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 附錄

司馬遷是怎樣寫歷史人物的傳記的——從「實錄」到典型化 司馬遷的《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為目的，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為形式，有組織有條理地敘述了我國古代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時候約三千年的歷史。這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是前所未有，並世少見的創作。作為歷史著作的《史記》，它的五種體例互相區別而又互相聯繫和補充，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它的主要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它們系統地敘述了歷代各色各樣的人物活動的歷史，因而形成了以人物為中心的我國古代首尾約三千年的歷史畫廊。在這個畫廊裡面—特別是從戰國到著者當世這一段，一系列的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反映了複雜豐富的歷史內容。因此，《史記》不僅是傑出的歷史著作，其中的人物傳記也是古典文學的優秀作品。《史記》流布以後，多少年來，被人們傳誦不絕，家喻戶曉，影響了無數的歷史家和文學家。顯而易見，這是和那些歷史的而又是文學的人物傳記有莫大的關係的。 兩漢之際，由於《史記》人物傳記的美妙，引起學者們的愛好和模仿，就產生了《史記》的許多續編。班彪「作後傳數十篇」，成為班固《漢書》的基礎。他的《略論》一篇，比較具體詳細地評論了《史記》，也成為《漢書·司馬遷傳》贊的直接來源。班彪父子嚴厲地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2] 劉向、揚雄和班彪父子們所一致承認的「實錄」，就是司馬遷寫歷史人物傳記的一個根本精神。 實錄是歷史著作的方法（著錄事實），也是史家對待歷史的態度（「不虛美，不隱惡」）。它的根本精神在於承認客觀事實的存在，並忠實於那些事實，按照事實的原有情況固定下來，著錄下來。這種精神，在《史記》里，特別是在那些人物傳記里，充分地表現出來了。司馬遷為帝王將相貴族士大夫一系列的上層統治人物作傳，也為遊俠、刺客、醫生、卜者、商人、俳優等廣泛的社會各階層人物作傳；為漢族的統治者作傳，也為其他民族的君長作傳；為以才能立功的忠臣作傳，也為「以色幸」的弄臣作傳；為人民愛護的好人作傳，也為人民憎恨的壞人作傳：這一切都是實錄精神的表現。又如清人徐時棟說：「天下號令在某人，則某人為本紀，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紀》之前，有《項羽本紀》；高祖以後，不立「孝惠皇帝本紀」，而獨立《呂后本紀》，固以本紀為紀實，而非爭名分之地也。此後無人能具此識力，亦無人敢循此史例矣。」[3]司馬遷的識力和史例所以卓絕千古，高出於後來那些「正統」史家，道理原很簡單，只是貫徹了史家應該具有的實錄精神。從寫作實踐來看，即以《項羽本紀》言之，他固然給項羽以最高的歷史地位，並以許多具體生動的歷史事實塑造了這個勇往直前、摧毀暴力統治的英雄形象，但他對於項羽那種到處坑殺、以粗豪自滿等嚴重弱點，也都據事直錄，並沒勉強地掩飾： 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4] 這個故事，實在揭穿了這位英雄人物思想庸俗、胸無大志、幼稚可笑的一面。同樣地，在《高祖本紀》和其他某些有關人物的傳記里，他固然給漢王朝的高祖劉邦寫了許多神奇體面高出項羽的事情，卻也寫了不少庸俗醜惡甚於項羽的事情。所有那些事情當然是當時實有的事實或傳說。可見在人物的寫作實踐中，司馬遷也是堅持了實錄精神的。 班彪父子肯定司馬遷的實錄精神，而批評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是一個矛盾。他們不知道一個正直的史家的「實錄」和聖人的「是非」永遠要發生矛盾的。在封建時代，所謂聖人的是非代表著統治階級的道德觀點，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壓迫廣大階層人民的一種圈套。它是從主觀觀念出發的，一和客觀現實相碰，就會發生嚴重的矛盾，遭到有力的打擊。在現實社會中，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被壓迫人民之間經常發生著利益的衝突，經常存在著是非的矛盾和鬥爭。廣大被壓迫人民對聖人所謂是非的虛偽性、欺騙性從來看得很清楚。「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5]侯門「仁義」即封建統治階級的「仁義」，是從竊國來的。「人富而仁義附焉」[6]，有錢有勢的人就有「仁義」。因此鄉下人說：「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7]廣大被壓迫人民從實際利益來看道德問題，他們是不管聖人口頭上的「仁義」的。