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十四
盡心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君奉天子民，固當以好生為德。乃若殘忍少恩，不仁哉！其梁惠王乎？蓋仁者之心，主於愛人，故其用愛無所不至，親其親矣，而又推親親之心以仁民；仁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愛物。篤近以舉遠，由親以逮疏，充其一念惻怛之良，必至於無所不愛而後已，這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不仁之人，偏於慘刻，故其慘刻亦無所不至，暴殄百物未已也，而害且移之百姓；毒痡百姓未已也，而害且移之至親。薄者薄矣，而厚者亦薄；疏者疏矣，而親者亦疏。充其一念忿戾之私，必至於眾叛親離而後已，這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今惠王所為若此，安能免於不仁之禍哉？」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糜爛，是血肉潰爛。
公孫丑問說：「夫子譏梁惠王為不仁，謂其『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何說也？」孟子答說：「人君以土地視民，則所重在民，而土地為輕；以民視子弟，則所厚在子弟，而民為薄：此差等之較然也。今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爭地以戰，則驅無辜之民斃於鋒鏑之下，使之肝腦塗地，而遭糜爛之殃；既也以大敗之故，欲復戰而恐不能勝，則驅所愛之子弟殉於行陳之間，使之身先士卒，而冒死亡之患。是其因土地而荼毒生靈，既播其惡於眾；因生靈而貽禍骨肉，又割其愛於親，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殘忍如是，非不仁而何哉？」是時列國務於戰爭，輕人命如草菅，不止梁惠王為然。孟子舉其不仁之甚者以示戒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這是孟子追論春秋諸侯無王之罪，以警戒當時的意思。
說道：「大凡征伐之舉，必天子出命以討罪，諸侯承命以行師，方可謂之義戰也。若《春秋》之書，所載戰伐之事固非一端，然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譏，無有一件以為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容有假尊王之名、竊攘夷之號，興兵致討，為彼善於此者，如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貢；城濮之役，遏荊楚之侵陵，此類是也。然此特比於叛義悖理之舉為少優耳，何嘗足以為盡善乎？彼其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征者，以上伐下之名，惟天子得而專之也。若同為諸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這叫作敵國。敵國之中，如有強侵弱、眾暴寡者，當上告天子，聽命誅討，無有相征伐之理；使敵國相征，則為擅興師旅而無王矣。今春秋之時，皆敵國相征，非有以上伐下之權；犯義干紀，乃王者之罪人也，安得有義戰乎？宜孔子之致嚴於書法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成》，是《周書》篇名。策，是竹簡。流，是漂流。杵，是舂米的杵子。
孟子見當時好殺之君，多藉口於武王伐紂之事以自解，故辯之，說道：「《書》以紀事為義，本欲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然亦有事掩於書詞、詞浮於實事而不可盡信者。學者惟識其大義足矣，若但執過甚之言，而皆信為必然之事，不惟無以明聖賢之心，且適滋後人之惑矣。豈如無《書》之為愈哉？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成》一書，乃武王伐紂既歸，而史官作以紀事者也。其簡篇固為甚多，吾於其間，僅取其所稱奉天伐暴、反政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如所謂血流漂杵之一言，以理斷之，仁人之師，上奉天討，下順民心，天下自然莫與之敵；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必有兵不血刃而人自歸附者，何致與商紂師徒為敵，至使血流漂杵，若是之慘酷乎？即此推之，《武成》之不可盡信也，明矣。今乃有指古訓以逞其殺戮之心，如時君世主之為，非惟得罪於天下，實得罪於武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孟子見當時之臣，務導君以戰伐之事，故警戒之，說道：「兵凶戰危，本非國家之利也。如有人自誇其能說：『我善為陳，而整飭行伍；我善為戰，而決勝交鋒。』斯人也，上不顧國家之安危，而惟引君於貪忿；下不恤生民之利害，而惟陷人於死亡，乃負天下之大罪，不容於有道之世者也。夫善戰善陳，不過一人之敵而已；誠使國君好仁而不嗜殺人，以寬代虐，以治易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之以為君，而人自無與為敵者矣，奚用此善陳善戰之臣為乎？我嘗有感於商、周之事矣。昔成湯征葛伯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都相顧而說：『我等四方之人，均一憔悴於虐政者也。湯興弔民伐罪之師，何不先來救我，以蘇重困，而使我獨後於他人乎？』夫以成湯之師一出，而人心冀望如此，誰敢抗之者哉？好仁無敵，此正其一驗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革車，是兵車。虎賁，是勇士。若崩厥角，是叩頭至地，如獸角崩墜有聲一般。
承上說：「昔武王伐殷紂也，革車止三百輛，而車馬未見其盛；虎賁止三千人，而士卒未見其多，宜乎其易敵矣。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與商民說：『爾等不必畏懼。我今伐紂，為他恣行暴虐，使爾等困苦不堪，故來安寧爾等，非與百姓為仇敵也。』商民聞之，歡欣感激，都來武王面前，稽首至地，就如獸角崩墜一般。夫王言一布，而人心傾服如此，又誰敢抗之者哉？好仁無敵，此又其一驗矣。」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承上文說：「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者，其故何哉？蓋征之為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如葛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不仁，武王則以大義正之。於時百姓為暴君所虐，苦不聊生，方欲仁人以仁義之師來正己之國也，故未至而望若雲霓，既至而喜若時雨，如四夷之延頸以待、商民之稽首以迎，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焉用戰為乎？」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以戰陳之事邀功啟釁，使上下均被其殃，其罪真不容於死矣。用人者，可不以之為鑑也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說：「君子設教以覺人，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在學者之自得而已。不觀諸曲藝乎？彼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教人之法，但能與之以規，曰：『如此而為員。』與之以矩，曰：『如此而為方。』循其一定之制，導之使從，這是其可能者也。若由規矩而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機發於心，而妙應於手，乃所謂巧也。斯則不泥於成法之中，而又不出於成法之外，師不得以言而傳於弟子，弟子不得以言而受於師，惟在人之自悟何如耳，安能以此而教人哉？然則聖賢之道，下學可以言傳，即規矩之謂也。上達必由心悟，即巧之謂也。學者要當會道於心，以俟其自得之機；豈可求道於言，而疑其有不傳之秘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是乾飯。袗衣，是彩妝錦繡之衣。二女，即堯女娥皇、女英。果，是侍側。
孟子說：「常人之情，處貧賤則多慕於外，處富貴則易動於中。惟是大舜，方其隱於側微之日，所飯者干糗，而粗糲不堪；所茹者野蔬，而虀鹽不足：其貧賤極矣。舜之心，乃不以此為憂，而安於所遇，若將守窮約以終身焉，非惟不冀未來之富貴，且忘見前之貧賤矣。及其升於帝位之時，被五章之服，而有黼袞以華其躬；鼓五弦之琴，而有音樂以適其性，且侍之以堯之二女，而內助又得其人：其富貴極矣。舜之心，亦不以此為喜，而視之欿然，若己所固有而無與焉，非惟不追已往之貧賤，且忘見在之富貴矣。窮達之遇不同，而聖心之天常泰。此正所謂大行不能加，窮居不能損者也。非有得於性分之理，惡能不移於外物之感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見當時列國讎殺無已，有感而說：「我以前但知殺人之親為不可，而不知其禍之甚重也；自今而後，乃知殺人親之重矣。何也？夫親莫大於父兄。人之有父兄，猶我之有父兄也。今人但知殺人之父兄，便以為快；不知天道有好還之理，人情無不報之仇，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然則初心本非忍於自殺其父兄也，此往彼來，其中特間一人耳，其實與手刃父兄者何以異乎？」夫始於戕人之親，而終於自戕其親，為人子弟者，當惕然省矣。苟能反而觀之，則愛人之親者，人必愛其親；敬人之親者，人必敬其親，其理不可以例推也哉？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御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關，即今各處鈔關。
孟子說：「事有在古為良法，而在今為弊政者。不特大者為然，即關市亦有可見者矣。何也？古之為關者，重門擊柝，以時啟閉。故有異言者則譏察之，有異服者則譏察之，將以御止暴客、警備非常而已，初未嘗征其稅而為暴也。今之為關者，譏防不謹，而稅課是圖，商貨之出必有徵，商貨之入必有徵；古人御暴之處，適為今人行暴之資而已。如此，安望行旅有即次之安、商賈懷出途之願乎？」即是推之，凡以私而壞公、因利而害義者，將不止於關市之一事矣。世道不重可慨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說：「斯道本通於人己之間，以此行己，以此率人，皆未有能外是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綱常未立，倫紀弗修，則己既不正，焉能正人？雖妻子至近，欲責使妻盡妻道、子盡子道，亦將導之而不化矣，況其遠者乎！如使人不以道，工作非時，奔走無節，則己所不願，焉能強人？雖妻子至親，欲責使妻供夫命、子供父命，亦將驅之而不從矣，況其疏者乎？然則欲道之即行、令之即從，無他，惟在本諸身者皆合於道而已。誠合於道，雖家邦可達，蠻貊可行，而奚有於妻子之率從哉？」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說：「君子處世非難，自處為難。蓋世之邪正系乎人，而德之修否存乎我也。故人之為生，有遭凶荒而飢死者，由於利之不足耳；苟使家有餘資，廩有餘粟，財貨如此充盈，雖當凶荒之年，可無匱乏之患，必不致飢餓轉徙，而罹死亡之禍矣：是周於利者之足以自贍如此。人之修身，有當邪世而搖亂者，由於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備諸己，道德積諸躬，將見識趣高明，持守凝定，雖當淫詖之世，亦有貞固之操，必不致改其素行，而從邪慝之俗矣：是周於德者之足以自立如此。」然君子不幸而遭邪世，又非徒卓然自守、能立於風靡波流之際為可貴也；必將撥亂反正，以抒其素所蓄積而後已。是世道且待我以易，而人心不至於陷溺者也。若止於硜硜自全，以獨善其身，則斯世終何賴乎？此又孟氏未發之意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說：「觀人者，不當據其跡，而當察其心；不徒徇其名，而當考其實。彼讓，人之所難能也；以千乘之國讓人，尤人之所難能也。然有一等好名之人，心在於竊虛聲，則雖千乘之國，可以取於人也，亦將辭之而不居；心在於獵美譽，則雖千乘之國，未可以與人也，亦將委之而不吝。若此者，非真能輕視富貴、而忘得失之念也，不過矯情飾貌，而干廉讓之名耳。這等干名的人，原其詐偽之心，若將以人為可欺，而本無能讓之實，則其真情固難掩。蓋真能讓國的人，表里一致，始終一節，自然沒有破綻處。苟非其人，雖能讓千乘之大國，而於一簞之食、一豆之羹這樣的小節，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反不覺其計較之念見於顏色之間矣。是非能舍於大而不能舍於小也，前日之讓國，為名譽所強也，故不勝其矯飾之私；今日之動色，乃真情所發也，故難掩於輕忽之際。」此觀人者，當察其心，而不可輕信其跡；當考其實，而不徒徇其名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說：「為國之道固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事，是在人君知所重而急圖之耳。今夫國之所恃以光重者，以有仁賢為之輔也；苟信任弗專，而存一猜疑之心，或外親而內疏，或始合而終間，則賢者皆隳志解體，望望以去，而朝廷之上無復有所倚賴矣，國其有不空虛者乎？國之所恃以綱維者，以有禮義為之防也；苟縱肆弗檢，而自壞中正之制，則名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逼下僭，日入於悖亂，而終莫之救矣，國其有不亂者乎？國之所恃以充裕者，以有政事為之具也；苟廢墜弗修，而全無經理之方，則其源無以開，其流無以節，將民貧國耗，日憂於匱乏，而終莫之贍矣，財用其有能足者乎？」夫論治法，固三者均重；而論治人，惟仁賢為先。人君誠能取仁為輔，任賢勿貳，則禮義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而盛治可必臻矣，尚何亂與不足之足患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說：「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且如不仁之人，本不可以得國也，然或遘昏庸之會，逞私智之巧，上以力而脅其君，下以術而愚其民，則以一夫之身而盜千乘之國者，容有之矣，如田恆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吾恐四海若是之廣，兆民若是之眾，欲以力制之，而至柔者不可以威屈；欲以術愚之，而至神者不可以計欺。求其能成混一之舉，而遂僥倖之圖者，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其必如三代之仁，而後可望天下之歸耳。」蓋天命之不可妄干、神器之不可虛據如此。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說：「大凡國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人皆知君為尊，社稷為重，而不知民之所系更甚切也。以我言之，民雖至微，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雖無可尊之勢，而有可畏之形，民其至貴者也。社稷雖系一國之鎮，然民以土為供，而報祀為民生而報也；民以食為天，而祈谷為民命而祈也，不可與民而並論矣，所以說社稷次之。至於君，雖為神人之共主，然臨撫兆庶，皆由於民心之愛戴也；保守疆土，皆由於社稷之安寧也，又不可與二者而並論矣，所以說君為輕。」夫君、民、社稷輕重之等有如此。為人君者，可不以民、社為重，而日兢兢以計安之乎？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是田野間小民。
