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 第三章 司馬遷和孔子
一 教育之效
身為道家的司馬談給了他兒子的教育卻是儒家的，勉勵兒子卻是做第二個孔子。這好像很奇怪了，其實完全是時代轉變的結果。在時代轉變中的人，往往如此，就像清末民初的人，自己也許還在作搖頭擺尾的桐城派的古文或駢儷的選體，但對兒子就或者送他入新學校，受新教育，學科學，甚而練梁任公式的新文體了！
司馬遷的青年時代，已是儒學大盛，黃、老有點過去的時代了，所以他父親便也設法給他受新教育，並且鼓勵他做一個新時代中的大學者。
這教育奏了效。司馬遷雖然在本質上是浪漫的，雖然在思想上也還留有他父親的黃、老之學的遺澤，可是在精神上卻留有一個不可磨滅的烙印，對儒家——尤其孔子，在了解著，在欣賞著，在崇拜著了。
二 司馬遷對孔子之崇拜
在整個《史記》一部書里，徵引孔子的地方非常之多：
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殷本紀贊》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孝文本紀贊》
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封禪書》
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吳太伯世家贊》
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魯周公世家贊》
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宋微子世家贊》
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留侯世家贊》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列傳》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列傳》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荀卿列傳》
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呂不韋列傳贊》
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耶！——《萬石張叔列傳贊》
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田叔列傳贊》
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夫。」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儒林列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酷吏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滑稽列傳》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
這些話有的是引自《春秋緯》，有的是引自《禮記》，有的是現在已不曉得出處，但大部分是援用《論語》——最可靠的孔子的語錄。又有很多地方，他卻已經把《論語》的成句，熔鑄成自己的文章了。
很妙的是，司馬遷已經把孔子當作唯一可以印證的權威，例如說田叔，就用「居是國，必聞其政」，說萬石、張叔，就用「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有時甚而自己不加判斷，直以孔子的話作為自己的代言，如「殷有三仁」，「吳太伯可謂至德」了。
司馬遷以他那卓絕的天才的文筆，又常常襲用孔子的話，使人不覺，而且用得巧。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本來是說文化上的演變法則的，可是在司馬遷憤憎佞幸的時候卻也說：「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本來說：「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是代表一種沖淡的胸懷的。可是在司馬遷描寫了「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以後，就說：「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一方面襲用孔子語，一方面卻配合這個故事，文筆多麼巧！
司馬遷的精神，仿佛結晶在孔子的字裡行間了，仿佛可以隨意攜取孔子的用語以為武器而十分當行了，所以當他褒貶呂不韋時，只用一個字，就是「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原來孔子所謂聞，乃是包含「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和「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的「達」是正對待的。司馬遷的褒貶夠經濟！其養育於孔子精神中者，夠凝鍊！
孔子的教化是有著人情的溫暖和雍容博雅的風度的，這也讓司馬遷發生一種明顯的共鳴。司馬遷在《衛康叔世家》的贊里說：「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這有人倫的至性的感慨在！司馬遷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的序里又說：「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這儒家的親親之義，也是司馬遷所深深體會的。
雍容博雅的風度，就是孔子所理想的人格——君子。司馬遷也每每稱君子：
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律書》
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吳太伯世家贊》
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樗里子甘茂列傳贊》
