼睛。「我猜,夫人,您同這位先生有些誤會,我很樂意為您做翻譯。」 沃倫小姐怒氣沖沖地轉過身去:「滾開,啃你的老玉米去! [24] 」說著,她大步朝電話亭走去。這位美國青年使沃倫小姐心中相持不下的矛盾情緒驟然起了變化,憤怒壓倒了感傷,懊喪的心情轉化為報復的惡念。津納那傢伙自以為安全了,她想,自以為把我甩掉了,自以為由於他是失敗者,我就對他無可奈何了。然而,等到亭子裡的電話鈴響起的時候,她已相當冷靜了。讓珍妮特去和薩沃里調情,科洛爾去和猶太佬勾搭吧,梅布爾·沃倫這會兒不在乎。如果需要在愛女人與恨男人這兩種情感之間選擇,她就只能珍重後一種情感了。因為她的愛也許會成為別人的笑料,但是還從來沒有人敢譏諷她的仇恨呢。 2 科洛爾·馬斯克惶惑地瞅著菜單。「你替我點吧。」她說,她很高興他要了葡萄酒,它會幫助我,她想,度過這個晚上。「我喜歡你的戒指。」維也納的燈光從他們身旁掠過,窗外已經一片黑暗,侍者從桌後探身拉下百葉窗。邁亞特說:「我買它花了五十鎊。」他回到了熟悉的天地里,變得自在了,不再因人類自相矛盾的行為困惑不安。他面前的酒單,盤子裡疊好的餐巾,侍者經過他的座位時拖沓的腳步聲,這一切都使他自信起來。他面帶微笑,轉動著手,那鑽石戒指的各個平面朝著車頂和酒杯閃閃發光。「它值將近一百鎊呢。」 「給我講講她的事兒吧,」薩沃里先生說,「她這人挺怪。喝酒嗎?」「對我可痴心啦。」「誰能不這樣呢?」他向前湊湊身子,揉著麵包,謹慎地問道,「我一直沒弄明白。像這種女人究竟是怎麼回事……」 「不,我可不能再喝這種外國啤酒了。我的胃受不了。問問他們有沒有愛爾蘭黑啤酒。我就喜歡黑啤酒。」 「當然,你們德國的體育運動正在大大復興,」奧佩先生說,「有一些出類拔萃的年輕人,看得出。但這畢竟跟板球是兩碼事。拿霍布斯和薩克利夫 [25] 來說……」 「接吻。老是接吻。」 「可我不會說外國話,艾米。」 「你怎麼老是說這值多少那值多少?你知道我值多少?」她又困窘又懼怕的心情化作了氣憤,「你當然知道。一張十鎊的車票。」 「我已經解釋過了」,邁亞特說,「所有這些。」 「如果我是那邊那個姑娘……」邁亞特扭過臉,看見了那個身穿皮大衣的苗條姑娘,她那雙柔和的水汪汪的眼睛迎著他的目光,端詳了他一陣,又把他撇開了。「你比她漂亮。」他顯然不大真誠地說,還想再截住那姑娘的目光,驗證一下她是否真的不屑於理睬自己。這不是說謊,他暗想,科洛爾打扮好了還算得上漂亮,而那陌生女人的美是不能用「漂亮」這類微不足道的標準來衡量的。然而,我跟她不會有話可說,他想。我跟她講話不會像對科洛爾這樣隨便,我會老覺得手放得不是地方,老想著我是猶太人;他心裡湧起一股感激之情,轉身對科洛爾說:「你待我真好。」 他從湯盆、麵包和調料瓶上探過身去。「你以後也會待我好。」 「是的,」她說,「今天晚上。」 「幹嗎只是今天晚上?我們到了君士坦丁堡以後,為什麼你不——為什麼咱們就不……」他猶豫了,她身上有點兒什麼讓他迷惑不解:像熟悉的領地中的一小片不曾去過的樹林。 「在那兒跟你一塊兒過?」 「為什麼不呢?」然而,湧進她腦海的並不是反對他的提議的種種理由,她的念頭變得如此五光十色,她不得不凝神定睛地盯住眼前的現實:搖晃的列車,放眼看去,在兩側關閉的百葉窗之間,男男女女都在吃喝,人們交談的隻言片語飄來: 「是的,僅此而已。接吻,老是接吻。」 「霍布斯和朱特格利夫?」 實際上全是贊成他的理由:這樣早晨就不必冷冷清清地回到骯髒的寓所和異國房東太太那兒去,如果她要個暖水瓶,要杯茶,房東太太也不會聽懂,如果她頭痛腦熱,房東太太就會弄點兒外國藥來代替阿司匹林;相反,她將回到一套漂亮的公寓裡,那兒水龍頭銀光閃閃,熱水整天供應,柔軟的床鋪上鋪著繡花緞被,不管為這些付出多大代價,夜裡多不舒服,都是值得的。但這些太美了,不像真能實現。她想,今天晚上,他發現我冷冷冰冰,戰戰兢兢,不會幹那些事,就不會要我了。「等等吧,」她說,「也許你會不要我。」 「可是我想要。」 「等明天吃早飯再說。吃早飯時再問我,或者乾脆不再提這事。」 「不,不是板球,不是板球。」約瑟夫·格倫利希說,擦了擦上髭,「我們德國人練跑。」他那怪裡怪氣的用詞使奧佩先生不禁笑起來。「你本人是賽跑運動員嗎?」 「我年輕時,」格倫利希說,「是個了不起的賽跑運動員。誰也沒我跑得快。沒人能追上我。」 「垃圾。」 「別罵人,吉姆。」 「我沒罵人。我是說這啤酒。你來嘗嘗。沒多少氣。是你以前喝的那種叫敦克爾的酒。」 「很高興你喜歡它。」 「那個小女僕。我記不得她的名字了。她挺可愛。」 「吃過飯後來聊聊吧。」 「你不會犯傻吧,薩沃里先生?」 「我會問你的。」 「別許諾。什麼諾都別許。談點兒別的吧。告訴我你去君士坦丁堡做什麼。」 「生意上的事。挺棘手的。以後你再吃葡萄乾布丁,就想想我吧。葡萄乾。我就是葡萄乾。」他幽默而又自負地加了一句。 「那我就叫你葡萄乾布丁。我不能叫你卡爾頓,對吧?那叫什麼名字呀。」 「來,嘗一顆。我總隨身帶點兒。嘗這個格里的。不錯吧?」 「挺有汁的。」 「這是我們公司出的。邁亞特,邁亞特及佩奇聯合公司。再嘗嘗這邊的一顆。你覺得怎麼樣?」 「看那邊頭等車廂里,艾米。還沒瞅見她嗎?咱們配不上她啦。」 「跟那個猶太人在一起?哼,人各有志呀。」 「當然,我對羅馬天主教極為尊重。」奧佩先生說,「我不固執己見。作為一種組織的範例……」 「怎麼樣?」 「我現在就在犯傻呢。」 「挺有汁的。」 「不,不,這種沒什麼汁。」 「我說得不對嗎?」 「這是斯坦因的葡萄乾。一種廉價的低檔貨。山坡上的葡萄園位置不對。於是葡萄就發乾。再嘗一顆。你品不出差別嗎?」 「是的,這顆發乾。不大一樣。可剛才那顆挺有汁的。你不相信?可確實是那麼回事。你準是弄混了。」 「不會,我親自選的樣品。奇怪。真奇怪。」 突然,餐車裡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停止了說話,據說這意味著天使正在從頭頂飛過。