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十三
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盡，是完全、充滿的意思。
孟子說：「人身方寸之中，神明不測的，叫作心；心所具之理，叫作性。吾心至虛至靈，渾涵萬理，其體本無不全；然非研窮事物，識得吾心所具之理，則理有未明，即心有所蔽，安能滿其本然之量乎？若是能盡其心，而於神明之本體，完全充滿、無少虧欠者，必是能知其性，而於民彝物則之理，融會貫通，無所疑惑者也。夫天者，理而已矣。天以此賦於我，我以此成於性，本是聯合而無間的。既知其性，則心思之瑩徹可以窮神，識見之玄微可以達化。知吾性之仁與禮，便知道天之元亨；知吾性之義與智，便知道天之利貞，而於穆不已之命，可以默悟而潛孚矣。豈有不能知天者乎！學而至於知天，則物格知至，而所以造其理者，無餘蘊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承上文說：「君子之學，以致知為入門，尤必以踐履為實地。心固盡矣，猶恐出入之無常；則操而存之，使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不奪於外誘之私。性固知矣，猶恐作為之或害；則順而養之，使事事物物，常循其自然之則，而不涉於矯揉之失。君子存養之功，交致其密如此。這是為何？蓋心為天君，性由天命，是皆天之所付於我者。若放逸其心，戕賊其性，這就是慢天褻天，而非所以事之矣。今吾能操存此心，是所以奉吾之天君而不敢違越；順養此性，是所以保吾之天命而不敢失墜。就如上帝臨汝，日在左右的一般，豈非所以事天乎？能事天，則意誠心正，而所以履其事者，有全功矣。」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貳，是疑惑。
承上文說：「君子知天事天，其於察識存養，固能兼體矣。然死生禍福之說，最易以惑人；而省察克治之功，最難於持久。使識見未融，工夫有間，於知天事天，猶未為至也。誠知人之生死，猶晝夜之必然；數之長短，皆造化之默制。或夭或壽，坦然無所疑貳於其中，而惟一意修身，安心俟命，完吾性分之固有，而利害付之不聞；盡吾職分之當為，而禍福聽其自至。真有壯老一節，始終一心者，這是為何？蓋天之所命於我者，不但使之稟血氣以有生，而實使之參三才而獨立。今夭壽之間，看得這等透徹，修身之功，持得這等堅定，是將天賦與我的，渾然全備，無一毫戕賊；挺然樹立，無一些失墜。幸而壽，則自作元命，而好德考終；不幸而夭，則亦順受天命，而沒齒無憾：豈不謂之立命乎？」學至於立命，則為知之盡、仁之至。而知天、事天，胥造其極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
岩牆，是險峻之牆，基薄而將覆者。
孟子教人以知命之學，說道：「凡人之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數，宰於冥漠之中，莫非天之所命也。而能順受其正者，少矣。惟君子盡其在我，聽其在天。或降之以福，固順以受之，而不敢以吉為可趨；或降之以禍，亦順以受之，而不敢以凶為可避。就如受父母之命，東西南北，遵道而行，這才是順受其正。若冥行妄趨，蹈危履險，至於喪身隕命而不顧，這就如立在岩牆之下的一般，覆壓之患必所難免，其不知命甚矣！是以知命之君子，雖不肯幸福於天；然必擇地而蹈，必不肯立身於岩牆之下，而自取覆壓之禍也。」蓋惟知命，而後能順受其正。不知有正命者，安望其能順受也哉！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是刑具，如今鈕鐐一般。
承上文說：「莫非命也。何以叫做正命？蓋命稟於天者也。人能存心養性，盡了自家修身的道理，而不免於死者，這是天數該死，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乃所謂正命也。若夫暴橫兇惡之人，身犯重罪，為桎梏所拘囚而死者，此則自作之孽，乃人情所共憤，王法所不容，非天降之災也，豈得為正命乎！」夫命之修短雖制於天，而死之善惡則繫於己。此知命之君子，所以順受其正，而不立於岩牆之下也。世之人，或縱慾以戕生，或行險以犯難，及至軀命不保，而一切歸咎於命，不亦謬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孟子見人徇欲而忘理，因曉之說道：「人情不能無慕好，則不能無貪求之念，而不知物有所當求，有所不當求，不可不辨也。今有物於此，不求則已，而求則得之；不舍則已，而舍則失之。以求而得，以不求而失，是求之不勞、而得之甚易也，豈非求之有益於得者乎？所以然者為何？以其求在我而已。」蓋仁、義、禮、智，皆吾性分中的道理，自天賦之，則為降衷之良；自我具之，則為懿德之好。於我之自有者而自求之，足乎已，無待於外，此所以隨求而隨得也。求之有益於得，人其何憚而不求也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承上文說：「有物於此，不可以妄求也。而求之有道，不可以必得也。而得之有命，道有所拘，命有所限，是求之徒切，而得之甚難也。豈非求之無益於得者乎？所以然者為何？以其求在外而已。蓋富貴利達，皆吾身外之物也。窮通之故，在天而不在人；予奪之權，在人而不在我。得之自外，失之自外，於我本無所加損，而我亦不能自制其得失，此所以雖求而未必得也。求之無益於得，人亦何勞於必求也哉！」大抵外慕重者，則內視必輕。戰國之士，雖壟斷乞墦之事且不為恥，寧知有道德之可求、義利之當安乎！欲維世風、培士氣者，必陶之以教化，使人皆勵無求之節而後可。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這是孟子勉人盡性的意思。
說道：「人生天地之間，以形自視若甚微，以道自視則甚大。蓋天下之物，萬有不齊。雖紛然其至賾矣，然物不能外於理，理不能外於心。大而君臣、父子，即吾性之統體；小而事物細微，即吾性之散殊：無一物無當然之理，則無一物不具於性分之內，渾然完備，森然包羅，何嘗有分毫之欠缺乎？人惟不能反求其理，斯無以兼體諸身耳。苟反之於身，於吾所性之理，心誠好之，無一念不極其真純；身誠體之，無一事或待於勉強。如此，則理與心融，心與理浹，天全而性得，怡然有順適之休矣。其樂孰有大於此者乎！」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承上文說：「人能反身而誠，則天理渾全而仁矣。苟或未誠，是猶有私意間隔，而天理尚未純也。必勉加克己之功，力行推己之術。如：己之所欲，亦人之所欲也，則勿以私之於己；己之所惡，亦人之所惡也，則勿以加之於人，強恕而行，如此，雖未即與仁為一，而私慾漸克，天理復還，去大公無我之度，庶幾為不遠矣。求仁之方，其孰有近於此者乎？要之，理一而已，在外則為物，在內則為性；實此謂之誠，純此謂之仁：本同出而異名者也。人惟廓一心以為統會之基，循眾理以為涵養之地，不以妄念汩其天真，不以私意拂其順應，則心與理合，而性分自無不全矣。尚何有物我之辨、安勉之殊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見理分明叫作著，洞析精微叫作察。
孟子說：「道在天下，本人之所共由，宜人之所共知也。而人每病於不知道者，何哉？身自由之，身自昧之耳。今人日用之間，出入往來所踐履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行之而已，而道所當然之理，在於所行之中者，則茫然不知其條貫也。踐覆之久，性情形體所安便者，那一事不是道？然徒習熟而已，而道所以然之故，在於所習之內者，則懵然莫察其端倪也。夫不行無望其能著也，即行矣而猶不著，則終於不著矣。不習無望其能察也，既習矣而猶不察，則終於不察矣。此蚩蚩之愚民，所以自少至老、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而不知斯道為何物者，比比皆然也。自由而自昧之，豈不可嘆之甚哉！」要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凡民之常，無足怪也。乃賢智者，又往往求道於庸行之外，務知人之所不必知，則與不著不察者相去能幾何哉？子思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之言，蓋本於此。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善則遷，知過能改，凡以其有恥也。人若貪昧隱忍，無這羞恥之心，小則喪失廉隅，大則敗壞名節，以不肖自待，人亦以不肖憎之；以下流自處，人亦以下流惡之，其為可恥莫甚焉。此人之不可以無恥也。有能知無恥之可恥，而內愧於心，介然萌悔悟之機；外怍於人，奮然勵進修之志，將見善由是而日遷，過由是而日改，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夫無恥由於有恥如此。人豈可自失其恥心，而甘為小人之歸哉？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機，是機械。變，是變詐。
孟子說：「吾人立身行己，道非一端，而獨不可以無恥者，何哉？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存此則進於聖賢，失此則入於禽獸，其關係於人品心術，誠甚大矣。世間有一等奸險小人，暗地害人，則機械深藏而莫測；多方欺人，則變詐百出而不窮，似這等為機變之巧的，其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不肯為者。而彼方且以智巧為得計，其於愧恥之心，恬然無所用之矣。人而至於無所用恥，則無恥一事，已不能如人，由是良心喪而悔悟亡。大節一隳，萬事瓦裂，凡可以行險僥倖、欺天罔人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更有何事可以如人者乎？信乎！恥之所系者大也。」大抵小人能為奸邪者，其處心積慮，皆極天下之至巧，往往使人墮其術而不覺。若輕信而誤用之，則流毒播惡不可勝言，豈但決廉恥之防、為世教之玷哉？此又用人者所當知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說：「人君固當尊賢，賢士亦當自重。今之君每自恃其勢，而今之士多徇人之勢，此上下之所以不交也。嘗考古之賢王，崇高富貴，其勢分無以加矣；而一念屈己下賢之誠，惟知有道德之可好，不知有勢分之足恃也。古賢王待士之厚如此。若古賢士之自待，何獨無所好、無所忘哉？樂己之道，而怡然抱德義以自高；忘人之勢，而漠然視富貴若無有：此則賢士之所以自待者耳。二者勢若相反，而君臣各盡其道，實所以相成。設使王公內無尊賢之心，而誠意不至；外無尊賢之禮，而儀節或疏，則賢士以道自重者，必不肯枉己以求合，雖欲數數見之，而不可得矣。夫見且猶不得數，況欲縻之以爵祿、授之以事任，使之委質為臣，豈可得乎？此可見惟賢王方能遂賢士之高，惟賢士方能成賢王之大，此隆古泰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今則上輕於待士，士亦輕於自待矣，豈不兩失其道哉！」孟子此言，固以矯當世上驕下諂之風，亦以明己不見諸侯之義也。
