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十二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任是國名，即今山東兗州府地方。屋廬子是孟子弟子。
戰國之時，人多昧於理欲之辨。故任國之人，有問於屋廬子說：「人不可一日無禮，尤不可一日無飲食，不知禮與食二者，果孰為重乎？」屋廬子答說：「飲食雖切於養生，而食又賴禮以節其流，無禮則必失之縱，是禮重於食也。」任人復問說：「禮固可好，而好色亦人之所好也。不知色與禮二者，又孰為重乎？」屋廬子答說：「好色雖人之所欲，而色又賴禮以別其嫌，無禮則必至於淫，是禮重於色也。」任人慾逞其辯，遂設難以問屋廬子說：「子謂禮重於食，固也。設使身當飢餓之際，此時若拘於禮，則必不能得食，而受餓以死；若不拘禮，則可以得食，而救餓以生。當此軀命所關之時，尚必以禮食乎？吾恐食可以無禮，而生不可以滅性，謂禮之重於食，殆不然矣。子謂禮重於色，固也。設使身處窮乏之中，此時若拘於親迎之禮，則必不可得妻，而婚姻以廢；不拘於親迎之禮，則可以得妻，而家室以完。當此怨曠無聊之日，尚必以親迎乎？吾恐婚禮可以不行，而人倫不可以或廢。謂禮之重於色，殆不然矣。」屋廬子屈於其說，不能對。明日乃往鄒邑，備述任人之言以告孟子。孟子說：「禮之重於食色者，理之常；任人之所詰問者，事之變。於答此問，何難之有？」蓋事無常形，而理則有定分，惟以理折之，則其辯不攻而自屈矣。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揣，是度量。岑樓，是樓之高銳如山者。鉤，是帶鉤。
孟子承上文說：「吾謂任人之問不難於答者，何以言之？蓋理欲輕重，本有一定之分，故謂禮重而食色輕者，乃據其大分而言也。如任人之論，則執其偏勝之說，以校量一定之理，而本末輕重將失其平矣。且如岑樓至高，寸木至卑，為從其根底而比較之也；如不從下面揣度其根本，惟就稍末比並其高低，則舉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樓之上，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舉食色而加於禮之上，其高下失平，何以異於是哉？金之質至重，羽之質至輕，為其分劑適均而稱量之也。豈是說金不必多，一鉤也為重；羽不必少，一車也為輕？將取一鉤之金，以抵一輿之羽，則鉤金反輕，輿羽反重矣。取禮之常而當食色之變，其輕重不敵，又何以異於是哉？」要之，岑樓不以寸木之加而損其高，鉤金不以輿羽之多而損其重；禮之大體，亦非可以食色之變而改其度。君子惟道其常而已。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承上文說：「禮之重於食色，猶之岑樓本高，鉤金本重也。而任人乃謂食色為重，禮為輕，其所以比較之者，失其平矣。蓋禮有輕重，食色亦有輕重，惟取禮與食色之並重者而比之，乃見禮之為重耳。若飢死以滅性，乃食之重者也；待禮而後食，乃禮之輕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乃軀命生死所關，其重於禮甚矣，豈但如任人所云食重而已哉。不得妻而廢人倫，乃色之重者也；親迎而後婚，乃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乃居室大倫所系，其重於禮亦甚矣，豈但如任人所云色重而已哉？此正所謂寸木可高於岑樓、鉤金反輕於輿羽者，惟其比較之太偏，故其重輕之懸絕耳。豈可據之為定論乎？」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逾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紾，是捩轉臂膊，用繩拴縛。
孟子又承上文說：「禮與食色，從其偏重者較之，則輕重易差；從其兼重者較之，則定分自見。汝何不往應任人說：『子以飢死為滅性，食固重矣；然敬兄，亦禮之重也。設使當飢餓之際，縛兄之臂膊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干犯禮義，忍於兄而奪之乎？子以不娶為廢倫，色固重矣；然以正相從，尤禮之重也。設使當鰥曠之時，逾東家牆而牽摟其處女，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蔑棄禮法，敢於逾牆而摟之乎？』吾知兄之臂，則忍於惡逆，不但不以禮食矣。摟人處子，則敢於強暴，不但不親迎矣。此則寧可飢餓而死，必不可兄以戕恩；寧可不得妻而廢倫，必不可摟人處子以亂法。禮之重於食色，顯然較著矣。以此而應任人，任人尚何說之可解哉？」大抵先王制禮，本以防範人情，維持世教，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也。而猖狂自恣之徒，樂放佚而憚拘檢，至有乞墦不羞、鑽穴不恥，則禮坊之壞極矣！時君世主，不能以教化提防之，而反為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縱敗度，欲敗禮，思以匡世勵俗，不亦難乎！此孟子於任人之辯而力折其妄，為世教慮至深遠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曹交，是曹君之弟。
是時性道不明，人皆高視聖賢，以為不可幾及。而孟子每道性善，必稱堯、舜。曹交疑之，因問於孟子說：「聖人莫過於堯、舜。堯、舜之為聖，疑若古今絕德，非人之所能為；乃有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不識果有此理乎？」孟子答說：「堯、舜雖聖，與人同類，何不可為之有？信有此理也。」曹交不喻「為」字之意，乃以形體自負說：「交聞自古能為堯、舜者，莫如周之文王、商之成湯。文王之長十尺，湯之長九尺，是有此非常之軀幹，方有此非常之事功。然則欲為聖人，必非眇小者之可能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比文不足，比湯有餘，似具聖人之體貌矣；及揣己量力，則但知食粟焉耳，更無他長可以表見於世，有其形而無其實，交之有愧於湯、文遠矣。敢問如之何乃可以為堯、舜乎？」孟子答說：「聖人所以為聖，不在形體之間。子乃以尺寸長短較量湯、文，何有於此？亦惟勵作聖之志，反己自修，去其不如湯、文者，就其如湯、文者，黽勉為之而已矣。豈有志欲為而力不逮者哉？」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匹，是鴨鳥。烏獲，是古時有勇力的人。
孟子承上文說：「吾謂作聖之功在修為、不在形體者何？視觀人之勇力可知矣。有人於此，匹雛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為無力之人矣；今有人焉，百鈞雖至重也，而曰：『我能舉之而不難。』則為之有力之人矣。人力之強弱，惟辨於舉物之勝與不勝如此。然則烏獲之力，能舉千鈞者也。使有能舉烏獲之任者，不必其形體之相似，而膂力相當，是亦今之烏獲而已矣。若使能為堯、舜之所為，豈不即今之堯、舜乎？人乃謂『堯、舜之道，非我之材力所能負荷』，往往以不勝任為患。豈知力之不勝不足為患，患在志安於卑近，而無克念之誠；功狃於因循，而無勇往之力，可為而不為，斯乃聖狂之攸判耳。誠一為之，夫何不勝之足患哉？」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說：「人之不能為堯、舜者，其患固在於不為矣。然堯、舜豈難為者哉？今夫長者在前，我徐行而讓步於後，這便是知敬長之禮，叫作弟。使長者在後，我疾走而突出其前，這便是有傲長之心，叫作不弟。夫徐行者，不過於步趨之間，遵先後之序，豈有甚高難行之事，為人所不能者哉？惟其忽長幼之節，是以廢事長之禮，蓋有自不肯為耳。豈知這孝弟之道，近之則為吾人知能之良，推之實聖人盡性之事。故雖堯、舜為人倫之至，其道若至大而無以加，然堯惟親睦九族，而後有平章之化；舜惟慎徽五典，而後有風動之休：是堯、舜之道，亦只在孝弟而已。孝弟之外，別無性分；則性分之外，別無事功。雖堯、舜，豈得而加毫末於其間哉？