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八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都是地名。
孟子說：「天生聖人，以任百王之道統，開萬世之太平，非偶然也。試以虞舜、周文王論之。舜生產於諸馮，既而遷居於負夏，其後卒於鳴條，這都是東方夷服的去處，是即東夷之人也。文王生產於岐周，其後卒於畢郢，這都是近西夷的去處，是乃西夷之人也。」夫在常人，則生於其地者，即囿於風氣之中而不能振拔；若聖人，則間氣所鍾，曠世而一見，有非地之所能限者。孟子欲明二聖之同道，故先發其端如此。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后聖，其揆一也。」
古時篆刻文字於玉，左右兩扇，有事則合之以為信驗，叫作符節，就如今之金牌、鐵券一般。揆，是度。
孟子承上文說：「舜與文王，一生於東夷，一生於西夷，其地相距千有餘里，可謂遠矣。舜興於虞，文王起於周，其世代之相後千有餘歲，可謂久矣。然舜發於畎畝之中，得志而為天子；文王當有商之季，得志而為方伯。一則風動四方，一則修和有夏，都能行其道於中國，使仁、義、禮、樂粲然大明，彼此相較，無毫髮之差，就如合著符節的一樣，何其同也！由此而推，可見前乎千百世之既往，有聖人崛興；後乎千百世之將來，有聖人復起。地之相去，世之相隔，雖其跡不能盡同，然以理度之，所存莫非純王之心，所行莫非純王之道，其致一而已矣，又豈有不同者哉？」蓋戰國之時，正學不明，異說紛起，如楊、墨、許行之徒，皆托於聖人之道以自為一家之言，是以師異道、人異學，而聖道為天下裂矣。孟子稱聖人之同道，蓋所以深辟當時之異說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溱、洧，是二水名。
春秋時，有子產者輔佐鄭君，凡一國之政事都聽他掌管，其位尊，其負重，則凡為百姓興利除害，當自有經濟之大者。乃一日偶過溱、洧之間，見人徒涉，其心不忍，便將所乘的車渡濟他，一時小民亦皆感其恩澤，稱為盛事。然而甚失政體矣，故孟子譏之，說：「君子之存心行事，非不欲使澤及於民，然其體統有尊卑，規模有大小。若子產乘輿濟人之事，惠則惠矣，其於為政的道理則未之知也。」蓋君子馭眾臨民，自有公平正大之體；修政立事，自有綱紀法度之施；在上的不必要譽於民，在下的亦忘其恩所自出，此乃所以為政也。今子產以煦煦為仁，所及有限，人非不感其恩，只是私恩；人非不被其利，只是小利。其不知其政體甚矣，何足道哉！夫惠者，王政之所不廢。但惠施於一人，則雖有所及，而亦有所不及；政行於一國，則能以所愛達之於所不愛，此大小公私之判也。若好行小惠而不知大體，則違道干譽，有名無實，民何賴焉？蓋孔子稱管仲之，而譏其不知禮，孟子稱子產之惠而病其不知政，皆所以為後世訓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周時十一月即今九月，十二月即今十月。方橋可通人行的，叫作徒杠。大橋可通車行的，叫作輿梁。病，是患苦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說：「子產但知徒涉之人為可憫，而不知乘輿之濟為有限，是亦不講於先王之政耳。試以王政言之：每歲天氣向寒的時節，凡道路之間有阻水難行的去處，即起用人夫修治橋樑。十一月農事才畢，民力稍暇，那徒杠可通人行的，其功易就，這時便早成了。十二月農事俱畢，工作可興，那輿梁可通車行的，功雖難就，這時也都成了。是當未寒之時，而已念徒行者之苦；在初寒之候，而已憂車行者之艱。無不先事預圖，及時為備，所以水潦無阻，道路通行，國中百姓未聞有病於徒涉者也。」即此一端，可見先王之政，不必人人問其疾苦而為之拊摩，只須事事立有規模，而貽之於安逸，此所謂綱紀法度之施，而不失為公平、正大之體者也。使子產而知此道，則鄭國之民自無有病涉者矣，何用以乘輿濟之哉？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辟，是避除行人。
孟子承上文說：「先王之政，上不求赫赫可喜之功，下不為煦煦悅人之術，惟施得其平而已。若君子之治人，能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政，百姓每有饑寒的為之厚其生，有勞苦的為之節其力；一切興利除害、補偏救敝的事次第施行，務要均平周遍，使人人各得其所。則所施者博，所濟者眾，不見其私恩小利，而百姓自然心悅誠服矣。如此，則雖出入之際辟除行人，令他迴避，亦是上下之禮宜然，何必以乘輿濟人，自褻居尊之體也？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舉國之人，望濟者多，焉能以所乘之輿人人而濟之乎？若人人而濟之，是欲人人而悅之也。為政者統御萬民，總理庶務，至為煩勞。必欲每人而求其悅，豈但曲意徇物，違道干譽，大非為政之體；且恐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其勢必至於窮矣。善為政者固如是乎？」夫行小惠而傷大體，則理有所不可；窮日力以徇物情，則勢所不能。甚哉！子產之不知為政也。漢臣諸葛亮有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蓋深得孟子之意。欲明治體者，宜究心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告齊宣王說：「君臣相與之間，各有當盡的道理。然下之報上，亦視上之所以待下者何如。且如君之於臣，能隆之以禮貌，推之以至誠，言聽計從，情投意合，看他就似手足一般，有相倚為用而不可一日少者，則君之待臣厚矣；由是，為臣的莫不感恩圖報，矢志竭忠，務要愛養君德，使益清明；保護君身，使益強固，就似腹心一般，有相依為命而終身同其休戚者矣。這是上下一體，恩義兼隆，明良相遇之盛如此。此道既衰，人君有輕賤其臣如犬馬者，奔走之而已，豢養之而已；這等的傲慢無禮，則人人自疏，漠然不見其可親，必將無怨無德，視之如路人一般，尚可望以腹心之報乎？至於衰薄之極，人君有賤惡其臣如土芥者，踐踏之而已，斬艾之而已；這等的慘刻少恩，則人人自危，悚然惟恐其不保，至於離心離德，避之如寇讎一般，豈但如國人而已乎？夫尊卑之名分雖殊，而報施之厚薄則常相稱，王可以惕然省矣。」蓋宣王待士，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故孟子警之如此。若人臣自處之道則不然。夫臣之事君，當如子之事父，其得位行道，固當有匪躬蹇蹇之心；雖去國潔身，亦當有愛君惓惓之意，豈得自處其薄乎？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這一節，是齊王不足孟子寇讎之言。
《禮》，是《儀禮》。舊君，是先事去國的君。服，是齊衰三月。
王疑孟子的言太甚，故援《禮》問說：「夫子言人臣在國，固有寇讎其君者。《禮》有云：去國的臣，或那舊君薨，則為他服齊衰三月。以夫子寇讎的言來較之，則在國者且有寇讎之報，而去國者果何以得他三月之服？不知舊君於臣下，在國的時節，何如相視，斯可為之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裡。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這一節是言臣為舊君有服之意。
諫，是規過。言，是陳善。行與聽，皆是從。膏澤，是恩惠。有故，是為事而不合。去，是往他國。導出疆，是防寇掠。先其往，是稱其賢、使收用的意思。不反，是不歸故國。收，是取。田，是所入之祿。里，是所居之宅。三有禮，指導之、先之、望之言。
孟子對說：「臣為舊君有服者，以舊君待他甚厚。方他在國，政有害民者，或諫其失，君即行他的諫；政有利民者，或言當行，君即行他的言。由是民免其害而蒙其利，己的膏澤得下於民。及其議論不合，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引導他出疆，防摽掠之患；又先在他所往的國稱其有可用之賢。至去三年之久而不反，然後收他的田祿里居；前此，猶望他復歸。夫既導他出，又道他賢，又望他歸，這便叫做『三有禮』。夫舊君於臣去國之後，待他三有禮如此，則雖所事不終，而恩義猶未絕；故於舊君之沒，必為之服。夫豈無謂也哉！」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裡。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這一節是言寇讎之義。
今也，指齊宣王時。「諫則」三句，只反上節三句看。搏執，是拘囚的意思。極，是窮。極其所往，是絕其仕進的路。寇讎，猶言賊害冤讎。
