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 第四章　司馬遷之體驗與創作（上）——無限之象徵

一　從耕牧到京師受學 固然由於孔子的影響之故，司馬遷對於人生也有他的體驗和智慧，可是假如實際生活不豐富，那體驗便仍將是貧乏，而智慧也仍將是淺薄了。 很幸運的卻是司馬遷一生和實際生活都在連繫著，他雖然在二十八歲（公元前一○八年）以後，就「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而且有著「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方便，可是他以生命力的活躍和進取，並沒單單關在書齋里做書呆子。 十歲以前，他曾經雜在牧童和農人的中間，這已經是接近民間實際人生的初步了。 九歲這一年（公元前一二六），那個有名的江湖好漢郭解全家被朝廷殺了，在被殺以前，郭解曾把自己的外祖家安置在夏陽。夏陽在現在山西、陝西交界的韓城，也就是司馬遷的故里。司馬遷後來在《史記》中說到郭解的身材短小，面貌平凡，應該就是這一次見到的。從這裡，我們可以推知司馬遷在九歲時還沒離開家鄉，他應該是時常和一些野孩子一道玩兒的罷；我們可以想像到他一定鍛煉得一副好體格。 他自己說：「十歲誦古文。」恐怕就是十歲到了京師的。這一年孔藏是掌宗廟禮儀的太常，他的同宗弟弟孔安國當侍中，假若說司馬遷跟著孔安國學過古文《尚書》，便正是這時候。 在司馬遷的少年時代，正是國家最熱鬧的時代。衛青為大將軍，出塞大征匈奴，帶了十幾萬人，所鹵獲的是右賢王裨將五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牲口數十百萬，這一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司馬遷十二歲。過了三年，張騫奉命通西域。 在司馬遷十六歲的時候，漢武帝開始立樂府，由大文學家司馬相如作詞，由大音樂家李延年制譜，並領導演奏。 在司馬遷十七歲這一年，李廣自殺了。對匈奴的征伐，自此也告了一個段落。因為李廣是郎中令，雖然屢次出征，但由於職務的關係，也時常在京師。司馬遷的父親既也在朝廷作官，他們一定有不少的往還。所以司馬遷對於長輩的李廣是有著很深的印象的。他說那才氣縱橫的李廣卻很和氣，像一個鄉下老，這應該也是親眼目睹的。 次年老詩人司馬相如也死了。 司馬遷何幸而生在漢武帝的大時代，又何幸而住在當時政治、軍事、文化中心的長安！他的少年時代，已經過得不寂寞了。 二　東南和中原的大旅行 二十歲開始了他的壯遊。 他為什麼去的，是父親的指示呢？還是由於「父與子」的衝突而賭氣出走呢？我們不曉得。他怎麼去的，是一個像陶潛所謂「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麼？還是陪奉了什麼人？我們也茫然。 我們只知道這次大規模的旅行，是先到了江淮，這就是江蘇和安徽的北部。他恐怕早是對於歷史有著興趣，而且有著一種實證的習慣的罷，所以他到了淮陰，就打聽了韓信貧困的故事：韓信的母親死了，埋的錢都沒有，可是選了個很高的塋地，讓旁邊可以住一萬多人家。司馬遷便親自到韓信墳上去看了看，果然一點兒也不錯！ 從江淮又南上江西的廬山，「觀禹疏九江」（《河渠書》）；又到了浙江紹興縣南的會稽山，據說禹在這兒曾大會諸侯，計算他們的貢賦，所以叫會稽，會稽就是會計呢。禹大會諸侯以後，便崩了，於是即葬在此地。山上有一個洞，傳說禹曾經進去過，因而叫禹穴。司馬遷便也上去探察了一番。禹的後代越王勾踐，也是在會稽臥薪嘗膽而復了仇的。這故事也一定在當地傳播著，後來采入《史記》了。 既看了禹所葬的地方，舜葬的地方也不能不看。他就又由浙江到了湖南的南部寧遠縣境，這裡有九疑山，傳說就是舜的最後歸宿。 九疑山是在湘水的上游，司馬遷又順流北下，到了長沙。