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九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是孟子的門人。天雖至高，而仁覆閔下，所以叫作旻天。
萬章問說：「古稱大孝，莫如虞舜。然聞舜耕歷山的時節，每往到田間，便呼旻天而號泣。夫人情必至於抑鬱無聊、莫可控訴，乃有號泣而呼天者。舜雖不得親，豈沒有感格的道理？卻只這等號泣，何為其然也？」孟子答說：「孝子之事親，幸而安常處順，固是天倫之至樂；然不幸而偶值其變，則其情亦有大不得已者。蓋凡人有所圖為而不得，則怨生；有所懷戀而不舍，則慕生。舜惟不得於父母，其怨艾之深、思慕之切，不可解於其心，是以呼天號泣，以自鳴其悲愁困苦之意，此聖人處人倫之變，不得已而然者也。然舜之怨在於己，慕在於親，但求所以順乎父母，非怨父母也。萬章惡足以知之？」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都是古人的姓名。恝，是無愁的模樣。共字，即是供字。
萬章不悟孟子怨慕之言，又問說：「吾聞人子事親，見父母愛他，便歡忻喜樂，常存於心而不忘；就是父母惡他，加以勞苦之事，也起敬起孝，不敢有一毫怨恨之意，這才是孝子。若以號泣旻天為怨慕，則舜之於親猶不免有所怨乎？」孟子曉之說道：「聖人的心事，古人亦有疑而未達者。昔長息問於公明高說：『舜往于田，則吾既已知之；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卻不知何意？』公明高答說：『孝莫大於虞舜。其心自有獨苦而難言者，是非爾之所知也。』吾推公明高未發之意，以為子之於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而適當其變，則自有不容己之真情。若但恝然無愁，略不動意，薄亦甚矣！曾謂孝子而若是乎？吾想舜之存心，只說『人子事親，須要得親之愛；我今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之常事而已。今父母之不愛我，必是孝道有虧，誠意未至，不知我有何罪以至於此？』求之而不得其故，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號泣也。我所謂怨慕者，蓋怨己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耳，豈怨父母哉！」《書經》上說：「負罪引慝，夔夔齊栗。」正是此意。惟其責己之誠，敬親之至，所以終能感格親心，而成萬世之大孝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是帝堯。胥字，解作皆字。遷，是移此與彼。胥天下而遷之，是把天下盡皆與之，即禪之以帝位也。
孟子說：「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時為然？當四岳咸薦之初，玄德升聞之日，帝堯將歷試諸艱，乃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治外何如；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內何如，凡百官有司、牛羊倉廩，莫不備具。此時舜在畎畝之中，特一耕稼之夫耳，帝堯這等奉事他，其際遇之非常如此。那時，天下之士翕然嚮慕，都來歸舜，始而所居成聚，繼而成邑、成都，其人心之歸服如此。帝堯見舜果有聖德，將欲盡天下而移以與之，使踐天子之位，其帝心之簡在又如此。夫舜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宜何如其為樂者？乃惟不得順於父母之故，其戚戚皇皇就如窮人無所歸的一般。」蓋以不得於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既不可以為人子，則此身無所依歸，與窮人何異？其怨慕迫切之情，真有不能自解者矣。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承上文說：「舜起畎畝之中，而處富貴尊榮之極，乃其怨慕迫切如窮人之無歸者，何哉？蓋親親為重，則視外物為輕；見可憂之在此，則不見可欲之在彼耳。夫天下之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欲也；舜乃視之如草芥，而不足以解憂。好色，是人之所欲；舜以帝堯二女為妻，其榮至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富，是人之所欲；舜有天下之大，其富極矣，而亦不足以解憂。貴，是人之所欲；舜居天子之位，其貴無以加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夫天下之人悅我，美色事我，至富至貴加我，都無足以解其憂者，則必何如而後可以自解乎？看他心心念念只要順著父母，感之以誠，使精神流通，無一毫間隔；諭之以道，使志意融洽，無一毫違忤，這等的才無愧於為人、為子，而後怨己慕親之念，庶幾可以盡釋耳。夫父母未順，則中心無可解之憂；父母既順，則天下無可加之樂。舜之所以怨慕者如此。」此聖人純孝之心，非孟子，其孰能知之？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艾，是美好。熱中，是躁急心熱。
孟子既推舜怨慕之心，又申贊之，說道：「舜之心，不見外物之可欲，而惟知父母之當順，其為大孝，是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大凡人生少時，情竇未開，其良知良能止知道慕著父母，依依戀戀，不忍相離；這點純一無偽之心，不為他念所奪，此天性之本然也。又及稍長，而知好色，即移其慕於少艾，而此心為情慾所誘矣。及既壯而有室家，即移其慕於妻子，而此心為室家所累矣。及出而求仕，即移其慕於事君；或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便躁急心熱，汲汲求用，而此心又溺於功名得失之際矣。夫人情之常，因物有遷如此。必是大孝的人，自少至老，終身只慕父母，那孩提愛親的本心始終如一，情慾不能為之牽，窮達不能為之變，此孝之所以為大，而超出乎尋常萬萬也。我觀於古，惟大舜為然。蓋舜自徵庸之後，攝政之時，年已五十矣；而克諧以孝，愛慕其親，猶如一日。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非舜，其誰與歸哉！」是知耕田以供子職，非難也；惟身處富貴，而不異畎畝之中，則窮達一致，所以為難。少年而慕父母，非難也；惟年至衰老，而不異幼沖之日，則始終一節，所以為難。古今帝王獨稱舜為大孝，正以其能為人之所難耳。欲盡天子之孝者，當以虞舜為法。
萬章問曰：「《詩》雲，『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是仇怨。