孟子說：「若今之為臣者，君相待則不然。在國的時節，有諫則君不行其諫；有言則君不聽其言，由是民被其害而不蒙其利，膏澤不下於民。至他日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他，加以拘囚之威，又窮極於其所往，絕他的仕進之路。方才去日，就收他的田裡，不復望其歸。這等則刻薄寡恩，不惟犬馬其臣，且土芥其臣。故為臣者亦以寇讎視之，此方叫做寇讎。既為寇讎，則為舊君恩義已絕，又何服之有哉？然則寇讎之報，由君有以先之。王何疑其言之太甚哉？」
孟子說：「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說：「君子之去就，惟視國家之治亂；國家之治亂，但觀刑賞之當否。且如百官庶職，皆君之所任用，即陷於罪，猶有當宥者。若士猶無罪，而在上者乘一時之怒，妄有誅殺，此淫刑之漸也。其漸一長，則將視臣如土芥，非惟士不保其首領，而且駸尋及於大夫矣。為大夫者度不能救，則宜奉身而去之，蓋不可則止，義當然也。如待其禍及於大夫，則欲去而不能矣，豈保身之哲哉？群黎百姓，皆君之所子育，即罹於罪，猶有當恤者。若民本無罪，而在上者用一時之法，輕有刑戮，此濫殺之端也。其端一開，則將殺人如草菅，不但民無所措手足，而且蔓延及於士矣。為士者知不可留，則宜遠徙以避之，蓋亂邦不居，道當然也。如待其禍及於士，則欲徙而不得矣，豈潔身之智哉？此君子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夫有國家者，使其大小臣工皆懼禍不安，而至於去且徙，豈不殆哉？昔趙殺二臣，孔子至河而返，正是此意。故明君慎於行法，以系士大夫之心，亦所以為國家計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說：「人君一身，萬化之原；不正其身，未有能正人者。誠於法度號令之頒，一出於慈祥愛利，而無少刻薄，是自處以仁也。由是百官萬民奉行德意，莫敢不興於仁，蓋有不令而行者矣。於用舍舉措之間，皆歸於正大公平，而無少偏陂，是自處以義也。由是百官萬民遵守成式，莫敢不興於義，蓋有不言而喻者矣。夫一國化為仁義，此王道之成也，然其端始於君身。有治民之責者，可不以正身為本哉！」按，此二句已見前篇，但前篇指人臣正君說，此章指人君正己說。見仁義乃端本澄源之道，上下交修，皆不能外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說：「所貴乎禮義者，謂其中正而不偏也。禮而合乎中，固君子之所履矣，然亦有似禮而非禮者：如禮本尚敬，而足恭則涉於諂；禮貴有文，而文勝則疑於偽。名雖為禮，實非禮之正也。義而合乎中，固君子之所由矣，然亦有似義而非義者：如以執持為義，而止其所不當止；以奮激為義，而行其所不必行：名雖為義，實非義之正也。若盛德之大人，乃禮義之所自出，其進退周旋，無一時不依於禮，卻不為非禮之禮以取悅；其酬酢舉措，無一事不由於義，卻不為非義之義以要名，此所以為禮義之中正也。有志於立身者，可不知所法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中，是德性中和。養，是涵育薰陶的意思。
孟子說：「父兄之於子弟，莫不願其賢，而不能無不肖，亦在乎教之而已。如自己有中和之德，而子弟之德性或有所偏，則必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涵養，使之自至於中而後已。自己有幹濟之才，而子弟之才能或有所短，則必開其昏、警其惰，優遊漸漬，使之自成其才而後已。如此，則不中者有變化氣質之功，而不傷於驟；不才者有開發聰明之益，而不苦其難。那時，德修名立，才知父兄的善教，所以樂其父兄之賢，不獨生我、長我，而又能成我也。若為父兄者，見子弟之不中不才，則嚴加督責，以求其速成；及見其難成，遽舍之而不教，是棄之而已。夫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君子雖欲與人為善，而家庭之近，子弟之親，猶且教之無方、養之無術，則所謂中與才者，亦未免過中而不才矣。然則父兄之賢，與其子弟之不肖，相去之間能幾何哉？為父兄者，慎不可輕棄其子弟矣。所以古之聖王蚤建太子而豫教之，自孩提有識，即使之聞正言、見正事，使習與知長，化與心成。此養之之說也，為宗社長久計者不可不知。」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說：「大凡天下之事，有才能的才會幹濟，有力量的才肯擔當。非不貴於有為也，然見之不明，守之不確，則或以輕為而取敗，或以銳進而無成者，有之矣。故平居之時，有所不肯為，而後於臨事之日無所不能為。如道義有所未安，則雖人之所追逐而恐後者，彼獨有所退避而不趨；時勢有所未便，則雖人之所眩鬻以求庸者，彼獨有所斂藏而不露。這等的涵養精深、執持堅定，然後幹濟自有餘才，擔當自有全力。見得事理當為，則重大艱難之任，即毅然以身當之，而無所顧忌；遇著事機可為，則禍福利害之沖，即慨然以身赴之，而無所畏縮，真有舉世所不敢為、所不能為者，而彼獨能為之矣。是其能有為者，乃於能不為養之也。若無所不為，則其識見操持亦小矣，安能有所為耶？」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義，一介不輕取予；及受湯之聘，而堯、舜君民之業直任之而不辭，其能有為如此。觀人者，視其所不為可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故人有過失，往往曲為覆蔽，不肯播揚。此忠厚之心，亦遠害之道也。若聞人有不善之事，便喜談樂道，以快一時之口，惟務攻發其陰私，不思掩護其瑕玷，於人固有損矣。豈知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不但誣善之言，流傳無實，有啟釁之端；即嫉惡之言，譏詆過嚴，亦取禍之道也。其如後患何哉？」要之，聖賢之心，與人為善，惟恐其或陷於過而不能掩。故大舜隱惡，孔子無毀，皆非因慮患而然。孟子之言，為世之輕於毀人者戒也。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字，解作太字。
孟子說：「天下之道，本有大中至正之則，不但賢智者不能抗之而使高也，雖聖如仲尼，天下後世所仰望以為不可及者，宜其有高世絕俗之行，以求異於人矣。然觀其平日所為，也只是於日用常行之間，求合於天理人情之正。發為言語，皆人之所易知，而無過高之談；見之躬行，皆人之所易從，而無過激之行，其不為太甚如此。一有太甚，則是求加於性分之外，而不合乎義理之中矣，何以為聖人哉？孔子嘗自言不為索隱行怪，又以道之不行不明歸於賢智者之太過，正不為已甚之意也。」後世學聖人者，或持論太深，以玄虛為理奧；或處己太峻，以矯激為名高，皆叛於仲尼之道者也。可不戒哉！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必，是期必。
孟子說：「君子之於言行，但當隨事順應，不可先有成心。且如言貴於信，使不擇是非而必期於信，則拘泥而不通矣。行貴於果，使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則固執而不化矣。大人則不然，言非不信，而未嘗有心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心於果。惟看義理上何如：義所當信，則久要不忘；如揆之義而不宜，則言有所不必踐。義所當果，則勇往不撓；如質之義而不協，則行有所不必決。是非可否，惟義是視，而無所容心，此大人之言行，所以為天下法也。」孔子嘗說：「君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正與此互相發。蓋必信、必果，便是適、莫；若取裁於義，而無所適、莫，則信、果亦在其中，所謂廓然太公，物來順應者如此。若中無所主，而以不必信、果藉口，則又未若小人之硜硜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說：「世之稱大人者，以為盛德大業高出於天下，若非人之所能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蓋赤子之心，情竇未開，所知所能純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物慾之蔽，乃心體之本然也。自知誘物化之後，情識日長，真性日漓，而純一之心始失矣。大人者，涵養極其精純，而內不蔽於私慾；操持極其堅定，而外不奪於物誘。故自少至老，時時刻刻，只是這一點純一無偽之心，不曾少有斷喪。雖智周萬物，無所不知，實皆赤子之良知；雖道濟天下，無所不能，實皆赤子之良能，何嘗有穿鑿之智、機械之巧加於心體之外者乎？所以說不失其赤子之心。欲為大人者，亦反求其本然之心而已。然赤子之心，由於天稟，而所以能存是心者，必由於學力。若非涵育薰陶，維持調護，使少成若性，習慣自然，則在孩提有識之時，已有攻取雕琢之患矣，何以能不失其初心乎？」《易經》上說：「蒙以養正，聖功也。」正是此意。故欲務大人之學者，必端蒙養之功而後可。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當字，解作為字。