當人們緘默無語之際,平底酒杯在桌上叮噹作響,車輪碾著鐵軌哐哐有聲,窗戶搖顫著,外邊黑暗中火星像火柴頭似的閃閃爍爍。最後一批就餐的人快吃完時,津納醫生在一片沉默中步入了餐車。他微微屈著腿,樣子仿佛船上的水手在暴風雨中力圖站得更穩些。一名侍者走在他前面,但他一點兒也沒意識到有人給他帶路。許多詞在他腦海中閃耀,連成了句子。你們說我是祖國的叛徒。可我不承認什麼祖國。往下延伸的黑黢黢的台階,沒有窗戶的牆根下的糞便,面有菜色的一張張臉孔。這些並不是斯拉夫人,應對這個或那個穿大禮服的貴人盡忠的斯拉夫人,他想,他們屬於全世界的窮人。他凜然面對坐在老鷹和交叉寶劍的徽記下的軍事法庭成員:你們有機關槍,有毒氣,還奢談祖國之類,但你們已落後於時代了。他沿著一張張桌子從過道走來,忘情地把手放到下巴下,正了正系得緊緊的領帶,又摸了摸那維多利亞式的別針:而我是屬於今天的。但霎時間沮喪的回憶就擠進了他那洋洋自得的夢幻,他記起一排排不懷好意的孩子的臉孔,那秘而不宣的嘲弄,那些外號、漫畫,夾在語法書里或在桌子底下遞來遞去的小紙條,找不到罪魁,也沒法懲治的嗡嗡的說話聲。他坐了下來,視而不見地呆呆望著面前的菜單。 是的,我要是那個猶太人倒也不錯,在天使來訪的長時間的靜默中,彼得斯先生想道,不管怎麼說他把一個小俊妞兒弄到手了。並不漂亮。我並不是說她漂亮,可身材不賴。彼得斯瞧瞧他那位高個兒的骨瘦如柴的老婆,想起了她那咕咕作響的肚子,心裡暗自說,而這,才是最重要的。 真奇怪。他選樣品時是十分經心的。當然,即使斯坦因的葡萄乾也不會顆顆都是次等貨,可是,當你已是滿腹狐疑之際,進一步的懷疑就很容易產生。比如說,埃克曼可能為他自己私下做了一筆小交易,他把公司的一批葡萄乾給了斯坦因,以便臨時提高一下質量,並以此為基礎誘使莫爾特公司出價收購這家企業。埃克曼先生這會兒一定不那麼自在了,他想,他准在翻列車時刻表,看手錶,想著邁亞特已經走完一半路程了。明天,他想,我要發份電報,讓喬伊斯主事,埃克曼去休假一個月。喬伊斯會留心看著賬本,他想像著埃克曼踱來踱去,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坐立不安,一會兒給斯坦因打電話,一會兒斯坦因又來電話,在這裡叫上一輛出租車,到那兒又把它打發掉,午飯連葡萄酒也沒顧得上喝。之後,他又想到辦公室前那陡陡的台階,在台階頂上,有點兒遲鈍然而忠心耿耿的喬伊斯正守著賬本。所有這些時間裡,埃克曼太太都坐在現代化公寓裡的鋼架沙發上,為英國聖公會傳教團織小孩衣服,那本骯髒的大《聖經》,埃克曼先生欺世盜名的法寶,它那不曾翻開過的封面上落滿了灰塵。 薩沃里先生按了按彈簧百葉窗的按鈕。月光落到他的臉上和吃魚的餐刀上,把靜靜的上行線鐵軌染成銀色。雪停了,積雪堆在路基兩側和枕木上,在黑暗中泛著白光。幾百英尺外,水銀般的多瑙河波光搖曳。他可以看見高大的樹木飛掠而逝,電線杆閃過時,上邊的金屬線架在月光下熠熠生輝。寂靜籠罩著車廂,他不再去想珍妮特·帕多了,開始琢磨該用什麼字眼來描繪這個夜晚。這完全是個選擇和安排的問題;我不能見到什麼就寫什麼,只能選這景象中幾個突出之點。我不能提橫在雪地上的陰影,它們的顏色和形狀都那麼飄忽不定,但我可以著意寫寫映著潔白大地的深紅色信號燈,鄉村小站候車室中爐火的光焰,以及逆流而上的駁船上的一星燈火。 約瑟夫·格倫利希摸摸腿上被槍磕腫的地方,心想:還有多久能到邊境?不知邊境上的衛兵是否已收到有關殺人案的通告?不過,我是安全的。我的護照無懈可擊,沒人見過我拿著那個黑提包。沒有任何證據能把我和克魯伯的寓所聯繫在一起。也許我早該把手槍扔掉?他一時有點兒拿不准,但隨後又安慰自己說:那樣會使他們找到我的蹤跡。如今,只憑槍膛上的痕跡就能發現好多東西。這年頭犯罪也越來越不安全了,他聽到人們傳說有一種新的指紋技術,即使戴了手套,也能査出指紋來。不過,雖說他們有這麼多科學,可還從來沒抓住過我呢。 有一樣本事是電影教給我們的,薩沃里想,即欣賞運動中的景物美,教堂的尖頂如何在樹木上方和背後移動,它如何隨著人一腳高一腳低的步履跌下來又升上去,一隻煙囪優美地插入雲霄或沉入一片林立的煙囪背後,等等。必須用字句表達這種運動感,他感到了這種迫切的需要,他渴望趁著有情緒的時候拿起紙和筆,後悔邀珍妮特飯後和他聊天。他想工作,想在一兩個小時裡不受任何女人的干擾。我不想要她,他想,可是當他啪地關上窗戶後,他又感到了欲望的刺激。她衣著講究,「談吐像個有身份的女人」,讀他的書時滿懷敬慕之情,這三件事就足以征服他了,他至今對自己出生在貧民區以及他那偶爾流露出來的倫敦土音有點兒耿耿於懷。六年來他不斷地獲得成功,由銷售量體現出來的成功:兩千冊,四千,一萬,兩萬五,十萬。可是直到如今,每當他發現自己和衣著講究的女士做伴,他們之間不再隔著飯店的厚玻璃窗或櫃檯時,他仍感到驚愕不已。你不辭辛苦,常常苦惱萬分,但有時也不無喜悅,日復一日地寫了十萬字;小辦事員在賬本上寫的字也不比這少,可是他,過去的店員奎·斯·薩沃里靠寫作得來的收穫卻是在辦公室的座椅上再賣命也換不來的。他搗弄著盤子裡的魚,一邊偷偷地望望珍妮特,此刻他想的不是活期存款賬戶、版稅或者分成,也不是因他書中的悲愁而哭泣或因他那倫敦佬的幽默而失笑的讀者,而是通向倫敦上層社會客廳的漫長的階梯。雙扇大門打開了,有人通報了他的姓名,女人們轉過臉來望著他,滿懷興趣和尊敬。 過不了多久,一兩個小時之內,他就會成為我的情人,這個念頭以及對那種陌生關係的恐懼使那張黝黑的深通世故的面孔顯得生疏起來。她在過道里昏倒時,他是多麼好心啊,他的手給她裹上了暖和的外衣,他的聲音給她帶來了休息和舒適,感激使得她眼睛有點兒發酸,若不是車廂里一片沉寂,她就會說:「我愛你。」她把這話留在唇邊,只等眾人的緘默過去之後,她就要用它來打破他們倆之間的沉默。 報界也會到場,津納想,眼前浮現出坎姆內茨審判案時熙熙攘攘的記者席,人們忙著寫寫畫畫,還有一個人在勾勒坎姆內茨將軍的畫像。這一次該畫我了。