屈原的《離騷》、《天問》、《招魂》、《哀郢》，賈誼的《吊屈原賦》和《鳥賦》，司馬遷是早已很感動地讀過的了，這時他就親自去看了看屈原投水的汨羅江；他於是哭了，從心裡悼念著那個志潔行廉，因方正而不見容的大詩人！同時長沙是一個卑濕之地，也是那只有三十三歲的天才政論家賈誼所不得意之所，司馬遷為了賈誼之吊屈原，更增加了對屈原的悼惜，但也為賈誼之聊以自廣的《鳥賦》，又在無可奈何中似乎解脫了！司馬遷是太敏感，太有感受性，太偏於抒情的了，所以對任何人同情著，何況是屈原和賈生？更何況是正在他二十歲的多情的青春時代？ 楚文化的遺澤，他既儘量的呼吸著，於是再北上，大概先到了姑蘇和五湖，憑弔了吳王闔閭和夫差的舊地，就到了儒家的根據地齊魯。他大概在齊魯盤桓的時候最長，一方面深深地體會孔子的教化之遺風，所以他說：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儒林列傳》 另方面則實習孔子的事業，在鄒魯間學鄉射之禮，並對孔子的人格深深地崇敬著，嚮往著：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孔子世家贊》 因為「講業齊魯之都」，於是司馬遷在深味鄒魯的儒風之餘，觀察兼及於齊。不過他對於齊的整個印象之獲得，卻還是以後扈從封禪時的事。 經過齊魯之游以後，司馬遷卻也像孔子的遭遇——菜色陳蔡——一樣，困厄於鄱、薛、彭城。這都是山東南部和江蘇北部之地。薛在滕縣西南，是孟嘗君被封的所在，後來司馬遷說：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孟嘗君列傳贊》 那印象就應該是這一次獲得的吧。彭城則是現在慣稱的徐州，豐沛在其北，邳縣在其東，漢初的要人大半生長於此。例如漢高祖是沛豐邑中陽里人，蕭何是沛豐人，曹參是沛人，周勃是沛人，盧綰是高祖同里，樊噲是沛人，夏侯嬰（即滕公）是沛人，周昌是沛人，周是沛人；張良雖不是這一帶的人，但早年是在下邳亡匿；而遇見圯上老人的；項羽雖和漢高祖對立，但他的籍貫是下相（現在江蘇北部宿遷縣西），他那西楚大帝國的都城也仍在彭城（徐州）。項羽勢力最大的時候，是表現在和漢高祖的彭城大戰（公元前二○五）的時候，高祖以五十六萬大軍為項羽三萬精兵所敗，趕得漢兵有十餘萬人擠到睢水裡，睢水為之不流，當時許多新立的諸侯都再度歸楚而叛漢了。這有名的古戰場便也在徐州及其東南。 司馬遷到了這個漢初史跡的寶庫來，豈能輕易放過？那許多要人之微賤時的生活，便一定是這時採訪所得。所以他說： 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樊酈滕灌列傳贊》 樊噲本來是屠狗的，後來因為軍功，封為舞陽侯，他是一員猛將；灌嬰是賣繒的，因軍功封為潁陰侯，更是勇敢善戰的急先鋒。其他如蕭何、曹參、周勃後來都做到相國，而前二人為當地的獄吏，後一人則為當地治喪時的吹鼓手；周昌也是當地的小吏，後來卻是御史大夫；夏侯嬰本來是和高祖戲耍的伴侶，有一次並且把高祖打傷了，後來卻封為汝陰侯；盧綰則和高祖同日生，因為是同里，兩家又原有情誼，鄉下人便同時持羊酒去賀過他們兩家，到他倆長大了，交情也十分好，鄉下人便又拿羊酒來再去賀他們兩家，後來盧綰便是燕王。這些故事，假若不實地去打聽，也如何能得到？ 至於像漢高祖之好酒色，對廷吏無不狎侮，又喜大言，呂公遷沛的時候，客人出不到一千賀錢的，就坐在堂下，高祖卻詐言賀錢一萬，其實不名一文，以及高祖服役咸陽時，別人都出三錢，蕭何卻出五錢，所以後來以蕭何為第一功，封賞是最厚；把一個流氓集團的面貌畫得這樣生龍活現，更是司馬遷之得力於實地訪求處了。 司馬遷困厄於餘州附近以後，又到過河南一帶。照現在的地理講，司馬遷是順了隴海路，由徐州到了開封的。開封是戰國時魏的京城大梁。魏的整部歷史，立刻又浮現在司馬遷的腦海中了。