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六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陳代，是孟子弟子。枉，是屈。直，是伸。八尺叫作尋。田，是田獵。虞人，是守苑囿之官。元字，解作首字。
昔戰國時，遊說之士多干謁諸侯以取功名，惟孟子以道自重，不肯屈己往見。弟子陳代疑其過於自高，乃以己意問說：「君子以行道濟時為急，得君而事，乃其本心。今夫子不肯往見諸侯，固為守身之常法；然以我觀之，似是小節不必拘也。今若肯往見諸侯，必尊禮而信用之，大則佐其君撥亂反正，行湯、武之王道；小則佐其君招攜懷遠，成桓、文之霸功。似這等俊偉光明的事業，只在一見之間，夫子猶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古書上說：『人之處世，若屈的止是一尺，伸的卻有八尺，則所失者小，所得者大，在君子宜若可為也。』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是舍小節以就大事，即『枉尺直尋』之謂也，何為而不可耶？」孟子答說：「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見耳。不觀虞人之於齊景公乎？昔景公出獵，以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節召之。古時人君召見臣下，各有所執以為信；召大夫方用旌節，若召虞人，當用皮冠。那虞人見以旌召他，非其官守，不肯往見。景公怒其違命，將欲殺之。孔子見虞人能守其官，因稱他說：『世間有一等志士，常思固守貧窮，就死無棺槨、棄在溝壑，也不怨恨；有一等勇士，常思捐軀殉國，就戰鬥而死、不保首領，也不顧避，正此虞人之謂也。』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稱美之若此？只為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故耳。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小吏尚且不往，況不待諸侯之招而往見，其如屈己何哉？故不見諸侯，乃義不當往，非故自為尊大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出處進退之間，不當計較功利，只論義之可否而已。彼謂枉尺直尋在所可為者，乃是在功利上計算，而以所得之多少言之也。一有計利之心，則不論可否，惟利是徇，豈但枉尺直尋甘心為之？雖使枉尋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至於喪節敗名可以邀一時之利，亦將不顧而為之歟！不知君子之心，不計其終之直與不直，只論其始之枉與不枉，故惟義之與比，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況利害得失，不惟不當計，亦有不可得而趨避者。一有計利之心，則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矣，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是晉國大夫，名鞅。王良，是善御的人。嬖奚，是簡子幸臣。乘，是御車。范，是法。詭遇，是隨便迎射、不循正道的意思。舍，是發。貫，慣習。
孟子承上文說：「計利忘義，豈特士君子所不當為，即一藝之士亦有不肯為者。昔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田獵，命王良與他御車。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一禽。嬖奚復命說：『王良乃天下賤工，不善御車，所以不獲。』或以此言告王良。王良恐損了他善御之名，乃請再與之御，以試其能。那嬖奚不肯，強之而後往。自晨至食時，就射得十禽。嬖奚乃復命說：『王良乃天下良工，善於御車，所以多獲。』簡子說：『我使王良專與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卻又不肯，對說：『這獲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廢法曲徇之所致也。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原不相謀。前者我以御車之法馳驅正路，嬖奚不能左右迎射，故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由正道，只看禽所從來，迎而遇之，他才會迎著射去，一朝而獲十禽。是嬖奚之射，必使御者廢法而後可中也。《詩經•車攻》篇有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是說御車之人不曾失了馳驅之常度，而車中射者發矢必中，就如破物一般，此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必為之詭遇而後獲禽，乃小人之所為耳。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由此觀之，則王良之所以稱為善御者，在能循正道，不在詭遇以求獲也。射御且然，而況出處大節，其可苟且以就功名之會乎？」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是阿黨。
孟子承上文說：「王良以御得名，嬖奚以射為事，皆不過一藝之微耳。今使御者與射者私相比合，廢其馳驅之法而求獲禽之利，猶以為小人之事而羞之。推其心，即使一時阿比，而所得禽獸積如丘陵之多，亦所不為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此。況君子以道自守，乃欲計較得失之多寡，而枉道以見諸侯，反御者之不若矣，何為其然哉？且子以利害計算，亦已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之表率，必自處以正，方能正人。夫苟枉己以從人，則軌範不端，本原不正，欲行道濟時以成霸王之功，無是理也。夫使枉尺而可以直尋，君子猶且不為，況枉己必不能以直人乎？然則不見諸侯，乃君子自守之大義，不可以小節視之也。」時至戰國，士風大壞，縱橫遊說之徒惟利是圖，不顧禮義。故雖從游於孟子者，亦有枉尺直尋之言。豈知聖賢之道，以出處進退為大節，故寧終身不遇，而不肯一屈其身以求用於世，蓋必如是而後可以正天下也。後之用人者，誠以進退出處之際觀其大節，則枉直不淆，而舉措無不當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景春、公孫衍、張儀，都是戰國時人。熄，是寧息。順，是阿諛、苟容的意思。夫子，指女子之夫說。