夫聖道不越於孝弟，而孝弟惟在於徐行。則欲為堯、舜者，信乎其不難矣。」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孟子又承上文說：「堯、舜之道不外於孝弟，則聖人果不難為矣。子欲學為聖人，豈必求之遠且難哉？自吾一身而言，衣服言動之微，皆道之所在，學聖則聖，學狂則狂，在子之趨向何如耳。子若服堯之服，而非先聖之法服不敢服；誦堯之言，而非先聖之法言不敢言；行堯之行，而非先聖之法行不敢行。如此，則反身循理，無一事不在於規矩之中；雖不必容貌如堯，而衣冠言動，都與堯相似，是亦一堯而已矣。子若服桀之服，而從其詭異之制；誦桀之言，而從其邪僻之詞；行桀之行，而從其暴虐之事。如此，則悖理亂常，無一事不出於規矩之外；雖不必容貌如桀，而衣冠言動都與桀相似，是亦一桀而已矣。夫能為堯，則必能為舜；而出於堯，則必入於桀。為聖為狂，機惟在我，子可以不審擇所從哉？」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曹交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說道：「交始初只疑聖道難為，幸而得聞夫子之教，乃知堯、舜可學而至。此一念求教之誠，有不容自已者。如得見於鄒君，可以假借旅館以為駐居之所，願暫留於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牆，庶幾得盡聞聖道之傳，終成學聖之志矣。」夫假館而後受業，則其求道之不篤可知。孟子乃從而拒之，說：「子欲假館受業，意以道之難知，而求師於我也。不知這個道理，具於性分之內，著於日用之常，天下古今，坦然共由，就與那大路一般，豈有隱僻難知之理，而待人指示者哉？但人自迷於嚮往之途，病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誠歸於家庭之間，而求此道於事親敬長之際，於吾之所謂孝弟者，皆務身體而力行之。則行止疾徐，隨所寓而皆道；衣冠言動，隨所覺而皆師。不必身親授受，而自師之資有餘矣。豈必留此受業，而後可以求道哉？」孟子此言，雖為曹交而發，然孝弟不待外求，堯、舜可學而至，實萬世不易之論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高子，是齊人。《小弁》，是《小雅》篇名。昔周幽王初娶申後，生子太子宜臼；後得褒姒，生伯服。甚嬖愛之，因黜申後而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師，為作此詩，以述哀痛迫切之情，因名其詩曰「小弁」。關弓即是彎弓。
公孫丑問於孟子說：「吾聞高子說《詩》也，以為《詩》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惟《小弁》為小人之詩也。」孟子問說：「高子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其說云何？」公孫丑答說：「高子謂《詩》之為教，溫柔敦厚，故雖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今《小弁》處父子之間，而為嗟怨之詞，有哀痛迫切之情，無溫厚和平之意，此所以為小人之詩也。」孟子說：「凡說《詩》者，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矣哉，高叟之說《詩》也！夫謂《小弁》為怨則可，謂怨為小人則不可，何者？《小弁》乃怨其當怨者也。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此人，我雖知其殺人之不可，然不過從旁談笑而開導之，初無急迫之意；此豈有他故哉？以越人與我，情分疏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疏而疏之也。如使其兄關弓而射此人，則己惻然，恐陷其兄於殺人之罪，當必向前垂涕泣而勸止之，不勝其惶遽之情矣！此豈有他故哉？以兄與我，手足至親，休戚本同一體，故因其親而親之也。今《小弁》所處，乃人倫之大變，廢嫡立庶，且將有亡國之禍，正與其兄關弓而射的一般，安忍恝然無愁、談笑而道之乎？故其為詩，哀痛迫切，庶幾動親心之感悟，不致陷宗社於危亡，正是垂涕泣而道之之意，蓋親親之情，不容自已者。這親親之心，乃至誠惻怛之念，仁之發也；未有小人而仁者，而可謂《小弁》為小人之詩乎？泥其詞而不通其志，此高叟之說《詩》所以為固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凱風》，是《國風•衛》詩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以自責，其詩名曰《凱風》。磯，是激水的石。
公孫丑又問孟子說：「《小弁》之怨，固是親親。至於《凱風》之詩，七子不得於其母，猶小弁不得於其父也，何為痛自刻責，卻不怨其親乎？」孟子答說：「人子之情本無親疏，而父母之過則有大小。《凱風》之母，雖是有過，然失節之辱，止貽玷於家庭，是過之小者也。若《小弁》之父，賊天性之恩，亂嫡庶之分，禍且及於宗社，是過之大者也。使親之過大，而我漠然無所動其念，不知咨嗟哀怨，望之以恩，則親既絕我，我又自絕於親，已疏而益疏，其薄於親甚矣，於心何忍焉？若使親之過小，而我憤然有所迫於中，遂即牴觸叫號，繼之以怨，就如以石激水，水不能容乎石，微激而遽怒，其不可磯甚矣！於心亦何忍焉？以此觀之，愈疏，是有忘親之心，忘親不可謂之孝也，此《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磯，是無順親之心，不能順親，亦不可謂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也。怨與不怨，各有攸當，惡可比而同之乎？昔者孔子稱讚帝舜說：『舜其為天下之至孝矣！年至五十，猶怨慕其親而不忘。非至孝，其孰能之？』」夫舜以怨慕而稱至孝，則《小弁》之怨，未可謂之不孝也。高子乃以小人目之，何其說《詩》之固哉！然怨慕雖人子之至情，而天性暌離，實人倫之不幸也。使大舜不遇瞽瞍，宜臼不遇幽王，豈樂於以孝稱哉！及瞽瞍惑於囂妻而寵傲象，幽王溺於嬖妾而寵伯服，則知賊人父子兄弟之恩、傷天性之愛者，多自衽席始矣。可不戒與！
宋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石丘，是地名。
昔戰國策士有姓宋名者，將往楚國遊說楚王。孟子偶然與之相遇於石丘之地。因問宋說：「先生此行，意欲何往？」宋答說：「今百姓之苦，莫甚於戰爭。而列國相爭，莫強於秦、楚。我聞秦、楚二國興兵構怨，戰鬥不休；意將南向而見楚王，說以罷兵息民說，使無攻秦。設或楚王不悅吾言，我將西向見秦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使無攻楚。不遇於楚，必遇於秦。或者二王之中，將必有一處遇合，則吾之說可行，而志可遂矣。」孟子又問說：「先生此行往說秦、楚，我且不敢問個詳悉，只願聞個大指，說之以何為詞乎？」宋答說：「兩國構兵，由其見利而不見害也。我將見秦、楚之王，而說以兵連禍結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寢耳。」孟子因辟之說：「當今游士之策，皆以戰攻為尚。先生獨於兵戈擾攘之時，而以罷兵息民為說，意在措天下於安寧，志誠大矣！但謀人國家之事者，宜論道理，不宜論利害。今先生欲言構兵為不利，則是以利為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從也。名號不正，將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矣。或者其不可乎！」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又告宋說：「吾謂先生之說秦、楚不可以利為名者，何哉？