孟子說：「人子之於親，生事死葬，無有不當自盡者。然以緩急較之，朝夕奉養猶為人道之常，縱使盡志盡物，致養無方，皆出於從容暇豫之時，隨其分量大小，可以自致，還不叫作大事。惟至於送終之禮，乃人子事親盡頭的時節，自此以後，更無可以用情於親者；設使一有未至，悔將何及？這才為人子的大事。所以先王制禮，於喪葬之際尤極周詳，蓋欲為人子者必誠必信，而不致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此言，非以養生為輕，蓋見當時墨子之徒以薄葬之說惑亂天下，至於傷一本之恩，故以此警之，亦維世教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是造詣。道，是進為的方法。資，是藉。左右，指身兩旁，是形容其至近而非一處的模樣。原，是本源；心為應事之本，就如水之源頭一般，故謂之原。
孟子說：「天下無心外之道，亦無心外之學。君子為學，奮其嚮往的工夫，致知力行，惟日孜孜而不已。又依著進為的方法，下學上達，循循有序而不驟。似這等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何為哉？蓋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真積力久，默識心通，自然而得此理於己也。夫學非自得，此心與理不相融貫，居之必不能安；既自得矣，則心與理一，理與心會，精神凝定，外物不得而搖奪，居之豈有不安？惟居之安，則一真不撓，眾善咸萃，溥博淵泉，自可藉用而不窮。資之豈有不深？資之既深，則事感於外，理應於中。左邊事來，有應左邊的道理；右邊事來，有應右邊的道理，或左或右，無不會逢其應用之本原，而天下之事，取之一心而裕如矣。自得之妙，至於如此。此君子之學所以務於深造以道，而必欲其自得之者。真見其有益於得，而功不可不繼，序不可不循也。向使一暴十寒，進銳退速，安望其有自得之益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約字，解作要字，是簡要精切的意思。
孟子說：「天下之理，不求之於博，則識見淺陋而不能旁通；不反之於約，則工夫汗漫而無所歸宿。是以君子為學，於凡天地民物之賾，《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偏觀盡識，學之極其博矣。又於那所學的，無一事不究其折衷，無一物不窮其變化。或問於師，或辨於友，說之又極其詳焉。如此者，豈是要夸多而斗靡哉？蓋以理在吾心，本至約也，但散見於萬殊，不能一蹴而會通之耳。今博觀於事物，討論其指歸，正欲融會貫通，由支派而窮其本源，由節目而得其要領，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說至於約，則吾心之理方有真得，而向之博且詳者，非徒從事於口耳之末也。是可見學不可以徒博，又不可以徑約。由博以求約，斯為學之全功畢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是取勝。養，是涵育薰陶的意思。
孟子說：「人君孰不欲服天下？而所以服之者，有公私不同。或見力不足以服人，因欲以善去服人；不知善雖有服人之理，我不可有矜己之心。如已有一善，乃即恃此以驕人，則是以善自私，誰肯傾心以服我？縱有服者，不過外貌之矯飾而已，非心服也。其必善不獨善，而推以養人，涵育薰陶，務使同歸於善而後已。此則以曲成萬物為心，以兼善天下為度，若此者，乃可以服天下，使之心悅誠服以歸於我，而可為天下王矣。苟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未必心服，而能致王於天下，豈有是理哉？」夫善一也，以之服人，則人未必服；以之養人，則心服而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頓殊；王霸之分，其端正在於此。君天下者，可不審其幾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蔽，是蔽塞。
孟子說道：「人之言語，有足以召禍啟釁者，謂之不祥之言。然止於一身之吉凶，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利害，不可的的確確便謂之不祥也。求其的確為不祥之言，惟是那讒邪小人，見人之有善，輒媢嫉之，使不得見知於君；見人之有技，輒排擠之，使不得見用於世。此其言，下拂士庶之公議，上蔽人主之聰明，真箇是巧言足以亂德、利口足以覆邦，貽害深而流毒遠，其為不祥，孰大於是？」夫蔽賢之言，其害如此。聽言者誠能明以察其奸，斷以除其禍，則嘉言罔伏，眾賢畢進，而可撥亂為治，轉災為祥。邦其永孚於休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徐子，名辟，是孟子的門人。亟，是數。原泉，是有源之水。混混，是湧出的模樣。科字，解作坎字，是低洼蓄水之處。放，是至。
徐子問於孟子說：「流水之為物，不過天地間之一物耳。乃仲尼每觀於水，而數數稱之說：『水哉！水哉！』若有深契於心，而不覺其屢形於讚嘆者。不知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如此？」孟子答說：「欲知水之可取，當觀水之源流。蓋有原之泉，方其出於山下，則混混然湧出，晝如是而夜亦如是，無止息也。及其遇坎而止，則盈滿於此，而後漸進於彼，無壅滯也。由是進而不已，則沛然莫御，必至於四海而後有所歸宿焉。這等看來，可見有原之水，其蓄聚者深，故能常出而不竭；其發生者遠，故能漸進而不窮，有本者固如是也。水惟有本，則可以漸進而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可以漸進而至於極。其與聖人重本之心，若有相為契合者，其樂取而亟稱之，不以是乎！」知仲尼取水之意，則知君子務本之學矣。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是田間水道。涸，是干。情字，解作實字。
孟子告徐子說：「有本之水，能漸進不已而至於海者，以其源遠而流長也。若水之無本者則不然。當七、八月間，乃大雨時行之候也。彼時雨水驟至，則溝澮之中莫不盈滿；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涸可立而待。是其來也既非混混而不舍，其流也又非盈科而漸進，忽然而盈，亦忽然而涸，水之無本者固如此，何足取哉？觀於水，而君子之為學可以類推矣。故人能反身修德，使養深而蓄厚，然後實大聲宏，而名譽隨之，這便是有本之水漸進而不已的意思，此君子之所貴也。如道德本無足稱，而聲譽反過其實，則一時雖能掩飾，日久必然敗露，就是溝澮之水易盈易涸的一般，豈非君子之所深恥而不居者乎？」然則仲尼之稱水，蓋取夫有本之學，而惡夫過情之譽也。彼躐等於譽者，可以惕然而深省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是些少的意思。
