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 著述理想的開始、挫折和堅持

開始了著述工作 公元前一○四年（太初元年），漢武帝宣布改制，這在封建統治階級看來，和公元前一一○年（元封元年）的封禪一樣，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封禪是一個受命的王者向天上的上帝作報告，表明他作為一個天的代表者對人間的統治已經鞏固了，已經大功告成了。改制乃是表明一個受命的王者，必有不同於前朝的、自己的制度，以顯示出他是真正合格的、代替前朝的王者。顯而易見，這些滑稽的花樣，都是欺騙人民的幌子，都是封建統治者抬高自己以加強對人民群眾的統治的辦法。但當時的士大夫們的看法，卻不是這樣的。他們以為像封禪、改制這樣的事，是千載難逢的盛典，是劃時代的大事。司馬談把不能參加封禪，看做是終身憾事。從這一事件中，就可以看出，這種騙人的把戲，在當時一般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如何的神聖！司馬遷在六年前參加了封禪；這時又參加了改制，倡議、主持並完成了改歷工作，不難設想，當時他躬逢其盛，也是引以為榮、非常興奮的！不過我們也要知道，改制一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改歷，而這是在司馬遷的倡議、主持下完成的，因此司馬遷對改制的興奮，不是神秘和虛無的，而是確有實感的，因為他確乎做了一件最有價值的工作。 改制之後，那種神秘的太平盛世的氣氛，使司馬遷仿佛感覺到：作為孔子的一個繼承人，著作《春秋》那樣一部書的時候已經到來了。這時漢興已經百年（公元前二○六—前一○四年），封建國家出現了空前統一的局面，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封建統治階級對廣大人民的壓迫、剝削日益嚴重和殘酷，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不斷地深化和複雜化：清理古代歷史文化並記載秦漢以來的近代歷史，是適應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現實要求的。父親司馬談的遺言他記得很清楚：周公卒後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後到現在又有五百年，應該有人繼承孔子，作一番述作事業。他覺得他有責任擔當這種事業。這時和司馬遷一道參加改歷工作的上大夫壺遂，曾問司馬遷：「當日孔子為什麼要作《春秋》呢？」司馬遷首先根據老師董仲舒的議論回答說：「當日孔子見天下混亂，知道自己的道理行不通，就在二百四十二年的時事之中表明是非，作為天下後世的是非標準，以為空說道理，還不如因事見義來得明白有用。」接著他就以董氏一派的春秋家的雄辯姿態，竭力讚揚《春秋》的作用：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他拿《春秋》和《易》、《禮》、《書》、《詩》、《樂》等經典來比較，認為「《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他認為「《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他認為無論為人君、為人臣、為人父、為人子，都必須通《春秋》之義，否則就要遭到各種不同的禍害。「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很明顯，司馬遷認為《春秋》實在並不是一部簡單的大事記，而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一部政治道德全書。但壺遂卻又冷靜地問道：「孔子當日不遇明君，到處碰壁不被任用，最後沒有辦法才作《春秋》，從文辭記事中表明禮義，以垂後世，作為一個新王的王法。至於現在你已經遇到聖明天子，得到一定的官職，天下萬事都是有條有理，各得其當，足見已有王法了。你要繼作《春秋》，究欲論明何事？」壺遂的這一反問，實在是對司馬遷友誼的警告。因為過分強調《春秋》對亂世的作用，而司馬遷又要繼作《春秋》，那就無異說明當今不是什麼太平盛世，而是一個亂世了。司馬遷也知道片面強調孔子作《春秋》對亂世的作用是不完全的，有問題的。於是司馬遷就以謙虛的態度說：「你的話很對，但是也還沒有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我記得先父曾說過，伏羲那樣純樸，也作過《易》八卦；堯舜的盛德明載於《尚書》；湯武的興隆有詩人歌頌。孔子作《春秋》，本來有兩方面的作用，采善貶惡，推求三代之德以褒揚周室，並非僅僅是刺譏。漢興以來，至當今天子，出現了符瑞，舉行了封禪，改換了制度，受命於天，德澤及於無窮，海外那些不同習俗、不同語言的人請求獻禮朝見，不知有多少。朝廷臣下百官，即使竭力稱頌聖德，也無法稱頌得了。天下有賢能而不被任用，是當權者的恥辱；主上有聖德而不能布聞於天下，那就是一切官吏的過失了。而且我是現任史官，廢棄明聖盛德而不記載，絕滅功臣、世家、賢大夫的事業而不論述，忘記先人的遺言，這是莫大的罪過！