利之所在，眾之所趨，有利則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說道罷兵息民乃國之利，則秦、楚之，必欣然悅於利而投戈解甲，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師得免於鋒鏑死亡之憂，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不戰之利也。利端一倡，舉國之人皆熙熙然爭騖於利：為人臣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君，而無實心盡忠者矣；為人子的，懷圖利之念以事父，而無實心盡孝者矣；為人弟的，懷圖利之心以事兄，而無實心敬長者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惟利是視，竟不知有仁義，皆棄去仁義，懷利以相交接如此。則見利必爭，失利必怨，親愛之心既忘，篡弒之禍將起，國不至於滅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說一行，而其害至於亡人之國。先生欲以此為號而說秦、楚之王，不亦誤乎？」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又告宋說：「先生所以說二國者，既不可以利為名，則亦有仁義而已矣。誠使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說道殃民非仁、伐國非義；則秦、楚之王必欣然悅於仁義，而休兵止殺，以罷三軍之師。三軍之師，得蒙休息生養之澤，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仁義之道也。仁義一倡，舉國之人皆將熙熙然爭趨於仁義：為人臣的，心存仁義以事君，自謂臣職之當盡，非有所利而為忠矣；為人子的，心存仁義以事父，自謂子職之當供，非有所利而為孝矣；為人弟的，心存仁義以事兄，自謂弟道之當執，非有所利而為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知有仁義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懷仁義以相交接也。如此，則彝倫式敘，上下交歡，有尊君親上之風，無悖逆陵犯之俗，其不能興王業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利之害如彼，仁義之利如此。先生欲說秦、楚之王，亦說之以仁義可也，何必以利為言哉？」夫宋志於息兵，欲以救一時之民困；而孟子曉以仁義，則以正萬世之人心。論治道者，宜知所擇焉。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季任，是任君之弟。處守，是居守其國。連，是屋廬子的名。
昔孟子居於鄒國。時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因其兄有朝會之事，替他居守其國。一向仰慕孟子之賢，遂使人自任至鄒，執幣帛以為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及處於齊平陸之邑，時儲子正為齊相，他也仰慕孟子之賢，使人自齊至平陸，執幣帛以為納交之禮。孟子亦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其受幣之同如此。及至他日，孟子自鄒到於任國，乃親去見季子，以報前日之禮。又一日，自平陸到於齊國，卻不親去見儲子，以報他前日之禮。其報禮之異如此。屋廬子幸其請問有由，乃喜而說道：「連也仰慕夫子之道，每欲請問，但無間隙之可乘耳。今觀處季任、儲子之事，一見一不見，是必有義理存乎其間，今乃得其間隙而可以請問矣。」夫孟子之處二子，固必有稱物平施之道，屋廬子一得其間而即喜，亦可見其善學孟子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為其不成享也。」
《書》，是《周書•洛誥》篇。以物奉上，叫作享。儀，是禮意。物，是幣帛。役字，解作用字。
屋廬子問孟子說：「季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宜同一往見也。今夫子至任，就往見季子；及至齊，即不肯見儲子。夫子之意，豈是為儲子為齊相，不似季子攝守君位之尊，故輕之而不見耶？」孟子答說：「君子交際之義，只論道理，不論名位。我之不見儲子，非以其為相之故也。獨不觀之《書》乎？《周書•洛誥》篇有云：『凡人享獻於上，貴在禮意有餘。若物有餘而儀不足，雖幣帛交錯，都是虛文，這便叫做「不享」，惟其未嘗用志於享故耳。』夫以物享人，《書》乃謂之『不享』者何？蓋人必以恭敬之心將幣帛之物，方可以成享禮；若不用志於享，而徒致飾於幣帛之陳，則有文無實，不成享上之禮矣。《書》所以謂之『不享』者，蓋為此也。彼儲子徒以幣交，而誠意未至，不得謂之成享矣，我何為而往見之耶？」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聞孟子之言，得其所以不見儲子之故，在於禮意之不足。始知聖賢交際，自有義理而不苟也，遂欣然有悅於心。或人不曉其意，以為同一幣交，如何有成享、不成享之辨？乃疑而問之。屋廬子曉之，說道：「二子之幣交，有成享、不成享之異，但觀其所處之勢而可知矣。當時季子為君居守，托國政於其身；若自任之鄒，必出境而遠涉，越國見賢，國誰與守？其不得之鄒者，乃勢之所不能，非心之所不欲也。若儲子則異乎是。其官則齊相也，主治有人，既無居守之責；況平陸乃齊邑也，相去甚近，又無越國之勞，可來而不來，可以見而不見，是其不之平陸，乃心之所不欲，非勢之所不能也。夫季子不得之鄒，則雖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所以謂之成享。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一至，雖以幣交，而儀不及物，只見其為彌文而已，此所以謂之不成享也。或人又何疑乎？」觀此而知為君相者，既不可無敬賢之禮，尤不可無好賢之誠。敬賢而不能以誠，賢者猶不肯至，況於簡賢棄禮者哉！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淳于髡，是齊之辯士，名，是聲譽，實，是事功。
淳于髡因孟子仕齊，無功而去，乃譏之說道：「士君子處世，只有出處兩端：若以功名為急務，而汲汲然先之，這是心存於救民，而為人也；若以功名為緩圖，而泄泄然後之，這是志在於守己，而自為也。自為、為人，總之全盡此心之理，仁者之事也。今夫子當路於齊，位居三卿之中，是已出而用世，非復自為之時矣。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名實未加於上下；忽然致事而去，又不能終其為人之志，人己兩無所成，進退皆無所據，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曉之說道：「子疑我去國為未仁，是徒泥去就之跡，而未能深諒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寧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感幣聘而五就湯，因湯進於桀，而五就桀，惓惓以救世為心者，伊尹也；不羞汙君而必事之，不辭小官而必居之，由由然與物無忤者，柳下惠也。三子之行，或清、或任、或和，其道雖若不同，然其志意之所趨向則一而已矣。所謂一者不同，乃仁之所在也。蓋清非忘世，任非好名，和非辱身，總歸於理之當然，心之無私而已。然則君子處世，可就則就，固非有意於為人，而以名實為先；可去則去，亦非有意於自為，而以名實為後。要求合乎此心之仁焉耳，何必其行之盡同也。子乃執去就之跡以議我之未仁，殆未識仁者之心矣。」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公儀子，名休。子柳、子思，都是魯之賢者。