萬章問於孟子說：「婚娶，人道之常，然未有不稟命於父母者。《詩•國風•南山》之篇有云：『娶妻當如之何？必告於父母，而後敢娶。』誠如《詩》之所言，能盡人子之禮而不失者，當莫如大舜矣。舜乃不告父母而娶帝堯之二女，與《詩》之所言大相違背，此何說也？」孟子答說：「告而後娶，婚禮之常；舜之所處，人倫之變。蓋舜父母頑嚚，每有害舜之心；若稟命而娶，必不聽從，竟至於不得娶矣。而不娶則豈可哉？蓋男女屋室，上以承祖考之統，下以衍嗣續之傳，乃人之大倫也。若告而不得娶，既違室家之願，廢人之大倫，又傷父母之心，致親之仇怨。舜之處此，誠有大不得已者。於是酌量於倫理兩難之地，與其告而廢倫，陷身於不孝之大，寧不告而廢禮，猶可以全父母之恩，此所以不告而娶也。」蓋事處其變，不得不通之以權耳，豈可以稟命之常禮而概律之哉？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指堯說。以女為人妻，叫作妻。
萬章又問孟子說：「舜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夫子之命，而知其為通變之權矣。當時，帝堯以女妻舜，據人情之常，亦當告於舜之父母而使之知。乃亦不告而妻舜，是何意也？」孟子答說：「欲妻其子，宜通言於其父，帝堯豈不知此？但舜之親既有害舜之心，則妻以二女，必其心之所不欲也。使帝告而後妻，頑如瞽瞍，雖不敢以臣而抗君，將必以父而制子，那時舜既不敢逆親之命，堯亦不能強舜之從，竟至於不得妻矣！堯知其事必至於此，故可妻則妻，以君上之法治之，不必問其親之知與不知耳。此所以不告而妻也。亦豈可以常禮概律之哉？」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是泥補。廩，是倉房。階，是梯。掩，是蓋。象，是舜異母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叫作都君。績，是功。弤，是雕弓。棲，是床。鬱陶，是憂思鬱結。忸怩，是羞愧之色。
萬章又問孟子說：「舜處父母之變，固子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間，亦有非常情可測者。聞說舜之父母偏愛少子，聽象之言，每每設計害舜。一日，使舜塗治倉廩。待其升屋，瞽瞍卻從下面撤去梯子，縱火焚之。舜將兩個斗笠自捍其身而下，幸得不死。又一日，使舜掘井。舜防其害己，旁鑿一穴，暗地走出。瞽瞍不知，乃下土掩蓋其井。象只道舜已斃井中，自謂得計，乃誇說：『今日謀蓋都君於井中，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之物，我當與父母共之。若牛羊、若倉廩，皆以歸之父母；若干戈、若琴、若弤，我自用之；二嫂娥皇、女英，則使治我寢臥之榻。』遂往入舜宮，欲分取所有。不意舜已先至其宮，在床鼓琴。象既見舜，無詞可解，乃假意說：『弟因思兄之甚，氣結而不得伸，故來見耳。』乃其真情發見，則不覺有忸怩之色焉。此時舜更不嗔怪，卻乃喜而謂之說：『凡茲百官，我一人不能獨理，汝其代予治之？』夫怨莫深於殺身，情莫親於托國。象欲殺舜，舜不以為怨，而反喜之如此，意者不知象之將殺己與？」孟子答說：「家庭之間，其事易見；而況焚廩、蓋井之謀，其跡甚彰，豈以舜之大智而有不知者哉？但聖人愛弟之心，根於天性而不容已，故其待弟之情，聯若一體而無所間，見象之憂，則己亦惻然而為之憂；見象之喜，則己亦歡然而為之喜。欣戚相關，自無形骸之隔耳。彼以思兄而來，舜亦以其來見而喜，惟知親就之為幸，而豈暇計及於殺己之事哉？」據萬章所問，其事有無雖未可知，而亦憂亦喜兩言，大舜愛弟之情宛然如見，非孟子知舜之深，不能如此形容之也。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校人，是主池沼的小吏。圉圉，是困頓未舒的模樣。洋洋，是寬縱。悠然，是順適的意思。方字，解作道字。
萬章又問孟子說：「舜既知象之將殺己，在常情必以為深恨矣。舜顧見其來而喜之，或者內疏而外親，偽喜而非出於誠心者與？」孟子答說：「聖人之心，純一無偽。舜之待弟，豈有偽哉？觀子產處校人之事可知矣。昔者有人以生魚饋鄭子產，子產不忍戕其生，使校人畜之於池。校人乃私自烹而食之。設詞復命於子產說：『方魚始舍於池中，圉圉然困頓而未舒；少頃，則洋洋而放縱；久之，遂攸然自得而遠逝矣。』子產信其言，而幸魚之得生，乃嘆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語人說：『誰謂子產為智人？彼嘗使我畜魚，我既烹而食之矣，假以放魚復命，而彼遂信之，乃嘆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易欺若此，焉得為智？』由此觀之，非校人智而子產愚也。校人所飾者，當有之情；而子產所據者，可信之理。故君子雖明無不察，而或誑以理之所有，則亦間為所欺；雖未嘗逆詐，而或昧之以理之所無，則必不為所罔。蓋誠以待人，明以燭理，常並行而不悖也。若象執鬱陶思君之言，而以愛兄之道來，此正理之所有者，也與校人欺子產一般。舜明其愛兄之言，以實心信之，因以實心喜之，此正可欺以其方，與子產信校人一般，夫何偽之有哉！有偽則不足為聖人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放，是安置一方，使不得他往。流，是遣之遠去。共工，官名。三苗，國名。兜、鯀，俱人名。幽州、崇山、三危、羽山，都是四方極邊的去處。有庳，是封象的國名。
萬章問說：「舜之弟名象者，其心傲狠，日每以殺舜為事，既欲焚之於廩上，又謀蓋之於井中，處心積慮，必欲致舜於死而後已。這等的人，情在必報，法所不容。舜既立為天子，操生殺之權，即明正其罪，亦不為過。乃僅止於放逐，安置一方，猶得保其首領，何其罰之輕也？」孟子答說：「兄弟者，天性之親；聖人者，人倫之至。象雖有害兄之意，而舜則不失其愛弟之心。當時處象於有庳者，乃分茅胙土、封建以為一國之君耳，或者不知而謂之放，其實舜之處象，原非放也。夫放之且不忍，而況有重於放者，舜豈為之乎？」萬章又問說：「吾聞聖人之治天下，不以私情害公法。當舜之時，若共工、兜、三苗、伯鯀，天下之所謂四凶也。舜於共工，則流之幽州；於兜，則放之崇山；於三苗，則殺之三危；於伯鯀，則誅之羽山。罪此四人，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蓋舜為天下除害，刑當其罪，而人心咸服也。象之兇惡不仁極矣！即與四凶同罪何不可？乃封於有庳，使之治民。彼既欲殺兄，又何有於百姓？必將大肆殘虐，而播惡於一方矣。有庳之民何罪？而受此荼毒。仁者固如此乎？在他人則用法以誅之，在弟則徇情以封之；不忍割一人之愛，而忍貽百姓之憂。仁人似不若是也。」孟子答說：「處兄弟之際，只論情，不當論法。舜之封象，是乃仁人之用心也。蓋凡人於橫逆之加，不勝其怨怒之意，雖或強制於外，而不能不藏宿於中。惟仁人之待弟不如此。憂喜則與之同，於犯不與之校，雖有可怒可怨之事，隨即消釋，未嘗藏怒而宿怨也。但見其親之愛之，務盡其友於之情，使相好而無相尤，如是而已矣。然使尊卑闊絕，則地分相隔，不可以言親；貧富懸殊，則體恤未周，不可以言愛也。故親之則欲其貴，使有舜位之崇；愛之則欲其富，使欲有貢賦之奉，然後友於之情始慰耳。舜封象於有庳，則富有一國，貴為諸侯，正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若使身為天子，而弟為匹夫，則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勢分日遠，而情義日疏，是豈親愛其弟者乎？然則舜之封象，正仁人之用心也。子乃舉四凶之事而疑封象之非，則亦不達聖人之心矣。」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