我的計劃不過是敘述故事，把雜亂的異聞傳說整齊化、系統化而已，並不是什麼創作，而你比之於作《春秋》，那是不對的。」[1]通過與壺遂的談話，司馬遷的著述志願更堅定了，目的也更明確了，他雖謙虛說不敢比之於孔子作《春秋》，其實還是如此自許的。就在改歷完成這一年，即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了繼《春秋》的著述工作；這年他四十二歲，正是精力充沛的時候。 司馬談這時已經死去六年了，但是他曾經對司馬遷說過：「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談的著述遺志對司馬遷是不會沒有影響的。司馬遷和壺遂的談話，最後也提到他現任史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2]，是莫大的罪過。可以想像，司馬遷的著述工作，主要就是以歷史人物為中心而展開的，而他特別重視漢興百年以來的近代人物。不過這一工作他是怎樣開始的，又是怎樣發展的，我們已無法具體知道了。他整理、閱讀資料已經有了三四年的工夫，他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這一點卻是可以想像的。然而無論司馬遷怎樣熱心於他的著述工作，他根本不可能「閉戶著書」；這時漢武帝已習慣於到各處巡狩、祭祀，司馬遷必須照例侍從。在開始寫作以後的七年之內，司馬遷是在漢武帝不斷出行的間歇中努力進行他的著述工作的。[3]不過侍從武帝出巡，是司馬遷的職務以內的事，而且對他的著述工作是有幫助的。二十多年以來，司馬遷從全國範圍的遊歷之中獲得的歷史資料，已經和他的著述工作構成不可分割的關係。真正打斷司馬遷的著述工作的，不是漢武帝的每年的出巡，而是他的翻臉無情、極端殘酷的刑法。 「遭李陵之禍」 漢武帝舉行封禪、改制，不過是從宗教迷信的迷霧之中獲得了「受命而王」這種騙人的精神上的自豪，實則現實的情況並不是那麼容易使他得到滿足。很明顯，北方的勁敵匈奴這時雖已被迫遷向西北，而其勢力還是很強大的。自從公元前一一九年（元狩四年），漢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兩路出師，與匈奴軍會戰取得大勝以後，匈奴休養兵馬，演習騎射，暫時對漢軍採取迴避的態度。同時一再遣使來漢，請求和親。漢武帝也有意罷兵言和。到公元前一○七年（元封四年），匈奴扣留漢王朝使者路充國，此後「數使奇兵侵犯邊」。漢王朝也轉而採取再度加以制服的辦法。公元前一○○年（天漢元年），匈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怕漢王朝乘機來襲擊，就表示與漢和好的樣子，把扣留在匈奴的漢使路充國等都放回來，並且卑謙地說：「我，兒子，怎敢同漢天子相比！漢天子是我的長輩。」[4]武帝見匈奴單于如此禮貌，信以為真，遂派蘇武以中郎將的身份出使匈奴，同樣把扣留在漢朝的匈奴使臣送還，並送給且鞮侯單于豐富的禮物，以報答他想要與漢和好的美意。不料蘇武和副中郎將張勝、隨員常惠等百餘人，到了匈奴，通明來意，且鞮侯單于反而因此非常驕傲起來，這使得漢王朝大失所望。蘇武等剛要回來，恰巧匈奴內部一個謀反的案子泄露了，匈奴硬說蘇武知道案情，遂把蘇武等扣留下來，後來匈奴威脅利誘，逼迫蘇武投降，但蘇武始終不屈，結果被徙於北海（今俄羅斯貝加爾湖）邊牧羊，堅持十九年不屈。[5] 漢武帝得到這些消息後，遂於公元前九九年（天漢二年），命令寵姬李夫人的哥哥、貳師將軍李廣利統率三萬騎出酒泉（今甘肅酒泉縣），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並叫李陵從張掖（今甘肅張掖縣西北）趕回來，負責貳師將軍的後方輜重。李陵這人，是與匈奴作戰七十餘次的名將李廣的孫子，少為建章宮監，騎射技術極精，而謙虛下士，甚得人愛，武帝也很賞識他，認為他有李廣之風。李陵曾奉武帝之命率領八百騎，出居延（在今甘肅額濟納旗東南），視察地形，深入匈奴二千餘里，沒有看見一個敵人。回來以後，李陵就由建章監做了騎都尉，駐紮酒泉、張掖，教練敢死壯士五千人，防守西北胡人。他從張掖回到長安，見到了武帝，就叩頭說：「臣所率領的邊防軍，都是一些奇才劍客，南方勇士，力能扼虎，射必命中。願意自編一隊，到蘭干山前，分散匈奴兵力，減輕貳師將軍正面敵人的攻擊。」武帝說：「那麼將給你什麼軍隊呢？我出兵已經很多，沒有騎兵給你。」李陵說：「用不著騎兵。臣願意以少擊眾，就用步兵五千人直搗單于窩巢！」武帝見李陵如此勇敢，大加稱讚，答應了李陵的請求，並命駐守在居延的強弩都尉路博德率軍到張掖的半路上迎接李陵的五千壯士。路博德作過伏波將軍，是一個老將，他覺得這樣去迎接李陵，做李陵的腳後跟是可羞的，因而奏呈武帝說：「現在正是秋天，匈奴馬肥兵壯，未可與戰。臣願意留李陵住下來，到明年春天，我們每人各率酒泉、張掖騎兵五千人，一起去打東西浚稽山（約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圖拉河與鄂爾渾河間），那一定可以捉住單于。」武帝看了路博德的奏書，非常生氣，他以為李陵先說大話，後來膽小，自己不肯出塞，卻教路博德從旁上書。他立刻就給路博德詔書：「我本意要給李陵騎兵，他說用不著，要以少擊眾。