孟子謂宋勾踐曰：「子好游乎？吾語子游。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宋勾踐，是人姓名。游，是遊說諸侯。囂囂，是自家有一段快樂，無求於人的意思。
孟子與宋勾踐說道：「今列國策士，無不喜為游談以干世主者。子亦好遊說乎？吾告子以遊說之道。夫遊說而冀其言之獲售，往往以人之知與不知為欣戚，此非知道者也。子之游也，如其言見信而人知之，此心固囂囂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知而遽以為喜。如其言不見信而人不知之，此心亦囂囂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不知而遽以為憂。夫自足於己，而置得失於兩忘；無求於人，而任窮通於所遇。則隨其所往，無非順適之境，而游道斯為美矣。」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勾踐問說：「得失之念，人情所不能忘也。今曰囂囂，非大有涵養之士不能，敢問何如斯可以至於囂囂乎？」孟子答說：「所謂囂囂者，非可以矯情飾貌為之也，以其足諸己而無待於外耳。彼人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根於所性者叫作德；其理有常尊也，吾則恭敬奉持之而不敢忽。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各有所宜者，叫作義；其理本至樂也，吾則欣慕愛樂之而不敢忘。夫尊德則良貴在我，見大人可以藐之，而何羨於爵位之榮？樂義則真趣在我，隨所遇可以安之，而何計乎得喪之跡？由是而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有不可以囂囂者乎？」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孟子又告宋勾踐說：「人惟涵養之未盛，是以感遇之易遷。誠能尊德樂義，則何往而不宜哉？故當其窮而在下，身至困矣；惟能尊德樂義，則操持堅定，而可貞之守，必不以貧賤而移，豈至於失義乎？及其達而在上，身既顯矣；惟能尊德樂義，則措注光明，而可行之道，必不以富貴而詘，豈至於離道乎？夫砥行飭躬，士之所以自愛其身也。今能窮不失義，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生平砥礪之大節，兢兢然惟恐其失墜者，果能全所守焉，士於是乎不失己矣。興道致治，民之厚望於士也。今既達不離道，則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而蒼生仰望之夙心，喁喁然思見其德化者，果能如所願焉，民於是乎不失望矣。窮達無往而不宜，則此身隨寓而自得，而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者，此也。使非有尊德樂義之心，安能見諸行事之實如此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既告宋勾踐以尊德義之實，又舉古人以證之，說道：「古之人，以道濟天下為志者也。當其得志而居可為之位，則推此德義於人，而霈膏澤於黎庶，身在廊廟，而功在斯民也；其或此志未遂，而無可致之權，則修此德義於身，而顯大名於當世，身在畎畝，而聲在寰區也。夫不得志，而修身見於世，則知古人之處窮，非泯泯而無稱也。位之所不在，則斂斯道於吾身，德自我尊，義自我樂，以一身會民物之理，而百世其可師矣：不有以獨善其身乎？得志而澤加於民，而知古人之處達，非汲汲於干進也。位之所在，則推斯道於天下，德與天下共尊之，義與天下共樂之，以一身立民物之命，而四海皆度內矣：不有以兼善天下乎？夫窮達無往而不善，此古之人所以不失己、不失望也。士欲囂囂，可不以古人為法哉？」古人能囂囂者，惟伊尹為然。觀其耕莘之時，則嚴一介不取之操；就湯之日，則以一夫不獲為恥。其能不失己、不失望，可見矣。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說：「善雖由教而入，非因教而後有也，在人之自勉何如耳。古今語教化之善者，莫如周文王。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人才之興起者，誠濟濟然其盛矣。然吾以為：秉彝之良，人所固有。必待文王之教而後能奮發有為，是其氣稟之偏，必矯揉而後善；習俗之染，必變化而後新，此乃凡民則然耳。若夫豪傑之士，生來才智明敏，既迥出於尋常；志氣堅強，又不屈於物慾。使遇文王在上，固相忘於道化之中矣；即不幸而不遇文王，亦自有出類拔萃之能，而無待於觀感漸摩之助。以砥礪於道德，則卓然有以自立；以奮迅於事功，則毅然有以自任，不待聞文王之風、被文王之澤，而後能感發興起也。此則惟豪傑之士能之耳，豈可概責之凡民哉！」孟子此言，見為士者不可以凡民自安，而當以豪傑自待也。然豪傑之士，雖不待教而興，未嘗不應運而出；有文王為之君，則必有太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為之輔佐，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也。使豪傑之生，而不遇聖王，則亦何以自見其輔世長民之功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附，是增益。韓、魏，是晉之世卿。欿然，是不自滿的意思。
孟子說：「人情之所易溺者，莫如富貴。少有所得，而即矜己誇人、侈然自滿者，多矣！有人於此，官非卿士之素也，家非有世祿之資也，一旦舉韓、魏之家而附益之，忽然貴為上卿，富有百乘，享此非望之福，其快意宜何如者？乃能自視欿然，恰似不曾增益的一般，略無驕盈之念、盛滿之容。這等的人，見識高明，物慾不能昏其志；涵養堅定，勢利不能動其心。舉世之所誇張羨慕者，而視之如浮雲，輕之如敝屣，其中自有至貴至富者在矣。其過人也，不亦遠乎？」然則，世之溺情於富貴，未得而不勝其貪饕之欲，既得而不勝其饜足之態者，視此亦可愧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說：「聖王在上，而民無怨咨者，非不役一人、不殺一人而後有是也，惟其有不忍傷民之心而已。王者不忍疲民之力，則使民本非其所欲也，而勢有不得不使之者，如播谷、乘屋之類，何能不用民之力乎？然役使之中，有休養之利存焉，這是以佚民之道使民也。由是，民之服役者皆將曰：『上之勞我者，所以安我也。』感休養之美意，雖身勤於事，悅而忘其勞矣，夫豈有怨其厲己者哉？王者不忍殘民之命，則殺民本非其所欲也，而法有不得不殺之者，如除害、去惡之類，何能不戕民之生乎？然刑僇之內，有安全之意寓焉，這是以生民之道殺民也。由是，民之見殺者皆將曰：『上之殺我者，本以生我也。』體安全之至情，雖身陷於罪，悅而忘其死矣，豈有怨其虐我者哉？夫民情莫不好佚而惡勞、好生而惡殺也，而至於勞之、殺之不怨，惟其使之有道，非妄使也；殺之有道，非妄殺也。世主疲民以非時之役，而驅之若牛羊；威民以嚴峻之刑，而刈之若草菅。使民勞不得息，死非其辜。如此，而欲民之無怨，得乎？」
孟子曰：「霸者之民，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二字同，是感戴喜悅的意思。皞皞，是廣大自得的模樣。
孟子說：「王霸之治教不同，功效亦異。但自其民風觀之，可見矣。以霸者之民言之，生聚於戰爭之餘，休養於憔悴之日，煦煦之仁，所施能幾，而共荷之以為功；沾沾之惠，所濟能幾，而共享之以為利。即其歡欣鼓舞之狀，殆猶飢者之易食、渴者之易飲一般，有不勝其感悅之至者矣，不可以仿佛其虞之情景乎？乃若王者之民，則異於是。涵濡於道化之中，游泳於太和之世，耕食鑿飲，無一民不遂其生，而各樂其樂，不知其樂之所從來也；老終壯養，無一民不被其澤，而各利其利，不知其利之所自出也。此其廣博周遍之恩，殆猶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一般，有相忘於造化之內者矣。不可以想見其皞皞之氣象乎！」蓋霸者有心以悅民，故民悅之，而效之所感者淺；王者無心於得民，故民忘之，而化之所及者深：此王道之異於霸功。而論治者，不可不審所尚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庸，是功。
承上文說：「王民皞皞之化，所以異於虞者，何以見之？惟其有大公至正之體，而刑政治教，一無所容心於其間耳。民之所惡莫如死。王者以刑糾萬民，固有時而殺之矣；而民之見殺者，曾不以為怨恨。蓋天討有罪，王者亦惟承天意以殺之而已，為民除殘，為民去暴，而非有意於作威也，何怨之有？民之所趨莫如利。王者以政養萬民，固嘗有以利之矣；而民之享其利者，曾不以為功德。蓋天時有生，王者亦惟順天時以布令而已，分之田裡，導之樹畜，而非有意於市恩也，何庸之有？至於民之去惡遷善，又莫如教化。王者以教正萬民，亦嘗導民以善矣，而民之被其教者，日遷於善，曾不知誰之所為。蓋天降下民，厥有恆性，王者亦惟因性牖民，使自得其本然之善而已，民德日正，民行日興，而非有科條詔令之可指也，孰得而知其為之者哉？夫治出於上，而不見其作為之跡；化成於下，而莫得其感應之端。所謂『王民皞皞』，其氣象蓋如此。豈霸者虞之民可同日而語哉？」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承上文說：「王者之道，其刑政治教，民皆無得而名，則德業之盛，豈可以易言哉！蓋王者以一身統理天下，凡政教所施及，就如其親身所經過：經過處才只俄頃之間，而風聲鼓動，萬民之耳目皆新；其感發興起之機，殆有勃然而不可遏者矣，所過有不化乎？王者以一心運量天下，凡政教所推行，都本於心思所存主：存主處才只一念之微，而志意感通，四海之精神已會；其潛孚默運之妙，殆有淵然而不可測者矣，所存不亦神乎？夫天地以神化而成覆載萬物之功，王者以神化而究甄陶一世之澤，則盡天地之間，皆氣化之流行，亦皆王道之充塞，而德業之盛，上下與天地同運而並行矣。豈但如霸者之功，解紓患難於一時，僅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哉？」王道之大如此。此王民所以囿於大造之中，皞皞而莫知其然也。世主溺於功利之說，反厭王道為迂緩，遂以見小欲速之心乘之，未有不殃民僨事者。明主宜究心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仁言，是仁愛的言語。仁聲，是仁愛的聲譽。