承上文說：「吾所謂民為貴者，何以見之？蓋田野小民，其勢則微，其分則賤，若無足畏，然其心未可以易得也。若使能得丘民之心，群黎百姓，無不心悅誠服，則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向，可以履帝位而為天子矣。若夫天子雖至尊貴，然得天子之心，而為天子所寵遇，不過得為五等之諸侯而已，豈能比得於丘民之心者哉？諸侯雖亦尊貴，然得諸侯之心，而為諸侯所信任，則不過得為三命之大夫而已，又豈能比於得丘民之心者哉？夫以得天子、諸侯之心，猶不若得丘民之心，是可見民心之向背，所關為最重也。吾謂民為貴者，蓋有見於此耳。」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承上文說：「吾謂君輕於社稷者為何？蓋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諸侯淫佚無道，致敵國之侵陵，而動搖其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君位之存亡，繫於社稷之安危，是可見社稷為重、君為輕也。吾謂社稷輕於民者為何？蓋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克備其享獻之物，春焉而祈，秋焉而報，不愆其祭祀之期，君不失禮於神，神宜造福於民也；乃不能御災捍患，或恆晹而旱乾，或淫潦而水溢，則當毀其壇，更易其地以祀之，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社稷之更置，繫於生民之利害，是可見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合而觀之，國以民為貴，不益可見乎？」嘗考《書經》有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知君為最貴。孟子乃謂「民貴於社稷，君為輕」者，何也？蓋《書》之言，所以示萬世之為臣者，不可不知君道之尊；孟子之言，所以示萬世之為君者，不可不知民、社之重。知民、社之重，而兢業以圖存，乃所以自成其尊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親炙，是親近熏炙。
孟子說：「行造其極之謂聖人。既謂之聖人，不但可為法於當時，雖自一世遞至百世，猶可以師表於無窮也。所謂百世之師，誰足以當之？伯夷、柳下惠者，是其人也。蓋伯夷雖往，而清操如在，故今聞其風者，即愚頑之夫亦變而有知覺，怯懦之夫亦變而有立志，無不以其清為師者也。柳下惠雖往，而和德如存，故今聞其風者，即偷薄之夫亦變而為敦厚，粗鄙之夫亦變而為寬大，無不以其和為師者也。夫以伯夷、柳下惠振起於百世之上，時不為不久，而清風和氣，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興起，此豈可以幸致哉？蓋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德既已造於聖人地位，所以能師表百世而感人於無窮也。自非聖人，求其感人於當時且不可得，而況能感人於百世之下乎？以百世之下，猶尚感發如此，況幸而生當其時，親炙其清和之范，日囿於薰陶之中，其漸磨變化，將不知當何如者，豈但聞風而興起乎哉？此所以稱為百世之師也。」學者欲有聞於世，而垂模範於後人，可不以聖人為法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說：「天下之理，存之於心則為仁，措之於事則為道，而要之皆切於吾人之身者也。故人皆知吾性之有仁矣，而不知仁非他也，在天為生物之心，在人為有生之理，乃即人之所以為人者也。蓋人有是形，必有所以綱維是形者，仁是也；非仁，則形骸雖具，不過有是血肉之軀而已。人有是氣，必有所以主宰是氣者，仁是也；非仁，則氣體徒充，是亦蠢然之物而已。所以說仁也者，人也；求仁於人之外，不可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單說人，則物固無所恃以立；若單說仁，則理亦無所恃以行。惟是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性依形以附麗，而率性之動始彰；氣載理以推行，而踐履之能始著。大而天常人紀，小而日用事為，坦然為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即此而在矣，道豈非合仁與人而為言者哉？」夫有此人，即有此仁，則仁固非由於外至；而體此仁即成此道，則道亦不可以遠求矣。世之外心以求仁、外身以求道者，豈不惑哉？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說：「君子當去國之日，固以潔身為貴，尤以合道為難。昔者孔子仕魯，不合，嘗去魯矣。其去魯也，自言說：『遲遲吾之行也。』殆有去而不忍遽去者焉。夫義不可留，即當勇退；乃遲遲其行者，非濡滯也，蓋魯為父母之國，以恩為主者也。若一不合而急遽以去，其如顯君相之失何？故寧過於緩，無過於急，用意忠厚，去父母國之道當然也。及其仕齊，不合，亦嘗去齊矣。其去齊也，炊不待熟，以手承水取米而行，時刻不少停焉。夫義不可留，固所當去；乃不俟終日，非急迫也，蓋齊為他國，以義為主者也。若義不合而遷延不去，其如失自重之道何？故寧過於急，無過於緩，見幾明決，去他國之道當然也。夫孔子之去國，遲速各適其宜如此。此所以為時中之聖，而非一節之士可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指孔子說。戹字，與厄字同，是困窮的意思。
孟子說：「孔子大聖，抱道終身，宜乎行無不得，何至困窮？然當時轍環天下，至陳、蔡二小國之間，乃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其厄甚矣！何以至此？蓋君子處世，上而君用之，則其交在上；下而臣薦之，則其交在下。惟有上下之交，故無困厄。當時陳、蔡二國，上不知孔子，而無能用之君；下不知孔子，而無能薦之臣。上下無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於厄耳。此於孔子之道固無所損，而陳、蔡二國之君，既不能舉，又不能養，使飢餓於我土地，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貉稽，是人姓名。理，是賴。憎字，當作增字，是增益的意思。悄悄，是憂患的模樣。慍，是怒。肆，是發語辭。隕，是墜。問，是聲譽。
昔貉稽問於孟子說：「人之譽望顯揚，本賴於眾口；今稽每遭人之訕謗，是於眾口甚無所利賴也，奈何？」蓋未免有尤人之意，而不知自反。故孟子答說：「毀譽由人不可必，修為在我所當盡。雖為眾口所訕，何傷乎？夫為士者，仁修而不能保其謗之不興，德高而不能必其毀之不來，較之常人，眾口之訕愈益多耳。試把自古兩個聖人增茲多口的來說。孔子，聖人也。然在當時，上下無交，讒毀時有，或譏其棲棲為佞，或笑其累累無依；沮於晏嬰，毀於武叔，且不免見慍，而重為世道憂。那《邶風》上說『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孔子之謂也。文王，聖人也。然在當時，蒙難正志，明夷利貞，或高忌其文明，或卑訾其柔順；譖於崇侯，拘於羑里，亦不免見慍，而終不足為聖德累。那《綿雅》上說『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此文王之謂也。夫以文王、孔子之聖，而多口且如此，況其下者乎？由是觀之，人患不能為孔子、文王耳；群小之可憂，慍怒之不殄，固無傷也。子亦求盡其在我者而已，何以不理於口為病哉？」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是明。昏昏，是暗。
孟子說：「自古聖賢之治，如《堯典》『克明峻德』，而推之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大學》『自明明德』，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己及人，自內達外，都有個本原。故賢者欲求於天下，必先求於身，省察克治，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國、天下之人，同歸於明德：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之為治者則不然，不求諸身而求諸天下，未能省察克治以自明其德，而乃以法制、禁令責人；以其身之所無，欲使親睦於家、平章於國、協和於天下，必無是理也。這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夫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是以躬行率之，賢者之治所以不令而從也。暗於己，而求明於人，是以刑政驅之，今之治所以雖令不從也。然則有治人之責者，可不先於自治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是小路。蹊，是人行處。介然，是倏然之頃。用，是由。路，是大路。為間，是少頃。
高子雖游於孟子之門，而用心不專。孟子恐其不足以入道，故教之說：「理義之在人心，若大路然，本無障蔽然，然要在學者時時省察，不使一息間斷，則良心方長為我有。不觀山徑之蹊乎？山中小徑可容人跡之處，本非大路，若使倏忽之頃，往過來續，由之者不息，則向之小路從新開闢，可以成蕩蕩平平之大路矣；及其既成路之後，使少頃之間，人跡罕至，由之者不繼，則茅草乘間而生，將前路都阻塞了，反不如小路之可行矣。夫此一山徑之蹊，介然共由，則成路甚易；為間不用，則阻塞不難。可見理義即人心之大路，物慾即人心之茅草，存亡出入之機，亦只在一念須臾之際，不可不慎也。今子本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但存養未幾，而放失繼之，聰明為耳目所蔽，湛一為攻取所乘，就如茅草之塞路一般。路以茅塞，或有他徑可由；心以茅塞，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可不知所儆惕哉？」孟子此言，不獨為高子而發，實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理亂得失之機。後之有天下者，能時時講明學問，以培養此心；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庶可免於茅塞，而所行皆正路耳。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聲，是音樂。尚，是高出的意思。追，是鐘紐。蠡，是齧木蟲；鍾鈕將絕，有似為蟲所齧的模樣，故叫蠡。軌，是車轍跡。
高子問於孟子說：「先聖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一般是治世之聲，然自今日觀之，禹之聲比文王之聲，似高出於上而不可幾及者。」孟子詰之說：「子以禹之聲過於文王，果何所據而云然？」高子答說：「樂之優劣，視人用之多寡何如耳。吾觀禹之鐘紐，如蟲齧而欲絕，此必愛慕其音而用之者多，故至於此。若文王之樂則不然，即便見他不及禹處，吾言非無所據也。」孟子乃曉之說：「我只道子有獨得之見聞，所以能為出奇之議論。若止據追蠡之跡，是奚足以知聖樂哉？試以車轍言之。城門車轍之跡獨深於城中，子之所明知也。然城門之軌，豈是一車兩馬之力遂能使其獨深乎哉？蓋城中之途，車可散行，故其轍跡淺；城門惟容一車，眾車莫不由之，歲月既久，往來者眾，而車轍之跡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則禹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前，雖不多用而紐自敝；文王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後，雖多用而器猶新。蓋時之先後不同，正猶車轍之淺深以地之廣狹為異耳，豈有所優劣於其間哉？」夫聞樂可以知德。聖人本無不盛，高子未知聖人之德，宜乎不能觀樂之深矣。
齊飢。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搏，是徒手搏擊。之野，是適野。負，是依。嵎，是山曲。攖，是觸。
初，孟子居齊時，適值歲飢。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民矣。至此又飢，國人復有發棠之望。陳臻乃問於孟子說：「齊國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蒙賑濟之恩。今歲復告飢，民間就以發棠之請當了故事，指望夫子再為之言。由臻觀之，國人之屬望雖殷，君子之自處當重，殆似不可復請也。」孟子答說：「這是齊王的恩澤，我只可偶一言之。若要國人歡喜，重複進言，是為馮婦之所為而已。昔晉人有馮婦者，善能徒手搏虎；既而悔其所為之非正，能痛改前業，卒為善士，似可為善變矣。忽一日，行至野中，見眾人趕逐一虎，虎急而依負山曲，據險自固，眾人遂無敢攖觸其怒者。正忙亂間，望見了馮婦，是慣能搏虎之人，喜其可恃，相與趨走而迎之。馮婦此時若改悔之意果堅，便當絕謝眾人，去而不顧矣。乃不覺故態復形，自車中攘臂而下，急欲逞技於眾人之前。那眾人每感他為己而下車，見他遇虎而不懼，誰不喜悅？殊不知旁觀眾人，若讀書知禮義而為士者，方笑其為善不終、可止而不知止矣。使我今日復請發棠，雖可以慰齊人之望，安知為士者不以我為馮婦乎？」蓋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去齊，故其所言如此。使果君臣合道，諫行言聽，則發棠本救民之事，何難再請而自比於馮婦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孟子說：「世之人誰不知有性命，但君子之言性命，偏與眾人相反。眾人言性，則於情慾一邊，皆認之為本體，而務求必得；眾人言命，則於道理一邊，皆歸之於氣數，而不肯用功。若君子則異是焉。且如口、目、耳、鼻、四肢，是五者，乃人所具之形體也，夫既各有所司，則亦各有所嗜。口之於滋味，目之於彩色，耳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佚，這幾件乃吾人有生之初自然稟受的，無一人而不具是形，亦無一形而不同是欲，豈可謂之非性乎？然其間有得有不得，亦有得之而品節限制不能如意者，其權都是造物主張，不可以智力而能，性也，而命存乎間矣。夫命存於性之中，則性當為主，君子何以獨不言性？蓋嗜欲之心，本人所易溺；若又言性以自恣，則一切非禮之玩好、分外之營求，皆將以為性之所有，而貧賤思富貴，富貴生驕侈，無所不至矣。君子以寡慾為心，所以將前項適己自便之事，故意推開，言命不言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承上文說：「君子雖有不言性之時，然除了形體嗜欲之外，又有當以性為重、不可自諉者。且如仁主於愛，而屬於父子；義主於敬，而屬於君臣；禮以恭為主，而屬於賓主；智以別為主，而屬於賢者；聖人純亦不己，而天道屬於聖人。這幾件都是彼此相合，天地間盡有由不得自己的。順逆常變，視其所遇；清濁厚薄，視其所稟，豈可謂之非命乎？然皆生理之固有，物則之同然，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命也；而性存乎其間矣。夫性存乎命之中，則命當為主，君子何以獨不言命？蓋性分內事，本人所難盡，若又言命以自諉，則一切扶持人紀、變化氣質之功，皆獨以為命之所制，而過高者流於異端，不及者安於暴棄，無所不至矣。君子以成德為行，所以將前項希聖盡倫之事一力承當，言性不言命也。」以上二節之意相反，而實相成。蓋人惟能安命，而後能立命；能忍性，而後能盡性。此克己復禮、寡慾養心，為聖學相傳之至要與！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浩生不害，是齊人姓名。
