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七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是古時明目的人。公輸子，名班，是魯國巧人。師曠，是晉國樂師。古時作樂，截竹為十二管，以審五音。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陰陽各六，所以叫作六律。五音，是宮、商、角、徵、羽。
孟子見後世之為治者，每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王之法，故發此論，說道：「治天下之道，皆本之於心，而運之以法。法之所在，雖聖人有不能廢者。譬如制器，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使之造作，心思目力何所不精？然必取諸規以為員，取諸矩以為方，而後可以成器。設使不用規矩，則明巧亦無所據，而方員不可成矣。譬如審樂，以師曠之聰，使之察音，巨細清濁何所不辨？然必以六律之長短定五音之高下，而後可以成樂。設使不用六律，則至聰亦無所施，而五音不可審矣。古稱至聖，莫如堯、舜。如堯、舜之治天下，以如天好生之仁運之，何治不成！然其精神心術，必寄之紀綱法度，立為養民之政以厚其生，立為教民之政以正其德，而後能使天下咸被其仁也。設使堯、舜之治天下而不以仁政，則雖有教養斯民之心，而綱維未備，規制未周，欲天下之民皆遂生復性而歸於平治，亦不能矣。況不及堯、舜者乎？然則為治之不可無法，即器之不可無規矩、樂之不可無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廢法乎？」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孟子承上文說：「堯、舜惟行仁政，所以澤被於當時，法傳於後世，至今稱善治也。今之為君者，亦有愛民之意念發於由衷，與夫愛民之名聲聞於遠近者，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德澤不究，治效不臻，當時之民不得沾其實惠，傳之後世亦不可以為法則，豈其心不若堯、舜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以為治天下之法故也。不行仁政，則雖有仁心、仁聞，而無其具以施之，惠亦不及於民矣。欲治之成，豈可得乎？夫先王之道，本無難行。惟後之為君者，累於多欲，不能推己及人；安於積習，不能修廢舉墜，故有不忍人之心，無不忍人之政，而治平不可幾耳。」願治者其慎思之。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承上文說：「不行先王之道，即仁心、仁聞不足以成治如此。可見心為出治之本，政為致治之法。政根於心，則法有所主而不為徒法；心達於政，則本有所寄而不為徒善。所以古語有云：徒有仁心，而無其政以繼之，則慈祥、愷悌之蘊，何從運用？不足以為政也。徒有仁政，而無其心以主之，則紀綱法度之施，只為文具，不能以自行也。故治天下者，必有仁心以為治本，有仁政以為治法，而後堯、舜之治可庶幾矣。彼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豈能澤當時而傳後世邪？」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愆，是過差。率由，是遵守的意思。舊章，是先王之成法。
孟子承上文說：「徒善既不足以為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經•假樂》篇中有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說治天下者，於政事之間能無錯誤疏失，皆由遵用先王之舊典故也。可見，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纖悉具備；後人惟不能守，所以事有愆忘。若能於發號出令、立綱陳紀，皆以先王之法為準，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於錯誤，有所考據而不至於疏失矣。乃猶有愆過遺忘，而民不被其澤者，無是理也。然則堯、舜所行之仁政，寧非後世之所當遵者哉？《書經》上說：『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正是此意。」蓋先王創業垂統，立為法制科條，傳之萬世，經了多少區畫，才得明備周悉，為後世治安之具。後人不能遵守，或參以私意，廢墜典章；或妄有紛更，輕變成法，天下之亂往往由是而作，豈但不能平治而已哉？守成業者所當知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准，所以取平；繩，所以取直：都是制器的式樣。
孟子承上文說：「吾謂先王之法後世當遵者，何也？蓋古之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嘗竭其目力以辨方圓平直之則矣。然一人之目，有所見，有所不及見。使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有時而窮；故制之規矩以為方圓，制之準繩以為平直，使天下後世凡有造作的，皆據之以為式，而成器之利世世賴之，是聖人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聖人慾作樂以宣天下之和，固嘗用其耳力以察清濁、高下之理矣。然一人之耳，有所聞，有所不及聞。使無法以繼之，則耳力亦有時而窮；故制之為律，陰陽各六，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天下後世欲審音樂的，皆據之以考驗，而聲音、節奏世世傳之，是聖人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聖人不忍生民之無主，而欲為之造命，固已竭盡心思、圖維區畫，而無所不用其極矣。然使無法以繼之，則能施於心思之所及，而不能施於所不及，即堯、舜之仁，亦有時而窮；故必以不忍人之政繼之，制田裡，教樹畜，以厚其生；設學校，明禮義，以正其德。使不忍之心，有所寄以不匱，故政行於一時而垂之後世，天下萬世無有不被其仁者矣，治之所由成如此。然則不以仁政，豈能平治天下乎？此先王之法所以當遵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下，是卑下。
孟子承上文說：「先王立法，萬世無弊。後之為治者誠能因而用之，則不假耳目心思之力，而治功可成矣。所以說：欲為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勢本高，因而積累之則易成也；欲為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之勢本下，因而疏浚之則易深也。可見天下之事，有所因而為之，則簡而有功；無所據而施之，則勞而寡效。今先王之道著為成法，就是丘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而欲以一人之聰明，圖目前之近效，則是舍丘陵以為高，舍川澤以為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這便是不達事理的，豈可謂之智乎？」
這一章書自首節至此，都反覆言為人君者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的意思。能行先王之道，則不愆不忘，而仁覆天下；不行先王之道，則雖有仁心、仁聞，亦不足以為政矣。有志於堯、舜之治者，其知所從事哉！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播惡，是貽患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說：「先王之道所以當因者，只是不忍人之政，足以澤當時而傳萬世耳。是以為人君者，必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則澤及生民，法垂後世，而代天理物之責乃為不虧；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苟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縱情肆欲，破壞先王之法而無所顧忌，是播其惡於眾，而天下皆受其禍矣。其視仁者為何如哉？」然仁與不仁，其幾則微。一念順理，充之則為仁；一念從欲，極之則為不仁，而治亂安危之效自此分矣。為人上者，可不慎哉！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揆，是量度。工，是百官。度，即是法。君子，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幸，是倖免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說：「不仁而在高位，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蓋人君一身，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上而為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量度；則下而為臣者務為阿順，亦無所執持，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夫朝廷之上，全憑著道理，才能出令以布信；今上無道揆，則遷就紛更，政令不能畫一，而道不信於朝廷矣。百官之眾，全依著法度，才能順命以成信；今下無法守，則偷惰欺罔，職業不以實修，而度不信於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在上之君子必至於肆志妄行，犯名義而不恤；工不信度，則在下之小人必至於放辟邪侈，犯刑法而不顧。一不仁在位，而臣民皆化於邪如此，非所謂播惡於眾者乎？如此而國有不亡者，亦僥倖苟免而已。」不仁之禍，一至於此，不亦深可畏哉！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孟子承上文說：「觀於不仁之禍，乃知國之治亂，只在仁與不仁而已。所以古語說道：凡為國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兢，卻於根本無傷，還不叫做災；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雖是國儲不富，卻於元氣無損，還不叫做害。惟道揆不立於上，而不知有禮，則教化不行於下，而不知有學。由是賊惡之民起於其間，肆為邪說暴行，敗紀亂常，而國之喪亡無日矣。』」其為災與害，顧不大哉！然則為人君者，當鑒於不仁之禍，而思取法於先王之仁政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是《大雅•板》之篇。蹶，是顛覆。泄泄、沓沓，都是怠緩悅從的模樣。