孟子說：「人君出治，一言語政令之間，皆足以感民，但其效有淺深之異耳。如以仁愛之言語撫循百姓，這叫作仁言。仁言雖足以入人，然但宣播於一時，而未必感孚於平日也。若有仁愛之聲稱的，其德澤浸灌於民心，而頌聲洋溢於遠邇，實惠及民，有不徒托之空言者矣。仁言豈能如仁聲之入人深乎？以畫一之法制約束百姓，這叫作善政。善政雖可以齊民，然但可使之面從，而未必能使之心服也。若崇德禮之善教的，其倡率一本於躬行，而觀感惟俟其自得，因性導民，有不專恃其政令者矣。善政豈能如善教之得民乎？」夫均一感人也，而仁言不如仁聲，則知愛民有實，言之所及淺也；善政不如善教，則知化民有本，政之所施末也。人君可不審所尚哉！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承上文說：「政教皆為治者之所不廢，乃謂善政不如善教，為何？蓋較其得民之有淺深也。上有善政，則紀綱禁令之施，可以納斯民於軌物，法立而凜然不敢犯，不過得民畏而已；乃若善教所施，則德禮之啟迪，可以感發其善念，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莫不回心以向道，而不忍違矣，豈止於畏之而已矣？上有善政，則愛養樽節之令，可以致閭閻之充實，民富而國用無不足，不過得民財而已；乃若善政所感，則德禮之論洽，有以固結乎民心，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莫不輸誠以待上，而不忍忘矣，豈止於得財而已乎？夫畏迫於法，愛起於心，苟至於愛，而畏不足言矣；得心為本，得財為末，苟得其心，而財在其中矣。所以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仁言不如仁聲，不可以例見耶？」為治者誠能審功效之淺深，以為推行之次第，有愛民之實心，而言以宣之；有化民之大本，而政以輔之。則言非徒文，政非徒法，而仁心與仁聞交流、善政舉而善教兼舉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欲明人性之善，因指良心以示之，說道：「人皆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試自知能觀之，則可見矣。大凡人之於事，由學習而後能的，這不叫做良能。惟是不由學習之功，而精神自會運用，一舉動皆成法吻合，這乃是天然自有之能，非一毫人力可與；賢者能之，而不肖者亦無待於勉強也，非良能而何？人之於理，由思慮而後知的，這不叫作良知。惟是不費研窮之力，而聰明自爾疏通，一意念皆與至理默契，這乃是天然自有之知，非一毫人謀可及；智者知之，而愚者亦無待于思索也，非良知而何？人皆有知、能之良如此。則善原於性，性出於天，不假於外求可知矣。乃有鑿以人為之私者，豈非自喪其本然之善也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承上文說：「吾所謂良能、良知者，何以驗之？嘗觀孩提之童，太朴未漓，一赤子之心而已，何學何慮也？然於其父母，無有不歡欣眷戀、相依而不能舍者，皆知愛其親也；及其稍長，情慾未盪，亦尚赤子之心而已，何學何慮也？然於其兄，無有不恭敬奉承，退遜而不敢慢者，皆知敬其兄也。夫以孩提而知愛親敬長之道，此可以驗知、能之良矣。然是愛親敬長之心，非自外至，即吾性之仁義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於孩提之愛，可以觀仁；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於孩提之敬，可以觀義。夫愛敬之心，不過為一人之私情，而即謂之仁義者，何哉？此無他故，仁義乃人性之同具、天下之公理也。今以孩提之愛推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愛；愛同，所以為吾性之仁也。以孩提之敬推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敬；敬同，所以為吾性之義也。使非出於吾性之仁義，何以能達之天下也哉？」夫觀仁義之道不出於愛親敬長之間，則知道率於性，無不同也；觀愛敬之道不出於孩提知、能之良，則知性原於天，無不善也。乃世之言性者，不知驗之於純一之初，而徒求之於斫喪之後，其致疑於性善之說，宜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孟子說：「聖人居處之跡雖與人同，受善之誠則與人異。嘗觀於大舜：當其側陋未揚、耕於歷山之時，居在深山之中，朝夕所與處者，不過山中之木石而已；往來所交接者，不過山中之鹿豕而已。以跡觀之，其不同於深山之野人者能有幾何？此時聖心之善，未有感觸，固不見其大異於人耳。及至人有善言，一得聞於耳；人有善行，一得接於目，但見理與心會，而資深逢原之用，感之遂通；心與理融，而淵泉時出之機，觸之自應。隨聽受，隨契悟；隨契悟，隨施行。其感通神速，就與江河被決一般，其沛然就下之勢，一瀉千里，孰得而阻礙之也哉？蓋聖心之善，已渾全於無感之先，故從善之機，即響應於有感之際。至此，乃見大舜所以為聖，出於尋常萬萬，而非野人之所能及。深山之跡，豈得而囿之哉！」夫以舜應善之速如此，而猶好問好察，捨己從人，其取善又如彼其廣，皆一念好善之誠為之也。欲法舜之應善，必先法其受善之量而後可。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說：「立人之道，不外於心；而制心之功，莫要於義。今人於不義之事，恥之而不為、不欲，孰無是羞惡之心乎？但私意一起，而不能以禮義制之，於是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誠能於應事之際，覺得此心羞惡而不肯為，則止之而勿為，不要昧了這一念不為之真心；於意念之萌，覺得此心羞惡而不願欲，則止之而勿欲，不要昧了這一念不欲之真心：如此，則羞惡之良心已全，而義不可勝用矣，人道不已盡於此乎？蓋人之所以為人，只是有此羞惡之良而已。無為所不為，則所為皆義，而事事無歉於心；無欲所不欲，則所欲皆義，而念念無惡於志。推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皆不過由此不為、不欲之心擴充之而已，立人之道，寧復有餘事哉？所以說如此而已矣。」夫不為、不欲之心，本在我而非遠；無為無欲之機，又在我而無難，人豈可自失其良心，而陷於不義之歸哉！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德慧，是德性之聰慧。術知，是處事之智巧。疢疾，如說災患一般。
孟子說：「人情每快志於安樂，而拂意於困窮，不知困窮乃成德之地也。故凡聰明內含，而德性中有警敏之識，可以燭事理於未然，這叫作德慧；技能外運，而才術中有機智之巧，可以善事理之當然，這叫作術知。人之有此德慧、術知者，非優遊安逸者能然也。多因遭罹患難，有以激發其善心；涉閱憂虞，有以頓挫其逸志，故德慧以困衡而生，術知由磨練而出，大率從疢疾中來耳。何以驗其然也？且如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理之常也。獨有那孤遠之臣，忠不得自效於君；庶孽之子，情不得自達於親：這正是臣子之有疢疾的。此等之人，其操心則朝乾夕惕，一念不敢以自安；其慮患則左提右防，一事不敢以少忽。惟是經過這等樣危苦，所以戰兢之中，精明煥發，人情自爾其周知；懲艾之久，險阻備嘗，世故自爾其習熟：此所以事理無不達，而德慧、術知所由成也。」疢疾之有益於人如此，處憂患者豈可失意於變故之臨，而不思其為進德之地也哉？人主當治平之日，則逸欲易生；處多難之時，則憂勤獨切。君德之益亦如此。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孟子說：「人臣事君，人品不同，事業亦異。約而言之，大概有四等。有一等事君的人，方其未得君之時，固不勝其患得之心矣；及得君而事之，其終日所孜孜圖維者，專在容悅一事上著力。或君之所為不善，則曲意阿徇，惟恐拂其所好，雖陷於有過，亦所拂恤；或君之所欲未形，則先意逢迎，惟恐不投其所好，雖置君於惡，亦所弗顧。但知為容悅之資，全身保祿而已。其於君德之成敗，國事之理亂，漫然不知究心。此特鄙夫之事、妾婦之道而已。有臣若此，將焉用之？人臣之品，此其最下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孟子說：「容悅之臣，固無足言矣。又有一等安社稷的臣，謀國之念甚於謀身，其心之所孜孜圖維者，惟以安社稷為事。如君為社稷之主，則繩愆糾謬，務使主德無闕，而保國祚於榮昌；民為社稷之依，則濟弱扶傾，務使民志不搖，而奠邦基於鞏固。以一身系安危之寄，決大疑，戡大難，而勞怨不辭；以一身當利害之沖，事求可，功求成，而險阻不避，殫精竭力，眷眷焉惟社稷之安是圖，必社稷安而後此心始安，就如小人務悅其君的一般，有不能一息釋然於懷者。此則志存乎立功，事專於報主，以功名為志，而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也。豈非人臣之忠者乎？」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孟子又說：「社稷之臣，其忠固可稱矣，然不免為一國之士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天民者，乃天生此民中獨能全盡人道者。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推其用世之志，固欲大有所為；原其重道之心，實不肯輕於一試。必酌量於出處之際，審察於上下之交，達而度其道行於上，而可以成佐命之功，然後出其身以事是君；苟非得君行政之會，寧隱處以終身矣。達而度其道行於下，而可以建庇民之業，然後出其身以澤是民；苟無興道致治之機，寧遁世而不悔矣。蓋惟其抱負甚宏，故志願甚大；志願大，故所以自待其身者甚不輕也。