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 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歷史家和文學家

偉大的著作 司馬遷從公元前一○八年（元封三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公元前九三年（太始四年）全部寫作計劃基本完成，共經歷了十六年。這是他的著述事業的主要階段。在這十六年中間，他主持了改歷工作，隨後「遭李陵之禍」，雖然因此耽擱了一些時間，但實際上這種特殊的工作和不幸的遭遇卻成為鼓舞和推動他寫作的一種巨大的力量。在這之前，從公元前一二六年（元朔三年）到公元前一○九年（元封二年），由於漫遊、扈從和奉使的緣故，他的讀書時間好像很少，但實際上這種不斷的漫遊、扈從和奉使，卻成為他後來寫作資料的一個重要來源。在這之後，即在公元前九二年（征和元年）以後，他除了擔任中書令一職，經常在皇帝和尚書中間傳達事務外，在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對於他的全部著作的修補或加工。司馬遷生命的過程，就是他的著作事業的準備、創造與完成的過程。司馬遷和他的著作事業是不可分的。 司馬遷一生用血汗換來的著作，大家都知道，就是繼《春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書」，也就是漢末靈、獻以後大家習慣稱呼的「史記」[1]。 《史記》記事，開始於黃帝，終止於漢武帝太初（公元前一○四—前一○一年）年間，首尾上下，包含漢族三千年發展的歷史。[2]它的全書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它是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這五種不同體例，並通過它們之間的互相配合和補充而組成它的完整系統的。它就像一座偉大的建築，由各個不同的部分組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是科學和藝術的製成品。 《史記》這部偉大著作，是否是司馬遷的獨創呢？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雖然《史記》的《大宛列傳》贊引《禹本紀》、《三代世表敘》有「余讀《諜記》」、《十二諸侯年表敘》有「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衛康叔世家》贊有「余讀《世家》言」、《伯夷列傳》又有「其傳曰」云云，雖然《世本》一書，其中也有記、世家、傳和譜，雖然古代典籍中早有所謂《尚書》，但是所有這些事實，只能說明《史記》的五種體例是有淵源的 [3]，並不足以減損《史記》這種完整系統的獨創性。《史記》是一種歷史著作，它不能憑空地創造起來，必須利用已有的資料，因此採用某些現成的體例，也是很自然的。司馬遷的獨創性在於他能夠「網羅天下放失（佚）舊聞」，把三千年的歷史，作一次通盤的清理，並使之納入於一個龐大而完整的系統。這是大家共見的事實，不容否認的。 基本方法和基本態度 那麼，司馬遷是怎樣創作《史記》的呢？首先，他掌握了極端豐富的資料，這是最基本的一點。過去有人認為：「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4]這是不符事實的。司馬遷依據的資料，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封建王朝的藏書，即所謂「金匱石室之書」。這種藏書到漢武帝時代已經很豐富，而同搜羅保存這種藏書最有關係的兩個人，就是司馬談、遷父子。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這一部分資料，在司馬遷當時看來，數量可觀，內容亦極複雜。他用「六經異傳」和「百家雜語」兩個簡單的概念來加以概括。我們今天雖然不可能知道司馬遷所依據的這一部分資料的全部的數量和內容，但單從《史記》一書里司馬遷自己所提到的來看，就可以知道它們的龐雜情況了。另一部分不是那種藏在「金匱石室」里的死資料，而是流傳在廣大地區、廣大階層的人們的口頭上的活資料。這是那些譏笑司馬遷「跼蹐於七八種書」的人們所絕對估計不到的。這一部分資料，有的是司馬遷實地調查和親身見聞的收穫，有的是別人把他的親身見聞告訴司馬遷的。這些資料是真正原始的不可替代的珍貴的資料。司馬遷所以成為偉大的歷史家和文學家，同這一部分活的資料的掌握與運用有極大的關係。顧炎武說：「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5]這是很對的。司馬遷所以能夠敘述秦楚之際的戰爭了如指掌，胸中有一天下大勢，正是因為他掌握了這一部分活的資料。顧炎武指出的不過是秦楚之際的戰爭，其實秦楚之際以及漢以來近百年的社會歷史的記錄，司馬遷所依據的主要也是這一部分活的資料。這是《史記》所以能放異彩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司馬遷不僅能夠掌握豐富的資料，而且也能夠正確地處理那些資料。處理資料，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是一個原則問題。司馬遷在《伯夷列傳》的序論里說：「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考信」是司馬遷處理歷史資料的原則，而「六藝」（即六經）則是他的標準。歷史著作既然必須依據確實可信的資料，而無論古代和近代的資料又都有可信不可信的問題。顯而易見，處理歷史資料的這個「考信」的原則，對於一切歷史著作來說是必須的，是一個不可動搖的科學原則。問題在於「考信」的標準。司馬遷提出「考信於六藝」，這是否也是恰當的呢？從我們今天看來，「六藝」有真偽、時代、作者等糾纏不清的問題，如果不加鑑別地把它們作為信史的標準，誠然是不恰當的，有問題的。但在當時，司馬遷以「六藝」為「考信」的標準，還是很有理由的。「六藝」之所以尊貴，不僅因為它是經過孔子傳下來的儒家的經典，而且就其本身來看，也確乎是比較系統的可信的古史資料。司馬遷以許由不見於「六藝」和儒家的記載，因而不為許由作傳；又以「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因而不相信《禹本紀》和《山海經》。即在今天看來，這些問題的處理也還是很恰當的。因為許由究竟是歷史人物還是隱士們托古捏造的一個人物，《山海經》所言九州山川到底符合怎樣的實際地理情況，直到今天，還是不容易搞清楚的。然而更可貴的是，司馬遷雖然提出以「六藝」為代表的儒家經典作為考信的標準，可是他並不是腐儒式地拘守著這一標準。他的最後的依據，還是相信他所獲得的那些活的資料。在《五帝本紀》的論贊里，司馬遷說明他對於黃帝的歷史資料的處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以為「百家 [6]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可是他也以為「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7]，儒者或不傳」。這就是說，司馬遷對於「百家」所傳的黃帝固然不敢相信，即使稱為孔子所傳的黃帝的某些資料，也不是一般地加以採用，而是有所鑑別的。他根據他自己「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的實地見聞，以為「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民間確有關於黃帝的傳說，因而相信黃帝的存在，並結合古書上某些可信的記載，「著為本紀書首」。由此可見，司馬遷確以他自己所獲得的活資料作為最後考信的標準。同樣地，在《刺客列傳》、《大宛列傳》等的論贊里，也可以見到司馬遷在資料的考信問題上對於別人的見聞亦即活的資料的尊重。這種考信原則的堅持和運用，使他排除了異語雜說，而這正是科學的歷史著作必不可少的一個基本原則。《史記》的科學性首先就是在這個原則上奠定基礎的。不過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史記》里的一切記載都是信實的歷史。因為限於當時可能掌握的歷史資料和一般文化科學水平，或者因為如揚雄所云司馬遷「愛奇」[8]，《史記》里非信史的記載，還是很多的。司馬遷在《蘇秦列傳》里說：「……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可見他寫《蘇秦列傳》，對蘇秦的各種傳說，確實懷著好意，盡了一番考信的工夫。可是一九七三年底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發現了司馬遷未見過的關於蘇秦真實可信的資料，證明他寫的《蘇秦列傳》是有很多問題的。[9]在《趙世家》里，他不憚其煩地敘述那些不可信的荒誕怪異的故事。 司馬遷不僅審慎地鑑別史料，而且他也嚴肅地忠實於那些信實的史料，即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劉向、揚雄、班固等人曾經一致承認司馬遷著作《史記》的最大特點是「實錄」[10]，實錄的意思，按照班固的解釋是「不虛美，不隱惡」，即如實著錄。這是對待歷史的態度問題，對於一個嚴肅的、科學的歷史家也是完全必要的。因為歷史著作既以歷史事實為依據，而不歪曲、不誇張地按照歷史事實的固有情況著錄，使那些歷史事實固定下來，這才有可能成為信史。這個道理好像很平常，但在封建專制時代，堅持這種道理卻是很不容易的。司馬遷在《匈奴列傳》的論贊里說：「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顯而易見，實錄雖然不過是摘錄現成的資料，但對待古代歷史由於關係較遠，可以無所忌諱；至於對待當世的歷史就不能不有所忌諱。這也是不難理解的。堅持實錄的態度，就是忠實於一切事實，忠實於客觀存在，那結果就會不管封建統治階級的願望以及作者的歷史觀如何，必然反映了客觀實際的錯綜複雜的情況，因而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客觀實際的矛盾和鬥爭，即客觀實際的真實的歷史。這就是說，在那些實錄裡面，必然存在著彼此相反的東西，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有有利的東西，也有不利的東西。這種對封建統治者不利的東西當然為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忍受，當然要有所忌諱。古代史官秉筆直書因而慘遭殺戮的歷史教訓 [11]，司馬遷是熟悉的。