孟子承上文說：「仁政之行，人君固當任其責矣。然使為人臣者不以此輔其君，治亦何由而成乎？觀《詩經•大雅》篇中說道：『上天方降災禍，顛覆周室，正上下交儆之時。為人臣者，當夙夜匪懈，以救國家之急；不可泄泄然怠緩悅從、苟且旦夕，而無所救正也。』這《詩》之所謂泄泄者，就如俗語所謂沓沓一般。如何是沓沓的意思？蓋人臣事君，有當盡之義也；今以逢迎為悅，而不以匡弼為忠，是無義矣。人臣進退，有當守之禮也；今進不能正君，退不能潔己，是無禮矣。人臣告君，當以堯、舜為法也；今則有所謀畫，皆出於世俗功利之私，至於先王之法，則造言詆毀，以為難行，是先王之治終不可復矣。這等的臣，只是因循歲月，顧慮身家，全無體國之誠、急君之念，即時俗之所謂沓沓者也。詩人所言泄泄，何以異此？是豈人臣之道乎！」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責，是責望。閉，是禁遏的意思。賊字，解作害字。
孟子說：「人臣而至於泄泄沓沓，無救於傾覆，國家何賴焉？不知人臣事君，自有個道理。古語有云：人臣若只趨走承順，外貌恭謹，特小節耳；惟是盡心輔導，舉高遠難能之事，責其君以必行，使存心立政，必欲如堯、舜而後已。這等的，雖似強之以所不堪，然其心卻是以聖帝明王的事業期望其君，而不敢以庸常待之：這才是尊君之至，所以謂之恭也。人臣只唯諾順從，外面敬畏，亦虛文耳；惟是盡言規諫，敷陳先王之善道，以禁遏其邪僻之心，即犯顏苦口，或傷於直戇而不辭。這等的，雖似投之以所甚忌，然其心卻是以防微杜漸的道理匡救其君，而不敢陷之於有過：這才是為國之誠，所以謂之敬也。若謂『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行』，而不肯責難陳善，以盡開導之方，坐視其有過而不恤，這反是害其君了，不謂之賊而何？夫不以恭敬事其君，而至於賊害其君，正泄泄、沓沓之謂也。其何以共成化理，而行先王之道哉？為人臣者，信不可不任其責矣。」
按，孟子責難陳善之言，不特明事君之法，即人君受言之道，亦在於此。《書經》上說：「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言而逆耳，本人所難受，惟是求之於道，方知其出於恭敬，而不可不從言而順意。本人所樂聞，惟是求之於非道，方知其反為賊害，而不敢輕聽；必如此，然後能聽納忠言，以成德業，而先王之治可幾也。有志於堯、舜者，可不念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論世之君臣當以聖人為法，先比方說道：「古之聖人尚象制器，做下的法式，後世皆遵而用之。如欲為員的，必用規以運之，而後員可成；欲為方的，必用矩以度之，而後方可成。是天下之方員，至於規矩而無以加，所謂方員之至也。若夫人之大倫，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件都有個道理。但眾人有之而不能由，賢人由之而不能盡；惟聖人則生知安行，察知極其精，行之極其當，於凡貴賤親疏、等級隆殺，都合乎天理人情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所謂人倫之至也。不法規矩，成不得方員；不法聖人，盡不得人道。」三代而後，所以世無善法者，惟以聖人之道不明，而彝倫攸也。然則為君、為臣者，其可以不以聖人為法哉！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孟子承上文說：「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如欲為君而盡人君的道理，欲為臣而盡人臣的道理，二者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蓋自古非無明君，而惟堯之為君，則放勛格天，光被四表，致治之盛亘古獨隆，是能盡君道之極者，故必法堯然後可以為君也。自古非無賢臣，而惟舜之為臣，則玄德在位，歷試諸艱，輔相之業後世莫及，是能盡臣道之極者，故必法舜而後可以為臣也。若為臣的，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其君，則雖奔走為恭，不過承事之末節，皆為不敬其君者耳。為君的，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則雖粉飾治具，終無愛民之實心，皆為賊其民者耳。臣而至於不敬其君，則臣道虧；君而至於賊其民，則君道失：其何以輔理一人、君臨百姓哉？此為君臣者所以必法堯、舜而後可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說：「世之君臣，所以不法堯、舜而至於慢君賊民者，無他，蓋有畏難之心，則謂堯、舜至聖，不可幾及；有苟且之心，則謂不法堯、舜，亦可小康。此皆暗於大道，而未聞孔子之言者也。孔子曾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有仁與不仁兩端。』一念無私而當理，便是仁，便與不仁為異路；一念徇私而悖理，便是不仁，便與仁為異路。未有出於仁、不仁之外，而判為兩途者；亦未有介於仁、不仁之間，而別為一道者。」可見，此是則彼非，出此則入彼。能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為仁；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為不仁。其幾在一念之微，而相去懸絕，不啻天壤，可不審哉！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此之謂也。」
幽、厲，都是不好的諡號：動靜亂常叫作幽；殺戮無辜叫作厲。
孟子說：「君道惟在於仁，仁則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而身安國寧，萬世稱明矣。若不仁之君，暴虐其民，或橫征厚斂以窮民之財，或嚴刑峻罰以殘民之命，其為虐政多端；然人心既離，禍患立至，甚則身弒國亡而不能以自存，不甚則身危國削而不能以自振。蓋惡有大小，則禍有重輕，未有不害於其身、凶於其國者也。然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沒身之後，考其行事，定其諡號，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這等惡諡，定之一時，傳之百世，雖有孝子慈孫，欲為祖宗掩覆前愆，亦有不能更改者矣。夫一不仁，而身前之慘禍、身後之惡名至於如此。然則欲盡君道者，可不知所鑒哉！《大雅•盪》之詩有云：『殷之鑑戒不遠，即在夏後之世。』蓋欲紂之鑑戒於桀耳。紂當以桀為鑑，則今人亦當以幽、厲為鑑，正此詩之所謂也。」夫鑒幽、厲之不仁，則能法堯、舜之仁，不特榮顯當年，而且流芳萬世矣。可不謹哉！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孟子說：「前代之得失，乃後人之法戒，有天下者不可不知也。試以夏、商、周三代言之。其初創業之君，奄有天下，如禹，如湯，如文、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生之而弗傷，厚之而弗困，事事都以惻怛、慈愛行去，是以民心悅服，而天命自歸。其所以得天下者，以其仁也。及其後王，如桀、紂、幽、厲，皆以兇殘狠戾之心，行苛刻暴虐之事；民窮而弗恤，民怨而弗知，惟縱慾以肆於民上，是以民心攜貳，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也。不特天下為然，至於有國之諸侯，若能行仁，則土地人民可以長保，而以興、以存；若流於不仁，則內憂外患相繼並作，而以廢、以亡：其得失亦有然者。」蓋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人君若一不仁，則土崩瓦解，雖有先世之基業，亦不足憑；雖有祖宗之德澤，亦不足恃。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承上文說：「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興廢存亡恆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則億兆離心，叛亂四起，四海不能保其有矣。諸侯不仁，則身危國削，眾叛親離，社稷不能保其有矣。卿大夫不仁，則壞法亂紀，必有覆宗絕祀之憂，宗廟不能保其有矣。