吏，是官屬。源源，是相繼不絕的意思。
萬章又問孟子說：「如夫子之言，則舜之封象明矣。或人不謂之封，只謂之放，這是為何？」孟子答說：「舜之待弟，不獨有親愛之心，而尤有善處之術，但其用意深遠，或人未能測識耳。蓋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能專擅行事，有所作為。其國中的政務，則天子自命官屬為之代理；但使百姓每出辦賦稅，以供其費用而已。此則有封之名而不任其事，享國之利而不治其民，卻似安置他的模樣，故或人誤以為放耳。汝謂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這等看來，象雖不仁，動有所制，豈能肆虐於無辜之民哉？舜之待弟，其不以恩掩義如此。然舜雖若制之，而實所以愛之。其意以為，若使象治民理事，則守土之臣不得擅離，兄弟之情不得浹洽，其心有不能自己者；惟其念弟之切，欲常常而見之，故不煩以民事，不限以常期，使得源源而來，可以不時相接耳。古書之辭有云：『舜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於有庳之君。』正此源源而來之謂也。舜之待弟，其不以義斷恩又如此。」可見，聖人以公心治天下，未嘗以愛弟之故示人以私；以厚道教天下，亦未嘗以傲弟之故自處於薄，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若漢景帝之於梁王、鄭莊公之於叔段，始則縱之太過，終則治之太急，其於仁義，胥失之矣。欲盡倫者，宜以大舜為法。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咸丘蒙，是孟子弟子。語，是古語。蹙，是顰蹙不安。岌岌，是危殆的意思。齊東，是齊國東鄙荒陋之處。
咸丘蒙問於孟子說：「嘗聞古語相傳有云：天下有非常之人，則必有非常之事。故君父之倫，以之加於常人，則有定分。若夫盛德之士，雖至尊如君，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為臣。至親如父，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為子。大舜惟有聖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雖為君，不得不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雖為其父，亦不得不北面而朝之。那時，舜雖安於堯，而不能不動心於臣父，望見瞽瞍朝己，其容貌甚是顰蹙，蓋有不能自安者。孔子有感於此事，因嘆息說：『當此之時，君失其所以為君，父失其所以為父。綱常紊亂，天下蓋岌岌乎其危哉！』此等言語，不識果有其事否也？」孟子答說：「否。無是理也。蓋天下惟君子之言據實而可信。此等無稽之言，斷不出於君子之口。必是齊東野人，目不睹禮義之俗，耳不聞典訓之言，或者有此說耳。豈可遂據之以妄議聖人也哉！」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堯典》，是《虞書》篇名。放勛，是帝堯之號。八音，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樣樂器之音。
孟子說：「欲知舜無臣堯之事，當觀堯未禪舜之時。蓋方堯之舉舜，舜之代堯，乃堯既老而倦於勤，舜只居攝而行其事也。當堯生存之日，舜原不曾即帝位，堯何由北面朝之乎？《虞書•堯典》上說：『舜攝位二十有八年，堯乃徂落而終。國中百姓慟堯之歿，如喪父母一般，三年之間，四海斷絕音樂，靜密如一，更不聞有絲竹管弦之音，其思慕之深如此。』據《堯典》所言，則舜之即位，在堯崩之後，不在其攝政之時明矣，何從南面而受堯之朝乎？孔子有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若舜既已為天子矣，及堯終之後，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一天子，堯又一天子，而有二天子矣，民豈有二王之理乎？然則臣堯之說，可不辯而自見其謬矣，咸丘蒙尚何疑之有？」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詩》，是《小雅•北山》篇。普，是遍。率，是循。賢勞，是以賢能任勞。
咸丘蒙問說：「舜無臣堯之事，則我既得聞教矣。乃其不臣瞽瞍，則尚有可疑者。《北山》之詩有云：『普天之下，其地雖廣，無尺地非王土。率土之濱，其人雖眾，無一民非王臣。』當瞽瞍之時，舜既為天子矣，則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乃獨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答說：「詩人之指，各有攸寓。這詩所言，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行役於外，為王事所迫，身任奔走之勞，而不得歸養其父母，因作為此詩。其意說道：『今日之事，莫非王事，凡為王臣者都該分任其勞，何為他人皆享其逸，偏我為賢而使之獨勞，更無休息之期乎？』是詩人本意，但因獨勞而發其不平之情耳，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子乃疑瞽瞍之非臣，非惟不知舜，亦昧於詩人之旨矣。」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凡文辭，一字叫作文；一句叫作辭。逆，是探取的意思。《雲漢》，是《大雅》篇名。孑，是單獨。
孟子又曉咸丘蒙說：「觀《北山》之詠，其意在於獨勞，而不在於『莫非王臣』之一言。可見詩之所貴者，意而已，不在文辭之間也。是以善說詩者，須有活法，不可泥著一字，害了那一句之義；又不可泥著一句，害了那設辭之志。當以自家的意思，探取作詩者的本旨，則玩索久而理趣自融，涵詠深而情狀如見，乃可以得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矣。若但拘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周遭饑饉之餘，黎民無有單獨遺下者。』果如此言，是周家的百姓殘傷已盡，無復有遺種之存矣；豈知其意特在於憂旱之甚，若天絕其生耳，非真無遺民也。然則《北山》之詩，豈真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子乃以辭而害其志，則亦不善於說《詩》矣。」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詩》，是《大雅•下武》篇。則，是法則。
