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 第二章　司馬遷的父親

一　世傳的歷史家並天文家 司馬遷的成功不止由於時代偉大，而且由於他有一個偉大的父親。 司馬遷之太遠的譜系，我想不必去追溯。因為，就是追溯了，也不一定可靠。我們只記得在司馬遷的父親臨死時，曾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有這樣一個粗略的輪廓，曉得他們是代代相傳的歷史家並天文家（在古代二者是一定要由一人去兼的），也就夠了。 他們比較可考的先人，應該從司馬錯算起。司馬錯曾經和張儀在秦惠王跟前辯論過伐蜀與伐韓的利害。張儀的觀點是政治的，他主張伐韓，伐韓其實是威脅周，「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司馬錯的觀點則是經濟的，認為要振國威，便先要有經濟基礎，所以他說：「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從這個觀點看，則伐蜀的利要大些。而且他又覺得攻韓，劫天子，都是會刺戟其他大國的注意的，只有伐蜀卻只得實利，而誰也不會幹涉，正是：「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這算盤的確打得精，眼光也的確夠遠！因而惠王就採取了司馬錯的政策了，後來秦之所以能打平六國，未始不歸功於此。這事發生在公元前三一六年，距司馬遷之生有一百八十幾年的光景。 司馬錯的兒子是誰，我們不曉得，我們卻只知道他的孫子是司馬蘄。司馬蘄曾經在白起的部下，參加過長平之戰。那是有名的一次大戰，趙國被殺的士卒有四十五萬之多，趙從此便一蹶不復振了。但後來白起因為和范睢的磨擦，很不得意，再有戰爭，便常稱病不出。結果秦昭王大怒，於是賜死。大概因為司馬蘄是白起很忠實並十分親近的部下之故吧，也就在這時一同賜死了。長平之戰，是在公元前二六○年，他們被賜死，是在公元前二五七年。這距司馬遷的生年有一百二十幾年的光景。 司馬蘄的兒子是誰，我們卻又不清楚。卻又只知道他的孫子是司馬昌。司馬昌曾經在秦始皇的時代（公元前二四六一前二○七）當過主鐵官。這是治粟內史以下的管鐵礦的官，仿佛現在經濟部里的一個司長。 司馬昌的兒子是司馬毋懌，他做過漢市長。漢市是地名，在秦漢時代，凡是治萬戶以上的縣官稱令，萬戶以下的則稱長。司馬毋懌是司馬遷的曾祖。 司馬遷的祖父是司馬喜。司馬喜曾經得到「五大夫」的爵位，這是第九等爵，意義是「大夫之尊」。最高是第二十等爵，所謂「徹侯」，那意思是說和天子可以有著往還了。 司馬遷這些先祖的事業，我們知道得太簡略了，現在我們所可說的，只是他們早先是世傳的歷史家並天文家，曾經有過遠見的司馬錯，曾經有過忠誠的司馬蘄，另外，是些小官，如此而已。卻只有司馬遷的父親，我們乃可以有著一個深刻的印象。 二　司馬談的思想之淵源 假若說司馬遷偉大，這偉大，至少也要有一半應該分給他父親。偉大的人物固然偉大，養育偉大的人物的人卻更偉大！ 他父親名談，生年不詳，死的時候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司馬遷已經二十六歲了。 司馬談所受的教育是一種道家色彩的自然主義。他曾經在方士唐都那兒學過天官，天官就是一種星曆的學問。《史記》上說：「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可見是一位有名的專家。在漢武帝的初年，唐都曾經被詔，測定二十八宿的距離和角度。恐怕唐都活的歲數很大吧，到了司馬遷三十二歲的時候，他還和司馬遷等合作，規定過太初曆呢。 司馬談又曾在楊何那兒學過《易》。楊何字叔元，山東淄川人。這是西漢《易》學的重鎮，他是王同的學生，據近代人的看法，《周易》的《繫辭》之類，就可能是出自王同之手的(1)。楊何在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為漢武帝徵聘，做到中大夫。這時司馬遷才兩歲。 天官之學，可說近於陰陽家，和道家已經有點接近，因為他們所談的都是天道，恰恰是儒家所不敢輕易過問的。《易》學也直然是受過道家洗禮的新儒學。但純粹給司馬談以道家的薰陶的，卻是黃子。他曾在黃子那兒習過「道論」。