我曾在冷冰冰的曠野里一連許多個鐘點踱來踱去,思索自己外逃是否正確,這一次我將證明這一切畢竟不是毫無意義的。我得講得句句得體,記住我的奮鬥目標,記住我不只是為了貝爾格勒的窮人,是為了全世界的窮人。他曾多次反對社會民主黨內偏激分子的民族主義觀點。甚至他們的黨歌《前進,斯拉夫人,前進》也是民族主義的,選中這首歌是違背他的願望的。他兜里的護照是英國的,而提箱裡的起義計劃寫在德文書上,這使他很高興。他在大英博物館附近一家波蘭人開的小紙店裡買到了這本護照。一個皮膚上滿是斑點的瘦男人,那人的名字他已經忘了,在後廳的茶點桌上把護照遞給他,並為要價高表示歉意。「搞到手很不容易。」他解釋說。他在幫顧客穿大衣時,絲毫不感興趣地照例問了一句:「您的生意好嗎?」很顯然,他把津納當成了小偷。隨後他就趕回店裡向一名鬼鬼祟祟的學生出售一份「高盧年曆」。《前進,斯拉夫人,前進》這首歌的譜曲者已經在郵局分信室外被人用刺刀殺死了。 「燉童子雞!烤小牛肉……」侍者沿著車廂一路喊過來,打破了沉寂。所有的人都立刻又說起話來。 「我發現匈牙利人天生就喜歡板球。上個賽季我們舉行了六場比賽。」 「這種啤酒也同樣糟糕。我就想要一杯愛爾蘭黑啤酒。」 「我確實認為這些葡萄乾——」「我愛你。」「我們的代理人——你說什麼?」「我說我愛你。」天使已經走遠了。在哐當的車輪聲中,在杯盤的碰撞聲、人們的話語聲和鏡子的叮噹聲中,列車喧鬧而歡悅地駛過了一長列樅樹和波光閃閃的多瑙河。火車裡的氣壓表升高了,司機打開了調節器,車速每小時增加了五英里。 3 科洛爾·馬斯克在餐車和二等車廂之間的踏板上停下來。列車搖撼著她的身體,一時間她覺得簡直沒法去彼得斯和他妻子艾米的隔間取自己的提包了。腳下鐵板咯咯響著,火車的活塞鏗鏗地往復運轉著,但科洛爾卻似乎遠離了這些,她仿佛正裹著皮大衣上樓走向自己的套間。屋裡邊客廳桌上擺著一籃溫室玫瑰,還有一張卡片,上面寫著:「卡爾謹上,不勝愛慕。」她已經決定稱他「卡爾」了。說「我愛你,卡爾頓」很難張口,但是說「我喜歡你,卡爾」就一點兒也不彆扭。她笑出了聲,把手一拍,猛然領悟到愛情原來是這麼簡簡單單,它是由感激、禮物、無拘無束的玩笑、一套公寓、一名女僕以及不必上班幹活等組成的。 她沿著過道跑了起來,跌跌撞撞地這邊碰碰,那邊磕磕,但她毫不在乎。我要遲三天再去劇院,我要問:「西德尼·鄧恩先生在嗎?」看門的準是一個土耳其人,只會撅著鬍子嘟嘟囔囔,於是我只好自己進去,沿著通道徑直上化妝室,跨過亂七八糟地橫在地上的救火水管,逢人便說「下午好」,或用法語說「日安 [26] 」。我把頭探進總化妝室,問:「西德尼在哪兒?」他一定是在前面排演呢,我就從舞台側翼快步朝他走去。他會說:「你他媽是誰?」一邊說一邊打著拍子,而那些「鄧恩的寶貝兒」跳啊,跳啊,沒完沒了地跳。「科洛爾·馬斯克。」「你遲到了三天,你這是什麼意思?」「我順路進來看看,告訴你我不幹了。」她大聲重複了一遍這句話,想聽聽效果如何,但火車的吼叫使得她虛張聲勢的話語聽起來幾乎像顫抖的哭腔。 「勞駕。」她對彼得斯先生說。他飯後正縮在座位上打盹兒,身上有點兒油膩膩的。他的腿橫在隔間當中,擋住了她的路。「勞駕。」她又說了一聲。彼得斯先生醒了,抱歉地說:「回我們這兒啦?好啊。」 「不,」她說,「我是來拿提包的。」 艾米·彼得斯口含薄荷糖蜷坐在座位上,這時突然惡狠狠地說:「別搭理她,赫伯特。讓她把提包拿走。她自以為高人一等呢。」 「我不過是要我的提包。你憑什麼發火?我一個字也沒說——」 「別大吵大叫,艾米。」彼得斯先生說,「這位年輕小姐幹什麼咱們可管不著。再吃片薄荷糖吧。這是因為她胃裡不舒服,」他對科洛爾說,「消化不良。」 「年輕小姐,哼。她是個騷貨。」 科洛爾本已把提包從座位下拿了出來,此時又重重地撂在彼得斯先生的腳趾上。她兩手叉腰,對著那女人,顯得很老練,很沉著,很有把握。這類爭吵使她想起了母親,有一次一個鄰居暗示母親跟房客有點兒不清不白,她就這麼叉著腰跟鄰居舌槍唇劍地幹了起來。此時她變得和母親一模一樣,這些年的生活經驗,劇院裡那套假斯文和斟詞酌字的談吐,統統像衣服被她輕易地脫下甩開了。「你當你是什麼人呀?」她是知道答案的:他們是一對出門享樂的小店主,正和一個廚師旅遊團一道前往布達佩斯,因為那兒比奧斯坦德遠一點兒,回國後便可以吹牛說自己是旅行家,向別人顯擺顯擺提箱上那些下等旅店的花哨標籤。過去她也可能對這些羨慕不已,但她已經學會了裝出對什麼都不在乎,絕不承認無知,顯出什麼都懂的樣子。「你以為你在同什麼人講話?我可不是你們店裡的丫頭,也不是你在后街上搞到的姑娘。」 「好了,好了,」她的話戳到了彼得斯先生的痛處,他說,「犯不上動這麼大肝火。」 「哦,犯不上嗎?你沒聽見她罵我嗎?我想她一定看見了你跟我動手動腳來著。」 「我們知道你看不上他。你要舒舒服服賺大錢。別以為我們想讓你留在這節車廂里。我知道你是什麼貨色。」 「你跟我說話先把嘴裡的臭東西吐出來。」 「你是阿巴克爾街的婊子,勾引在帕丁頓剛下火車的客人。」 科洛爾放聲笑起來。當年母親就是用這種做作的大笑把鄰居們引來觀戰的。她那放在臀部的手指興奮得直顫抖,她迄今一直文文雅雅,不丟一個「h」音 [27] ,不議論男朋友,也不說那些俗里俗氣的話。這些年來,她一直懸在各個階級之間,不屬於任何階級,只屬於劇院,她失去了與生俱來的粗俗,又不可能學到自然而然的優雅。現在她很高興能恢復自己的本來面目。「我可不做你那樣的稻草人,你給錢我也不干。憑你這副嘴臉,難怪要肚子疼呢。難怪你老公想換口味呢。」 「好了,好了,女士們。」彼得斯說。 「他才不會為你弄髒手呢。你也只配和一個臭猶太佬搞搞。」 科洛爾突然哭了,儘管她的手還叉在那裡炫耀戰鬥的姿態。她打起精神回了一句:「你少提他!」可彼得斯太太的話卻仍像空中廣告不斷擴散的煙痕一樣,污染了明朗的前景。 「哼,我們知道你是他的姘頭。」 「親愛的,」她身後響起一個聲音,「別跟他們慪氣了。」 「又來了一個你的朋友。」 「是嗎?」津納醫生伸手碰碰科洛爾的胳膊肘,暗示她離開這裡。 「猶太佬和外國人。