梁的最後一幕，卻便是當地人告訴給他的： 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魏世家贊》 魏之亡和信陵君之毀廢病酒是有關的，信陵君本為司馬遷所崇拜，所以司馬遷到了大梁，就又搜尋信陵的故事。信陵的故事中最精彩的乃是執轡迎夷門監者侯嬴。所以司馬遷說：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信陵君列傳》 開封以東，到徐州一帶，是戰國末年楚地。司馬遷在《春申君列傳贊》上說： 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 那時楚已遷陳（現在河南的東部淮陽），後來再遷壽春（現在安徽北部壽縣），春申君的故城宮室便應該在淮陽一帶，大概是司馬遷在到開封時所路過的。弔古之餘，司馬遷又同時留心了這一帶的水利。 當司馬遷到了大梁以後，當又西行。他所謂：「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雲。」箕山在現在河南洛陽以東登封縣境，大概就也是這一次壯遊所到的，但卻已是壯遊的尾聲了。 這一次的大旅行，我們不敢說他已經存心作《史記》，然而無疑的他的歷史興趣發達得極早，也就是這種興趣，鼓舞他漫遊天下了。說是歷史興趣，或者還不十分確切，更正當地說，乃是他那少年時所蓄蘊的生命力，乃是他那像含苞而要怒放的才華，乃是他那青春的活力之燃燒，才迫使他的足跡放縱於天南地北吧！可是結果讓他宛然像一個偉大的觀客一樣，在各種實地布景中，暢快地欣賞著歷史上的悲喜劇了；卻又讓他仿佛身居為一個好導演似的，在攝製著各地的風光，準備著自己也在指揮歷史劇的舞台了！他是「歷史劇」的觀客，卻也是「歷史劇本」的舞台長！ 此行結束後沒有好久，時時長征的機會卻又跟著來了。 三　仕宦生活的開始——空峒扈駕和奉使蜀滇 原來他在二十壯遊以後，就開始了仕宦生活，當了郎中。郎中是一種近侍的貴官，屬於郎中令，平常並無一定的工作，但有事時則奉命出使，或者扈駕巡行，相當於現在侍從室一類的職務。 在漢朝仕為郎中的，大概有兩種來源，一是假若他父親官在二千石的，則可以把兒子選送了去；二是自從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司馬遷十二歲時），公孫弘出了一個主意，十八歲以上的優秀青年，可以補博士弟子員。名額是五十，每年有一度考試，那博士弟子員成績好的，就可以為郎中。司馬遷的父親是太史令，在官階上只是六百石，當然不能選送司馬遷為郎中。所以司馬遷之為郎中，應該是先經過博士弟子員，又考試得好，才得到的。 有人以為元朔五年公孫弘有那樣的建議，遂推測那一年司馬遷即仕為郎中了，並認為司馬遷在十九歲補的博士弟子。其實所謂十八歲以上，未必就是限於十九歲；元朔五年有那樣的建議，也未必就是限於元朔五年只選一次，其實卻是應該自此以後年年有補充的。既有選為郎中者，就有來補博士弟子的了。 假若照我的考證，則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司馬遷才十二歲。當是又過了十年，司馬遷已經二十二歲，這時是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司馬遷或者才作了郎中的吧。他的壯遊究竟占了幾年，我們不能確知，但為時未必很長，因為那時的交通雖困難，但決不如想像中之甚，漢武帝每次封禪，常常走半個中國，可是也不過幾個月。不要說漢朝，就是孔子時的季札（距司馬遷約有四百多年），他歷聘各國，到了鄭，到了魯，到了齊，到了晉，也不過一年呢。 所以我推測司馬遷壯遊時所占的時光，也不過三四年。二十二歲時已為郎中是可能的。 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他二十四歲了。