蒯成侯周，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傅靳蒯成列傳贊》
塞侯微巧，而周文處，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萬石張叔列傳贊》
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韓長孺列傳贊》
所謂有德，所謂閎覽博物，所謂篤行，所謂深中隱厚，所謂內廉行修，都是君子一義的內涵，活畫出一個有教養，有性情，有含蓄，有風度的理想人格來。這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也是司馬遷的理想人格。人格的衡量，這君子的標準就是尺度，司馬遷受孔子的精神影響有多麼深！
司馬遷在《孔子世家》的贊里說：「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別人折中於夫子與否，我們不敢說，但他自己卻確是如此了。而且，也不只在談六藝時如此，就是對於一般人物的品評，對於大小事物的看法，也幾乎總在骨子裡依孔子的標準為試金石。他直然以孔子的論斷作自己的論斷處不必說了，此外如說「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大義是什麼呢？也無非用孔子的尺度，而居高臨下地看，而見其如此而已。「考信於六藝」是司馬遷所拳拳服膺的，在六藝之中，而「折中於夫子」；尤其是司馬遷所實行著的。他心悅誠服地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其中有純摯的依戀，仰慕的情感在著。假若說司馬遷是孟子之後，孔子的第二個最忠誠的追隨者，大概誰也不能否認了吧！
三 司馬遷在性格上與孔子之契合點及其距離
儒家的真精神是反功利，在這點上，司馬遷了解最深澈，也最有同情。
《孔子世家》里記載孔子厄於陳蔡，糧也絕了，跟隨的人也病得起不來了，子路已經發脾氣，子貢已經不能忍耐，於是孔子用同樣的「《詩》雲『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的問話來開導弟子。子路在這時是最動搖的，他便說：「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給他當頭一榛：「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孔子的信仰稍為堅定一點，但也覺得和現實未免有些脫節，於是也說：「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殊不知孔子的真精神就在不顧現實上，所以孔子也不滿意，因而駁斥他道：「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遠矣！」可見他們兩人都不能了解孔子。最後卻只有顏淵說得好：「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這種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只求在己，不顧現實的精神，才是孔子的真正價值。所以孔子不能不很幽默地加以讚許了：「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這個故事有意義極了，孔子的真精神在這裡，儒家的全部精華在這裡！不錯，孔子因為不顧現實，直然空做了一個像堂·吉訶德式的人物而失敗了，然而是光榮的失敗，他的人格正因此而永恆地不朽著！
司馬遷便是最能在這個地方去把握孔子，並加以欣賞的。一篇整個的《孔子世家》，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格之光榮的失敗的記錄。孔子一方面有救世的熱腸，然而另方面決不輕於妥協，他熱中，但是決不苟合。他的熱心到了天真的地步，公山不狃拿小小的費這個地方要造反，想召孔子，孔子就高興得小題大作地說：「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已經想建立一個東方的大周帝國了！然而他並沒有真去。（《史記》上在這種地方寫得好！）而且後來他到任何地方，都是走得極為乾脆。——司馬遷是能夠為一個偉大人物的心靈拍照的！
反功利是孔子精神的核心。說來好像很容易，其實是非常難能的，尤其在一個熱心救世如孔子的人更難能。小己利害，容易沖得開，大題目一來，便很少有人能像孔子那樣堅定了。救世是一個最大的誘惑，稍一放鬆，就容易不擇手段，而理論化，而原諒自己了！孔子偏不妥協，偏不受誘惑，他不讓他的人格有任何可襲擊的污點。司馬遷最能體會孔子這偉大的悲劇性格。
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圜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傳》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庸人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禮書》
這其中都有極深的了解和極大的同情。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孔子何以稱「三以天下讓」的泰伯為「至德」，才明白孔子何以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為「殷有三仁」，才明白老子斤斤於無益於身的事，比起孔子來，雖高明，但實則多末渺小！
也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在列傳之中先敘述的是伯夷（《自序》上稱他「末世爭利，維彼奔義」），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把布衣的孔子升入了世家，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很感慨地敘述了刎頸交的張耳、陳餘終於以利相仇，才明白司馬遷為什麼很賞識商鞅、李斯的才幹，卻只因為他們主張不堅定（商鞅對孝公既說王道，又改霸道，李斯則懼禍重爵，苟合趙高），只因為他們單為現實而求售，而取容，遂不能不放在一個較低的估評而鄙夷著了。