淳于髡又譏孟子說道：「賢者處世之跡固難盡同，而其濟世之功實難取心。昔者魯繆公之時，以公儀休為相，而使之總理國政；以子柳、子思為臣，而使之分理庶職。此三人者，皆當世所謂賢人，而繆公用之，宜乎有扶衰撥亂之功，有尊主庇民之效矣。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魯之削弱滋甚。以國勢衰微之際，眾賢支持而不足，如此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其去就未足為重輕也。」淳于髡此言，蓋謂孟子即不去位，未必能有益於齊也。孟子答說：「賢人去留，國之存亡攸系，何可謂其無益？昔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貪受晉賂，不聽其言，遂見執於晉，與虢俱亡；及其在秦，穆公加之相位，言聽計從，遂霸西戎，顯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奚，即至於滅亡而不救，雖欲求如魯之削地，不可得矣。然則魯之僅至於削而不亡者，猶賴群賢維持之力也，豈可謂賢者無益於人國乎？」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睹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是衛人。淇，是水名。緜駒，是齊人。高唐，是齊邑，即今高唐州。華周、杞梁，都是齊臣。
淳于髡又設問以譏孟子說：「賢者之抱負難知，而事功易見。使其果有益於人國，髡豈有不知者乎？昔者衛人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河西之人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謳。齊人緜駒善歌，居於高唐之邑，齊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因夫死於戰鬥，哭之而哀，至於城為之崩，由是一國之中，其俗皆變而善哭。即此三事推之，可見名實相須，有才猷蘊蓄於內者，必有功業昭著於外。苟身為其事，可以自見其才，而卻無功效之可指，則是內外不相符，髡未嘗見有此人也。看來當今之世，實是無賢者；若果有賢者生於其時，其才猷自足以經世，其功業自足以及民，髡必知其人矣。今既未見其人，安望其有益於國哉？」淳于髡此言，蓋譏孟子仕齊無功，未得為賢也。豈知賢者所存，固未易窺測矣乎！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燔肉，是郊祭胙肉。稅冕，是脫去冠冕。
孟子因淳于髡譏己未得為賢，又曉之說道：「子謂事功可以觀人，似以賢者為易知，不知賢者固未易測也。盍即孔子之事觀之？昔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恐懼，因以女樂遺魯君。魯之君相，惑於聲色，果怠棄政事，疏孔子而不用。是時孔子已有去志，但未即行耳。適遇魯有郊祭，孔子以大夫陪祀，禮當有燔肉之頒，又不頒及孔子；於是孔子祭畢即行，雖冠冕亦不暇脫。其毅然不肯少留如此。當是時，人之不知孔子者，以為燔肉甚微，偶然遺漏，如何便去？其知孔子者，以為郊必致燔，乃是待大夫之禮，今既這等疏慢，如何不去？此兩說者，皆非深知孔子者也。乃孔子之意以為：使我因受女樂而去，則顯其君相之失；設若無故而去，則又非出處之宜。故不以受女樂之大過去，而以不賜燔肉之細故行，使君相之罪既泯於無跡，而在己之去亦不為無由。其見幾既如此明決，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然則君子之所為，信有出於常情擬議之外者。或以為為肉，或以為為無禮，皆眾人淺陋之見，烏能知君子微意之所存哉？」君子之不易知如此。則孟子之所為，固非髡之所能識也。乃以知賢自任，而謂世無賢者，妄亦甚矣！蓋是時游士、說客，皆挾其富強之術，以干世主、就功名。而孟子獨以仁義之道與齊王言，欲以攻其好勇、好貨、好色之疾，所以言常不合，仕齊不久而輒去也。然終不肯顯言齊王之失，正與孔子去魯同意。淳于髡乃以為未仁，又以為未賢，豈知孟子者哉？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五霸，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三王，是夏禹、商湯、周文武。
孟子見世道浸衰，王降而霸，霸降而戰國，其勢將使先王紀綱法度，蕩然無有存者。故著其罪以警惕之，說道：「自古治世安民，德莫有過於三王者。三王既往，五霸迭興，雖不無扶衰撥亂之功，然矯命雄行，惟威力是尚，王法從此壞矣，此得罪於有道之世，而為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之諸侯，豈但不知有王法之可守，即五霸所申之禁令，亦皆廢之不遵，而惟以巧詐相傾，殆又得罪於五霸，而為五霸之罪人也。至於今之大夫，豈但不知有霸略之可圖，即諸侯所不敢萌之妄念，彼皆導之以必為，而惟以阿諛取容，殆又得罪於諸侯，而為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蓋世變之趨愈下，故人心之偽愈滋，非得王者起而正之，禍亂之作可勝言哉！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孟子承上文說：「所謂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何以見之？蓋三王之時，紀綱振舉，法度修明。天子以時巡行於諸侯之國，這叫作巡狩。巡狩者，巡其所守之土地也。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廷，這叫作述職。述職者，述其所修之職事也。時乎春日，正是百姓每耕田的時候，中間有牛、種不足的，必賑貸以補益之，使他不妨於耕；時乎秋日，正是百姓每收穫的時候，中間有糧食不給的，必賑貸以周助之，使他不妨於斂。天子省於畿內，諸侯省於國中，察閭閻之疾苦，行周恤之恩惠。三王之世，民皆家給人足，而無匱乏之患者，蓋以此耳。」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
辟，是開墾。掊克，是聚斂。讓，是切責。
孟子承上文說：「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適諸侯，本欲察邦國之治否，以驗職業之修廢也。若入其疆內，見得土地開墾，田野修治，老者養之以安，而不致凍餒，賢者尊之以爵，而罔或遺逸，且用俊傑有材之士，使之布列庶位，分猷而宣力。如此，是能克謹侯度，有功於王室者也，能無慶賞之典乎？則增益其土地，以示優異之恩，而有功者上，諸侯莫不欣然以為勸矣。若入其疆內，見得土地荒蕪，四境不治，老者遺棄，而凍餒不免，賢者放失，而禮意不及，惟用掊克聚斂之臣，使之損下益上，蠹政而殃民。如此，是怠棄封守，違背乎王章者也，能無威讓之令乎？則切責其愆尤，以示斥罰之義，而有罪者下，諸侯莫不凜然以為懲矣。夫以巡狩一行，而慶讓並舉，所以綱紀世道之具，聯屬人心之機，皆在於此。此所以為三王之制也。」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孟子承上文說：「以述職之事言之，諸侯朝於天子，本自有常期也。使其如期而至，固必有賚予之典矣。設或一次不朝，是慢上之漸也，則貶其爵位，以次而降其官；再次不朝，是陵替之端也，則削其土地，以次而損其祿；如或三次不朝，則悖亂已極，不但當削其地而已，遂命六軍之眾往誅其人，而更置賢者以守其國焉。此述職之法，亦與巡狩同一慶讓之典者也。由此觀之，三王之世，禮樂征伐之權皆出自天子，臣下無敢自專者。故天子但出令以討罪，而不必親興伐國之師；諸侯但承命以伐人，而不敢擅興討罪之旅。此體統名分所在，由三王以來，未之改也。今五霸不用天子之命，牽連與國之諸侯，以攻伐諸侯之叛己者，名雖為伐，實同於討，豈非以臣而僭君、以下而犯上，得罪於王法者乎？我故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葵丘，是地名。束牲載書，是束縛牲口，將誓書用櫝盛載於上。歃血，是塗血於口，以示不背盟誓的意思。樹子，是冊立的世子。攝，是兼官。曲防，是曲為堤防；旱則壅泉專利，澇則激水病鄰的意思。遏糴，是閉阻糴谷，不使轉販。