此所謂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人品之高，又在社稷臣之上矣。」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又說：「天民欲以道濟天下，而不免較量於出處之間，是猶有意於正人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大人焉。大人身修道立，惟自盡正己之功，而德盛化神，效自極感人之速。上而正其君，不必形之諷議也；身范克端，而精誠感孚，人主之非心自格，君德遂無不正矣。下而正其民，不必申之禁令也；表儀既樹，而風聲鼓舞，蒸黎之耳目咸新，民行遂無不正矣。此則功在社稷，而無計安社稷之勞；道濟天下，而無意必行藏之跡，所謂大而化之者也。臣道至此，殆無復有加焉者矣。其人臣之上品乎！」合此章之言而觀之，人臣之品，不但容悅小人與君子不同，即社稷臣以上，若天民、大人，亦有此三等。人主必明以辯之，使賢奸不至於混淆；斷以決之，使用舍不搖於疑貳，則讒諂自遠，忠賢自近，君正莫不正，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孟子說：「人情自一物以上，皆不能無喜好之念；而至於王天下，則其樂宜無以加矣。乃若君子之樂，隨寓而安，雖所在皆順適之地，而無待於外，其所樂皆性分之真。今以其所樂言之，止有三件。雖君臨萬國，富有四海，而為天下之王，這等樣尊榮之樂，亦不在此三者之中焉。三者云何？父母吾之自出，兄弟吾之同氣，是人之至親也。父母俱存，而享康寧之福；兄弟既翕，而無變故之虞：此人之深願不易得者。幸而得之，則上可以遂孝養之志，下可以盡友於之情，家庭之間快然無遺恨矣，此君子所樂之一也。天所降衷之良，人所同得之性，是我所當盡也。今則仰無所愧，而無一不與天知；俯無所怍，而無一不可對人言：此克己之功所難能者。而能盡焉，則內省既無惡於志，外感自不疚於心，覆載之內，曠然皆順境矣，此君子所樂之二也。性分之真樂蓋如此。」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承上文說：「倫理無虧，性分克盡，二者固皆君子之所樂也。其三樂何如？蓋君子身任斯道之責，則得人以寄斯道之傳者，其至願也，顧未必能盡一世之人才而教育之也。今惟舉天下明睿之才，皆在吾教育之內，以吾之修身者教之，使各修其身；以吾之盡性者教之，使各盡其性。如此，則英髦輩起，而彬彬皆傳道之人；才俊蔚興，而濟濟皆任道之器。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教思無窮之心，於此而大慰矣，豈非君子之三樂乎！夫是三樂者，或繫於人，或繫於己，皆不出於秉彝之好；或以成己，或以成物，皆自得其性分之真，此君子所以樂之而不厭也。彼王天下之樂，特勢分之榮耳，豈在君子所樂之中哉？所以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然是三者，在天在人者，皆不可必，所可自盡者，惟克己之功而已。人能克己，而至於俯仰無愧，雖天人之間未必盡如吾願，固無害於可樂也。不然，己私未克，天理未全，俯仰之間，可愧怍者多矣，安望其能樂乎？」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孟子說：「天下有不一之遇，而無不一之性；人惟性有未全，斯不能不遷於所遇耳。盡性之君子則不然。彼土地人民，乃得位行道者所必資也。誠使所統之地，不止於一隅，而幅員極其廣遠；所治之民，不止於一邑，而生聚極其眾多。夫地廣，則政教之所及者弘；民眾，則德澤之所施者博。君子苟欲得大國而治之，則此固其心之所甚願矣。然土謂之廣，是猶有分土也；民謂之眾，是猶有分民也。君子於此，但欲之而已，而其大道為公之志，將必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後其心始快也，其所樂豈在此乎？廣土眾民既非所樂，則所樂當必有進於是者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孟子承上文說：「廣土眾民，固非君子之所樂矣，乃若所樂則何如？蓋君子以奠安海宇為責，以康濟群生為志者也。若使土不但廣而已，而立國中於天下，尺地莫非其有焉；民不徒眾而已，而安民盡乎四海，一民莫非其臣焉。此則舉一世之版圖，皆在其統馭之中；則亦舉一世之民物，皆被其治教之澤，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也，君子大行之心可遂矣，豈非其心之所樂乎？然此特勢分之樂，樂之自外至者耳。乃若君子所性，天與之，為秉彝之良；人得之，為受中之理，足乎己而無待於外者，則有不在於是者焉。以天下之大，而猶無關於性分，則吾性之全體，固有超出於天下之外者矣。人每視勢分為輕重，其所見不亦小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行道之志，至於王天下，極矣。乃但可以言樂，不可以言性。君子所性，卻是如何？蓋土地有廣狹，人民有眾寡，此皆可得而加損者也。若君子所性，不但爵位稍得所欲，不能有所增也；便使得志而大行於天下，吾性渾然自若而已，何嘗因大行而遂有加益乎？不但爵位稍失所欲，不能有所減也；便使不得志而窮約以終身，吾性亦渾然自若而已，何嘗因窮居而遂有虧損乎？所以然者為何？蓋凡物之不足者乃可以加，有餘者乃可以損，由其分數未定故也。惟君子之性，自天賦之，則為定命；自我得之，則為定理。萬善咸備，本無不足也，何一毫可得而加？一物不容，本非有餘也，何一毫可得而損？此所以可窮可達，而吾性之全體不因之而少變也。使可得而加損，則亦外物，而非吾性之本然矣。」人可不反而求之吾心也哉！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是溫和。盎，是豐滿。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所性之定分，固不以窮達而有加損矣。乃所性之蘊蓄何如？德之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此四德者，人所同具之性也，但眾人為氣拘物蔽而失之耳。惟君子，氣稟極具清明，物慾不能間隔，故於仁、義、禮、智之四德，渾全而無所虧欠，堅定而不可動搖，已植根於心矣。由是誠中形外，其生色烏可已乎？其生色於面貌，則清和潤澤，睟然示人以可親，一四德之光輝也；其生色於肩背，則豐厚盈溢，盎然示人以可象，一四德之充滿也；以言乎施於四體，則動靜妙於從心，舞蹈由於自得，固有不言而自曉其意者，一四德之發越也。蓋內之所積者極其盛，故外之所發者不容掩，君子所性之蘊有如此。此天之所與我者，本如是其全備也，豈窮達之所能加損哉？然則自樂其樂，而王天下之樂不與存焉，信非有所得者不能矣。世之決性命以饕富貴者，計較於窮通得喪之故，方寸之內，念慮紛紜，感遇之途，欣戚萬變，欲與之言定性之學，豈不難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仁人，是有德望之人。
孟子說：「人君為政，莫不欲人之歸我也。然未有仁政不行，而能致其來者，以文王之事觀之。當時商紂無道，播棄黎老。伯夷辟紂之亂，遠引於北海之濱而居焉；及聞文王起而為西伯，於是勃然而興，說道：『吾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於養老，吾身庶幾有所託矣。』乃自北海而來就其養焉。太公辟紂之亂，遠隱於東海之濱而居焉；及聞文王起而為西伯，亦勃然而興，說道：『吾何不奉身歸來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於養老，吾身庶幾有所託矣。』乃自東海而來就其養焉。夫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一聞文王養老之政，皆相率而來歸，善政之足以感人如此。若使今之諸侯，亦有善行養老之政，如文王者出焉，則天下之仁人如伯夷、太公者，必將趨赴於我，而望之以為己歸矣，豈肯舍之而他往乎？然則人君不患人心之不歸，但患仁政之未舉而已。」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孟子承上文說：「文王所以致仁人之來歸者，固以其善養老矣。其養老之政何如？蓋田裡樹畜之事，乃衣食所自出也。文王治岐，每夫授以五畝之宅，卻於牆下隙地，種植桑樹，使匹婦採桑以供養蠶之事；於是絲綿有所出，而年五十之老者，足以衣帛而暖矣。一家之中，使之各畜五個母雞、二個母彘，孳生以時，無失其孕子之候；於是肉食有所出，而年七十之老者，足以食肉而飽矣。又每夫授以百畝之田，使壯者深耕易耨，盡力於農畝；於是谷粟有出，而八口之家，皆可以仰事俯育，無飢餒之患矣。夫文王治岐之政如此。此所以善於養老，而伯夷、太公皆聞風而來歸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裡，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承上文說：「由文王治岐之政觀之，則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夫豈家給而人益之哉？亦惟因其自然之利而教導之耳。如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此田裡之定製也，文王但為民區畫之而已。蠶桑雞豚，此樹畜之常事也，文王但教民孳植之而已。以少事長，以卑承尊，家庭之常禮也；文王但導其妻子，使各修其養老之職而已。夫養老，而使家家得備其物，人人得盡其情，則老者豈有不得其所者乎？蓋人年至五十，非衣帛則身不得暖；年至七十，非食肉則腹不能飽。不暖不飽，叫作凍餒，而老者不得其所矣。文王之民，其老者皆得衣帛食肉，而無凍餒之患者，正以其因天下之利教天下之民，率天下之民養天下之老，愛溥而無私，惠周而不費，此養老之政所以為善，而伯夷、太公皆以之為歸也。」使人為之養，則恩易窮，而日亦不足矣，豈得謂之善政也哉？有志於行仁政者，不可不儀刑文王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是耕種。疇，是耕熟的田。