士、庶人不仁，則悖理傷道，必有虧體殺身之禍，四體不能保其有矣。可見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懼之甚也！今人於死亡，無有不知惡而思逃者；顧於不仁之事，則甘心樂為，不知鑑戒。這樣的人，就似惡醉而強飲酒的一般，不知強酒而欲無醉，不可得也；樂不仁而欲無死亡，又豈可得哉？欲保國家者，信不可不反而求之於仁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孟子說：「君子處世，但當反求諸己，而不必責備於人。若責人太過，而自治或疏，未有能服人者也。且如仁者切於愛人，人之被其恩澤者，誰不親而附之？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則是吾仁有未至耳，便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可也。智者明於治人，人之受其約束者，誰不順而從之？其或治人而人不我治，則是吾智有未及耳，便當自反其智，務使知無弗明、處無弗當可也。有禮者敬人，人之被其敬者，豈有施而不報之理？其或禮人而不我答，則是吾敬有未盡耳，便當自反其敬，退讓以接之、積誠以動之可也。若愛人不親，而謂不可以恩結；治人不治，而謂不可以德化；禮人不答，而謂之不可以誠感。徒以自足自用之心薄待天下，而不以自責自修之學厚待其身，豈君子之道哉？」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配字，解作合字。天命，是天理。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以一身而酬酢萬事，不但愛人、治人、禮人而已。若能以自反之心推而廣之，凡所行之事，有窒礙難通、不能盡如其願的，件件都反求諸己，只在身心上講求、根本處著力，必欲每事盡善而後已。這等的修身克己，嚴密精詳，則一生之中視聽言動、好惡取捨，無一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天下皆敬信而歸服之矣，豈有不親、不治、不答者哉？《大雅》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說人能常常思念，務合天理，則天心佑助，多福自臻。這福是自己求之，非幸致者，其『即身正而天下歸之』之謂也。如不能正己，而但知責人，徒以權力把持天下，則令之不從，威之不服，欲使天下歸心，其可得哉？《大學》論平天下而推本於修身，亦此意也。」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言，是常言。
孟子說：「天下之言，有平易淺近而至理存焉者，不可不察也。如今人尋常言語，都說是『天下國家』，卻不知這句言語有個次序。夫言天下而繼之以國者，為何？蓋天下至廣，德化難以周遍；須是國都之內治教修明，則由近及遠，可以致萬邦之平治，是天下之本乃在於國也。言國而繼之以家者，為何？蓋國人至眾，情意難以感孚；須是一家之中恩義浹洽，則由內及外，可以興一國之仁讓，是國之本乃在於家也。至於治家之本又在於身，蓋一身之舉動，乃一家之所視效；必身無不正，而後閨門之內整齊嚴肅，家自無不齊矣。身雖恆言之所未及，而根本切要之地乃在於此。能先修其身，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次第而舉矣。若其身不正，則豈有本亂而末治者哉？」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宜深省於斯。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是世臣大家。得罪，是自取怨怒的意思。慕，是嚮慕。溢，是充滿。
孟子說：「今之為君者，不能反身修德，聯屬人心；而徒以權力相尚，都只說為政甚難。自我言之，為政初無難事，只是要不得罪於巨室而已。蓋一國之中，必有世臣大家秉政用事的。其位望隆重，固足以系眾庶之觀瞻；其勢力強盛，亦足以行君上之命令。若人君舉動乖錯，則巨室心懷怨怒，政教有壅而不行者。誠使言動循理，處置得宜，絕無纖毫過失有以取怨而致怒的，則世臣大家皆心悅誠服，翕然而嚮慕之矣。夫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皆視以為趨向，其誠心愛戴也與巨室一般；一國之所慕，則天下之人皆視以為依歸，其傾心悅服也與國人一般。這等的人心嚮慕，無眾寡、無遠近而皆然，則德教大行，如水之沛然而莫能御，可以充溢於四海而無有滯礙矣。夫德教四溢，是稱極治，而惟自能服巨室之心始之，則為政又何難之有？」然提綱舉要，固在巨室之心服；而端本澄源，又在君德之慎修。此為政者尤當反求諸身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役，是為人役使。天，是理勢之當然。
孟子說：「天下之大分有二：非出令以使人，則聽命以役使於人，此相臨之定體也，然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其位之貴賤必稱其德之大小。故大德的人，則小德者為之役；大賢的人，則小賢者為之役。役人者不恃勢而自尊，役於人者不畏勢而自服，此在尚德之時然也。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勢力相為雄長。力小的，則為大者所役；力弱的，則為強者所役。小固不敢以敵大，弱固不敢以敵強，此在尚力之時然也。世道不同，故其所尚亦異，然合而言之，都是理勢之當然。度德以為貴賤，則體統正而分義明，是理當如此；量力以為重輕，則心志定而爭奪息，是勢不得不如此。人豈能悖理而妄行、違勢而獨立哉？所以說斯二者皆天也。若能度德量力，一聽於理勢之當然而不敢違悖，這便是順天。順天則可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而國以長存矣。不如此，便是逆天。逆天則豈有不亡者乎？」觀於存亡之機，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令，是出令以使人。受命，是聽命於人。物字，解作人字。以女與人，叫作女。師，是效法。
孟子說：「有道之世，以德相役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小役大、弱役強，而順天以自存者，近時則惟齊景公能之。昔吳以蠻夷會盟上國，最稱強大。此時齊國衰弱，不能與之力爭。景公乃與群臣謀說：『有國家者，非取威定霸以令諸侯，則審己量力以事大國，只有這兩件道理。若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能事人以聽命，這便是與人斷絕了的一般，此則挑釁致禍、自取滅亡而已。』於是涕出，而以女出嫁於吳。蓋情雖有所不忍，而勢出於無奈也。齊景公之能順天保國如此。若今之諸侯，國既弱小，不能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如效法大國之所為者；乃獨以受命為恥，不肯屈己事人，這就似為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身為弟子，豈得不受教於師？國既弱小，豈得不聽命於大國？是在勉力自強，求所以免恥者而已矣。」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承上文說：「今之小國，徒恥受大國之命而終不能免者，以其師大國之所為，而不能師文王之德也。如使心誠愧恥，欲免於人役，則莫如反己自強，取法於文王。蓋文王起於岐周，為方百里，而當商家全盛之日，其締造甚是艱難。惟其能發政施仁，使人心悅誠服，故能三分有二，開創成周之王業耳。若能修德行仁，與文王一般，則人心咸服，天命必歸。在大國，因勢乘便，不出五年；在小國，積功累仁，不出七年，必然混一四海，統理萬民，而為政於天下矣。至是，則大國反為吾役，而何有於受命之恥哉？」夫能法文王，而王業可成，國恥可雪。有國家者亦何憚而不為？是可以深長思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是《大雅•文王》篇。麗，是數。侯字，解作維字。膚，是大。敏，是達。灌酒以降神，叫作祼。將，是助祭。
孟子承上文說：「吾謂能師文王則必為政於天下者，是豈無據而言之？在《大雅•文王》之詩說：『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止十萬。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無不臣服於周。所以然者，天命靡常，歸於有德故也。天命既已歸周，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都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於京師。是商雖強大，而易姓之後，皆服役於周如此。』孔子讀此《詩》而嘆之說：『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何其眾也！文王能行仁政，而周命維新，商正遂革。則是仁人在位，雖有夫眾，不能當之，蓋難乎其為眾矣。若使為國君者，皆能以懷保惠鮮之心行除暴救民之事，念念都在於仁，則惠澤旁敷，風聲遠播，天下之民皆親之如父母，戴之為元後，以戰則勝，以攻則取，雖有強大之國，豈能與之為敵哉？』」由《大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文王我師，仁者無敵，於是為益信矣。有國者徒恥受命而不法文王，抑獨何耶？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執，是持。《詩》，是《大雅•桑柔》篇。逝，是語辭。