但是司馬遷始終堅持了實錄的態度。譬如他對於漢高帝劉邦，固然寫了許多神奇體面的事情，可是也寫了許多庸俗醜惡的事情。所有這些事情，絕對不是司馬遷捏造出來的，而是當時的事實或傳說。他忠實地記錄了這些事情，結果就使這位篡奪秦末農民起義果實的無賴的本相完全畢露。這不但和漢代統治者的願望相反，而且也和作者把劉邦歌頌為「受命而帝」的「大聖」矛盾。又如一九六八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對河北滿城漢景帝兒子、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兩座墓葬的發掘和研究，有力地證明了司馬遷在《五宗世家》里對劉勝驕奢淫佚的揭露確是實錄。這種例子很多。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司馬遷所以一方面被人們譽為「有良史之才」，一方面又被另一些人毀為「作謗書」[12]的原因，也就在於他的敘事是「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他的殘酷的遭遇的根源，也許就在於此。[13]這種實錄的真正價值在於它不為封建統治者的偏見所囿，反映了客觀實際的複雜情況，因而反映了真實的歷史。這種實錄的精神，就是司馬遷的現實主義的基本出發點。《史記》所以成為傑出的歷史和文學結合的範例，其根本原因之一在此。 司馬遷的這種尊重客觀事實（古代的和當世的）的精神，是和他著作《史記》的理想有密切聯繫的。司馬遷著作《史記》的最高理想，是要使他自己成為第二個孔子，使《史記》成為第二部《春秋》。《春秋》這部書，在我們現在看來，不過是片斷的、類似新聞標題的從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前四八一年的列國大事記。但在司馬遷當時，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派春秋家的看法，卻不是這樣簡單的。他們以為《春秋》是無所不包的，所謂「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14]。《春秋》的一字一句都有它的道理，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15]。孔子由於時運不好，不遇明君，晚年乃「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16]。這部王法：「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17]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18]。它不是沒有根據的，而是「奉天而法古」[19]的。在公羊派春秋家看來，《春秋》這部書實在包含著封建統治者所需要的一切，所謂「天道」、「王道」、「人道」等等，無不應有盡有，萬分完備。在漢代，《春秋》之義不止是封建學者理論上的空談，而是封建王朝的法律理論上的根據，用《春秋》之義可以斷獄，那實在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是人們不免要問：孔子的全部大道理為什麼當時不講出來，而只是「因史記作《春秋》」呢？他們以為孔子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0]孔子的意思是說，我與其抽象地說道理，還不如通過具體的事實來表明道理比較切近明白。公羊派春秋家對《春秋》一般的看法，也就是司馬遷對《春秋》的看法。因此，不難設想，司馬遷繼《春秋》而作《史記》，也是要通過具體的客觀歷史事實來表明封建社會的全部的思想體系的，包括天道觀、歷史觀、道德觀等。《史記》以敘事為主，各篇除極個別的外，都是敘事多而議論少，極端尊重歷史事實，這顯然是司馬遷的這種著作理想的自然的結果。由此我們也就可以進一步知道，司馬遷的實錄並不是完全被動地直錄一切事實，而是有所選擇地寓其理想於那些實錄之間的。出乎司馬遷意料之外的是，他考察了無數的歷史事實反而發現封建社會的道理很難通了。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這是司馬遷在《伯夷列傳》里提出的問題。歷史的事實是善人惡報，惡人善報；現實也是不軌犯法之徒享受安樂富貴，而純潔公正的人遭到禍害。一切善惡、是非、禍福、窮達的道理到底怎樣講？作為「王道」的根據，所謂「天道」到底怎樣講？他感到迷惑不解。這是實錄的結果，歷史的客觀事實使封建社會的所謂「天道」、「王道」以及是非、善惡等等觀念破產。然而同樣地從無數的歷史事實當中，這些問題，司馬遷是得到了解決的（參看本書《褒貶尺度的人民性》一節）。但由於具體歷史時代的限制，這些問題，司馬遷不可能徹底解決（參看本書《人民性的來源及其局限》一節）。 司馬遷掌握了大量的資料，並審慎地處理那些資料；忠實於客觀的歷史事實，並希望通過那些事實表明他對社會現實的種種理想：這些就是司馬遷創造《史記》這一偉大著作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態度。下面談談他寫了什麼和怎樣寫。 人物中心 前面我們已經提過，《史記》是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的。「八書」以敘事為主，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是全書敘事的單一集中的補充。它們敘述的是禮儀（《禮書》）、音樂（《樂書》）、軍事（《律書》）、曆法（《曆書》）、星象（《天官書》）、宗教（《封禪書》）、水利（《河渠書》）、經濟（《平準書》）等方面的事。「十表」是依朝代的順序並把它們分為幾個階段而建立起來的，它們互相獨立而又互相聯繫。以簡單的記事為主，是歷代的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從一種歷史著作來說，這「八書」、「十表」應是重要的成分。因為它們或者獨立地敘述某些自然現象（即所謂天道）、文化現象、政治經濟現象（即所謂人道）的始終變化，或者顯示某一時期的歷史現象（如《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等）的始終變化，它們是具有一定的科學性的。但在《史記》中，它們卻處於次要的地位。至少在數量上就表明了這一點。《史記》的主要部分是「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這是全書的中心。「十二本紀」除《秦本紀》、《項羽本紀》外，敘述帝王政績，是敘述自黃帝以來直到漢武帝為止的歷朝、歷代作為一個統一的最高統治者的政績的。「三十世家」除《孔子世家》、《陳涉世家》外，敘述秦以前割據稱雄的大小侯王和漢代侯王的歷史。「七十列傳」除《匈奴列傳》、《大宛列傳》、《西南夷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外，敘述貴族公子、各種大小官僚、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經學教授、策士、隱士、說客、刺客、遊俠、土豪、醫生、卜者、商人、俳優等不同社會階層、不同類型人物活動的歷史。上述除外的那些篇，只是由於情況的特殊而引起體例上的一些變異，它們敘述的有的是割據的世襲侯王的歷史（《秦本紀》），有的是起義英雄的歷史（《項羽本紀》、《陳涉世家》），有的實際上也還是思想家或教育家的活動的歷史（《孔子世家》），有的是秦漢以來東南沿海新的割據侯王的歷史（《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有的是國內少數族和國外各族君長統治的歷史（《匈奴列傳》、《大宛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由此可見，《史記》的中心部分所敘述的，是從古到漢的各個社會階層、各種不同地位、不同職業的人物活動的歷史，是歷朝歷代一系列的歷史人物的塑像。 這種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內容的新的史書體裁—紀傳體，是司馬遷對歷史學創造性的發展，但這也有其歷史和現實的根源的。春秋、戰國以來，社會急遽變化，階級鬥爭複雜激烈。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不同的階級、階層特別是他們中間的「士」，在社會上極為活躍。一時諸子蜂起，議論紛紜，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展開鬥爭，個人的作用顯得突出起來了。這給司馬遷以人物活動來反映歷史，提供了歷史的前提。而《左傳》、《國語》和《戰國策》等歷史著作中，也往往具體生動地描寫了春秋、戰國時代人物活動的片斷形象，這些對司馬遷寫歷史人物傳記，無疑也有所啟發。特別重要的是，經過秦末農民大起義而建立起來的漢王朝已經統治了一百年，產生了一代新的歷史人物，更有及時記述的必要。司馬談在他的遺言中就說過：「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就是繼承了父親的這一遺志，而承擔起著述《史記》的艱巨使命的 。 這種新的體例具體地反映了司馬遷的歷史觀。首先從主觀上看，這是和司馬遷的著作理想分不開的，也可以說，這是司馬遷的著作理想的具體表現。我們研究《史記》，不能忘記一個事實：司馬遷著作的不是近代資產階級的所謂「客觀」的「為歷史而歷史」的歷史著作，也不是近代無產階級的科學的歷史著作，而是「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書》。如我們上文所說，他企圖通過具體的歷史事實，來表明封建社會的政治、道德等等理想，因而構成封建社會的一部政治道德全書。這裡姑且不論司馬遷的歷史觀究竟怎樣，各色各樣的人物不但是社會歷史事實的客觀存在，而且也是一切社會歷史事實的發生與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司馬遷以人物為中心來創造他的偉大著作，不但是完全忠實於他的偉大理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於歷史的客觀性的。 其次從客觀效果上看，我們可分兩層意思來說。第一，從縱的方面看，這種從古到漢的歷代統治人物不斷更替的歷史，「原始察終，見盛觀衰」[21]，具體地說明了歷史不是永久不變，而是不斷地變化和發展的。司馬遷認為秦應「世異變，成功大」；指出「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22]是不對的。