漢武曾經幸雍，雍是秦德公卜居（公元前六七七）之所，就是現在長安以西扶風的地方。漢武帝在這裡祭五畤，五畤即青、黃、赤、白、黑五帝之祭地。漢武帝從此又西行，越過了隴山，到了甘肅的平涼以西，登過了空峒，據說這是黃帝所登過之處，更西行，到了祖厲河岸；大概是現在的會寧一帶，才轉回來。再過去，便是現在的蘭州了。司馬遷無疑是曾扈駕，也到過了這些地方的。他說：「余嘗西至空峒。」（《五帝本紀贊》）也只有這一次的機會最相符合。到了空峒，便將黃帝的傳說又溫習著了。 空峒之行剛畢，在次年（元鼎六年，司馬遷二十五歲），他又有奉使巴、蜀、滇中之事。這是關係漢朝經營西南夷的一件大事。這經營開始於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那時司馬遷才六歲。由唐蒙帶兵千人，從巴（現在重慶一帶）、蜀（現在成都一帶）、筰關（現在四川西南漢源縣）分道入夜郎國（它的中心是在現在貴州北部桐梓），夜郎附近小邑因而歸漢，漢遂建了犍為郡，這就是現在的四川宜賓。宜賓又稱僰人道，因為這是僰人所居，僰是現在所謂擺夷。當時為經營西南，曾動員了數萬巴蜀之地的人民，預備從宜賓修路，直達貴州的北盤江（這江當時叫作牂軻）。人民有逃亡的，每加以軍法從事。因此騷擾得不堪，漸漸便有釀成民變的可能了。於是漢武帝遂派了司馬相如去曉諭他們，推說只是唐蒙等的私意而已，朝廷本無心於此，這樣才把他們安下了。同時邛（即邛都國，在現在西康的西昌東南）、筰（漢源）、冉（現在四川的茂縣，在成都西北）等地的君長也都請求內附，因而西夷和南夷一樣的歸順了。這事在司馬遷奉使前的十九年。 司馬遷的奉使，卻比他的前輩走得更遠了一些，不但到了巴蜀以南，邛笮（西昌一帶）之地，而且到了昆明。這一年設了五郡。即武都（甘肅東南角武都到陝西西南角寧羌一帶）、牂軻（自貴州北部遵義到中部平越一帶）、越嶲（西康西昌一帶，所謂邛都）、沈黎（四川漢源一帶，所謂筰都）、文山（包括雲南南部開化一帶）是。到了司馬遷這一次奉使，西南的經營才算是更具體化，真正告了一個段落。 司馬遷這一次的收穫，除在國家方面不言外，在文學上乃是《西南夷列傳》那篇很有韻致的地理文之產生。後來柳宗元的《游黃溪記》和《袁家渴記》就都是模擬這篇《西南夷列傳》的。 司馬遷的二十壯遊是偏於東南及中原地帶，但他當了郎中以後，那二十四歲的扈駕西行，和這次二十五歲的奉使川滇，就把西陲和西南也補充了，於是幾乎全中國的巡禮便完成了。 四　封禪與北地之游——「無限」之象徵 司馬遷奉使巴、蜀、滇中的第二年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漢武帝舉行了大規模的封禪。在封禪之前，那招展了千餘里的旌旗，十八萬的騎兵，卻先越過了長城，到了五原、歸綏，把匈奴威脅了一番（因為封禪先要罷兵），遂又到了陝西的中部縣，去祭過黃帝（因為那兒相傳有黃帝葬於橋山的墳墓）。從此就折回陝西淳化縣的西北甘泉，甘泉有泰畤，祭的是泰乙。當時曆法以十月為歲首，這事便在元封元年的十月。 到了這年的春天正月，這大隊人馬才又東下，去正式封禪。就在到了洛陽的時候，原是跟隨著的司馬談卻病倒了，這時司馬遷正從西南奉使歸來，在洛陽見到了他的父親。 司馬遷這一年二十六歲，在父親的彌留之際，接受了做第二個孔子，並著第二部《春秋》的遺命。那為一般人所盼望了三十年的封禪大典，並為司馬談本人所參加設計過的封禪大典，可惜只能看了一個序幕，就飲恨而終了。 司馬遷是什麼時候追上了大隊，是否趕得上緱氏和嵩山的祭祀，我們不曉得，但是因為職務的關係，終於扈駕東行，到了海上。這一年的四月，又隨從漢武帝從海上到了泰山，參加了封禪。