孟子又曉咸丘蒙說：「欲知舜無臣父之事，當觀其平日待親之隆。蓋人子能善事父母的，都可以言孝，然或分有所限，未可言至也；若論孝子之至，則莫大乎尊顯其親，而分得以自伸，這才叫作孝之至。人子能崇奉父母的，都可以言尊，然或勢有所拘，未可言至也。若論尊親之至，則莫大乎以天下養，而勢莫與之抗，這才叫作尊之至。今舜尊為天子，即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舉天下之名分無復可加其尊，非尊之極至而何？舜富有四海，即養瞽瞍以天下之富，是舉天下之供奉無復可加其養，非養之極至而何？尊養並至，此舜之孝所以為不可及，而天下後世為人子者，莫不以之為法也。《下武》之詩說：『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即可以為天下法則。』正此尊親養親之至，而舜之所以稱為大孝者也。若謂舜為天子而臣其父，則所以卑親辱親者至矣，大舜豈為之哉？瞽瞍北面而朝之說，信乎其為齊東野人之語矣！」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是《大禹謨》篇。祗，是敬。載，是事。夔夔齊栗，是敬謹恐懼的模樣。允，是信。若字，解作順字。
孟子又曉咸丘蒙說：「大孝如舜，固無臣父之事。而古語所云『不得而子者』，亦自有一種道理。《書經•大禹謨》說：『舜敬事瞽瞍，每去進見，必夔夔然致齋莊之容，作戰慄之色，無一念不虔，無一時或怠。由是積誠之所感格，瞽瞍亦遂化其頑而為慈，心以之孚，意以之順矣。』夫父為子綱，父能立教，子從而化，理之常也。今瞽瞍不能以不善及舜，而反見化於舜，所謂父不得而子者如此，是豈可臣其父之謂哉？」所謂君不得而臣，即此亦可以類推矣。考之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賴於臣以成其德，亦若不得而臣者；而伊、周稱為大忠，太甲、成王並為商、周令主，君道益有光焉。則知君臣之相臨者，分也；其相成者，道也。使人主自恃其南面之尊，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雖普天率土皆臣僕焉，猶為孤立於上耳。君天下者所當知。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於孟子說：「帝莫聖於堯、舜，事莫大於禪授。人皆言堯有天下，求可以禪帝位者，惟舜有聖德，因舉天下而授之舜，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舜雖得統於堯，而堯不能有私於舜；今說堯以天下與舜，殆不然也。蓋凡物可得而與人者，必是自己私物，可得而自專者耳。若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為天子者但能以一身專統御之責，不能以一己專授受之權，安能以天下與人？若曰與之，則是堯以天下為一人之私，有之自我，與之自我，而非出於公天下之心矣，豈理也哉？」萬章問說：「帝王之統，必有所與，而後有所承。舜有天下，既非堯之所與，果誰與之乎？」孟子答說：「帝王之興，皆由天命，故其位曰天位，祿曰天祿。見其為天之所授，非人力可得而與也。舜有天下，亦惟受命於天，而為天之所與耳。堯雖禪位於舜，不過承順上天之命，而有不能不與者，豈得而專之哉？明乎天與之旨，而可以知帝堯公天下之心矣。」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諄諄，是語言詳切。
萬章問孟子說：「帝王傳位，必有丁寧告諭之言，乃見其為與。今曰舜有天下為天所與，則天亦諄諄然教命之乎？無以命之，則何從而見其為與也？」孟子答說：「天意難知，人事易見。舜之受命於天，天固非諄諄然命之也，天載無聲，何嘗有言？惟就舜之行與事，默示其意而已。蓋身之所行，叫作行；見諸事為，叫作事。舜凡有所行，而行無不得，這是天以行而示其與之之意也；舜凡有所為，而事無不利，這是天以事而示其與之之意也。意之所在，即命之所在，豈待諄諄然以言命之乎？知舜為天心所眷，則其奄有天下，不在於禪授之時，而於穆之中，固已預為之地矣，堯安得而與之哉？」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是顯揚。
萬章又問孟子說：「天之所以示舜在於行與事之間者，其實如之何？」孟子答說：「凡人事可以力為，而天意難以取必。欲知天之命舜，但觀舜之得天可見矣。蓋人之才德有可托以天下者，天子能舉而薦之於天；然天意之從違，未可知也，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正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許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取必於天子，使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許其可任一家之事；而不能取必於諸侯，使與之大夫。蓋薦舉之責雖在於下，予奪之權實操於上，家國皆然，而況天位之重乎！昔堯以舜之德可居天位，使之攝行大事，以致薦舉之意，然不能必天之受也；乃其行與事克享乎天心，而天即受之。以舜之德可治天民，使之歷試諸艱，以示暴揚之意，然亦不能必民之受也；乃其行與事克協乎民心，而民即受之。夫薦舜於天，暴舜於民，此行與事之所在也。至於天受之、民受之，則天之所以示舜，而非堯之所能使矣，然何待於言哉？所以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知此，則舜之有天下，謂堯薦之則可，謂堯與之則不可。天人相與之際，亦微矣哉！」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萬章又問孟子說：「天與、人與，至難格矣。堯薦舜於天，而天即受之；暴舜於民，而民即受之，其事如何？」孟子答說：「天人之分雖殊，感通之理則一。昔者堯嘗命舜，使主天地山川之祭。其精誠之所感孚，幽無不格，百神皆歆其祀而享之，這便是薦之於天而天受之也。又嘗命舜，使主治教刑政之事。其德意之所注措，事無不治，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這便是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皆天意所在，帝堯不得而與焉，所以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能以天下與人者，惟天而已。而天意所屬，非盛德，其孰能當之乎？」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之南，即今開封等府地方。謳歌，是歌頌功德。
孟子告萬章說：「天心與舜不特見諸行事之間，而揆之氣數、卜之人情，皆有可驗。觀舜之輔相帝堯，得君行政至於二十八年，在相位最久，施澤於民最深，此豈人力之所能為哉？歷數有歸，天實為之也。乃舜之心，則何常有意於得天下哉？當堯崩之後，舜率天下諸侯行三年喪既畢，其心以為有堯之子丹朱在，天下不患無君；於是避而遠去，居於南河之南，只要丹朱能嗣守帝堯之業，其心安矣。然天下諸侯，凡執贄而朝覲的，不去朝見丹朱，而皆來朝見於舜；凡訟獄不平的，不去赴訴丹朱，而皆來赴訴於舜；凡謳歌功德的，不去頌美丹朱，而皆來頌美乎舜。人心翕然來歸，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所以說非人所能為，實天意之所在也。舜見天意如此，逃之而不可得，然後自河南復還中國，紹堯而踐天子之位焉，無非承天之意而已。向使乘堯之崩，不為南河之避，而徑居處於堯之宮，迫脅乎堯之子，是乃篡君之位而據之耳，豈得謂天與之哉？觀此，則舜之有天下，不但堯不能容心於與，而舜亦未嘗有心於得，徒泥其禪授之跡者，則亦未明乎天道矣。」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太誓》，是《周書》篇名。