特別值得注意的，司馬遷承認陳涉幾個月的政權，以為「天下之端，自涉發難」[23]；不承認楚懷王而承認項羽的政權，以為「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24]；不承認漢惠帝而承認呂后的政權，以為「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25]：顯然這是從客觀實際出發，承認歷史的客觀實際的變化和發展的，實在打破了他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26]這一簡單機械的歷史循環論的公式。第二，從橫的方面看，這種極其廣泛的、包含各個社會階層、各種不同社會地位和職業的人物活動的歷史，具體地充實了我國三千年歷史的豐富內容，生動地展開了我國三千年歷史的廣闊畫面；同時也說明了司馬遷對一定社會和歷史的看法：社會不止是帝王將相等統治人物高高在上的單獨的存在，而是有各種人物存在的人群的整體；歷史也不止是帝王將相等統治人物的歷史，而是包含各個階層的全民的歷史。而且還可注意的是，司馬遷也寫了外國君長統治的歷史，這也說明了歷史不止是中華民族單獨存在，而是中外民族共同存在的歷史。這一整體的、全民的社會歷史的觀念，是秦漢以來大一統的局面在文化上的反映。司馬遷的偉大創造正是給他的時代以最充分的表現。 褒貶尺度的人民性 司馬遷不僅寫了大量的、各色各樣的歷史人物，而且更為要緊的是，他也表明了對那些人物的態度。這就是說，司馬遷對他所寫的一切歷史人物，不是平列的、漠不關心的，而是有所褒貶、愛憎的。這是他著作《史記》的目的，在《太史公自序》以及那些人物傳記的論贊里，都有或顯或隱的說明。而最具體的說明還是那些人物傳記的本身。這是人所共知、不成問題的。 問題在於：司馬遷用什麼尺度來褒貶他所寫的各種人物呢？這裡，我們舉《遊俠列傳》來談一下，因為這篇列傳比較全面地體現了司馬遷對各種人物的看法。 《遊俠列傳》是一篇下層人物的傳記。司馬遷為什麼給遊俠這類人物作傳記，在《太史公自序》和《遊俠列傳》的序論里是有肯定的回答的。司馬遷以為那些「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這就是說，那些以「術」而上進的宰相、卿大夫們，輔佐帝王，功成名遂，載在國史，大家都知道，這是當然的，不必說的。相反，像季次、原憲一班隱士們，「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所以季次、原憲終身窮困，但他們自得其樂，雖不名著國史，而死了四百多年，多少後輩，還是稱道不倦，季次、原憲也就成了名。顯而易見，司馬遷對於這兩種人，都流露著譏刺不滿之意。而對於「儒、墨皆排擯不載」的遊俠卻抱有特殊的見解。他以為遊俠這一類的人物，既和貴族公子們如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等，「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這種慷慨好義不同，更和那些「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土豪惡霸們欺壓人民有天壤的區別。他以為遊俠是這樣一種人：「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這就是說，遊俠這一類人的行為，雖不合乎封建統治階級所謂的「正義」，但實際上他們是很講仁義，很有道德的。司馬遷以為所謂仁義道德，本來是很難說的，歷史上多少「所謂有道仁人」，還不是遭到禍害！歷史上也有這樣的事實：「伯夷丑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暴戾，其徒誦義無窮。」而且更有甚者：「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由此可見：遊俠這一類人，「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他進一步地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當世，不同日而論矣！」[27]這就是司馬遷對遊俠的看法和所以要為遊俠作傳的原因。這種看法，不論司馬遷的自覺意識如何，實際上包含著階級對立的看法：他懷疑封建統治階級所謂的聖賢和仁義道德。而從實際出發，「已饗其利者為有德」，肯定了另一類人（遊俠）的救人之急、犧牲自己的真正道德。 司馬遷肯定的遊俠這一類人，究竟是否應該肯定呢？這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韓非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28]至少在韓非的時代即戰國晚期，遊俠這類人物已經大量存在。他們可能就是「墨者」的末流。[29]這是從封建社會的下層排擠出來的一個遊民階層。他們脫離勞動，不事生產，專門從事「犯法」的活動。他們重「義氣」，可以為一個「知己」而死，也可以為公眾「打不平」。大概戰國時代，遊俠這類人多為諸侯國統治者所利用，所謂「犯法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30]。這時兼併劇烈，鬥爭殘酷，各國的統治者爭取人才，而遊俠就往往成為統治者的犧牲工具。但遊俠無恆產，不怕死，容易被利用，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們由於窮困流浪，受壓迫，有正義感，有愛國心，也就往往激於義憤，為正義、為愛國而犧牲：因此，他們的慷慨就義，卻是可歌可泣、為廣大人民所讚嘆和同情的。《史記》的《刺客列傳》寫的主要就是戰國時代的遊俠。「漢興，海內一統」，遊俠既失去為統治者爭取利用的可能，他們的「犯法」行為又為專制主義的封建統治所不容，他們不是被統治者所收買，就是被統治者所殺害。在封建社會裡，人民受壓迫、受冤屈是無窮無盡的。人民經常希望得到「循吏」和「王法」的解救，然而這種希望經常是歸於幻滅。因此，廣大的受壓迫、受冤屈的人民，在無處申訴的苦境之中，自然地就寄希望於代表正義的「鄉曲之俠」。《遊俠列傳》里所寫的朱家、郭解等著名的遊俠，得到廣大人民的愛護，正說明了人民的願望，人民愛護遊俠，把他們視為一種反抗強暴的人物。由此可見，司馬遷大膽地歌頌遊俠，是與廣大人民有聯繫的，他實際上是歌頌了廣大人民反抗強暴的願望的。因此，我們覺得，司馬遷肯定的遊俠這類人物是應該肯定的。 通過對《遊俠列傳》的分析，我們就可以比較具體地認識到司馬遷褒貶人物的尺度。他並沒有受統治階級的傳統的道德標準束縛，而直接從被壓迫人民的利益與願望來看道德問題。這就是正統史家所以攻「其是非頗謬於聖人」的緣故。[31]司馬遷在《伯夷列傳》里所提出的封建社會的是非、善惡的問題，顯然是在《遊俠列傳》里得到了解決的。 司馬遷在《遊俠列傳》里流露的思想是突出的，但並不是孤立的。司馬遷這種同情被壓迫人民、反抗強暴統治的思想，還表現在對其他許多人物的態度上。在《刺客列傳》里，他寫了曹沫劫齊桓公、專諸刺吳王僚、豫讓刺趙襄子、聶政刺韓相俠累、荊軻刺秦王政，讚嘆地說：「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32]這裡，司馬遷所以讚嘆這些刺客的「義」，固然在於這些人真正說話算話，「已諾必誠」[33]，能為「知己」而死；更重要的還在於他們能以一個「匹夫」，敢於和那些強暴的統治者的代表進行誓死的反抗。在《趙世家》里，他寫了有名的「趙氏孤兒」的故事。這個故事也許不是春秋時代的歷史事實，而是戰國時代的民間傳說。它在司馬遷筆下的主要意義，同樣地在於程嬰和公孫杵臼的誓死精神對屠岸賈的強暴勢力的最後戰勝。家喻戶曉的藺相如完璧歸趙的故事，司馬遷的看法是：「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34]很明顯，司馬遷讚嘆的藺相如是一個不怕死、敢於奮氣而起、威脅強暴的壯士！比較一下《魯仲連傳》和《田橫傳》的論贊，更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反抗強暴的人物，抱有何等的敬意。他論魯仲連說：「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屈）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35]而對田橫則說：「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36]魯仲連抗秦，田橫抗漢，事屬相類，可謂無獨有偶。但司馬遷對魯仲連則謂其「不合大義」，而對田橫則極力稱讚，謂之「高節」，謂之「至賢」。如果我們讀一下他們的傳記，就會知道司馬遷對魯仲連和田橫的評論是很有分寸的。魯仲連的抗秦只是說客一流的空談，最後他「逃隱於海上」，做一個自甘貧賤、不屈於富貴的高士。相反，田橫抗漢，是真正反抗到底的，他最後寧肯自殺，也不肯去見漢高帝劉邦一面。司馬遷所以說魯仲連「不合大義」，正是因為魯仲連不能奮不顧身以死抗秦。但是，司馬遷對魯仲連還是很稱讚的，因為他對當時的統治者到底也表現了不屈的、輕蔑的態度。有名的戰國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司馬遷是給以極高的估價和榮譽的。他在《魏公子列傳》這篇名文里，奇特地用了一百四十七個「公子」，津津有味地敘述信陵君的故事。不難理解，司馬遷所以特別歌頌信陵君，不僅因為這位公子真能放下貴族的架子，「自迎夷門侯生」和「從博徒賣漿者游」[37]，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信陵君能夠這樣做，終於得到游士、門客的幫助，救趙存魏，抵抗暴秦，振奮諸侯。從上述這些例子看來，「刺客」是「遊俠」一類人物。其他如公孫杵臼、藺相如、信陵君等人物的故事，可以說都是戰國時代在不同情況下俠義精神的表現；也可以說，這些人物的生動故事，都是與俠義精神相通的。這種俠義精神，強調救人之急，同情弱者，不怕犧牲，反抗強暴。這是廣大人民在封建壓迫下一種支持的力量和希望。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所以具有極大的感動力量，世世代代為人民傳誦不絕，正是因為它們鼓舞了在長期的封建壓迫下無數冤屈無告的人民的鬥爭情緒。一般說來，司馬遷總是熱情地敘述和讚頌這些俠義人物和俠義精神，他的衡量人物的尺度不是從傳統的封建道德出發的，而是從廣大的被壓迫人民的願望出發的。 司馬遷同情被壓迫人民、反抗強暴的思想，不僅表現在對許多人物的歌頌上，還直接表現在他對漢武帝劉徹的專制主義的暴力統治所流露出的極端悲憤和厭惡的情緒上。