這是現實中廣泛存在的矛盾，也就是真實的歷史。由此可見，司馬遷的實錄反映了客觀社會的錯綜複雜的真實情況，必然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被壓迫人民之間的無數的矛盾和鬥爭，因而反映了客觀實際的真實的歷史。班彪父子斥他「是非頗謬於聖人」，正是司馬遷嚴肅的實錄精神的結果。 統治階級對史家的實錄，從來是很厭惡和害怕的。因為在實錄裡面雖然有許多對統治者有利的東西，但必然也有許多對統治者不利的東西。統治者對人民的嚴重壓迫和殘酷剝削以及人民的不平呼聲和起義反抗，統治者的褊私愚蠢和奢侈荒惰等等，通過實錄，不可避免地都要揭露出來。這種揭露對統治階級是一種嚴重的打擊，是很不利的，因而統治者就不能容忍。但統治階級需要歷史，原是希望從歷史裡取得足夠的教訓以便維持其長期剝削統治的。這樣，統治階級就不能絕對地排斥史家的實錄，因為只有在實錄裡面才能看見客觀事實發展的真相原委，才能「原始察終，見盛觀衰」[8]，才能「通古今之變」，得到歷史的鑑戒作用。統治階級對史家實錄那種無可奈何的矛盾的態度，就是司馬遷歷來遭到統治階級及其士大夫種種毀譽的根源。他既被一些人毀為「作謗書」，「非貶孝武，令人切齒」，該殺；又被另一些人譽為「有良史之才」，「有奇功於斯世」，只是「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9]這些人的爭執都是由於對司馬遷的實錄所持不同的態度而起的。 還應指明，司馬遷的實錄並不是無動於衷地、完全被動地直錄事實，而是和他的著述理想有密切聯繫的。他的著作《史記》的最高理想在於取法《春秋》，繼承孔子的述作事業。《春秋》「明是非」，「采善貶惡」[10]，他作《史記》也正是這樣的。固然「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11]，但作者自覺地表明對那些事跡的態度，就能使是非善惡的本來面貌更加鮮明。《史記》的許多人物傳記顯示了作者的褒貶愛憎的態度，是和作者自覺地寓理想於實錄之中有很重要的關係的。 這樣，司馬遷從根本的實錄精神出發，他又是怎樣具體地寫那些人物傳記的呢？ 選擇或識別人物是他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司馬遷寫的是歷史，一系列的王朝中央和地方的當權統治人物他必須寫，沒有選擇的餘地。除此以外，人物還是很多的，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為他們個個都作傳，他必須有選擇地寫。在《張丞相列傳》里，他寫了張蒼等四個丞相後，就概括地說：「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這清楚地表明司馬遷對那些「備員而已」的丞相，並不為他們一律作傳。相反，對於那些沒有地位的俳優，因為他們的「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他卻寫了一篇《滑稽列傳》。有些下層人物，流品複雜，魚目混珠，他也嚴格地加以區別。例如他作《遊俠列傳》，說明他所稱道的朱家、郭解等「鄉曲之俠」既和上層的那些慷慨好義的貴族公子有區別，也和下層的那些「侵凌孤弱」的土豪惡霸有區別。最後在傳末又著重地說：「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對於那些嚴酷的官吏，他也不是一概唾棄，而是挑選一批有代表性的來寫。他在《酷吏列傳》里寫了郅都、杜周等十人，並說這些「以酷烈為聲」的人物，「雖慘酷，斯稱其位矣」。又說，「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仆鋸項，天水駱璧推咸，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對於這些不足數的酷吏，他就這樣一筆帶過了。由此可見，司馬遷寫人物傳記，無論寫丞相、倡優、好人或壞人，首先總要具體地考慮那個人物某些突出的、有代表意義的重要方面，因而形成那篇傳記的中心思想或主要傾向。 隨著具體人物的選擇，當然要有具體事跡的選擇。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2]孔子作《春秋》企圖以具體的歷史事實反映是非善惡，司馬遷寫歷史人物傳記也基於這種自覺。《管晏列傳》贊：「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司馬遷對歷史人物，不僅要「聽其言」，而且要「觀其行」的。但一個人物的事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統統寫在傳記里，還必須適當地選擇。而且從積極意義的褒貶來說，也有選擇的必要。怎樣選擇呢？首先是那些可信的事。司馬遷寫的是歷史，不是傳奇小說，他必須這樣做。例如他說：「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13]又說，「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14]這就表明司馬遷對許多世俗流言不甚可信的傳說是採取了慎重的態度的，他所寫的人物事跡是經過選擇，取他自己以為可信的。