道論的內容是什麼？我們不能確說。黃子的名字也已不大可考，大概因為他是道家，本不注重名，又因為他十分被人尊崇，所以我們現在便只知道他是黃子或黃生，仿佛只是一位黃先生而已了。黃生很有反抗性，敢直言。曾有一次在景帝跟前，和轅固生辯論湯武革命。他說湯武並不是受命於天，直然是篡逆。轅固生卻堅持著說：「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答道：「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儒家本來是講君臣上下之分的，所以黃生就用儒家的理論來駁儒家的轅固生了，言外卻是隱然譏諷漢朝之得天下也是等於篡逆的。——大概漢初的人對於秦的感覺並不像後來這樣壞，就是司馬遷也還在許多地方憧憬著秦呢！這辯論到了這裡，已經圖窮匕首見了，所以轅固生直然厚著臉皮說穿了：「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這是直然要訴諸統治者的權威以壓倒論敵了，結果弄得漢景帝十分不好意思，於是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這辯論遂不歡而散，以後便也再沒有人敢討論這個問題了。可惜的是，我們對黃生所知道的事情就限於此了，不過他給司馬談的影響恐怕是很大的。 星曆之學，《易》學，尤其是道家，這構成了司馬談的思想面目。 三　批評精神和道家立場 司馬談在建元、元封之間，做了太史公。根據朱希祖先生的考，太史公是官名，正名應該是太史令，稱公者是楚制之別名，司馬是追慕楚文化的，所以也就用楚制來稱呼其父，後來並且自稱了(2)。太史公之秩是六百石，和下大夫之秩相當。 司馬談之做太史公大概在司馬遷生下不久以前。他前後在職有三十年的光景。司馬談重新收拾起遠祖的事業來了，他有滿的抱負，做一個職業的歷史家和星卜式的天文家。不過他這抱負並沒有在自身上實現，最後卻熱切地交付了自己天才的兒子。 現在惟一可以看出司馬談的全部學問和銳敏而正確的眼光的他那不朽的論文——《論六家要旨》。這是對上古學術的總結算總評價。他首先把上古的學術分而為六派，這就是：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下的文字便分為兩段，前一段先提結論，對各家的得失，予以確切中肯的批評，後一段則對於這結論又一一加以明。這敘述方法已經見出有科學頭腦。 最可驚異的是他對於古代學術整理出的系統，但尤可驚異的則是他對於古代學術的不同派系都還它一個入木三分的得失俱論的真評價。中國學者向來的大病是求同而不求異，是只概括而不分析，是只想一筆抹煞或一味尊奉，很少有這樣縝密而鋒銳的！ 他首先說陰陽家的好處是「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因為秋收冬藏，春生夏長，原是應當遵循的天道。然而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禁令，也一定要人必須服從，就「未必然」了，所以毛病是「使人拘而多畏」。這態度多末明達！這比專講災異的董仲舒，豈不高去萬倍！ 他次說儒家的好處是「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這是「不可易」的方面，然而六藝經傳的數量太大了，事情太繁瑣了，鬧得一個政治領袖事必躬親，精疲力竭，毛病便是「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也真中肯！ 他再次說墨家的好處是「強本節用」，這是「人給家足之道」，「雖百家弗能廢」的，然而墨家每每要過原始的生活，卻是不合乎進化的原理的，「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而且社會上既有尊卑的分別，自然而然在生活上有差異，所以毛病乃是「儉而難遵」。這隱約間恐怕是指的漢文帝。因為漢文帝就是儉得不近人情的，他曾經想建築一個露台，讓工人來估價了一番，說是要百金，他就說這可以夠中產之家的十倍了，於是中止。他的衣服向來是很粗糙的，就是他所喜愛的慎夫人，也不讓她的衣服長得拖在地上。帳子上連繡花都不許有。他臨死的時候，並且下詔，禁止人為他厚葬和重服。