孟子承上文說：「觀文王之事及孔子之言，則知國君之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之諸侯，恥於受命於大國，其心豈不欲長駕遠馭、無敵於天下？然乃師大國之般樂怠傲，而不師文王之發政施仁。觀其所為，都只是嚴刑重斂、興兵結怨的事，未有能誠心愛民、力行仁政者。是徒知恥為人役，而不知所以免恥之方，就似手執熱物，而不以水自濯的一般，其終不免於熱也明矣。《大雅•桑柔》之篇有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是說持熱者必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猶立國者必以仁自強而後可以服人。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於天下，萬無是理也。為人君者可不勉哉！」蓋戰國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如齊宣王欲蒞中國、撫四夷，而但知興兵構怨；梁惠王欲雪先人之恥，而不免糜爛其民。孟子皆以仁政告之，而卒不能用。故設為此論，以警當時之君者如此。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是災害。
孟子說：「有國家者，孰不諱言危亡而惡聞災害？然禍福之來，皆由自取；惟通達事理者能言之，亦惟樂受忠言者能聽之。若那不仁之人，私慾障蔽，將本心之明都喪失了，雖有忠謀讜論，亦必拒之而不從，豈可與之有言哉？且如修德行仁則可以長久安寧，暴虐不仁則不免於危亡災害，此必然之理也。彼則茫然無知，悍然不顧，不以危險為可畏，而反據之以為安；不以災害為可虞，而反趨之以為利；不以滅亡為可深憂，而反恬然處之以為樂。這等的顛倒錯亂，終迷不反，豈不至於亡國敗家？假使不仁者而可與言，則必能悔悟前非，改過遷善，雖危急存亡之際尚可挽回，又何亡國敗家之有？」大抵天下之事，至險藏於至安，可患隱於可樂。如聲色貨利、馳騁田獵等事，人只見得目前安樂，未必便是不好，殊不知災禍危亡之幾皆伏於此，將來日積月累，馴至於不可為，雖悔何及哉？若平日常存此心，不敢肆意妄為，或少有過失，聞言即悟，則治安之效可期，豈特能免於敗亡而已！古稱成湯之聖曰「從諫不咈」、曰「改過不吝」，此萬世為君者所當法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滄浪，是水名。纓，是冠系。
孟子說：「不仁之人，迷而不悟；及至敗亡，非諉命於天，則歸罪於人，而不知其皆由於自致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乎？昔有孺子，游於滄浪之上，口中歌說：『這滄浪之水，清的可以濯我之纓；這滄浪之水，濁的可以濯我之足。』其言雖若淺近，而其中實有至理。孔子聞之，乃呼門人小子而告之說：『這孺子之歌，雖出於無心，然就中玩味，卻有個感應自然之理，小子其審聽之可也。』」夫纓之與足，一般是濯，何以有清濁之分？蓋纓乃首服，人之所貴也，貴則惟水之清者乃可以致潔，故以之濯纓。足為下體，人之所賤也，賤則雖水之濁者亦可以去垢，故以之濯足。是纓之濯也，由滄浪之清致之；足之濯也，由滄浪之濁致之。有此體質，故有此感召，有非人之所能強者，所以說自取之也。然則有國家者，仁則榮，不仁則辱，禍福皆自己求之，亦豈人之所能與哉？誦滄浪之歌，可以惕然省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侮，是慢。毀，是害。《太甲》，是《商書》篇名。孽，是禍。違，是避。
孟子承上文說：「觀孔子聽滄浪之歌而發自取之義，則凡天下之事皆可類推，或禍或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如人之一身，若能敬慎端莊，無一毫過失，則人心自生嚴憚，誰敢有侮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檢身，或舉動輕佻，或言詞放誕，自己先不尊重了，然後人以為可侮，而恥辱加焉。這不是人能侮我，乃吾自取其侮也。又如一家之中，若能整齊和睦，無一些乖爭，則家道自然興隆，誰敢有毀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治家，或骨肉相戕，或閨門不肅，自家先敗壞了，然後人見其可毀，而災害及焉。這不是人能毀我，乃吾自取其毀也。又如一國之內，若使順治威嚴，無一些釁隙，則大國亦將畏之，誰敢有侵伐者？惟是用人、行政皆失其道，以致百姓不安，四鄰不睦，自己先有可伐之釁了，然後動天下之兵，而身危國削之禍生焉。這不是人敢於伐我，乃吾自取其伐也。可見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孔子所謂自取者蓋如此。《商書•太甲》之篇說：『天降之孽，雖似難逃，然人能修德回天，猶有可避者；若孽自己作，災殃立至，豈有存活之理乎！』此即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如繹思自取之義，而深戒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言，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孟子說：「自古國家之興亡，皆繫於民心之向背。我觀夏桀、商紂嘗君臨天下矣，如何便失了天下？以其人民離散，身為獨夫，無與保守故也。夫桀、紂之民，也皆是祖宗所遺，如何便失了人民？以其暴虐不仁，眾心怨怒，不肯歸向故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個道理：只要百姓每歸附，則有人有土，而天下皆其統馭矣。得民有個道理：只要他心裡喜歡，則近悅遠來，而萬民皆其臣妾矣。至於欲得民之心，又有個道理：不是智術可以愚之、威力可以劫之者，只看他所欲、所惡何如。如飽暖安逸等項，乃民心之所甚欲而不能自遂者，須是在上的人替他多方撫恤，把好事件件都聚集與他，使得遂其生養安全之樂；如饑寒勞苦等項，民心之所甚惡而不能自去者，須是在上的人替他盡力區處，把不好的事一些不害著他，使得免於怨恨愁嘆之聲。如此，則君以民之心為心，而民亦以君之心為心，豈有不得其民者？既得其民，則保民而王，天下孰能御之？桀、紂惟不知此道，所以失民而失天下也。」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壙，是野外空闊的去處。
孟子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惟上無仁君，而民始有離心耳。今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謂仁也。由是，天下之民，凡求遂其所欲、求免其所惡者，都翕然歸向。不但被其澤者，莫不歡忻鼓舞，依之如父母；就是聞其風者，亦莫不奔走趨附，戴之為我君。譬如那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一般。蓋水之性本自順下，若導之下流，則沛然而往，莫之能御；獸之性本自放逸，若縱之曠野，則群然而趨，莫之能遏，其勢然也。今民之所欲固在於仁，焉有仁人在上而民心不歸者乎？昔成湯救民於水火，則四方之民咸望其來；武王拯民於兇殘，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湯、武惟仁，故能得民而得天下也。所以說三代之得天下以仁。」為人君者，當知所取法矣。
「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者鸇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
淵，是深水。驅，是逼逐的意思。獺，是食魚的獸。叢，是茂林。爵字，即是鳥雀的雀字。鸇，是食雀的鳥。
孟子承上文說：「民之所欲在仁，其所畏在不仁，未有不趨其所欲而避其所畏者。譬如魚在水中，只怕為獺所食，都往那深水去處躲藏，以避獺之害；是魚之必趨於淵者，獺為之驅也。雀在林中，只怕為鸇所食，都揀那茂林去處棲止，以避鸇之害；是雀之必趨於叢者，鸇為之驅也。至於湯、武之仁，本是人心之所歸向，而桀、紂之為君，又暴虐無道，百姓不得安生，把夏、商之民都逼逐將去，使之歸於湯、武，就似魚之歸淵、雀之歸叢一般；是湯、武之所以得民者，桀、紂為之驅也。」《書經》上說：「撫我則後，虐我則仇。」故湯、武行仁，則民皆戴之為君，若或招之而使來；桀、紂不仁，則民疾之如仇，若或驅之而使去。仁、不仁之間，而民心向背、國家興亡，皆繫於此，可不慎哉！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孟子承上文說：「湯、武好仁，而桀、紂為之驅民，則民心之歸仁，益可見矣。方今天下，特無好仁之君耳。設使諸侯之中，有能省刑薄斂、不嗜殺人，念念都只要愛養百姓，所欲則與之聚，所惡則勿之施也，如湯、武之好仁，則天下諸侯暴虐如桀、紂者，皆為驅民以就之矣。民既來歸，則億兆皆我臣妾，土地皆我版圖，而可混一天下。雖欲無王，亦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夫君能好仁，而即可以王天下。有國家者，亦何憚而不為哉！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艾，是草名，用以灸病的。《詩》，是《大雅•桑柔》篇。淑，是善。載字，解作則字。胥，是相。