現在敵人已入西河，趕快帶兵去西河，截斷敵人進襲的道路！」同時也給李陵詔書：「一定要在九月里，出遮虜鄣（即居延塞），到達東浚稽山南的龍勒水上，四處偵察敵方的動靜。如果看不見敵人，就到受降城（今內蒙古巴彥淖爾盟狼山西北）休息整編隊伍，並立刻用快騎來報告。你跟路博德講了些什麼話，也要老實交代！」李陵得到詔書，當然不敢怠慢，就率領他的五千壯士，出居延，又北行三十天，到達指定的浚稽山紮營，並立刻叫他的部下陳步樂回去報告。陳步樂見到了武帝，說李陵很得軍心，五千壯士無不死力擁護。武帝聽了也覺高興，就把陳步樂留下來做一個郎。不料陳步樂走後，李陵遭遇到匈奴主力，單于率領的三萬騎圍上來了。敵人見漢軍甚少，就直向李陵的營前撲來。李陵率壯士奮勇迎戰，千弩俱發。敵人見陵軍來勢兇猛，就向浚稽山上敗退，陵軍追擊，殺敵數千人。單于大吃一驚，於是用八萬餘騎，再來圍攻李陵。李陵突圍之後，且戰且走，南行數日，到了一個山谷。這時，壯士們中矢受傷的已不少，李陵整編了一下，明日復戰，又殺敵三四千人。陵軍向東南順龍城（在今鄂爾渾河西側和碩柴達木湖附近）故道敗退，行四五日，遇到一個蘆花盪。敵人從上風放火，李陵也在軍中放火自救（他預先燒掉自己近旁的草木，不讓敵人的火延燒過來）。又南行，到一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率騎兵來攻擊。陵軍在樹木間苦鬥，復殺敵數千人。並發「連弩」射單于，駭得單于逃下山來。這時單于見連戰不勝，恐怕漢有伏兵，已經不敢再追。適巧陵軍的一個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一氣逃到匈奴，說陵軍無後援，箭快要完了，現在只有李陵和成安侯韓延年所部各八百人為前行，那以黃與白為旗幟的便是。如用精銳騎兵去追擊，准可以打敗他們。單于知道了陵軍虛實，因使騎兵再一次圍攻。敵人呼喊：「李陵、韓延年快投降！」並截斷了陵軍歸路。李陵被圍在一個山谷里，敵人在山上四面射擊，箭如雨下。陵軍復突圍南行，一日之內五十萬支箭皆射完了。這時陵軍尚有三千多人，車子也不要了，手裡拿的只有從車輪上砍下來的車輻；軍官們也僅有尺把長的一把短刀。陵軍奔入了狹谷，敵人趕來，擋住了谷口，並利用山角的掩護向谷中扔石頭，陵軍死傷甚多，無法再戰。這天夜晚，李陵一個人便衣出營，並對左右說：「不用跟著我，大丈夫當獨取單于頭！」好久回來，又長嘆一聲：「打敗伏，該死了！」有的軍官說：「將軍威震匈奴，不得成功是天命，不如暫時投降，日後再設法歸漢。浞野侯趙破奴當了敵人的俘虜，過了四年逃了回來，天子還寬容他，何況將軍呢？」李陵說：「您勸我不要死，不是一個好漢！」於是李陵把一切旗幟皆斬壞了，並把一些珍寶物件埋藏在地下，嘆口氣說：「我們每人如再有數十支箭，就可以脫身了。現在兵器沒有了，挨到天亮只好坐著受縛。不如大家早作鳥獸散，總會有幾個人可以逃回去報告天子。」說罷，就命軍士每人帶二升乾糧，一片冰，準備逃跑，逃到遮虜鄣的就等著集合。到了夜半，陵軍擊鼓行動，鼓不響了。李陵和韓延年上了馬，從狹谷里衝出來，跟隨的壯士僅十多人，敵人數千騎在後面追著。韓延年戰死了。李陵說：「無面目報陛下！」遂下馬投降。突圍的壯士四處逃散，最後逃到邊塞的只有四百多人。[6] 李陵打敗仗的地方，離邊塞僅百多里，消息很快傳報到武帝那裡。武帝得到李陵投降的快報，就大發脾氣，責問陳步樂，逼得陳步樂無話可說，只好自殺。朝廷上一般公卿王侯，當李陵未敗時，曾為武帝慶幸，奉觴祝賀。這時聽說李陵敗了，也只好改過口來，都說李陵有罪。武帝拿不定主意，吃飯無味，坐朝不安，大臣們也都駭得不知怎麼辦才好。[7] 司馬遷看見武帝那種悽慘難堪的樣子，就很想說一兩句話，參一下「外廷末議」。司馬遷早年見過李廣。後來和李陵是同事，他們並沒有成為要好的朋友。平日誌趣不同，從未一起喝過酒，表示他們的友誼。但司馬遷平日觀察人物，深覺李陵這人是一個「奇士」：事母至孝；對人誠實；見財不眼紅，取予都很有道理；對待不同的人物又能夠分別禮讓，謙虛謹慎，甘居人下。更重要的，李陵還時刻準備著奮不顧身，以救國家的危急。因此在司馬遷看起來，李陵平日的操行修養，實在有「國士之風」。現在，問題擺在司馬遷的面前，李陵投降匈奴了，他的看法怎樣呢？司馬遷以為李陵作為一個「人臣」，為了解救國家的患難，冒萬死於不顧，已經夠「奇」的了。李陵一有錯誤，那些在家裡保全自己和妻子的人們，隨即加油加醋數說李陵的過失，實在不免令人痛心。依照司馬遷的看法，李陵率步兵不滿五千人，深入敵人的騎兵出沒之地，到達敵人的「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而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敵人已超過他所能做的限度。敵人救死扶傷，人力不足，單于大為恐慌，於是徵調左、右賢王的全部武裝，動員一切挽弓的人民，傾國之眾一起來圍攻。李陵孤軍轉鬥千里，最後矢盡道窮而救兵不至，士卒死傷成堆。但是李陵一呼，士卒無不奮起，抹去了鮮血，止住了眼淚，開無箭之弓，冒白刃，北向和敵人肉搏死拼。李陵平日和士卒同甘共苦，所以士兵們能拚命出力，就是古代的名將也是不能超過他的。現在李陵雖然戰敗，身陷匈奴，他大概是看光景說話，準備將來等到適當的時機來報答漢朝。他這樣做，實在因為事情已到了無可奈何的境地。李陵對於敵人作了致命的打擊，功勞已很不小，那是足以宣告天下的。 