司馬遷徹頭徹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現實精神，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態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這是他們精神的真正契合處。
可是他們並不是沒有距離的，這就是：孔子看到現實的不可靠，遂堅定自己的主張，而求其在我，因而坦然地安靜下去了。司馬遷則不然，現實既不可靠，自己雖站在反抗的地位，然而他沒有平靜下去，卻出之以憤慨和抒情。他們同是反功利，孔子把力量收斂到自身了，司馬遷卻發揮出去。因為同是反功利，所以司馬遷對孔子能夠從心裡欣賞，而嚮往著，卻又因為有屑微的差異，所以司馬遷只可以羨慕，而不能作到孔子——在激盪的驚濤駭浪之中，只有對於一個不可及的平靜如鏡的湖面在羨慕著了！
四 司馬遷對六藝之了解
畢竟孔子是哲人，司馬遷是詩人，在性格上司馬遷沒法做第二個孔子！
可是在事業上——尤其在由司馬遷的眼光中所看的孔子的事業上，卻是可以繼承的。
司馬遷所認為的孔子的大事業是什麼呢？這就是論述六藝。下面都是司馬遷講到孔子和六藝的關係的地方：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太史公自序》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世家贊》
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儒林列傳》
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封禪書》
幾乎一提到孔子，就不能放過六藝，幾乎所謂「夫子之業」，就只有六藝的文化傳統的負荷可以概括，六藝當然是總名，分而言之，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個次第是今文學家的次第，《史記》中《儒林列傳》所序的次第就是這樣的，原來司馬遷在文字上雖然學古文，但經學思想上卻是今文派的。
六藝並不是六種技術，實在是代表六種文化精神或六種類型的教養。司馬遷在這方面，或則徵引孔子的話，或則自己加以消化和了解，那意義是這樣的：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滑稽列傳》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自序》
從這裡看起來，《禮》是一種「社會生活」的規律，《樂》是一種「情感生活」的軌道，《詩》是一種「表現生活」的指南，《書》是一種「歷史生活」的法則，《春秋》是一種裁判的圭臬，《易》是一種通權達變的運用。合起來，是一個整個的人生，既和諧，又進取；既重群體，又不抹殺個性；既範圍於理智，又不忽視情感；既有律則，卻又不至使這些律則僵化，成為人生的桎梏。在古代人心目中，的確覺得六藝是完全的，是天造地設的，是不能再有所增加，也不能再有所減少的了；別說古代人，就是在現代的我們看了，在小地方或有可議，但就大體論，我們也不能不驚訝古代人的頭腦之細，目光所燭照之遠，所以也就無怪司馬遷是完全被這優越的文化的光芒所降伏或者陶醉了！
六藝在精神上是六種文化教養，具體的表現則為《六經》，司馬遷援用《六經》作為根據的地方也非常之多：
《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厘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外戚世家》
這是總起來依據《六經》，以說明夫婦在人倫中之重要的。分別援用的，則有：
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殷本紀》
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平準書》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傳》
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征」。——《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樂書》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貨殖列傳》
這都是《詩》、《書》並引，大致是徵信之用，認為《詩》、《書》是可靠的最早史料，應該取為依據。所以然者，在司馬遷看，孔子是最早而且最偉大的歷史家，《書》是孔子編次的，《詩》是孔子刪取的，自然是最可珍視了。司馬遷又說：「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太史公自序》）這卻是說明《詩》、《書》之性質，又終有苦悶的象徵的背景。至於《史記》中：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十二諸侯年表序》
則是專門對於《詩》的了解，認為《詩》仍是以儒家精神——人倫——為出發，人倫的道理的崩潰，乃是《詩》由抒情而變為諷刺的樞紐。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司馬相如列傳贊》
這是根據詩教以評論後世文章，司馬遷認為《詩》總有諷諫的作用。司馬遷敘述讀《詩》後的感印的，則有：
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召公世家贊》
司馬遷有時賦《詩》斷章，借為代言：
《詩》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孔子世家贊》
更有時借《詩》為評論的權威：
《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淮南衡山列傳贊》
難得的是司馬遷對於《詩》的總認識則又有：「《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太史公自序》）他終於以文學家的立場，而還這部古代詩歌總集一個抒情的本來面目。在那烏煙瘴氣的經生見地中，這不啻是一個照徹萬里的燈塔！
專論到《書》的，則有：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世家》
這是說明《書》不但是一種史，而且是有一種文化的傳統之理解在。禮本是社會與個人的關係的定規，《書》便恰恰是和禮相配合，而記錄著這種關係的變遷的。這樣一來，禮的意義便充實了，《書》的意義也擴大並提高了。其他像：