孟子承上文說：「好仁之君，必能王天下，則欲王者，惟在強仁而已。但今之諸侯，都只以富國強兵、虐害生民為事，積患已深，一旦要起敝扶衰、統一天下，如何可得？須是及早悔悟，汲汲然舉行仁政以愛養生民，然後人心可收，王業可致。譬如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一般。蓋病至七年，則已沉痼難愈；而艾必三年，然後干久可用。則治病的人須是從今日畜起，猶或可及；苟不以時畜之，日復一日，便至終身亦不得干久之艾，而病日益深，死日益迫矣。若今之諸侯，不能及時努力，銳然有志於行仁，則與受病已深、而不能畜艾者何異？將見國事日非，人心日去，因循至於終身，惟在憂辱相尋、以陷於死亡而已。豈復有能自振拔之理乎？《詩•大雅•桑柔》之篇說：『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是說人不能為善，則相引以及於沉溺而已。是即不仁之君，終身憂辱、死亡之謂也。」有國家者，誠能鑒往日之愆，圖將來之善，則可以轉弱為強，得民而得天下矣，豈特免於憂辱而已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是害。非，是毀。
孟子說：「人性本善，不待外求，須是自家涵養、自家勉勵，方能盡得性分中的道理。如今有一種自暴的人，自以為是，不受善言，就把好言語教他，也拒之而不信；這等的鹵莽昏庸，何可與之有言也？又有一種自棄的人，甘為人下，不肯向上，就知道該做的事，也絕之而不為；這等的怠惰委靡，何可與之有為也？如何叫作自暴？蓋人性中有禮義，但有良心的，誰不知其為美而慕好之？彼則以偏詖之私，肆其謬妄之說，不知禮義為何物，反加詆毀，這是顛倒錯亂、失其本心，分明把自家坑害了，所以謂之自暴也。自暴者，尚可與之有言乎？如何叫作自棄？蓋人性中有仁義，但有志氣的，誰不以為可居可由而勉圖之？彼則以柔懦之資，狃於因循之習，只說道自己不能，不肯用力，這樣逡巡畏縮、畫而不進，分明把自己丟棄了，所以謂之自棄也。自棄者，尚可與之有為乎？」然天下無不可為之善，亦無不可化之人。若能知自暴自棄之非，而以自責自修為務，則可以變化氣質，而為賢為聖亦不難矣。孔子不拒互鄉之難與言，而深責冉求之自畫，亦此意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字，解作空字。
孟子承上文說：「自暴自棄之人，不能居仁由義者，豈未知仁義之切於人乎？蓋凡人處心，一有私慾，便是危機，如何得安穩自在？惟仁乃天理之公，凝然常定，凡五常百行都由此植立，而無有一毫私慾搖撼其中，這是人身上安安穩穩一所的住宅，若能居之，則身心泰然，自無從欲之危矣，所以說人之安宅也。凡人行事，一有私邪，便為曲徑，如何得平正通達？惟義乃天理之宜，截然有制，凡千變萬化都由此推行，而無有一毫私邪阻塞其間，這是人面前平平正正一條的道路，若能由之，則舉動光明，自無冥行之咎矣，所以說人之正路也。這安宅、正路，本吾所固有，不待外求；人當終身居之由之，而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暴自棄，不能收其已放之心，奮其必為之志，雖有安宅，曠之而弗居；雖有正路，舍之而不由。這等不仁不義的人，非私慾陷溺，喪其良心，何以顛倒錯亂至此？豈不可哀之甚哉？」孟子此言，所以啟人愧恥之心，而勉之以自強者，意獨至矣。學者其尚深省於斯。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即是邇，古字通用。
孟子說：「凡人情之所趨，即世道之所系。同則公，異則私；公則治，私則亂。其幾不可不察也。彼率性之謂道，一人由之，眾人共由之，本至邇也。乃世間別有一種的學問，謂眾所共由之道不足為高，務要求之於荒唐玄渺者，這是道在邇而求諸遠。行道之謂事，一人能之，眾人共能之，本至易也。乃世間別有一等的修為，謂眾所共能之事不足為奇，務要求之於艱深怪異者，這是事在易而求諸難。夫求道於遠、求事於難，其初本起於一念之勝心；卒之，勝而不已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天下未有得平者也。以我觀之，人無貴賤賢愚，一般有父母，一般有兄長；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無不知敬其兄者，只這良知良能所在，有何爾我可分？有何門戶可立？若使人人為子的都親其親，人人為弟的都長其長，這等風俗便是極和氣的風俗，這等世界便是極無事的世界。朝廷之上，不必繁刑峻法；閭里之間，不爭我是人非，天下無不平者矣。然則道豈不在邇？事豈不在易？而求道與事者又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孟子此章，蓋為當時惑世誣民之士楊、墨、儀、秦、許行、告子諸人而發。要之，三代而降，學術坏於門戶之多，政體隳於聰明之亂。有維世覺民之責者，不可不三復此章之旨，識其漸而亟反之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孟子說：「君子以一人之身，事上使下，交友奉親，件件都有個道理，須在根本切要處講求。且如居下位而治民，須是君上信任他，才得展布；若不得於君，則情意不通，事多掣肘，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治民，不可得矣。然得君有道：不在諛佞以取容，須是行成名立，朋友間個個稱揚，而後能受知於君上；若朋友不信，則名譽不顯，上何由知？欲得乎君，不能矣。然信友有道：不在結交以延譽，須是竭力盡孝，使父母常常喜悅，而後能取信於朋友；若事親弗悅，則素行不孚，人何由信？欲信於友，不能矣。然悅親有道：又在於誠身；蓋守身乃事親之本，若反求諸身，一有虧欠，未能盡得真實無妄的道理，則服勞奉養都是虛文末節，何以能得親之歡？故思事親者，不可不誠其身也。至於誠身有道：又在於明善；蓋擇善乃固執之基，若察識之功一有未至，不能真知天命、人心之本然，則為善去惡不能實用其力，何以能復於無妄？故欲誠身者，又不可不明乎善也。」君子能明善以誠身，則事親即為實孝，交友為實心，事君為實忠，治民為實政。一誠立而萬善從之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孟子說：「君子欲盡道於君、民、親、友之間，而必以明善、誠身為本，則可以見誠之為貴矣。然誠雖具於人，而其原出於天。蓋天生斯民，皆有恆性，性中所具之德，即是天以元、亨、利、貞付畀與他的。這道理純粹真實，無一毫虛假，無一些虧欠，乃天道之本然，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但在天固無不實之理，在人容有不實之心。必須先明乎善，思以復其誠實之本體，把性中仁、義、禮、智件件都體驗擴充，擇之欲其精，守之欲其固，必求至於誠而後已，此乃人道之當然，所以說『思誠者，人之道』也。」夫誠曰天道，既為性分之所固有；思誠曰人道，又其職分之所當為。則明善以誠身，盡人以合天，君子不可不知所務矣。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承上文說：「思誠為人道之當然，固宜責成於己；而實理乃人心之同然，自足感通於人。人特患誠有未至耳，若能擇善固執，由思誠之功而進，以至於念念皆誠，無一毫虛假，時時皆誠，無一息間斷，到那至誠的地位，與天道合一了。將見誠立於此，幾應於彼，事親則親悅其孝，事君則君諒其忠，交友則友服其信，治民則民懷其仁，有不言而自喻者矣。若謂至誠不能動物，天下豈有是理哉？使誠有未至，則方寸之中，便有虛假、間斷，何以使精神貫徹、志意交孚？欲求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必不可得已。蓋天地間只是一個實理，人與我都是這個實心，心相感觸，則不戒而自孚；心有間隔，則有求而莫應，此必然之理也。君子可不以思誠為先務哉？」
按，此章論誠明之學，實淵源於孔子，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學者宜究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字、興字，都解作起字。盍，是何不。文王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
>孟子說：「今之諸侯，莫能定天下於一者，只為仁政不行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毒痡四海，播棄老成，此賢人隱伏之時也。那時伯夷避紂之亂，隱於北海之濱，蓋非君不事矣；及聞文王起為西伯，奮然而興，說道：『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遂自北海而往焉。太公避紂之亂，隱於東海之濱，蓋非時不出矣；及聞文王起為西伯，奮然而興，說道：『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遂自東海而往焉。夫仁政一行，而避世之賢遂自窮海相率來歸，王道之得人如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指伯夷、太公說。
孟子說：「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伯夷求仁無怨，得聖人之清；太公待時而興，為帝王之佐：齒德俱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其德望所在，人心系屬，且將觀其向背以為重輕，就如天下之父一般。今皆慕文王之政，來自海濱，是天下之父歸之矣。天下之父已歸，為之子者寧有背其父而他往者乎？蓋海內之心方觀望於賢者，而賢者之心已趨向於文王，雖欲遏之不歸，不可得矣。」自古有國家者，莫難於得賢士，尤莫難於得老成之士。《書》謂「詢於黃髮」，《詩》謂「尚有典刑」，正謂此也。故三仁播棄而殷祚以滅，二老來歸而周道以隆，得失之效可睹矣。養賢以及民者，尚知所務哉！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說：「文王所以開創成周之業而為政於天下者，以其得民望而系人心也。今之諸侯惟患不能行文王之政耳，有能取文王之政，如所謂田裡樹畜之教、鰥寡孤獨之養，一一舉而行之，則仁心、仁聞達於四海，必有老成賢哲之士相率來歸，如伯夷、太公者。那時天下之民心誠悅服，豈能舍之而他往乎？夫人心戴之，則天命歸之，不論國之強弱，大約七年之內，必能統一四海，制御諸侯，而為政於天下矣。有圖王之志者，亦何憚而不師文王邪？」蓋三代之得天下，皆以施德行仁、固結人心為本。而戰國之君，徒欲恃其富強、從衡之策兼制天下，故孟子舉文王之政以示之如此。萬世而後，欲以王道致治者，可不知所法哉！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是冉求，孔子弟子。賦，是徵稅。鳴鼓而攻，是聲其罪而責之。