他平日知樂正子之賢，乃問於孟子說：「知弟子者莫若師。樂正子之在夫子之門久矣，他是何等的人？」孟子答說：「人之造詣，固由資稟，也要學力。據樂正子之所至，則可謂之善人，亦可謂之信人矣。」不害又問說：「如何叫作善？如何叫作信？」孟子答說：「人性本有善而無惡，遇著善人善事，自然有欣喜歡愛之心，此人情之所同也；若其人立身行己，合乎天理人心，但見其可欲，而不見其可惡，則其有善無惡可知矣，此所以謂之善也。至於好善惡惡，本是有生以來真真實實的念頭，著不得一毫虛假；若其人躬行實踐，能自歉而無自欺，善皆實有於我而無矯飾，則其實心實行可知矣，此所以謂之信也。吾謂樂正子為善人、信人，亦驗其造詣之所至而已矣。」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承上文說：「樂正子之善、信固有可稱，然義理無窮，聖賢的學問尚不止此。蓋善雖實有，而蓄積未充，未足為美也。惟是真積日久，而悉有眾善，那方寸之中充滿快足，無少間雜，則章美內含，不徒一善成名而已，這叫作美。然內雖充積，而外無可觀，未足為大也。惟是積久而著，蓄極而通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不可遏，則誠中形外，已至於廣大高明之域矣，這叫作大。然大而未能渾化，猶有跡也。惟由大而化之，有日新之至德，而無矜持之勞；有富有之大業，而無作為之跡，則是不思不勉，而能從容中道矣，這叫作聖。夫大而未至於聖，猶可知也。惟聖則不可得而知，至德純於不顯，而意象之俱忘；大業溥於無外，而聲色之盡泯，是乃無方無體，神妙不可窺測者矣，這個叫作神。夫善、信之上，猶有此四等，故學者必由善、信而馴至於聖、神，然後為人道之至極也。若樂正子之為人，有可欲之善，而無矯偽之私，其造詣所至，蓋在善、信二者之中。至於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稟有限，學力未充，猶在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足，而以美、大、聖、神自勉，則他日所就，亦豈可量乎？」觀孟子此言，可見道無終窮，學無止法，以成湯之聖，猶日新而不已；以成王之賢，猶緝熙於光明。甚哉！務學之不可以已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說：「吾儒之於異端，拒之不嚴，則無以盡閑邪之義；待之不恕，則無以開反正之端，二者必不可廢也。方今楊、墨之徒，執迷不悟，固難望其以吾道為依歸矣。如使天理未盡梏亡，人心不終錮蔽，為墨氏之學者，知兼愛之為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別尋簡便的門路，而歸之於楊；為楊氏之學者，知為我之為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反求中正的道理，而歸之於儒。蓋楊、墨雖同歸於異端，然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變而從道，難易不同如此。夫吾儒之所以痛排楊、墨者，但以楊、墨之能害道耳。今既以漸來歸，則為吾儒者，惟當憫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以楊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害義者以就吾之義而已矣；以墨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害仁者以就吾之仁而已矣。豈可追其既往，而復與之辯哉？」蓋未歸之前，異端與吾道為敵；既歸之後，異端與吾道為徒，此所以聖賢立教，每於拒絕之中存招徠之意，言易入而道易行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是走出去的豬。苙，是豬圈。招，是用繩拴縛四蹄。
孟子又說：「方今之世，既難得辟邪衛道之人。即有知吾道之為是，楊、墨之為非，能倡其說而與之辯者，卻又以一切先入之成心、不平之客氣，務要與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寬。楊既歸於我矣，猶咎其昔日為我之非義；墨既歸於我矣，猶咎其昔日兼愛之非仁。深惡痛絕，既不容之於門牆；責備求全，又不假之以聲色。就如追趕放逸的豚豬一般，既入其苙圍而制之，使不得奔突亦可矣，又從而拴縛其四蹄，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不惟隘吾兼容並包之量，而且阻人遷善改過之門。故已歸者，苦其嚴而思復叛；未歸者，畏其嚴而不復來。吾道之不明於天下，不惟異端害之，而儒者科條太密，門戶太高，亦當交任其責矣。有衛道之心者，可不慎所以待之哉！」
孟子曰：「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殍，是餓死的人。離，是離散。
孟子說：「為人君者，天下之財力皆其財力，其勢不容不用乎民，所貴取之以時，不至於橫征虐使，俾民不堪命耳。自古征賦之制有三件：一件叫作布縷之徵，是取百姓每蠶織之利以為用，如今之絲絹麻苧是已；一件叫作粟米之徵，是取百姓每田入之利以為用，如今之夏稅、秋糧是已；一件叫作力役之徵，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為用，如今之當差做工是已。這三件，君子雖例得取之於民，然每於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如布縷取之於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取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力役取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但用一件以充國之用，常緩二件以寬民之生。故上無誅求督責之擾，下無饑饉流亡之患，賴有此耳。苟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有飢死而轉於溝壑者矣。一時而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將父子逃亡而散於四方矣。」夫使百姓困窮離析，無以聊生，雖欲責之以常賦、驅之以往役，誰復有能供其令者乎？危亡之禍可立至矣。然則用一緩二之規，人君不獨愛其民，實自愛其國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說：「萬物中難得而可貴者，都叫作寶。然寶得其寶則安，寶失其寶則危，不可不慎也。試以諸侯之寶言之。諸侯控一國之尊，享千乘之富，珍奇非不足於府，玩好非不足於前，然其所當寶重而愛惜者，不過三件而已。彼國有土地，錫之天子，傳之先人，乃基業之所由系；非是，則無以立國矣，此第一件當寶也。國有人民，賦稅為我供，緩急為我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則無以守位矣，此第二件當寶也。國有政事，利以之興，害以之除，乃紀綱之所由植；非是，則無以保土地而理人民矣，此第三件當寶也。諸侯能知此三者為國大寶，而念念謹守，時時修飾，使之無一些玷缺損壞之處；將見國祚鞏於磐石、遺澤傳之子孫，不止於一身無患而已。至於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為寶，而徒取給於耳目之玩，則內以嗜欲喪志，外以徵求剝民，攘奪將興，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於受殃，而況能常有珠玉哉？」可見有國家者，求利必生害，多藏必厚亡。所以自古帝王抵璧于山，投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蓄無用之器，其能保身以及民、保民以及國，有由然也。後之人君，可不知所取法哉！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是姓。括，是名。
昔盆成括方仕於齊。孟子逆料他說：「我觀盆成括，非享壽祿之器；今雖進用，乃死亡之日近矣。」既而盆成括有罪見殺。門人問說：「死生有命，非人所可預知。今夫子果何所據，而能察見未來，知括之將見殺也？」孟子答說：「我於括之死，非揣以適然之數，乃斷以必然之理也。夫人不貴有才，而貴聞道；道苟得聞，必善用其才，以此濟事，而亦以此保身。今括之為人，儇巧捷給，不過小有才耳；於君子仁、義、忠、信之大道，茫然其無聞也。既未聞道，而使之一旦進用，處必爭之地，乘得志之時，則其勢必至於恃才妄作，啟釁招尤，適足以取殺身之禍而已矣。我所以預知其敗者，為此故也，豈有他術哉？」是可見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害；惟不求合於道，而專用其才，則大者亂國，小者殺身，反不若樸拙無能之為愈也。取才者，尚其審諸！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上宮，是往滕國去的驛站。業屨，是織屨將成的。廋，是藏匿。
昔孟子將往滕國，館寓於上宮之地。當時偶有織屨將成，置於牖戶之上，忽然遺失。館人尋求而不得，或人遂疑為門人竊取以去，乃對孟子說：「夫子從者，何其善匿人之物如此？」蓋以穿窬之心而度聖賢之徒也。孟子答說：「未成之物，直得幾何？據子之意，得毋謂我之門人專為竊取一屨而來與？」或人自悟其非，說道：「我固知從者為遊學而來，非為竊屨而來也。但夫子設立科條以待學者，往者之失，則必不追咎，以塞其自新之路；來者之勤，則必不拒絕，以阻其向化之機。只據眼前，苟以求親師友、從事學問之心而來，斯容受以教誨之而已矣。然則謂從者竊屨而來，固非也；謂夫子能保其往，是豈可哉？」夫或疑從者之竊屨，其見陋矣。至於論聖賢之設科不追既往，實與前章「歸斯受之」之意同，此記者所以有取而載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孟子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人所固有者，惟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今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哀可矜之事，便慘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為氣拘物蔽，有不忍於此、而或忍於彼者，則仁即為之壅遏矣。必自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使地無遠近、情無親疏，遇疾苦一般矜憐，遇患難一般憫恤，這才是吾心全體之仁。蓋仁主於慈愛，而世間當愛之物甚多，不可以一念之惻隱便謂之仁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愧可恥之事，便毅然有所不為，此義之端也；但為氣拘物蔽，有不為於此、而或為於彼者，則義即為之扞格矣。必自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使事無大小，時無順逆，見利必不敢以苟求，見害必不敢以苟免，這才是吾心全體之義。蓋義主於斷制，而世間當斷之事甚多，不可以一念之羞惡便謂之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逾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是穿穴。逾，是逾牆。皆為盜的事。
承上文說：「如何是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彼不仁之事，至於處心積慮要坑害人，此乃最刻毒的心腸，人皆有所不忍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於人之事，其類不同，同歸於害人。務要件件體貼，將此心不忍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仁之全體在我，由是而親親、仁民、愛物，無往非此心之貫徹，而仁之為用不可勝窮矣。如何是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彼不義之事，至於穿穴逾牆而甘為盜賊，此乃最卑污的行止，人皆有所不為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瞞心昧己、不合天理之事，其類不同，同歸於穿窬。務要件件檢點，將此心不為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義之全體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國、正天下，無往非此心之運量，而義之為用不可勝窮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之也。是皆穿逾之類也。」
爾、汝，是輕賤的稱呼。，是探取人情，如以舌去取物件的模樣。
孟子說：「仁義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義之為道甚廣，而充之為事多端，尤當推類以至於盡者也。彼人以『爾』『汝』輕賤之稱加於我，我乃不以為辱，而甘心受之，是其貪昧隱忍，即穿窬之心也。然其中或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是其知恥一念，即不為穿窬之心也。必自此心而充之，思我為人所輕之故，而反己自修，以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矣。夫卑污苟賤之事既有所不為，則光明正大之義自無所不協，安往而不為義乎？然不但行己當慎，即一語一默，亦有不可苟。設使士人於應酬之際，時未可以言，而乃輕躁以發言，這是故意開端，要人來答我，以言探取人情者也；時既可以言，而乃緘默以不言，這是故意落後，要人來問我，以不言探取人情者也。若此者，比之無受『爾』『汝』，事甚微，而人易忽矣；自我觀之，是皆穿窬之類也。蓋盜賊以穿窬探取人之物，士人以語默探取人之情，其為心術，同一暗昧，同一陰險，何差別之有乎？人必推類至此而悉去之，然後真能充無穿窬之心者也。」孟子此章之旨最為精密。蓋人無智、愚、賢、不肖，無不有此仁義之心。但眾人一念之差，止是看得些小陰騭，以為無害於仁；細微舉動，以為無害於義，卒之人品化而為禽、為獸，功效流而為雜霸、雜夷，其幾皆決於此，不可不慎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孟子說：「人之為言，固不可失之淺陋；然使其高談闊論，只顧耳邊好聽，而不切於事理，未可為善言也。惟所言者切近精實，若不足以動聽，而其旨則包藏深遠，愈探而愈無窮，這等言語，才是徹上徹下、可以垂世而立教者也，非善言而何？人之為道，固不可失之狹小；然使其好大喜功，只顧外麵粉飾，而其中漫無所守，未得為善道也。惟所守者簡要省約，若不足以致用，而施之則功用溥博，愈推而愈不匱，這等的道理，才是有體有用、可以經世而宰物者也，非善道而何？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我觀君子之言，止據目前常見之事平平敷衍，若不下於衣帶之近；然天命之精微、人道之奧妙，不越此淺近之論以該括之，而道無不存焉。」夫以帶視道，其遠近為何如者？乃君子不下帶而道自存，信乎為言近指遠之善言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承上文說：「我又觀君子之守，止就一身本分之內暗然自修，初無責效於人之意。然內而百官象其德，外而萬民順其治，不越此身范之端，而天下自平矣。夫以身視天下，其博約為何如者？乃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信乎為守約施博之善道也！這等看來，可見人必先治己身，而後可以治人；與農夫必先芸己田，而後可以芸人田，事雖異，而理則同耳。今不務守身，而徒欲施博，其為病就如舍己之田不芸、只管替人芸田的一般，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待其身者卻甚輕。如責人為子盡孝，而自己孝不如人，卻不知愧；責人為臣盡忠，而自己忠不如人，卻不知勉。顛倒謬妄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遠乎！」孟子此言，專為戰國君臣，惑楊朱、墨翟之橫議，慕管仲、晏子之近功。欲使立言者必本六經，為治者必法三代。而惜乎古道既遠，至今終不可復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回，是邪曲。