孟子告萬章說：「即舜為民心之所歸，便知為天心之所與，此非無征之言也。《書經•太誓》篇有云：『天未嘗有目以視，而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見，但從我民眾目所視以為視耳；未嘗有耳以聽，而於人之淑慝無所不聞，但從我民眾耳所聽以為聽耳。』《書》之所言如此。可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民心所歸，莫非天意。我以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舜，而明其為天心之所與者，正謂此也。然則舜有天下，天之所以寄視聽於民者審矣，豈待堯之薦而遂與之哉？堯不能以天下與舜，益可見矣。」詳觀此章之言，可見帝王歷數之傳，皆有天命，神器至重，非可以妄得而竊據也。然天命固未易得，尤未易保。蓋創業之主，收已集之人心易；守成之主，聯不散之人心難。欲固結民心，以永保天命者，惟慎修其德，以無忝於受命之主而已。《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守成之主，宜留意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萬章問於孟子說：「人皆言堯、舜盛德之至，故以天下為公，不傳之子而傳之於賢。及至於禹，而其德遂衰，於是不傳於賢而傳之於子，始以天下為一家之私矣，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人以德衰議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賢，亦不能以天下與子，授受之際，但看天意何如。若使其子不肖，而天意欲屬之賢，則舉天下而與之賢，故堯以之禪舜，舜以之禪禹，非有意於公天下，天意在賢，不能違天而與子也。若使其子既賢，而天意欲屬之子，則舉天下而與之子。故禹可以傳啟，啟可以承家，非有意於私天下，天意在子，不能違天而與賢也。夫以帝位相傳，一聽於天若此。則與賢者，其德固為至盛；與子者，其德亦非獨衰。人乃執堯、舜以議禹，何其所見之陋哉？」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都是地名，在今河南嵩山下。啟，是禹之子。益，是禹之相。
孟子告萬章說：「吾謂與賢、與子，莫非天意，何以見之？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以為相，十有七年。迨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商均在，乃遠避於陽城之地，其心只欲讓位於商均耳；乃天下之民，皆歸心於禹，而翕然從之；凡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從商均而從禹，就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的一般。當時人心如此，則天意在禹可知，舜安得不舉天下而授之禹乎？若禹、益之時，則與此不同矣。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為相者七年。迨禹崩，三年之喪既畢，益因禹有子啟在，亦遠避啟於箕山之陰，以讓位焉。但見天下之臣民朝覲、訟獄的，不往歸益而來歸啟，說道：『啟乃吾君之子也，吾不歸吾君之子而誰歸乎？』謳歌的亦不謳歌益而謳歌啟，說道：『啟乃吾君之子也，吾不戴吾君之子而誰戴乎？』人心歸啟如此，則天意在啟可知，禹安得不舉天下而傳之啟也？觀於舜、禹之事如此，則禹之不得不傳子，與堯、舜之不得不傳賢，其心一而已。乃議禹為德衰，何其敢於誣聖乎？」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孟子告萬章說：「舜、禹、益皆有聖人之德，而當時民心所以歸舜、禹而不歸益者，其故為何？由其所遇之時不同耳。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類於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類於舜，民心既已不服矣。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歷年既多，施恩澤於民最久。以相之賢，而遇子之不肖，此民所以不歸堯、舜之子而歸舜、禹也。若啟之賢，能以敬德相承，嗣守禹之典則，民心之歸服既有素矣；而益之相禹僅僅七年，其德澤施於民者，又非如舜、禹之久。以子之賢，而又遇相之不久，此民之所以不歸益而歸啟也。夫均之為相，而舜、禹之歷年俱多，益之歷年獨少，其久近相去如此。均之為子，而堯、舜之子獨不肖，禹之子獨賢，其賢、不肖相去又如此。以氣數言，若似乎不齊；以機會言，則適相湊合。是皆冥冥之中有為之主宰者，一天之所為而已，豈人力之所能與哉？蓋人力可以薦賢於天，而不能使為相之皆久；人力可以傳位於子，而不能使其子之必賢。其有久、近，賢、不肖者，皆天意之所為。聖人一惟聽天之命而順受之耳，豈能容心於其間哉！」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天，是理之自然。命，是人所稟受。
孟子承上文說：「堯、舜、禹之時，相不皆久，子不皆賢，固皆有天命存乎其間。而所謂天命，又非可以強為而力致也。蓋凡事有待於經營而成者，皆屬人為，未可以言天。惟是因物付物，不見其作為之跡，而予奪去就，冥冥之中自有主張，此則理之自然而不可測者；父不能為其子謀，君不能為其臣謀，所以叫作天。天豈可得而違之乎？凡事有可以希望而得者，皆屬人力，未可以言命。惟是與生俱生，不由於冀望之私，而窮通得失，稟受之初自有分量，此則數之一定而不可移者；子不能得之於父，臣不能得之於君，所以叫作命。命豈可得而拒之乎？然則舜、禹之有天下，固此天命；益之不有天下，亦此天命。豈可以禹之傳子而遂議其德之衰也哉？」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告萬章說：「益之不有天下，固由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則非獨一益為然也。蓋凡起匹夫之微，至於登帝位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為聖人而即可以有天下也。必玄德若舜，而又有天子如堯者以薦之，然後能繼唐而帝於虞；祗德若禹，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薦之，然後繼虞而王於夏。向使徒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薦，則舜終於側微，禹終於躬稼而已，安能以匹夫而遂有天下哉？所以天縱大聖如仲尼者，其德雖無愧於舜、禹，然而上無堯、舜之薦，則亦徒厄於下位，老於春秋而已；此仲尼所以不有天下也。