孟子說：「所謂今之諸侯為五霸之罪人，何以見之？蓋五霸之中，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為強盛。當時葵丘之會，諸侯咸集。桓公但就壇坫之上，束縛牲體，盛載盟書，以與諸侯約誓，更不消殺取其血以塗於口，而諸侯莫不聽從，其信義足以服人如此。當時盟誓之詞，共有五件：第一件相戒命說：『五刑之屬雖多，而罪莫大於不孝。有則斷以大義，必誅無赦，以正綱常。世子既以樹立，受命於朝，不得嬖愛庶子，擅謀更易，以搖國本。妻乃己之敵體，名分已正，不得有所廢立，用妾為妻，以亂嫡庶。』此修身正家之事，不可犯禁者一也。第二件相戒命說：『賢才之生，為國禎干。必尊禮賢者，而隆其體貌；養育才者，而厚其常祿，於以彰顯有德之士，使豪傑能自表見，而益堅其效用之心。』此用賢圖治之資，不可犯禁者二也。其第三件相戒命說：『人之老者不可慢，必恭敬之以尊高年；人之幼者不可棄，必慈愛之以恤孤弱。四方之賓客行旅不可忽，必善待之以柔遠人。』如此，則近悅遠來，而人心悅服，不可犯禁者三也。其第四件相戒命說：『有功之士，但當世其祿，而不可世其官，使名器至於冒濫；百官之事，但當有分職，而不可有兼職，使庶務至於廢弛。欲舉用有德之士，必選於眾，而務在得人。欲誅罰有罪之大夫，必告於朝，而不可擅殺。』如此，則擇人任事，而刑賞清明，不可犯禁者四也。其第五件相戒命說：『鄰國有水旱之災，當交相體恤，無得曲防水利，使專於己而病於人。鄰國遘凶荒之歲，當交相接濟，無得閉遏糴販，使我有餘而彼不足。至於國邑之土地人民，皆當聽命王朝，無得專擅分封而不告天子。』如此，則既有睦鄰之仁，又有尊王之義，不可犯禁者五也。戒命既畢，又復丁寧之說：『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日既盟之後，當同歸於和好。既欲講信修睦，以篤鄰國之交；尤當協力一心，以尊天子之命。庶會盟為不虛，而和好可常繼矣。』夫五霸之禁嚴切如此，宜乎諸侯世守勿失者。今之諸侯，皆務以合縱、連衡，濟其巧詐之習，不復講信修睦、守其和好之盟，則犯此五禁，恬然不知有葵丘之會矣。其得罪於五霸，不亦多乎？我故說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承上文說：「所謂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之罪人，何以見之？蓋諸侯之設立大夫，謂其能輔之以正也。若君之過既已彰著，不能犯顏敢諫，卻乃曲意順從，以助其失，這叫作長君之惡。此則過本在君，而彼為之贊助，乃柔媚之小人，其罪猶小，或可恕也。若君之過尚未萌動，不能潛消默化，卻乃先意迎合，以導其非，這叫作逢君之惡。此則君本無過，而彼為之引誘，乃傾險之奸人，其罪甚大，不可容也。今之大夫，皆阿意順旨，以逞其逢君之謀，而蠹國殃民，使陷於危亡之禍。設使諸侯能自覺悟，必不能免於刑戮。我故說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夫大夫得罪於諸侯，諸侯得罪於五霸，五霸得罪於三王，皆由於王道之不行耳。若王者在上，操禮樂征伐之權，以施刑賞忠厚之政；雖有五霸，尚無所用其威令，而況於諸侯與大夫乎？世道升降之機，良可慨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是魯國之臣。南陽，是齊地。
昔魯君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以取南陽。孟子止之說：「兵，兇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教民有素，乃可以即戎。若平時訓練無方，既不知坐作進退之法，親上死長之義，而一旦用之，使之摧鋒陷陣、略地攻城，其勢必至於喪敗。是乃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也，不謂之殃民而何？殃民之人，乃聖王之所必誅而無赦者，吾知其必不容於堯、舜之世矣。夫兵家勝敗，誠不可知，吾特以輕用其民為不可耳。然以理論之，縱使子有克敵致勝之才，但與齊人一戰，即能拓土開疆，遂有南陽之地，此於理且猶不可，而況於未必勝乎？此齊之所以不當伐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厘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勃然，是變色的模樣。滑厘，是慎子的名。
慎子聞孟子之言，遂勃然有不悅之色，說道：「戰勝攻取，乃為將之奇功，人所難得。今一戰勝齊，遂取南陽，夫子猶以為不可，則必如何而後可乎？此滑厘之所不識也。」孟子曉之說：「我以戰勝為不可者，蓋論禮法，不論事功也。吾為子明言之。昔先王建邦設都，各有定製。故天子之都邑，地方必是千里，則賦稅所入，可以供朝覲聘問之需，是天子所以禮待諸侯者，取足於此耳。苟不足於千里，則經費有虧，諸侯之燕享賜賚皆無所出，而王朝之禮廢矣。此王畿一定之制，未有過千里者也。諸侯之邦域，地方必是百里，則賦稅所輸，可以供祭祀會同之用，是諸侯所以守宗廟之典籍者，取足於此耳。苟不足於百里，則財用不繼，國家之犧牲幣帛，皆不能辦，而宗廟之典籍不可守矣。此侯國一定之制，未有過百里者也。先王之制如此。而後世乃以攻伐兼併為切，豈不悖哉？」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儉，是節制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說：「諸侯百里之制，創定於先王，而通行於天下。即以齊、魯二國征之。昔周公以王室懿親，著篤棐之績，報功之典宜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魯，地方不過百里。當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若有所限制而不得逾越者，取其能守魯之典籍而已。太公以師尚父奮鷹揚之烈，報功之典亦宜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齊，地方不過百里，當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亦若有所限制而不得逾越者，取其能守齊之典籍而已。在天子，固不得以優厚之恩，加於常制之外；在二公，亦不得以親賢之重，超於藩封之等，此二國之故典也。夫前人以百里受之天子，則後人當以百里嗣其先君，無所容其增益者。今魯為方百里者五，四倍於始封之舊，其併吞小國，侵犯王制，已不少矣。子以為有王者作，欲修明法度，以整齊邦國，則魯之地將在所損乎？抑在所益乎？吾恐以百里之制，明一王之法，其當裁削也必矣。夫已據之土地且不能保，而他邦之封域又欲兼而有之，吾未見其可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承上文說：「分封之定製既不可越，則諸侯之取與皆不得私。設使不興一兵，不戮一民，徒手而取南陽以與魯國，在仁者猶以為貪利苟得，不肯妄為；何況驅民於鋒鏑、殺人於原野以求之乎。夫越制而行，謂之不道；殘民以逞，謂之不仁。雖曰『魯君欲之』，亦吾子所當救正者也。子未聞君子事君之道乎？蓋君子之事君也，積誠感動，平時有輔養之功，盡力維持，隨事有箴規之益。君不向道，則務引之於當道，使事事合理，而一毫非僻之事不行；君不志仁，則務引之以志於仁，使念念合理，而一毫殘忍之念不作。此所以君無失德，臣無阿意，而常保其國家也。子誠能亟止伐齊之師，而勿以殃民為事，勿以戰勝為功，則無愧於君子事君之道矣。」按，孟子引君當道一言，可為萬世人臣之法。然孟子歷說齊、梁之君，而終不能挽之於王道，則可見盡忠補過，固在於臣；而尊賢樂善，則系乎君。人主誠能虛心任人，然後君子得行其志，而治功可成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孟子見得戰國之時，人臣惟務富強之術，以阿時好，而其君皆信任之，至蠹國殃民而不悟。故警之說：「人臣事君，惟當正言匡救，以向道志仁為先；不當曲意逢迎，以富國強兵為事。乃今之事君者，何其謬也！見其君樂於聚財，則以興利之說進，揚揚然自誇其能說：『我能為君開闢土地以盡地利，充實府庫以聚貨財。使用無不足，欲無不遂。』這等有才幹的，在今日必以為良臣矣。然非暴征橫斂，窮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拂民從欲，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黷貨為務，是一桀而已。乃又為之剋剝攘奪以富之，是以貪濟暴，謂之富桀可也。夫君日益富，則民日益貧，必至於困苦無聊而已，非民賊而何？」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與國，是交好的鄰國。