在漢武帝統治的幾十年間，由於巡狩、封禪、求神仙和奢侈浪費，由於北擊匈奴和不斷地對外用兵，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因而漢武帝不斷地加強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對人民實行極端嚴厲的法令統治。他表面上好像很講「仁義」，實際上卻是嚴刻寡恩的。「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38]憨直的汲黯曾經當面揭穿過漢武帝那種表面上假施仁義的一套。漢武帝最喜歡的是公孫弘這樣的人：「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39]公孫弘是由獄吏出身的一個儒生，他外表講儒術，而實際上卻很懂得漢武帝那一套統治人民的法令制度。遊俠郭解和游士主父偃都是他堅決主張殺掉的。司馬遷對這樣的現實，雖然不敢明顯地反對，可是他在《循吏列傳》里說：「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他寫了歷史上孫叔敖、鄭子產等對人民不加威嚴的「循吏」五人，而漢代的卻一個也沒有寫。相反，他寫了一篇《酷吏列傳》，卻統統是寫漢代的人物。在這篇傳記里，司馬遷主要寫了十人，其中除綽號「蒼鷹」的郅都為漢景帝劉啟時人外，其餘都是漢武帝時代執行暴力統治的人物。張湯是漢武帝最為滿意的一個。他和趙禹共同定了種種法令，有所謂「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40]，加強官吏對人民的監視，以及官吏上下之間的互相監視。張湯還因大農令顏異對新造白鹿皮幣有意見不敢直說而「微反唇」，以為「不入言而腹誹」，處死顏異，從此有所謂「腹誹之法」[41]。張湯不僅善於巧立法令名目，而且也善於揣摩漢武帝的意旨。這時漢武帝提倡「文學」（即經學），張湯就想附會「古義」以斷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以便解決法令的疑難。而實際上他決疑的根據還是漢武帝的意旨。只要漢武帝認為對的，他就著為定讞，以為廷尉判決的法令。因此無論有罪無罪，他都揣摩了漢武帝的心思才作決定。這樣，張湯就取得了漢武帝的尊寵。「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於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了。後來張湯也因「懷詐面欺」，觸怒了漢武帝，自殺。司馬遷簡單地說：「張湯死，而民不思！」[42]這是有力的、憤怒的、人民的語言。曾經做過張湯的廷尉史的王溫舒，也是一個鎮壓人民的劊子手。他為御史和廣平（今河北雞澤縣東南）都尉時，就殺過很多「盜賊」，後來為河內（郡名，治所懷縣，今河南武陟縣西南）太守，捕郡中「豪猾」，連坐千餘家，大肆屠殺，至流血十餘里。漢王朝慣例，春天不殺人，溫舒頓足說：「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馬遷憤怒地說：「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但漢武帝當時聽到這個消息，卻以為溫舒很能幹，調升為掌京師治安的中尉。王溫舒是一個卑鄙的小人，對「有勢者」很會奉承，雖犯法如山，也不去觸犯；相反，對「無勢者」他就視為奴隸。他想盡一切「理由」，專門打擊「下戶之猾」，以儆「大豪」。他手下的「爪牙吏」，都是一班戴帽子的老虎。所謂「奸猾」被拷問後，「大抵盡靡爛獄中」，論罪時已經沒有活的了。於是「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這就是王溫舒為中尉的治績！後來漢武帝徵發「豪吏」當兵，王溫舒因為隱藏他的爪牙華成和受騎兵人員的賄賂被告發，罪該滅族，結果自殺。同時他的兩個弟弟和他們的妻家也各自犯罪而被滅族。司馬遷在這裡引用了光祿徐自為的話：「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這句話顯然包含著無窮的憤慨，它固然表明王溫舒罪有應得，而同時對武帝時的殘酷刑法也流露著極為悲憤的情緒。另外有一個杜周，曾經做過張湯的廷尉史，後來他做了廷尉，完全模仿張湯，善於審察漢武帝的意圖：「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這就是說，有罪無罪，完全看漢武帝的顏色來決定。當時有人責備杜周說：「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旨）為獄，獄者固如是乎？」杜周老實地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就是說，專制主義者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法律，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杜周斷獄很繁忙，案件每年在千件以上。大的牽連數百人，小的也有數十人。到朝廷來對案的遠則數千里，近的也有數百里。他審判起來其實很簡單，一律按狀子上所控告的罪名定罪。這樣，被告聞有逮捕的消息，往往就逃亡了，以致十多年成為懸案。這種案子大都被誣為「不道（罪名）以上」。有時廷尉和京師官府命捕六七萬人，而胥吏能捕到十餘萬人。這樣，杜周也就成為漢武帝重用的人，後由執金吾升官至御史大夫。司馬遷的結語說：「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以上我們根據《酷吏列傳》，擇要地敘述了張湯、王溫舒、杜周三人的「治績」，可以看見漢武帝專制主義的統治的殘酷和黑暗的一斑；同時也可以看見，司馬遷對漢武帝這樣的統治流露著無可奈何的悲憤和厭惡的情緒。要知道，《酷吏列傳》所反映的是漢武帝時代的現實政治，這種現實政治是「王法」破產的鐵證，是人民所以同情「遊俠」的原因，也是司馬遷所以歌頌「遊俠」的原因。人民和司馬遷在這樣的政治現實下密切地聯繫起來了。 在這樣的現實政治的壓迫下，人民是要起來反抗的。據《酷吏列傳》記載，自從王溫舒極端酷烈地鎮壓人民以後，一般「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仿）溫舒」，以致人民無法求生，越發不怕「犯法」，四處起來反抗：「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他們立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顯而易見，這是人民的，主要是農民的起義鬥爭，時在公元前九九年（天漢二年），即漢武帝命令李廣利和李陵出征匈奴的一年，這同當時對外用兵頻繁，加深了農民的貧困有直接關係。漢武帝派使者到郡縣發兵攻打起義軍，起義軍雖然損失很大，但是潰散的一部分仍能扼守山川，團結一起，漢王朝終於「無可奈何」。於是漢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43]。但是地方上從小吏以至縣、郡長官，恐怕報告上去受到處罰，因此往往隱匿不報。人民的反抗鬥爭也就沒有停止過。司馬遷忠實地敘述了現實的另一面，旨在說明「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的思想，他顯然承認「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即同情人民的反抗鬥爭。司馬遷寫了一篇《陳涉世家》，是這種同情心理最具體的表現。大家知道，陳涉是秦末農民起義軍的最初的一個領袖，從起事到失敗，不過半年。但是司馬遷卻給以極高的估價。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說：「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陳涉發難的意義，在於奮臂一呼，代表了人民的意志，「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司馬遷的胸中沒有什麼「正統」偏見，他把陳涉起義比之為「湯、武作」和「《春秋》作」，好像是以「聖王」看待陳涉，而實質上還是以極大的熱情歌頌了人民對暴力統治的起義反抗。在《陳涉世家》里，他詳細地敘述了陳勝（即陳涉）、吳廣發難的經過，正是這種熱情的自然流露。同樣地，他以非常飽滿的情緒寫《項羽本紀》，給項羽以極高的地位，固然因為項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而項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44]，這一勇猛無前摧毀暴力統治的英雄形象，卻是他崇敬項羽的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 由此可見，司馬遷歌頌遊俠、刺客以及公孫杵臼、藺相如、魯仲連、田橫、信陵君等俠義人物，承認人民起義的合理性並歌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項羽等等英雄人物，歌頌「循吏」，反對「酷吏」、即反對漢武帝的殘酷統治：都是從同情被壓迫的人民，憎惡歷史和現實的暴力統治這個基本思想出發的。這個基本思想，使他懷疑以至否定傳統的是非善惡的舊標準，產生了自己的即廣大被壓迫人民的是非善惡的新尺度。因此，這個基本思想，也就決定他對待各種人物的態度。 為了更為充分地論證這一點起見，我們不妨再舉一二例說明一下。譬如：秦將蒙恬為趙高、胡亥合謀處死，蒙恬自覺冤枉，以為將兵三十萬人，起臨洮至遼東築長城萬餘里，自九原至甘泉通「直道」千八百里，對秦實有大功。司馬遷在《蒙恬列傳》的論贊里說：「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可見司馬遷以他自己的親眼所見，覺得蒙恬不過是按照統治者的意圖辦事，所謂「阿意興功」，並未從被壓迫的人民實際所能付出的勞役來考慮。照司馬遷看來，當時天下未定，創傷未復，人民已不可能擔負如此巨大的勞役，而蒙恬無視人民的痛苦，輕舉妄動，最後不得好下場，實在罪有應得。這裡，我們姑且不管蒙恬築長城、通直道的客觀效果如何，單看司馬遷對蒙恬的評論，我們可以說，司馬遷是從被壓迫的人民的觀點來看蒙恬的事功的。又如在《衛將軍驃騎列傳》里，司馬遷雖然敘述了衛青、霍去病這兩位貴戚將軍如何打擊匈奴有功，如何不斷受到漢武帝提拔、賞賜和愛重。但在最後則說：「然（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余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霍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衛青）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顯而易見，司馬遷在這裡是從廣大的士兵群眾的利益出發來揭露這些貴戚將軍們的行軍內幕和所謂「戰功」的。