司馬遷在那時還沒有考慮到李陵叛漢的嚴重性 [8]，只是抱有不平之心，想找機會向武帝陳述自己的意見。恰巧武帝把司馬遷叫了去，詢問他對李陵事件的看法。司馬遷直言不諱，竭力讚揚李陵的功勞，希望武帝不必深責李陵，因而止住那些翻臉不認人、企圖對李陵進行陷害的壞話。不料武帝不等司馬遷把話說完，就大怒起來。武帝以為司馬遷這樣讚揚李陵打匈奴有功，實際上就是說明貳師將軍無功，故意打擊貳師，抬高李陵，為李陵遊說。司馬遷就這樣得罪了武帝，下了監獄。他的「款款之愚」和「拳拳之忠」，到底無法向武帝表白。這時司馬遷的一班朋友們，沒有誰敢出來奔走營救；武帝左右的那些親貴也沒有誰肯為他講一句話，他只得「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而莫可告訴。[9]封建法庭嚴刑審訊的結果，司馬遷得了誣罔主上的罪名，是一個死罪。[10]這時是公元前九八年（天漢三年），司馬遷開始著述的第七年，他的全部工作，還在「草創未就」的時候。 「就極刑而無慍色」 封建王朝的法律，原是保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壓迫人民的工具。漢武帝時代，犯死罪的人，根據兩種舊例可以免死：一種是拿錢贖罪，另一種是受「腐刑」。顯然有錢的人犯死罪，就可以不死，沒錢的人犯死罪，要想不死，只好甘受腐刑。[11]司馬遷這時得了死罪究竟需要多少錢就可以不死，史無明文，不能確實知道；但從此後三年內的減死詔令及其他記載看來，可以推想，大概需要錢五十萬左右。[12]司馬遷既然得不到朋友的幫助，而自己又官小家貧，哪裡能有這麼多錢！所以用錢贖罪這一條生路，司馬遷和一般窮人一樣是走不通的。 四十八歲的司馬遷，僅僅由於他的良心、公正和直言，遭到了如此不幸的冤獄，「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他怎樣對待這個不測的命運呢？他想起他的先人並沒有立過什麼赫赫功勳，小小的「文史星曆」，不過是「卜祝」之流，主上視如供戲弄的倡優，社會上也沒有誰瞧得起，誠為理所當然。他覺得假使他就這樣「伏法受誅」，那不過「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他覺得他這樣的死，又不能和那些轟轟烈烈的「死節者比」，人家不過以為他罪有應得，該死！是的，人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代價是有大小的。司馬遷首先考慮的是死不死的問題，是值不值得死的問題。顯而易見，司馬遷覺得他這樣的死是毫無代價、很不值得的。但是不死，要受「腐刑」，這是莫大的恥辱！他以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人總該有人的尊嚴，不能輕易地受辱。但在司馬遷的面前只有這樣兩條路：死呢，還是受最恥辱的腐刑呢？他看到目前事已至此，如猛虎之在阱檻，搖尾而求食，不得不受人的「威約」；受辱是受定了的。如果還要說「不辱」，那不過是自欺欺人，偽裝笑臉罷了。他想起西伯、李斯、韓信、彭越、張敖、周勃、竇嬰、季布、灌夫等人物，「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但到了禍臨莫測的時候，也都不能斷然自裁，而忍垢於塵埃之中：古今多少英雄豪傑，還不是一樣的受到恥辱。所謂勇敢、懦弱，原來沒有一定，而是由於當時的形勢決定的。而且他還覺得，一個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棰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司馬遷這樣一想，他的死與受辱的糾纏好像容易解開了。但他忽又想到，一般人總是貪生惡死、留念親戚、顧戀妻子的，只有那些「激於義理」的人，才能相反。他相信自己不是那種怕死的人，他早已失去父母，沒有兄弟，孤單一人，對妻子也沒有什麼顧戀。他以為「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他即使承認自己是一個懦弱的人，要想苟活偷生，卻也曉得何去何從，何至甘願忍受牢獄中的侮辱！多少奴隸婢妾，猶能決然而死，何況他受辱至此，還能活下去嗎？司馬遷千思萬慮，他覺得除了他的平生著作理想還未實現之外，實無忍辱苟活之理。他想起「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歷史上這一系列人物，也都是在遭遇了不幸之後，發憤著書，以鳴其不平於天下後世的。司馬遷終於在封建統治的體系之外，看到了自己的生路，決計忍辱含垢，堅持他的著作理想。也就在天漢三年，司馬遷「卒從吏議」，甘心下「蠶室」[13]，「就極刑而無慍色」[14]，他受了殘酷的恥辱的腐刑。從此以後，他的寫作得到更大的力量，而在若干作品裡也就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不幸遭遇的隱痛了。[15] 一個堅持理想的老人 司馬遷出獄之後，大概在公元前九六年（太始元年）左右，做了中書令。[16]中書令一職，「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17]。