不知羞恥。」 津納醫生提起衣箱,將它放到過道里。當他回到彼得斯太太跟前時,他臉上沒有外籍教師惶惑可憐的神氣,卻掛著他當年在證人席上反對坎姆內茨時,記者們見到的譏誚的無畏的表情。「是嗎?」彼得斯太太不由得把糖從嘴裡拿了出來。津納醫生雙手插在雨衣兜里,踮著腳一前一後地搖晃著。他似乎控制了局面,卻又不知該說什麼了。他腦子裡仍然滿是華麗的字句和社會主義的演說詞。他看到欺負人的事,不由得嚴厲起來,可一時又找不出話來反對這種現象。他知道這些話就在他腦海中某個黑暗的角落裡,那些閃光的詞句,像煙一樣嗆人的字句。「是嗎?」 彼得斯太太的勇氣開始回升。「你伸頭探腦幹什麼?太過分了。來一個多管閒事的傢伙不算,這會兒又來了一個。赫伯特,你也該表個態嘛。」 津納醫生開口了。他的口音很重,無形中言語變得很有分量,雖說還不能使彼得斯太太折服,卻足以使她閉嘴了。「我是醫生。」他對他們說,要想讓他們懂得一點兒廉恥,真是沒指望。這個姑娘昨天夜裡昏倒了,為了她的健康,他讓她去睡臥鋪。猜疑只能使猜疑者丟臉。隨後他向站在過道上的科洛爾·馬斯克走去。他們離開隔間走遠了,彼得斯太太的聲音仍清晰可聞。「是的,但是誰出錢呢?這才是我要知道的問題!」津納醫生的後腦勺緊緊地貼著玻璃,恨恨地小聲說:「資產階級。」 「謝謝你。」科洛爾說,她看見他那失望的表情又加了一句,「需要我幫你什麼嗎?你病了嗎?」 「不,沒有。」他說,「可我真是廢物。我沒有演講的才幹。」他又向後倚著玻璃窗,對她微笑著說,「你比我強。你講得很好。」 「他們為什麼這樣蠻不講理?」 「資產階級,他們總是這個樣子。」他說,「無產階級有自己的美德。紳士往往也還算好,勇敢,公正。紳士是靠從事一些有益的工作,如治理國家、教育或衛生事業為生的,要不就是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了財產。也許他不該得到這筆財產,但他畢竟不是靠害人發財的。而資產者賤買貴賣,從工人那裡買了又賣給工人。資產階級一點兒益處也沒有。」 她的問題原本是不需要回答的。她茫然地望著他,被他那滔滔不絕的解釋和確信不疑的語氣搞糊塗了,她一點兒也不理解他說的話。「我一點兒也沒妨礙他們。」 「嗯,你對他們的妨害可不小呢。我也一樣。我們都來自同一個階級。但我們是老老實實幹活為生的人,只做對人有益的事,不幹壞事。我們是不利於他們的一種對照,他們不喜歡這種對照。」 在這番解釋中,她挑出唯一一個她懂的詞來提問:「你是紳士嗎?」 「不,我也不是資產階級。」 她沒能聽出在他的回答中有一點兒自負的口吻,因為自從她離家以後,她孜孜以求的就是讓別人把自己誤當作一位夫人。為此她曾像參謀學院裡的野心勃勃的少尉一樣刻苦學習:她的課程包括每月一本《婦女和美容》,每周一冊《家政須知》。她細細觀看畫頁上的年輕明星和不大出名的貴族小姐的照片,了解應佩戴什麼樣的飾物,以及搽哪一種香粉最時興。 他開始輕聲勸她。「如果你不能去休假的話,起碼也要儘可能保持安靜。無論如何也不要動肝火——」 「他們罵我是騷貨。」她能看出這個詞對他來說毫無意義,這在他的思想上根本沒引起一絲波瀾。他不看她的眼睛,只管自己繼續輕聲談論著她的健康。她想,他正在想別的事呢,於是她不耐煩地彎腰去拿提包,打算離開他。但他搶先給了她一連串的指示,什麼吃鎮靜藥啦,喝果汁啦,多穿衣服啦。她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他在態度上的變化。昨天他希望孤獨,現在他卻抓住隨便什麼藉口留她多待一會兒。她問:「你說我的真正工作時,指的是什麼呀?」 「我什麼時候說過這話?」他警惕地說。 「昨天我昏倒的時候。」 「那是我信口瞎說呢。我只有一個工作。」他不再說話了,過了一會兒,她拿起提包走了。 科洛爾積平生的全部經驗也無法理解,她這一走使津納醫生陷入了多麼孤獨的境地。「我只有一個工作。」這一吐露使他很惶然,因為事實不盡如此。昔日的生活和成長的經歷使他不存什麼單一職業的觀念。許多不同的職責曾照亮過他的生活。可以說,他的心靈天生像一間空無所有的大房子,裡邊到處是刻痕、脫落的牆紙和灰塵,一副潦倒破敗的樣子,而他的責任有如一個巨大的枝形燭台上的支支蠟燭,這燭台大得沒法送當鋪,卻能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他曾經對父母負有責任。他們為了供他上學而忍飢挨餓。他記得他得到學位那天,父母是怎樣來到他那間兼作客廳的臥室,靜靜地坐在角落裡,尊重地乃至是敬畏地望著他,但目光里卻沒有愛。因為他成了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能再愛他了。他還曾經聽見父親稱他為「大人」。盡孝道的兩支蠟燭早就熄滅了。在那許許多多的燭光中,他幾乎沒有注意到它們的消失,因為他還對病人負有責任,對貝爾格勒的窮人負有責任,此外他還漸漸意識到自己對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負有責任。為了讓他當醫生,他父母節衣縮食,為了當醫生,他自己也曾飢一頓飽一頓,健康受到了損害。然而,待他開業幾年之後,他卻發現自己的醫術毫無用處。他不能替自己人做任何事,他不能建議疲勞過度的人去休假,也不能給糖尿病患者開胰島素,因為他們沒錢買藥或休息。 他在過道里走動起來,自言自語地嘟囔著。天空中又飄起了細小的雪花,雪像一團霧氣似的撲到車窗上。 他還曾對上帝負有責任。他糾正了自己的說法:只是對一個神。這個神在被蠹蟲蛀咬的華蓋之下被搖搖晃晃地抬過擠滿人的教堂走廊,這個神只有五先令硬幣那麼大,嵌在鍍金框中。這個神是兩面派,當伏在柱子之間的窮人抬眼靜候他蒞臨時,他慰藉他們的痛苦;當唱詩班、教士以及聖歌音樂一擁而過,窮人們俯首膜拜時,他勸他們為了可疑的來世而忍受今天的苦難。他熄滅了這一信仰,他對自己說,上帝不過是富人為了讓窮人安貧樂道而編造出來的神話。