和霍去病的「重車余棄粱肉，而士有飢者」這種貴戚將軍的作法完全相反的李廣，如司馬遷在《李將軍列傳》里所寫的：「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這位勇敢善射、和士卒同甘苦、「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的將軍，一生未得封侯，最後且在衛青的褊私和壓抑之下被迫自殺。「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司馬遷對李廣的讚頌是無以復加的。他覺得李廣真正「仁愛士卒」，因而得到士卒的愛護和天下人的同情。總之，司馬遷對漢武帝的幾位將軍的觀點不是從他們和統治者的關係出發的，而是從他們和士兵的關係出發的。這種由士兵群眾的觀點來表明對待將軍們的好惡的態度，顯然是和上述的基本思想相通的，有密切聯繫的。 人民性的來源及其局限 說到這裡，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司馬遷為什麼會有這種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呢？這大概有下述一些原因：司馬遷早年「耕牧河山之陽」，受過農村環境的一些影響。後來他不斷地遊歷各地，不但搜集了古代的許多軼事遺聞，印證了書本上的許多歷史事實和傳說，而且接觸了當時祖國的各階層人民，熟悉了豐富的、複雜的民情風俗，體驗到被壓迫人民的痛苦。司馬遷一生雖是漢王朝的官吏，但在他一生的主要時期之內，不過是一個「四百石」到「六百石」的下級官吏。「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他的職掌也是無權無勢、卑不足道的 。司馬遷的這種長期的、卑微的官吏生活（郎中和太史令）不但使他熟悉了漢王朝從「內廷」到「外廷」的貴族、官僚的內部情況，而且也使他認識到貴族、官僚的醜惡面目。又因為他職掌太史，掌握資料，也有充分可能了解到整個封建官僚制度對於廣大人民的壓迫。而且自從遭了李陵之禍，就更具體地、更深刻地體驗到封建壓迫的殘酷。司馬遷一生豐富的生活實踐和被壓迫的親身體驗就是他的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最為直接的來源。例如：在《遊俠列傳》里，他寫了魯朱家、楚田仲、雒陽劇孟、符離王孟、濟南氏、陳周庸、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兄、陝韓儒、軹郭解、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等自漢以來遍布各地的遊俠人物。這批人物，成分既很複雜，流品亦有高下。司馬遷為他們作傳，不是一般地加以讚揚，而是有所區別的。他一再讚揚的遊俠，既不是「暴豪之徒」，也不是「盜跖居民間者」，而是「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的朱家式，或「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郭解式的真正的遊俠。這種廣泛的遊俠故事的搜集和他們的流品的區分，是和司馬遷深入民間，了解他們的活動、熟悉下層社會以及人民的痛苦和希望分不開的。他在遭了李陵之禍以後，就更親切地體會到救人之急的遊俠人物的可貴。實際上他奮不顧身地敢於在漢武帝的盛怒之下，為李陵講話，就是一種俠義精神的表現。這篇《遊俠列傳》可能是在遭了李陵之禍以後寫的。[45]又如在《酷吏列傳》里，他無情地揭露漢武帝及其鷹犬的冷酷無情的嘴臉，痛惜廣大的無辜人民所遭遇的莫測禍害，這顯然是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司馬遷受腐刑在天漢三年，這時杜周為御史大夫。他在《報任安書》里敘述受刑的原因說：「因為誣上，卒從吏議。」這個「吏」裡面，當然有以「酷烈為聲」的御史大夫杜周。那麼司馬遷是親身遭到「酷吏」的毒手的。這篇《酷吏列傳》肯定地是司馬遷在受刑以後寫的。[46]又如在《貨殖列傳》里，他寫了全國各地的民情風俗、各種物產以及各行各業的發財致富的商人—從富商大賈以至賣漿小販，這一敘述本身的廣泛性就意味著人民性的內容，而這又是和他的廣闊的生活實踐密不可分的。但更重要的還在於他大膽地提出對於發財致富的看法。司馬遷認為追逐財富是人的本性和目的，從「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以至賢人、隱者、戰士、俠客、妓女、博徒、漁夫、獵戶、文法吏士、「游閒公子」、「農、工、商、賈、畜長」等不同的階層與職業的人們，無不害怕貧窮，百般地追求富有。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因為「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有些人「與千戶侯等」，因為他富有；有些人「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也因為他富有。具體地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這就是所謂「素封」。那些「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的人，如果還不「慚恥」，那實在太難了！那些「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的人，也足夠羞恥的了！司馬遷的這種對於發財致富的看法是「正統」史家斥「其是非頗謬於聖人」的又一證據：所謂「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47]。千百年以後，還有人認為司馬遷罪不容誅，也就根據這一點。[48]司馬遷的這種看法，好像歌頌富翁、鄙視窮人，實際是為廣大的被壓迫、被奴役的窮人鳴不平的，他觸及了封建社會的本質：富人—統治者，有錢有勢，有名有利；窮人—被統治者，什麼也沒有，除了被奴役和受恥辱。它反映了漢武帝統治時代封建地主階級和廣大的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的尖銳矛盾。司馬遷觸怒了漢武帝，「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49]，因而受了恥辱的腐刑，他也體會到封建統治者制定一套殘酷的刑法，專門是為對付無錢無勢的窮人的。這篇《貨殖列傳》，從它所反映的憤慨的情緒上來看，顯然也是在受刑之後寫成的。由此可見，司馬遷思想的人民性的內容是和他一生的豐富的生活實踐以及不幸的遭遇直接聯繫著的。 但司馬遷思想的人民性的來源，還不止此。上文已經說過，司馬遷作《史記》是抱有一定的理想的。這種理想主要是希望通過客觀具體的事實來表明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表明所謂「天道」、「王道」以及是非、善惡等等的。而結果《史記》所反映的卻遠出於作者的主觀意圖之外，發現了天道無憑，王道破產，以及另一種是非、善惡的觀念，即與之相對立的廣大被壓迫人民的是非、善惡的觀念。司馬遷所以會發現另一種是非、善惡的觀念，原因就在於他尊重客觀事實、忠實地記錄客觀事實。客觀事實總是廣泛存在的，在封建社會裡它必然包含著廣大被壓迫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緒。這是司馬遷思想的人民性更為深廣的來源。司馬遷所以能夠忠實地記錄客觀事實，而不是歪曲地記錄客觀事實，那就是因為現實存在的廣大被壓迫人民的力量使他不能不正視現實，不能不堅持實錄這一基本的著述態度。而他一生的辛苦的實踐和不幸的遭遇，就是他所以能夠看到廣大的被壓迫人民、深刻地認識現實的一個直接原因。不可否認，這個直接原因對他堅持實錄的著述態度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司馬遷的人民性的思想，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這種限制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即統治的思想影響的結果。 司馬遷時代，漢王朝統治的最根本的思想是什麼樣的思想呢？前面曾經說過，還在司馬遷年輕的時候，漢武帝登位後，漢王朝的統治思想已由黃老一派思想改變為儒家的思想。但以董仲舒的思想為代表的所謂儒家的思想，其實是戰國晚期鄒衍以來陰陽家思想進一步的發展。董仲舒等對於天道和歷史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一個簡單的概念，即天命的歷史循環論。他們以為作為一個朝代第一個最高統治者的帝王，非人力所能致，莫不由受命而來。「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50]。天是有意志和威權的，是帝王的唯一公平的選任者和罷免者。任何一個有「德」的人都必定有機會做帝王，但有一定的年數；到了一定的年數，天即選派有另一種德的人來繼位，這是新聖人受命，現任者即無過失，亦無法延長這種運數，「雖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51]。歷代帝王就是這樣不得已地奉行天命來對人間實行統治的。一個新王在坐穩天下之後，一定要舉行有歷史意義的封禪典禮，告祭天地，以表示他統治的成功。而且也一定要改革舊制度，以表明他是重新受命的新王，並非繼承前代。但人們不免要問，何以知道一個帝王是受天命而來的呢？他們說，符瑞的出現，就是證驗。有什麼樣的德，天就相應地顯示什麼樣的符瑞；或者掉轉來說，天顯示什麼樣的符瑞，就證明是什麼樣的德。帝王的本身奇怪的形象就是最切近的一種符瑞，所謂命相。德有不多的幾種，由於天命安排，不斷運行，不斷循環。誰得到循環中的一德，誰就以該德而王。鄒衍最初提出以土、木、金、火、水為次序的五德循環論，後來董仲舒又提出以黑、白、赤為次序的三統循環論。他們以為歷史上的移朝換代就是根據這樣的天命循環而來的。這種帶有根本性質的、愚民的、天命的歷史循環論，由鄒衍到董仲舒，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思想系統，它有力地維護和鞏固著漢王朝的封建統治。 司馬遷是在這種統治思想之下生活過來的。