《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 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傳贊》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河渠書》
這都是援用《書經》之文，或則加以熔鑄的。《史記》中援用了經文，而泯卻了痕跡的，那就更多了。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張釋之馮唐列傳贊》
這就又是拿《書經》作為衡量的尺度了。
禮和樂，司馬遷也有他很深澈的了解和發明。這是見之於《禮書》和《樂書》之首：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盪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禮書》
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採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樂書》
司馬遷對於禮，可說讚美極了，稱為「洋洋美德」，稱為「豈人力也哉」！簡直把它神秘化，而以為能「宰制萬物，役使群眾」了。「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也可說是最中肯的對於禮的理解。禮無非是人情，正是儒家所謂「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把人情（包括欲望）放在適當的地位，不是阻遏而是節制，並且讓它有適當的發泄，這是禮的真意義，也是儒家的大功績。像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所認識的，好像只是「序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別」似的，就未免仍舊有點皮相了。我敢說司馬遷之認識和理解儒家，尤有超過於其父者。然而那機會卻仍是他父親給他的，所以我們就仍不能不感謝司馬談了！司馬遷又說：「凡作樂者，所以節樂。」也是大發現。只有在這一點上，禮與樂才有相通。至於所謂「蕩滌邪穢，以飾厥性」，簡直像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淨化作用（Katharsis）：一切藝術都是如此的，一切藝術性的禮樂文化也都是如此的！最後，司馬遷用「自然之勢」來解釋樂之感人，就又表示他沒辜負父親所遺留給他的道家立場了。
司馬遷對於《詩》、《書》、《禮》、《樂》的認識說過，現在說到他和《易》的關係。書中引《易》的，有：
《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屈原賈生列傳》
《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太史公自序》
這裡所引的是《井卦》爻辭和繫辭。書中讚美《易》的，有：
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雲。——《田敬仲完世家贊》
孔子晚而喜《易》之說，是司馬遷所堅持的，在《孔子世家》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大概因為司馬遷在經學上的傳受是今文家之故吧，所以他心目中的孔子和《六經》的關係都是十分密切。司馬遷對於《易》的認識既是「幽明」，所以凡是《史記》中講幽明的地方，大抵都可認為是《易》教。例如：
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歡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外戚世家》
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此其犖葷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天官書》
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龜策列傳》
在《論語》中孔子不常講的性命與天道，就是《易》道。孔子人格本有神秘的一方面，也就是浪漫的一方面，在這一點上，尤其惹動司馬遷的內心深處。越不可測度，越有誘惑性。孔子的人格乃是無限的，乃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的，然而因此，卻越發讓崇拜他的人興「高山仰止」之思了！
《易》的內容是講幽明之變，是講性命之際，是講天道。至於《易》的構成原理，司馬遷卻也有扼要的說明：「《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司馬相如列傳贊》）原來《春秋》是借一些具體事實而推出一些抽象道理，《易》卻是由一些抽象原則而借象徵為說明的。
《六經》中，最後應該說到《春秋》。卻因為《春秋》對司馬遷的精神更有著內在的連繫了，所以我們留在下面，特別去探討。現在可說的，是司馬遷浸潤於《六經》者實在深而且久。他對李斯的惋惜，是「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可見知六藝之歸，他便認為是應該大有所作為了。司馬遷的抱負，正可在這裡窺見一個消息！
五 司馬遷與《春秋》
六藝之中的《春秋》，司馬遷尤其重視著。這是無怪的，因為不惟他的父親的遺命是希望他作第二個孔子，繼續《春秋》，就是他自己的心胸，也實以作《春秋》的孔子自居。《春秋》絕筆於獲麟，《史記》也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的；照《史記》上說，孔子是厄於陳蔡，才作《春秋》的（《太史公自序》），而司馬遷卻也是「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才「述往事，思來者」的；尤其妙的是，孟子不是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麼？孔子到司馬遷，也恰是五百歲，「自周公卒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那末，更是應該有第二個作《春秋》的孔子的時候了！這些話的事實如何，我們不必去問，漢武帝是否真獲了麟，孔子是否真在陳蔡之厄作《春秋》，司馬遷是否真因李陵之禍才動手寫《史記》，孔子到司馬遷是否已經恰有五百歲，我們都不必管。我們注意的是，不在事實而在心理上，司馬遷的話有它的真實性。——這就是：司馬遷是第二個孔子，《史記》是第二部《春秋》！