所以他的《封禪書》並非耳食之言，卻也是實地的收穫： 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里，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所謂壽宮是奉神之宮，早在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那時司馬遷才十八歲，壽宮中就已經有神君下降，借巫為主人，不過說些普通話，可是為漢武帝所寶貴著了。司馬遷為郎中以後，大概時常有參觀這種喜劇的機會的。 封禪固然熱鬧，然而司馬遷的父親之死，一定給司馬遷以很大的創痛，所以他在《封禪書》里，一方面是飄忽神逸之筆，一方面卻又極盡諷刺笑罵的能事，這也是當然的了。 因為封禪而有了至海上的機會，這使司馬遷對於齊才有一種更總括的了解。他說：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齊太公世家贊》 此外《史記》中關於齊人的許多記載，如騶衍、公孫弘以及許多方士如少翁、欒大、公孫卿、丁公、公玉帶等，也一定是由於在實地旅行中所得的靈感而著筆的了。 元封元年的五月，那封禪的行列，又由海上而到了現在遼寧的錦縣，熱河的承德一帶，再經過綏遠的五原，回到甘泉。他們這一萬八千里的旅行，於是結束。司馬遷這次北邊之行，是記載在《蒙恬列傳贊》里：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直道就是五原到雲陽（現在陝西淳化縣西北，亦即甘泉）的直通之道，所以恰恰是這一次的紀行呢。司馬遷從前遊了東南和中原，遊了西陲和川滇，所遺憾的就是缺海上的景色和塞外風光了，這一次北地之游便又給彌補起來。 他到了任何地方，都訪問長老，並都緬懷著中國的往古先烈。所以他又說：「至長老皆往返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精神的遺澤，在他是深深地感印著了。 司馬遷的旅行，其意義也許不只是在表面上而止。以天才縱橫的司馬遷的精神論，本是有囊括宇宙，氣吞山河的魄力的，因為它無從放置了，所以奔溢而出，迫使他各處縱游。司馬遷的精神是浪漫的，浪漫的意義——最重要的——之一就是「無限」，這遨遊也無非是那「無限」之象徵而已。 這一年桑弘羊的平準政策成功了，由國家統制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因此十分富足，漢武帝各處巡狩，並賞賜，就是取給於此。司馬遷也正叨了時代的光！不過後來平準的流弊叢生，司馬遷也親見之，那也就是他作《平準書》的來由了。 五　負薪塞河 旅行也許是司馬遷的命運了，封禪的第二年，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他二十七歲了，又有扈駕負薪塞河之役。 原來這一年的春天，漢武帝又到了緱氏城（現在河南的偃師縣南），更東行，到了山東半島膠東，四月的時候，又去祭了泰山。因為這一年天旱，收成不好，而黃河在瓠子決口，人民的生活是更苦了。於是漢武帝乃率領百官去塞河。 瓠子在現在河北南端濮陽縣南。當時漢武帝一面讓百官都帶了薪柴，加上竹片插起來，把石和土填在裡邊，去防塞，另方面卻又給河水兩條通路，使其宣洩。又是宣，又是防，所以在這裡蓋了一個宮，稱為宣房（同防）宮。漢武帝更親自祭河，把白馬玉璧投在水裡。這樣還怕不成功，於是作有《瓠子之歌》。那詞是： 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旴旴兮閭殫為河； 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魚沸郁兮迫冬日； 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 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另有一首是：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 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 頹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但卻幸而用數萬人之力把河塞好了，河南、皖北、蘇北一帶的水災也消了。