孟子見當時列國之君皆以富國強兵為務，而不知其非，故引此以警之，說：「昔孔門弟子冉求，仕於魯大夫季氏，為家臣之長。季氏專魯國之政，私家之守過於公室。冉求不能匡救，以改正其惡德，反為之聚斂於民，徵收賦稅較之往時更多一倍：這是剝下以媚上，所謂聚斂之臣也。孔子聞之，對諸弟子說：『求也，游於吾門而不能以道事人如此，是有負於平日之教，而非吾之徒矣。爾小子於彼有朋友之義，當聲其罪以責之，使之省改可也。』」夫國家財用誠不可闕，然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若言利之臣，朘民膏血以充公家之賦，始則損下益上，害及於民；其終至財聚民散，而禍亦歸於上矣，豈國家之所宜有哉？冉求以從政見稱，以足民為志，而所為若此，宜夫子之痛絕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孟子承上文說：「由孔子責冉求之言觀之，可見人臣事君，但當引之以志仁，不宜導之以求利。若其君不行仁政，而為之臣者又厚斂於民以封殖之，乃名教之罪人，孔子所棄絕者也。夫富國猶且不可，而況於為君強戰者乎？蓋聚斂之臣，奪人之財，猶未傷人之命也。若強戰者，只要開疆闢土，戰勝攻取，而不顧生民之命。故爭地而戰，則殺人之多，至於盈野；爭城而戰，則殺人之多，至於盈城，而不自知其慘也。夫為土地之故，使人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矣，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豈特奪民之財者可比乎？」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是開墾。任土地，是竭盡地力的意思。古時井田之法，其餘荒閒地土皆以予民；後世廢壞井田，開墾荒蕪，竭盡地力而利於上，這是開草萊、任土地，富國之術也。
孟子承上文說：「今列國之君所求於士、與士之效用於君者有三：一是善於用兵，戰勝攻取；一是縱橫遊說，連結諸侯；一是墾田積穀，為國興利。這三樣人，如今都說他有功於國，然以王法論之，皆有必誅之罪。蓋善戰的人，雖應敵制勝，可以快人主之心，然傷殘民命，荼毒生靈，即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者；有王者興，必然加以誅戮，而服至重之刑，此罪當首論者也。縱橫遊說、連結諸侯的人，雖未身親攻戰之事，然挾智用術，把持世主，興起爭端，使天下兵連禍結，不得休息，其罪亦不可赦；比於善戰之刑，即其次也。開闢草萊、竭盡地力的人，雖不過為生財富國之計，然掊克聚斂，兼併小民，不遺餘利，使天下民窮財盡，不得生養，其罪亦不可逃；比於善戰之刑，是又其次也。今之諸侯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又何怪乎禍亂之相尋而不已耶？」然就三者論之，縱橫之徒固不必言矣，至於行師理財，雖三代亦所不廢，而概以為罪，何也？蓋王者之用兵主於定亂，而善戰者以多殺為功；王者之制賦主於惠民，而言利者以多取為富，此義利之辨，而治亂之所由分也。用人者可不審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字，解作善字。眸子，是目中瞳子。瞭，是明。眊，是昏暗的意思。
>孟子說：「觀人之法，不必遠求，即一身之中其最善而可觀者，莫如眸子。蓋人之善惡生於心，心之精神見於目，意念一起，即形於瞻視之間；故惟眸子之在人，不能掩其心之惡也。如其胸中所存，光明正大，無所隱伏，則其神翕聚，而見之眸子者，必然清朗瑩徹、瞭然而精明焉；若是胸中所存，偏私邪曲，有所迷惑，則其神渙散，而見之眸子者，必然恍忽蒙昧，眊然而昏暗焉。」心之邪正不同，而目之昏明即異，是眸子不能掩其善，亦不能掩其惡也。即此一端，豈不足以觀人耶？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字，解作匿字。
孟子承上文說：「世之觀人，固有於言語之間察人心術者。然言猶可以偽為，而惟眸子不能掩其惡，則觀人者，豈可徒信其言而已乎？故必聽其言語，以考其心之聲；又觀其眸子，以察其心之神。其言既善，而眸子又極其清明，則其為光明正大之人，可知也；其言雖善，而眸子不免於昏眊，則其為回互隱伏之人，未可知也。合二者而觀之，則不出乎容貌辭氣之間，而君子小人之情狀已可以得其概矣。人即欲掩匿其情，以逃吾之洞察，恐能掩於言而不能掩於眸子，亦安得而終匿哉？」
此一章，當與《論語》「視其所以」一章參看。然孔子之觀人，推及心曲之微，方定善惡；而孟子之觀人，欲於辭色之間，即考其邪正。何詳略之不同如此？蓋人之制行，或能飾於一時，而不能掩於平日，故虛心而察品流，乃定人之存心；或能匿於所勉，而不能不露於所忽，故卒然而驗，臧否自明。有觀人之責者，兼而用之可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孟子說：「古今言人君之美德，莫如恭儉。然恭儉不可以偽為。蓋謂之曰恭，則心存敬謹，必能下賢禮士，不肯慢視臣下而有所玩侮；謂之曰儉，則志在簡約，必能制節謹度，不肯輕用民財而有所侵奪。是不侮不奪者，乃恭儉之實也。今之人君，皆知恭儉之為美，但其平日所行，都是侮人奪人之事。那侮人之君，自恃尊貴，其心必驕，只要人非禮奉承，順著他倨傲的意思；奪人之君，惟務貪得，其心必侈，只要人曲意逢迎，順著他兼併的意思，惟恐人不順己，不能快其侮奪之心也。惡有侮人奪人而可謂之恭儉者乎？是可見實心謙讓，然後謂之恭；實心樽節，然後謂之儉。若只在聲音笑貌之間做出恭儉的模樣，而不本於中心，則不過粉飾偽為而已。恭儉美德，豈可以聲音笑貌偽為者哉？」蓋當時之君，惟務虛名而不修實德，故孟子警之如此。《書經》上說：「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正是此意。蓋侮生於驕；必克其驕心，方能虛己下人而無所侮。奪生於侈；必克其侈心，方能約己裕人而無所奪：此恭儉之所由成也。為人君者不可不知。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髡，是齊之辯士。權，是秤錘，所以秤物之輕重者；故人之處事，秤量道理以合於中，也叫作權。
昔淳于髡因孟子不見諸侯，故設辭以諷之，說道：「吾聞男女有別，就是以物相取與，不得親手交接，果是禮之當然歟？」孟子答說：「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故授受不親，正以別嫌、明徵，乃禮之所重也。」淳于髡說：「男女授受不親，固為禮矣。即如嫂之與叔，禮不通問，亦不可親相授受者。設或嫂溺於水，生死在倉卒之間，為之叔者亦將引手以救之乎？還是拘授受不親之禮，而坐視其死也？」孟子答說：「嫂、叔至親，溺水大變，於此不救，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之類耳。有人心者，果如是乎？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處事，有經有權。男女授受不親，是禮之常經，固不可越；至如嫂溺援之以手，此乃於勢危迫之際，顧得情義，便顧不得嫌疑，故揆度於輕重緩急之間，以求合乎天理人心之正，所謂權也。若但知有禮而不知有權，則所全者小、所失者大矣，豈識時通變者哉？要之，經、權二字，原不相離。禮有常經，如秤之有星，銖兩各別；權無定主，如畫一之較物，輕重適平。二者交相為用也。」觀孟子之言，則可以識權之義矣。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聞孟子行權之論，因問說：「信如夫子之言，嫂溺則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宜拘於授受之禮矣。況聖賢出處為治亂所關，豈可執一？方今列國分爭，生民憔悴，就如溺於水的一般。夫子視天下為一家，亦當從權以救之可也；卻乃守不見諸侯之義，而不肯一出其身以援天下，這是為何？豈亦拘於常禮而不能通變乎？」孟子答說：「援嫂之溺與援天下之溺，事勢原自不同。蓋天下至廣，陷溺之患至大，如欲撥亂反正、濟世安民，必以先王仁義之道拯之，乃能有濟；非如嫂之溺水，但援之以手即可救也。吾能以道自重，然後可以出而有為。今子欲援天下，而使我枉道以求合，則先失其援之之具矣，豈欲我以徒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不可以手援，則亦不容輕身往見以枉其道矣。」此可見聖賢出處一本於道，固不欲潔身以為高，亦不容枉道以求合。經權之際，自當有辨也。後世以反經合道為權，遂至有違道以濟其私者，不亦悖於孟子之訓耶？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夫子，是尊長之通稱。夷字，解作傷字。