當時列國分爭，遊說之士往往以縱橫之術竊取權勢，震耀一時，公孫衍、張儀尤其著者。故景春羨慕之，問於孟子，說道：「我觀當時之士，如公孫衍、張儀二子，豈不誠然為大丈夫哉？如何見得？蓋方今諸侯力爭，天下多事。他若有所憤怒，即能動大國之兵，使諸侯恐懼；他若安居無事，即能解列國之難，使天下寧息。以一人之喜怒，系一世之安危，是何等氣焰，非大丈夫而何？」蓋景春但見二子權力可畏，遂以大丈夫目之，不知聖賢之所謂大，有出於權力之上者。故孟子曉之說：「儀、衍所為如此，安得為大丈夫哉！夫大丈夫之道，與妾婦不同，子豈未曾學《禮》乎？《禮經》上說：丈夫行冠禮，其父醮而訓之；女子出嫁，其母亦醮而訓之。嫁時送之於門，戒之說：『女今歸於夫家，必要敬謹，必要戒慎，惟夫子之命是從，無得違悖。』母命若此。可見以順從為正者，乃是為妾婦的道理。今二子雖是聲勢權力炫耀一時，其實有所喜怒，是揣摩諸侯之好惡而順從其意，乃妾婦者流耳，豈大丈夫之所為哉？」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指仁說。正位，指禮說。大道，指義。淫，是放蕩。移，是變易。屈，是折挫。
孟子承上文說：「吾所謂大丈夫者何如？蓋仁統天下之善，乃廣居也。彼則存心以仁，兼容並包，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嘉天下之會，乃正位也。彼則持身以禮，大中至正，而無一毫之偏黨，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彼則制事以義，明白洞達，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見用於時，則推仁、義、禮之道而公之於民；如不得志，而隱居在下，則守仁、義、禮之道而行之於己。時而處富貴，雖豐華榮寵不能盪其心；時而處貧賤，雖窮困厄約不能變其節；時而遇威武，雖存亡死生在前不能挫抑其志。這等的人，論學術則精純粹美，而無權謀功利之私；論設施則正大光明，而無阿順依違之態：這才是大丈夫之所為也。二子何人，可以此稱之哉？」要之，孟子之所謂大者，是在道理上說，其大在己。景春之所謂大者，是在勢力上說，其大在人：正君子小人之分也。然所謂大丈夫者，惟孟子足以當之。乃戰國之君，溺於功利而不能用，至使儀、衍之流得以逞其喜怒，而操縱諸侯之權，豈非世道之一厄哉？後之用人者，可以鑒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是魏國人。無君，是不得仕而事君。皇皇，是有所求而不得的模樣。疆，是本國的疆界。質，是執贄以見君，如大夫執雁、士執雉之類。弔，是憫恤的意思。
昔孟子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周霄欲諷其出仕，先設問說：「古時君子，亦欲得位事君否乎？」孟子答說：「君子抱道負德，本欲出而輔世長民，為何不仕？《傳記》有云：『孔子若三個月不得君而仕，即彷徨不寧，如有所求而不得；及其失位去國，則必載贄以往。』蓋贄是見君的禮儀，若所適之國君有用我者，則執此以見而事之耳。公明儀曾說：『古之人若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來弔』，以其志不得伸，而慰安之也。」即此而觀，可見君臣之義等於天地，雖聖如孔子、賢如公明儀，皆不能忘情於仕如此。則君子之欲仕可知矣。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以，是已甚的意思。黍稷，叫作粢。在器，叫作盛。繅，是治絲。衣服，是祭服。田，是祭田。牲殺，是特殺之牲。宴字，解作安字。
周霄聞孟子之言，遂問說：「三月無君，其時未久，遂至於相弔，古人慾仕之心不亦太急乎？」孟子答說：「三月無君則吊，非是急於功名，只為情理所在，關係甚切耳。夫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若失位，就如諸侯失了國家的一般。何也？蓋古人最重祭祀，必有田祿之入，方能舉祭。《禮經•祭義》上說：『諸侯親耕籍田，率庶人終畝，待其收穫，藏之御廩，以奉祭祀之粢盛。夫人親蠶、受繭、繅絲，以頒之世婦，使為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是諸侯能備祭祀，以其有國也。假如諸侯失了國家，則犧牲不能成，粢盛不能潔，衣服不能備，就不敢舉祭了。雖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盡乎？為士的也是如此。《禮記•王制》上說：『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假如士失了官位，即無祭田。無田，則牲殺之具、器皿之資、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備，也不敢舉祭了。既不敢祭，則人子之心，必有戚然悚懼，而不能一息自安者。故三月無君，即廢一時之饗，而有虧於奉先之孝矣。這等樣情事不堪，亦不足弔乎？是知三月而弔者，非弔其不仕，乃弔其失祭也。子何以謂之太急耶？」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周霄聞孟子之言，又問說：「三月無君，不得盡奉先之孝，是誠可弔也。乃若一去其國，必載贄以往，這等急於得君，又是為何？」孟子曉之說：「士之欲仕，本以行道，猶農夫之耕，本以謀食。見君不可無贄，耕田不可無耒耜，其義一也。農夫雖至他處，亦不能不耕；既欲耕，則必用耒耜。豈謂離了本土遂舍其耒耜而不用哉？士雖至他國，未嘗不欲仕；既欲仕，則必用贄以見君。亦豈以出疆而不載贄乎？」蓋上下之交，固自有道，而進退之際，尤必有禮，士豈有無羔雁之贄而可以見君者哉？然則君子之欲仕而不輕仕，周霄可以自悟矣。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即是魏國。韓、趙、魏分晉，謂之三晉，所以都稱晉國。仕國，是遊宦之國。媒妁，是議婚之人。穴隙，是壁間空隙。