《春秋》是一部單純的史書麼？當然不是；尤其在司馬遷的眼光里不是。「《書》以道事」，《書》尚且不是單純的史書，其中已有文化的政治的意義如上所說，何況是「《春秋》以道義」，其中的政治性、哲學性乃更濃。
在司馬遷覺得，《春秋》原來代表一種政變。你看他在《自序》里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原來這部《春秋》是和打倒桀紂的湯武，打倒秦始皇的陳涉同類的，那末，它已不止是一部空洞的書冊了，卻是一種行動，孔子也不止是一個文化領袖了，而且是一個政治領袖——開國的帝王了！
必須在這個意義下，才能了解《春秋》在孔子整個人格中的關係，也必須在這個意義下，才能了解司馬遷寄託於《史記》中者之深遠。
六藝本不是分割的，每一部代表某種文化上的意義的經典，都和其他經典在溝通著，在印證著，在發明著。因此，《春秋》乃是禮義的根本大法的例證和實施：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斷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太史公自序》
這樣看來，《春秋》可以代表一種法制——是禁於未然的法制，這也就是「禮」。在這裡，《春秋》是「是非」的權衡，是「王道」的綱領，是一切人「通權達變，的指南。關於《春秋》在孔子生命史上的重要，以及《春秋》中之確有大義微言，司馬遷尤記得詳明，那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1)，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世家》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十二諸侯年表序》
那末，《春秋》可說是孔子的最大著述，乃是整個生命之最後寄託，其創作時之不苟與認真，子夏也不能有所修潤，而且是一生功罪之所系了。假若說六藝中的其他經典也許多少還有身外之物之意，《春秋》卻是孔子真正性命心靈中所呼吸著的。《春秋》不是記「實然」的史實，卻是「應然」的理想的發揮。據魯、親周、故殷，就是公羊派所謂三科。何休說：「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故宋即故殷（宋為殷後），新周即親周（《大學》上：「在親民」即「在新民」），以《春秋》當新王即據魯。（孔子說：「吾其為東周乎？」孔子原想建一個新的東方周帝國！）故殷者，是因為孔子本是殷後，不忘本。親周者，是因為孔子有集權思想，他一部整個《春秋》，都是表現一種政治上的向心力的。據魯者，乃是因為新帝國的理想建設，就以魯為根據地。這就是《春秋》的大義微言！孔子志在周公，只有在《春秋》里表現得最明顯。講義法，講傳指，都可見司馬遷是公羊家的嫡派，不愧他有董仲舒那一位好師友！
《史記》中用公羊家言的地方非常多。例如：
《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宋微子世家》
這都是采的《公羊傳》。《公羊傳·隱公三年》：「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尤其前一條，為《春秋左氏傳》所無。
擅長《公羊傳》的是董仲舒。在《儒林列傳》中已有：「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太史公自序》中講《春秋》是引董生，《十二諸侯年表序》中也說：「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都可見司馬遷的《春秋》之學的淵源。
孔子的《春秋》既含有建一個新國之意，難道司馬遷也要建一個新國家麼？其實並不然。大概照漢人一般的想法，漢朝就已經是一個理想的國家之部分的實現了。司馬遷也認為漢朝之「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就已經是一個新國家的象徵了。他說：「《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太史公自序》）原來《春秋》也有頌揚的一方面，他的《史記》就把這方面發揮在對於當代上。司馬遷諷刺，固然是真的，他對於當代之感到偉大，感到應該歌頌，也同樣是真的，不過不很明顯罷了。
歌頌的方面不太明顯，諷刺的方面更其不能明顯。就是在這一點上，他也是取法的《春秋》：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匈奴列傳贊》
在別一機會，司馬遷說：「《春秋》推見至隱。」（《司馬相如贊》）固然一方面是因為《春秋》在具體事實中見抽象原則，另方面卻也是由於《春秋》有它的忌諱，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公羊傳·閔公元年》），因而把一部分史實故意隱藏了；只是那原則卻也還是由沒隱藏的記錄中可以推出而已。
《春秋》不單包含了孔子的政治抱負和政治哲學，而且暗示了孔子對於曆法的見解。所以「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曆書》）。孔子關於曆法的主張是什麼呢？原來就是夏曆。「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雲」（《殷本紀贊》），《論語》上孔子也有「行夏之時」（《衛靈公》十一）之語，後來司馬遷參加漢朝太初曆的訂定，便也是實現孔子這個理想的。
中國的歷史家，一方面是要懂得天道，一方面是要知道並非是記錄「實然」的史實，而是發揮「應然」的理想，司馬遷在前者是得自《易》教，在後者就是得自《春秋》。司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太史公自序》），的確是當之無愧了。司馬遷既學《春秋》，《春秋》又有那樣多的「忌諱」、「義法」、「推見至隱」，所以他的《史記》，在我們讀去時，便也當有很多的保留，當有很多口授的「傳指」、「不可以書見」的地方，這也是自然的了！
六 司馬遷在精神上受惠於孔子的所在