這個職位，從表面上看，比太史令高。它的經常職務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書，也把尚書的奏事轉呈給皇帝。從此以後，司馬遷以一個宦者的身份，在內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好像「尊寵任責」[18]，而實際上已「為埽（掃）除之隸」、「閨之臣」[19]了。他除了堅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對朝廷內外的一切事務，已經毫無興味，往往精神恍惚，「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20]。他的內心忍受著痛苦的煎熬和無限的憤恨，「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21]。 司馬遷的一個朋友任安曾經在公元前九三年（太始四年）的四五月間，寫信給他，「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任安是出於好意，勉勵他，安慰他，希望他有所作為。但在這好意裡面，卻也包含著把司馬遷當做一般宦者的看法，以為他身在內廷，接近武帝，容易乘機進言。不知司馬遷「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當時司馬遷因為「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22]，沒有給任安回信。到了十一月，司馬遷因為任安犯了罪可能於次月受刑，他自己也要於彼時「從上上雍」，才不得不給任安寫回信 [23]： 少卿 [24]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仆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悅）己容。若仆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仆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 仆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受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仆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仆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 ，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仆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仆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仆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仆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仆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仆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淒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仆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仆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仆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其家聲；而仆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阱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系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刑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棰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仆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仆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纍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25]，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仆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26] 在這封有名的《報任安書》里，司馬遷把他因李陵事件得禍的經過和蒙受的莫大恥辱，以及所以「隱忍苟活」而不能「推賢進士」的苦心，悲涼沉痛地呈獻在故人之前，而以「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自誓。