孟子說：「明王治天下，只有教養兩端。然欲正民之德，必先厚民之生。以厚生之政言之，田疇乃民之常產，使荒蕪不治，則民之失業者多矣；必驅游惰之民，使各盡力於南畝，春焉而耕，夏焉而耘，無妨其耕耨之時可焉。租稅乃國之常賦，使征斂無藝，則下之供上也難矣；又必除掊剋之政，使得輕減其征輸，寧損上益下，無損下益上，務存夫寬恤之意可焉。夫田疇易，則地利之所獲甚豐；稅斂薄，則租賦之所供有限。以力本自盡之民，值輕徭薄賦之世，財有所生而無所耗，閭閻之間，殆將家給而人足矣，豈不可以使民富乎？此則盡地之利以養民，而不竭民之利以奉己，所謂開財之源者如此。」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孟子承上文說：「易田疇而薄稅斂，固可以開財之源矣。然財貨既裕，則奢侈易生，又不可無以節之也。夫民不能無食；苟食不以時，則財耗於口腹之慾矣。於是制為法令，凡民間所以資生者，不特饔飧有節而已也。如：魚不盈尺，不設網罟；果實不熟，不輕採取之類，一切冗食以糜財者，皆在所必禁焉。民不能無用；苟用不以禮，則財耗於不經之費矣。於是定為章程，凡民間所以制用者，不特尊卑有等而已也。如：非養老，不得用牲；非賓祭，不得烹宰之類，一切濫用以糜財者，皆在所必省焉。夫食以時，則生植滋蕃；用以禮，則經費有制。由是康阜之利，以儉嗇而益饒；富厚之資，以節縮而益裕，將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者矣，財貨豈可勝用乎？此則因民生日用之常，施樽節愛養之術，所謂節財之流者又如此。養民之政，至是其克舉之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承上文說：「人君務本節用，使民富而財足，則厚生之政成矣，民德不由此而可正乎？彼民賴水火以生，非此則無以為生活之資；其於日用甚切，宜各私所有，而不相假借矣。然當昏暮的時候，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隨求隨與，無少吝嗇者，此何故哉？蓋水火乃天地間至足之物，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故有求而必應也。至於民待菽粟以為命，就如水火一般，均之不可一日無者，而求之未必肯與，由上之人，無導利惠民之政耳。惟聖人治天下，既重農輕賦，以開財之源；又因時制用，以節財之流。能使百姓每家家殷實，在在豐盈，其所積菽粟之多，就如水火一般樣至足，無者可求，有者可與，此所以天下無不富之民，而財不可勝用也。夫菽粟既如水火，則衣食足而禮義生，教化行而風俗美，民皆然有恩以相接，秩然有禮以相與，同歸於仁厚之域，而成其雍熙之世矣。焉有自底弗類，而為不仁者乎？」夫以仁民之化，必自足民先之。治天下者，何可不加意於愛養之政也哉！昔孔子論政，謂既庶而富、既富而教，其施為次第類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于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東山，在今兗州府曲阜縣。泰山，即東嶽，在今泰安州地方。
孟子說：「道莫大於聖人，聖莫盛於孔子。大哉！孔子之道。豈易以言語形容哉！自其身所處而言，在魯國則為魯國之一人，就如登東山之巔，下瞰魯國，凡四封遠邇，皆在指顧之中，而魯國自失其為大矣；在天下則為天下之一人，就如登泰山之巔，下瞰寰宇，舉九州疆界，皆在俯視之中，而天下自失其為大矣。夫大而至於小天下，則小魯又不足言。蓋其所處既高，則視下益小，其地位然也。惟其地位如此，故人見了聖道之大，其小者都不足觀了。夫未觀于海，凡百川之水，皆可以為水也；惟看了滄海，親睹其汪洋浩瀚之勢，則眾水皆會歸於此，而百川之水不過其支流余派，舉不足以深廣稱矣，豈不難於為水乎？未游於聖門，凡百家之言，皆可以為言也；惟入得宮牆，親聆其切近精實之訓，則眾理皆統宗於此，而百家之言，不過其微談緒論，舉不足以美富稱矣，豈不難於為言乎？孔子之道，其大如此。」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瀾，是水勢湍急處。容光，是罅隙通明處。
承上文說：「孔子之道，觀之泰山、滄海，固可以見其大矣。然豈無為之本者哉？今夫水行乎地，必源頭深遠，方能起得波瀾。故觀水自有方法，不必尋源以窮其發端也；惟于波流瀠回、水勢猛急之處觀之，則知狂瀾之滔滔，乃源泉之混混者所出也，而其本自可見矣。日月麗乎天，必體魄明朗，方能布得光采。故觀日月者，亦有方法，不必測象以究其精曜也；惟於此小空隙、光明必照之處觀之，則知普照之無遺，乃貞明之不息者所出也，而其本自可見矣。然則孔子之道，川流原於敦化，即水之由源而達委也；光輝根於篤實，即日月之由明而生光也。其大而有本者，何以異於此哉？」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是充滿。科，是低洼去處。
承上文說：「聖人之道，固大而有本矣。欲學聖人者，豈一蹴所能至哉？彼流水之為物，以大海為歸者也，然未能遽至於海也。必須停注坑坎之中，盈滿於此，而後可流通於彼；若積水尚淺，未至於盈科，則坎止不行，有難以至海矣。水之進必以漸如此，況君子之志於道，將以大聖為歸者也，有不由漸而後至乎？故必和順發為英華，光輝出於篤實，有這等成章之美，然後可以為上達之基。苟章美之未宣，則必造詣之未至也，而聖道之高不可及者，何以為從入之階？文采之未著，則必充養之未深也，而聖道之大而有本者，何以為會通之地？若曰『聖道不必成章而後達』，則是流水不必盈科而後行也，豈有是理也哉？然則有志於聖道者，信不可無循序漸進之功矣。」循序漸進，不但下學功夫為然，大學明德、新民之功，必由知止而後造於能得；中庸至誠、盡性之事，必由形著而後至於能化。聖學莫不皆然，作聖者所宜究心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孳孳，是勤勉的意思。蹠，是盜蹠。
孟子分別聖狂之幾，說道：「論人品善惡者，不當於其事為之著，而當於其意念之萌。試以大舜與盜蹠觀之。舜為千古之大聖，其善非一端之可盡矣。然使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之際，從此時起得身來，乘著夜氣清明、良心不昧，這孳孳一念，自朝至暮，都只在天理上體會，無一念不在於為善。如此之人，雖未能遽至於舜，而率此向善之心，其為善將何所不至？舜此善念，我亦此善念，是即舜之徒矣，豈必每事盡善而後謂之舜乎？蹠為千古之大盜，其惡亦非一端之可盡矣。然使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之際，從此時起得身來，夜氣不存，良心盡昧，這孳孳一念，自朝至暮，都只在人慾上經營，無一念不在於為利。如此之人，雖未必遽至於蹠，而充此徇利之心，其為利將何所不至？蹠此利心，我亦此利心，是即蹠之徒矣，豈必眾惡皆歸而後謂之蹠乎？」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承上文說：「舜之與蹠，其人品相去不啻天壤懸絕矣。而為舜則舜，為蹠則蹠，都從雞鳴之一念始。然則欲知舜、蹠之所以分，其初豈有他哉？惟在利與善之間而已。蓋人心不為善則為利，本有相乘之機，而出於善則入於利，實在幾微之際。故一念向善，便就是舜，不過從這天理一邊路上來，其始之異乎蹠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為善之心而為利，安知其不遂為蹠乎？一念趨利，便就是蹠，不過從這人慾一邊路上來，其始之異乎舜者，原只毫末之間而已；使移此為利之心而為善，又安知其不遂為舜乎？」理、欲差之毫厘，而聖、狂判於千里，學者可不審其取捨之幾、而致謹於雞鳴之一念也哉？《書經》上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即此意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楊子，姓楊名朱。取，是僅能彀的意思。
孟子欲辟異端而衛正道，故說：「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聖人所以仁至義盡，與時偕行者，此也。彼異端之學，何其紛紛矣乎！今世有楊子者，厭世務之勞，而專主於愛身之說；其意但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下，僅能彀為我而已。充其為我之心，雖使他拔落一毛之微，而可以利濟天下之大，他亦將愛惜而不肯為；況所損有不止於一毛者，彼豈肯為之哉？」蓋有見於義，無見於仁，其執於為我之一偏如此。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姓墨名翟。摩頂放踵，是擦磨頭頂直至足跟，吃受辛苦的意思。
承上文說：「世有墨子者，黜私己之圖，而專愛物之見；其意但欲一視同仁，而不復問其親疏，惟知兼愛而已。充其兼愛之心，雖自頂至踵，勞苦一身之筋骨，而可以利濟天下之生靈，彼亦將無所吝惜而慨然為之；況其害未至於摩放者，又何事不可為也哉？」蓋有見於仁，無見於義，其執於兼愛之一偏如此。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是古之賢人。
承上文說：「楊子為我，墨子兼愛，固各倚於一偏而胥失乎中矣。有子莫者，矯楊、墨之失，而執中於二者之間：非不為我也，而不至如楊子之絕物；非不兼愛也，而不至如墨子之徇人，執中如此，似乎近於道矣。然道無定形，中無定在，必隨時變易，與勢推移；當為我而為我，當為人而為人，乃所謂權也。今子莫以不楊不墨為中，而不知隨時權變為中，則楊子執為我之一，墨子執兼愛之一，而子莫所執者乃二者中間之一，均之昧於通變之方；其為執一，一而已矣，惡足以語於時中之道哉？」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承上文說：「子莫之執中，無以異於楊、墨之執一矣。乃執一之所以可惡者何哉？蓋楊子為我似義，而卻害乎仁；墨子兼愛似仁，而卻害乎義；子莫執中似中，而卻害於權。持其一偏之見，害於時中之道，斯為可惡耳。然其害道何如？蓋吾儒時中之道，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千變萬化，頭緒甚多，非一端之所能盡也。今舉一為我，而仁之百端盡廢矣；舉一兼愛，而義之百端盡廢矣；舉一執中，而時中之百端盡廢矣。所得少而所失多，害道孰大於是？此其所以為可惡也。知異端之可惡，而學者可無反正之功哉！」嘗考虞廷授受，惟曰「允執厥中」，而孟子又惡子莫之執中，何哉？蓋孟子之所謂中，存主不偏，應感無滯，雖有執中之名，其實未有所執也。若子莫徒欲矯其偏，以求所謂中者而執之，少有安排，便不能無倚著之私矣。此所以與楊、墨並為吾道之賊也。有衛道之責者，不可不辨於斯。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甘，是嗜好的意思。