除了「考信」之外，他還要進一步選擇那些重要的事跡。所謂重要事跡當然指的是那些具有較大的社會意義的事。對於一個人物的塑造，這類事跡的選擇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通過某些重要的事跡的敘述，才能突出這個人物的重要方面，因而使這個人物的特點顯著起來。譬如為張良作傳，他聲明不寫張良的那些與天下興亡無關的話，這是很對的。因為不這樣，這個在楚漢戰爭中起過重要作用的著名人物的特點就不能表現。但我們不能由此就說，司馬遷寫人物傳記，完全不寫小故事。相反，他在許多篇傳記里，不斷地寫些瑣事，而且由於那些瑣事的敘述，人物的基本特點往往更為顯著。這種例子也是很多的。《萬石君傳》寫石奮父子的恭謹道： 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這個小故事，使我們知道，石奮父子日常那種伴君如伴虎、誠惶誠恐、唯恭唯謹的態度達到怎樣可笑的程度。又如《酷吏列傳》寫張湯小時候一個故事： 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余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張湯這個兒時故事雖屬遊戲性質，但我們對於張湯後來善於揣摩漢武帝意旨，巧立法令名目的基本面貌，卻由此早得到了初步的印象。司馬遷寫人物的小故事，不是隨意點綴，而是基於對人物的理解，藉以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的。 經過選擇的步驟，一個人的事跡可能還是很多的。而且某些重要的事跡往往要關係到其他的人。司馬遷處理這樣的問題，依然是從對各個有關人物的基本認識出發，安排或剪裁某些事實材料，使它們服務於各個人物形象的塑造。《魏公子列傳》主要要寫出一個謙虛下士的貴族公子形象，因而他就集中地敘述了這位公子怎樣「自迎夷門侯生」和「從博徒賣漿者游」的故事。至於信陵君還有因為不肯容納亡命的虞卿和魏齊，既為侯嬴所指責，終至引起魏齊「怒而自剄」一事，又有說魏安釐王不殺范痤及不可親秦伐韓等事，都沒有寫。顯而易見，信陵君的這些事，如果都寫於本傳，就要破壞這篇傳記的意圖，模糊這位貴族公子的主要特徵。相反，前者寫於《范雎列傳》，卻使范雎終於報仇的故事得以完整；後者寫於《魏世家》，也充實了昏庸的安釐王的歷史。又如《項羽本紀》寫的是一位勇猛無前、摧毀暴力統治的蓋世英雄；《淮陰侯列傳》寫的是一位善於將兵、多多益善的神奇將軍。淮陰侯論項羽的許多個人弱點和政治軍事上的錯誤，不寫於《項羽本紀》而寫於《淮陰侯列傳》，真正是兩全其美的寫法。這樣寫既顯示了軍事家的韓信的非凡才能，也掩護了項羽的英雄威望遭受內行的敵手的打擊。拿鴻門之宴這件事說，司馬遷重複地寫於《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留侯世家》和《樊噲列傳》，但詳略不同，互為補充，也都是為各人物不同情況、不同特徵決定的。司馬遷這種安排和剪裁事實材料的方法，實質上也是一種褒貶的方法。《范雎列傳》出信陵君不救魏齊一事，使我們恍然知道信陵君結交天下士還是有限度的。《淮陰侯列傳》出韓信論項羽一事，也使我們看到項羽的作為不過爾爾。對於一般的歷史人物，無論褒貶，他都要集中事實材料，以便突出那些人物的形象；但對於當代的統治者，如漢武帝及漢高帝，為了貶，他往往是分散事實材料的。 具體地描寫歷史事件，增強故事性，是司馬遷寫歷史人物傳記更為出色的一個方法。這種故事性的描寫很多，以至我們可以無須舉例。那些家喻戶曉在文學藝術上發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的歷史事件，固然和它們的歷史意義有極大關係，但是不可否認也一定和它們的故事性有重要關係。因為通過那樣的有細節有場面的具體描寫，使那些歷史事件鮮明起來，使某些人物形象生動起來，因而給人們以深刻的、難忘的印象。比較一下鴻門之宴的幾處詳略不同的記事，就知道簡單的梗概敘述和具體的故事描寫，它們的動人力量是不能相比的。司馬遷的許多篇人物傳記的成功是和他在許多事件上的具體描寫分不開的。《廉頗藺相如列傳》著重寫的是廉、藺二人怎樣從初不相關到齊心抗秦的故事；其中寫藺相如完璧歸趙和秦趙澠池之會，都是有聲有色的場面描寫。《魏其武安侯列傳》著重寫的是竇嬰、田蚡兩代貴戚之間爭權奪利的故事；它原原本本地寫出了竇嬰、田蚡怎樣先後得勢，明爭暗鬥，終於招致同歸於盡的禍害。其中田蚡拜會竇嬰、田蚡婚禮宴客和東朝廷辯論幾個場面，也都是生動的描寫。通過這些描寫，封建統治者內部這一鬥爭諸有關人物的嘴臉，也都刻畫得清楚了。其他如著名的《刺客列傳》、《遊俠列傳》、《魏公子列傳》、《李將軍列傳》等也都是故事性很強的作品。 模擬或運用口語，在司馬遷具體地描寫事件中起了極大的作用。一般看來，《史記》的語言誠然是「文言」，不是「白話」，但它是接近口語的，是在口語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文言」。