司馬遷在這一次又是參加了的，他的《河渠書》就是因為實際的感印，以及有感於《瓠子之歌》而寫下的。 六　父職的繼續——司馬遷之活躍與積極 在司馬談死的時候，就已經告訴過司馬遷：「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這事，在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也就是司馬遷參加塞河的第二年，果然實現了，他已經二十八歲。大概司馬遷的文才早為漢武帝所賞識，並早已表示過要他繼續做太史令了，所以司馬談才曉得他兒子「必為太史」。 為什麼在父親死後的第三年才為太史呢？這是因為父死有三年之喪的緣故。卻只因為他身為郎中，所以雖在守制之期，也還扈駕封禪並塞河。 司馬遷為太史令的這一年，正是少年英俊，富有活力的時代，當時漢武帝已經四十九歲了，但也正在英雄事業的盛期。在司馬遷初為郎中時，漢武帝約四十三歲。君臣的相遇，到這時不覺已經六年了。 天才怒發的司馬遷當了太史令，立刻表現出了躁進和不知人世艱辛的模樣。太史令自然是一個親貴的位置，於是勸他的朋友們也都藉此登上政治舞台。所以當時有勸他的朋友摯峻的一封信：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維伯陵（摯峻的字）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這是勸摯峻也出來立功的意思。那摯峻卻比較世故得多，卻寧欲當山的隱士而不肯出來。那答書是：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出，故悔吝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辱，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游餘齒耳。 這樣韜光隱晦卻也是司馬遷所做不來的，他乃是很得意地「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報任安書》），而「出入周衛之中」了。 司馬遷作太史令的這一年，不唯是他自己得意之時，國威也在蒸蒸日上著。這時不惟距匈奴戰爭告一段落已有十二年，距南越（兩廣）之平已有四年，距東越（福建之地）之平已有三年，而且這一年又把朝鮮定了，西域的經營則自酒泉（甘肅西部）以至玉門，都設有亭障，更因為和西域交通的結果，雜戲（角牴、魚龍、漫衍之屬）也開始出現，凡此一切，都在說明那時代的活躍和盛大。司馬遷正是大時代的驕兒！ 作了太史令以後的司馬遷，他的生活當然是日以「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為事，「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他的精神生活，不用說，是較以往更豐富了。 可是他除了游泳於這些文化遺產之中以外，隨從巡幸之事，卻還是不能免。例如他在二十九歲的時候，就又扈從封禪，這次的路線，是先到了雍（長安以西扶風之地），祭五畤，又通回中道，出了蕭關（在現在甘肅的東北部），繞了一個大圈子，經過獨鹿鳴澤（現在察哈爾的涿鹿），到了山西北部的恆山，才轉回來。