他鄭重其事地吹熄了這支蠟燭,懷著一種奇特的舊式心理,覺得自己膽大包天。可是有時候,他看到如今某些人生來就毫無宗教感,竟然嘲笑十九世紀反聖像崇拜者的嚴肅態度,便不由得產生出一種不可理喻的惱怒。 現在,這間大房子裡只剩一盞幽燈閃著光。他想,我不再是個兒子、醫生或教徒,我是個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這個被政治家在無數講壇上談論不休、用劣等紙張和殘破鉛字在無數報刊上印來印去的字眼,如今聽來似乎已不那麼真實了。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我也失敗了。他孑然一身,心中唯一的燭火搖晃欲滅,這時他歡迎任何人來和他做伴。 他回到自己的隔間,發現裡邊有個陌生人,他很高興。那人本來背對著他,但他以一雙短粗腿為軸迅速地扭轉了身子。津納醫生首先注意到,那人的表鏈上有一個銀十字架。接著他發現自己的衣箱被挪了地方。他悲哀地問:「你也是個記者嗎?」 「我不會說英語。」那人答道。津納醫生橫在通往過道的路上,用德語說:「警察局的密探?你來得太晚了。」他仍然盯著那個銀十字架,它正隨著那人的晃動前後搖擺著;也許它是隨著人類的發展步伐歪斜了,一瞬間他覺得自己仿佛正緊貼在一條陡斜的街道旁的牆壁上,讓那些頂盔戴甲的人、讓長矛和軍馬通過,讓那疲憊的受難者 [28] 通過。他並不是為了讓窮人安貧樂道而死的,不是為了把繩索拉得更緊而死的,他的話被人歪曲了。 「我不是警察局的密探。」 津納沒大注意這個陌生人。他正面臨一個新問題:既然基督的話遭到了歪曲,那麼其中有些話本來可能還是正確的。他暗暗同自己爭辯道,這一懷疑是由於死亡臨近才產生的,當失敗的重負變得不堪忍受之際,人難免會向最無根據的許諾求助。「我將予你安息。」可死亡不能使人安息,沒有對安息的意識,也就無所謂安息了。 「你誤會了,先生——」 「津納。」他毫不猶豫地把名字告訴了陌生人;躲躲藏藏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在講實話的新的氣氛下,他要拋棄的不僅是自己的假身份。有些說法,比如「宗教是富人的朋友」等普通的口號,他從未細加考查便接受了下來,因為它們對於事業有利。他對那人說:「你不是警察局的密探,你是什麼人?你在這兒幹什麼?」 那個胖男人一隻手摸著背心上最下面一顆扣子,上身朝上聳了聳。「我叫——」他的名字被拋入雪光輝映的暗夜中,被火車的轟鳴、鐵橋的震響以及橋樑的回聲淹沒了;多瑙河宛如一條銀色的鰻魚,從鐵路線這一邊溜到了那一邊。那人只好重複了一遍:「約瑟夫·格倫利希。」他猶疑了一下,又繼續說,「我在找錢,津納先生。」 「你偷了——」 「你回來得太快了。」他慢吞吞地解釋,「我是從警察手底下逃出來的。不過我能擔保,津納先生,我沒幹過見不得人的事。」他一個勁兒捻著背心上的紐扣,在津納豁然開朗的頭腦中,他不過是個不可信的饒舌的外國人。占據他腦海的是不容爭辯的真理,是飢餓的面孔、五顏六色的破衣爛布、痛苦不幸的孩子,以及那蹣跚走向殉身處的受難者。「我是政治犯,津納先生。涉及報紙的事。我蒙受了不白之冤,只好逃出來。我是為了事業才打開你的箱子的。」他熱切地吐了口氣,噴出「事業」一詞,把它降低為一個廉價的口頭禪,一種輕浮的情感。「你不會叫列車員吧?」他的膝蓋繃得緊緊的,手指抓著紐扣。 「你說的事業指什麼?」 「我是社會主義者。」一個念頭飛快掠過津納的腦海:不能根據組織成員來判斷一個社會運動,不能由於格倫利希這樣的依附者就譴責社會主義。但他仍然急於忘掉這個傢伙。「我可以給你點兒錢。」他掏出皮夾子,遞給那男人五英鎊鈔票,「晚安。」 打發格倫利希很容易,他花的代價也很小,因為到貝爾格勒以後錢就對他毫無用處了。他不需要律師;他將用自己的嘴為自己辯護。但是擺脫由格倫利希引起的想法卻不那麼容易,一個運動不應因其成員的欺詐而受到譴責。他本人也並非完美無瑕,他有虛榮心,也有行為不檢之處,他曾使一個姑娘懷孕,但這些並不能改變他信仰的真理性。就連他乘坐頭等車廂的動機中也摻有雜念:這樣做固然有利於避開邊防警察,但也是為了更舒服一點兒,更符合他做領袖的虛榮心。他發現自己在祈禱:「上帝寬恕我。」但是,即使世上存在著什麼寬恕人的力量,他也無法真正相信寬恕了。 列車員走了過來,看了看他的車票。「又下雪了,」他說,「再往前開,天氣會更糟。我們要是不被雪擋住就算有造化。」看來他很想多待一會兒聊聊天。三年前的冬天,他說,他們也碰上過一次壞天氣。在巴爾幹的一個荒僻地區,在一段最難走的線路上,他們被大雪困了四十八小時,找不到食品,燃料也得省著用。 「我們會準時到達貝爾格勒嗎?」 「很難講。我的經驗是——在布達佩斯這邊要是下了雪,到貝爾格勒之前雪就會大一倍。在沒有到達多瑙河時情況就不同,慕尼黑可能在下雪,而布達佩斯卻和暖如夏。晚安,醫生,天氣這麼冷,會有病人找你的。」列車員搓著手,順著過道走了。 津納醫生沒有在自己的隔間裡多待,和他同隔間的人已在維也納下車了。雪在所有的縫隙上結成塊,玻璃也開始結冰了,很快就會連窗外一閃而過的燈火也看不見了。當信號燈箱或車站電燈從窗前閃過時,那不透明的冰紋把它們割成一條條的,一時間車窗成了萬花筒,許多花花綠綠的碎玻璃片在裡面抖動。津納醫生把手揣進雨衣那寬鬆的衣褶中取暖,又在過道里走動起來。他穿過列車員包廂,走進在維也納才掛上的三等車廂。這節車廂的大多數隔間都黑黢黢的,天花板上只有一盞昏暗的電燈亮著。旅客們把上衣捲起來墊在頭下,躺在木椅上過夜;有些隔間較擠,男男女女坐兩排,就那麼直挺挺地坐著打瞌睡,在微弱的燈光下,他們臉色青灰,毫無表情。座位底下的空瓶中散發出廉價紅葡萄酒的氣味,地上扔著幾片酸麵包。當他走近廁所時,他又轉身返了回來,那氣味實在叫他受不了。在他身後,廁所門正隨著列車的震動一開一合。 我屬於這個地方,他疑惑地想,我應當坐三等車廂。