他是董仲舒的「及門」弟子，是公羊派《春秋》的學習者；他是漢王朝的官吏，是當時的統治階級，他著作《史記》的最高理想和最後目的，當然是為了封建統治階級鑑戒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史記》里要反映上述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例如他在《東越列傳》的論贊里說：「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這裡司馬遷企圖以東越的祖先「有大功德於民」來解釋東越統治的歷史長久，固然含有積德報應的氣味，但還是從人民的利益來看統治者的存亡的。而在《韓世家》的論贊里，卻以「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之孤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為「天下之陰德」來解釋韓國統治所以歷十餘世之久，這就不免是迷信了。又如：在《魏公子列傳》的論贊里，他讚揚「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所起的救趙存魏的偉大作用，而在《魏世家》的論贊里，卻以為魏之亡國是由於「天方令秦平海內」，魏國「雖得阿衡之佐」，也挽救不了滅亡的命運。這和他在《六國年表》的序里所說秦「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是完全一致的。又如：項羽最後滅亡，自謂乃「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司馬遷以為項羽之亡，實由於自恃武勇、專欲以力服人的錯誤，並斥責項羽「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52]為大謬，這是對的。但他對於劉邦建立漢王朝，卻又熱情地以為實由於天命，把劉邦歌頌為「受命而帝」的「大聖」[53]。這些陰德報應、興亡由於天命的思想，即封建性的、非人民性的思想，都是當時統治階級的愚民思想影響的結果。 司馬遷時代，黃老一派思想在政治上的統治勢力雖然已經過去了，但以《老子》那本書為代表的道家思想還是起作用的。以發揮道家思想和陰陽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淮南子》，產生於漢武帝統治的初期。可見在司馬遷年輕的時候，不但陰陽家思想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道家思想也是有很大的發展的。司馬遷的父親太史令司馬談，就是一個道家思想的讚頌者。顯然，司馬遷除了受陰陽家思想的影響外，還要受道家思想的影響。道家把天道了解為客觀存在的自然的規律，這個規律不是天命安排的，而是自然本身的表現。但這個規律，在道家看起來，並不是一個無窮的發展，也是有限度的、循環的，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復」[54]。這種自然規律的循環論，應用到社會上來，對一個最高統治者說，也只須順其自然，「清淨無為」，不必要積極地「有為」。因為無論怎樣「有為」，對自然的規律是不起作用的，徒然擾亂其本來的秩序。司馬遷受這種道家思想的影響最明顯的一點，就是他對於漢武帝的種種努力一概流露著不滿的情緒。漢武帝努力抗擊匈奴，並不斷開拓邊疆，打開東西交通的道路，使漢王朝成為繁榮昌盛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對中國歷史發展是有一定的進步作用的。但司馬遷對漢武帝的這些努力，大抵只從好大喜功、勞民傷財上去看，只看見消極擾民的一面，看不見積極利民的一面。這就是道家的天道觀和歷史觀影響的結果。 陰陽家的天命循環論和道家的自然循環論對司馬遷的影響，就是特定的歷史時代對於司馬遷的人民性的思想的限制。這些限制，阻止他更徹底地認識現實、認識歷史發展中的人民的力量，因而他不免還要常常落於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的圈套中。然而如我們上面所說，司馬遷是衝破了封建統治階級層層的思想圈套的，應該肯定，強烈的、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是司馬遷思想突出的一面。 寫作方法 現在談一下司馬遷的寫作方法。司馬遷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創造他的偉大著作的，他寫了各色各樣的人物。他的寫作人物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極端複雜的，需要一個全面的、細密的研究。這裡我們只能談一下他的幾個基本的寫作方法。 司馬遷在《留侯世家》里透露了這樣一句話：「（張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這就是說，張良和漢高帝劉邦平日所談論的天下事很多，那些和天下存亡沒有大關係的就不寫了。這應該被認為是司馬遷寫作人物傳記的選擇材料的方法。選材和上文談過的「考信」不同：考信的目的在於解決歷史材料的真偽問題；選材則更進一步，它的目的在於表現所寫人物的特點。不必說張良這樣一個對楚漢紛爭的局面大有關係的人了，任何一個人的一生，總是說了許多話，作了許多事的，如果統統寫在傳記里，不但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因此，寫作人物傳記的首要方法，在於選擇那些重要的、有代表意義的話和事，只要足以表現那個人物的特點就夠了。司馬遷提出的這種取捨材料的方法，可以認為是他寫作人物傳記的一個基本方法。 其次，在《留侯世家》里還有「語在淮陰事中」、「語在項籍事中」這樣的話。在其他許多篇里，也常常出現這樣的話。[55]這是司馬遷慣用的、前人早已指出的所謂「互見法」。這一方法，司馬遷用在許多篇內，有些注出來了，有些沒有注出，用例極為複雜。它們的基本情況大致是這樣：某些事件不載於或略載於本篇，而載於或詳載於他篇。譬如劉邦過魯祀孔子、朱家救季布二事，不載於《高祖本紀》和《遊俠列傳》的「朱家傳」，而載於《孔子世家》和「季布傳」。張良說漢王封韓信為齊王，允封韓信、彭越以土地二事，在《留侯世家》里略提一下，而詳載於《淮陰侯列傳》和《項羽本紀》。這些例子甚多，舉不勝舉。司馬遷為什麼這樣寫呢？避免重複是一個原因，某些事件既然載於或詳載於彼，就不必再載於或詳載於此。但單是這樣的解釋顯然是不夠的。詳此略彼的本身，還應該有更積極的意義。某些事件關係到兩個人或更多的人，這些事件對於關係到的各個人，往往不是同樣輕重，而是有不同輕重的。詳此略彼的積極原因，正在於表示出某些事件對於關係到的各個人是有輕重的不同的。譬如劉邦過魯祀孔子一事，對於劉邦是平常的，而對於孔子則是光榮的、很重要的事了。因此，它不必寫於《高祖本紀》，而必須寫於《孔子世家》。朱家收藏亡命的季布，對於收藏著許多亡命者的朱家來說，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而對於亡命的季布則是關係生死的重要事件。因此，這事不必寫於「朱家傳」，而必須寫於「季布傳」。同樣地，張良為劉邦籌劃的對付韓信和項羽的計謀，對於張良本人沒有多大關係，而對於韓信和項羽，則有生死存亡的關係。因此，這事不必寫於《留侯世家》，而必須分別寫於《淮陰侯列傳》和《項羽本紀》。由此可見，司馬遷敘述人物事件的「互見法」，不只是消極地避免敘述事件的重複，而是積極地運用資料，為塑造人物的形象而服務的。它的作用是集中事件，或補充事件以便人物形象的突出和完整。《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是兩個顯明的例子。前者是大力集中一切有關的重要事件，使一個勇猛無前、摧毀暴力統治，而粗豪自滿、專欲以力服人，終於為人所制的失敗英雄形象充分突出；後者則不是這樣，它逐漸地從有關人物的傳記里補充了許多事件，終於使漢王朝的「高祖」那樣豁達大度而又機智、善變、狡詐多端以至流氓無賴的本色畢露出來。由此可見，這種互見法的運用，決定於作者對所寫人物的態度，是司馬遷褒貶人物的一種方法。為了顯明地褒或貶，集中事件都是必要的；只是對於有些人物，不肯或不敢顯明地貶，逐漸補充事件，就有其方便處。 再其次，就是故事化的方法。這是司馬遷寫人物傳記最為出色的一個方法。司馬遷寫戰國、秦、漢的人物資料不少得之於傳說和親身調查，這是他的人物傳記能夠故事化的一個重要條件。人物傳記是一種散文敘事，它容易陷於一般地梗概地敘述事件。故事化就是避免這種局面產生的重要方法。司馬遷在人物敘事的故事化上有這樣一種情況，就是對某些事件不厭其詳地描寫細節場面，避免一般的、梗概的敘述。譬如《黥布列傳》寫英布被迫造反，起於賁赫告變的經過說：「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乃厚饋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英布），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這裡具備了賁赫所以告英布謀反的一些必要的細節，因而就使這一事件增強了具體性，使它故事化了。又如：《張耳陳餘列傳》寫張耳、陳餘忍受里吏小辱以待起義的情形：「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又如《淮陰侯列傳》寫韓信少時忍辱袴下，《留侯世家》里張良亡匿下邳，為圯上老人進履等等，都是在一些小事件上給以細節的描寫，因而加強了它們的故事性。這類例子，實在是很多的。至於《趙世家》寫公孫杵臼收藏趙氏孤兒，《魏公子列傳》寫信陵君自迎夷門監者侯生，《項羽本紀》寫項羽鴻門之宴和垓下被圍等等，都是著名的有細節、有場面的故事，為大家所熟知，這裡連節錄也不必要了。司馬遷在人物敘事的故事化上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組織一系列的故事，集中地表現一個中心思想。這很像後世的寫小說。譬如「郭解傳」和「荊軻傳」，都是以完整的故事形式集中地表現了兩個不同時代的俠義人物。又如《魏公子列傳》，前面既然詳細地寫了信陵君怎樣卑恭地自迎夷門監者侯嬴和屠夫朱亥的故事，後面寫的還是怎樣卑恭地「從博徒賣漿者游」的事。至於信陵君的真正大事，如何救趙抗秦等，反而寫得很簡略。這樣它就集中地表現了這位「不恥下交」的貴族公子。又如《魏其武安侯列傳》寫竇嬰、田蚡這兩個貴戚中間的矛盾怎樣發生和發展以至於全歸於盡，整篇寫的只是兩個貴戚的爭權奪利的故事。除主角竇嬰、田蚡外，其餘牽連到的竇太后、王皇后、漢武帝、灌夫、韓安國等等人物，也都是為這一故事而服務的。我們可以說，《史記》里許多篇人物敘事的成功，大概都與這種單一集中的表現方法有關，上述各篇只是故事化最為完整、最為突出的代表作品。 