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 司馬遷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漢武帝時代，漢王朝經歷前此六七十年相對安定的局面，發展到了鼎盛時期。經濟繁榮，國力強大，文化燦爛，人才輩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其餘不可勝紀。」這就是班固所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1]的情況。 司馬遷生長於封建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全面發展的時代，以「近乎卜祝」的卑微的史官地位，出現於這些人才中間，豈但以「文章」著名而已。他實在兼有數家之長，而為這個時代的文化偉人。在中國文化史上，固然有其永久的、崇高的地位，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應有其一定的、不可磨滅的地位。他的偉大著作《史記》是這樣一種優異的作品，以致二千年來成為無數的中國歷史學家、文學家不斷學習的榜樣和追攀的峰頂，它是中國人民最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也應是世界人民的文化寶庫里光輝的一份。 司馬遷的堅持實踐和理想的精神是首先應該肯定的。他的實踐精神，表現在他的一生幾乎遊歷了偉大祖國的廣闊領土的全部，從而獲得了豐富的現實知識和歷史知識，以致成為他的偉大著作密不可分的構成部分。他的理想，表現在他堅持以生動的、具體的歷史事實來表明客觀社會的變化發展和善惡是非，而當這一理想遭到嚴重的、致命的打擊的時候，他拭去了恥辱的血淚，繼續堅持他的理想。司馬遷的實踐精神和他的理想是統一的。他的理想，通過努力的實踐，終於變成了現實。偉大的《史記》就是這種堅持實踐和堅持理想的精神的結晶。 從《史記》所反映的複雜、豐富、深刻的思想來說，司馬遷是在他的時代中的一個獨特的思想家。司馬遷時代的思想，一派以董仲舒為代表，他們的思想是儒家和陰陽家思想的混合物；一派以淮南王劉安的門客為代表，他們的《淮南子》是道家和陰陽家思想的混合物。司馬遷是不可避免地要受這兩派思想的影響的。但是司馬遷和這些思想家之間存在著一個根本的區別，就是這些思想家都是從玄學的概念出發，公式化地談思想；司馬遷則是從歷史的事實出發，客觀具體地說明自己的思想。因此，司馬遷能從這些思想家層層的迷霧之中不斷地衝出來，表現了某些獨特的思想。他懷疑積德報應的「天道」；他的現實主義的歷史記事，打破了歷史循環論的公式；他否定了封建統治階級所謂道德，而且能從廣大的被壓迫的人民群眾出發，看出那些反抗強暴、救人之急、不怕犧牲自己的另一類人的道德品質。這些思想，在司馬遷的思想中，雖然還不能說占據了全部的地位，但至少也應該說是最為突出的一面，是富有人民性的一面。這是司馬遷從無數的古今歷史事實當中獲得的進步的思想，也是司馬遷所以區別於他的時代的一切從玄學概念出發的思想家的一些獨特的思想。 從太史令的職守上看，司馬遷也是一個星曆專家。「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2]司馬談曾「學天官於唐都」，司馬遷在太初改歷時和唐都同事，大概也直接請教過唐都。在星曆這一方面，司馬遷是經過專家傳授的。《史記》的《天官書》敘述恆星，「以天極起，以織女結，五官部星，環天一周，起訖有序，觀察至密」[3]。這正是一個星曆專家的本領。漢武帝太初元年的改定曆法，是中國天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司馬遷是這件大事的直接負責人。從太初曆建寅以後，「雖歷術屢變，除魏明帝、偽周武氏外，無敢復用亥、子、丑三正者」[4]。在司馬遷倡議和主持之下，「行夏之時」的理想不但實現了，而且長久地固定下來了。司馬遷在天文曆法上的貢獻是值得我們今天的天文學專家們來加以研究和發揚的。 兩千年來，最為世人稱頌不絕的，大家知道，是司馬遷在史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在中國史學史上，司馬遷真正是一個開山的人物。他對中國史學的偉大貢獻，在於明確了全面的、發展的歷史觀點，建立了一種有組織系統的、完備的歷史方法，整理了中國自發展以來三千年的歷史。《史記》記錄了自然現象和社會、文化現象的許多重要方面，它的內容的廣泛性，表明了全面的歷史觀點；而對每一現象的記錄，又都不是平列或堆積，而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表明了發展的歷史觀點。它的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五種體例，互相獨立而又互相聯繫和補充，表明了完備的歷史方法。偉大的《史記》，從內容到形式，反映了科學的系統性、複雜性和深刻性。它是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目的，以後世所謂「紀傳體」為形式，第一次整理了中國三千年的發展的歷史。這是司馬遷的偉大創作。 在司馬遷以前，我們的歷史著作，有《尚書》，它是虞、夏、商、周的統治者在個別事件上的宣誓或訓誡的記錄；有《春秋》，它是東周以後一個時期的列國新聞的簡單摘要；有《國語》，它是周室和幾個主要侯國的卿士大夫們的片段語錄；有《左傳》，它在《春秋》的基礎上，補充和加詳了《春秋》的敘事，特別是記述了某些歷史大事（如戰爭）的曲折原委，也刻畫了人物的口吻、活動，它比之《春秋》雖然是發展了一大步，但到底還只是春秋列國政治、外交和軍事鬥爭的歷史；之後有今已殘缺的《竹書紀年》，它記事的年代雖加長了，但還只是《春秋》一類的作品；有《戰國策》，它是戰國時代游士的片段說辭，是和《國語》一類的；有《世本》十五篇，從殘存的篇目上看，它分門別類地敘述歷史社會的某些方面，形式和上述諸書不同而和《史記》相似，但在內容的廣泛性和複雜性上，組織的系統性和完整性上，恐怕還是不能和《史記》相提並論的；又後有《楚漢春秋》，其真相雖不得而知，但至多也只是楚漢之際的一段歷史：總之，在司馬遷以前的若干歷史著作，雖不失為司馬遷創造《史記》的榜樣，但從《史記》所顯示的觀點、方法以及內容來看，它們都不免暴露了一定的原始歷史資料的面貌。