孟子承上文說：「今之事君者，見其君喜於用兵，則以戰勝之說進，揚揚然自誇其能說：『我能為君連合與國，以壯聲勢；每戰必勝，以樹勛名，使威伸列國，功蓋天下。』這等有謀略的，在今日亦必以為良臣矣。然非興師動眾，糜爛其民，何由得之？是亦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黷武為事，是一桀而已。乃又為之奮勇爭鬥以輔之，是以威助虐，謂之輔桀可也。夫師旅日興，則死亡日眾，必至於離散無餘而已，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承上文說：「今之人君，皆以民賊為良臣者，豈不以國富兵強，遂可以取天下乎？然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而已。今剝民之財以為富，殘民之命以為強，其道則權謀功利，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則兼併攻奪，非先王之善俗也。若率由今日之道，而不能變今時之俗，上下相安，承敝襲陋；則雖與之以天下，而人心不歸，國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將起而奪之，危亡之禍，可立而待也。安能以一朝居乎？」夫富強之臣，其無益於人國也如此。而時君世主，顧乃偏信獨任，貪近利而忘遠圖，亦獨何哉？欲保天下者，必力行仁義，以固結人心而後可。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白圭，是周人，名丹。貉，是北方夷狄之國。
白圭見得當時賦斂太重，民力不堪，故問於孟子說：「國家因地制賦，固不能不取諸民。然如今之稅法，則甚重矣。吾欲於二十分之中而取其一，使上不妨於經費，下不病於誅求，不識夫子以為何如？」孟子答說：「為國者當有公平正大之體，立法者當為經常久遠之規。故什一而稅，乃堯、舜以來所以治中國之道也。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則是貉之道而已。以貉之道治中國之民，必有窒礙而難行者。子之言何其陋哉！」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陶，是燒造瓦器。朝食叫作饔，夕食叫作飧。
孟子既以白圭之論為難行，又詰問之，說：「治國之必資於賦，就如用器之必資於陶也。且如萬室之國，生齒甚繁，而但使一人燒造瓦器以供其用，則將為可乎？」白圭答說：「不可。蓋用器既有萬家，而制器乃止一人，以有限之力而供無窮之用，何以能足？其勢有所不可也。」夫一人之陶不足以供萬家，則二十取一之賦不可以治中國，可類推矣。故孟子因其問而曉之說：「吾以子之道為貉道者，何哉？蓋貉人之國，地高氣寒，五穀不能生長。惟黍米一種，耐寒而生，物產甚薄，既無以為納貢之需矣。且其居處無常，制度未備，無城郭宮室之營造，無宗廟祭祀、犧牲粢盛之備辦，無諸侯交際之幣帛、燕享之饔飧，無百官有司之廩祿。習俗如此樸陋，用度如此其省約，故雖二十取一，亦可以充足而有餘耳。此在夷狄則然，豈可例論中國哉？」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孟子承上文說：「華夷之界限不同，而制度之繁簡亦異。居貉之地，則可以行貉之道耳。今居國中，處冠裳文物之區，有君臣祭祀交際之禮，以綱紀人倫，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祿，以任用君子，不可無也。今欲二十而取一，則交接之禮儀盡廢，是去人倫矣；建設之官屬盡省，是無君子矣。如此，則何以立國？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哉！吾就子之所明者而譬之。且如萬室之國，陶以一人，用器者多，而供給者寡，則必不可以為國，子固知之矣。況中國之大，不止於萬室；養君子以敘人倫，不止如陶人之制器而已。使國無君子，則綱常何以扶植？政教何以推行？又豈可以為國乎？君子不可無，則經用不可廢，二十取一，自不足用矣。子欲舍什一之法，而從事於貉道，幾何不胥中國而為夷狄哉？」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又告白圭說：「中國之地，乃堯、舜以來相傳之土宇，則賦稅之法，亦當從堯、舜以來所定之章程。故什一而稅，上可以足國，而下不至於病民，此堯、舜之道，萬世無敝，人不得以私意而輕重之者也。從古至今，其取諸民者，惟貉為最輕，惟夏桀為最重耳。今欲更制立法，以堯、舜之道為可損而欲輕之，則因陋就簡，而與貉同道，彼為大貉而吾亦小貉矣。以堯、舜之道為可加，而欲重之，則橫徵暴斂，而與桀同事，彼為大桀而吾亦小桀矣。桀固不可為，貉亦豈可為哉？子當守堯、舜之道，以治中國之民。若曰二十取一而足，吾未見其能行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丹，是白圭的名，周人。
白圭曾築堤壅水，注之他國，以除一時之患。乃自誇其功於孟子說：「古今稱治水者，必歸於禹。然禹之治水，用力甚勞，歷時最久。今丹之治水，堤防一築，泛濫即除，不必四載之勤、八年之久也，豈不勝於禹乎？」孟子斥之說：「有非常之人，然後能建非常之功。神禹之功，萬世莫及。而子自負其能，欲加於神禹之上，吾竊以為過矣。昔禹之治水，豈嘗用其私智、以穿鑿為能乎？亦豈嘗急於近功、以堤防為事乎？蓋水有自然之性而不容強，有必由之道而不可遏。故禹惟因水之道，順而治之，或上流有所湮塞，而不得循其故道，則因而為之疏瀹；或下流有所泛溢，而不得歸於正道，則因而為之決排：此蓋以水治水，而不以己與之者也。萬世而下，稱其平成，永賴之功，而尤服其行所無事之智者，蓋以此耳。今子壅水而注之鄰國，尚不知治水之道為何如，而顧自以為功，求勝於禹，不亦過乎？」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壑，是低洼受水之處。
孟子承上文說：「水性就下，而海則地勢之最下者也。禹惟順水之性，故因勢而利導之，雖千支萬派，無不使之奔趨于海，是以四海為受水之處，而各得其所歸；所以水無逆行，而民無墊溺也。今吾子之治水，堤防於此，而灌注於彼，是以鄰國為受水之處，而移禍於他邦；雖暫免一國之患，而人之遭其陷溺者多矣。其視以海為壑者，不亦異乎。蓋水性可順而不可逆。逆而壅之，則泛濫四出，洚洞無涯，這個叫作洚水。所謂洚水者，即堯時之所謂洪水也。洪水為災，則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是乃仁人之所深惡者。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使洪水之害及於他邦，其為不仁甚矣。禹之治水以導利，子之治水以貽害，乃又居以為功，求勝於禹，豈不過哉？」按，白圭之在當時，以薄賦，則欲輕於堯、舜之道；以治水，則欲多於神禹之功：此皆以私智邪說惑世誣民者，故孟子辭而辟之。非孟子，則堯、舜之道不明，神禹之功不著矣。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是明理自信的意思。執，是有持守。