周霄設辭探問，既得君子欲仕之情，至此乃諷之說：「據夫子之言，君子之欲仕，可謂急矣。然晉國亦士君子遊宦之國，未嘗聞有無君則弔、出疆載贄這樣急的。仕果如此其急，則君子亦當易於仕矣，乃又不見諸侯而難於出仕，卻是何故？」孟子答說：「君子之心，豈不欲仕而得位？但出處進退，自有正道，不可苟且。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這是父母之心，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才好婚配而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鑽穴隙以相窺，逾牆垣以相從，這等污辱苟合，不惟為父母者賤而惡之，舉國之人皆賤而惡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亦如為人父母之心，未嘗不願男女之有室家，但必識去就之義，明進退之禮，又以不由其道為恥。若不得諸侯之招而屈己往見，這便是不由其道，與鑽穴隙相窺的一般，人之賤惡又當何如？然則士之不見諸侯，正惡不由其道也，豈以欲仕之急而遂輕於仕哉？蓋君臣之大義，雖一時不容少緩；而出處之大節，則一毫不可或逾。苟以欲仕之急而貽可賤之名，即終身不仕，君子有甘心自守者矣，況三月無君耶？」世之為君者，知士之欲仕，而遂其致君澤民之心；又知仕之有禮，而全其直己守道之志，斯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彭更，是孟子弟子。後車，是隨從之車。傳，是乘傳，即今馳驛便是。泰字，解作侈字，是過分的意思。
孟子在當時應聘列國，車徒甚眾，諸侯之廩餼甚豐。弟子彭更疑其過分，乃問說：「今有一介之士，周流列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乘傳而食於諸侯，豈不過於侈泰乎？」孟子曉他說：「君子之處世，其辭受取捨，只看道理上如何。如道所不當得，則雖一簞之食，極其微細，亦不可受之於人，況傳食乎？如道所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受堯之禪而有天下，亦不可以為泰。子豈以舜之受堯為泰耶？如不以舜為泰，則士之傳食猶其小者，亦不可以泰視之矣。」夫堯、舜之授受，與士人之辭受不同。孟子特舉其最大者，以明義之當否耳。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事，是事功。羨，是有餘。梓匠，是木工。輪輿，是車工。
彭更對孟子說：「舜受天下於堯，此是他功德隆盛，天與人歸，所以有此。吾所謂泰者，非謂是也。蓋以一介之士，未事諸侯，上無功於國家，下無功於民庶，而偃然食人之食，略不辭讓，則非道之所宜，故疑其泰而以為不可耳。」孟子曉之說：「子以士為無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試以農工之事觀之。且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所為之功，與所司之事，不能相兼。若使子不肯通融交易，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則農夫必有餘粟，而不足於布；女子必有餘布，而不足於粟，此勢之所必不能行也。子如不免於通融，則我之所不能為者，必待人為之。如造室的梓人、匠人，造車的輪人、輿人，雖一藝之微，皆得以其所有事而易子之食矣。今有士人於此，以先王之道莫大於仁義，而仁義之實不外於孝悌；二者獨能入而孝親、出而悌長，守先王仁義之道於當時，使異端不得淆亂；傳先王仁義之道於後世，使後學有所師法，繼往開來，有功於世道如此，不特一梓、匠、輪、輿之事也。乃反以為無功，而不得食於子，是何尊重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之士哉？知仁義之不可輕，則士之傳食於諸侯，非無事而食者矣。」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
彭更因孟子之詰，乃變其說以應之，說道：「吾非敢尊梓、匠、輪、輿而輕仁義之士也。誠以梓、匠、輪、輿乃技藝之流，原其本心，固將以藝求食耳，食之可也。若君子為仁義之道，其抱荷甚重，其期待甚高，豈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志非在食，而乃傳食於諸侯，此吾所以謂之泰耳，豈可以梓、匠、輪、輿例論乎？」孟子折之，說：「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以食與人，何必問其志為哉？惟當計其功之多寡，以為廩餼之厚薄。其人果有功於子，於理當食，即當稱其事以食之耳。然則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其功則可食也。如以其志而食之，是率天下而為利矣，豈尚賢論功之道哉？」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是牆壁之飾。
孟子承上文詰彭更說：「勞力者食於人，用人之力者食人，此常理也。吾且問子：平時以食與人，果以其志在求食，遂食之乎？抑因其有功於子，乃食之乎？」彭更之辭已屈，又強應說：「食志。蓋梓、匠、輪、輿之人，皆有求食之志，吾固因而食之也。」彭更之言，與前所謂無事而食者，已自相背馳矣。故孟子又詰之，說：「子之食人，固因其志矣。設使有人於此，毀敗子之屋瓦，畫壞子牆壁之飾，不但無功，而且有損於子；乃其人之志，卻將以此求食，則子亦肯食之乎？」彭更到此，再說不得食志了，只得答說：「毀瓦畫墁，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他：「毀瓦畫墁以無功不食，則子之食人原非為志，還是因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既曰食功，則有功於斯道者，亦在所當食矣。乃謂其無事而食，豈非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乎？」
夫孟子抱道德、言仁義，使其見用，必可以致帝王之盛治、開萬世之太平，其功甚大也。戰國之君，但知舉尊賢之禮，而不能盡用賢之道，使其志不得行已，非孟子之初心矣。更也猶以泰議之，何其待君子之薄耶！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當時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諸侯忌而伐之。故萬章問孟子，說道：「宋，小國也，今興問罪之師，伸弔伐之舉，欲行王政於天下，亦可謂有志於復古者。奈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以無道而伐有道，曲直固有分矣。然寡不可以敵眾，弱不可以敵強，不知何如而後可乎？」萬章之意，若謂行仁無救於成敗，而欲問強國之術耳。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葛，是國名。伯，是爵。放，是放縱。遺、餉，都是饋送。