公孫丑問說：「凡人愛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這是何故？」孟子答說：「父之於子，非是不當親教，但以事勢論之，有所難行故也。蓋父之愛子，必教以正道，不納於邪，使其視聽言動皆有準繩，出入起居無或惰慢，方是教子之法。若教之以正，而子或不肯率從，則不免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夫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今以怒繼之，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說：『夫子徒知教我以正道，不知己所行未必合於正道。』既不率教，且有後言，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以恩為主，若至於相傷，則天性之愛有虧，慈孝之理胥悖，其為不美之事，莫甚於此。如之何其可行耶？」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之於子，親教則勢有所不行，不教則情有所不忍；所以古人就中斟酌，務求兩全。我有子，必使之師事他人；人有子，亦許之從學於我，恰似相換易的一般，是以教行而德成也。所以然者為何？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這是處朋友的道理。惟父子之間，貴在恩意浹洽，為父的須量其子之才質而善養之，為子的須察其親之志意而善諭之，切不可強其所難而互相責望也。若使父子之間至於責善，則父有忿怒之色，子有怨懟之心，父子相夷而情意乖離矣。夫父慈子孝，然後家道興隆；苟或乖離，則家庭之間失了和氣，其為不祥孰大於此！此古人易子之教所以為善也。」嘗觀古人教子之法，自孩提有知至於成立，未嘗一時失教。既委曲調護，不至於傷恩；且習慣自然，不奪於外誘，是以不嚴而化，不勞而成。蓋士庶之家欲愛其子，未有不教者，而況於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乎！賈誼有云：「早諭教，選左右。」此今日之急務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孟子說：「凡人之於天下，有所敬承而不敢違，叫作事。事果以何為大？惟善事其親。凡服勞奉養，無所不盡其心，斯為事之大也。有所保持而不敢失，叫作守。守果以何為大？惟善守其身，凡言動事為，無所不致其謹，斯為守之大也。然事親、守身，固皆為大，而守身為尤大。蓋親者身之本，身者親之遺。誠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於後，如此而能事其親，吾之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於不義，則虧體辱親，乃不孝之大者。而欲以奉養之末盡事親之道，吾未聞之也。欲事其親者，可不自守身始乎？」古人有言：「孝莫大於事親。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皆守身以事親之旨也。」推其極，雖放諸四海、通於神明，亦不外此。事親者不可不知。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孟子承上文說：「事親何以為大？蓋人於尊卑長幼之間，有所敬承，何者不謂之事？然非事之本也。惟能事其親，則倫理明於家，而百行之原以啟矣。由是移以事君，則可以作忠；移以事長，則可以昭順，皆事親之念為之造端也，非事之本而何？惟其為本，故言事之大者必歸之事親也。人於家、國、天下之大，有所保持，何者不謂之守？然非守之本也。惟能守其身，則道德備於己，而萬化之基以立矣。由是以守家國，則齊治之效成；以守天下，則均平之化應，皆守身之道為之託始也。非守之本而何？惟其為本，故言守之大者必歸之守身也。如不能事親，則大本已失矣，豈有本亂而末治者哉！」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皙，名點，是曾子之父。曾元，是曾子之子。
孟子承上文說道：「古人能守其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其奉養曾皙，竭力用勞，每次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撤，又必請問於父：『將此余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以『有』為對，蓋恐親意更欲與人，而先體其情，曲為承順如此。及曾皙既沒，曾元奉養曾子，每次進食亦有酒肉，惟至食畢將撤，卻不問父『所與』。或父問：『有餘？』又以『無』為對，蓋恐其物不繼，將留以復進於親也。此但求甘旨之常充，可以供親所嗜，能養其口體而已。若曾子者，於一撤食之間，親未有言，即先其意而求之；親一有問，即順其情而應之，真可謂能養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者矣。夫養口體者，非不竭力備物，然不能順親之心，未足稱也。惟至於養志，則其精神意念常與親志流通，使其親歡欣悅適，無不遂之願。故事親者必如曾子之養志，方可以稱孝也。」自古稱孝子者，莫過於曾子。然求其事親之方，不在用力用勞，而在於養親之志。可見為人子者，必能體父母之心，方可稱孝，不但飲食取與之間而已也。有家國者，能因此而推之，則所以養親之志者，必有道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有過失而指摘之，叫作適。有罅隙而非議之，叫作間。格，是救正的意思。
孟子說：「今之論治者，率以用人行政為急。然忠智之士，或犯顏諫諍，隨事箴規，而卒無補於治者，以不知格心之為要故也。夫人君用人，一或不當，豈無過失之可指？然其心不能鑑別人材，而欲人人為之辯論，亦不勝其煩矣。吾以為用人之誤，不足與之指摘也。人君行政一有未善，豈無罅隙之可議？然其心不能權衡事物，而欲事事為之補救，亦不勝其擾矣。吾以為行政之失，不足與之非間也。蓋本原之地，在於君心。君心一有私邪，未有不信用小人、妨害政事者。惟盛德之大人，其素望足以感孚，其謀猷足以匡濟，為能格正其君心之非。當其未發，則有薰陶涵養之功；及其將萌，則有開導轉移之術，必歸於仁義之正道而後已。蓋君心誠出於仁，則推之何莫而非仁？君心誠出於義，則施之何莫而非義？君心既正，則一舉一動何往而不出於正？以之用人，而忠邪之鑑別自明；以之行政，而是非之權衡不爽。將見群材效用、萬機咸理，國自無不定矣。」一正君而國定，則操術甚簡，取效甚大，尚何以適且間為哉？漢儒謂「正心以正朝廷，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於正」，亦是推廣孟子之意。然格心之益，惟大人足以當之。可見出治之本固在於正君，而致君之道尤本於正己。此又為人臣者所當知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是料度的意思。
孟子說：「人之是非固出於眾論，然毀譽之言亦有不可憑者。且如有善於己，人從而譽之，此其常也。然亦有存心制行，本無可稱，而濫叨美譽者。或事機偶會，時論見推；或交遊素多，浮名易起，此乃一時過情之譽，於其人之本心，實有不自料其有此也，這叫作不虞之譽。以此而定人之賢，則浮沉庸眾之流，僥倖得志者多矣，豈得謂之公是哉？有不善於己，人從而毀之，此其常也。然亦有立身行道，期為完人，而不免詆毀者。或心無愧怍，而以形跡致疑；或行本孤高，而以違俗取忌，此乃一時不根之謗，於其人之素履，實不足以為病也，這叫作求全之毀。以此而決人之不賢，則砥礪暗修之士，無辜受屈者多矣，豈得謂之公非哉？然則修己者當盡其在我，不可以毀譽而遽為憂喜；用人者當觀其所由，不可以毀譽而輕為進退矣。」大抵三代直道，以善惡為是非；末世頹風，以好惡為毀譽，名實混淆，其弊久矣。故必在上者建其有極，無作好作惡之私；則在下者協於至公，有真是真非之實。主世教者加之意可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
孟子說：「人之言語，乃一身之樞機，最所當慎者也。然有出言輕易，失口於人；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為論斷，遂至於僨事失人、興戎召辱者。此是為何？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故也。如使曾以失言之故見尤於人，而有所悔悟，則必知言語之失所系甚大，當自加儆省，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至於易其言耶？」《易經》上說：「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出於口，而禍福榮辱系焉，不可輕也。必待責而後悔，則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雖悔無及矣。此又孟子言外之意。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孟子說：「人之為學，莫貴於自修，莫病於自足。如多見多聞，足以待問；有道有德，可以為法。天下之人皆尊而慕之，願以為師，然後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乃自己的造詣未必便是聖賢，卻偃然自尊，傲然自足，見得自己有餘、別人不足，一心只要做人的師範。如人有不知的來問他講解，有不能的來求他教導，他心裡便十分喜歡。有這等好勝的念頭，必不能謙虛以受益；有這等自滿的意思，必不能勤勵以自強，是終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孟子此言，不專為傳道授業而設，亦戒人不自滿假之意。蓋人之於道德，若以虛心觀之，惟曰不足，自不敢以賢智先人；若以滿心處之，只見得吾之言動，皆可為法於天下，而非人之所能及矣。《書經》上說道：「謂人莫若己者亡。」《大學》說：「驕泰以失之。」皆所以深致其戒也。有君師之責者，宜究心焉。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樂正子，名克，是孟子弟子。子敖，是王的字。昔者，是前日。