孟子說：「君子於天下之事，灼然有定見，而自信不疑，這叫作亮。確然有定守，而特立不變，這叫作執。執則臨事有擔當，才能有成；而惟亮，則先事有主宰，才能有執，此應事接物之准也。若使研窮未到，造詣未深，道理上不曾分明，心體上不曾透徹，則事到面前，未免有影響之疑，二三之惑，方以為可行，又以為可止，非頹靡而不振，則遷就而不常，豈能有所執持，而成天下之事乎？信乎亮之不可無也！然所謂亮者，須要實見得是，方能信理信心。不然，則亦磋徑之小信，執一而不通者耳。」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所謂「亮」，即孔子所謂「貞」也。此又不可不辨。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名克。
時魯君知其賢，欲用之以執國政。孟子聞之，對門人說：「樂正子見用於魯，是賢人得志之時，吾道可行之會，吾喜之甚，至於忘寢而不寐焉。」孟子蓋深知樂正子之所長，故喜之如此。公孫丑乃問說：「人必有用世之全才，然後可以當大任。夫子喜樂正子之為政，必為其才有足取矣。不知樂正子之為人，果強毅有執，可以擔當大事者乎？」孟子答說：「否。強固彼之所短也。」丑又問：「樂正子果知慮有餘，可以裁決大議者乎？」孟子答說：「否。知慮亦彼之所短也。」丑又問：「樂正子果多聞博識，可以理繁治劇者乎？」孟子答說：「否。多聞識亦彼之所短也。」蓋是三者，皆當時之所尚，而非樂正子之所長，故公孫丑疑而歷問之。然樂正子之抱負，有超出乎三者之長，而不囿於習俗之所尚者，公孫丑蓋未之知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公孫丑又問孟子說：「今之為政者，皆以強力、知慮、多聞為尚，而樂正子皆無之，則無以居其位而稱其職矣。夫子乃為之喜而不寐，何為者哉？」孟子答說：「為政者不以一才一藝為長，而以兼容並包為度。樂正子雖無赫然可見之才，而其為人，則善人也。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心誠好之，不啻己出，汲汲然惟恐求之弗得、取之弗廣者，此則樂正子之所長而已。」公孫丑又問說：「魯，大國也。執政，重任也。好善一節，便足以治魯國乎？」孟子答說：「善之出於己者有限，而善之資於人者無窮。為政者患不能好善耳，誠能好善，則虛懷雅量，足以容賢；開誠布公，可以廣益。由是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且綽綽乎治之而有餘，況區區一魯國乎？然則勇、知、多聞不必兼備於己，而得位行道，自可以建立於時。吾之所以喜而不寐者以此。」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孟子承上文說：「吾謂好善優於天下者，為何？蓋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也。苟能不炫己之才，而惟好人之善，則虛而能受，如江海之納眾流；大而有容，如天地之包萬物，將見風聲所播，意氣所招，不但相識的人益思忠告，近處的人皆來親附，就是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外的，亦莫不感同氣之相求，幸善言之可售，皆不憚涉遠而來，告我以善矣。至是，則強者效其力，智者獻其謀，多聞者程其藝。合天下之見聞，資一國之治理，何所處而不當乎？我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此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是自足其智，不嗜善言的模樣。
孟子又告公孫丑說：「天下之治，用人則有餘，自用則不足。未有不親善士，不受善言，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夫苟自恃其才，不知好善，平時妄自尊大，視天下之人個個都不如我；且好自稱夸，謂天下之事件件無有不知。這風聲一傳，則天下之士聞之，必將私議說：『此人訑訑然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卻又自言「天下之善，我既已悉知之矣」。』這樣的聲音、顏色，人皆知其無受善之心，非惟緘口而不言，抑且望風而遠去，是拒絕善人於千里之外也。夫君子小人，相為消長，使直諒多聞之士，自絕千里之外而不肯來，則讒諂面諛之徒，必然阿意取容，相繼而至矣。讒諂面諛之人常在左右，與之游處，則所聞無善言、所見無善行，政事日非，而禍亂將作矣。求國之治，何可得乎？夫惟好善則有休休之度，無之容；有直諒多聞之賢，無讒諂面諛之士；善言日進，善政日修，其於治天下，何難之有？此好善之優於天下，而樂正子之為政所以為可喜也。」按，孟子此言，於治道最為關切。人君處崇高富貴之地，正士易疏，而佞人易親；諛言多順，而忠言多逆。使非誠心好善之主，未有能任賢不貳、納諫如流者也。故好問好察，虞舜之所以聖；飾非拒諫，商紂之所以亡。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陳子，名臻，是孟子弟子。就，是仕於其國。
陳子問孟子說：「今之君子，急於求仕，苟且以就功名，固不可。然不仕無義，但以隱為高，亦不可。不知古之君子，何如而後肯仕乎？」孟子答說：君子之處世，不必於仕，亦不必於不仕，只看道理何如，遭際何如。如其可就則就之，固未嘗絕人而逃世，其所就有三焉。如其可去則去之，亦不肯枉己以徇人，其所去亦有三焉。或所處之地不同，或所遇之人不一，故其去就之跡，有不能一律而齊者。然就非貪位，去非好名，亦各盡其道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隨時處中而不失其正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孟子既明君子之去就有三，乃歷數以告陳子，說道：「自古國君之於賢者，其上則能用之，其次能敬，其下能養。這三件禮有厚薄，而君子所視以為進退者，恆必由之。如使為國君的，有樂道忘勢之心，有任賢圖治之志；其始則屈己以迎之，內致其敬，外盡其禮，且欲虛懷以聽之，說道：『吾將採納其言，見諸行事。』這乃是可與有為之君，吾道大行之機也。君子方欲輔世長民，擇君而事，豈得不委身而就之乎？使其言果得行，義無可去，則君子亦將久於其國矣。其或禮貌之恭敬雖若未衰，而言論之敷陳終不見用，則任賢之意不專，求治之心不篤，雖有禮文，不過虛拘而已。君子以道自重，見幾而作，豈得不潔身而去之乎？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君子之去就，此其一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孟子又告陳子說：「君子得君而事，言聽計從，固所深願，然而不可必得也。其次則在人君禮遇之何如。若進見之始，情意未孚，雖未即採納其言，見諸行事；然接待之間，內致其敬，外隆其禮，未嘗有一毫慢易其心，這猶是敬賢禮士之君，足用為善之機也。君子進必以禮，豈得不欣然而就之？如使禮意之勤，始終無替，君子亦不輕去也。及禮貌衰薄，漸不如初，此非為他，好所移，則必為小人所間，是亦不可與有為矣。賢者避色，豈得不毅然而去之乎？是蓋以禮意之盛衰，決吾身之進退。君子之去就，又其一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又告陳子說：「君子以禮貌為去就，已非其為道之本心，然亦不可必得也。又有下一等的，其君既不能用，又不能敬，使賢者身處固窮，朝夕之間，俱不能食，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其簡賢棄禮如此。既而聞之，乃始悔過，說道：『賢者在吾國中，大則當推心委任，小則當不時周給。今吾大者不能行其道，使盡展經綸，又不能從其言，使隨事補益，則已失待賢之禮矣。乃至困郁無聊，飢餓於我之土地，是又不能盡養賢之道，吾之恥也。』於是致其供饋以周之。夫君之於民，固有周恤之義，而又有此悔過之言，揆之情禮，亦可受也。然豈濫受而無節哉？僅可以免死而止耳。夫周之可受，則有辭之饋，不可以終絕，是亦一就也。然受止於免死，則非義之交，不可以苟留，是亦一去也。君子之去就，又非其一乎！」合而觀之，則知行道者，君子之本心；禮賢者，人君之盛節。明主誠能任賢使能，各行其志，使天下仕者皆願立其朝，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於市。」