司馬遷的卓越的勞績，就在於他網羅了古今散碎的歷史資料，並使之納入於一個完整的系統，從而樹立了自己的歷史觀點和歷史方法，建設了規模宏大的第一部中國通史，使中國的歷史學走上一個新的階段。 《史記》流布以後，影響是長遠的、不可估計的。從西漢到東漢，一方面因為單篇流傳，它本身已有所散失 [5]；一方面因為它啟發了人們的歷史研究的方法和興趣，因此不斷地有人來寫它的續編，那結果就產生了班彪、班固父子的《漢書》。[6]《漢書》出現以後，從東漢到南北朝，中國歷史學有了很大的發展，《隋書·經籍志》史部就著錄了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唐代歷史學者劉知幾把中國歷史學分為六家：「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7]這種形式的分類，實際上降低了《史記》的地位。如上文所說，《尚書》、《春秋》、《左傳》和《國語》四家，顯然不能和《史記》並列。《漢書》出現以後，人們《史》、《漢》並稱，過高地估計了《漢書》，其實它也是不能和《史記》並列的。《漢書》在歷史方法上完全模仿《史記》固不必說，而在歷史觀點上則又完全否定了《史記》。它把《史記》的《項羽本紀》和《陳涉世家》一律降為列傳，又給漢惠帝立本紀，這樣就取消了司馬遷承認客觀現實存在和發展的歷史觀點，建立了以西漢王朝為正統的歷史觀點。正是由於它以一個朝代為正統的歷史觀點，符合了兩千年來不斷改朝換代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歷史要求，因而它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至於和《史記》並列，成為劉知幾所謂「六家」之一。《漢書》影響最壞的一面，就是它的正統的觀點，使司馬遷所規定的承認客觀現實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學，變為「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一朝天子一朝臣」、陳陳相因的所謂正統的歷史學。在這種正統的歷史學統治之下，歷代以來，雖然累積了大量的史學遺產，但其中在歷史觀點上繼承並發展司馬遷的，實在是非常之少的。一般只在歷史方法上前後彼此模仿，雖然也有所改進，但總結起來卻只有以人物為主的紀傳體、以年代為主的編年體和以事件為主的紀事本末體三種方法。這三種方法，基本上仍然不出《史記》的五種體例之外。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肯定地講，在中國新史學產生以前，《史記》真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是「史家之絕唱」[8]，司馬遷確實是古代傑出的偉大的歷史家。 司馬遷創造了紀傳體的歷史學，同時也創造了所謂傳記文學。從中國文學史上看，文學家的司馬遷是可以和偉大詩人屈原的名字並列在一起的。這不僅因為他們的身世遭遇有某些共同之處，重要的是他們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也是非常相似的。屈原作品以《離騷》為代表，他反覆強調他的理想政治、理想人格和楚國貴族小集團昏庸腐朽的統治不可調和；司馬遷在《史記》里不斷流露出他對漢王朝的殘暴、愚昧的封建統治的厭惡和對被壓迫人民的同情。魯迅先生又說《史記》是「無韻之《離騷》」[9]，也是非常恰當的。 從散文的發展史上看，司馬遷把中國的歷史散文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在《史記》以前，歷史的敘事散文而有文學性的是《左傳》。它往往把《春秋》里一條簡單的新聞記事，鋪張成為有細節和場面的委曲描寫，反映了歷史事件發展的具體過程，增強了形象性，這是《左傳》散文的一個發展。但《左傳》的敘事為年月所分割，還不能充分發揮散文敘事連貫性的特質，因而限制了敘事的完整。尤其感覺不足的是，《左傳》於敘事之中雖然也刻畫了人物口吻，但畢竟還沒有塑造出人物的生動、鮮明的形象。後來的《戰國策》敘事，人物形象雖然比較生動了，但也還只是片段的、不完整的。《史記》的散文，恰恰彌補了《左傳》和《戰國策》這些主要的缺點。它的「八書」，大都是完整地反映事件的發展過程的。它的許多篇人物傳記，不但個性顯明，而且也富有典型性。它們反映了廣闊的深刻的社會歷史的內容。它們的文學性是可以和後來的某些現實主義的小說相提並論的。從散文的發展史上看，《史記》無疑是一個新的高峰。 由於西漢辭賦和散文的發展及其影響，東漢產生了文章的概念，人們往往以司馬相如和司馬遷為文章家的代表，文章家就是文學家。司馬相如是漢武帝時代著名的辭賦家；司馬遷也寫過辭賦，但他的著名的作品則是《史記》的傳記散文。 《史記》對中國的文學影響也是非常大的。班固父子從封建統治者的觀點出發，否定了司馬遷思想中某些人民性的內容，所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但到底也不能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10]。