根據對人物的一定的理解和認識，選取其可信的、重要的事件，加以詳略不同、彼此互見的剪裁和安排，並使之故事化，這是司馬遷寫作人物傳記的一些基本方法。由於運用了這些方法，司馬遷就使他筆下的許多人物不僅富有個性，而且也富有典型性。司馬遷寫的是歷史人物，他固然不能虛構事實，必須依據確實的事實。但是在選擇事實、剪裁和安排事實，突出地描寫某些事實這一系列的思考過程之中，顯然包含著他對事實的認識、想像和體會，上述方法的運用過程實在也就是一個創造的過程。因之，司馬遷寫的許多歷史人物，不但是互相不同的、特殊的實有人物，而且一定也是各個實有人物的理想化。這就是《史記》人物的個性和典型性的由來。可以肯定，司馬遷所特別歌頌或憎恨的各類人物，如項羽、陳涉、李廣、信陵君、荊軻、郭解（以上是歌頌的）、田蚡、公孫弘、張湯（以上是憎恨的）等等，都是富有個性和典型性的人物。這種特殊人物的典型性的創造，不只是突出地反映了個別實有人物的某些重要方面，而且是廣闊地概括了一定社會的某些重要方面，深入地發掘了一定社會的矛盾。信陵君是戰國晚期貴族「養士」的一個典型，他那樣的「不恥下交」的謙遜風度反映了戰國晚期各國統治者爭取、利用各種人才和互相兼併的尖銳矛盾。郭解是漢武帝時代下層社會的一個以復仇為快意的典型，他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而為廣大被壓迫人民所愛護，「郭解傳」反映了漢武帝時代在酷吏和豪強的聯合統治之下，廣大的無辜的被壓迫人民所受的災禍的嚴重，因而也就反映了黑暗的、毫無正義的封建統治和廣大被壓迫人民的矛盾。《魏其武安侯列傳》描寫了更多的人物，或深或淺地刻畫了他們的個性，同時也反映了封建王朝內部以竇嬰、田蚡為首的貴戚之間爭權奪利的矛盾。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司馬遷寫作歷史人物的基本方法，不是堆砌或平列許多事實，而是有根據地、有標準地選擇、剪裁和強調某些事實，因而塑造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具體人物的個性和典型性，反映了一定社會的廣闊的面貌和深刻的本質—這就是司馬遷的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這也就是偉大的《史記》所以區別於其前後的無數歷史著作，而成為歷史和文學唯一互相結合的典範的一個重要原因。 語言的運用 最後，再簡單地談談司馬遷運用語言的一些特點。 司馬遷敘述古代歷史，首先碰到的是古代語言的問題。他把那些僵化或涵義不明的詞彙和句式，按照當時一般的理解改為通俗易懂的詞彙和句式。所以他的整齊（規範化）古代歷史的工作，實際也包含著整齊古代語言的工作。譬如他根據《尚書·堯典》敘述堯的歷史，詞句改動很多，就是這種努力的顯明例證。試看下面兩段話：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尚書·堯典》 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載，功用不成。 ——《史記·五帝本紀》 由此可見，司馬遷是把《堯典》里那些含糊、拗口的古代語言，翻譯為明白、流暢的通俗語言了。有的是字對字、句對句的直譯，有的是變換句法或增添字句的意譯。他的目的顯然在於使人容易了解，使古代的歷史和人物能夠鮮明生動起來。至於他敘述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往往根據《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整篇節錄，詞句很少更動 [56]，也正因為這些資料一般是容易為當時人了解的，這些時代的歷史和人物，還是很鮮明生動的。可見司馬遷處理他的寫作語言的問題，不是從復古主義者的「頌古非今」出發，而是從現實的要求出發，是以能否鮮明生動地敘述歷史和塑造人物為依據的。《史記》的語言，在我們今天看來，全部是所謂「文言」而不是白話。但是《史記》的文言，可以相信，是在當時的通俗語言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和當時的通俗語言是很接近的。這從它的一般敘述語和人物對話的諧和上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司馬遷在運用語言方面，不僅僅是整齊古代語言，使之通俗化，更出色的是，他努力模擬或利用口語的自然語調來刻畫人物的神情態度，從而增強人物的個性和典型性。譬如《陳涉世家》寫陳涉舊時夥伴的土話：「伙頤！涉之為王沈沈者！」《張丞相列傳》寫周昌口吃：「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這些都是顯明的模擬口語的例子，是大家熟知的。又如《李將軍列傳》寫霸陵尉不放李廣夜裡通過霸陵亭：「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韓長孺列傳》寫蒙縣獄吏田甲侮辱韓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袁盎晁錯列傳》寫晁錯父子口角：「（錯父）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魏其武安侯列傳》寫灌夫見丞相田蚡倨傲，很不高興，就拿西宮衛尉程不識出氣：「生平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又寫漢武帝見朝臣不敢當面爭論田蚡、竇嬰的是非，就拿內史鄭當時出氣：「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並斬若屬矣！」又寫田蚡在罷朝後責備御史大夫韓安國世故，不敢公開站在自己一邊：「與長孺（韓安國字）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顯而易見，這些逼真的人物口吻的刻畫，也都充分地流露著自然的口語情調。[57]這正是司馬遷塑造人物的個性和典型性的一個極端重要的條件。 司馬遷運用語言的另一種努力，表現為採用歌謠、諺語、俗語等來敘事或論贊，從而豐富了語言，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說服力。譬如《曹相國世家》引百姓歌：「蕭何為法，若劃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淮南衡山列傳》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魏其武安侯列傳》引潁川兒歌：「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李將軍列傳》贊引「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遊俠列傳》序論引「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其贊又引「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貨殖列傳》引「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又引「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又引「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谷；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佞幸列傳》引「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白起王翦列傳》贊引「鄙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平原君虞卿列傳》贊引「鄙語曰」：「利令智昏。」《鄭世家》贊引「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孫子吳起列傳》贊引「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春申君列傳》贊引「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劉敬叔孫通列傳》贊引「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袁盎晁錯列傳》贊引「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張釋之馮唐列傳》贊引「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大家知道，這些歌謠、諺語、俗語等等，都是不斷產生、流傳和修改的民間口頭創作，它們概括了廣大的社會生活，因而是特別富有戰鬥性和表現力的一種特殊的精粹的語言。這種語言的採用，是司馬遷深入生活、留心生活的口頭語言的自然結果。 整齊過時的、難懂的古代語言，使之通俗化；模擬或利用口語的自然語調來刻畫人物；採用歌謠、諺語來敘事說理：這是司馬遷運用語言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雖然不能概括司馬遷運用語言的全部現象，但它們無疑是重要的，因為它們也正是司馬遷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反映。 歷史和文學統一的範例 《史記》是一部偉大的、富有創造性和科學性的古典史學名著，它網羅了「六經異傳」、「百家雜語」以及「天下放失舊聞」，並以「六經」和親身調查見聞為標準，在「考信」和「實錄」的基礎上，使之納入於一個包含五種體例，並由於它們的互相配合和補充而形成的完整的定型的系統。它第一次有組織地、有計劃地全盤整理了中國歷史。它是秦、漢以來偉大統一的封建國家在歷史文化上的反映。 《史記》的「十表」，錯綜而複雜地反映了一定時期的歷史事件的發生和發展；它的「八書」，獨立而集中地反映了自然和社會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歷史；它的主要部分則是數量很多的包括各個階層、各個類型的歷史人物的傳記，這些傳記具體而生動地充實了歷史的內容，擴大了歷史的範圍，因而奠定了它的人民性的基礎。 司馬遷寫作這些人物傳記的目的，不是無所謂的，相反，而是取法《春秋》，通過具體事實，來貫徹他的「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批判理想的。