到了這時，司馬遷是可以驕傲地說：「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五帝本紀贊》）的確，一個不滿三十歲的人，已經把全國都游遍了，原是值得驕傲的！ 司馬遷三十歲時，漢武帝又有南巡之事。先是到了南郡（現在湖北一帶），又到了九疑山（湖南南部的寧遠縣境），因為傳虞舜葬於此，所以即在這兒祭過了虞舜，又到了灊天柱山（即現在安徽東南部的霍山，當時號稱南嶽），自此到了潯陽（現在九江），這時大隊伍是改為水路了，《漢書》上稱「舳艫千里」，聲勢之大是可以想見的。漢武帝並且在江中發現了一隻蛟，便親自把它射獲了，這時漢武帝已經五十一歲，體魄卻還證明十分健旺。從潯陽，舟行到了樅陽（現在安徽桐城東南）。當時作有《盛唐樅陽之歌》，盛唐就是現在安徽懷寧之地。中間所游的是廬山和彭蠡（就是鄱陽湖）。南巡完了，漢武帝便又北上，到了琅琊和海上，更到了泰山增封。司馬遷自然又跟著走了一大遭。 盛之始，卻也就是衰之漸。這時漢朝的許多名臣大將多半物故了，衛青即死於這一年，張騫則死了八年，張湯死了十年，霍去病死了十二年，李廣是死了十四年，於是漢武帝下詔求人才：「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像一幕戲似的，漢武帝的事業是快到了尾聲了，是快成為歷史家的對象了。——但表面上卻未必有人覺得！ 七　太初曆的訂定和著述 司馬遷三十一歲這一年，在他個人沒有什麼大事。漢武帝卻又巡幸回中，即甘肅的固原。也到過河東，到河東是為的祭后土，后土祠在汾陰（現在山西西南部榮河的地方），不用說司馬遷也是奉陪了的。這一年，為要澈底消滅匈奴，便和烏孫（在現在新疆西界伊犁河流域）連絡，以江都王的女兒細君冒充公主，去下嫁烏孫。這時通西域的使者已到過安息（在現在伊拉克、伊朗一帶），安息便也曾把大秦（即羅馬帝國）的魔術師獻送給中國。往時有許多外國人到中國來，他們也隨了漢武帝巡行，漢武帝往常賞賜很厚，是炫耀，卻也是示威。（漢武帝是天真而又可笑的！）又因為得到烏孫的好馬，稱為天馬，天馬好吃苜蓿，於是宮觀之旁，也便種了無數苜蓿。異國情調是越來越濃了！司馬遷呼吸於這種浪漫的空氣之中，你能怪他成為一個浪漫的大抒情詩人麼？ 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司馬遷三十二歲，卻有兩件不朽的事業，一是完成了，一是開始著，都表現在這一年了。 完成了的一件大事業是太初曆。在這一年以前的曆法，都是認冬天十月為歲首的，有點像現在的陽曆。到了這年的夏五月，改訂曆法，以春正月為歲首，遂奠定了現在陰曆的基礎，支配了中國人的時間觀念在兩千年以上。這種曆法，又不止只是爭一個正月為歲首而已，晦朔弦望也都因經過這一次改訂而十分確切了。更重要的是，照漢人五行學說推起來，漢德有三說：漢高祖自認是赤帝子，色尚赤，所以以十月為歲首。後來張蒼主張漢應該是水德，色當尚黑，也以十月為歲首。只有魯人公孫臣卻主張漢應該是土德，色尚黃。但後一說當時為張蒼的學說壓倒，未見採用。不料在公孫臣說過那話的第三年，即文帝十五年（公元前一六五），在成紀（現在甘肅天水）卻出現了一條黃龍，於是公孫臣的話的重要性便立時增加了。自此以後，大家便都盼望著依照土德而改服易制。可是這事一直擱置了六十幾年，中間被那會望氣的新桓平之欺詐而使文帝打消了興致，以後景帝也沒有動作，武帝初年又為愛好黃老的竇太后所阻梗，最後到了這次改正曆法的時候，才把服色正式規定了。緊跟著「色尚黃」之後，乃是：「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漢書武帝本紀》）原來曆法的改訂，乃是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大整理。這種大改革，參加的人有三四十位，其中如公孫卿、兒寬、壺遂、唐都、洛下閎等，更是有名的專家。這些人有的是司馬遷的晚輩，有的是司馬遷的父執。