孟子答萬章說：「仁者無敵，王不待大。子豈以宋為小國，不足以行王政乎？試觀成湯之事可見矣。昔成湯為諸侯時，居於亳邑，與葛國為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說：『國之大事在祀，爾為何不祀？』葛伯對說：『祀必備物，吾為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送與牛羊，以供其犧牲之用。葛伯自己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說：『犧牲既備，何為不祀？』葛伯對說：『祀宜黍稷，吾為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亳邑之民往為之耕，以供其粢盛；其老弱之不能耕者，往饋耕者之食。其厚於鄰國如此。葛伯乃率其民，看有饋送酒食黍稻的，要而奪之；其不肯與的，從而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來餉，葛伯殺而奪取之。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與餉者為仇。』即此殺童子而奪其黍肉之謂也。是湯固施仁於葛，而葛乃自絕於湯，弔伐之師，誠有不容已者矣。」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
富，是利。匹夫匹婦，是指童子的父母。
孟子承上文說：「葛伯殺是饋餉之童子，則不惟絕鄰國之好，而且戮無辜之民，其罪大矣！湯為是舉兵而征之。四海之內，聞湯之徵葛，都說道：『湯之心非有所利於天下，只為童子以無辜見殺，其父母含冤無所控訴，故往征之，實為匹夫匹婦復仇耳。』蓋惟成湯以弔民伐罪為心，故能取信於天下如此。」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後，後來其無罰。』」
載，是始。吊，是恤。徯，是待。
孟子承上文說：「當初成湯起兵征伐無道之國，自葛伯始。從此討罪伐暴，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說道：『我等與彼國之民，都困於虐政，何不先來征我之國？』民之望湯來征，真若大旱之望雨一般，惟恐其不速至也，其未至而望之切如此。夫軍旅所至，未有不罷市而輟耕者。乃湯師之來，歸市者不止，而商安於市；耕耘者弗變，而農安於野，只是誅戮那虐民之君，撫綏那受虐之民。所以王師一來，就如時雨之降一般，民皆幸其復甦，歡然大悅焉。《商書•仲虺之誥》述當時之民說道：『我民向在水火之中，待我君來救久矣。我君既來，庶幾其無罹暴虐之害乎！』觀《書》中所言，則當時之民心可知，其已至而悅之深如此。夫成湯能行王政，大得民心，自能無敵於天下。豈嘗聞大國有惡而伐之者？」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綏，是安。匪，是筐篚。玄黃，是玄色、黃色的幣帛。紹，是繼。休，是美。大邑周，是商民尊周室之辭。
孟子說：「行王政而王天下者，不獨成湯，至於武王亦是如此。當紂之時，周家王業已盛，八百諸侯皆來歸服。其中有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東征以安之。惟此士女，都用筐篚盛著玄黃幣帛而來迎，說道：『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繼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美乎！』於是心悅誠服而歸附於大邑周。其有位而為君子的，則以玄黃之幣實於筐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而為小人的，則盛著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這是為何？蓋以商紂暴虐，民方陷於水火，武王興兵征伐，以救民於水火之中，惟取其殘民者誅之。除殘之外，未嘗妄有誅戮，故民懷其德，而以類相迎如此。其與成湯之時，民皆徯後來蘇者，何以異哉？」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
《太誓》，《周書》篇名。揚，是奮揚。兇殘，指紂說。
孟子引《周書•太誓》篇所載武王誓眾之詞，說道：「我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聲罪致討，取彼兇殘而戮之。雖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嘗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我亦能取彼兇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豈不於湯有光乎？』是武王行王政而王天下，亦未聞當時之大國有惡而伐之者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承上文說：「成湯行王政，而徯後之民皆望湯以為之君；武王行王政，而見休之眾皆望武王以為之君如此。今宋惟不行王政，而欲以伯術服人，故見惡於大國雲耳。苟能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若成湯弔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而有後我之怨、玄黃之迎矣。齊、楚雖大，必不能率戴我之民以攻我也，又何畏焉？」蓋能行王政，則民心悅服，而無敵於天下；不能行王政，則民心不歸，而受制於大國。然則人君欲自強者，亦在於行仁而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是宋臣。傅，是教。咻，是喧譁。莊岳，是齊國里名。
當時，宋國之臣戴不勝者，素有志於正君，而未知薦賢為國之道，故孟子告之說：「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於當道？然涵養薰陶，非一日之功；維持匡救，非一人之力也。吾觀子之事王，豈不欲使王之為善歟？然正君之道，子容有未知者，我明以告子。且將學語一事來比方。假如有楚大夫於此，厭楚語為南蠻 舌之陋，而欲使其子學齊國之語，則將使齊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乎？」戴不勝說：「欲學齊語，必使齊人教之耳。」孟子說：「學齊語而使齊人教之，誠是矣。倘使居荊楚之地，傅之者止一齊人，而朝夕喧譁咻之者有眾楚人，則聽聞不專，積習難變，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之齊語，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齊國，使居莊岳之間，且至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必然化而為齊；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之楚語，亦不可得矣。」由楚大夫教子之事觀之，則知人臣之欲正君者，必使直諒多聞之士常接於前，讒諂面諛之言不入於耳，然後可以薰陶德性，變化氣質，將日進於善而不自知矣。若小人眾而君子獨，亦何以成正君之功哉？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薛居州，是宋之賢臣。長幼卑尊，都是指在朝之臣說。