孟子說：「天地之間，人為最貴，與禽獸迥然不同，人皆知之。然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則未之知也。蓋人物之生，其初受形受性也是一般，但禽獸則有偏而不全、塞而不通的去處，惟人心這點虛靈，理會得來，充拓得去，可以盡性而踐形。只這些子與禽獸分別，其相去能有幾何？此所以謂之幾希也。既曰幾希，則出乎此，入乎彼；其端甚微，而操則存，舍則亡，所關亦甚重矣。乃眾人則拘於氣稟，奪於物慾，把那幾希之理去之而不能存，是以陷於禽獸而不自知耳。惟君子能反觀內省，察識擴充其於幾希之理，真能存之又存，不敢失墜者，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按，孟子所言「幾希」，即《虞書》上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蓋幾希不存，即入於禽獸，何危如之？幾希之介，間不容髮，何微如之！若擇之惟精，守之惟一，則幾希之理自能常存矣。此聖學之淵源，而孟子獨得其傳者也。讀者宜究心焉。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說：「幾希之理，君子固能存之矣。自君子而上，又有生知安行、自無不存的聖人。蓋物有物之理，人有人之倫，而貫徹於倫物之中者，則曰仁曰義，這就是幾希的道理，未有不知之真而能行之至者也。惟舜則生而知之，見得世間萬物，雖飛潛動植，形性各有不同；然成大成小，未有不待我以立命者，是物之所以異於人，其理既知之極其明矣。又見得人有五倫，雖親、義、序、別、信，施用亦各不同；然立愛立敬，未有不如是而能成性者，是人之所以異於物，其理又察之極其詳矣。至於吾性中之仁義，則能安而行之，其慈祥惻怛，從心上生髮出來，自能無所不愛。是隨其所行，無適而非仁，不是以仁為美，而有心以行仁也。其裁製區畫，從心上運用出來，自能無所不宜。是隨其所行，無適而非義，不是以義為美，而有心以行義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已。舜惟由仁義行，故能盡物之性，立人之極，而於幾希之理毫無虧欠，此所以紹帝堯精一之統，而開萬世心學之傳也。豈特如君子之能存而已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旨酒，是甘美之酒。
孟子說：「古昔聖帝明王，莫不以憂勤惕厲為心。自舜開心學之源，而大禹繼之，為能察理欲之幾，得好惡之正。故於夷狄進酒，才覺酒味甘美，便惕然深慮，說道：『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夷狄而絕旨酒。夫飲酒未便至於亡國，禹豈為是過計？其心只恐嗜飲不已，必將沉湎無節，以至於亂性情、妨政事，則亡國之禍皆從此而起矣。所以於旨酒則痛絕之，要以防嗜欲之端，戒荒湛之漸也；其憂勤惕厲之心，見於遏人慾者如此。及其聞一善言，但覺有切君身，有裨治理，便欣然聽納，甚至下拜以致敬，不難屈己以服人、虛懷以受善。夫人言未便加於聖德，禹豈為是過謙？其心只恐取善不廣，或致嘉言攸伏，則無以集眾思、廣忠益，而樂告之誠皆從此而阻矣。所以於善言則篤好之，要以擴取善之量，為輔德之資也；其憂勤惕厲之心，見於崇天理者如此。」夫人主一心，眾欲所攻，即其惡旨酒，則凡聲色貨利、快意滋毒者，無不深慮豫防可知矣。朝廷之上，群賢畢集，即其好善言，則凡百司庶職、亮采惠疇者，無不推誠委任可知矣。理欲不淆，好惡克慎，此禹所以得統於舜，而俟後聖於無窮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是執持。方，是方所，有區別的意思。
孟子說：「繼禹而王者有商湯。湯之心，只是一個憂勤惕厲而已。以其行政用人言之，彼中道為揆事宰物之准，或居常守經，或處變行權，隨事而應，都有定理；若處事而徒任意見，將舉措頗偏，上不免於有失政矣。湯則持一中之理，定萬化之衡，疑似不能淆，始終不可易。觀其制事制心，以建中於天下，則可知矣。賢人為修政立事之資，或近在州閭，或遠伏岩穴，隨處都有，原無定在。若求賢而拘於方所，則搜羅未廣，下不免於有遺才矣。湯則大延訪之公，廣登庸之路，親疏不問其類，貴賤不計其資。觀其三使三聘，求元聖於莘野，則可知矣。夫中以處天下之事，公以用天下之人，而一毫之偏私不得而與焉。推此念也，與大禹之慎好惡，其心一矣。此湯之所以得統於禹，而接道統之傳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孟子說：「繼湯而興者有周文王。文王之心，也只是一個憂勤惕厲而已。以其愛民之心而言，文王發政施仁，懷保小民，當時百姓已自安了。乃猶不遑暇食，心裡常常念說：『民生甚眾，博濟甚難。若政教一有未修，刑罰一有未當，不免有妨害民生者。』看著那百姓，惻然常似有傷的一般，所以汲汲孳孳，必欲無一民不得其所，而後其心始慰也，其愛民之深如此。以其求道之心而言，文王敬止緝熙，先登道岸，其於聖域已優入了。然猶不自滿足，心裡時時念說：『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若點檢一時少疏，進修一日少懈，便有與道背馳者。』望著那道理，歉然常如未見的一般，所以亹亹翼翼，必欲無一理不造其極，而後其心始愜也，其求道之切如此。」夫民已安而猶若未安，故聖政益弘；道已見而猶未見，故聖德益盛。此文王所以得統於湯，而接道統之傳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是玩忽的意思。邇，是近。
孟子說：「繼文王而聖者，則有武王。武王之心，也只是一個憂勤惕厲而已。蓋近者易乎褻狎，此常情也。武王心思縝密，凡近的所在，耳目之所常接者，不敢一毫輕忽。如侍御僕從，必擇正士；几杖戶牖，皆有箴銘。雖尋常日用之間，都有個檢束防閒之意，是其敬慎之心，無時或怠也，何泄之有？遠者易於遺忘，亦常情也。武王志慮周詳，就是遠的所在，耳目之所不及者，不敢一些疏略。如封建諸侯，懷遠為近，啟佑後人，咸正無缺，雖天下萬世之遠，莫不有注措經畫之方。是其並包之度無處不到也，何忘之有？夫近而不泄，則修之身心者嚴以密，可以見其德之盛；遠而不忘，則施之政事者公而溥，可見其仁之至。此武王所以克承丕顯之謨，而成永清之治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四事，即上文禹、湯、文、武所行的事。
孟子說：「禹、湯、文、武之後，以聖人而相天下者，則有周公。周公之心，亦只是憂勤惕厲而已。蓋周公輔相成王，守成業而致太平，可謂盛矣。乃其心日有孜孜，不但近述諸今，覲揚文、武之光烈；又欲遠稽諸古，遹求禹、湯之典刑。務要兼著三王，把他所行的四事件件都措之施行，無所遺失，然後望治之心始慰也。然古今之時勢既殊，創守之規模亦異，容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者，其間推移變化，寧無有不合者乎？周公則又反覆思維，求其所以然之故；日不足，則夜以繼之，皇皇然真有夙夜匪懈者，何其思之切也。至於思極而通，這道理已融會於心，欣然有得了；則又勇往奮發，即欲見之行事，雖天尚未明，亦必坐以待之，汲汲然殆有不遑寧處者，何其行之決也！夫周公有聖人之德，又有輔佐太平之功，而其兢兢業業、勞心焦思，乃至於此，其於禹、湯、文、武之心，豈非先後一揆者乎？」
這一章書，自禹以至周公，其事雖異，要旨皆以憂勤惕厲為心，故德業並隆於一時，而道統相傳於萬世。蓋敬乃聖學始終之要，不可一息而不存者也。存之則為聖人，不存則幾希一失，不免為凡人而已。《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希聖者宜繹思焉。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熄，是滅。《詩》有三體：作於列國謂之風；作於王朝謂之雅；作於宗廟謂之頌。這《詩》，指二雅說。乘字，解作載字。檮杌，是惡獸名。
孟子說：「群聖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事莫著於《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蓋自成周盛時，王道大行，朝廷之所作，列國之所貢，其詩具存，莫非治世之音也。及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諸侯，而王者之跡熄滅無存，由是朝會宴享之樂，不奏於朝廷；規諫獻納之詩，不陳於卿士。黍離以後，體制音節與列國無異，而《雅》詩亡矣。此時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亂將不知其所止。孔子憂之，於是作《春秋》，詳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明一王之法，使王者之政，雖不得行於當時，猶可以昭示於來世，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然是《春秋》雖孔子所作，亦非始於孔子，乃因《魯史》之舊而修之耳。蓋當時，列國諸侯各有史書，以記一國之事，其取名亦各不同。如晉國之史叫作《乘》，謂其紀述事跡，如車之載物也。楚國之史叫作《檮杌》，謂以惡獸比凶人，記之以垂戒也。魯國之史叫作《春秋》，謂記事者必表年月，故措舉四時，以為所記之名也。這三國之史，名雖不同，其為記事之書則一而已。使《春秋》不經孔子之筆削，則與晉、楚之史，亦何以異乎？」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承上文說：「《春秋》雖為魯國之史，而實足以見聖人經世之心。蓋周室東遷之後，五霸迭興，惟齊桓、晉文二君功業特盛，故《春秋》所紀，多是齊桓、晉文征伐、會盟的事跡；至於文詞之體，亦皆當時史官據列國赴告策書以記於年月之下，原非有褒貶也。及孔子假其舊文，加以筆削，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明君臣之義，正夷夏之防；使王者之法粲然大明於世，然後列為六經，而非一國之史也。所以孔子常說：『《春秋》之義，則我嘗竊取而裁定之。』其詞雖謙，而其斷自聖心，蓋可知矣。」此可見《春秋》一書，乃所以繼《雅》詩之亡，而存王跡之熄者，所系顧不大哉！漢臣司馬遷有言：「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然則《春秋》之作，不止一代之典章，真萬世之權衡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君子，是有位的。小人，是無位的。澤，是流風餘韻。父子相承，叫作一世。斬字，解作絕字。淑，是善。