設版以築牆，叫作版築。士，是獄官。
孟子說：「天生聖賢，所以維持世道，康濟民生，不偶然也。然窮達有數，屈伸有時，往往有自困而亨者。如舜以聖人之德，踐天子之位，萬世稱為聖君。然側陋未揚之日，嘗耕於歷山，躬執耒耜，其發跡乃在於畎畝之中。使不遇堯，則一耕稼之農夫而已。傅說輔佐高宗，成中興之業，是商之良弼。然當初隱居傅岩，親操版築，就與做工的人一般。是其舉用乃在版築之間，何其賤也！膠鬲左右文王，成開創之功，是周之賢相。然當初身親貿易，鬻販魚鹽也，與做商賈的一樣。是其舉用乃在魚鹽之中，何其陋也！這兩人都是王者之佐，使不遇高宗、文王，則終身工賈而已，誰則知之。管夷吾相桓公，一匡天下。然其始嘗拘囚縲紲，桓公釋之以為相國，是薦舉於士師之中者。孫叔敖相楚莊，以霸天下。然其始嘗隱處海邊，莊王用之以為令尹，是薦舉于海濱之野者。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然其初混跡市廛，穆公拔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是乃舉於市井之中者。這三人，都是霸者之佐，使不遇三君，則終身罪廢而已，誰則知之。」夫自古聖賢，雖君相異位，王伯異術，然皆起於困窮拂郁之中，則天意之曲成，蓋有在矣。張子《西銘》有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即此意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大任，是重大的責任。空，是窮。乏，是絕。拂，是背戾。曾字，是與增加的「增」字同。
孟子承上文說：「舜之為君，傅說諸臣之為相，皆天之所篤生，以濟世安民者。然皆起於困窮拂郁之中，這是為何？蓋為君為相，是世間極大的責任，必才全德備之人，才足以當之；而非備嘗艱難，更歷變故，則無以成其德而達其才也。故天將以君相之任付託於斯人，則必先置之困窮之地，內則苦其心志，使不得展舒；外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乏其身，使不得安養；見有行事，則違拂謬亂其所為，使不得稱意。這等樣愁苦無聊，真人情之所不能堪者，天豈無意於斯人哉？蓋良心多發於憂勤，而氣稟每縱於佚樂。經了這般挫折，則惕然而自奮，是所以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而使之益純也。受得這般貧苦，則泊然而無求，是所以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而使之益定也。又且磨鍊於人情，閱歷於世故，則聞見日廣，智慮日生，是又增益其才力之所不能，而使之充裕也。這等才全德備的人，出而當天下之大任，豈有不光明俊偉、超出尋常者哉？然則天之所以困之者，正所以厚之也。」嘗觀自古創業之君，皆以險阻艱難得之；而其後守成之主，多以豐亨豫大失之，則知天命無常，天心莫測，或以無虞而失國，或以多難而興邦。人主常能仰承天心，慎保天命，則祖宗之業，萬世無墜矣。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恆字，解作常字。衡，是不順的意思，作，是奮起。征，是驗，喻，是曉。
孟子承上文說：「自古聖賢，莫非天授；然必由困窮而後能興起，況常人乎！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必先有過失，乃能惕然省悟，幡然改圖，有所懲於前，則有所儆於後，人情大抵然也。蓋事未有不慎其始而能善其終者。中人之性，少有怠惰，或不能謹於平日；到那事勢窮蹙、倉皇失措的時候，其心困而不舒，其慮衡而不順，思前算後，都行不去了。然後悔過自新，奮然感發而興起，精神意氣都從那憤激中鼓動出來，而平時怠惰之失，庶幾其能改矣。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中人之資，少有昏昧，便不能燭於幾微；到那事理暴著、掩護不得的時節，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群譏眾訕，都堪不得了。然後反聽內照，豁然警悟而通曉，聰明智慧都從那障蔽中磨礱出來，而昏昧之失，亦庶幾其能改矣。」夫困心衡慮而作，則雖柔必強；征色發聲而喻，則雖愚必明。其與聖賢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其機一也。可見人不患其有過，而患其不能改。以成湯之聖，不稱其無過，而稱改過；以宣王之賢，不美其無闕，而稱補闕。欲為聖賢者，毋自棄焉。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法家，是法度世臣。拂士，是輔弼賢士。
孟子承上文說：「善心每發於憂勤，禍患常生於怠忽。過然後改，豈獨人情為然？就是治國之道也是如此。若使為人君者，有世臣大家謹守其法度，有忠臣賢士匡救其闕失，則內有所嚴憚，而不敢縱肆；有強大之敵國常畏其凌逼，有軍旅之外患常恐其疏虞，則外有所警懼，而不敢怠荒：此國之所由興也。若使入而在內，無法家拂士，則必親諛佞而廢箴規；出而在外，無敵國外患，則必懷宴安而忘警惕，將見心志日荒，政事日壞，而禍亂隨之矣。國豈有不亡者乎？」蓋治國之道，譬之治身、治家。治身者，以藥石攻疾，常惡其苦口，而不知補救之功大。治家者，以鈴柝警盜，常厭其聒耳，而不知防禦之益多。故人主不樂忠言，是諱疾也，疾將日深；不虞外患，是誨盜也，盜將日至：此必亡之勢也。故明君能容切直之言，盛世不忘無虞之戒。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總結上文說：「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但知安樂之可以得生、憂患之足以致死而已。今觀聖賢之成德，中人之改過，乃在於動心忍性、困心衡慮之餘；而國家之危亡，顧在於內外無虞之日。然後知人之生全，多出於憂患；而其死亡，多由於安樂：此其明效大驗，彰彰甚著者也。蓋人處憂患之中，則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有恐懼修省之誠，而無放僻邪侈之行，故可以成身，可以保國；譬如多病的人，兢兢保護，反得生全：所以說生於憂患。人處安樂之日，則求無不得，欲無不遂，盤樂怠傲之情多，而憂勤惕勵之意少，故大則亡國，小則喪身；譬如壯盛的人，恣情縱慾，反致死亡：所以說死於安樂也。」夫人情莫不惡憂患，而所惡有甚於憂患者，莫如死。亦莫不好安樂，而所好有甚於安樂者，莫如生。人能於安樂之中不忘憂患，則有生全之福，無死亡之禍矣。《易經》上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有國家者，宜三復於斯。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術，是教人的方法。不屑，是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的意思。
孟子說：「學者受教之地不同，君子教人之法亦異。故或與或不與，或抑或揚，無非因人而施，期於成就，其為教亦多術矣。如何見得教之多術？蓋人皆知教之為教，而未知不教之為教。彼進之門牆，列於弟子，有問則答，有惑則解，這固是教誨他。乃亦有習於不善，惑於異端，氣質未能變化，心志未能專一，則君子亦有不以為潔而拒絕之者，這叫作不屑之教誨。若使其人果能幡然悔悟，惕然省改，遂能易惡以至中，去邪而從正，這也是我教誨他一般。可見來而不拒，因才而篤者，固教也；拒而不納，使有激而興者，亦教也。」觀不教之為教，而教之多術可知矣。昔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曹交，皆是如此。然施教者，固必有曲成不遺之仁。受教者，尤貴有隨事修省之實。若因其不屑，而阻於上進，是則自暴自棄者耳，亦將如之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