孟子告戴不勝說道：「子知學語者在於精專，則知正君者成於多助，此非一人之力所能辦也。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朝，使之居於王所，誠得以人事君之忠矣。然使在王所的群臣，長幼卑尊都似薛居州之賢，則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為不善，其誰與之為不善乎？如使在王所的群臣，長幼卑尊都不似薛居州之賢，則善言不入於耳，善行不接於目，王雖欲為善，其誰與之為善乎？今爾之所舉，惟一薛居州，而不如薛居州者甚眾，這就是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也。吾恐群邪必至於害正，孤忠不能以獨立。雖有維持匡救之功，終是一暴十寒而已。即欲引君於善，其如宋王何哉？」故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必集眾思，廣忠益，使君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端士，而後君德可成也。若夫用賢之道，則又在人君之信任勿疑。苟諫不行，言不聽，雖善士盈朝，亦何益之有哉？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不為臣，是未曾出仕。段干木，是魏人。泄柳，是魯人。已甚，是太過。迫，是求見之切。
孟子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說：「君子以濟世安民為心，必得君而事，乃可以行其道。今之不見諸侯，不知果何義也？」孟子答說：「古之為士者，必委質為臣，有官守之責，則當奔走其職，以官而見。若未為臣，則無官守可召，無職事可見，惟當高尚其志，不見諸侯，此古之道也。然所謂不見者，只是以道自重，不肯屈身以往見耳。若有尊賢下士之君，自來求見，則豈有終絕之理乎？昔魏文侯時，有個段干木，是未為臣的；文侯來求見他，乃逾牆而避去。魯繆公時，有個泄柳，亦是未為臣的；繆公來求見他，乃閉門而不納。二子之自處如此，是皆立己於太峻，拒人以太嚴，而為已甚之行者也。不知所貴於士者，豈必以隱為高、往而不返，然後為賢哉？惟君無下賢之誠，故士高不見之，節耳。今二君求見之意既如此其迫切，則二子見之，不為枉道，何必逾垣而避、閉門而不納哉？是二子者，執禮義而失之太過，君子所不由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陽貨，是魯季氏家臣，僭為大夫者。欲見，是欲召見。瞰，是窺。亡，是出在外。先，是先來加禮。
孟子又引孔子之事以曉公孫丑，說道：「昔魯國有陽貨者，嘗慕孔子之道德，而妄自尊大，意欲召之來見；又恐人說他見賢無禮，乃欲以術致之。他知道《禮經》上說：『大夫有所賜於士，士在家拜受則已；如偶出在外，不曾得拜受於家，必親往拜謝於大夫之門。』惟時陽貨正僭為大夫，孔子為士。因使人探看孔子出外之時，將蒸豚饋之，正要使孔子不得拜受於家，必然往拜其門，可乘此以相見也。孔子雖不逆詐，亦不墮其術中。也探看陽貨外出之時，乃往拜之。既答其禮，又不使他得見，可謂曲而盡矣。夫陽貨雖非可見之人，然亦有願見之意，孔子如何終不見之？蓋只為當時陽貨欲用術以致孔子之見，而不肯先來加禮故耳。若當是時，陽貨真能下賢，先加就見之禮，如文侯之於段干木、繆公之於泄柳，則孔子非絕人於太甚者，豈得瞰亡以往，而終不見之哉？蓋孔子不當見而不見，與段干木、泄柳之為已甚者不同，此所以為禮義之中正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肩，是聳起兩肩。諂笑，是強為歡笑。都是勉強媚人的模樣。病，是勞。夏畦，是夏月治畦的人。赧赧，是心慚面赤的模樣。
孟子說：「禮義者，立身之大閒；污賤者，士人之深恥。嘗聞曾子說：『今有一等人，見人不大禮貌，他乃脅肩諂笑以求媚悅，這等作偽的情狀，不勝勞苦，比那暑月治畦的人更甚。』這是極鄙之之辭。子路說：『凡人彼此契合，方可與之談論。若素日無交，未知他的意向，便要強與之言，卻心慚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的模樣。這等人品，非由所知矣。』這是極惡之之辭。夫由此二子之言觀之，他既痛惡這等的人，決不肯幹這等的事，其胸中涵養，必光明正大，直道不阿。設使諸侯未曾先來加禮，欲要二子去俯首求容，強顏求合，斷然不為矣。此可見不為臣不見者，乃士人守身之常法。若世有下賢之君，固不當絕人於已甚，如段干木、泄柳之所為。世無下賢之君，亦必不肯屈己以求容，為曾子、子路之譏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徵，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是十分中取一分。征，是稅。已，是止。攘，是物自來而取之。
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決，乃問孟子，說道：「古時井田之法，什而取一，近乃有厚斂於民者矣。古時關市之法，譏而不征，近乃有並征其貨者矣。先王之良法無存，斯民之憔悴日甚，國何由治乎？如今欲要復那什一之舊，去那關市之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此吾願治之本心也。但積習已久，難以驟更；國用所需，未能頓革。目前且把這兩件稍從輕減，待至明年，然後盡罷今之弊政，復行古之良法，夫子以為何如？」孟子告之說：「為政在於力行，知過貴於速改。子既有志於革弊，而曰『姑待來年』，是何異於攘雞者乎？今有人於此，日日攘取鄰家之雞。或告之說：『攘取鄰雞，苟得無恥，是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即改，卻說道：『子言誠是！只是我一時便止不得，請暫且減損，每月止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這等的人，謂之能改過遷善，可乎？今宋之攘取其民，猶攘雞之不義也。但患不知其非耳，如既知之，便當一旦速除其弊，使百姓早受一日之賜，何故等待來年，如所謂月攘一雞者哉？」蓋為政本以為民，有利於民，則宜速為；有害於民，則宜速去。若曰姑待來年，則必因循怠廢，日復一日，終於不能革矣，豈更化善治之道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生，是生民。