從班氏父子的《漢書》起，一切所謂「正史」不僅在體裁形式上因襲《史記》，在散文敘事上也自然地要以《史記》為規範。《漢書》的人物傳記還能顯示某些特點，《漢書》而後，就不免有如章學誠所云：「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11]這裡章氏指摘的是千年不變的歷史方法，當然包括歷史散文的敘事。那些「正史」里寫了無數的歷史人物，但能像《史記》里所寫那樣生動鮮明、有個性和典型性的，實在很不多見。 除歷史散文以外，唐、宋以來所謂古文家的一般散文，也莫不以《史記》為學習模仿的一個最高的標準。但大多數也只是以模仿為能，很少有超越《史記》散文的規範之外的。這已是人所共知，不必說的了。 《史記》對後世的戲劇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從唐代直到現在，《史記》里的若干故事人物，不斷地為戲劇家搬上舞台。[12]對某些通俗演義小說，它自然也有一定的影響。[13] 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卓越的；他的影響是廣闊的，而且是長遠的：在中國思想史、天文學史、史學史和文學史上都有其崇高的、光輝的、不可磨滅的地位，司馬遷是中國的文化偉人，也是世界的文化偉人。[14] 司馬遷所以能成為這樣的文化偉人，原因當然在於他的才力、家學淵源以及他的堅持實踐和堅持理想的精神，但是更重要的，還在於他的具體的歷史時代。秦漢以來統一國家的形勢，結束了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也結束了思想上的百家論爭。總結古代以來的歷史文化並從而給大一統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成為秦漢以來新的歷史時代即新的封建統治階級的現實要求。到了漢武帝時代，統一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於是這種要求就更為迫切了，條件也更為具備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書》，就是這種要求最充分的一種表現形式。偉大的司馬遷的成就和他的具體歷史時代即漢武帝時代是有血肉關係的，他是漢武帝時代文化上的真正代表人物。 * * * [1]. 《漢書》卷五十八《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2].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 [3]. 朱文鑫《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商務印書館版，第五五頁。 [4]. 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 [5]. 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史記》全書百三十篇，司馬遷是寫完了的。《漢書·藝文志》著錄「《太史公》百三十篇」，附註說：「十篇有錄無書。」《漢書·司馬遷傳》也說：「而十篇缺，有錄無書。」注引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史記》的這一缺和補的問題，古今學者意見不一，似難得到徹底的解決，這裡也不用多加討論。 [6]. 《漢書·藝文志》著錄「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註：「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師古曰：『《七略》云：商……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又《後漢書·班彪傳》：「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李賢註：「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由此可見《史記》流傳後，續書風氣的一斑。《班彪傳》又說：「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班彪《後傳》也是《史記》續書的一種。《後漢書·班固傳》：「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班固續父彪業，那結果就是《漢書》。顯然《漢書》是在西漢以來《史記》續書的基礎上產生的。 [7]. 《史通》卷一《六家篇》。 [8].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十篇。 [9].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十篇。 [10].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11]. 《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下。 [12]. 唐代歌舞戲中有《樊噲排君難》戲（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元人雜劇和現代京劇里都有不少取材於《史記》的劇目。 [13]. 講史小說如《西漢通俗演義》等，自然要以《史記》為重要的取材園地。 [14]. 可參見近人朱偰的《司馬遷史學的新評價》一文，載《光明日報》副刊《史學》第三十五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