這是一篇對封建專制淫威的控訴狀，一篇飽含憤郁感情的自敘文，一篇往復自明的「無韻的《離騷》」。在這封信里，司馬遷也告訴任安一個重要的消息：「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樣看來，司馬遷畢生努力的著述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了。[27]這是司馬遷的理想、血汗和堅忍不拔的精神的結晶，是值得後人慶幸的一件大事。司馬遷這時是五十三歲。 從此以後，司馬遷的事跡已無可考，他最後活到多大年紀，也很難有確定的答案。他大概卒於武帝末年（公元前八七年），他的一生與武帝相始終。[28] 司馬遷的作品，本來還有賦八篇。[29]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只有一篇《感士不遇賦》，我們雖不能確定其產生的年代，但大致可以相信，它是司馬遷晚年的思想情緒的反映。據嚴可均輯《全漢文》，其文如下：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恆克己而復禮，懼志行之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照照洞達，胸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雲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這是一篇有典型意義的抒情小賦，在「美惡難分」的封建專制淫威下，一個公正的、有才能的士大夫，大概總會遭遇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的命運的。從這篇作品裡，我們看見一個飽經憂患、感慨深沉而又「逮死長勤」、終身堅持理想的老人。 司馬遷一生，作過郎中、太史令和中書令三個官職。在漢王朝的官僚系統中，這些官職的地位雖然不高，但是也由於這些官職，他有可能不斷地遊歷了統一國家的壯闊山河，接觸了廣大人民，認識了許多師友和當代著名人物 [30]，看到了封建王朝從內廷到外廷的官僚政治的面貌和實質，閱讀了封建王朝的大量資料和藏書。他的生活、經驗和學問修養都是極端豐富而廣博的。司馬遷堅持完成的著作和他的生活、經驗、學問，構成了血肉相連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 司馬遷有一個女兒，嫁給官至丞相的華陰人楊敞，生二子忠、惲。楊惲是愛讀外祖司馬遷所著書並使之傳布的第一人。[31]他的子孫後代，名字已無可考，至王莽時始被封為僅是「美稱」，而不是實際封爵的「史通子」。[32] * * * [1].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2]. 同上。 [3]. 據《漢書·武帝紀》：自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武帝出巡的年月和地點如下：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秋八月，行幸安定（郡名，治所安定，今寧夏固原縣）。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石閭。四年冬，行幸回中。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二年春，行幸東海（郡名，治所郯，今山東郯城縣北），還，幸回中。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郡名，治馬領，今甘肅慶陽縣西北），祠常山（郡名，治所元氏，在今河北元氏縣西北），瘞玄玉。又《漢書·儒林傳》：「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按，《漢書·地理志》下載西漢「凡郡國一百三」，則武帝巡幸所至已幾及全國郡國之半。 [4]. 《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 [5]. 《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漢書》卷五十四《蘇武傳》。 [6]. 《漢書》卷五十四《李陵傳》。 [7]. 司馬遷《報任安書》。 [8]. 司馬遷後來在《報任安書》中說，「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他對李陵的看法是有所改變的。 [9]. 司馬遷《報任安書》。 [10].