當時楊、墨之言充滿天下，孟子欲防衛吾道，不得不辭而辟之，故有疑其好辯者。公都子亦不知孟子之心，乃問說：「夫子一言一論，必皆有為而發。然今在外之人，皆說夫子好為辯論，以求勝於人，是必有故矣。敢問夫子何為如此？」孟子答說：「君子之處世，豈不欲與之相忘於無言？然義理有當發明，事勢有當救正，雖欲不言，有不可得者。若我之於今日，豈故好為辯說，嘵嘵然與人爭論哉？乃有不得已於言者耳。所以不得已，為何？蓋自上古以來，天下之有民生，非一日矣。氣化人事，相為循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當其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為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為之一亂。反覆相尋，未有常治而不亂者，其勢然也。」夫由治而之亂，雖聖賢不能止其來。然撥亂而反治，在聖賢豈得辭其責？故雖至艱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而為者，而況於言乎？
「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泛濫，是水流橫溢。下，是卑地。上，是高地。巢，是架木為居。營窟，是掘地而處。洚水，是無涯之水。菹，是水澤生草之處。江、淮、河、漢，是四水名。險阻，即指洚水說。
孟子承上文說：「所謂一治一亂者，何以征之？昔當帝堯在位之時，洪水滔天，都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致橫溢瀰漫，遍於中國；況平陸之地，皆為蛇龍所居。天下人民，無有定止。地勢卑的，則架木為巢以居；地勢高的，則掘地為窟以處，而生民之命急矣。故《虞書》上說：『洚水警予。』言此洪洞無涯之水，乃是天降災異以示儆戒。所謂洚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時氣化乖沴，害及生民，便是一亂。於是帝堯憂之，舉舜而敷治；舜乃使禹治之，委任而責成焉。禹思水之性必有所歸，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將這泛濫之水注之于海，而不使其橫決；以蛇龍之性必有所居，於是驅逐蛇龍，放之菹澤之地，而不使其盤踞。水既歸海，則下流不壅，得以順其軌道而行於地中，即今江、淮、河、漢之水是也。此時水患盡平，險阻既遠，不但蛇龍已歸菹澤，不為民害；而凡鳥獸之害人者，皆已消除，然後地平天成，四隩可宅。下者不必為巢，上者不必為窟，舉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以遂其樂生之願矣，豈非天下之一治哉！」即此觀之，可見水旱之災，雖聖世不能免。惟當時為君者儆懼於上，為臣者勤勞於下，故能挽回氣運，轉亂而為治如此。然則救災拯溺之道，信不可不究心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宮室，指民居說。園囿、汙池，是君上游觀之所。沛，是草木所生。澤，是聚水之處。
孟子承上文說：「當堯、舜之時，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政，湮滅無存。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都要侈於自奉，不顧民生休戚。將百姓所居之室毀壞以為池沼，使之無所安息；將百姓所耕之田荒棄以為園囿，使之不得衣食。虐政既興，風俗日壞。其在下之臣民，又肆為邪詖之說、暴慢之行，而害人者眾矣。且田土棄為園囿，宮室壞為汙池，則凡生民之所聚者，皆化為水草之區。沛澤日多，禽獸因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浸淫不已，以至於商紂之身，愈為不道，毒痡四海，而天下又大亂焉。亂極思治，非武王、周公，其孰能挽回氣化、以安天下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是東方國名。是飛廉，是紂之幸臣。丕，是大。謨，是謀。烈，是功烈。咸正無缺，是正大周密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說：「當紂之時，天下大亂。於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為之輔佐，伐暴救民，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之君助紂為虐於外，則興師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誅戮；又以幸臣飛廉助紂為虐於內，則驅之于海隅而戮之；又滅紂之惡黨五十餘國，而後人害以息。且驅其園囿之中所畜猛獸，如虎、豹、犀、象，皆使之遠去，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苦於暴君虐政久矣，一旦睹聖王之澤，莫不歡欣鼓舞，交相慶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故《周書•君牙》篇說道：『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建立法制，以佑助開迪我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虧缺也。』蓋周公於治定功成之後，制禮作樂，以光文、武之道如此。一代之王業，不由此而興乎？此又世之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有作」的「有」字，與「又」字同。