孟子說：「聖賢之生，其建立在一時，而遺澤在後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業聞望傳於後人，須至五世而後絕；在下而無位者，其道德聲名垂於後人，亦至五世而後絕。蓋親盡服窮，遺澤寢微，此理勢之必然者；若在五世之內，則其澤固未亡也。況孔子繼群聖之統，可傳於萬世之遠；而我去孔子之時，乃猶在五世之內，故雖不得及門受業為之弟子，然遺澤尚存，微言未絕，淵源所自，猶有可承，故得私聞孔子之道於人，以自善其身耳。向使聖遠言湮，則雖願學孔子，亦不過聞而知之耳，安能如是其親切哉？」孟子歷敘舜、禹之事，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蓋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集其成，而孟子承其緒，其自任之重見乎詞矣。惜乎！孟子之沒，不得其傳，而道統或幾乎息也。繼帝王之統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孟子說：「天下之事，固然有一定之理確然可守，然亦有可否涉於兩端而不可不擇者。今夫義不苟取謂之廉。人於交際之時，初間見利而動，恰似在所當取；及仔細思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卻在所不當取，則辭之而勿取可也。乃貪得而竟取之，則是有見於利，無見於義，而廉介之操不免於損傷矣，如之何其可耶？至如分人以財謂之惠。惠所當施，君子固不吝其有矣；使或愛人利物之情偶發於一念，似乎當與，而施不必博，濟不必眾，又似乎不當與，則寧勿與可也。乃市恩而竟與之，此其沾沾利澤之微，不唯不足為惠，而反有傷於惠矣，君子欲全其惠，豈可輕於與耶？又如見危授命謂之勇。勇所當奮，君子固不愛其身矣。或捐軀赴難之志偶激於一時，似乎當死；而仁未必成，義未必取，又似乎不當死，則寧勿死可也。乃輕生而竟死之，此其悻悻血氣之私，不惟不足為勇，而反有害於勇矣，君子欲全其勇，豈可輕於死耶？」此可見天下之事，自取與之間，以至死生之際，大小難易，皆有中道，固不當徇欲害理，以流於不及，亦不必立異好名，以涉於太過。然其可否之幾，間不容髮，則在乎能擇而已。孟子此章，正《中庸》「擇善固執」之功，學者不可不審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羿，是有窮國之君。逢蒙，是羿之家臣。愈，是勝。
從古以來，皆稱羿為善射。他有個家臣逢蒙，從之習射，盡得其命中之巧術，亦以善射成名。卻思想：己之善射天下無敵，只有羿為勝己；若有羿在，難以獨顯其能。於是與澆浞同謀，乘羿射獵而歸，殺而烹之，以專善射之名。孟子因論此事，說：「逢蒙以弟子而害師，罪固不容誅矣。乃羿以射教人，反致殺身之禍，是亦有罪焉。」公明儀說：「羿為逢蒙所殺，罪在逢蒙，則羿似乎無罪。」孟子辯說：「羿之教射，始初失於擇人，其終至於禍己，此其罪但比逢蒙之悖逆為少輕耳，安得謂之無罪耶？」這是孟子為取友而發，歸罪於羿，然其微意猶有所在。蓋兵乃不祥之器，羿身為國君，若能以道德為威，誰敢不服？乃以弓矢之能，與其家臣相角，以此取禍，固其宜也。豈但擇交非人為可罪哉！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仆曰：『追我者誰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鄭、衛，都是春秋時國名。子濯孺子，是鄭人。庾公之斯、尹公之他，是衛人，都是當時善射者。金，是箭鏃。四矢，叫作乘。
孟子因論羿之有罪，特引舊事以證之，說：「當春秋之時，鄭國曾遣子濯孺子潛師侵衛，衛國因遣庾公之斯去追逐他出境。子濯孺子說：『今日我偶然疾作，不能執弓而射，追兵若至，吾其死矣夫。』因問其御車之仆說：『後面追我者為誰？』其仆對說：『是庾公之斯。』孺子喜說：『若是此人，吾得生矣。』其仆問說：『庾公之斯是衛國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乃不畏其射，反說得生，這是何故？』孺子答說：『我非為他不能射，只以情料之，可保其不肯傷我耳。蓋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那尹公之他乃是正人，他所取之友，必然也是正人，如何肯乘時射利、背本邀功？我之所恃者此也。』及庾公之斯追逐既近，果然問說：『夫子今日為何不執弓迎敵？』子濯孺子據實答說：『今日我偶然疾作，因此不能執弓。』庾公之斯就不忍反射，因敘說：『向者小入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實學射於夫子，我今日善射，都是夫子傳授之法，若乘其疾作，發矢相加，是將夫子之法反害夫子，我不忍為也。但今日之事，奉君命而來，乃是公家之事，亦不敢廢。』於是從箭囊中抽矢出來，扣於車輪之上，以去其金鏃，使不傷人，然後發四矢而歸。則既不廢君上之命，又得全師友之情矣。是子濯孺子以取友而免禍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子，則所與居處者無非正人，何至於殺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無罪也。」夫羿之被禍固其自取，至於庾斯之事，本無足稱，孟子何為引之？蓋人之處事，奉法之公私，與存心之厚薄，跡若相悖，而機實相通，未有交遊之間忍於背義，而事使之際獨能盡忠者，此庾斯與逢蒙之辨也。論人者以此察之可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這是孟子勉人去惡從善的意思。
西子，是古之美人。蒙，是冒。不潔，是污穢之物。惡人，是貌丑的人。
孟子說：「善惡雖有一定之質，然其變化之機，又在人之自處何如耳。今夫西子之貌，天下之至美者也，若使被以污穢之物，則人皆惡聞其臭，至於掩鼻而過之，縱有傾城之色，亦不見其為美矣。至於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憎厭者，使能齋戒沐浴以致其潔，則雖對越神明，而奉上帝之祀，亦無不可。蓋有精白之念，自不嫌於其惡矣。」世有材質本美而流於污賤之歸，是西子之蒙不潔者也；亦有材質本陋，而反成粹白之名，是惡人之祀上帝者也。然則有善者，固不可不兢業自保，以求全其善；有惡者，亦不可不洗濯自新，以求易其惡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故，是已然的形跡。利，是順利。
孟子說：「天下之理原於性，人惟言性未得其真，所以事不順理，而往往多事以擾天下也。蓋性具於心，本無形而難見，若徒以性論性，則言愈多而理愈晦矣。天下之言性者，惟當就其日用之間，隨感而應，有那已然可見的形跡，即此已發之端倪，求其未發之精蘊。如言性之仁，必指惻隱之呈露者以為據；言性之義，必指羞惡之發見者以為征，由是因顯以知微，即用以見體，而性之本然者始可得而識矣。此言性者當求之於故也。然所謂故，卻出於天理之自然，非由於人為之勉然；一有人為，便不順利而非故矣。是以言性之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而以利為本焉。如言惻隱，則必本其乍見不忍之良心，而凡涉於要譽之私者，非仁也；言羞惡，則惟取其弗屑嘑蹴之真機，而凡涉於好名之私者，非義也。此則以天謀為能，不以人謀為能，而性之自然者始可得而識矣。」夫性徵於故，故本於利，此可見天下之理，皆出於自然。人惟順其自然之性以應事，則無所處而不當矣，何必任術以擾天下哉！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鑿，是穿鑿，乃不循正理，別生意見的意思。無事，是就事處事，恰似不曾做事的一般。