這都近乎墨家的作風。天下究竟有幾個漢文帝？可見是儉而難遵了。 至於名家和法家，司馬談說一個是「專決於名，而失人情」，這是短處，可是「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卻也是有可取的；一個則是只講法，不講親疏，「嚴而少恩」，所以只能行一時之計，不能長久，這也是短處，然而定出尊卑，定出職分，卻就又是「雖百家弗能改」了。 把這五家的短長都一一指出，這便是司馬談的識力過人和代表批評精神處。然而司馬談不是沒有自己的立場的，（沒有立場就不配是一個思想家了！）他的立場乃是道家，所以他對道家就全然讚許。各家的毛病是在只執一隅，而不能靈活的運用，在靈活的運用上見長的，只有道家。道家的好處，首先是富有綜合性，所謂「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家之要」，可說把各家的長處都採取來了；其次是富有彈性，所謂「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不死釘在一點上；而且，道家能夠讓人的身體和精神都常常處在一種從容有餘的地步，於是無施而不可。一般人都以為道家很虛玄，司馬談卻了解得極為正確，他說是「其詞難知」，但卻是「其實易行」的。他的眼光總較普通人透過一層！ 他所說的道家，其中實含有一種很智慧，卻也很實際的政治哲學。西漢本來是盛行黃、老的，文帝和景帝之際，尤其是能運用黃、老的精義的時代。能為這個時代留一個精神上的寫照的，當推司馬談這篇重要文獻了。這篇文章，也決不是一篇純粹的學術論文，其中有很中肯的對當代政治的批評在。一般神神道道的今文學家，就是他指的陰陽，一般瑣瑣碎碎的定朝儀的經生，就是他所謂的儒，那像晁錯主張削弱諸侯力量的人，就正是他所指的申商名法之學。他眼見那些實際上的得失，又看到漢武帝慢慢失掉了文景時代對於黃、老精神的運用，政治上實已快走入窒礙不通之地了，所以才寫了這篇重要政論。司馬遷說他父親作這文的動機是「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可見有一番苦心在內的。 司馬談作這篇文章的確切年代雖不可考，但就時代背景看去，一定是在黃、老之學的勢力已經式微，而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的計劃次第實現之際。這事當以竇太后之死為關鍵。竇太后是專門作弄儒家的，例如她聽說轅固生批評《老子》是家人言，便罰他去殺豬，假若不是景帝給他一把快刀，不能把豬一刺就死，說不定還有其他奇特的花樣呢。竇太后死於公元前一三五年，也就是司馬遷生的那年。過了十二年，公孫弘就請求設博士弟子五十人，高第的人可以為郎中，「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所以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一文，應該不出這十二年之間。 司馬談的精神面貌處處范鑄了他的天才愛兒司馬遷。司馬遷對於任何家的學問能欣賞，並能批評；他書中所記載的「黃老派」，也都與司馬談所論的相符合；直然是司馬談的精神的副本呵！(3) 四　司馬談與封禪 大概因為是職務的關係吧，司馬談雖然站在自然主義的道家的立場，可是對於漢代的封禪卻也很有貢獻。 是在公元前一一三年，司馬遷已經二十三歲了，司馬談參與訂立祠后土的典禮。他和祠官寬舒等商議的結果是：在水窪的地方，堆起五個圓土丘，稱為壇，每一個壇上用黃牛祭祀，祭祀完了，就把牛埋了，凡是陪從祭祀的人都要穿黃衣服。這是因為按五行講起來，土的顏色應該是黃的，以取相應。當時漢武帝就是照著這樣做的。 司馬談對於封禪還有一件大功勞，就是議立泰畤壇。這事情在議祠后土的第二年。泰畤壇是祀太乙的，太乙是天神中最尊貴的，有人說這就是北極神的別名。這典禮更隆重，太乙壇是三層，周圍是五帝壇，按方位羅列著。祭祀完了以後，祭品是燒掉。用的牛的顏色是白的，鹿放在牛中間，豬又放在鹿中間。祭五帝的官，要穿著和五帝相當的顏色的衣服。祭太乙的官則著紫色的衣服，繡著花。皇帝穿的衣服卻是黃色的。在冬至的時候，天還沒亮，皇帝就要親自率領許多祠官來祭祀。壇上滿是火光，壇旁擺著煮東西的大鍋，或者鼎之類。陪從的人捧著六寸大的圓璧，這就是所謂瑄玉，獻給神明。