孟子見世之厭貧賤而慕富貴者，往往陷溺其心，故藉口腹以明心志，說道：「飲食於人，本有正味也。惟是飢者得食，食雖不甘，亦將以為甘美，而貪食之不已。渴者得飲，飲雖不甘，亦將以為甘美，而嗜飲之無厭。是豈可甘而甘、能得飲食之正味乎？良由口腹為饑渴所迫，而急於飲食，故精粗美惡皆有所不暇擇，而因失其正味耳。則饑渴為之害也，豈為口腹有饑渴之害哉？人心有正理，猶飲食有正味也。惟以貧賤之故搖亂其心，則富有所不當得者，亦將貪之以為利；貴所不當得者，亦將貪之以為榮，不暇抉擇，而失其正理，亦猶饑渴之甘於飲食，不復知有正味也。心志之有害，何以異於口體之有害哉？」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承上文說：「貧賤之害心，無以異於饑渴之害口腹。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饑渴也。以貧賤而動心，是以饑渴之害為心害也。有人於此，能以道而御情，以理而制欲，時乎貧也，安於處約，不貪慕於利祿而為欲富之圖；時乎賤也，安於困窮，不僥倖於榮名而為欲貴之計。雖有饑渴之憂，而不能為吾心之害。是其識見高明，超然於流俗之外；持守堅定，挺然於豪傑之中，希聖希賢，有不難致者，尚何以不及人為可憂哉？」世之充詘於富貴、隕獲於貧賤者，是自喪其理義之心，而甘為人下也。學者宜深以為戒焉。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是介然有分辨的意思。
孟子說：「人情和則易至於流。古有柳下惠者，人皆稱其為聖之和，宜其同流合污、混然無別矣。然其與人雖無分於爾我，而義利之界限甚明；居官雖無擇於崇卑，而志趣之操持甚固。觀其進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是其身出，則道在必行，灼然定見，有非三公之位所能移者矣。其退也，則遺佚不怨，厄窮不憫；是其道屈，則身在必隱，確然定分，有非三公之勢所能奪者矣。蓋可貴可賤，而不肯少逾禮義之閒；可富可貧，而不肯少貶生平之節。其介如此。此其和之所以不可及也。徒知其和而不知其介，豈善觀柳下惠者哉？」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掘井，是穿地為井。八尺為仭。
孟子勉人為學當要其成，說道：「天下之事，不貴於有為，而貴於有成。有人於此，或有志於聖賢之道德，而講學窮理；或有志於帝王之事功，而勵精圖治。其功銳然有為，就如掘井的一般。蓋學不徒勤，必以至道為極；井不徒掘，必以得泉為期。設使掘井至九仭之深，已將有及泉之漸矣，乃未及泉而遂止，則力怠於垂成，而井置之無用，將舉九仭之功而盡廢之矣，豈非自棄其井者乎？然則為學者，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其歸於無成，與棄井者何以異哉？」此自強不息之功，不獨學者當自奮勵，有天下國家者亦所宜深省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性，是天性生成。身，是從身上做起。三「之」字，俱指道說。
孟子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此世道汙隆之機也。而心術誠偽之間，實不能無辨焉。以堯、舜而言，純粹至善之理，得諸天者甚完，其知生知，其行安行，不假修習，而從容於仁義之中，渾全其賦畀之正：這是純乎天，不間以人，自然而然，性之者也。以湯、武而言，反身循理之功，修諸人者甚力，知則學知，行則利行，凡事勉強，務踐履乎仁義之實，以克復其降衷之初：這是盡乎人，求合乎天，勉然而然，身之者也。至若五伯，既不能率乎其性，又不能體之於身，所為在於幸功，而卻假仁之名，以濟其殘忍；所為在於謀利，而卻假義之名，以濟其貪饕：這是欺世惑眾，似然而實不然，所謂假之者也。然使暫假其名，而亟反之實，猶為自知其非，可冀其改圖也；顧乃視虛名為固有之物，忘公道為掩襲之私，譬如借物於人，而久占於己，終不肯還與主人的一般。則始焉飾詐以欺人，人固皆為其所罔；終焉執迷以自欺，己亦不自知其非真有矣。錮蔽已深，而覺悟無日，惡可以入於堯、舜、湯、武之道哉？」此可見帝王之道，雖有性勉之分，然其為誠則一也；五伯則一於偽而不自反矣。心之誠偽不同，而事功之隆汙迥絕。有志於治道者，可不嚴其辨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狎，是習見。不順，是行事不循道理。桐，是地名，乃成湯葬處。
公孫丑問於孟子說道：「伊尹嘗說：『我於嗣王有師保之責。今嗣王不明義理，我誠不忍習見其所為之事，而漫然不加救正也。』乃放太甲於桐宮，使居成湯之墓側，庶乎感愴興思，可望省改。於時民皆大悅，謂其能行權以匡君也。及太甲悔過自新，處仁遷義，化而為賢，乃自桐迎歸，反居於亳。於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以格君也。由伊尹之事觀之，凡賢者之為人臣，苟遇其君之不賢，則固可輕議放遷，而無傷於君臣之義與？」孟子答說：「人臣事君，有經有權。伊尹之放太甲，蓋上為宗祀，下為生民，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念，故上信於君，而不疑其為逼；下信於民，而不疑其為專，以其有是志耳。使為臣者而有伊尹之志，則以大公無我之心而行通變濟時之事，雖非事上之常法，猶不失為匡救之微權，庶幾其可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擅謀廢置之舉，則是睥睨神器，盜弄國柄，乃篡逆不軌之臣，天下萬世之罪人矣，豈能逃於誅戮哉？」為人臣者，慎無以聖賢不得已之事，而為奸臣亂賊之口實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是《衛風•伐檀》篇。素餐，是無功食祿。
公孫丑問於孟子說：「《伐檀》詩人說道：『不素餐兮。』蓋言守志之士，不肯無事而空食也。以此看來，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方可因勞而受祿。乃今不事躬耕之勞，而安享國君之養，則何以解於素餐之譏乎？」孟子答說：「子以君子不在其位為無功而食，不知君子尊主庇民之功，正不待居位而後著也。蓋君子居是國也，其言論足以經邦，其表儀足以范俗。如使為君者能聽用其言，而道得行於上，則嘉謀嘉猷，可以定社稷之大計，邦基以固，邦賦以充，而既安且富也。必得其位，必得其名，而既尊且榮也。雖未居輔理之位，而集思廣益，貽邦君以多福之休，功不少矣。如使為子弟者，能服從其教，而道得行於下，則先知先覺，可以開一世之群蒙，入則孝，出則弟，而天倫以敦也；忠不欺，信無妄，而民性以復也。雖未任治教之責，而端軌樹則，導國人以興行之風，功不細矣。夫上焉有功於君，則食君之祿不為糜；下焉有功於民，則享民之奉不為泰。詩人所稱『不素餐兮』，孰有大於君子哉？蓋稼穡而後食者，士人無求之節；不耕而亦食者，君子可食之功，義各有攸當也。使飾小廉而妨大德，不幾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王子，乃齊王之子；墊，是名。
王子墊問於孟子說：「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為之事。惟士居於其間，既無官守，又無生理，不知何所事乎？」孟子答說：「士固未嘗有事，然亦未嘗無事。公、卿、大夫之事，既非士所得為；農、工、商、賈之事，又非士所屑為。士之事，在於尚志而已。居畎畝之中，而卓然以聖賢之學術自勵；處韋布之賤，而毅然以帝王之事功自期。以之獨善一身者此志，以之兼善天下者此志。高尚而不可屈，堅定而不可移。尚志，便是為士者之事也。豈得以無事而輕議之哉？」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王子墊又問說：「人各有志，而士獨能尚志，其志云何？」孟子答說：「士之所志者，非功名富貴之謂也，惟仁義兩端而已。這仁義之道，達而有為，則為事功；窮而有養，則為志向。士當未得位時，其心以為：情莫慘於誅戮；若殺一罪不應死之人，即損吾好生之德，而非仁矣，我得志弗為也。守莫嚴於取予；若取一分不應得之物，即傷吾廉潔之行，而非義矣，我得志弗為也。非仁無為，其心之所居安在乎？仁是也。蓋仁以包涵萬善，本為天下之廣居。既安處乎此，則斯世斯民，視為一體，而自不忍於妄殺矣。非義無行，其身之所由安在乎？義是也。蓋義以裁製眾理，本為天下之正路。既率由乎此，則或取或予，必使合宜，而自不甘於苟得矣。居仁由義如此。是雖未得居大人之位也，而大人經綸天下之大業，不過此仁此義而已。今士有仁以居身，而大人仁育萬民之規已立；有義以制行，而大人義正萬民之具已存。使其得位行道，則經世宰物之事，取諸此而裕如矣。大人之體用，豈不全備而無遺乎？」此論士者，不必達視其所為，惟窮視其所養可也。昔孔子尚論「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意正與此互相發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即於陵陳仲子。
昔齊人皆稱陳仲子為廉士。孟子因辯其非，說道：「君子觀人，當論其大德而略其小節。試就陳仲子為人言之，非義不食，非義不居。推是心也，設使不義而與之齊國之大，彼亦將以為不義之富貴，辭之而不肯受。其廉介之操，真實而非矯詐；通國之人，無不信其為賢矣。自我看來，這千乘之國，若看得輕了，是也不難讓，但只是舍簞食豆羹之義，小小廉潔之行而已，何關大節？人道之大，莫過於親戚、君臣、上下，在天為倫紀，在人為綱常。凡生人之異於禽獸，中國之異於夷狄，獨以其有此身耳。今仲子避兄離母，是無親戚，而骨肉之情絕矣；不食君祿，是無君臣、上下，而事使之誼乖矣。其忘親背理、潔身亂倫如此，是其大節已虧，雖有小善，不足贖矣。人乃從其不食不居，區區之小廉，而遂信其高出一世，為矯矯之大節，豈得為至當之論哉？」此制行者，必貴立人道之綱紀；而持論者，亦當定取人之權衡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桃應，是孟子弟子。士，是掌刑獄的官。
桃應問於孟子說道：「天下之事，處常易而處變難。且如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師，設使瞽瞍犯法而殺人，皋陶將如何以處之？吾恐舜雖愛父，不可以私恩害天下之公；皋陶雖執法，不可以刑辟加天子之父。情法兩難之間，如何斯為善處之術也？」孟子答說：「法不行，不足以示信；法不執，不足以示公。今皋陶既為士師之官，則當守士師之法。使瞽瞍而殺人，推皋陶之心，惟知執法而已，豈知有天子之父哉？私天子之父，則廢天下之公，皋陶必不然也。」