孔子之為歷史家，不自作《春秋》始。在《論語》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而》一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二十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九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衛靈公》二十六
這都可以看出孔子之歷史的興趣。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二十三
則代表一種歷史哲學。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五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憲問》十七
這似乎是《公羊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和「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隱公七年）之濃厚的國家思想的先聲。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十八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三十一
這都似乎是《公羊傳》「《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閔公元年）之溫暖的人情的根據。至於「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雍也》二十四），更似乎是「據魯、親周、故殷」的建一個新國的張本。所以單就《論語》看，孔子實在已經有一個歷史家——特別是《春秋》公羊派的歷史家——的首領的資格而無愧了。
司馬遷學孔子，以《史記》當《春秋》，可說有內在的邏輯的連繫性，而無可疑者！除了《春秋》的大義微言，為司馬遷所吸取了，以作為他那《史記》的神髓之外，司馬遷卻也在《史記》中，只就史的方面，受惠於孔子者很多。這是：
第一，對歷史上的人物之人格的欣賞和評論 孔子稱泰伯為「至德」（《泰伯》一），稱伯夷「不念舊惡」（《公冶長》二十三），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公冶長》十六），稱禹「吾無間然矣」（《泰伯》二十一），稱「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憲問》十五），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公冶長》十七），稱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泰伯》十九），這種趣味也傳給了司馬遷。因而《史記》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一部古代史詩，每一人物，他都有所評論或欣賞。
第二，古典精神 「好古」已是古典精神的表現了，而最代表孔子之古典精神處，則在孔子講節制，所謂「以約失之者鮮矣」（《里仁》二十三）；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四）；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二十）；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二）；這都是在規矩之中，而不流入於放縱或過分的，假若用一個名詞說出來，就是所謂雅。在雅的反面，是一些惡趣味，那便是孔子所一律排斥的了，例如「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陽貨》十六），「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二十一）等都是。可是古典精神並不是只注重節制的形式或規矩的，卻也還注重內容的充實，只是二者必須立於一種和諧而各得其所的狀態，這就是孔子所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十八），這才是雅的真意義。司馬遷的精神本是浪漫的，常常要橫決古典的藩籬而奔逸出去，然而因為被孔子的精神所籠罩之故，所以也便每每流露一種古典趣味了。你看他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五帝本紀贊》）「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同）「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封禪書》）「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傳贊》）這都完全是孔子之重雅的口吻！
第三，理智色彩 古典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即理智。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對生死鬼神都採取一個極其保留的態度，便正是這方面的表現。司馬遷也頗有些地方，極其理智。他不信地脈，《蒙恬傳贊》上有：「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他也不信龜策，而且很客觀地採取兩種解釋：「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龜策列傳》）這也是像孔子那樣的保留的。他更不信天，例如他說項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項羽本紀贊》）在這裡他只從情勢上分析，而不信悠悠的命運。其他地方像敘述豫讓拔劍擊趙襄子之衣，而不採《國策》的「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敘述荊軻而不採「天雨粟，馬生角」的傳言；敘述黃帝，還他一個常人的面目：「黃帝崩，葬橋山。」（《五帝本紀》）敘述老子，也著出他的鄉里和子孫，指明他和黃帝統統不是騰雲駕霧的活神仙；這都是極開明，極理智的。