孟子說：「聖人之德，要其終，固無優劣之殊；而原其始，實有安勉之異。以堯、舜言之，其知為生知，其行為安行，此乃是天生成的。其初無虧欠，及後來亦不假修習，性之之聖也。以湯、武言之，其知則思而後得，其能則勉而後中，此乃自己成習的。其初雖有虧欠，後來卻能復還本體，反之之聖也。所謂性之之事何如？時乎動容之際，則周旋曲折，無不中禮，豈有意於中哉？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與禮而妙合也。時乎哭人之死，則哀痛慘怛，若不勝情，豈有意於為生者哉？乃其天性之慈，自然為死而興哀也。所行者皆經常之德，而無所回邪，豈以干祿之故哉？率性而行，自然趨於正直，非勉強要做好人，以求聞達於人也。所言者皆信實之言，而無所虛妄，豈以正行之故哉？根心而言，自然符於踐履，非勉強要行好事，以求踐其言也。是其優遊於成法之中，而不事勉強；順適於天命之內，而相為合一，蓋性焉、安焉之德如此。」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承上文說：「所謂反之之事何如？彼天理當然叫作法，吉凶禍福叫作命。法所當自盡，而命不可必得者也。反之之君子，凡一身所行，如上文動容之禮、哭死之哀、經德之正、言語之信，雖不能自然而然，然其心只知這天理中有一定之規矩，毫髮不可逾越；而事事之所率循，念念之所執守，舉不出於此。由此而獲吉與福，是命之通也，固俟之而無所徼求；由此而罹凶與禍，是命之塞也，亦俟之而無所規避。是雖未至於無心，而亦不出於有為，蓋復焉、執焉之德如此。」夫以行法俟命之君子，比於性之之聖，規模雖有廣狹，從入雖有安勉，然論道統，則湯、武同歸於執中；論心法，則堯、舜不敢以自聖。此憂勤惕勵，為聖學相傳之要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八尺叫作仞。榱題，是椽頭。方丈，是桌面擺列，方廣有一丈。
孟子說：「今布衣游談之士，欲進說於王公大人之前者，往往視大人太尊，視己太卑，不勝其畏懼之心，所以理為勢屈，而言不盡意耳。自我言之，彼雖尊貴，那進言之人，只合藐視而輕忽之，切勿將他巍巍然可畏之氣象看在眼裡，則志意舒展，而言語得盡矣。所以然者何哉？彼大人者，堂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不過宮室華美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侈靡之事也。食前有方丈之廣，侍妾有數百之眾，不過聲色艷麗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奢縱之事也。般樂逸游而飲酒，驅馳車馬而田獵，且每一出遊，則後車隨從者有千乘之多，不過快意適觀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荒亡之事也。夫在彼之聲勢氣焰赫然動人者，皆我所不屑為。而在我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其所抱負操持，皆千古聖賢之法制，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矣，吾何畏彼之有哉？此吾當藐視之也。」是時戰國游士，意氣非不盛，談吐非不高，然其心只知有諸侯之尊，而多方以中其欲，曲意以希其寵，所以到底止成就得順從之妾婦。而孟子獨能以道德自重，義命自安，宜其為狂瀾之砥柱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是口、鼻、耳、目、四肢之欲。
孟子說：「人之有心，乃具眾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不養。然養心之功，不可他求，只要見得心本至虛，而為欲所累；心本至靈，而為欲所昏，將一身中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縱而無所節制，這便是養心極好的方法。吾儒一生學問、一生人品，舉繫於此。如使其為人也，能知養心之要，而為寡慾人焉；則外感不雜，內境常清，泰宇定而天光發，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不存，不過暫失之耳，不亦寡乎？如其為人也，不能知養心之要，而為多欲人焉；則物感既搖，中心無主，嗜欲深而天機淺，心未有能存者也。雖有存焉，不過偶得之耳，不亦寡乎？」夫人心、道心迭為消長如此，信乎養心莫善於寡慾也！然寡慾不特可以養心，而神完氣固，亦可以保身。況人君者，心為萬化之原，身為萬民之主，其關係尤重，而保守尤難。寡慾之功，尤不可不深念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皙，是曾子之父。羊棗，即今軟棗。肉細切，叫作膾。
昔曾皙在生之日好食羊棗；既歿之後，其子曾參每見羊棗，思起父之所好，便舍置而不忍食，蓋孝子不忘親之心如此。公孫丑乃疑而問於孟子說：「肉中有膾炙，果中有羊棗，二者之味孰為美乎？」孟子答說：「二者固皆可食。論其味，則膾炙尤美也。」公孫丑又問說：「膾炙既美於羊棗，在曾皙亦必嗜膾炙矣。曾子於膾炙則食之，於羊棗則不食，充其思親之念，何忍於膾炙而獨不忍於羊棗也？」孟子答說：「人之所好不同，情之所感自異。以膾炙為美而嗜之，乃眾人之所同也；以羊棗為美而嗜之，此曾皙之所獨也。惟其為眾人所同嗜，雖與眾共食，而不忍之心自無所形；惟其為父之所獨嗜，則觸物有感，而思親之念自不可遏：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譬之諱名者，敬親之名而不敢輕犯，未嘗並親之姓而諱之；非重於名而輕於姓也，蓋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獨，故名可諱而姓不可諱也。知諱親之名不可概同於姓，則羊棗之思，豈得並及於膾炙也哉？」夫觀于思其所嗜，既可以見孝子惻怛之情；觀于思所獨嗜，又可以見孝子專一之念矣。學者當體其心，不可徒泥其跡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簡，是志大而略於事。進取，是求望高遠。
萬章問於孟子說：「昔者孔子在陳國之時，知道之不行，嘗自嘆說：『我初周流天下，本為行道計也。道既不行，何不歸來於我魯國乎？蓋吾黨後學之士，大段資性狂簡，激昂於意氣，而闊略於事為；充其志，直欲進而取法古人，終身以為嚮往，不肯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僅可副我傳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士而曰狂，未便是高世絕俗之品；乃孔子在陳，獨思想魯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答說：「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嘗說：『道之所貴者中。誠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吾之願也。今既不得其人，其必得狂狷之士乎？蓋狂者志向高明，而期望甚遠；狷者持守貞固，而有所不為。得這兩樣人，激勵裁抑之，庶乎可進於中道也。』觀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無傳，不得已而求其次，此所以思及於狂士也。然則狂狷雖未至於中行，中行而下，固資質之最高者矣。孔子思之，何莫非向道之心哉？」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琴張、曾皙、牧皮，都是孔子門人。嘐嘐，是志大言大的模樣。夷，是平。掩，是覆蓋的意思。
萬章又問孟子說：「狂士之思，固非聖心之得已。然當時在魯之士亦多矣，敢問如甚麼樣人斯可謂之狂士乎？」孟子答說：「當時孔子弟子在魯者，如琴張、曾皙、牧皮這樣的人品，俱是孔子之所謂狂士矣。」萬章又問說：「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實。敢問何所考驗而遂稱之為狂也？」孟子答說：「欲知狂之所以為狂，惟於其志願觀之，則可見矣。其志嘐嘐然誇大，卑視今世之士，以為不足稱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論學術，必以古聖賢之道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之經濟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所言以考其所行，則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踐其言，平日所自許者，卻多有空缺去處，不能一一掩蓋得來，狂之為狂蓋如此。此則踐履雖歉於篤實，而志願則極其高遠，稍裁抑之，至於中道不難矣。此孔子所以致思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孟子又答萬章說：「孔子之思狂士，固有取於志願之高矣。乃其思及於狷，亦自有說。蓋中行而下，狂士最高，這等樣人，世間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不潔之士，操履極其謹嚴，廉隅不肯少貶，一切卑污苟賤之事，有玷於行誼，有浼於名節者，深惡而不屑為。得這等樣人而與之，志雖不足，守則有餘，此所以謂之狷也。以中行之士律之，下狂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矣。」夫中行不得，而思及於狂；狂又不得，而思及於狷，其取人愈恕，而為道之心愈益加切矣。是豈孔子之得已哉？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憾，是恨。原字，與願字同，是謹愨的意思。踽踽，是獨行的模樣。涼涼，是薄。閹，是閉藏。
萬章又舉孔子之所惡者問於孟子，說：「孔子嘗云：『人情不見親厚，則怨恨易生。若過我之門，不肯入我之室，我亦無恨於彼者，惟是於鄉原之人為然。蓋鄉原之為人，似德非德，實害乎德；方以其不見親就為幸，何恨之有？』孔子深惡鄉原之人若此。敢問其所為何如便稱之為鄉原乎？」孟子答說：「欲知鄉原之為人，惟觀其譏狂狷之言可見矣。其譏誚狂者說：『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誇大而不顧其行，行闊略而不顧其言，每事便說「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慚耶？』其譏誚狷者說：『何必如此踽踽然獨行、涼涼然寡薄？舉斯世之人，一無所親厚為哉？人既生於斯世，則但當為斯世之人，使舉世之人皆稱以為善人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違眾以為高哉？』夫觀其譏狂狷之言如此。既不為狂者之絕俗，亦不為狷者之潔己，惟閹然深自閉藏，與時俯仰，以求親媚於一世之人者，這乃是鄉原之行也。孔子所以深惡之者，蓋為此耳。」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萬章又問孟子說：「一鄉之人，公論所出。今一鄉皆稱為原人，是其為人無所往而不謹厚矣。謹厚為士人之美行，孔子乃深惡之，謂其為『德之賊』，何哉？」孟子答說：「人之處世，心術貴於光明，行己貴於正直。若鄉原之為人，欲明指其失而非之，則掩覆甚周，無可舉之顯過；欲伺察其惡而刺之，則閉藏甚密，無可刺之深奸。惟只與時浮沉，混同於流俗；隨眾委靡，苟合乎污世。其立心本無忠信之實，而深情厚貌，恰似誠篤不欺一般；其行事本無廉潔之操，而好名能讓，恰似清介有執一般：此正其閹然求媚於世的去處。故一鄉之眾，喜其軟熟，皆欣然悅之，稱以為善人；彼亦遂以為自以為是，居之不疑，迷而不悟。是以病根深錮，終其身汩沒於斯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鄉原竊其近似而淆其本真，在己既不覺其非，在人又皆惑其偽，非德之賊而何？此孔子所以深惡之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告萬章說：「鄉原之為人，人皆稱之，而孔子獨惡之，非無謂也，為其似是而非耳。孔子嘗說：『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為是；有真非者，人皆知其為非：此不足以惑人，無可惡也。惟似是而卻非是，反亂天下之真是者，此為可惡耳。試舉其類言之：莠草似苗非苗，所以莠為可惡，恐其亂真苗也；佞口似義非義，所以佞為可惡，恐其亂真義也；利口似信而實非信，所以惡利口者，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實非雅樂，所以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朱而實非朱，所以惡紫色者，恐其亂朱也；至於鄉原，不狂不狷，似若有得於中行，然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不可與入聖道，將使天下之人迷謬於名實，而不知所適從，皆自鄉原啟之；則所惡於鄉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由孔子此言觀之，其所以惡鄉原而斥其為德之賊者，其意益可見矣。」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是常道。
孟子又告萬章說：「鄉原雖足以亂德，而邪說終不能勝正。君子於此，固自有絕之之術焉。彼綱常倫理之懿，為天下古今所共由者，這叫作常道。常道不明，斯邪說所由盛也。君子欲辟異端而息邪說，只是將此常道見之於躬行，施之於正教，使其昭如日星，坦如道路，與天下共由之而已矣。大經既反而歸於正，則化本端而民有所觀感，治具張而人有所持循，莫不勃然興起，惟吾常道之是遵矣。庶民豈有不興者乎？庶民既興起於常道，則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彼似是亂真之邪慝，雖足以惑世，而斯民灼然有定見，確然有定守，皆知真是之所在，自不為其所惑矣，尚何邪慝之足患乎？」夫觀孔子之思狂狷，可以見傳道之心；觀孔子之惡鄉原，可以見衛道之志。其惓惓一念，無非為斯道計焉耳。孟子發其蘊於萬章，而又終之以辟邪之術，此所以有功於聖門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見知、聞知，俱指知道說。
孟子說：「斯道之統，必待人而後傳；而聖人之生，實間出而不偶。吾嘗溯觀往昔，世代凡幾變矣，中間有數的幾個聖人，大率五百年而一出。這數聖人者，生不一時，而道則相繼。惟其有見知者以開其先，是以有聞知者以繼其後也。試舉而言之：自堯、舜以精一之旨相授受於唐虞，而萬世道統之原實自此始。由堯、舜以來，至於湯，計其時蓋五百有餘歲；湯出，而堯、舜之道統始有所傳。非湯生而能知堯、舜之道也，由有祗台之禹、邁種之皋陶，此二聖臣者，當明良喜起之時，與堯、舜會聚於一堂，親見其道而知之，是以成湯得以其建中之極，而仰溯其執中之傳，蓋聞之於禹與皋陶而知之者也。此湯之得統於堯、舜者然也。向非有禹、皋陶見知，湯亦安能上接夫堯、舜之統哉？」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承上文說：「湯得聞堯、舜之道，固與禹、皋陶有賴矣。由湯之時，歷數以至於文王，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文王出，而成湯之道統始有所傳。亦非文王生而能知成湯之道也，由有阿衡若伊尹、左相若萊朱，此二聖臣者，當一德咸有之日，與成湯交修終始，親見其道而知之，是以文王得以其小心之誠，而遠繼乎制心之學，蓋聞之於伊尹、萊朱而知之者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成湯者然也。向非伊尹、萊朱之見知，文王亦安能上接夫成湯之統哉？」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承上文說：「文王得統於湯，固於伊尹、萊朱，有賴矣。由文王之時，歷數之以至於孔子，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孔子生，而文王之道統始有所傳。孔子亦非無自而得統於文王也，蓋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者，疏附先後，親炙其緝熙敬止之范，有以見而知之，是以孔子繼其道於數十世之下，於賢者識其大，於不賢者識其小，覲耿光於未泯，幸斯文之在茲，乃得聞而知之也。則孔子所以得道統於文王者，又於太公望、散宜生而有賴矣。」夫由堯、舜以至於孔子，道統之所以不絕者，皆賴見知者以開於前。則今日欲傳孔子之道，豈可無見知之人乎？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承上文說：「由群聖相承之統觀之，必有見知者以開其先，然後有聞知者以繼其後，道統所以相續而不絕也。乃自孔子以來，至於今，論其時世不過百有餘歲，去聖人之生時若此其未遠也，非若時不相及而不得見也。論其居處，自鄒至魯，壤地相接，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非若地不相鄰而不可見也，宜若有得於見知之真者矣。然求之當今之世，其於孔子之道，已無有見而知之，若禹、皋之於堯、舜，伊、萊之於湯，呂、散之於文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去聖人之世漸遠，近聖人之居，不知當何如者，豈復有聞而知之，如湯之於堯、舜，文王之於湯，孔子之於文王者哉？然則文王以來相承之統，其可使之寥寥無傳耶？吾蓋不能以無憂矣。」孟子此言，雖不以見知自居，而自任之意實不容掩。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俟後聖於無窮也。盡心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君奉天子民，固當以好生為德。乃若殘忍少恩，不仁哉！其梁惠王乎？蓋仁者之心，主於愛人，故其用愛無所不至，親其親矣，而又推親親之心以仁民；仁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愛物。篤近以舉遠，由親以逮疏，充其一念惻怛之良，必至於無所不愛而後已，這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不仁之人，偏於慘刻，故其慘刻亦無所不至，暴殄百物未已也，而害且移之百姓；毒痡百姓未已也，而害且移之至親。薄者薄矣，而厚者亦薄；疏者疏矣，而親者亦疏。充其一念忿戾之私，必至於眾叛親離而後已，這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今惠王所為若此，安能免於不仁之禍哉？」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糜爛，是血肉潰爛。