「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桃應又問說：「皋陶固以執法為正矣。然舜為天子，生殺予奪之柄皆操於己者也，獨可坐視瞽瞍之罹於法、而不禁皋陶之執其父與？」孟子說：「夫舜惡得以己意禁之乎？蓋使法自我創，則禁自我行可也。今皋陶所執之法，乃原於天討，而奉為無私之命；沿於先王，而守為不易之典：蓋有所傳受，而非可以私意出入者。舜雖有天子之命，安得而廢天下之公哉？」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然，樂而忘天下。」
蹝，是草鞋。
桃應又問說：「舜於瞽瞍，若禁皋陶之執法，勢固有所不行；若聽皋陶之執法，心必有所不忍。當此兩難之時，又何以為曲全之術也？」孟子說：「舜，大孝人也。推其愛親之心，但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如棄敝蹝之輕也。其心以為：朝廷之上，不可以私而撓公；大海之涯，或可避難而遠害。必且竊負瞽瞍而逃，遵循海濱而處，自屏於寂寞之鄉，以為全親之計；承顏順志，不但苟免一時，將終身然快樂，而忘其有天下矣。若然，既不枉士師之法，又不傷父子之恩，舜之心如此而已。」是可見人臣以執法為官守，即天子之父且不敢宥，而況其下者乎？人君以愛親為天性，即天下之大且不敢顧，而況其小者乎？學者誠得虞舜、皋陶之用心，而引申觸類以求之，則私恩公義，各得其宜，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是齊邑，即今東昌府范縣地方。
孟子嘗自范邑往赴齊國，中途適遇齊王之子。望見其儀容氣體大異於人，乃喟然嘆說：「人之氣體本同，而居養各異。惟其居處在尊貴之地，則神氣為所移易，而精采自覺其發揚；惟其奉養有豐厚之資，則形體為所移易，而容貌自覺其充盛。夫氣體由於居養如此，居之所系，豈不甚大矣哉！彼王子者，其氣體雖與人異，而稟氣於父母，猶夫人也；其形體雖與人異，而受形於父母，猶夫人也。本其有生之初，都只是人子而已，豈其在齊民之中，另是父母所生，而自為一類乎？」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承上文說：「凡人住居必有宮室，乘載必有車馬，被服必有衣裳，此日用之常也。而王子之宮室、車馬、衣服，雖與人美惡有異，然其所以自奉者，大要也只是這模樣，其不同於人者幾何？乃氣體若彼其迥異者，特以其所居地位為國君之儲貳，所居既尊，則所養自厚，其氣體不求異於人，而自當與人不同耳。夫以王子所居，但只是勢分之尊，猶能移人氣象如此。況仁也者，統括四端，包涵萬善，乃天下之廣居也。使君子居之，其氣象不尤異乎？吾知以之宅心，則心逸日休，而浩然之氣自充塞於兩間；以之居身，則身安德滋，而睟然之光自宣著於四體。豈但如王子，僅以氣體而異乎人哉？」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澤，是宋國城門的名。
孟子又說：「吾謂居能移氣，觀之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者魯君曾往宋國。當暮夜之時，城門已閉，魯君親自呼於垤澤之門。守門者說：『吾君無境外之事，不曾出城。此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我君相似也？』夫魯君呼門，而守者疑其似宋君，此豈有他故哉？蓋魯、宋均千乘之國，二君皆諸侯之尊，惟地位之既同，故聲氣之相似，此守者所以不能無疑也。居能移氣，此固其明徵矣。彼王子之異於人，何足怪哉？然則君子居廣居，而能涵養德性，變化氣質，益可信其必然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孟子見當時諸侯好賢而無實，以致賢者多不樂就，乃警動之，說道：「人君待士，固不可無交際之文，尤不可無愛敬之實。誠知悅賢而不能養，無貴於悅也。而饗之以大烹，優之以厚祿，是知所以食之矣。既食之，即當知所愛之。使或食而弗愛，但有庖餼之惠，殊無親厚之情，這就如豢犬豕的一般，徒能餵飼之而已。豈有賢士當交之以道者，而可交之如犬豕乎哉？知食而弗愛，非所以待賢。而聯之以恩意，體之以腹心，是知所以愛之矣。既愛之，即當知所敬之。使或愛而弗敬，但有親昵之意，而無禮貌之加，這就如畜禽獸的一般，徒能憐恤之而已。豈有賢士當接之以禮者，而可畜之若禽獸乎哉？」要之，人君待士，本無豕交獸畜之心，而愛敬少疏，斯不能無簡賢棄禮之失。甚言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可不敬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將，是執奉。拘，是羈留。
承上文說：「人君待賢，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可不敬矣。然所謂恭敬，豈徒幣帛交錯，止於備禮而已乎？蓋恭敬雖因幣帛而將，非因幣帛而後有也。當幣帛未陳之時，已先有此恭敬之念，恭敬之念存於中，而後幣帛之禮將於外。是幣帛者，禮之文；而恭敬者，乃禮之實也。設使徒以幣帛為恭敬，修飾以繁文，而闊略於誠意，恭敬而無實，是亦豕交獸畜之類耳。君子仕於人國，視禮意之誠否以為去留者也。國君既無敬士之誠，則君子必當見幾而作，豈能懸空名以羈留當世之賢士、設虛位以拘系天下之豪傑哉？」然則有志於留賢者，慎無使儀不及物可也。是時列國諸侯，惟知厚幣以招士，而不知有待士之誠；士惟知幣聘之為榮，殊不知有自重之節。故孟子警之如此。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是形體，如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體能運用處，如耳能聽、目能視，手持、足行之類。踐，是跟著道理行的意思。
孟子說：「人之有生，氣凝聚而為形，形運化而為色；有是形，即有是色，人皆以為形色具而即可以為人矣。然目視、耳聽，必有聰明之彝；手持足行，必有恭重之則。推之起居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理存焉。是乃所以主宰乎形色，而為天精天粹之至性也。人惟不能盡其性，是以形體雖具，不過血肉之軀而已，未可謂之踐形也。惟是聖人，氣稟極其清明，物慾不能搖奪，乃能於天之所賦於我者，全盡而無虧；我之所受於天者，允蹈而無歉。時乎視聽，則聰明之理能踐焉；時乎持行，則恭重之理能踐焉。以至起居言動，無不各盡其理。此所以耳目手足不為虛生，而四肢百骸皆有著落也。自非聖人，或心為形役，或性以習遷，不虧體而忝所生者，少矣。況能踐形乎哉？所以說『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欲盡人道者，不可不以聖人為法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昔者，齊宣王以人子為父母持喪，必滿三年，則太久；欲短少其年月，則廢人子之情、悖先王之制甚矣。公孫丑不能力救其失，乃附會之，說：「三年之喪不行已久。今若短而為期，一年便就除服，豈不還強似止而不行者乎？」是在齊王，固忍於薄親；在公孫丑，亦輕於立論矣。孟子聞而責之，說：「子之事親，猶弟之事兄；親喪不可短，猶兄之臂不可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乃謂為期勝於已，是無異於人有捩轉其兄之臂而縛之者，其不弟甚矣。子乃從容勸解說：『從你，不可太猛，姑且徐徐而可也。』夫弟之於兄，斷無可之理，不爭疾徐之間；固不可，徐徐而，亦豈可哉？子但當教之以孝弟之道，使知天性至親、彝倫至重，則彼敬兄之念，惕然有感，自知兄之不可矣。然則王欲短喪，子惟當啟以三年之愛、罔極之恩，則彼孝親之念油然而生，自知喪之不可短矣。何可為期年之說，以蹈徐徐之弊哉？」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公孫丑期喪之說，孟子既斥其非矣。此時適有齊王之子，其生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其喪者。王子之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執此以問孟子說：「為期之喪，既曰不可。今王子乃請行數月之喪，數月之與期年，多寡則有間矣。若此者是耶？非耶？」孟子曉之說：「王子之請，與短喪之事不同。王子生母之喪，厭於嫡母之尊，情固無窮，而分則有限，雖欲終三年之喪，而不可得也。當此情為勢屈之際，推王子報親之心，雖加一日之喪，亦可以少盡人子一日之孝，猶勝於止而不加者，況於數月之久乎？此王子之請不容已也，乃其欲為而不能也。若我所責於齊王者，蓋謂其勢無所厭，分無所拘，情可自盡而不盡，事所得為而不為也，豈可與王子之事例論哉？蓋王子欲伸其情於分之外，而齊王乃欲殺其情於制之中，此正無三年之愛於父母，而我所謂當教以孝弟之道者也。子又附其說以成之，非與於不仁之甚者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時雨，是及時之雨。財字，與材字同。
孟子說：「君子教人之心，固欲人同歸於善。但人品不同，時會各異，教之所被，有不能一律而齊者。其條目大約有五。有一等人，造詣既深，真積既久，所少者點化之功耳；君子迎其將得之機而啟發之，由是觸之即應，感之即通，怡然理順，有不自覺其契悟之速者矣。譬如草木之生，栽培已至，即此時而得雨以潤之，便暢茂條達而不可遏，這叫作如時雨化之者，此君子之一教也。其次養雖未充，而天資純粹，德性可以漸磨；君子則因其德而造就之，節其過，引其不及，涵育薰陶，務有成全其德器，這叫作成德，此又君子之一教也。其次德雖未優，而天資明敏，才識可以擴充；君子則因其材而誘進之，矯其偏，使歸於正，開導啟迪，務有以疏通其未能，這叫作達材，此又君子之一教也。」
「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淑，是善。艾，是治。