孟子說：「天下之理既出於自然，則明理之人，宜知所順應矣。乃若所惡於智者為何？蓋智乃吾心明覺之良，而非私意揣摩之術也。有等小智的人，自作聰明，務為穿鑿、索隱以為知，行怪以為能，似智非智，而反有害於智，此其智所以為可惡耳。如使智者之處事，亦如大禹之行水一般，則心不勞而事不擾，何惡之有？蓋水以就下為性，禹但因其自然之性，加夫利導之功，如九河、濟、漯，本有赴海之勢，則疏瀹而注之海；汝、漢、淮、泗，本有赴江之勢，則決排而注之江。雖有疏浚之勞，而未嘗以私意穿鑿，不過以水治水，行所無事而已。此禹之智所以為大，而古今莫及也。若使用智者，以大禹行水之法，為吾身應事之准，因物付物，不矯激以為高；以事處事，不紛更以滋擾，亦如禹之行所無事，則虛靈中見的道理，自然光明；寧靜中做的事業，自然俊偉，這才是有大識見、大力量的人。其智之大，亦將與禹並稱於天下矣，尚何惡於智哉？夫智一而已，務為穿鑿則小，行所無事則大，則智之貴於順、不貴於鑿也，明矣！人慾稱大智之名於天下，安可不務法禹，而徒用智以自私哉？」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千歲之日至，是上古日南至之時。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乃造歷者之曆元也。
孟子說：「智以無事為大，可見智不當鑿矣，況以理推之，亦有不必鑿者乎？且以治歷言之。天之峻極，何如其為高？星辰之布列，何如其為遠？若未易窺測矣。然天雖高，其運行卻有常度；星辰雖遠，其次舍卻有定位，這所謂故也。治歷者苟於其故而求之，循其已往之跡，用積分之法，直從今日逆推上古，則雖千歲之遠，年代不知其幾，而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為日至之度，造歷之元者，可端坐而得之，而不苦於步算之難矣。夫天與星辰，至難知也，順其故而求之，無不可得，況事物之近者乎？智者何必以鑿為哉？」詳觀此章之意，惟以順理應事為大智，然必先有隨事精察之小心，而後有順事無情之妙用；不然，則徒慕無事之名，而深居高拱，適己自便，兢業之念或少疏焉，未有不至於懈弛者。君天下者宜審圖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公行子，是齊國的大夫。右師，是官名，齊幸臣王時為此官。進，是引使就己。簡，是忽略。
昔齊大夫公行子有子之喪，那時齊國諸大夫以君命往弔。入門之後，眾人都以右師王為齊王寵臣，爭先趨附。有進右師使就己之位而與之言者，有自己往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者，無非示親昵以通殷勤，蓋諂媚之徒也。孟子時亦往弔，乃王驩之所敬重而望其親己者，乃獨不與右師言，其以道自重如此。王驩遂怫然不悅，說道：「諸君子與驩同事，幸而至矣，無有不與驩言者。獨孟子不與驩言，是必以驩為不足與言，而故示簡略之意也。君子處人以禮者，固如是乎？」觀王驩責望孟子，蓋惟知在己之勢分為當尊，不知孟子之道義尤當重，其不足與言，益可見矣。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逾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歷位，是更涉他人的位次。階，是班列。子敖，是王驩的字。異字，解作怪字。
王驩有不悅孟子之言，孟子聞之，乃據禮以明其故，說道：「人之相與，固有交際之情；然以君命從事，則自有朝廷之禮。吾且以禮言之：凡人臣在朝廷之上，有各人站立的位次，位次既定，不得更歷而相與言；有眾人排列的班行，班行既分，不得逾越而相揖。蓋法度森嚴之地，以威儀整肅為先，有一毫不可不謹者。今以君命而弔公行氏，則君命之所在，即朝廷之所在也。若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我之位矣；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我歷右師之位矣，豈不為失禮乎？我所以不與右師子敖言者，正恐有歷位逾階之失，故不但以禮自處，而欲以禮處人也。我欲行禮，而子敖乃謂我為簡略，以敬為慢，舍公禮而言私情，不亦可怪之甚乎！」夫王嬖臣，眾人之所媚，而孟子之所深鄙者。然一弔於滕，則以有司之事為不必言；再弔於公行，則以朝廷之禮為不當言，始終不與之言，而未嘗顯示之絕，其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孟子說：「均是人也，而君子獨超然異於眾人。其所以異於人者，果何修而能然哉？惟此一念存主之間，眾人多放失而不求，君子獨操存而匪懈，精神常有所管攝，德性常有所涵養，這存心便是其異於眾人者耳。其心之所存者何？曰仁、曰禮而已。蓋仁是吾心之惻隱，殘刻者多失之；君子以大公之理克有我之私，念念時時都在仁上，造次顛沛，無頃刻或違，這是以仁存心，而視他人之殘刻者迥乎其不侔矣。禮是吾心之莊敬，怠肆者多失之；君子以嚴翼之衷勝暴慢之氣，念念時時都在禮上，視聽言動，無頃刻或愆，這是以禮存心，而視他人之怠肆者迥然其懸絕矣。」夫仁禮之心，人所同具，而君子獨能存之，是其受性於天雖與人同，而善事其心則與人異，此其所以不可及也。然則學為君子者，惟自存心求之可矣。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恆字，解作常字。
孟子說：「仁禮之德，既有根心之實，則自有及物之徵。蓋仁主於愛者也，君子以仁存心，非獨有是惻隱之心而已；有是惻隱，便有是慈愛，親疏遠近殆無一人而不在其所愛之中者矣。禮主於敬者也，君子以禮存心，非獨有是恭敬之心而已；以禮自處，便以禮處人，眾寡小大殆無一人而不在其所敬之中者矣。夫愛敬既盡於己，則德意自感乎人；我有恩以愛人，則凡感我之愛者，皆將親媚於我，而藹然有恩以相與。蓋必人之愛我，方才驗我之能仁耳；若愛人而人不親，則豈理之常也哉？我有禮以敬人，則凡感我之敬者，皆將遜讓乎我，而儼然有禮以相接。蓋必人之敬我，方才驗我之有禮耳；若禮人而人不答，又豈理之常也哉？」要之，愛敬之在人者雖不可必，而仁禮之在我者則當自考。以此存心，此君子所以異於人而非人所易及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是強暴不順理的事。
孟子說：「盛德固足以感人，而事變容出於意外。我愛敬人，人亦愛敬我，此其常也。設或有人於此，不惟不相愛敬也，而反加我以暴橫悖逆之事，這是常情之所不堪，忿怒之所易激者。乃君子則必自反說道：『天下事未有無因而至前者，他這樣來陵我，必是我不仁有以致之；這樣來侮我，必自我無禮有以取之；不然，仁至必無怨，禮至必不爭，此等橫逆之事，何為到我之前哉？』」推其心，方自歉其仁禮之未盡，而無暇於責人矣。君子責人則輕以約，責己則重以周，其存心之厚如此！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於橫逆之來，因其不親而益致其愛，已自反而仁矣；因其不答而益致其敬，已自反而有禮矣，宜足以感化乎小人而使之悔過也。乃其待我以橫逆，一無所改於前，而暴戾如故焉；君子於此，豈肯以一自反而遂已哉？又必自反說道：『我雖仁而所以愛人者，容或少惻怛之真心；我雖有禮而所以敬人者，容或少退讓之實意。一有不忠，則橫逆之來，不必深咎乎人；而誠意未孚，在我實與有責矣。不然，天下未有至誠而不能動物者也，橫逆奚宜至哉？』」夫君子由接人而反己，德既欲其無一之不修，心又欲其無一之不盡，其自治之功，可謂已密而益密矣。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是狂妄的人。擇，是辨別。何難，是不足計較的意思。