我不想像擁護憲法的工黨議員那樣,領著頭等車票前往擁擠的國會投票。但他又自我慰解地說,這樣做是為了減少換車造成的耽擱,是為了不在邊境讓人扣住。儘管如此,他還是注意到自己動機不純;自從他聽到失敗的消息後,這一事實才開始使他不安起來。因為在勝利帶來的激動和無私的氣氛中,他的一切虛榮、猥瑣和微末的缺點本可以被沖洗得無影無蹤。但現在,既然一切都取決於他的口舌,他希望自己在被告席上發表演說時,良心上是完全清白的。過去的一些小事,儘管敵人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卻可能浮上他的心頭,堵住他的嘴。同那兩個店老闆爭吵時我都完全失敗了,我在貝爾格勒就會做得更好嗎? 因為他的未來幾乎已經確定了,於是他開始沉溺於對往事的回憶,雖說他並不習慣這樣做。過去有個時期,只要你說「自從上次懺悔以來,我幹了這或幹了那」,你就可以用一時的羞愧贖回良心的清白。假如我能如此輕易地恢復純潔的動機,他滿懷渴望又有點兒酸溜溜地想,那我何不試試呢?我現在也常常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懊悔,並不亞於過去那會兒,但我已經不相信寬恕了,我不再相信有誰能寬恕別人。他幾乎嘲弄起他的信仰來:難道讓我去向社會民主黨的司庫,向三等車廂的乘客懺悔我的罪過嗎?教士轉過臉去,舉起手指,呆板地發出喃喃低語,這一切在他心中突然變得異常美麗,像青春、像高架橋牆角里的初戀一樣美好,令人無限神往而又無可挽回地永遠逝去了。 這時,津納醫生看見奧佩先生獨自待在二等車廂的隔間裡,正往筆記本上寫東西。 他渴求地望著奧佩先生,同時又覺得羞愧,因為他曾為自己戰勝了宗教信仰而自豪,現在卻要向這個信仰屈服了。但如果這信仰能讓我安寧呢?他反駁地想,伴隨著這個詞引起了一些仍舊令人不快的聯想。他拉開門,走進了隔間。那張蒼白的長臉和淺色的眼睛,那副飽受文化傳統薰陶的情態,使得他心裡很彆扭,如果他提出請求,就等於承認教士的優越地位了。一時間,他又成了滿手泥污的男孩,在黑暗的懺悔室中為自己世俗的罪過而羞紅了臉。他用總是揭自己老底的生硬的英語說:「真對不起,也許我打擾你了。你要睡了嗎?」 「沒關係。我在布達佩斯下車。」他否認地笑著說,「在我安全上岸之前,我想我是不會去睡覺的。」 「我叫津納。」 「我叫奧佩。」對奧佩來說,他的名字並無什麼意義,也許只有記者才會記得他的名字。津納醫生拉上門,坐在對面的座位上。「你是教士嗎?」他想在後面加上「神父」一詞,但這個詞卻黏在他的舌尖上;這個詞的含義太多了 [29] ,它意味著一張飢餓的灰白面孔,面對像敵人一樣成長起來的兒子,疼愛凝為尊敬,犧牲變成了懷疑。「我不屬於羅馬教派。」奧佩先生說。津納醫生沉默了好幾分鐘,不知該怎樣說出自己的請求。他嘴唇發乾,心中渴求著公正,宛如渴求他人房間桌子上的一杯冰水。奧佩先生似乎注意到了他的窘迫,便愉快地說:「我正在編一本小集子。」津納醫生機械地重複道:「集子?」 「是的,」奧佩說,「替世俗的人們編的一本宗教文集,可以在英國教會中起到類似羅馬默禱書的作用。」他用蒼白細瘦的手敲著筆記本的黑軟皮封面。「但我還想探討得更深一些。那些羅馬書——怎麼說好呢?——過分局限於宗教範疇。我希望我的小冊子能適應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情況。你打板球嗎?」 津納醫生又沉浸到跪在黑暗中做懺悔的回憶中去了,這個問題使他吃了一驚。「不,」他說,「不。」 「沒關係,你會理解我的意思的。假如你是最後上場的人,你戴上護墊,八個三柱門已被擊倒,可是還必須拿五十跑 [30] ,你很想知道這個責任是否將落在自己身上。你從所有一般的默禱書中都得不到應付這種危機的力量,也許就會不大信宗教了。我的目的就是滿足這種人的需要。」 奧佩先生像放連珠炮一樣熱情洋溢地說著,津納醫生感到自己的英語不夠用了。他不能理解「護墊」「三柱門」「跑」這些詞的含義,只知道它們和英國的板球遊戲有些關係;近五年中,他對這些詞彙漸漸熟悉了,在他的思想中,它們是與海風吹拂的草坪聯繫在一起的,他在那兒監視不聽話的孩子玩他不會玩的遊戲;但他對這些詞的宗教意義一無所知。他想,教士是在用這些詞比喻「責任」「危機」「人的需要」,這類詞彙是他所理解的,這使他獲得了他需要的機會來提出自己的請求。 「我希望和你談談,」他說,「談談懺悔。」這個詞一說出口,他頓時覺得自己又年輕了。 「這是個難題。」奧佩先生說。他端詳了一陣自己的手,接著又飛快地說起來:「在這一點上我並不泥守教條,我以為可以講出許多理由支持羅馬教會的做法。現代心理學正在從事異曲同工的研究工作。懺悔神父和懺悔者的關係與精神分析學家和病人的關係頗為相似。當然,它們是不同的,神父宣稱可以寬恕人的罪惡,這個區別是存在的。」津納醫生想插嘴,但奧佩先生急忙繼續說道,「區別畢竟不很大。在前一種情況下,罪惡受到寬恕,懺悔者離開懺悔室時精神上解除了負擔,打算重新開始生活;在後一種情況下,據說病人只要說出自己的邪念惡行,濃情造成邪惡的無意識動機,就可以消除那種欲望的力量。病人在離開精神分析學家時也獲得了重新做人的意願和力量。」通往過道的門開了,一個男子走了進來。「就這一點而言,」奧佩先生說,「向精神分析學家懺悔似乎比向教士懺悔更為靈驗。」 「你們正在討論懺悔的問題嗎?」新進來的人說,「是否能讓我插一句不相干的話呢?還應該從文學的角度上考慮這個問題。」 「讓我給你們兩人彼此介紹一下,」奧佩先生說,「這位是津納醫生,這位是奎·斯·薩沃里先生。進行一次最有趣味的討論可說是人才齊備了,我們這裡有醫生,有教士,還有作家。」 津納醫生慢吞吞地說:「你沒漏掉懺悔者嗎?」 「我正要推薦一位,」薩沃里先生說,「我敢說自己就是一個懺悔者。小說是以作者體驗為基礎的,從這一意義上講,小說家是在向讀者做懺悔。這使讀者處在教士和分析者的地位上。」 奧佩先生朝他微微一笑,反駁說:「不過,只因為夢是一種懺悔,你的小說才成其為懺悔。