孟子承上文說：「周自文、武、周公以來，天下已治。及傳世既久，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於是紀綱紊亂，風俗陵夷，邪說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無道之極，至於以臣弒君者有之，以子弒父者有之，天理滅絕，彝倫攸 如此，是世之一大亂也。孔子生當其時，既不得君師之位，操賞罰之權，以施其撥亂反正之術，甚為世道人心憂懼，乃假《魯史》舊文作為《春秋》之書，以教後世。這《春秋》所載，皆王者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法。如為善者褒，是法之所必賞；為惡者貶，是法之所必罰：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說：『《春秋》之作，本非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謂其以片言之間，而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倫大明於世，其惟此《春秋》乎！世有以跡而罪我者，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權，使黜陟賞罰之柄托於微言，其惟此《春秋》乎！然則此書之作，使君子有所勸而為善，則知我固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懼而不為惡，則罪我亦所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雖不得興治道於一時，而使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豈非天下之一治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聖王，指堯、舜、文、武說。處士，是未仕的人。橫議，是肆為議論。
孟子承上文說：「自上古以來，治亂相尋，大略如此。至於今日，則尤有可懼者。蓋聖王不作，為日已久；列國諸侯，力政相爭，而放恣於法紀之外。於是異端之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學橫議於其間，如楊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楊朱、墨翟之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論學術者，不歸於楊，則歸於墨，而去聖人之道遠矣。夫楊氏之言，主於為我，自一身之外，治亂安危漠然不恤。如此，則天下國家誰與共理？是無君也。墨氏之言，主於兼愛，視天下之人，遠近親疏曾無差等。如此，則天性至親何異路人？是無父也。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與禽獸何異？橫議惑人，一至於此，其害可勝言哉！昔公明儀曾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這原是有為而發。乃今觀楊、墨之害，則有甚於此者。蓋以仁事親，以義事君，本萬世不易之道。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而楊、墨以無君無父之教亂之。使楊、墨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說誣惑人心，而充滿天下，以蔽塞仁義也。仁義蔽塞，則人皆無父無君，陷於禽獸。是楊、墨倡禽獸之教以壞人心，即所謂率獸食人者，其禍至於人相殘食，而亂臣賊子之禍，接跡於天下矣。其為生民之亂，豈特如春秋之時而已耶？」
「吾為此懼，閒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閒，是衛。先聖，指孔子說。距，是絕。放，是驅而遠之。淫辭、邪說，都指楊、墨之言說。
孟子既推異端之害，遂以衛道自任，說：「楊、墨禍流之深如此，吾為天下憂之，思欲防衛先聖仁義之道，使之著明於世，不為異端所塞。故於楊、墨之學，則深距而痛絕之，以放斥其淫蕩無歸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為非，而邪詖之說不得復起以誣民，此所以衛道也。蓋邪說之作，雖發於言論，實本於心術。既作於其心，則見之一身，凡舉止應接，必不得其常，而害及於事矣。既害於其事，則措之天下，凡紀綱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於政矣。其端甚微，而其害甚大，此理之必然。雖聖人復起，亦必不能易吾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則聖道何自而明？天下之亂又何時而已乎？此吾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大抵異端之害，在於學術之偏，而其本始於心術。心術既壞，則發為言語，皆淫邪之辭；施為政事，皆偏私之舉，而天下之亂實基於是矣。孟子之辟楊、墨，正為此也。挽回世道者，當以正人心為急。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抑，是止。兼，是並。膺，是擊。懲，是創。
孟子既敘三代聖人維世之功，乃總結說道：「由往古之事觀之，可見治亂相尋，固有定數。而維持救正，則存乎其人。昔大禹排抑洪水，則能拯民之災，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則能除民之害，而百姓安寧；孔子成《春秋》之書，則明大義於當時，垂法戒於來世，而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是自生民以來，天下所以亂而復治者，皆三聖之功也。況今楊、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獸之災，蓋有慘於夷狄亂賊之禍者。《詩經•魯頌》有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是說周公於戎狄、荊舒之國，膺擊懲創，使之畏威從化，莫敢拒違。聖人所以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之教，無父無君，壞亂綱常，與戎狄無異，正周公之所擊而遠之者也。有世教之責者，豈可坐視其害，而不求所以息之耶？」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邪說三句，都指楊、墨說。詖，是偏僻。淫，是浮蕩。三聖，即大禹、周公、孔子。
孟子承上文說：「大禹、周公、孔子撥亂之功如此，皆其責之所在，不得已而然也。今我於楊、墨之害，乃不能排而正之，則有負於三聖矣。故當此之時，亦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楊墨之邪說，拒絕其偏僻之行，擯斥其浮蕩之辭。如此者，正以承三聖之功，撥亂世而反之正也。然則予之丁寧反覆而不免於多言者，豈好辯哉？邪說之橫流方熾，則斥之不容不嚴；人心之蔽錮已深，則啟之不容不力，誠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若使天下之人，有能立為言論，以距楊、墨之說，而斥其『為我』、『兼愛』之非者，雖其學之所造未必有得，然能辟邪崇正、以閒先聖之道，則亦禹、周、孔子之徒也。可見異端之教，人人得而辟之，況予有世道之責者，豈得以好辯自嫌而遂已於言耶？外人之論，可謂不諒予心者矣。」