孟子說：「君子於橫逆之來，不責人之不順，惟咎己之不忠。凡所以愛人敬人者，不徒事乎虛文，而皆本之實意。則既自反而忠矣，宜足以感化乎小人而使之愧赧也。乃其待我以橫逆終無所改於前，而暴戾如故焉。君子於此，亦豈屑介然於懷而與之校哉？但說道：『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而此人仁不能懷、禮不能屈，是其良心已喪，積習難移，亦天地間一妄誕之人而已矣。人而妄誕至此，名雖為人，實則蠢然一物，與禽獸何所分別？既與禽獸無辨，則當置之度外，處以無心可也，豈屑與禽獸校是非、論曲直哉？』」然不校之量，雖足以有容，而自治之誠，實未嘗少間。君子之存心若此，此其所以大過人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說：「凡事變適當其前，則憂患交攻於內，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今觀君子之處橫逆，自反之心有加無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這是有終身之憂。至於意外之患猝然來到面前，我既置之而不校，人自相安於不爭，這是無一朝之患也。夫君子之心，泰然常定，似可以無憂者。乃其心之所憂，卻有一段放不下處。其心常念說：『舜生於天地間，此人也；我亦生於天地間，此人也。在舜，則盡性盡倫而立人道之極，其修之一身者，可為法於天下，而天下愛敬之，是億兆人之一人也；其行之一時者，可傳布於後世，而後世愛敬之，是千萬世之一人也。若我則道不加修，德不加進，猶不免為鄉里之常人而已，如之何其能勿憂乎？憂之如何？亦惟反己自修，去其不如舜者，以就其如舜者。仁不如舜則自反而勉於仁，禮不如舜則自反而勉於禮，務使道德備於己，愛敬盡乎人，而後吾希聖之心始慰耳。不然，一日不如舜，一日之憂也，可但已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說：「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者，但憂仁禮之不如聖人耳。若夫橫逆之來，常人不勝其忿怒之私，而至於有構爭之患者，則可保其必無矣。何以見得？君子以仁存心，而所為皆在於仁，一毫涉於不仁，不肯為也。以禮存心，而所行皆在於禮，一毫涉於非禮，不肯行也。其自治之詳，既有遠害之道，而況盛德所感，孰無愛敬之心？即萬一事出意外，一旦或有橫逆之來，君子內省不疚，自反常直，將卒然加之而不驚，無故臨之而不懼矣，何患之有？所以說君子無一朝之患也。」
這一章書，論君子存心之學，歸在反己；反己之功，歸在以大舜為法。蓋聖賢處常而能盡道者易，處變而能盡道者難。舜父頑、母嚚、弟傲，處人倫之變，而能成厎豫之化，全親愛之情，惟不見得父母兄弟有不是處，只自盡其道，積誠以感動之，此其所以為可法也。是後，商湯以六事自責，成王以小毖省躬，周宣側身修行，漢文罪己求言，皆帝王自治之學，有得於大舜之遺意者。君天下者，宜知所取法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這一章是記孟子斷禹、稷、顏回出處之同道。
先述其事說：「自古聖賢得位行道，莫盛於禹、稷；隱居樂道，莫過於顏子，然其事有不同。禹、稷當堯、舜之世，天下治平，列在九官之位，一則平治水土，一則教民稼穡，周曆四海，不憚勤勞，甚至三過家門亦不暇入，其忘身以憂民如此。孔子上嘉唐、虞，每以禹、稷為賢而推尊之。顏子當春秋之世，天下大亂，隱於陋巷之中，以一簞為食，以一瓢為飲，其貧窶之狀，使他人當之，必有不堪，而顏子處之泰然，不改其樂，其修身以遁世如此。孔子品第門人，每以顏子為賢而稱許之。」夫出為異致，而皆為聖人所與，故孟子因而斷之說：「禹、稷、顏子，其出處不同，然禹、稷進而救民，雖功蓋天下，其道非有異於顏子；顏子退而修己，雖善止一身，其道非有異於禹、稷。」蓋時可以行，則出而為禹、稷；時可以藏，則處而為顏子，其心一而已矣。出處之跡，烏足以泥之哉？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孟子承上文說：「禹、稷、顏回同道，而事有不同者，以所處之地異也。當禹之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禹任司空之官，以治水為己責，心裡時常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安居，其心始慰；若治水無功，尚有漂流陷溺的，就是我溺了他一般，有不能一息自安者矣。當稷之時，農工未定，黎民阻飢。稷任田正之官，以教稼為己責，心裡時常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飽食，其心始安；若勸農無效，猶有枵腹飢餒的，就是我飢餒他一般，有不能一日少寧者矣。禹、稷以民之憂為己憂，其自任之重如此。故禹乘四載，不憚胼胝之勞；稷播百穀，不辭躬稼之苦，汲汲皇皇，只要救天下之饑溺，所以過門不入，如是其急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無治亂安危之寄，故得簞食瓢飲，自樂於陋巷之中耳。其所處之地不同，而要之各盡其道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孟子承上文說：「禹、稷、顏子地位不同，故出處各盡其道如此。設使禹、稷窮而在下，無濟世安民之責，則所處者亦顏子之地也，必能樂顏子之樂，而思不出位矣，豈至於過門不入乎？使顏子達而在上，有輔世長民之任，則所處者亦禹、稷之地也，必能憂禹、稷之憂、而為國忘家矣，何暇於簞瓢自樂乎？所以說易地則皆然。」可見，聖賢之心本無偏倚，隨感而應，用之則行，固未嘗有心於用，而涉於徇人；舍之則藏，亦未嘗有心於藏，而至於忘世。此其道之所以為同也。
「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斗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孟子發明禹、稷、顏子之同道，又比方說：「今有同室之人，一旦互相爭鬥，這與我休戚相關，雖當洗沐之時，未及束髮，便加冠結纓，奔而往救，亦不為過；蓋其地甚近，則其情甚急也。若是鄉鄰之人互相爭鬥，這與我利害不切，卻也要被髮纓冠而救之，則不達於理矣，故雖閉戶不出，亦不為忍；蓋其地少疏，則其情少緩也。然則禹、稷身任其責，視天下就如同室，故急於救民；顏子不在其位，視天下就如鄉鄰，故安於修己。蓋隨其所遇，而各當於理，此其道無不同，而孔子所以皆稱其賢也。」
按，戰國之時，楊、墨之說盛行。楊氏為我，不肯拔毛而利天下，雖同室之斗，亦將有閉戶不出者，這與顏子之道不同；墨氏兼愛，不惜捐頂踵以利天下，雖鄉鄰之斗，亦將有纓冠往救者，這與禹、稷之道不同。惟禹、稷可以為顏子，而不流於兼愛；惟顏子可以為禹、稷，而不涉於為我。出處進退一隨乎時，此孔子時中之道，而孟子之所願學者。故揭之以示人，亦辟楊、墨之意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匡章，是齊人。禮貌，是敬重的意思。戮，是辱。狠，是忿戾。
公都子問於孟子說：「君子擇人而與之交，非其善有足稱，必其行無可議。若匡章之為人，舉齊國之眾，皆以不孝稱之，是其大節已虧，雖有小善，不足取已。夫子乃與之游，且禮貌之，以致其敬重之意，敢問其所以不見絕於夫子者，何為也哉？」孟子答說：「國人之論雖不可謂不公，而眾惡之言亦不可以不察。人果何所據？而謂章子為不孝乎。夫世俗所謂不孝之事總有五件：有等偷惰其四肢，惟知宴安之可懷，把父母的奉養恝然不顧，此則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一也；有等博弈、好飲酒，惟知朋從之可狎，把父母的奉養恝然不顧，此則知有交遊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二也；有等貪好貨財，偏愛妻子，惟知自私自利，把父母之奉養恝然不顧，此則知有室家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三也；又有一等縱耳目之欲，嗜淫聲，悅美色，自放於禮度之外，以貽父母之羞，此則虧體而辱親，不但失養而已，不孝之四也；又有一等逞血氣之私，好小勇，爭小忿，自陷於刑辟之中，以貽父母之患，此則忘身以及親，又不但辱之而已，不孝之五也。此五者，事雖不同，其為不孝則一。使章子有一於此，而稱之為不孝，彼將何辭？今即其素行觀之，果有一事於其身乎？無其事而被之以不孝之名，此必有其故，而不可不察也。若概信其言而輕絕其人，則君子之心必有所不忍矣。」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遇，是投合。賊字，解作害字。
孟子承上文說：「章子身無不孝之事，而枉被不孝之名者，亦非無因而致然也。蓋章子之心，不忍陷父於不義，嘗以善道責望於父，而進匡救之言；固不料其機不相投，言不相入，其所以見忤於父而被逐者，惟其責善而不相合焉耳。夫道在倫理間，各有攸當，不可概施。如過失相規，德義相勸，此朋友之道也；乃若父子，以恩為主，家庭之間藹然慈孝，乃為道之當然耳。若以責善之道而行於父子之間，將見相責之過，必至於相夷，而天性由此以傷，真愛由此以奪，豈非賊恩之大者哉？」章子徒知責善於親，而不顧賊恩之禍，此則其罪之不容辭者。乃其心固不過欲諭親於道耳，是安得與世俗之所謂不孝者同類而共議之哉？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
不養，是不受其養。