這裡又涉及了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壓抑機制。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壓抑機制。」列車正通過一座橋樑,他大聲重複了一遍。「醫生有何見解呢?」兩人客客氣氣,目光炯炯地注視著津納醫生,使得他頗感困惑。他坐著,微垂著頭,無法說出滯留在心中的那些痛苦的詞句,今晚他已經第二次講不出話來,到達貝爾格勒以後,他又怎麼能指望自己的講演能力呢? 「此外,」薩沃里說,「還有莎士比亞呢。」 「哪兒能沒有莎士比亞呢?」奧佩說,「他像巨人一樣在這狹小的世界中走動。你是說——」 「他對懺悔持什麼態度?當然,他是個天生的羅馬天主教徒。」 「在《哈姆雷特》中。」奧佩說,但津納不願再待下去了,他站起來,向兩人微微躬身。「晚安。」他說。他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憤恨和失望,但他所說出的卻是:「有趣極了。」只有一串昏暗的藍燈泡映照著過道,過道灰濛濛的,搖顫著,傾斜地通向黑黝黝的行李車廂。有人在睡夢中翻著身,用德語說:「不可能,不可能。」 科洛爾離開醫生後就跑了起來,手提著衣箱,在搖搖晃晃的列車中儘快跑著,因此,當邁亞特看見她拉開門把手時,她氣喘吁吁,顯得相當漂亮。十分鐘前邁亞特就已把埃克曼先生的來信和市場價目表推到一邊去了,他實在讀不進這些詞句和數字,他的腦海里總是迴響著那姑娘的聲音:「我愛你。」 好一個笑話,他想,好一個笑話。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錶。從現在起列車一連七小時不停站,而且他已經買通了列車員。他不知道他們是否對長途客車上的這類事情已經司空見慣。年輕時他常常讀描寫美貌的伯爵夫人在單獨旅行時如何勾引國王使者的小說,他常想,不知這類好運會不會落到自己頭上。他照照鏡子,把油亮的黑髮向後壓了壓。要是我的膚色不那麼暗,我還可以不算長得丑,但是當他脫下皮外衣時,他卻不能不想起自己正在發福的身體,想起自己並非攜帶著滿裝密封文件的公文包,而是裝著葡萄乾出門旅行的。她也不是漂亮的俄國伯爵夫人,不過,她喜歡我,而且她的身材很好看。 他坐下,看了看手錶,又站起來。他興奮起來了。你這傻瓜,他想,她也沒什麼新鮮的,普普通通,心腸軟,長相好,在西班牙大街上,隨便哪個晚上都能找到這樣的姑娘。但儘管他列舉出種種理由,他還是不能不感到這次艷遇有一點兒陌生的新鮮感。也許這只是由環境造成的:在一張僅兩英尺來寬的臥鋪上,以每小時四十英里的速度行進。也許這來自她晚餐時的表白,他認識的姑娘都不好意思說這種話。如果你問她們,她們會說「我愛你」,但如果讓她們自發地說,她們多半會講「你真是個好人」。他開始思量起這姑娘來,過去他從未這樣想過一個能夠搞到手的女人:她溫柔可愛,我心甘情願為她做事。好幾次他甚至忘記了這姑娘已經欠下他一筆人情債了。 「請進,」他說,「請進來。」他從她手中接過衣箱,把它塞到座位下面,然後握住她的手。 「瞧,」她微笑著說,「我不是來了嗎?」儘管她在微笑,他卻覺得她很驚恐,心裡詫異她為什麼會這樣。他放開她的手,拉下朝過道的百葉窗,頓時,他們好像是單獨待在一個顫抖的小匣子裡。他吻了吻她,發現她的嘴唇冰涼、柔軟,對他半推半就的。她坐在那張已改成臥鋪的座位上,問他:「你是不是捉摸過我會不會來?」 「你已經答應我了。」他提醒她。 「我也許會改變主意呢。」 「那又為什麼?」邁亞特不耐煩了。他可不想光是坐著聊天,她的腿懸起,隨意晃動著,使得他衝動起來。「我們會很愉快的。」他脫下她的鞋,又順著她的襪子摸去。「你什麼都知道,是嗎?」她說。他的臉紅了。「你不喜歡嗎?」 「哦,我喜歡,」她說,「非常喜歡。要是你懂得不多,我倒會受不了的。」在昏暗的藍燈下,她面色蒼白,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滿了驚恐。起初他感到好笑,隨後又覺得這很迷人。他想激起她的熱情,驅散那種冷淡情緒。他再次吻她,並試圖把外衣從她肩上脫下來。她像一隻裝在布袋裡的小貓,在衣服下面顫抖著、扭動著。突然她沖他噘起嘴唇,吻了吻他的下巴。「我真的愛你,」她說,「真的。」 他感到了一種越來越強烈的生疏感。他仿佛覺得自己從家裡出發,踏上了一條熟悉的小路,走過煤氣工廠,越過溫布爾河橋上的磚橋,穿過兩塊田地,但發現自己並沒有到達那上山通向平房區並與新公路連接的小道,而是站在一片陌生的樹林邊上,面前是一條他從未走過的、蔽不見日的小徑,誰也不知它通向何處。他從她肩上抽回手來,說:「你真討人喜歡。」但他沒有碰她,過了一會兒,他又有些詫異地說了一句:「你真可愛。」他以前從未體驗過欲望上來之後又強壓下來,並且由於這種壓抑變得更加熾烈的感覺,他總是懷著一種廉價的興奮匆匆陷入新的艷遇。 「我該做什麼,脫掉衣服嗎?」他覺得難以啟口,只是點了點頭。他見她從臥鋪上站起身來,走到一個角落裡,開始緩慢地、有條有理地脫衣服,她把上衣、裙子、緊身圍腰、背心一件一件地折好,整整齊齊地擺在對面的座位上。他注視著她那冷靜的、專心致志的動作,意識到自己的反應是多麼不相宜。他說:「你真可愛極了。」他感到一種異樣的激動,說話都有點兒結巴了。當她從對面朝他走來時,他發現自己弄錯了:她的冷靜有如一張緊繃的皮,其實她激動得滿臉通紅,眼睛充滿恐懼,看上去像是不知該哭還是該笑。他們很自然地在兩排座位之間的狹小空地上相遇了。「我希望把燈熄了。」她說。她緊緊地貼著他站著,他用手撫摸她,兩人隨著列車的行進輕輕搖擺著。「不,」他說,「我喜歡讓燈全亮著。」 「關了更方便些。」她說,低聲笑了起來。在列車的哐當聲中,她的笑聲化作一團難以分辨的低音。他們無法竊竊私語,只好大聲地、一板一眼地講親昵的私房話。 甚至這些通常的姿態也未能完全消除那種生疏感。