在那天夜裡，果然看見很美的一道光；到了白晝，便又看見一股上屬天，下屬地的黃氣。於是司馬談等便建議：「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祀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但這些事都不過是正式的封禪的序幕。正式的封禪須要到泰山上去。封禪是大家都盼望著的，漢武帝一即位（公元前一四○），大家就已經議論紛紛了，可是因為竇太后的作梗，讓一切計劃歸於泡影。過了六年，竇太后死了，第二年漢武帝就開始郊祀。又過了十三年，濟北王就曉得封禪快實現了，於是把泰山及其附近的地方都獻給天子，天子便用其他地方償還了，算是交換。再過了九年，是司馬談議祠后土的一年，漢武帝開始巡視郡縣，泰山就仿佛是一個大誘惑似的，慢慢把他誘近了。這樣又過了三年，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大規模的正式封禪實現。先是漢武帝親自率領了十八萬騎兵，旗幟招展了千有餘里，從長安出發，越過了長城，到了當時北方的邊陲，現在綏遠的五原、歸綏一帶（所謂單于台即在歸綏），威振匈奴。漢武帝更打發人告訴單于說：「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漠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焉？」讋就是嚇得不敢喘息的意思。大概匈奴的首領（單于）也沒敢來交鋒，所以他又率領了那十八萬騎兵，又南下，到了陝西的中部縣，那兒有橋山，相傳有黃帝的墳在，於是祭過黃帝，回到甘泉。甘泉在現在陝西淳化縣的西北，距長安二百里許。 這時的曆法還是以十月為正首。漢武帝到邊陲之地，即是十月間的事。到了春天正月，他又到了緱氏（現在河南的偃師縣南，在洛陽以東）。漢武帝親自登上嵩山，他們祭山的時候，聽見空中有高呼萬歲的聲響，一共三次。於是又東巡，到了海上，夏天的四月，從海上還至泰山，於是正式封禪。因為這一年開始封泰山，所以叫元封元年。到了這年的五月，這封禪的大隊人馬才又由海上，到了現在遼寧的錦縣、熱河的承德一帶，再經過綏遠的五原，回到甘泉。他們一共走了一萬八千里，真是大旅行！當時漢朝的國威既已達到頂點，漢武帝的高興是可知的，那封禪典禮的隆重也是可以想見的。 封禪是一件大事，是士大夫和老百姓渴望了三十多年的大事。這不止是宗教上的大典，而且是政治上慶祝過去，更新將來的一種象徵。——至少那時的朝野是這樣想。 在這種熱烈的歡騰中，不幸卻有一人未能參加，這就是司馬談。他大概就在那一年的正月，隨著漢武帝到了洛陽的吧，恐怕嵩山的典禮已經沒趕上，泰山是更不用說了。更不幸的是，他己經病倒了！ 五　偉大的遺命 這時，二十六歲的司馬遷，正奉使巴蜀，到了昆明等地，歸來復命，卻看見父親病危了！ 他父親見了司馬遷，熱切地把著他的手，淚流下來，告訴他了自己的心事，告訴他了那不得參加封禪的懊喪，並告訴他了如何盡孝道，善繼父志。那話是斷斷續續著：「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這是告訴他自己原有意要恢復祖上的專業的，可是不幸未能完成，這使命便只有由他兒子去繼承著。 又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一代的大典，不得參與，原是一個歷史家所最放心不下的。 司馬談未嘗不曉得他的兒子可以繼續作太史公的官，可是事業的完成與否，卻是不一定的，於是又很殷切地勉勵道：「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司馬遷聽了，低下頭，便哭了，他在感動之中，給他父親以安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漢武帝之東巡海上及封禪泰山，過遼西而歸甘泉，司馬遷以職務之故，是扈從了的。不知道司馬談在他兒子出發以前就訣別了呢，還是他兒子走了以後才自己寂寞地死去的，總之，是這一年，司馬遷失掉了父親，在懷念與哀思中，接承了作一個大歷史家的使命。 此後，父親的遺命時常在他腦海里迴旋著：「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每當思念到這些話時，他就覺得自己的使命，簡直應該是當仁不讓了。 