公孫丑問說：「夫子譏梁惠王為不仁，謂其『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何說也？」孟子答說：「人君以土地視民，則所重在民，而土地為輕；以民視子弟，則所厚在子弟，而民為薄：此差等之較然也。今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爭地以戰，則驅無辜之民斃於鋒鏑之下，使之肝腦塗地，而遭糜爛之殃；既也以大敗之故，欲復戰而恐不能勝，則驅所愛之子弟殉於行陳之間，使之身先士卒，而冒死亡之患。是其因土地而荼毒生靈，既播其惡於眾；因生靈而貽禍骨肉，又割其愛於親，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殘忍如是，非不仁而何哉？」是時列國務於戰爭，輕人命如草菅，不止梁惠王為然。孟子舉其不仁之甚者以示戒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這是孟子追論春秋諸侯無王之罪，以警戒當時的意思。
說道：「大凡征伐之舉，必天子出命以討罪，諸侯承命以行師，方可謂之義戰也。若《春秋》之書，所載戰伐之事固非一端，然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譏，無有一件以為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容有假尊王之名、竊攘夷之號，興兵致討，為彼善於此者，如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貢；城濮之役，遏荊楚之侵陵，此類是也。然此特比於叛義悖理之舉為少優耳，何嘗足以為盡善乎？彼其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征者，以上伐下之名，惟天子得而專之也。若同為諸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這叫作敵國。敵國之中，如有強侵弱、眾暴寡者，當上告天子，聽命誅討，無有相征伐之理；使敵國相征，則為擅興師旅而無王矣。今春秋之時，皆敵國相征，非有以上伐下之權；犯義干紀，乃王者之罪人也，安得有義戰乎？宜孔子之致嚴於書法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成》，是《周書》篇名。策，是竹簡。流，是漂流。杵，是舂米的杵子。
孟子見當時好殺之君，多藉口於武王伐紂之事以自解，故辯之，說道：「《書》以紀事為義，本欲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然亦有事掩於書詞、詞浮於實事而不可盡信者。學者惟識其大義足矣，若但執過甚之言，而皆信為必然之事，不惟無以明聖賢之心，且適滋後人之惑矣。豈如無《書》之為愈哉？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成》一書，乃武王伐紂既歸，而史官作以紀事者也。其簡篇固為甚多，吾於其間，僅取其所稱奉天伐暴、反政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如所謂血流漂杵之一言，以理斷之，仁人之師，上奉天討，下順民心，天下自然莫與之敵；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必有兵不血刃而人自歸附者，何致與商紂師徒為敵，至使血流漂杵，若是之慘酷乎？即此推之，《武成》之不可盡信也，明矣。今乃有指古訓以逞其殺戮之心，如時君世主之為，非惟得罪於天下，實得罪於武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孟子見當時之臣，務導君以戰伐之事，故警戒之，說道：「兵凶戰危，本非國家之利也。如有人自誇其能說：『我善為陳，而整飭行伍；我善為戰，而決勝交鋒。』斯人也，上不顧國家之安危，而惟引君於貪忿；下不恤生民之利害，而惟陷人於死亡，乃負天下之大罪，不容於有道之世者也。夫善戰善陳，不過一人之敵而已；誠使國君好仁而不嗜殺人，以寬代虐，以治易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之以為君，而人自無與為敵者矣，奚用此善陳善戰之臣為乎？我嘗有感於商、周之事矣。昔成湯征葛伯也，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都相顧而說：『我等四方之人，均一憔悴於虐政者也。湯興弔民伐罪之師，何不先來救我，以蘇重困，而使我獨後於他人乎？』夫以成湯之師一出，而人心冀望如此，誰敢抗之者哉？好仁無敵，此正其一驗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革車，是兵車。虎賁，是勇士。若崩厥角，是叩頭至地，如獸角崩墜有聲一般。
承上說：「昔武王伐殷紂也，革車止三百輛，而車馬未見其盛；虎賁止三千人，而士卒未見其多，宜乎其易敵矣。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與商民說：『爾等不必畏懼。我今伐紂，為他恣行暴虐，使爾等困苦不堪，故來安寧爾等，非與百姓為仇敵也。』商民聞之，歡欣感激，都來武王面前，稽首至地，就如獸角崩墜一般。夫王言一布，而人心傾服如此，又誰敢抗之者哉？好仁無敵，此又其一驗矣。」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承上文說：「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者，其故何哉？蓋征之為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如葛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不仁，武王則以大義正之。於時百姓為暴君所虐，苦不聊生，方欲仁人以仁義之師來正己之國也，故未至而望若雲霓，既至而喜若時雨，如四夷之延頸以待、商民之稽首以迎，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焉用戰為乎？」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以戰陳之事邀功啟釁，使上下均被其殃，其罪真不容於死矣。用人者，可不以之為鑑也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說：「君子設教以覺人，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在學者之自得而已。不觀諸曲藝乎？彼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教人之法，但能與之以規，曰：『如此而為員。』與之以矩，曰：『如此而為方。』循其一定之制，導之使從，這是其可能者也。若由規矩而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機發於心，而妙應於手，乃所謂巧也。斯則不泥於成法之中，而又不出於成法之外，師不得以言而傳於弟子，弟子不得以言而受於師，惟在人之自悟何如耳，安能以此而教人哉？然則聖賢之道，下學可以言傳，即規矩之謂也。上達必由心悟，即巧之謂也。學者要當會道於心，以俟其自得之機；豈可求道於言，而疑其有不傳之秘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是乾飯。袗衣，是彩妝錦繡之衣。二女，即堯女娥皇、女英。果，是侍側。
孟子說：「常人之情，處貧賤則多慕於外，處富貴則易動於中。惟是大舜，方其隱於側微之日，所飯者干糗，而粗糲不堪；所茹者野蔬，而虀鹽不足：其貧賤極矣。舜之心，乃不以此為憂，而安於所遇，若將守窮約以終身焉，非惟不冀未來之富貴，且忘見前之貧賤矣。及其升於帝位之時，被五章之服，而有黼袞以華其躬；鼓五弦之琴，而有音樂以適其性，且侍之以堯之二女，而內助又得其人：其富貴極矣。舜之心，亦不以此為喜，而視之欿然，若己所固有而無與焉，非惟不追已往之貧賤，且忘見在之富貴矣。窮達之遇不同，而聖心之天常泰。此正所謂大行不能加，窮居不能損者也。非有得於性分之理，惡能不移於外物之感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見當時列國讎殺無已，有感而說：「我以前但知殺人之親為不可，而不知其禍之甚重也；自今而後，乃知殺人親之重矣。何也？夫親莫大於父兄。人之有父兄，猶我之有父兄也。今人但知殺人之父兄，便以為快；不知天道有好還之理，人情無不報之仇，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然則初心本非忍於自殺其父兄也，此往彼來，其中特間一人耳，其實與手刃父兄者何以異乎？」夫始於戕人之親，而終於自戕其親，為人子弟者，當惕然省矣。苟能反而觀之，則愛人之親者，人必愛其親；敬人之親者，人必敬其親，其理不可以例推也哉？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御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關，即今各處鈔關。
孟子說：「事有在古為良法，而在今為弊政者。不特大者為然，即關市亦有可見者矣。何也？古之為關者，重門擊柝，以時啟閉。故有異言者則譏察之，有異服者則譏察之，將以御止暴客、警備非常而已，初未嘗征其稅而為暴也。今之為關者，譏防不謹，而稅課是圖，商貨之出必有徵，商貨之入必有徵；古人御暴之處，適為今人行暴之資而已。如此，安望行旅有即次之安、商賈懷出途之願乎？」即是推之，凡以私而壞公、因利而害義者，將不止於關市之一事矣。世道不重可慨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說：「斯道本通於人己之間，以此行己，以此率人，皆未有能外是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綱常未立，倫紀弗修，則己既不正，焉能正人？雖妻子至近，欲責使妻盡妻道、子盡子道，亦將導之而不化矣，況其遠者乎！如使人不以道，工作非時，奔走無節，則己所不願，焉能強人？雖妻子至親，欲責使妻供夫命、子供父命，亦將驅之而不從矣，況其疏者乎？然則欲道之即行、令之即從，無他，惟在本諸身者皆合於道而已。誠合於道，雖家邦可達，蠻貊可行，而奚有於妻子之率從哉？」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說：「君子處世非難，自處為難。蓋世之邪正系乎人，而德之修否存乎我也。故人之為生，有遭凶荒而飢死者，由於利之不足耳；苟使家有餘資，廩有餘粟，財貨如此充盈，雖當凶荒之年，可無匱乏之患，必不致飢餓轉徙，而罹死亡之禍矣：是周於利者之足以自贍如此。人之修身，有當邪世而搖亂者，由於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備諸己，道德積諸躬，將見識趣高明，持守凝定，雖當淫詖之世，亦有貞固之操，必不致改其素行，而從邪慝之俗矣：是周於德者之足以自立如此。」然君子不幸而遭邪世，又非徒卓然自守、能立於風靡波流之際為可貴也；必將撥亂反正，以抒其素所蓄積而後已。是世道且待我以易，而人心不至於陷溺者也。若止於硜硜自全，以獨善其身，則斯世終何賴乎？此又孟氏未發之意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說：「觀人者，不當據其跡，而當察其心；不徒徇其名，而當考其實。彼讓，人之所難能也；以千乘之國讓人，尤人之所難能也。然有一等好名之人，心在於竊虛聲，則雖千乘之國，可以取於人也，亦將辭之而不居；心在於獵美譽，則雖千乘之國，未可以與人也，亦將委之而不吝。若此者，非真能輕視富貴、而忘得失之念也，不過矯情飾貌，而干廉讓之名耳。這等干名的人，原其詐偽之心，若將以人為可欺，而本無能讓之實，則其真情固難掩。蓋真能讓國的人，表里一致，始終一節，自然沒有破綻處。苟非其人，雖能讓千乘之大國，而於一簞之食、一豆之羹這樣的小節，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反不覺其計較之念見於顏色之間矣。是非能舍於大而不能舍於小也，前日之讓國，為名譽所強也，故不勝其矯飾之私；今日之動色，乃真情所發也，故難掩於輕忽之際。」此觀人者，當察其心，而不可輕信其跡；當考其實，而不徒徇其名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說：「為國之道固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事，是在人君知所重而急圖之耳。今夫國之所恃以光重者，以有仁賢為之輔也；苟信任弗專，而存一猜疑之心，或外親而內疏，或始合而終間，則賢者皆隳志解體，望望以去，而朝廷之上無復有所倚賴矣，國其有不空虛者乎？國之所恃以綱維者，以有禮義為之防也；苟縱肆弗檢，而自壞中正之制，則名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逼下僭，日入於悖亂，而終莫之救矣，國其有不亂者乎？國之所恃以充裕者，以有政事為之具也；苟廢墜弗修，而全無經理之方，則其源無以開，其流無以節，將民貧國耗，日憂於匱乏，而終莫之贍矣，財用其有能足者乎？」夫論治法，固三者均重；而論治人，惟仁賢為先。人君誠能取仁為輔，任賢勿貳，則禮義由之以出，政事由之以立，而盛治可必臻矣，尚何亂與不足之足患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說：「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且如不仁之人，本不可以得國也，然或遘昏庸之會，逞私智之巧，上以力而脅其君，下以術而愚其民，則以一夫之身而盜千乘之國者，容有之矣，如田恆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吾恐四海若是之廣，兆民若是之眾，欲以力制之，而至柔者不可以威屈；欲以術愚之，而至神者不可以計欺。求其能成混一之舉，而遂僥倖之圖者，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其必如三代之仁，而後可望天下之歸耳。」蓋天命之不可妄干、神器之不可虛據如此。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說：「大凡國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人皆知君為尊，社稷為重，而不知民之所系更甚切也。以我言之，民雖至微，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雖無可尊之勢，而有可畏之形，民其至貴者也。社稷雖系一國之鎮，然民以土為供，而報祀為民生而報也；民以食為天，而祈谷為民命而祈也，不可與民而並論矣，所以說社稷次之。至於君，雖為神人之共主，然臨撫兆庶，皆由於民心之愛戴也；保守疆土，皆由於社稷之安寧也，又不可與二者而並論矣，所以說君為輕。」夫君、民、社稷輕重之等有如此。為人君者，可不以民、社為重，而日兢兢以計安之乎？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是田野間小民。