她躺在臥鋪上,顯得尷尬笨拙而又天真得不可思議,這使他頗為吃驚。她的笑聲停了,不是逐漸停住的,而是戛然而止。他幾乎懷疑這笑聲是他幻想出來的,或者是車輪滑行時的怪聲。她突然急切地說:「耐心些,我可不會。」隨後她痛苦地叫出聲來。即使有個鬼魂穿著蒸汽時代以前的古老服裝經過,恐怕也不能使他更吃驚了。若不是她摟著他,他就會脫身走掉。透過火車頭的喧囂,她的話語斷斷續續地傳來:「別走,對不起,我不是想……」火車突然停了,兩個人被晃得分開了。「怎麼回事?」她說。「到站了。」她苦惱地抱怨說:「為什麼偏偏這會兒到站?」 邁亞特把窗子稍稍打開一點兒,探出頭去。一排昏暗的燈火照亮了鐵路旁幾英尺遠的地方。雪已經積了好幾英寸厚,遠處,一點兒紅色的火星飄忽明滅,有如風雪中的一盞轉燈。「這不是車站,」他說,「是信號燈讓我們停車。」車輪不再旋轉,只有一聲汽笛劃破了分外寂靜的夜;這裡那裡的人們醒了,把頭探出窗外,彼此談論著。列車尾部的三等車廂中傳來了提琴聲,那曲調坦直、詼諧、準確,但穿過黑夜、飄過雪地之後,聽起來卻有點兒游移不定了,以致最後在邁亞特心中喚起了一點兒不安和懊悔。「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根本就沒有料到。」現在他們倆在車廂隔間裡已經相當暖和了,於是他連窗戶也沒關,跪在臥鋪前,把手伸到她臉上,用好奇的手指輕輕撫摸她的面孔。那種新鮮的想法又一次使他心醉神馳:「多溫柔,多可愛。」她靜靜躺著,由於疼痛或是激動而急促地喘著氣,身體也微微抖動著。 三等車廂里有人用德語罵那個提琴手,說噪聲吵得他睡不著覺。但他似乎沒去想自己一直在列車的轟鳴中安然大睡,正是悠慢清晰的樂曲之外的那萬籟無聲的靜寂使得他醒過來的。小提琴手反唇相譏,繼續拉著琴,一些人議論起來,還有人大笑。 「你失望了?」她說,「我笨極了吧?」 「你很可愛,」他說,「但我以前真不知道。你為什麼要來呢?」 她開了口,音調如小提琴一般輕柔,但已足以使別人釋然:「姑娘家早晚得學。」他再次摸摸她的臉。「我弄痛你了。」 「這可不是郊遊野餐。」她說。 「下一次。」他開始許願。但她插嘴問道:「還有下一次?這麼說我順當通過了?」她那鄭重其事的口吻使得他不禁失笑。 「你希望有下一次嗎?」 「是的。」她說。但她現在想的不是他的擁抱,而是君士坦丁堡的公寓,是她自己的臥室以及十點鐘就上床睡覺。「你要在那兒待多久?」 「也許一個月,也許更長一點兒。」她遺憾地嘟囔著:「太短了。」而他開始大許其願,儘管他很清楚,天亮以後自己會為此而懊悔的。「你可以和我一起返回。我在城裡給你找間公寓。」她的沉默仿佛在強調這許諾是荒唐無稽的。「你不信我的話嗎?」 「哦,」她用完全信任的語氣說,「太好了,真讓人不敢相信。」 她一點兒也不忸怩作態,這使他很感動,於是他又突然激動地記起自己是她的第一個情人。「聽著,」他說,「明天你還願意來嗎?」她懷著真誠的擔憂反對說,這樣不等到達君士坦丁堡,他就會厭倦她了。他沒理睬她。「我要舉行個慶祝酒會。」 「在哪兒?在君士坦丁堡?」 「不,」他說,「我在那兒無人可邀。」他突然想起來埃克曼先生,使得他的愉快心情蒙上了一道陰影。 「怎麼,就在火車上?」她又一次大笑起來,但這一次笑得很舒暢,毫不懼怕。 「為什麼不呢?」他變得有點兒洋洋得意了,「我要邀請所有人。要像結婚宴席似的。」 她沖他打趣說:「沒有婚禮的結婚宴席。」但他對自己的想法越來越著迷了。「我要邀請所有人:醫生,坐二等車廂的那個人,那個好打聽閒事的人,你還記得他嗎?」他猶豫了一秒鐘。「還有那個姑娘。」「哪個姑娘?」「你朋友的侄女。」可是,想到那姑娘可能不接受自己的邀請,他自吹自擂的興頭便低了幾分;她可不是歌舞團里跑龍套的姑娘,不是好看、隨和、普普通通的姑娘,他想著,一邊為自己的薄情感到羞愧,她是一個美人,是我想娶的那類女人;但一想到她可望而不可即,他心裡頓時又酸溜溜的。隨後他的情緒又恢復過來。「我還要請那個提琴手,」他誇口說,「讓他在我們吃飯時演奏。」 「你不敢請他們。」她目光灼灼地說。 「我敢。只要是由我付錢,他們就不會拒絕這種宴請。我們要喝車上最好的酒。」他說,心裡飛快地計算花費,故意忘卻火車上的酒其實都是尋常的貨色。「一個人花兩鎊。」 她贊同地拍了一下巴掌。「你不會告訴他們為什麼。」 他對她微微一笑。「我要對他們說明,這是為我情人的健康祝酒。」半晌,她靜靜躺著,玩味著那個字眼,它意味著舒適的生活、穩定的關係,甚至某種有頭有臉的地位。然後她搖了搖頭。「這太美了,不會實現的。」但她表示不相信的話語被長鳴的汽笛聲和開始轉動的車輪聲淹沒了。 車廂之間的掛鉤拉緊了,閃著綠光的信號燈徐徐搖晃而過,這時約瑟夫·格倫利希嘴裡正在說:「我是共和國的總統。」正當他夢見一位身穿燕尾服的紳士向他獻上城市新保險金庫的鑰匙時,他醒了過來,並且馬上清醒地記起了自己的處境,對夢中的細節也記得一清二楚。他把手搭在肥厚的膝頭,放聲笑了起來。共和國總統,這可不賴,對嗎?我也能編出蠻不錯的故事來。一天之內克魯伯和那個醫生全讓我哄住了,他給了我五英鎊,因為我很機靈,他一說「警察局的密探」,我就聞出味兒來了。約瑟夫·格倫利希的特點就是機敏麻利。「您瞧那邊,克魯伯先生。」一抽繩子,瞄準,開火,一秒之內就完事大吉。我脫身也是憑著這一手。他們抓不著約瑟夫。那個教士說什麼來著?約瑟夫不禁暗暗捧腹而笑。「你們德國人打板球嗎?」我說:「不,他們教我們跑。我當年還是個賽跑名手呢。」這就叫機敏,而他一點兒也沒聽出其中的玩笑,還一個勁兒談什麼「索伯斯啦,赫格利希啦」。 但是那畢竟是挺懸的,約瑟夫眺望著窗外的飛雪,心裡想,當那個醫生髮現箱子被人動了的時候,我已經拉住那根繩子了。如果他喊列車員,不等他出聲肚子上就會挨槍子兒。約瑟夫又高興地笑起來,覺得左輪手槍正輕輕摩擦著大腿內側的腫疼處;我會把他的五臟六腑都弄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