司馬遷也很意識到，他的事業應該有大部分歸功於他父親。他父親不惟是有批評精神，而且是能善於欣賞的人物，這印象也給他十分深。所以他有一次對壺遂就說：「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既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欣賞和批評原是一事，因為批評也無非是把最有價值的東西宣傳出去。司馬遷在他的書里，對各種人物都深具同情，在同情之中而復很深入地論其短長，其中確有司馬談的影子在！ 六　天才的培養 為了培養一個天才的愛兒，司馬談可說費盡了心思。 在司馬遷十歲以前，是在他的故鄉韓城（陝西、山西的交界上，漢代稱夏陽，北五十里有所謂龍門，傳說是禹鑿的，臨著黃河），雜在牧童和農民之群里。司馬遷的身體相當好，後來能奉使巴蜀、昆明，而且雖受了刑罰，還能著書，未始不是幼年的鍛煉使然。 十歲之前，他父親又早已經送他入過小學，當時的小學，是重在識字。據他自己說：「年十歲，則誦古文。」這所謂誦古文，就是指從孔安國學古文《尚書》。因為照王國維的考證，孔安國在元光、元朔間為博士，司馬遷十歲時正是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不久孔安國便死了。《漢書·儒林傳》既載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所以這時所謂誦古文，是指向孔安國學古文《尚書》無疑。他父親在幼年便給他找到這樣的名師，實在是太幸運了。(4) 單單讀書是不會增長見識的，在他二十歲的時候，又曾做過一次大規模的壯遊，到了江淮，到了會稽，到了沅、湘，最後又到了北方的鄒、魯。這次旅行，無疑是他父親鼓勵——至少是在讚許著的。 很奇怪的是，他父親的根本立場是道家，可是教育他兒子的時候，卻又加入了儒家的薰陶。看司馬談臨死時，給兒子的遺命，就是以六藝為依歸的，他對於兒子的熱望，也是做第二個孔子。因此，我猜想，司馬遷之「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也應該是他父親的設計。 道家立場的司馬談，卻多給了他兒子一種儒家的陶冶，這使他們父子之間，有了一種思想上的差異。《史記》里究竟有多少東西是他父親的，有多少是司馬遷自己的，我們當然不容易判定，然而這多出的一種儒家成分，使司馬遷的精神內容更豐富起來，使浪漫性格的司馬遷，發生一種對古典精神的嚮慕，卻是十分顯明而無可疑了！ 【注釋】 (1)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現在所有之《易·十翼》，皆王同等所作《易傳》之類也。」（頁四六○） (2)朱希祖：《太史公解》，見獨立出版社所印行《中國史學通論》，頁九三。 (3)《老莊申韓列傳》倘為遷著，亦可見他和他父親的思想的相似處，但我以為恐為談著，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二節。 (4)王國維《太史公系年考略》：「公從安國問古文《尚書》，其年無考。《孔子世家》但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驩，驩生邛，既雲早卒，而又記其孫，則安國之卒當在武帝初葉。以《漢書·兒寬傳》考之，則兒寬為博士弟子時，安國正為博士，而寬自博士弟子補廷尉文學卒史，則當張湯為廷尉時。湯以元朔三年為廷尉，至元狩三年遷御史大夫，在職凡六年，寬為廷尉史，至北地視畜，數年始為湯所知，則其自博士弟子為廷尉卒史，當在湯初任廷尉時也。以此推之，則安國為博士，當在元光、元朔間。考褚大亦以此時為博士，至元狩六年猶在職。然安國既雲早卒，則其出為臨淮太守，當亦在此數年中，時史公年二十左右。其從安國問古文《尚書》，當在此時也。」王氏考證孔安國的卒年，是很對的，現在採取。至於他說司馬遷年二十左右，這是因為他持司馬遷生於公元前一四五之說，我卻不贊成。倘司馬遷如我所考證，遲生十年，便正恰合「年十歲，則誦古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