第四，慎重和徵信的態度 在司馬遷的心目中的孔子是非常謹慎而小心的，所以在《孔子世家》中有：「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在《三代世表序》中也有：「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孔子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十七），孔子之「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為政》十八），司馬遷是承受了的，所以《高祖功臣表序》上就有「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的話。《史記》中常有兩三說並存的時候，在司馬遷決不自加判斷，卻留待後人的抉擇；在不懂得他這種保留態度的人，卻就以為司馬遷多所牴牾了！由於孔子之慎，所以孔子主張「無徵不信」（《大學》）。堯舜以上，孔子是不談的，也就是一種徵信的表現。司馬遷對這種精神，常常牢記於心：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五帝本紀贊》
唐虞以上，不可記已。——《龜策列傳》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貨殖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傳》
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平準書》
《詩》、《書》所斷的時代，也就是司馬遷所斷的時代。歷史家的精神本在求真，本在考信，而司馬遷的考信猶不止於文字，他更要參之耳聞目見，他在《大宛列傳》的贊上說：「《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這就不止是考信了，而且有一種科學家的實證精神！在這一點上，司馬遷或者業已超過孔子了！
第五，人生的體驗與智慧 孔子和一切世界上的哲學家不同，而有一種獨特的價值處，就在他不是空洞的理論家，而是滲透於人生者極深，有著豐富的體驗與智慧的。像孔子對人生的窮困便是極為了解並同情的，所以他能夠說：「貧而無怨，難。」（《憲問》十）孔子對一般人的意志是知道不可勉強或阻遏的，所以他能夠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二十六）他又深知人之一生里的誘惑是各有其階段的，所以他能夠說：「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季氏》七）他很明了思想上之格格不入而合作的困難，所以他又能夠說：「道不同，不相為謀。」（《衛靈公》四十）大概他看到的有希望的青年而無所成就的太多了吧，所以他能夠說：「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罕》二十二）他更看到許多東倒西歪的人物之禁不住風浪吧，所以他會很感慨而含蓄地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子罕》二十八）——這都是多末親切而深遠的閱歷！司馬遷不能不對這有所感印著，於是他的《史記》也便不是一部普通的枯燥的歷史教科書，其中也同樣有著生活的了悟和烙印了。他的判斷，極其明澈，他對人情的揣摩，極其入微。這更不能不說是由孔子之賜使然了！
總之，由於孔子，司馬遷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個絕世美人，又披上一層華麗精美而長短適度的外衣似的；由於孔子，司馬遷的趣味更淳化，司馬遷的態度更嚴肅，司馬遷的精神內容更充實而且更有著蘊藏了！一個偉大的巨人，遙遙地引導著一個天才，走向不朽！
七 司馬遷在心靈深處和孔子的真正共鳴
孔子果然是一個純粹古典的人物，單單發揮冷冷的理智的麼？
並不然。孔子在「不逾矩」的另一面，是「從心所欲」。他的情感上仍有濃烈陶醉的時候，他聽音樂，可以三月不知肉味，可以說「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述而》十四）；他的氣魄上仍有不可逼視而震撼人的地方，他會說：「吾未見剛者。」（《公冶長》十一）他會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八）他會說：「非其鬼而祭之，餡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二十四）他會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五）在這種地方，我們能說孔子沒有浪漫傾向麼？
在《論語》中，孔子是「不語怪力亂神」的，可是在《史記》的《孔子世家》中，孔子卻就懂得木石之怪，山川之神，以及三尺的短人，三丈的長人了。這說明著什麼呢？這是說明司馬遷已經把孔子浪漫化，或者說，他所採取的孔子，已不是純粹的古典方面了。
而且照我看，孔子根本是浪漫的，然而他嚮往著古典。他一生的七十多年的歲月，可視為乃是一個浪漫人物掙扎向古典的過程。「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到了生命的最後，他的掙紮成功了！孔子是殷人，到他臨死時，他有著身為殷人的自覺，所以他對子貢說：「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過了七天，他便死了（《孔子世家》）。可是他羨慕的是周，「鬱郁乎文哉」的周。殷人尚鬼，殷本是一種重感情，富有宗教情緒的文化，周卻是講度數，講禮樂的一種理智文化。殷是浪漫的，周是古典的。孔子身為殷人，而嚮慕周，這說明他本為浪漫而渴望著古典！
也就在這種心靈深處，司馬遷有了自己的歸宿了。所不同者，孔子的掙扎是成功了，已使人瞧不出浪漫的本來面目，而司馬遷卻不能，也不肯始終被屈於古典之下，因而他像奔流中的浪花一樣，雖有峻岸，卻仍是永遠洶湧著，飛濺著了！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寫於重慶
【注釋】
(1)《史記》張守節《正義》，解釋這句話是：「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我不採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