元人王若虛曾經收集了某些例句，證明司馬遷在寫作上存在著「字語冗復」的毛病。[15]例如： 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16] 王欲召信拜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17] 王若虛認為第一句里「無不人人」字意重；第二句里多「各自」字。如果依照王若虛的意見，把「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改為「諸侯軍無不惴恐」或「諸侯軍人人惴恐」或「諸侯軍惴恐」，把「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改為「人人以為得大將」，雖然「簡潔」些，但司馬遷的通俗有力、接近口語的語言特點也就改掉了。王若虛所舉的許多例子，恰恰證明司馬遷的「文言」是在口語的基礎上產生的，那些重複的詞句是和口語習慣有關係的。許多事實證明，司馬遷運用口語在描寫人物上，是一種自覺的努力。他往往努力模擬人物的口吻，生動地刻畫了人物的形象。 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借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18] 這裡，洪邁盛讚「疊用七死字」，「而不為冗復，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19]。其實它們並沒有什麼奧妙，只是運用口語的自然語調，描寫了農民起義的最初兩個領袖下決心、鼓動「徒屬」不要去送死而要起來反抗那種奮臂高呼的動人景況。司馬遷寫的許多人物，過了幾千年，人們依然覺得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這是和他的模擬或運用口語的努力有極大的關係的。 綜上所述，司馬遷從根本的實錄精神出發，首先他要選擇或識別人物，從而選取其可信的和重要的事跡，適當地安排、剪裁，並加以一定的具體描寫：這是司馬遷寫作歷史人物傳記的一個創造性的、典型化的過程。他給歷史人物不是寫履歷表，而是塑造形象。他寫的許多人物不僅是實有的、互不相同的個別人物，而且是一定社會條件下具有典型意義的代表人物。他突出地寫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了複雜的、豐富的歷史內容。由於他努力模擬或運用口語來描寫人物，許多人物的個性和典型性更明顯了，更加強了。因此，他的許多篇歷史人物傳記，不只是可信的、卓越的歷史文獻，而且也是可欣賞的、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司馬遷真正第一次把文史巧妙地結合起來了。 原載《語文學習》一九五六年八月號 一九七九年二月修訂 * * * [1]. 司馬遷《報任安書》，參見《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2].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3]. 《煙嶼樓讀書志》卷十二。 [4].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5].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遊俠列傳》序論，語本《莊子·胠篋篇》。 [6].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序論。 [7].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遊俠列傳》序論。 [8].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9]. 參見《三國志·魏志》卷六《董卓傳》注、卷十三《王肅傳》。 [10].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1]. 《韓昌黎集·外集》卷二《答劉秀才論史書》。 [12].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3]. 《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 [14]. 《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 [15]. 《滹南遺老集》卷十五。 [16].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17]. 《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 [18]. 《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 [19]. 《容齋隨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