孟子承上文說：「章子以子而責善於父，固不為無罪。及看他後來不自安之情，則亦有可矜者。彼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人情之所甚欲也，章子豈不欲有此？只因責善而得罪於父，不得近父之前，其心有跫然不自寧者。故於妻則逐出之，於子則屏斥之，終其身不受妻子之養焉。蓋其設心以為：我既不得盡一日之養於父，則又安敢受一日之養於妻子？如此而痛自責罰，親心或因之以感動焉，未可知也。苟不如此，是見忤於父，已有罪矣；乃又悍然不顧，而安心享妻子之養，豈非罪之大者乎？夫其設心如此，是其始焉責善於親，既非有世俗不孝之實，而其罪為可原；繼焉引咎於己，則又有人子怨慕之誠，而其情為可憫。是則章子之為人也，我所以與之游而禮貌之者，獨有以諒其心耳。」夫匡章不孝之名，人共傳之，其得罪之由與自責之心，人不知也。使非孟子憐其志而表章之，章之心幾不白於天下矣。眾惡必察，聖賢至公至仁之心固如此。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是魯邑。反，是還。左右，指曾子門人說。為民望，是倡率眾人的意思。沈猶行，是弟子姓名。
昔曾子設教於魯，住居武城地方。適有越人來寇。或人說：「寇至矣，何不避而去之？」曾子從其言，乃與守舍的人說：「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以示去而復來之意也。及越寇已退，則又先與守舍的人說：「室久不居，牆屋必有毀壞者，尚為我修葺，我將來歸矣。」於是寇退之後，曾子遂還歸武城，復居其室焉。當時門人在左右的，私相議說：「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這等的忠且敬，可謂厚矣。乃寇至則先去，而為眾人之倡率；寇退則反，而居處如故，視武城之患難，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何厚施而薄報也？或者不可乎？」弟子中有沈猶行者，乃解之說：「夫子不與武城之難，良有深意，非汝等之所能知也。昔夫子曾舍於沈猶氏，與今日居武城相同。時有負芻的人作亂，與今日越寇相同。當時從者七十人，夫子皆引之而去，未有與其難者。」觀昔日之處沈猶氏，則知今日之處武城，乃當去而去耳，豈常情之所能識哉？」蓋時當避難，則以保身為哲。曾子之所處，是或一道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伋，是子思的名。
昔子思仕於衛國，適齊人來寇。或人說：「齊寇且至，何不避而去之？」子思答說：「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今齊寇方至，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其時也。若使伋去國以避難，於保身之計得矣，衛之社稷人民，誰與共守？人臣委質之義何如？而可如此耶？伋但知效死勿去而已。」蓋時當捍患，則以殉國為忠。子思之所處，是又一道也。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是微賤。
孟子就曾子、子思之事而斷之，說道：「曾子居武城，惟知遠害以全身。子思之居衛，乃欲守死而弗去。其事若迥然不同矣，然揆之於道則無不同，何也？蓋曾子之在武城，所居則賓師之位也。師道之尊，等於父兄，彼武城之人，皆子弟耳，豈有父兄而輕殉子弟之難者乎？此曾子所以去之。若子思之於衛，則已委質而為臣矣。以臣事君，分猶微賤，是以奔走禦侮為職者，豈有臣子而不急君父之難者乎？此子思所以不去也。蓋君子之處世，惟求理之所是與心之所安，時當保身，不嫌於避害；時當殉國，不嫌於輕生。曾子、子思，其道一而已矣。使曾子而居臣職，處子思之地，則必不輕去武城，而避患以自全；使子思而為賓師，處曾子之地，則必不苟殉衛國，而捐軀以赴難，便是交換過來，也都是這等作用，此曾子、子思所以為同道也。」故觀聖賢者，不當泥其跡之異，而當求其心之同，微、箕、比干，生死去就不同，而同為仁；夷、惠、伊尹，仕止久速不同，而同為聖。明乎此者，斯可以語精義之學矣。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是齊人。瞯，是私竊窺視。
當戰國時，謀臣策士皆卑瑣無奇，孟子獨毅然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見其氣象岩岩，遂謂其與人不同。故孟子初至齊國，齊王暗地使人窺看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欲以驗其為人之實。而齊人有儲子者，因問孟子說：「夫子享大名於當世，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竊視夫子，看夫子之道德，果有超然異於眾人而非人之所可及者乎？」孟子答說：「我何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都能知；我之所行，人都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就是古之大聖，如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嘗有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夫堯、舜且與人同，況吾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矣。」要之，以性而言，聖賢本與人同；以習而言，聖賢始與人異，誠知反其異以歸於同，則人皆可以為堯、舜矣。世之高視聖賢，而謂其不可企及，豈不過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良人，是婦人稱夫之詞。饜，是飽。顯者，是富貴之人。施從，是從旁跟著行走。墦，是墳冢。訕，是怨詈。施施，是喜悅自得的模樣。
孟子見當時貪求富貴之可恥，乃托齊人以形狀之，說道：「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夫每日出外，則必饜飽酒肉，然後回家。其妻問所與飲食者何人？其夫謊說某人與飲，某人與飯，盡都是富貴交也。其妻疑而未信，向其妾說：『良人每出，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飲食之人，儘是富貴尊顯之輩。乃只見良人往而未嘗見顯者來，其跡可疑。我將私窺良人之去向，便可知矣。』乃蚤起，乘其夫出門之時，密從旁路隨行，不使之知，因竊窺其所往。只見遍國中之人，無有一人與之並立而接談者。後來走向東郭墟墓之間，見有祭墓的人，遂乞討其祭余酒饌而飲食之；其欲未足，又轉身顧望他處，往而乞之，直至飽食而後已。這是他酒食的來路，所以能致饜足者，用此道也。此但知有口腹，而不復有羞惡之心者。其妻備得其狀，不勝愧恨，歸家告其妾說：『良人者，我等所仰望將倚之以終身者也，乃今為乞丐污辱之事，所為如此，我等將何望乎？』因與其妾怨詈其夫，而相哭泣於中庭。其良人尚未知其蹤跡之敗露也，仍施施然喜悅自得，從外歸來，以饜足之態、富貴之容，誇示其妻妾焉。」夫齊人乞墦之為，已為妻妾之所窺，而猶作驕人之氣象，是誠足羞已。蓋人之常情，每粉飾於昭昭之地，而苟且於冥冥之中；或致飾於稠人廣眾之時，而難掩於妻妾居室之際。往往不知自恥，而人恥之；不暇自悲，而人悲之。當時世態多類此。此孟子所以有感而發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承上文說：「齊人乞墦於外，而驕其妻妾於家，其妻妾固羞而泣之矣。顧人但知齊人之乞哀為可悲，而不知求仕者之乞哀尤可悲；但知齊人之驕妻妾為可鄙，而不知求仕者之驕妻妾尤可鄙。蓋世俗之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不見其可羞也。若由守道之君子觀之，今人之求富貴利達者，其未得之，則枉道求合，而乞哀於昏夜，甘言卑詞，與乞墦的一般；其既得之，則怙寵恃勢，而驕人於白日，揚眉吐氣，與施施之狀一般。幸而不為妻妾所見則已，倘其妻妾見而知之，有不以其卑污苟賤為可羞而不相泣於中庭者，蓋少矣。」夫以丈夫而至為妻妾所羞，豈不可恥之甚哉？此士君子立身，當以齊人為鑑也。故孔子論士，大節只在行己有恥；孟子教人，精義只在充其羞惡之心。蓋能充其羞惡之心，斯能養其剛大之氣，而不為富貴利達所搖奪，彼無所用其恥者，降志辱身，其將何所不至哉？司世教者，宜以厲士節為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