觀仲尼不有天下，則大德受命，固有不能盡必之於天者；而益之不有天下，又何疑哉？」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孟子告萬章說：「觀仲尼之事，則知有德者有薦者，方可以有天下。然亦有不盡然者。蓋天命固不輕以予人，亦不輕以奪人。故凡繼先世之統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不如舜、禹，而天遂廢之也，其祖宗之功德未泯，天心之眷顧未衰；若自絕於天，而為天心之所棄者，必減德如桀，然後廢之南巢；暴虐如紂，然後廢之牧野。向使桀、紂之惡未甚，則商未必能滅夏，周未必能滅商，何至於遽失天下哉？所以繼世之君如夏啟、太甲、成王，其德雖不及益、尹、周公之賢聖，然皆能嗣守先世之業，則天亦不能廢子而立賢，奪此以與彼也，此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夫以伊尹、周公之聖，而不有天下，其何疑於益？以太甲、成王之為君，皆足以繼世，又何疑於禹？比類以觀，而天之所以與子之意見矣。」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
太丁、外丙、仲壬都是成湯的子。太甲，是太丁的子。艾字，解作治字，是斬絕自新的意思。典刑，是典章法度。
孟子承上文說：「益之不有天下，吾既詳言之矣。若伊尹之不有天下，為何？蓋伊尹以聖人之德輔相成湯，伐夏救民，以王於天下，其功業可謂盛矣。迨成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歿，其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不久於其位。於是太丁之子太甲立焉。太甲既立，又不能率乃祖之攸行，把成湯所建立的典章法度都壞亂而不修，成湯一代之家法幾於墜矣。以此主暗國危、人心未附之時，伊尹豈不可遂有天下？然其心不忍主德之不明、湯祀之遂絕也，乃因亮陰之制，安置太甲於桐宮者三年。蓋桐宮乃湯墓所在，放之於此，正欲其追念乃祖，而發其修省之機也。太甲果能翻然悟悔，自怨以示懲創之意，自艾以加克治之功。居桐之日，果能去其不仁之習而自處於仁，改其不義之行而能遷於義；三年之間，一惟伊尹教我之言是聽是從，而大異於顛覆典刑之日矣。伊尹見其改過自新，克終厥德，乃復自桐宮而迎歸於亳都，奉之以君天下，而繼成湯之統焉。此雖伊尹之忠，本無利天下之心；亦由太甲之賢，終能守成湯之業。則伊尹之不有天下，亦何莫而非天之所為哉？知伊尹則知益矣。」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孟子承上文說：「伊尹之不有天下，固由於繼世之有賢君矣。乃周公以元聖之德，居冢宰之位，攝國日久，得民最深，宜其有天下。而亦不有天下者，為何？蓋因繼世之君，有若成王，基佑命於夙夜，紹謨烈而重光，為周家守成之令主。所以周公雖聖，亦不得而有天下。就如益之在夏，遇有敬承之啟，則夏之天下非益之所得有也；伊尹之在殷，遇有遷善之太甲，則商之天下非伊尹之所得有也。蓋天不能廢啟以與益、廢太甲以與伊尹，則豈得廢成王而與周公哉？此所謂天與子則與子，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三代皆然，夫何獨疑於禹，遂議其為德衰也哉？」
「孔子曰：『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承上文說：「歷觀帝王之統，與賢、與子，皆出於天。則堯、舜、禹之德，信無分於盛衰矣。然此非我一人之私言也。聞諸孔子說道：『唐、虞之世，堯禪舜，舜禪禹，以天下為公而不私其子。夏後殷周之盛，啟繼禹，太甲繼湯，成王繼文、武，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賢。或禪或繼，其跡雖若是乎不同，然禪者非以揖讓為名，繼者非以世及為利。天命所向，人心所歸，義在於與賢則與賢，是禪位固理之所宜也；義在於與子則與子，是繼世亦理之所宜也。聖人不過上奉天命，下順人心，求合乎當然之理而已，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知禪、繼之同歸於義，則我所謂與賢、與子，皆出於天，其言固有徵矣。今乃議禹為德衰，何其謬於孔子之言也哉！」
按，孟子此兩章書，發明天人之際最詳。而前章言天，專主民心；此章言天，兼論世德。言民心，以見非盛德之至，不可以得民，而天意不輕於予人；欲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知有定命也。言世德，以見雖中材之主，亦可以保命，而天意不輕於奪人；欲天下後世之為人君者，思常厥德也。使臣非舜、禹之聖，而謂天位可奸；君非帝啟、太甲、成王之賢，而謂天命可恃，則皆自取覆亡之禍者耳，於天何與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割烹，是庖人宰割、烹調之事。要，是干求。莘，是國名。
時戰國策士遊說諸侯、希求進用者，藉口伊尹以自飾其卑污之行，因說伊尹曾以割烹之事要求商湯。萬章疑而問於孟子說：「伊尹相湯伐夏，為一代佐命之元臣。時人乃說他未遇時節，欲見湯而無由，因投托湯妃有莘氏，作為媵臣，負鼎俎之器，執割烹之役，以此見幸於湯，遂說湯伐夏救民，以成王業。果有此事乎？」孟子答說：「否。此非伊尹之所為也。蓋凡出而大有作為的人，其窮居必大有涵養。伊尹當未仕時，躬耕於有莘之野，此時只是一個畎畝之農夫。乃其跡雖甚微而志則甚大，其心思所向，只把堯、舜之道欣慕而愛樂之，其他嗜好無一可以動其心者。蓋堯、舜之道，達則可以兼善天下，窮則可以獨善其身。伊尹居畎畝之間，雖未有天下之責，而其自待則甚重。故大而辭受之節，只看道義上何如。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不為小利所動，就是祿以天下之富，亦卻之而弗顧；系馬千駟之多，亦鄙之而弗視。蓋其心惟知有堯、舜之道，千駟、萬鍾亦不足為之加損也。小而取予之微，也看道義上何如。使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但大處不肯苟且，就是以一介與人，亦不肯失之傷惠；一介取於人，亦不肯失之傷廉。蓋其心惟知有堯、舜之道，一介取與亦不肯輕易所守也。夫伊尹樂堯、舜之道，至於辭受取與之間一無所苟如此，則其律己之嚴，自耕莘之時而已然矣。若夫割烹之事，豈以樂堯、舜之道者而肯為之哉？」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聘，是徵召。囂囂，是無欲自得的模樣。
孟子告萬章說：「伊尹窮居樂道，一無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輕。當其耕莘之時，商湯聞其賢名，使人執幣帛以聘之，迎之致敬以有禮，亦可應召而出矣。乃伊尹抱道自高，囂囂然說：『凡人有慕於外，斯有動於中。我今一無所求於世，何用湯之幣聘為哉？一受其聘，則食人之食，便當憂人之憂，與其受職而任事，豈若我處於畎畝之中，誦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若神遊於二帝之庭，而與之相為授受哉？』內既自樂於己，外自無求於人，湯之聘幣誠不足為榮，而自不屑於就矣。夫湯以幣聘伊尹，而伊尹猶不肯輕出如此，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是變動的意思。