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卷五十四《李陵傳》。按《漢書》卷六《武帝紀》：「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腰）斬。」可知「誣罔」是死罪。參見程樹德《漢律考》卷四《律雜考·誣罔》條。 [11]. 《漢書》卷五《景帝紀》中四年：「夏……死罪欲腐者許之。」此條立自景帝，以後武帝及東漢諸帝時沿用之。另可參見程樹德《漢律考》卷二《刑名考·宮》條。 [12]. 《漢書》卷六《武帝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又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這是司馬遷得死罪後三年內的事。又同書《肖望之傳》：「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因此推想司馬遷當時要贖死罪大概也需要五十萬錢。犯死罪者可以入錢贖死，是漢代封建王朝的一條法律。入錢多少，前後不等。請參見程樹德《漢律考》卷二《刑名考·贖刑》條。 [13]. 「蠶室」是執行腐刑（一稱宮刑）的一種特別監獄。《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八年：「冬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李賢註：「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又《漢書·張安世傳》：「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 [14]. 司馬遷《報任安書》。 [15]. 《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又《孫子吳起列傳》：「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又《伍子胥列傳》：「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又《范雎蔡澤列傳》：「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又《廉頗藺相如列傳》：「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又《魏豹彭越列傳》：「魏豹、彭越……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雲。」又《季布欒布列傳》：「……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按司馬遷所以不死而甘受腐刑的大辱，俱詳於《報任安書》，如正文所述。這裡所引資料顯然是同一思想的不斷流露。 [16]. 參見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鄭鶴聲《司馬遷年譜》。 [17]. 《唐六典》卷九引衛宏《漢舊儀》。 [18].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19]. 司馬遷《報任安書》。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司馬遷《報任安書》。 [23]. 從王國維說，定《報任安書》寫於太始四年十一月。 [24]. 任安，字少卿，事見《史記》卷一百四《田叔列傳》褚先生補傳。 [25].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此句作「副在京師」。 [26].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據中華書局標點本。 [27]. 下文有：「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則似尚未最後完成。 [28]. 按，司馬遷卒年不可考。茲從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梁啓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鄭鶴聲（《司馬遷年譜》）和瀧川龜太郎（《太史公年譜》）諸家說。 [29].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陸賈賦》類。 [30]. 鄭鶴聲《司馬遷年譜》附表四《司馬遷交遊表》。 [31]. 《漢書》卷六十六《楊惲傳》、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32]. 《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參見王先謙《漢書補註·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