夫當時縱橫、名、法之學害聖人之道者，不知其幾。而孟子獨辟楊、墨者，蓋百家之言，害在政治，淺而易見；楊、墨之說，害在心術，深而難知。使非孟子極力辟之，則世道之淪溺，亦不知其所止矣。後人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正謂此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匡章、陳仲子，都是齊人。於陵，是地名。螬，是蠐螬，食果的蟲。匍匐，是無力難行的模樣。將，是取。咽，是吞。巨擘，是手中大指。
匡章問孟子說：「廉乃士人之美節。然或有外面矯飾，不由中出者；原因貧賤，強自謹守者：這都不是真廉。若仲子之在齊，豈不真廉士哉！蓋仲子生富貴之家，而甘處淡泊，避居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於三日不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這等樣窮苦，未嘗求食於人。適然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已過半矣，這是人之所棄的，乃匍匐往取而食之，三咽之間，然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夫欲潔其身，而至於不顧其生，豈不誠廉士哉？」孟子曉之說：「當今齊國之士，溺富貴而貪功利者甚多。仲子獨以窮約自守，而不溺於流俗，譬如眾小指中之大指，吾必以仲子為齊士之巨擘矣。然仲子雖賢，而所守之操，未免有過中失正、不近人情者，仲子亦惡能自遂其廉哉？蓋士君子之處世，當居而居，當食而食，惟義所在，不肯苟取，這便是廉，非一無所取之謂也。仲子析義不精，而務為矯激，據他這等的操守，仲子亦必有窒礙而難充者。若要充之以至於盡，除非是似那蚯蚓，一無所求於世而後可也。仲子亦人耳，必不能無居，不能無食，又惡能充其操哉？不能充其操，則亦不得為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是干土。黃泉，是濁水。樹，是種。
孟子說：「吾謂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者，為何？蓋蚯蚓之為物，上邊只吃些干土，不待人而後食；下邊只飲些濁水，不待人而後飲：這等才一無所求。若人生世間，豈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室必待人而築；食必以粟，粟必待人而種，這居、食之所從來，豈能逆料其義與不義乎？且今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之伯夷，言不義者必歸之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築乎？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築乎？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種乎？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種乎？如其義即為伯夷，如其不義即為盜跖，其所從來皆未可知也。是仲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又能必其皆出於伯夷，然則仲子亦惡能成其為廉哉？故欲充仲子之操，必如蚓而後可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 ，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曰：『惡用是 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之肉也。』出而哇之。
辟，是績。纑，是練麻。世家，是世卿之家。蓋，是邑名。頻顣，是皺眉不悅的模樣。鶂鶂，是鵝聲。哇，是吐。
匡章對孟子說：「仲子之居食，雖所從來未必盡出於伯夷，是亦何傷其廉潔哉？蓋人之處世，只要自己能安貧守約，不取諸人，這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親身織屨、妻子績麻以易之，此皆自食其力，非不義而取諸人者，豈必出自伯夷然後為廉哉？」孟子曉之說：「爾謂仲子自食其力，遂以為廉乎？不知處仲子之地，亦有不必然者。蓋仲子素非貧賤之人，乃是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邑於蓋，見有萬鍾之祿，即使同居共食，誰曰不義？仲子顧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屑於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屑於居也。乃避其兄，離其母，挈妻子而處於陵之地。其於天性之親，亦既薄矣。及他日歸家，偶有饋其兄生鵝者，是亦交際的常禮，豈便是不義？乃頻 而言，指其生鵝說：『這 乃不義之物，要他何用？』又他日歸家，其母親殺是鵝與仲子食之。其兄適自外至，見而譏之，說：『爾所食的，乃向日所饋 之肉也。』仲子一聞兄言，竟出而吐之。仲子所為，其不盡人情如此。夫聖賢所謂廉者，不違親，不絕俗，未有離人類而自為一道者。仲子欲成一己之小節，而遂廢母子、兄弟之大倫。即使能充其操，猶不足道也，況有不能自充其操者乎？」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既述陳仲子之事，遂總斷之，說：「人生世間，豈能無食無居？至於母之食、兄之居，則尤天性至親，不待外求者，即食之居之，誰曰不義？今仲子則不然，以母之食，則以為不義而不食；以妻之辟 所易者，則又從而食之。以兄之居，則以為不義而不居；以於陵之居，則又從而居之。此何為者哉？夫以母之食為不義，則凡食之類皆無有義而可食者矣。以兄之居為不義，則凡居之類皆無有義而可居者矣。仲子舍此而取彼，是尚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吾故謂仲子之操，必似那食槁壤、飲黃泉的蚯蚓，然後可以無求自足，而能充滿其不食不居之操也。仲子固稟天地之性而為人者，顧可同於蚯蚓乎？」
大抵君子制行，自有中道。如其非義，雖一介不可苟取；如其義，雖萬鐘有所不辭。況夫生人之倫莫大於母子兄弟。必避兄離母而後可以為廉，則棄人倫、滅天理，廉不可一日有矣。此學術邪正之辯，故孟子辟之不得不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