承上文說：「吾所謂民為貴者，何以見之？蓋田野小民，其勢則微，其分則賤，若無足畏，然其心未可以易得也。若使能得丘民之心，群黎百姓，無不心悅誠服，則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向，可以履帝位而為天子矣。若夫天子雖至尊貴，然得天子之心，而為天子所寵遇，不過得為五等之諸侯而已，豈能比得於丘民之心者哉？諸侯雖亦尊貴，然得諸侯之心，而為諸侯所信任，則不過得為三命之大夫而已，又豈能比於得丘民之心者哉？夫以得天子、諸侯之心，猶不若得丘民之心，是可見民心之向背，所關為最重也。吾謂民為貴者，蓋有見於此耳。」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承上文說：「吾謂君輕於社稷者為何？蓋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諸侯淫佚無道，致敵國之侵陵，而動搖其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君位之存亡，繫於社稷之安危，是可見社稷為重、君為輕也。吾謂社稷輕於民者為何？蓋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克備其享獻之物，春焉而祈，秋焉而報，不愆其祭祀之期，君不失禮於神，神宜造福於民也；乃不能御災捍患，或恆晹而旱乾，或淫潦而水溢，則當毀其壇，更易其地以祀之，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社稷之更置，繫於生民之利害，是可見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合而觀之，國以民為貴，不益可見乎？」嘗考《書經》有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知君為最貴。孟子乃謂「民貴於社稷，君為輕」者，何也？蓋《書》之言，所以示萬世之為臣者，不可不知君道之尊；孟子之言，所以示萬世之為君者，不可不知民、社之重。知民、社之重，而兢業以圖存，乃所以自成其尊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親炙，是親近熏炙。
孟子說：「行造其極之謂聖人。既謂之聖人，不但可為法於當時，雖自一世遞至百世，猶可以師表於無窮也。所謂百世之師，誰足以當之？伯夷、柳下惠者，是其人也。蓋伯夷雖往，而清操如在，故今聞其風者，即愚頑之夫亦變而有知覺，怯懦之夫亦變而有立志，無不以其清為師者也。柳下惠雖往，而和德如存，故今聞其風者，即偷薄之夫亦變而為敦厚，粗鄙之夫亦變而為寬大，無不以其和為師者也。夫以伯夷、柳下惠振起於百世之上，時不為不久，而清風和氣，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興起，此豈可以幸致哉？蓋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德既已造於聖人地位，所以能師表百世而感人於無窮也。自非聖人，求其感人於當時且不可得，而況能感人於百世之下乎？以百世之下，猶尚感發如此，況幸而生當其時，親炙其清和之范，日囿於薰陶之中，其漸磨變化，將不知當何如者，豈但聞風而興起乎哉？此所以稱為百世之師也。」學者欲有聞於世，而垂模範於後人，可不以聖人為法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說：「天下之理，存之於心則為仁，措之於事則為道，而要之皆切於吾人之身者也。故人皆知吾性之有仁矣，而不知仁非他也，在天為生物之心，在人為有生之理，乃即人之所以為人者也。蓋人有是形，必有所以綱維是形者，仁是也；非仁，則形骸雖具，不過有是血肉之軀而已。人有是氣，必有所以主宰是氣者，仁是也；非仁，則氣體徒充，是亦蠢然之物而已。所以說仁也者，人也；求仁於人之外，不可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單說人，則物固無所恃以立；若單說仁，則理亦無所恃以行。惟是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性依形以附麗，而率性之動始彰；氣載理以推行，而踐履之能始著。大而天常人紀，小而日用事為，坦然為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即此而在矣，道豈非合仁與人而為言者哉？」夫有此人，即有此仁，則仁固非由於外至；而體此仁即成此道，則道亦不可以遠求矣。世之外心以求仁、外身以求道者，豈不惑哉？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說：「君子當去國之日，固以潔身為貴，尤以合道為難。昔者孔子仕魯，不合，嘗去魯矣。其去魯也，自言說：『遲遲吾之行也。』殆有去而不忍遽去者焉。夫義不可留，即當勇退；乃遲遲其行者，非濡滯也，蓋魯為父母之國，以恩為主者也。若一不合而急遽以去，其如顯君相之失何？故寧過於緩，無過於急，用意忠厚，去父母國之道當然也。及其仕齊，不合，亦嘗去齊矣。其去齊也，炊不待熟，以手承水取米而行，時刻不少停焉。夫義不可留，固所當去；乃不俟終日，非急迫也，蓋齊為他國，以義為主者也。若義不合而遷延不去，其如失自重之道何？故寧過於急，無過於緩，見幾明決，去他國之道當然也。夫孔子之去國，遲速各適其宜如此。此所以為時中之聖，而非一節之士可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指孔子說。戹字，與厄字同，是困窮的意思。
孟子說：「孔子大聖，抱道終身，宜乎行無不得，何至困窮？然當時轍環天下，至陳、蔡二小國之間，乃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其厄甚矣！何以至此？蓋君子處世，上而君用之，則其交在上；下而臣薦之，則其交在下。惟有上下之交，故無困厄。當時陳、蔡二國，上不知孔子，而無能用之君；下不知孔子，而無能薦之臣。上下無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於厄耳。此於孔子之道固無所損，而陳、蔡二國之君，既不能舉，又不能養，使飢餓於我土地，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貉稽，是人姓名。理，是賴。憎字，當作增字，是增益的意思。悄悄，是憂患的模樣。慍，是怒。肆，是發語辭。隕，是墜。問，是聲譽。
昔貉稽問於孟子說：「人之譽望顯揚，本賴於眾口；今稽每遭人之訕謗，是於眾口甚無所利賴也，奈何？」蓋未免有尤人之意，而不知自反。故孟子答說：「毀譽由人不可必，修為在我所當盡。雖為眾口所訕，何傷乎？夫為士者，仁修而不能保其謗之不興，德高而不能必其毀之不來，較之常人，眾口之訕愈益多耳。試把自古兩個聖人增茲多口的來說。孔子，聖人也。然在當時，上下無交，讒毀時有，或譏其棲棲為佞，或笑其累累無依；沮於晏嬰，毀於武叔，且不免見慍，而重為世道憂。那《邶風》上說『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孔子之謂也。文王，聖人也。然在當時，蒙難正志，明夷利貞，或高忌其文明，或卑訾其柔順；譖於崇侯，拘於羑里，亦不免見慍，而終不足為聖德累。那《綿雅》上說『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此文王之謂也。夫以文王、孔子之聖，而多口且如此，況其下者乎？由是觀之，人患不能為孔子、文王耳；群小之可憂，慍怒之不殄，固無傷也。子亦求盡其在我者而已，何以不理於口為病哉？」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是明。昏昏，是暗。
孟子說：「自古聖賢之治，如《堯典》『克明峻德』，而推之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大學》『自明明德』，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己及人，自內達外，都有個本原。故賢者欲求於天下，必先求於身，省察克治，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國、天下之人，同歸於明德：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之為治者則不然，不求諸身而求諸天下，未能省察克治以自明其德，而乃以法制、禁令責人；以其身之所無，欲使親睦於家、平章於國、協和於天下，必無是理也。這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夫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是以躬行率之，賢者之治所以不令而從也。暗於己，而求明於人，是以刑政驅之，今之治所以雖令不從也。然則有治人之責者，可不先於自治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是小路。蹊，是人行處。介然，是倏然之頃。用，是由。路，是大路。為間，是少頃。
高子雖游於孟子之門，而用心不專。孟子恐其不足以入道，故教之說：「理義之在人心，若大路然，本無障蔽然，然要在學者時時省察，不使一息間斷，則良心方長為我有。不觀山徑之蹊乎？山中小徑可容人跡之處，本非大路，若使倏忽之頃，往過來續，由之者不息，則向之小路從新開闢，可以成蕩蕩平平之大路矣；及其既成路之後，使少頃之間，人跡罕至，由之者不繼，則茅草乘間而生，將前路都阻塞了，反不如小路之可行矣。夫此一山徑之蹊，介然共由，則成路甚易；為間不用，則阻塞不難。可見理義即人心之大路，物慾即人心之茅草，存亡出入之機，亦只在一念須臾之際，不可不慎也。今子本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但存養未幾，而放失繼之，聰明為耳目所蔽，湛一為攻取所乘，就如茅草之塞路一般。路以茅塞，或有他徑可由；心以茅塞，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可不知所儆惕哉？」孟子此言，不獨為高子而發，實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理亂得失之機。後之有天下者，能時時講明學問，以培養此心；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庶可免於茅塞，而所行皆正路耳。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聲，是音樂。尚，是高出的意思。追，是鐘紐。蠡，是齧木蟲；鍾鈕將絕，有似為蟲所齧的模樣，故叫蠡。軌，是車轍跡。
高子問於孟子說：「先聖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一般是治世之聲，然自今日觀之，禹之聲比文王之聲，似高出於上而不可幾及者。」孟子詰之說：「子以禹之聲過於文王，果何所據而云然？」高子答說：「樂之優劣，視人用之多寡何如耳。吾觀禹之鐘紐，如蟲齧而欲絕，此必愛慕其音而用之者多，故至於此。若文王之樂則不然，即便見他不及禹處，吾言非無所據也。」孟子乃曉之說：「我只道子有獨得之見聞，所以能為出奇之議論。若止據追蠡之跡，是奚足以知聖樂哉？試以車轍言之。城門車轍之跡獨深於城中，子之所明知也。然城門之軌，豈是一車兩馬之力遂能使其獨深乎哉？蓋城中之途，車可散行，故其轍跡淺；城門惟容一車，眾車莫不由之，歲月既久，往來者眾，而車轍之跡不求深而自深也。然則禹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前，雖不多用而紐自敝；文王之樂作於千餘年之後，雖多用而器猶新。蓋時之先後不同，正猶車轍之淺深以地之廣狹為異耳，豈有所優劣於其間哉？」夫聞樂可以知德。聖人本無不盛，高子未知聖人之德，宜乎不能觀樂之深矣。
齊飢。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搏，是徒手搏擊。之野，是適野。負，是依。嵎，是山曲。攖，是觸。
初，孟子居齊時，適值歲飢。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民矣。至此又飢，國人復有發棠之望。陳臻乃問於孟子說：「齊國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蒙賑濟之恩。今歲復告飢，民間就以發棠之請當了故事，指望夫子再為之言。由臻觀之，國人之屬望雖殷，君子之自處當重，殆似不可復請也。」孟子答說：「這是齊王的恩澤，我只可偶一言之。若要國人歡喜，重複進言，是為馮婦之所為而已。昔晉人有馮婦者，善能徒手搏虎；既而悔其所為之非正，能痛改前業，卒為善士，似可為善變矣。忽一日，行至野中，見眾人趕逐一虎，虎急而依負山曲，據險自固，眾人遂無敢攖觸其怒者。正忙亂間，望見了馮婦，是慣能搏虎之人，喜其可恃，相與趨走而迎之。馮婦此時若改悔之意果堅，便當絕謝眾人，去而不顧矣。乃不覺故態復形，自車中攘臂而下，急欲逞技於眾人之前。那眾人每感他為己而下車，見他遇虎而不懼，誰不喜悅？殊不知旁觀眾人，若讀書知禮義而為士者，方笑其為善不終、可止而不知止矣。使我今日復請發棠，雖可以慰齊人之望，安知為士者不以我為馮婦乎？」蓋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去齊，故其所言如此。使果君臣合道，諫行言聽，則發棠本救民之事，何難再請而自比於馮婦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孟子說：「世之人誰不知有性命，但君子之言性命，偏與眾人相反。眾人言性，則於情慾一邊，皆認之為本體，而務求必得；眾人言命，則於道理一邊，皆歸之於氣數，而不肯用功。若君子則異是焉。且如口、目、耳、鼻、四肢，是五者，乃人所具之形體也，夫既各有所司，則亦各有所嗜。口之於滋味，目之於彩色，耳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佚，這幾件乃吾人有生之初自然稟受的，無一人而不具是形，亦無一形而不同是欲，豈可謂之非性乎？然其間有得有不得，亦有得之而品節限制不能如意者，其權都是造物主張，不可以智力而能，性也，而命存乎間矣。夫命存於性之中，則性當為主，君子何以獨不言性？蓋嗜欲之心，本人所易溺；若又言性以自恣，則一切非禮之玩好、分外之營求，皆將以為性之所有，而貧賤思富貴，富貴生驕侈，無所不至矣。君子以寡慾為心，所以將前項適己自便之事，故意推開，言命不言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承上文說：「君子雖有不言性之時，然除了形體嗜欲之外，又有當以性為重、不可自諉者。且如仁主於愛，而屬於父子；義主於敬，而屬於君臣；禮以恭為主，而屬於賓主；智以別為主，而屬於賢者；聖人純亦不己，而天道屬於聖人。這幾件都是彼此相合，天地間盡有由不得自己的。順逆常變，視其所遇；清濁厚薄，視其所稟，豈可謂之非命乎？然皆生理之固有，物則之同然，不以聖而豐，不以愚而嗇，命也；而性存乎其間矣。夫性存乎命之中，則命當為主，君子何以獨不言命？蓋性分內事，本人所難盡，若又言命以自諉，則一切扶持人紀、變化氣質之功，皆獨以為命之所制，而過高者流於異端，不及者安於暴棄，無所不至矣。君子以成德為行，所以將前項希聖盡倫之事一力承當，言性不言命也。」以上二節之意相反，而實相成。蓋人惟能安命，而後能立命；能忍性，而後能盡性。此克己復禮、寡慾養心，為聖學相傳之至要與！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浩生不害，是齊人姓名。