孟子告萬章說：「伊尹以道自樂，固不肯輕於應聘。而成湯敬重伊尹，必欲致之，不以一聘而遂已也。乃三次使人往聘之，其禮意之勤如此。於是伊尹始幡然改變其初志，說道：『我今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非不充然其有得；然徒誦說嚮慕之而已，而堯、舜終不可作，唐、虞之世終不可得而見也。與其心慕堯、舜之君，吾豈若出而為上、為德，使我之君即為堯、舜之君，而媲美於放勛、重華之盛哉？與其心慕堯、舜之民，吾豈若出而為下、為民，使我之民即為堯、舜之民，而上同於時雍風動之休哉？與其心慕堯、舜之世而不可見，吾豈若致君為堯、舜之君，而身親見其道之行於上；澤民為堯、舜之民，而身親見其道之行於下哉？』蓋獨善一身，不若兼善天下之為大；遠宗其道，不若躬逢其盛之為真。成湯之聘，信有不可以終違者矣。夫其應湯之聘，必有待於三往之勤，而其用世之心，又必欲親見堯、舜之威，則其自待者不苟，而待斯世斯民亦不輕矣，豈有割烹要湯之事乎？」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知，是知識。覺，是覺悟。「覺後知」「後覺」的「覺」字，是開發蒙昧，恰似呼喚夢寐的人醒轉來一般。
孟子又告萬章說：「伊尹應湯之聘，而必欲親見其道之行者，為何？惟有見於其責之不容辭耳。其意說道：『天生此民，稟性雖無不同，聞道則有先後。故有生於眾人之中，而聞道獨先的，這叫作先知、先覺。天生此先知的人，非使之獨知此理，正欲其啟迪後知，使同歸於知而後已也。天生此先覺的人，非使之獨覺此理，正欲其開悟後覺，使同歸於覺而後已也。天之所望於先知、先覺，其厚如此。我今在天生此民之中，獨能全盡人道，則我乃天民之先覺者也。先覺之責在我，則上天之意可知，我不忍後知後覺之人終於蒙昧，將以先知先覺之理，與斯民共明之，此我之心，亦我之責也。使非我有以覺之，則當今天下，得知覺之先而為後知後覺之所倚賴者，將屬之誰乎？既不能委其責於人，則不得不任其責於我矣。』然則伊尹之應聘而出，固將上承天命，下覺群蒙，而豈肯輕身以要湯哉？」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孟子承上文說：「觀伊尹自任以先覺之責，則其堯、舜君民之志，豈徒托之空言者？其設心以為：『我既為天民之先覺，則天下之民皆吾一體，必舉天下之民皆遂樂生之願，而後行道之心，可以少慰耳。使或眾庶之中，但有匹夫匹婦顛連失所，不獲被堯、舜之澤者，是即我於生養安全之道有所未盡，就如我推而納之溝中的一般。』其心惻然不忍，不得不汲汲於往救之矣。夫以匹夫匹婦之微，而體恤如此其周；則舉四海九州之大，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以一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有如此。惟其重於自任，是以急於救民，見得夏桀無道，暴虐其民，其心有大不忍者。於是感三聘之勤，始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於以除有罪之桀，救無辜之民焉。正欲使斯民皆被堯、舜之澤，而在己無負先覺之責也。夫伊尹切救民之志，成輔世之功，其挾持如此其大，幹濟如此其弘，而肯為割烹要湯之事哉？」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遠，是遠遁。近，是近君。
孟子又告萬章說：「觀伊尹相湯而能成救世之功，則知不肯要湯而甘為辱己之事。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己身先正，然後可以正人。吾未聞枉道以求合，己不正而能正人之不正者也。況於辱己以干進，則不止於枉己。欲正天下，則不止於正人。使伊尹而割烹要湯，辱己甚矣，豈能堯、舜君民，而成正天下之業乎？然人之所以致疑於尹者，徒泥其近君之跡，遂議其行之未潔耳。不知聖人之行，不能以盡同。或遠遁于山林，或近君之左右；或不屑就而去，或不屑去而留。據其跡雖若各有所當，然要其歸，則遠而去者志在獨善其身，固不肯苟同於流俗之污；近而不去者志在兼善天下，必不肯輕變其平生之守。總之歸於潔身，無枉己、辱己之事而已矣。若因伊尹之得行其道，而遂以割烹之事誣之，則是聖人而有辱身之行，何足以為聖人也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是《商書》篇名。造字、載字，都解作始字。牧宮，是夏桀所居。亳，是成湯所都之地。
孟子又告萬章說：「欲知伊尹無辱身之事，當觀伊尹有得君之由。蓋其起畎畝之中，一旦居阿衡之位，誠非無因而自致者。但其所以致此，乃因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成湯慕之，故尹雖無求於湯，而湯不能不有求於尹。是尹之要湯，吾聞其要之以堯、舜之道而已。若謂割烹要湯，則尹之所挾持者，固不在鼎俎之間；而湯之所慕好，夫豈在滋味之末？非吾之所嘗聞矣。《商書•伊訓》之篇載伊尹自言：『天討夏桀，始攻於牧宮之地，由我輔佐成湯，創其事於亳也。』觀書所言，則伐夏救民之事，尹蓋以身任之矣。自任如此其重，而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誣聖之言，不辯而自明矣。」此可見聖賢出處，固以道而不苟；明良遇合，實相待而有成。湯不得尹，則無以革夏正；而尹不遇湯，即有堯、舜君民之道，惡能自究其用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主，是住宿其家。癰疽，是瘍醫。侍人，是內侍。瘠環，是人姓名。好事，是喜造言生事的人。
萬章問於孟子說：「君子以守身為大節，宜乎擇地而處，不失身於可賤之人也。或人乃謂孔子周流至衛，因瘍醫治癰疽之人得近於衛君，乃即館於瘍醫之家；及至於齊，因侍人名瘠環的得近於齊君，乃即館於瘠環之家。蓋欲借二人之力以自通，故不嫌於自屈也。果有此事否乎？」孟子答說：「聽言當折諸理，論人當考其素。豈有大聖如孔子，而肯主非其人者哉？此言大謬不然也。為此言者，多由世間有一般好事的人，欲假借聖人納交之事，以自掩其趨權附勢之私，故駕造浮誕不根之言，創立新奇可喜之說。既非考據於經傳，又不照管乎道理，徒眩惑愚人之聽而已。知道之君子，豈可為其所惑哉？」
蓋是時王綱既墜，聖學不明，游談橫議之徒，人人得為異論。如前章議舜為臣父、議禹為德衰、議伊尹為割烹，而此章又議孔子主於癰疽、侍人瘠環，大抵皆出於好事之口，變亂是非，肆言而無忌憚者。其言雖不足為聖賢之累，而為世道人心之害不淺。故孟子每每詳辯而力辟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讎由，是衛之賢臣。彌子，是衛之幸臣。