不過主動的，應該認為還是司馬遷，所以他曾說：「余與壺遂定律歷。」（《韓長孺列傳贊》）司馬遷本是要學孔子的，孔子有「行夏之時」（《衛靈公》十一）之語，《史記》中也有「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之文，這次就由司馬遷之手而實現了孔子的理想了；司馬遷本是世傳的歷史家，古代歷史家即兼管星曆，他這一次大功勞，也正是他父親那「上世典天官事，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的一種九泉下的安慰。太初曆對後來的影響之大，不下於《史記》，在漢代的重要，那就更不必說了。《史記》中《天官書》及《曆書》之作，是有他的實際根據和價值的。 至於他那正在開始著的一件大事，不用說，就是那不朽的著述——《史記》了。國家的政法既然更新，在司馬遷看來，就仿佛開一個新紀元似的了，所以他的《史記》也「於焉著筆」。這時正是他年富力強的時候——三十二歲，所以那文字中精力瀰漫，生氣盎然，矯健之中帶有濃烈的感情。《史記》起初叫《太史公書》，共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自此一直到他四十五歲，費了十四年的功夫才寫成。假若加上他旅行及讀史料的開始時代，恐怕前後不下二十年！ 司馬遷開始寫《史記》的這一年，漢武帝仍然巡幸。在改歷之前，漢武帝又到了泰山和海上。在改歷之後，秋天的八月，則到了安定（現在甘肅固原縣）。這一年，開始征大宛（蘇俄屬的中亞細亞之地），因為大宛的貳師城有好馬，遂稱去征伐的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預備一到那兒就把馬取了來。那知道李廣利來往兩年，回到敦煌（甘肅西界），去的數萬人不過只剩了十分之一二了，於是李廣利請求罷兵。漢武帝聽了大怒，打發人在玉門把敗兵截住，說：「敢回來的就斬！」因此李廣利嚇得留在敦煌，不敢回來。漢武帝覺得大宛是一個小國，小國還攻不下，豈不為人恥笑，於是又發了六萬人，十萬隻牛，三萬多匹馬，駱駝驢騾也以萬計；更因為大宛城內無水，他們吃水是到城外的井裡取，於是加派了水工，去把水汲干，好讓城內沒得水吃。再為萬全起見，加發了十八萬人，保衛酒泉（甘肅西部），同時也是後備軍。伐大宛，目的是為得馬，於是隨著大軍，又派了兩位善於選馬的人，預備一攻下大宛城，就取馬。因此李廣利再整隊西征。這事一直到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才告結束，好馬得了數十匹，中等馬得了三千多匹，大宛王由漢兵立了一位對中國一向情感好的昧蔡，李廣利凱旋迴到長安。為了幾千匹馬，就那樣小題大作，這就是那一個時代之富有傳奇性和誘惑性的地方。（威風而有趣的《大宛列傳》就是在這種氛圍中產生的！）同時，西域的建設，卻因此更璣固並更擴大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時，亭障不過設到玉門（甘肅西部之中心），現在隔了八年，就又從敦煌設亭障至於鹽澤（現在新疆的羅布諾爾）了。到這時，司馬遷年三十五！這其間，漢武帝曾經幸河東（公元前一○二），本年也到過回中。漢武帝的車輦是沒有一年休息過，司馬遷的遊蹤也就沒有一年中斷過！ 這時卻有一樁可注意的事，這就是漢高祖所封的一百四十多位為侯的功臣，到了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因為子孫犯法，就只剩了四個人了。這表示法律的網子是越來越密，這密網不久也就套在司馬遷身上了！——那便是有名的李陵案。 司馬遷的體驗本已經夠豐富了，但卻還另有這一頁，使其更充實，更沈痛，也更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