王驩，乃齊王之幸臣，孟子之所深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一日從之至齊，則失身於匪人矣。孟子不直言其所從之失，而先責其來見之遲，故為絕之之詞，說道：「爾今日還來見我乎？」樂正子驚問說：「弟子未敢失禮，先生何故出此言以絕之？」孟子說：「爾至齊國，今已幾日矣？」樂正子對說：「前日方至。」蓋自明其未久也。孟子因問說：「爾前日已至，今日方來見我，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樂正子因自解說：「克初至齊國，舍館未定，故來見稍遲，非敢慢也。」孟子責之說：「爾曾聞『門人弟子來自遠方，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蓋必以見長者為先，求舍館為後，方是誠意。今子遲遲來見，恐敬師之道不如是也。」於是樂正子自知其罪，即對說：「克也來見之遲，誠為失禮，已知罪矣。」其勇於受責如此。然孟子發言之意，則猶未之悟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啜也。」
餔，是食。啜，是飲。
樂正子從王至齊，既知見師遲緩之罪，孟子乃正言以責之，說：「君子之取友最宜慎重，必是志同道合，方可相從。今子敖是何等樣人品？爾乃從之以來，想亦非有他意，只為其飲食供奉富厚有餘，爾但圖些啜，得遂口腹之慾而已？我不意子學古人之道，以聖賢自期，乃為飲食之微妄從非類，何其不自愛如此？子亦知其罪否耶？」按，樂正子乃孟子高弟，必不致以啜從人，但一時取便相隨，不及審慎。孟子恐其失身，故峻詞以責之如此。可見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未有納交權幸而不辱其身者。孟子於王，未嘗略假詞色，即門人弟子少有濡足，必切戒而預遠之，若將浼焉。聖賢出處交遊，光明正大，真後世所當法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說：「古禮相傳，凡人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是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一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犯了一件，便不是孝子。然就三者較之，不諫其親者，止於不能成親；不為祿仕者，止於不能養親，其罪未為大也。惟至於無後，則先祖相傳的支派絕於一人，而父母之宗祀無主矣，其為不孝，孰有大於是乎？所以古之聖人，當事勢之難、人倫之變，便有個善處的道理。昔虞舜有鰥在下，帝堯以二女妻之，舜但承堯之命，而不告於父母。以舜之大孝，日以不順乎親為己憂，豈不知禮之當告哉？正恐告而不許，則不敢娶，而終於無後也。蓋告而後娶，所以稟命於父母，而不敢自專，禮之經也；不告而娶，所以繼承其宗祀，而不至無後，禮之權也。故君子以為舜之不告，與告而後娶者，同歸於孝而已。向使舜拘稟命之禮，而蹈無後之罪，則是泥於小節，而陷於大不孝矣。君子奚取焉？」夫古今帝王之孝，莫過於舜，乃其所最重者在此。可見子之事親，以承祧為大，以奉養為小，故必宗祊有托，主鬯得人，而後祖宗之神靈可慰、父母之心志可悅也。以孝治天下者，其尚體而推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孟子說：「世之言道者，只在枝葉上講求，而不反之根本切實之地，是以愈難而愈遠耳。豈知道莫大於仁義，而其實亦不外於孝悌之間乎？夫仁主於愛，凡濟人利物，都是愛之所推；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於事親。蓋父子天性有歡然不可解之情，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這一點愛心何等真切。人能孝以事親，盡得為子的道理，則慈祥惻怛之心不可勝用。以之濟人利物，至於無一夫不被其澤，都從這裡面生髮出來，豈不是仁之實乎？所以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主於敬，凡事君尊賢，都是敬之所施；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於從兄。蓋兄弟天倫，有秩然不可逾之序，即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者，這一點敬心何其真切。人能順以從兄，盡得為弟的道理，則謙卑遜順之意隨在皆然。以之事君尊賢，至於無一事不得其宜，都從這裡面充拓出來，豈不是義之實乎？所以說義之實，從兄是也。」夫事親從兄，人皆可能，而仁義之道胥從此出。則求道者，當以敦本尚實為務矣。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說。
孟子承上文說道：「良心真切之地，乃百行從出之原。不但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二者，推之智、禮、樂莫不皆然。蓋智以明通為用，雖萬事萬物都要周知，然其根本切實的去處，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見得分明，守得堅定，一心一念只依著孝弟的道理，不為私慾所蔽，不以外慕而遷，這便是本然之良知，推之可以窮神知化。未有能察人倫而不能明庶物者，此所以為智之實也。禮以秩敘為體，雖三千三百都要精詳，然其根本切實的所在，也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限之以品節，飾之以儀文，一舉一動只在愛敬上周旋，使有義以相維，有情以相洽，這便是自然之天秩，出之可以安上治民。未有能惇典而不能庸禮者，此所以為禮之實也。知智之實，則不必以博聞多識為能；知禮之實，則不必以繁文縟節為尚。學者惟敦本務實可矣。」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承上文說：「樂以和樂為主，雖平情宣化功用甚博，然其切近精實之地，也只在事親、從兄這兩件。蓋父子兄弟天性至親，自有喜喜歡歡一般的真樂，吾能孝於親、弟於兄，家庭之間渾然和氣，則天性之真樂在我矣。樂則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其真機發動就如草木之萌芽一般，將油然而自生矣。既有生意，則發榮滋長，日漸充溢，其生機暢達，就如草木之茂盛一般，蓋勃然而不可已矣。生而不已，則隨處發見，莫非性真；動容周旋，莫非盛德，其妙至於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蓋睟然、盎然，四體不言而自喻矣，這是吾心自然之和樂。充之以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此，此所以為樂之實也。可見孝弟為五常之首、百行之原，吾性中之仁義莫切於此。而知此之謂智，履此之謂禮，和此之謂樂，天下之道無一不統於斯二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道盡矣。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順，是諭親於道而不違的意思。
孟子說：「古之聖人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者，蓋以性分為重，則以勢分為輕也。夫天下至大，人心至不齊，今皆欣然喜悅，將歸服於我，戴以為君，這是非常的遭際，絕盛的事業，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乃處之泰然，略不動意，視天下之悅而歸己就如草芥一般，自古以來，惟舜為能如此。夫舜以畎畝之夫而大得人心，終陟元後，其位至尊，其勢至重，而乃視之若是其輕者，這是為何？蓋舜遭頑囂之親，處人倫之變，心心念念，只要得親之歡，而無所乖忤；諭親於道，而無所違逆，方才遂得他的願，他說是人生世間，道理合當如此。若不得乎親，不曾修得自己的孝行，則人道有虧，如何可以為人？子事父母，職分合當如此。若不順乎親，不曾成得父母的令名，則子道有歉，如何可以為子？其中戚戚不寧、舉天下無足以解其憂者，故視天下之歸己猶草芥也。舜惟以此存心，而必欲求盡其道，此所以終能得親順親，而成天下之大孝也與！」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父名。厎，是致。豫，是悅樂。
孟子承上文說：「舜不以人心之大悅為己樂，而但以親心之未悅為己憂，所以孜孜汲汲，只要全盡事親的道理。觀他竭力耕田、負罪引慝，何等的勤苦！且克諧以孝，夔夔齋栗，何等的真誠！凡職分當為，及用情委曲的去處，無有毫髮之不盡者。所以瞽瞍雖頑，至是亦感其誠意而格其非心，畢竟至於歡喜悅樂，則不但得親之心，而且順親於道矣。夫父子天性，精神本自流通，無終不可化者。自瞽瞍厎豫，則凡聞風而興起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皆勉於孝；知父子有不可解之情，皆興於慈，而天下化矣。子孝父慈，倫理本自一定，有不可逾越者。惟天下既化，則凡為子的皆止於孝，為父的皆止於慈，而天下之父子定矣。夫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至於化行俗美如此，是誠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非止為一身一家之孝矣。謂之大孝，不亦宜乎！」按，古之聖王莫不以孝治天下，而獨稱舜為大孝者，以其身事頑父，而收厎豫之功，其事為獨難；躬修孝德，而成天下之化，其治為獨盛，此所以萬世莫及也。以天下養其親者，宜以虞舜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