孟子告萬章說：「欲知孔子不苟於所主，觀於居衛之事可見。孔子嘗周流至衛，聞顏讎由是衛之賢大夫，因館於其家，而以之為主。時衛之幸臣有彌子者，其妻與子路之妻為兄弟之親，因對子路說道：『孔子欲得位而行道，非我之力不能。若肯來投我，以我為主，我當薦之於君，使得大用。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遂以彌子之言告於孔子。孔子答說：『位之得失，自有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為。彌子安能使我得用於衛？而我亦何必主於其家乎？』觀孔子之言如此，可見孔子進而用世，不急於進也；雍容揖遜，而進必以禮。退而引去，不難於退也；明決果斷，而退必以義。禮義在我，惟盡其所當為而已。至於爵位之得與不得，一惟聽命於天，說道：『得之有命，不足以為喜；不得有命，不足以為憂。』其以義命自安如此。向使不擇所主，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義當退而不退，不知有義之可守；命不當得而得，不知有命之可安，是無義無命也。孔子肯為之哉？」是孔子當平居之時，而不肯苟於所主者如此。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桓司馬，名魋，是宋大夫。要，是遮截的意思。司城貞子，是宋之賢大夫。周，是陳侯的名。
孟子又告萬章說：「孔子擇人而主，不特見於處常無事之日；雖造次之時，亦有不肯苟者。昔者孔子周流列國，嘗不得志於魯，心中不悅，去而適衛；又不得志於衛，心中不悅，去而適宋。此時適遇宋司馬桓魋，以孔子貌似陽虎，將要截孔子而殺之。孔子計無所出，只得換了常穿的衣服，微行而過宋，去適陳國。當是時，孔子在厄難之中，危急存亡之際，以全身遠害為重，若不暇擇人而主矣。猶且主於司城貞子之家，蓋以貞子前為宋司城之官，其賢行著聞於宋；後為陳侯周之臣，其賢行又著聞於陳，故托之以為主也。夫以孔子處患難之時，猶不肯輕於所主如此。況處齊、衛無事之時，而肯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也哉？」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是在朝之臣。遠臣，是遠方來仕之臣。
孟子又告萬章說：「君子小人，其類自別；故取人之道，各以其類觀之。我聞近臣處於國中，常為人所主者。欲知近臣之賢否，但觀其所為主的是何等樣人：其人果賢，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近臣之賢可知；若同乎流俗，則近臣亦流俗之輩矣。遠臣來自他邦，常主於人者。欲知遠臣之賢否，但觀其所主的是何等樣人：其主果賢，則是依仁而居，托義而處，而遠臣之賢可知；若比之匪人，則遠臣亦匪人之徒矣！是或主人，或主於人，雖若非素定之交，而為小人、為君子，則各有相從之類。然則癰疽、侍人，其非孔子之類明矣。而乃謂孔子主於癰疽、侍人，則是以至聖而主於至不肖之家，何其不類之甚也！尚可以為孔子哉？好事之說，可不辯而益見其妄矣。」大抵君子小人，其人品較若黑白，本無難辨。而臣下每失之詭隨，人主每失之偏任者何？君子以同道為朋，務在進賢；小人以同利為朋，務在植黨。君子之朋主於濟國，故疏於防奸；小人之朋志在得位，故工於詆正。是以直道難容，枉道易合，此忠佞之分也。人主不可不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是秦大夫。自鬻，是自賣其身。
萬章問於孟子說：「古之賢人，若百里奚相秦以成霸業，其功名至顯盛矣。或人乃言其進身之始，欲往見秦穆公而無資，遂自賣其身於秦國養牲者之家，得其五羊之皮，為其家餵牛，以此夤緣求見於穆公。穆公以為賢，遂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不識此語果誠然乎？」孟子答說：「否。此言殆非然也。蓋古人未遇之時，雖不免累於困窮，乃其得君而仕，則必不肯甘於污辱。為此言者，多由好事之人，喜為不經之論，欲自掩其污辱之行，而假借於古人之名耳。豈以百里奚之賢而肯為食牛干主之事哉？」是時列國游士，若彈鋏吹竽、雞鳴狗盜之徒，挾其術以干世主之好，故往往借聖賢之事以自文其私。如前以割烹要湯誣伊尹，此又以食牛干秦誣百里奚。大要皆以不正之心度聖賢，故孟子皆斷其出於好事之口，所以辟邪說，正人心者，至矣。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虢，都是國名。垂棘、屈，都是地名。宮之奇，是虞臣。
孟子又告萬章說：「吾於百里奚，而諒其無食牛干主之事者何？亦觀其平日去就之間而已。蓋百里奚雖仕於秦，而生長於虞，本虞國之人也。當其在虞，何嘗知有秦？只因晉人聽荀息之計，興伐虢之師，恐道經於虞，為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與夫屈地所產之良馬，行賂於虞，以為假道之資，因越虞以伐虢，實欲先取虢而並及於虞也。虞公貪受璧、馬之賂，而不顧亡國之患。是時，虞臣宮之奇以為虞之與虢，有輔車、唇齒之義，虢亡則虞不能獨存。於是諄諄然諫止虞公，而虞公不能聽也。百里奚見得晉人之計已成，虞公之昏難悟，以為空言何補？遂不諫而去之秦。此其去虞從秦之由如此。向使虞公能聽忠言而卻晉人之賂，則虞可以不亡，而百里奚可以不去。其去虞而適秦，乃迫於虞之亡，而非有利於秦之用也，何為而有食牛干主之事哉？」夫以虞公，一貪璧馬之賂，而良臣遂去，國隨以亡。貨利之足以壞君心、速敗亡之禍如此。是以明君賤貨而貴德，不寶珠玉而寶善人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
孟子既述百里奚處虞之事，遂斷之說道：「凡出處大節，惟智者能辨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脫身去秦，此時年已七十矣，其閱世既久，見理甚明。若食牛干主之事，污賤可恥顯然易見，而百里奚曾不知其為辱？貪昧甚矣，豈可謂之老成有智慮者乎？然不智，則必不能知語默之宜。百里奚知虞公之惑於利，諫之必不肯聽，遂止而不諫，此其當默而默，非有見幾之明者不能，豈可謂之不智乎？不智則必不能知去就之分。百里奚知虞公之將亡，不去且及於難，乃先去以遠禍，此其可行則行，非有保身之哲者不能，不可謂之不智也。不智則必不能知廢興之機。當其去虞而舉於秦，知穆公之賢可與有為也，遂委質以相從，受任而輔國，此其可仕則仕，非有擇主之智者不能，豈可謂之不智矣乎？其智既有足程，其中必有定見。彼食牛干主，少知禮義者所不屑，而謂智者肯為之哉？」
「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自好，是自愛其身。
孟子承上文說：「百里奚之為人，不但其有過人之識，而且有輔世之功。蓋使其仕秦而得君行政，曾無功業之可聞，則亦未足以見其賢也。今觀其相秦而佐穆公以治國，使其君威令布於諸侯、聲名顯於天下，而其餘休遺烈且可傳之後世，保子孫而澤黎民，其功業之顯盛如此，是何等樣賢相！而豈庸庸瑣瑣、不賢者之所能為乎？夫既有賢者之事功，則必有賢者之志節。若使自賣其身以成就其君，冒污辱之羞，赴功名之會，此雖鄉黨之常人，稍知自愛其身，而顧禮義、惜廉恥者，亦不肯甘心於此；曾謂賢如百里奚，有尊主庇民之功，而肯為降志辱身之事哉？好事者之言，誣亦甚矣！」
觀於此章，百里奚一人之身耳，在虞無救亡國之禍，在秦遂成致主之功，非其佞於虞而忠於秦也，聽與不聽、用與不用耳。賢才之用舍，關人國之廢興如此。任賢圖治者，宜鑒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