他的批判歷史人物的標準，當然離不開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但是由於著者忠實地記錄客觀事實，這就暴露了各個歷史時期的複雜的社會矛盾，因而懷疑以至否定了傳統的舊標準（雖然不是很徹底的），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標準。他歌頌起義反抗暴力統治的英雄人物，歌頌遊俠、刺客那種激於公憤、不惜犧牲自己的精神；他諷刺或厭惡殘暴的統治者及其兇惡的鷹犬。司馬遷這種愛惡的界線，都是從同情被壓迫的廣大人民出發的。他自己的廣闊豐富的生活實踐和不幸的遭遇，使得這種愛惡和同情更為強烈、更為鮮明。這就是司馬遷的也就是《史記》的人民性的具體表現。 作為古典文學作品看的《史記》，是和《史記》之為歷史著作的特點分不開的。歷史著作和文學作品是兩種不同的認識形式；前者是科學的範疇，後者是藝術的範疇。而《史記》的人物紀傳則是它們的巧妙的結合和統一。《史記》里的許多人物以及他們的實踐活動都是實有其人和實有其事的（《史記》里是否有神話傳說中的人物故事是另一問題），這是它所以區別於傳奇小說而為歷史著作的特點所規定的。《史記》的人物傳記所以富有文學性，在於它根據確實可信的歷史事實，加以選擇、剪裁和強調，通過簡潔明晰和通俗的語言，忠實地塑造了各種人物的個性和典型性，從而反映了一定社會的複雜生活及其本質和面貌。這就是司馬遷的現實主義。歷史的「紀傳」體也許「古已有之」，但使這種「紀傳」體成為我們所謂傳記文學，則不能不說是司馬遷的空前獨創。司馬遷的許多人物傳記是歷史和文學統一的範例，司馬遷是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歷史家和文學家。 * * * [1]. 從近人楊明照說，詳見楊氏《太史公書稱史記考》一文，載《燕京學報》第二十六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出版。 [2]. 《史記》記事的最晚年限，司馬遷自謂止於「太初」，見《史記·太史公自序》。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整齊劃一，太初以後的記事還是有的。班固認為「訖於天漢」，見《史記集解序》、《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集解》。近代王國維則謂「《史記》中最晚之記事得信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傳》之李廣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後人續補也」（《觀堂集林》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由於司馬遷的卒年不詳，《史記》記事的最晚年限實在無法確定。《史記》記事有後人續補的誠然是事實；但太初以後下至天漢、征和年間的事，司馬遷是有可能記的。因為司馬遷至少活到征和年間，是可以相信的。至於說《史記》記事首尾包含三千年，乃是取晉人張輔舊談（見《晉書·張輔傳》），並非確數。 [3]. 可參見近人程金造《史記體例溯源》一文，載《燕京學報》第三十七 [4]. 鄭樵《通志敘》。 [5].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史記通鑑兵事」條（黃汝成集釋本）。 [6]. 《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著錄《百家》百三十九卷，司馬遷這裡所謂「百家」，可能即指此類小說家言。 [7]. 今本《大戴禮記》有《五帝德》、《帝系》二篇，有《子張問》，無《宰予問》。 [8]. 《法言·君子篇》。 [9]. 參見《戰國縱橫家書》，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版。 [10]. 參見《法言·重黎篇》、《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11].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12]. 《三國志》卷六《魏志·董卓傳》注。 [13]. 東漢、魏、晉人有此看法，參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衛宏著《漢舊儀注》、《三國志》卷十三《魏志·王肅傳》。 [14].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5]. 同上。 [16].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序論》。 [17]. 《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篇》。 [18].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9]. 《春秋繁露》卷一《楚莊王篇》。 [20].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1].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2]. 《史記》卷十五《六國表序》。錢大昕謂「史公著述，意主尊漢，近黜暴秦，遠承三代」（《史記志疑序》），顯然不合史公之意。 [23].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4].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25]. 《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26].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 [27].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遊俠列傳》序論。 [28]. 《韓非子》卷十九《五蠹》篇。 [29]. 參見魯迅《三閒集·流氓的變遷》。 [30]. 《韓非子》卷十九《五蠹》篇。 [31].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32]. 《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 [33].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遊俠列傳》。 [34]. 《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列傳》。 [35]. 《史記》卷八十三《魯仲連鄒陽列傳》。 [36]. 《史記》卷九十四《田儋列傳》。 [37]. 《史記》卷七十七《魏公子列傳》。 [38]. 《史記》卷一百二十《汲鄭列傳》。 [39]. 《史記》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列傳》。 [40]. 《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 [41]. 《史記》卷三十《平準書》。 [42]. 同上。 [43].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 [44].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45].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遊俠列傳》的序論中有一段話：「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這些話顯然和《報任安書》里說的「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云云，有相似之處。因此，它可能是司馬遷受腐刑以後的作品。 [46].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記杜周事止於「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按，杜周由執金吾繼王卿為御史大夫，在公元前九八年（天漢三年）二月。司馬遷入獄、受刑也就在這一年，月份雖不能確定，但有很大可能是在杜周為御史大夫以後。杜周死於公元前九四年（太始三年），《酷吏列傳》未記其死，則此篇是司馬遷出獄後兩三年內寫的無疑。 [47].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48]. 如元人王若虛說：「《貨殖傳》云：『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貧賤而羞，固已甚謬；而好語仁義者，又可羞乎？遷之罪不容誅矣！」（《滹南遺老集》卷十二）可見一般封建文人對司馬遷的痛恨。 [49]. 司馬遷《報任安書》。 [50].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51]. 《漢書》卷七十五《眭弘傳》。 [52].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53]. 《史記》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 [54]. 《老子》第十六章。 [55]. 如《秦本紀》有「其事在商君語中」、「其語在《始皇本紀》中」，《呂后本紀》有「語在齊王語中」，《孝文本紀》有「事在呂后語中」，《禮書》有「事在袁盎語中」，《趙世家》有「語在晉事中」，《蕭相國世家》有「語在淮陰侯事中」，《絳侯世家》有「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袁盎晁錯列傳》有「其語具在吳事中」，《酈生陸賈列傳》有「語在南越語中」、「語在黥布語中」，《滑稽列傳》有「語在《田完世家》中」，等等。 [56]. 如洪邁《容齋五筆》卷五「《史記》淵妙處」條所舉《魏世家》和蘇秦、平原君、魯仲連諸列傳，除毛遂一事外，余均見《戰國策》。 [57]. 宋人陳善《捫虱新話》上集卷一《讀竇灌田蚡傳》：「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這並非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