他平日知樂正子之賢，乃問於孟子說：「知弟子者莫若師。樂正子之在夫子之門久矣，他是何等的人？」孟子答說：「人之造詣，固由資稟，也要學力。據樂正子之所至，則可謂之善人，亦可謂之信人矣。」不害又問說：「如何叫作善？如何叫作信？」孟子答說：「人性本有善而無惡，遇著善人善事，自然有欣喜歡愛之心，此人情之所同也；若其人立身行己，合乎天理人心，但見其可欲，而不見其可惡，則其有善無惡可知矣，此所以謂之善也。至於好善惡惡，本是有生以來真真實實的念頭，著不得一毫虛假；若其人躬行實踐，能自歉而無自欺，善皆實有於我而無矯飾，則其實心實行可知矣，此所以謂之信也。吾謂樂正子為善人、信人，亦驗其造詣之所至而已矣。」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承上文說：「樂正子之善、信固有可稱，然義理無窮，聖賢的學問尚不止此。蓋善雖實有，而蓄積未充，未足為美也。惟是真積日久，而悉有眾善，那方寸之中充滿快足，無少間雜，則章美內含，不徒一善成名而已，這叫作美。然內雖充積，而外無可觀，未足為大也。惟是積久而著，蓄極而通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不可遏，則誠中形外，已至於廣大高明之域矣，這叫作大。然大而未能渾化，猶有跡也。惟由大而化之，有日新之至德，而無矜持之勞；有富有之大業，而無作為之跡，則是不思不勉，而能從容中道矣，這叫作聖。夫大而未至於聖，猶可知也。惟聖則不可得而知，至德純於不顯，而意象之俱忘；大業溥於無外，而聲色之盡泯，是乃無方無體，神妙不可窺測者矣，這個叫作神。夫善、信之上，猶有此四等，故學者必由善、信而馴至於聖、神，然後為人道之至極也。若樂正子之為人，有可欲之善，而無矯偽之私，其造詣所至，蓋在善、信二者之中。至於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稟有限，學力未充，猶在四者之下也。使不以善、信自足，而以美、大、聖、神自勉，則他日所就，亦豈可量乎？」觀孟子此言，可見道無終窮，學無止法，以成湯之聖，猶日新而不已；以成王之賢，猶緝熙於光明。甚哉！務學之不可以已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說：「吾儒之於異端，拒之不嚴，則無以盡閑邪之義；待之不恕，則無以開反正之端，二者必不可廢也。方今楊、墨之徒，執迷不悟，固難望其以吾道為依歸矣。如使天理未盡梏亡，人心不終錮蔽，為墨氏之學者，知兼愛之為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別尋簡便的門路，而歸之於楊；為楊氏之學者，知為我之為非，欲逃而去之，則其勢不得不反求中正的道理，而歸之於儒。蓋楊、墨雖同歸於異端，然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變而從道，難易不同如此。夫吾儒之所以痛排楊、墨者，但以楊、墨之能害道耳。今既以漸來歸，則為吾儒者，惟當憫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以楊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害義者以就吾之義而已矣；以墨而來者，吾則以儒受之，使去其害仁者以就吾之仁而已矣。豈可追其既往，而復與之辯哉？」蓋未歸之前，異端與吾道為敵；既歸之後，異端與吾道為徒，此所以聖賢立教，每於拒絕之中存招徠之意，言易入而道易行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是走出去的豬。苙，是豬圈。招，是用繩拴縛四蹄。
孟子又說：「方今之世，既難得辟邪衛道之人。即有知吾道之為是，楊、墨之為非，能倡其說而與之辯者，卻又以一切先入之成心、不平之客氣，務要與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寬。楊既歸於我矣，猶咎其昔日為我之非義；墨既歸於我矣，猶咎其昔日兼愛之非仁。深惡痛絕，既不容之於門牆；責備求全，又不假之以聲色。就如追趕放逸的豚豬一般，既入其苙圍而制之，使不得奔突亦可矣，又從而拴縛其四蹄，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不惟隘吾兼容並包之量，而且阻人遷善改過之門。故已歸者，苦其嚴而思復叛；未歸者，畏其嚴而不復來。吾道之不明於天下，不惟異端害之，而儒者科條太密，門戶太高，亦當交任其責矣。有衛道之心者，可不慎所以待之哉！」
孟子曰：「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殍，是餓死的人。離，是離散。
孟子說：「為人君者，天下之財力皆其財力，其勢不容不用乎民，所貴取之以時，不至於橫征虐使，俾民不堪命耳。自古征賦之制有三件：一件叫作布縷之徵，是取百姓每蠶織之利以為用，如今之絲絹麻苧是已；一件叫作粟米之徵，是取百姓每田入之利以為用，如今之夏稅、秋糧是已；一件叫作力役之徵，是取百姓每丁夫之力以為用，如今之當差做工是已。這三件，君子雖例得取之於民，然每於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如布縷取之於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取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力役取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但用一件以充國之用，常緩二件以寬民之生。故上無誅求督責之擾，下無饑饉流亡之患，賴有此耳。苟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有飢死而轉於溝壑者矣。一時而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將父子逃亡而散於四方矣。」夫使百姓困窮離析，無以聊生，雖欲責之以常賦、驅之以往役，誰復有能供其令者乎？危亡之禍可立至矣。然則用一緩二之規，人君不獨愛其民，實自愛其國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說：「萬物中難得而可貴者，都叫作寶。然寶得其寶則安，寶失其寶則危，不可不慎也。試以諸侯之寶言之。諸侯控一國之尊，享千乘之富，珍奇非不足於府，玩好非不足於前，然其所當寶重而愛惜者，不過三件而已。彼國有土地，錫之天子，傳之先人，乃基業之所由系；非是，則無以立國矣，此第一件當寶也。國有人民，賦稅為我供，緩急為我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則無以守位矣，此第二件當寶也。國有政事，利以之興，害以之除，乃紀綱之所由植；非是，則無以保土地而理人民矣，此第三件當寶也。諸侯能知此三者為國大寶，而念念謹守，時時修飾，使之無一些玷缺損壞之處；將見國祚鞏於磐石、遺澤傳之子孫，不止於一身無患而已。至於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為寶，而徒取給於耳目之玩，則內以嗜欲喪志，外以徵求剝民，攘奪將興，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於受殃，而況能常有珠玉哉？」可見有國家者，求利必生害，多藏必厚亡。所以自古帝王抵璧于山，投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蓄無用之器，其能保身以及民、保民以及國，有由然也。後之人君，可不知所取法哉！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是姓。括，是名。
昔盆成括方仕於齊。孟子逆料他說：「我觀盆成括，非享壽祿之器；今雖進用，乃死亡之日近矣。」既而盆成括有罪見殺。門人問說：「死生有命，非人所可預知。今夫子果何所據，而能察見未來，知括之將見殺也？」孟子答說：「我於括之死，非揣以適然之數，乃斷以必然之理也。夫人不貴有才，而貴聞道；道苟得聞，必善用其才，以此濟事，而亦以此保身。今括之為人，儇巧捷給，不過小有才耳；於君子仁、義、忠、信之大道，茫然其無聞也。既未聞道，而使之一旦進用，處必爭之地，乘得志之時，則其勢必至於恃才妄作，啟釁招尤，適足以取殺身之禍而已矣。我所以預知其敗者，為此故也，豈有他術哉？」是可見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害；惟不求合於道，而專用其才，則大者亂國，小者殺身，反不若樸拙無能之為愈也。取才者，尚其審諸！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上宮，是往滕國去的驛站。業屨，是織屨將成的。廋，是藏匿。
昔孟子將往滕國，館寓於上宮之地。當時偶有織屨將成，置於牖戶之上，忽然遺失。館人尋求而不得，或人遂疑為門人竊取以去，乃對孟子說：「夫子從者，何其善匿人之物如此？」蓋以穿窬之心而度聖賢之徒也。孟子答說：「未成之物，直得幾何？據子之意，得毋謂我之門人專為竊取一屨而來與？」或人自悟其非，說道：「我固知從者為遊學而來，非為竊屨而來也。但夫子設立科條以待學者，往者之失，則必不追咎，以塞其自新之路；來者之勤，則必不拒絕，以阻其向化之機。只據眼前，苟以求親師友、從事學問之心而來，斯容受以教誨之而已矣。然則謂從者竊屨而來，固非也；謂夫子能保其往，是豈可哉？」夫或疑從者之竊屨，其見陋矣。至於論聖賢之設科不追既往，實與前章「歸斯受之」之意同，此記者所以有取而載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孟子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人所固有者，惟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今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哀可矜之事，便慘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為氣拘物蔽，有不忍於此、而或忍於彼者，則仁即為之壅遏矣。必自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使地無遠近、情無親疏，遇疾苦一般矜憐，遇患難一般憫恤，這才是吾心全體之仁。蓋仁主於慈愛，而世間當愛之物甚多，不可以一念之惻隱便謂之仁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愧可恥之事，便毅然有所不為，此義之端也；但為氣拘物蔽，有不為於此、而或為於彼者，則義即為之扞格矣。必自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使事無大小，時無順逆，見利必不敢以苟求，見害必不敢以苟免，這才是吾心全體之義。蓋義主於斷制，而世間當斷之事甚多，不可以一念之羞惡便謂之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逾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是穿穴。逾，是逾牆。皆為盜的事。
承上文說：「如何是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彼不仁之事，至於處心積慮要坑害人，此乃最刻毒的心腸，人皆有所不忍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於人之事，其類不同，同歸於害人。務要件件體貼，將此心不忍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仁之全體在我，由是而親親、仁民、愛物，無往非此心之貫徹，而仁之為用不可勝窮矣。如何是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彼不義之事，至於穿穴逾牆而甘為盜賊，此乃最卑污的行止，人皆有所不為者也。能由此而推之，凡一切瞞心昧己、不合天理之事，其類不同，同歸於穿窬。務要件件檢點，將此心不為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義之全體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國、正天下，無往非此心之運量，而義之為用不可勝窮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之也。是皆穿逾之類也。」
爾、汝，是輕賤的稱呼。，是探取人情，如以舌去取物件的模樣。
孟子說：「仁義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義之為道甚廣，而充之為事多端，尤當推類以至於盡者也。彼人以『爾』『汝』輕賤之稱加於我，我乃不以為辱，而甘心受之，是其貪昧隱忍，即穿窬之心也。然其中或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是其知恥一念，即不為穿窬之心也。必自此心而充之，思我為人所輕之故，而反己自修，以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矣。夫卑污苟賤之事既有所不為，則光明正大之義自無所不協，安往而不為義乎？然不但行己當慎，即一語一默，亦有不可苟。設使士人於應酬之際，時未可以言，而乃輕躁以發言，這是故意開端，要人來答我，以言探取人情者也；時既可以言，而乃緘默以不言，這是故意落後，要人來問我，以不言探取人情者也。若此者，比之無受『爾』『汝』，事甚微，而人易忽矣；自我觀之，是皆穿窬之類也。蓋盜賊以穿窬探取人之物，士人以語默探取人之情，其為心術，同一暗昧，同一陰險，何差別之有乎？人必推類至此而悉去之，然後真能充無穿窬之心者也。」孟子此章之旨最為精密。蓋人無智、愚、賢、不肖，無不有此仁義之心。但眾人一念之差，止是看得些小陰騭，以為無害於仁；細微舉動，以為無害於義，卒之人品化而為禽、為獸，功效流而為雜霸、雜夷，其幾皆決於此，不可不慎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孟子說：「人之為言，固不可失之淺陋；然使其高談闊論，只顧耳邊好聽，而不切於事理，未可為善言也。惟所言者切近精實，若不足以動聽，而其旨則包藏深遠，愈探而愈無窮，這等言語，才是徹上徹下、可以垂世而立教者也，非善言而何？人之為道，固不可失之狹小；然使其好大喜功，只顧外麵粉飾，而其中漫無所守，未得為善道也。惟所守者簡要省約，若不足以致用，而施之則功用溥博，愈推而愈不匱，這等的道理，才是有體有用、可以經世而宰物者也，非善道而何？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我觀君子之言，止據目前常見之事平平敷衍，若不下於衣帶之近；然天命之精微、人道之奧妙，不越此淺近之論以該括之，而道無不存焉。」夫以帶視道，其遠近為何如者？乃君子不下帶而道自存，信乎為言近指遠之善言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承上文說：「我又觀君子之守，止就一身本分之內暗然自修，初無責效於人之意。然內而百官象其德，外而萬民順其治，不越此身范之端，而天下自平矣。夫以身視天下，其博約為何如者？乃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信乎為守約施博之善道也！這等看來，可見人必先治己身，而後可以治人；與農夫必先芸己田，而後可以芸人田，事雖異，而理則同耳。今不務守身，而徒欲施博，其為病就如舍己之田不芸、只管替人芸田的一般，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待其身者卻甚輕。如責人為子盡孝，而自己孝不如人，卻不知愧；責人為臣盡忠，而自己忠不如人，卻不知勉。顛倒謬妄如此，其去君子之善道，不亦遠乎！」孟子此言，專為戰國君臣，惑楊朱、墨翟之橫議，慕管仲、晏子之近功。欲使立言者必本六經，為治者必法三代。而惜乎古道既遠，至今終不可復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回，是邪曲。