承上文說：「君子因人而施教，不但成德達材而已。又有一等人，師非專師，學非常學，偶因其一言之質正，一事之諮詢，遂就其問而答之，以釋其疑，以解其惑；此雖未至終日與言，而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應，是亦訓迪之所加矣，答問非君子之一教乎？又有一等人，居不同地，生不同時，但溯其覺人之餘休，傳世之餘澤，私竊其善而師之，以飭其躬，以砥其行；此雖未嘗及門受業，然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均一化誨之所及矣，私淑艾又非君子之一教乎？合此五者而觀之，學者之材質雖殊，要皆有曲成之術；後生之遭逢雖異，無往非造就之仁，其為教一而已矣。所以說『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蓋聖賢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是以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有世教之責者所宜深念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公孫丑苦於入道之難，因問於孟子說：「道不可以無傳，教當使人易入。乃若夫子之道，峻極而不可逾，純粹而無可議，則誠高矣、美矣。學者非不欲勉強以求之也，然仰鑽徒切，從入無階，就如登天的一般，雖欲企而及之，勢不能也。夫子何不別為卑近易行之法，使道之高妙者稍有持循之方，而學者得以孳孳焉用力以求至乎？」孟子曉之說：「道有一定之體，教有一定之法，何可貶也？不觀之曲藝乎？大匠教人以制器，工有巧拙，宜不必拘於成法矣。然繩墨者，制器一定之則也。大匠以此為教，眾工以此為學，雖有拙工，大匠亦不能因其拙而廢棄繩墨，別改為簡便之法也。非不可改也，成法所在，不可得而改也。羿教人以射，射有巧拙，宜亦不拘於成法矣。然彀率者，射者一定之則也，羿不能舍此以教，弟子不能舍此以學。雖有拙射，羿亦不能因其拙而更易彀率，別變為遷就之術也。非不欲變也，成法所在，不可得而變也。夫大匠與羿，其教人尚有一定之法，況君子立教，又非曲藝所可比者，豈能廢成法，而別為卑近之說以循人哉？」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躍如，是踴躍，見於目前的模樣。
承上文說：「由曲藝觀之，教人者固皆有不易之法矣。然道雖不容少貶，而理則不容終藏。是以君子立教，但告以務學的方法，不告以得道的妙處。如教人以致知，使知此道而已，而知之精細的去處，則待其自悟，未嘗輕示之也。教人以力行，使體此道而已，而行之純熟的去處，則待其自化，未嘗強聒之也。就如射者引弓至滿而不發矢的一般，雖其至道之妙，不容以輕傳，而上達之機，固已指示於言意之表，其所不發者，殆踴躍著見於吾前矣。夫引而不發，則斯道若隱而難知，而躍如之妙存焉，則其理固顯而易見，非難非易，無過不及，昭昭然揭中正之矩以示人，特人不知所從耳。惟善學者，由其所引之端，究其不發之蘊，為能因言見道，灼然明嚮往之途；體道成身，確然敦踐履之實。高不失之太過也，卑不失之不及也，而道之中立者，始於是乎有從入之地矣，豈以不可幾及為患哉？」夫道一而已矣，自阻，則苦其登天之難；自勉，則契其躍如之妙，是在學之者，有力有不力耳。公孫丑乃欲貶道以循人，何其所見之謬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死隨物，叫作殉。
孟子說：「君子一身，以道為體者也。身固不能離道，道亦不能離身，觀其出處而可知矣。當夫明良交會，為天下有道之時，正吾身應運而出之候也。身既出，則道不容以或違，以身靖獻於上，即以道而致其君也；以身表率於下，即以道而澤其民也。此道緊緊隨身，蓋身顯而道與之俱顯矣，肯負其行道之志乎？若明良不作，為天下無道之時，正吾道不可則止之日也。道既屈，則身不容以不退，上無以成正君之功，則卷懷以獨善也；下無以究澤民之用，則斂德以自全也。此身緊緊隨道，蓋道隱而身與之俱隱矣，肯變其守身之節乎？夫以道殉身，以身殉道，是君子出處進退，無往而不與道俱也，此吾之所嘗聞者也。若夫身顯而道不能行，惟知枉道以求合；道屈而身不能隱，惟知希世以取容，此乃以道殉人，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一鄙夫患失之事、妾婦順從之行而已，我實未之聞也。」當是時，列國策士馳騖於功利之場，惟知以身之顯晦為欣戚，而不知以道之用舍為進退。孟子所以有感而為是言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滕更，是滕君之弟。挾，是恃己驕人的意思。
公都子問於孟子說：「滕更以國君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牆，若當在禮貌之中，而每有質問，夫子拒而不答，果何故哉？」孟子曉之說：「學者之從師也，不貴執求教之禮，而貴有受教之誠。蓋師也者，師其道也，不可以有挾也。若矜其爵位，挾貴而來問；矜其才能，挾賢而來問；或挾長而問，恃其年加於我；或挾有勳勞而問，恃其有功於我；又或挾故而問時，恃其有故舊於我。五者之中，但有一件，其求教之意便不誠篤，雖有所問，皆在所不答也。今滕更來學，而不免有挾貴、挾賢之意。挾此二者以驕其師，則不勝其滿足之念矣。此我所以不答其問者，正欲矯其矜己驕人之失，而發其尊師重道之情也，豈為吝教乎哉？」夫滕更以國君之弟而有向道之心，其貴其賢，亦可嘉矣。孟子因其有挾而遂不答，可見位高不可恥於下問，賢智不可以之先人。惟虛己受教，斯可以來天下之善，集眾思而廣忠益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說：「君子立身行己，固不可不用其心，亦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凡事有關於綱常，切於性分，此在所當為而不可已者也。若於此不可已者，顧止之而不為，則志怠於因循，氣衰於鼓舞，其究必至於逡巡畏縮，視天下之事無一件可擔當，而無所不可已矣，豈能有任事之力乎？以待人言之，凡人有情愛相屬，分誼相維，此在所當厚而不可薄者也。若於此所當厚者，顧薄之而罔恤，則惇睦之意微，刻薄之私勝，其究必至於殘忍少恩，視天下之人無一人可親厚，而無所不可薄矣，豈復有胞與之情乎？以為學言之，功固有所當進，序亦在所當循。若志意太高，工夫太驟，其始非不勇猛鋒銳，而氣過激則易衰，力已竭而難繼，奮發未幾，而怠惰隨之，其退必速矣，豈能望其成功於終乎？」夫是三者，頹靡自委者，固不足以有為；急遽無序者，亦同歸於廢弛。君子如欲有為於天下，豈可不懲其太過、不及之弊，而酌施為緩急之宜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說：「人物之生，本同一氣；而親疏厚薄，分則懸殊。惟其分之殊，而用恩自不能無序矣。故其於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推其心，豈忍一物之失所乎？然但愛之而已，而未必有治教漸摩之澤，則愛之而弗仁也。其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推其心，豈忍一夫之不獲乎？然但仁之而已，而未必有天倫維繫之恩，則仁之而弗親也。夫仁而弗親，非故靳其恩於民也；以民視親，其親疏自不同矣。君子隆一本之恩以親其親，而因推親親之念以仁其民，自不得以待吾親者而概施之於民也。使於民亦親之，則何以別於吾親乎？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而弗仁，非故靳其恩於物也；以物視民，其貴賤則不同矣。君子擴民胞之度以仁其民，而因推仁民之心以愛乎物，自不得以愛吾民者而概施之於物也。使於物亦仁之，又何以別於吾民乎？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夫親親、仁民、愛物，統而言之，則均謂之仁；分而言之，則各有其等。此君子之仁，所施雖甚博，而所操則甚約，惟其舉此加彼，善推所為而已。世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豈不悖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
孟子說：「人君之治天下，知以明理，仁以愛人，二者不可偏廢。然有要焉，不可不知也。蓋知者通達萬變，於天下之事固無所不知。若事事而求其知，則不勝其勞，而事亦有所難治；惟於庶事紛紜之中，求其所當務者，如關治道之大體，系民生之切務，惟以此為急，而勵精以圖之，則弘綱既舉，細目自張，凡眾務之雜陳於前者，自然次第舉行，而事無不治矣。其為知也，不亦大乎！仁者包含遍覆，於天下之人固無所不愛。然人人而用其愛，則不勝其煩，而愛亦有所難周；惟於眾人泛愛之中，求其人之賢者，如德可以正君而善俗，才可以修政而立事，惟以此為急，而虛己以親之，則眾賢在位，庶事自理，凡群黎之待惠於我者，自然德澤旁流，而愛無不洽矣。其為仁也，不亦博乎！果何以征之？嘗觀諸堯、舜矣。若欽明，若濬哲，古今稱大知者，至堯、舜而極。然豈能物物而遍知之哉？其所急者，亦惟先務是圖，如授人時、治洪水、齊七政、輯五瑞之類是已；此外一日萬機，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政教之大綱不與存焉，即堯、舜之智，亦有所不暇圖耳，況智不如堯、舜者乎？曰如天，曰好生，古今稱至仁者，亦至堯、舜而極。然豈能人人而遍愛之哉？其所急者，亦惟親賢是務，如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是已；此外百工庶職，雖未嘗不加之意，而贊襄之重寄不與存焉，即堯、舜之仁，亦有所不暇及耳，況仁不如堯、舜者乎？」欲知仁智之要務，誠不可以堯、舜為法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察，是詳審。放飯，是縱意吃飯。流歠，是長飲無節。齒決，是以齒齧斷干肉。
承上文說：「觀堯、舜之所急，則知仁知各有所當務矣。乃若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而惟瑣細之事是圖。譬之喪服，三年之喪是重服，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是輕服；制服者謹其重而後及其輕，可也。乃今於父母重喪不能自盡，卻於緦麻小功之服，討論之必詳焉。又譬之飲食，放飯長飲是大不敬，齒決干肉是小不敬；飲食者慎其大而後及其小，可也。乃今於放飯流歠之大過不知自檢，卻於干肉無齒決之禮，講求而不置焉。若此者，察察為明，雖若詳於細微之事；而惽惽莫辨，實則昧於緩急之宜。舍重而圖輕，得小而忘大，真乃不知務之人矣。仁知不知所務，何以異此？」此堯、舜智不遍物而知，而光被四表；仁不遍物而愛，而澤及群生，惟其知務故也。人主欲識為治之大體，宜於此留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