孟子說：「聖人之德，要其終，固無優劣之殊；而原其始，實有安勉之異。以堯、舜言之，其知為生知，其行為安行，此乃是天生成的。其初無虧欠，及後來亦不假修習，性之之聖也。以湯、武言之，其知則思而後得，其能則勉而後中，此乃自己成習的。其初雖有虧欠，後來卻能復還本體，反之之聖也。所謂性之之事何如？時乎動容之際，則周旋曲折，無不中禮，豈有意於中哉？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與禮而妙合也。時乎哭人之死，則哀痛慘怛，若不勝情，豈有意於為生者哉？乃其天性之慈，自然為死而興哀也。所行者皆經常之德，而無所回邪，豈以干祿之故哉？率性而行，自然趨於正直，非勉強要做好人，以求聞達於人也。所言者皆信實之言，而無所虛妄，豈以正行之故哉？根心而言，自然符於踐履，非勉強要行好事，以求踐其言也。是其優遊於成法之中，而不事勉強；順適於天命之內，而相為合一，蓋性焉、安焉之德如此。」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承上文說：「所謂反之之事何如？彼天理當然叫作法，吉凶禍福叫作命。法所當自盡，而命不可必得者也。反之之君子，凡一身所行，如上文動容之禮、哭死之哀、經德之正、言語之信，雖不能自然而然，然其心只知這天理中有一定之規矩，毫髮不可逾越；而事事之所率循，念念之所執守，舉不出於此。由此而獲吉與福，是命之通也，固俟之而無所徼求；由此而罹凶與禍，是命之塞也，亦俟之而無所規避。是雖未至於無心，而亦不出於有為，蓋復焉、執焉之德如此。」夫以行法俟命之君子，比於性之之聖，規模雖有廣狹，從入雖有安勉，然論道統，則湯、武同歸於執中；論心法，則堯、舜不敢以自聖。此憂勤惕勵，為聖學相傳之要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八尺叫作仞。榱題，是椽頭。方丈，是桌面擺列，方廣有一丈。
孟子說：「今布衣游談之士，欲進說於王公大人之前者，往往視大人太尊，視己太卑，不勝其畏懼之心，所以理為勢屈，而言不盡意耳。自我言之，彼雖尊貴，那進言之人，只合藐視而輕忽之，切勿將他巍巍然可畏之氣象看在眼裡，則志意舒展，而言語得盡矣。所以然者何哉？彼大人者，堂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不過宮室華美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侈靡之事也。食前有方丈之廣，侍妾有數百之眾，不過聲色艷麗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奢縱之事也。般樂逸游而飲酒，驅馳車馬而田獵，且每一出遊，則後車隨從者有千乘之多，不過快意適觀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荒亡之事也。夫在彼之聲勢氣焰赫然動人者，皆我所不屑為。而在我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其所抱負操持，皆千古聖賢之法制，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矣，吾何畏彼之有哉？此吾當藐視之也。」是時戰國游士，意氣非不盛，談吐非不高，然其心只知有諸侯之尊，而多方以中其欲，曲意以希其寵，所以到底止成就得順從之妾婦。而孟子獨能以道德自重，義命自安，宜其為狂瀾之砥柱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是口、鼻、耳、目、四肢之欲。
孟子說：「人之有心，乃具眾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不養。然養心之功，不可他求，只要見得心本至虛，而為欲所累；心本至靈，而為欲所昏，將一身中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縱而無所節制，這便是養心極好的方法。吾儒一生學問、一生人品，舉繫於此。如使其為人也，能知養心之要，而為寡慾人焉；則外感不雜，內境常清，泰宇定而天光發，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不存，不過暫失之耳，不亦寡乎？如其為人也，不能知養心之要，而為多欲人焉；則物感既搖，中心無主，嗜欲深而天機淺，心未有能存者也。雖有存焉，不過偶得之耳，不亦寡乎？」夫人心、道心迭為消長如此，信乎養心莫善於寡慾也！然寡慾不特可以養心，而神完氣固，亦可以保身。況人君者，心為萬化之原，身為萬民之主，其關係尤重，而保守尤難。寡慾之功，尤不可不深念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皙，是曾子之父。羊棗，即今軟棗。肉細切，叫作膾。
昔曾皙在生之日好食羊棗；既歿之後，其子曾參每見羊棗，思起父之所好，便舍置而不忍食，蓋孝子不忘親之心如此。公孫丑乃疑而問於孟子說：「肉中有膾炙，果中有羊棗，二者之味孰為美乎？」孟子答說：「二者固皆可食。論其味，則膾炙尤美也。」公孫丑又問說：「膾炙既美於羊棗，在曾皙亦必嗜膾炙矣。曾子於膾炙則食之，於羊棗則不食，充其思親之念，何忍於膾炙而獨不忍於羊棗也？」孟子答說：「人之所好不同，情之所感自異。以膾炙為美而嗜之，乃眾人之所同也；以羊棗為美而嗜之，此曾皙之所獨也。惟其為眾人所同嗜，雖與眾共食，而不忍之心自無所形；惟其為父之所獨嗜，則觸物有感，而思親之念自不可遏：此所以一食、一不食也。譬之諱名者，敬親之名而不敢輕犯，未嘗並親之姓而諱之；非重於名而輕於姓也，蓋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獨，故名可諱而姓不可諱也。知諱親之名不可概同於姓，則羊棗之思，豈得並及於膾炙也哉？」夫觀于思其所嗜，既可以見孝子惻怛之情；觀于思所獨嗜，又可以見孝子專一之念矣。學者當體其心，不可徒泥其跡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簡，是志大而略於事。進取，是求望高遠。
萬章問於孟子說：「昔者孔子在陳國之時，知道之不行，嘗自嘆說：『我初周流天下，本為行道計也。道既不行，何不歸來於我魯國乎？蓋吾黨後學之士，大段資性狂簡，激昂於意氣，而闊略於事為；充其志，直欲進而取法古人，終身以為嚮往，不肯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僅可副我傳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士而曰狂，未便是高世絕俗之品；乃孔子在陳，獨思想魯之狂士，其意何居？」孟子答說：「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嘗說：『道之所貴者中。誠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吾之願也。今既不得其人，其必得狂狷之士乎？蓋狂者志向高明，而期望甚遠；狷者持守貞固，而有所不為。得這兩樣人，激勵裁抑之，庶乎可進於中道也。』觀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無傳，不得已而求其次，此所以思及於狂士也。然則狂狷雖未至於中行，中行而下，固資質之最高者矣。孔子思之，何莫非向道之心哉？」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琴張、曾皙、牧皮，都是孔子門人。嘐嘐，是志大言大的模樣。夷，是平。掩，是覆蓋的意思。
萬章又問孟子說：「狂士之思，固非聖心之得已。然當時在魯之士亦多矣，敢問如甚麼樣人斯可謂之狂士乎？」孟子答說：「當時孔子弟子在魯者，如琴張、曾皙、牧皮這樣的人品，俱是孔子之所謂狂士矣。」萬章又問說：「有狂之名，必有狂之實。敢問何所考驗而遂稱之為狂也？」孟子答說：「欲知狂之所以為狂，惟於其志願觀之，則可見矣。其志嘐嘐然誇大，卑視今世之士，以為不足稱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論學術，必以古聖賢之道德自期；論事功，必以古帝王之經濟自任：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所言以考其所行，則志大而不能充其志，言大而不能踐其言，平日所自許者，卻多有空缺去處，不能一一掩蓋得來，狂之為狂蓋如此。此則踐履雖歉於篤實，而志願則極其高遠，稍裁抑之，至於中道不難矣。此孔子所以致思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孟子又答萬章說：「孔子之思狂士，固有取於志願之高矣。乃其思及於狷，亦自有說。蓋中行而下，狂士最高，這等樣人，世間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不潔之士，操履極其謹嚴，廉隅不肯少貶，一切卑污苟賤之事，有玷於行誼，有浼於名節者，深惡而不屑為。得這等樣人而與之，志雖不足，守則有餘，此所以謂之狷也。以中行之士律之，下狂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矣。」夫中行不得，而思及於狂；狂又不得，而思及於狷，其取人愈恕，而為道之心愈益加切矣。是豈孔子之得已哉？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憾，是恨。原字，與願字同，是謹愨的意思。踽踽，是獨行的模樣。涼涼，是薄。閹，是閉藏。
萬章又舉孔子之所惡者問於孟子，說：「孔子嘗云：『人情不見親厚，則怨恨易生。若過我之門，不肯入我之室，我亦無恨於彼者，惟是於鄉原之人為然。蓋鄉原之為人，似德非德，實害乎德；方以其不見親就為幸，何恨之有？』孔子深惡鄉原之人若此。敢問其所為何如便稱之為鄉原乎？」孟子答說：「欲知鄉原之為人，惟觀其譏狂狷之言可見矣。其譏誚狂者說：『何用如此嘐嘐然也？言誇大而不顧其行，行闊略而不顧其言，每事便說「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慚耶？』其譏誚狷者說：『何必如此踽踽然獨行、涼涼然寡薄？舉斯世之人，一無所親厚為哉？人既生於斯世，則但當為斯世之人，使舉世之人皆稱以為善人可矣，何必生今而慕古、違眾以為高哉？』夫觀其譏狂狷之言如此。既不為狂者之絕俗，亦不為狷者之潔己，惟閹然深自閉藏，與時俯仰，以求親媚於一世之人者，這乃是鄉原之行也。孔子所以深惡之者，蓋為此耳。」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萬章又問孟子說：「一鄉之人，公論所出。今一鄉皆稱為原人，是其為人無所往而不謹厚矣。謹厚為士人之美行，孔子乃深惡之，謂其為『德之賊』，何哉？」孟子答說：「人之處世，心術貴於光明，行己貴於正直。若鄉原之為人，欲明指其失而非之，則掩覆甚周，無可舉之顯過；欲伺察其惡而刺之，則閉藏甚密，無可刺之深奸。惟只與時浮沉，混同於流俗；隨眾委靡，苟合乎污世。其立心本無忠信之實，而深情厚貌，恰似誠篤不欺一般；其行事本無廉潔之操，而好名能讓，恰似清介有執一般：此正其閹然求媚於世的去處。故一鄉之眾，喜其軟熟，皆欣然悅之，稱以為善人；彼亦遂以為自以為是，居之不疑，迷而不悟。是以病根深錮，終其身汩沒於斯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今鄉原竊其近似而淆其本真，在己既不覺其非，在人又皆惑其偽，非德之賊而何？此孔子所以深惡之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告萬章說：「鄉原之為人，人皆稱之，而孔子獨惡之，非無謂也，為其似是而非耳。孔子嘗說：『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為是；有真非者，人皆知其為非：此不足以惑人，無可惡也。惟似是而卻非是，反亂天下之真是者，此為可惡耳。試舉其類言之：莠草似苗非苗，所以莠為可惡，恐其亂真苗也；佞口似義非義，所以佞為可惡，恐其亂真義也；利口似信而實非信，所以惡利口者，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實非雅樂，所以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色似朱而實非朱，所以惡紫色者，恐其亂朱也；至於鄉原，不狂不狷，似若有得於中行，然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不可與入聖道，將使天下之人迷謬於名實，而不知所適從，皆自鄉原啟之；則所惡於鄉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由孔子此言觀之，其所以惡鄉原而斥其為德之賊者，其意益可見矣。」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是常道。
孟子又告萬章說：「鄉原雖足以亂德，而邪說終不能勝正。君子於此，固自有絕之之術焉。彼綱常倫理之懿，為天下古今所共由者，這叫作常道。常道不明，斯邪說所由盛也。君子欲辟異端而息邪說，只是將此常道見之於躬行，施之於正教，使其昭如日星，坦如道路，與天下共由之而已矣。大經既反而歸於正，則化本端而民有所觀感，治具張而人有所持循，莫不勃然興起，惟吾常道之是遵矣。庶民豈有不興者乎？庶民既興起於常道，則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彼似是亂真之邪慝，雖足以惑世，而斯民灼然有定見，確然有定守，皆知真是之所在，自不為其所惑矣，尚何邪慝之足患乎？」夫觀孔子之思狂狷，可以見傳道之心；觀孔子之惡鄉原，可以見衛道之志。其惓惓一念，無非為斯道計焉耳。孟子發其蘊於萬章，而又終之以辟邪之術，此所以有功於聖門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見知、聞知，俱指知道說。
孟子說：「斯道之統，必待人而後傳；而聖人之生，實間出而不偶。吾嘗溯觀往昔，世代凡幾變矣，中間有數的幾個聖人，大率五百年而一出。這數聖人者，生不一時，而道則相繼。惟其有見知者以開其先，是以有聞知者以繼其後也。試舉而言之：自堯、舜以精一之旨相授受於唐虞，而萬世道統之原實自此始。由堯、舜以來，至於湯，計其時蓋五百有餘歲；湯出，而堯、舜之道統始有所傳。非湯生而能知堯、舜之道也，由有祗台之禹、邁種之皋陶，此二聖臣者，當明良喜起之時，與堯、舜會聚於一堂，親見其道而知之，是以成湯得以其建中之極，而仰溯其執中之傳，蓋聞之於禹與皋陶而知之者也。此湯之得統於堯、舜者然也。向非有禹、皋陶見知，湯亦安能上接夫堯、舜之統哉？」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承上文說：「湯得聞堯、舜之道，固與禹、皋陶有賴矣。由湯之時，歷數以至於文王，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文王出，而成湯之道統始有所傳。亦非文王生而能知成湯之道也，由有阿衡若伊尹、左相若萊朱，此二聖臣者，當一德咸有之日，與成湯交修終始，親見其道而知之，是以文王得以其小心之誠，而遠繼乎制心之學，蓋聞之於伊尹、萊朱而知之者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成湯者然也。向非伊尹、萊朱之見知，文王亦安能上接夫成湯之統哉？」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承上文說：「文王得統於湯，固於伊尹、萊朱，有賴矣。由文王之時，歷數之以至於孔子，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孔子生，而文王之道統始有所傳。孔子亦非無自而得統於文王也，蓋由有太公望、散宜生者，疏附先後，親炙其緝熙敬止之范，有以見而知之，是以孔子繼其道於數十世之下，於賢者識其大，於不賢者識其小，覲耿光於未泯，幸斯文之在茲，乃得聞而知之也。則孔子所以得道統於文王者，又於太公望、散宜生而有賴矣。」夫由堯、舜以至於孔子，道統之所以不絕者，皆賴見知者以開於前。則今日欲傳孔子之道，豈可無見知之人乎？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承上文說：「由群聖相承之統觀之，必有見知者以開其先，然後有聞知者以繼其後，道統所以相續而不絕也。乃自孔子以來，至於今，論其時世不過百有餘歲，去聖人之生時若此其未遠也，非若時不相及而不得見也。論其居處，自鄒至魯，壤地相接，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非若地不相鄰而不可見也，宜若有得於見知之真者矣。然求之當今之世，其於孔子之道，已無有見而知之，若禹、皋之於堯、舜，伊、萊之於湯，呂、散之於文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去聖人之世漸遠，近聖人之居，不知當何如者，豈復有聞而知之，如湯之於堯、舜，文王之於湯，孔子之於文王者哉？然則文王以來相承之統，其可使之寥寥無傳耶？吾蓋不能以無憂矣。」孟子此言，雖不以見知自居，而自任之意實不容掩。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俟後聖於無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