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 為太史令—從內廷到外廷

扈從封禪 繼西南夷和南越之後，分布在今福建的一支越族—閩越也歸附了漢王朝。從秦末漢初以來，常常侵襲邊郡的北方強敵匈奴，經過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前一二一年（元狩二年）、前一一九年（元狩四年）三次關鍵性的戰役，終於被漢軍逐出漠南，逐漸向西北遷徙，匈奴對漢的威脅基本上解除了。這樣，漢王朝就進入了全盛時期，使得武帝很有理由設想：「封禪」大典應該及時舉行了。 封禪大典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種特別隆重的典禮，先要到泰山頂上築壇祭天，這叫做「封」；然後在泰山底下的小山上闢地祭地，這叫做「禪」。一個帝王舉行了這種典禮，才表明他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有資格作為天的唯一代表者，實行其對人間的統治。這種想法，起於戰國時代，後來秦始皇在做皇帝的第三年（公元前二一九年），就曾經東巡郡縣，上泰山去舉行封禮，又到梁父山去舉行禪禮。那次始皇從泰山南面上山，走到山腰，忽遇暴風雨，儒生博士們都暗暗譏笑他，認為始皇實在不配舉行這種典禮。後來始皇舉行了封禪典禮，這種典禮究竟是如何舉行的，他不許人知道。[1]到了漢朝，漢高帝劉邦因為江山尚未坐得很牢，還想不到做這種不切實際的事。文、景兩代，力求安靜無事，自然也就不想做這種事。直到武帝時代，隨著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封建國家的繁榮強盛，不斷地有人勸武帝舉行封禪，司馬相如就是一個著名的代表，他到臨死時還在遺書中「言封禪事」[2]。武帝又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在即位之初就躍躍欲試。自從公元前一一六年（元鼎元年）在汾水上得了作為「符瑞」看的寶鼎以後，舉行封禪的要求就愈來愈具體化了。武帝希望儒生們擬出一套封禪禮儀，但儒生們幾年也搞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們「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馳騁想像。武帝曾經自定一套封禪祭器給他們看，他們又以為同古代的不一樣，這使武帝很為惱怒。[3]最後他還是相信兒寬的話：「享薦之義，不著於經……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4]武帝終於自製了封禪禮儀。那時，東南沿海完全平定，匈奴遠徙漠北，這真正是慶太平、告成功的時候了，而封禪禮儀也已有了相當準備，於是封禪典禮就提到武帝出巡的日程上來了。 公元前一一○年（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先統率大軍十餘萬，北巡朔方，耀威塞外。然後東巡海上，路經緱氏（今河南偃師縣南），禮拜嵩山。接著就東上泰山，真正舉行封禪去了。 當武帝東行齊魯、準備封禪的時候，司馬遷從西南回來，他沒有立刻見到武帝，趕到洛陽，見到了快要死去的父親司馬談。封禪是千載難逢的盛典；司馬談侍從武帝，到了洛陽，大概因為有病，留下來了，又急又氣，病更重了。他拉著兒子的手，一邊哭，一邊說：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5] 司馬談把他畢生的事業和理想最後遺留給司馬遷了。他希望司馬遷在他死後，仍然做一個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記他所欲論著的一切。他以為一個人事親、事君的最後目的在於自立，揚名後世，以顯父母，這是最大的孝道。他看到孔子死後，至今四百多年，諸侯兼併，史記斷絕。當今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等等應該論述的人物，他作為一個太史而沒有去論述，廢棄歷史事業，甚為惶恐。他希望司馬遷記住這件事。司馬遷眼看這種情景，垂著頭，流著眼淚說：「兒子雖然缺乏才能，但一定得把父親所整理的歷史舊聞論述無遺，不敢稍缺。」[6]之後，司馬談大概就瞑目長逝了。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命，因為他這次出使尚未復命，也因為他的郎中的經常職務，他不能多耽擱，必須趕快上山東侍從武帝。 原來武帝到了山東，並未立刻舉行封禪，他聽信方士的話，派了好幾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人；自己也到處巡行、祭祀，幻想遇見神仙。夏四月，回到奉高（今山東泰安縣東北），才準備封禪。但直到這時，這個典禮究竟如何舉行，儒生和方士們還是各說一套，得不到一致的意見。最後武帝到泰山南面的小山樑父山上，舉行了禪禮。隨即到泰山東麓，用祭祀太一（上帝）的典禮，舉行一次封禮。又與霍去病的兒子霍嬗到泰山頂上舉行第二次封禮。下山後，再到泰山東北的小山肅然山舉行第二次禪禮。禮畢，武帝坐明堂，受群臣百僚的更番上壽。武帝上泰山，無風無雨，顯見比秦始皇有福氣，方士們就說蓬萊神人似乎可以求得。於是武帝很高興，復東至海上，希望遇到神人。不意霍嬗忽得暴病而死，武帝覺得有些掃興，遂沿海北上，至碣石（海畔山，在今河北昌黎縣北），巡遼西（治所陽樂，今遼寧義縣西），歷北邊，至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五月，回到甘泉。武帝這一次巡行封禪，繞了一個大圈兒，行路萬八千里，賞賜所過地方，「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司馬遷乘扈從皇帝的機會，參觀了長城內外，對祖國北方的認識更充實了。[7] 負薪塞河 公元前一○九年（元封二年）的春天，方士公孫卿又報告說：「東萊山上神人出現，好像說欲見天子哩。」武帝聽說，大為興奮，即以公孫卿為中大夫。於是武帝東巡，過緱氏，至東萊。留宿數日，沒看見神人，似見有巨人的足跡。復派方士，求神怪，采靈藥，數以千計。這時久旱不雨，武帝覺得出巡無名，遂祈禱於萬里沙神祠，又祭祀了泰山。然後就親臨濮陽（今河南濮陽縣西南）的塞河工地。[8] 原來早在公元前一三二年（元光三年）的五月，黃河在濮陽瓠子決了口，東南注巨野（今山東巨野縣），入淮泗，使十六郡人民受到災害。[9]當時武帝曾命汲黯、鄭當時發動十萬人堵住決口。可是沒有堵得牢，還是常常決開。這時貴戚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他的「奉邑食鄃（今山東平原縣西南）。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田蚡就向武帝說：「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塞之，未必應天。」武帝聽了田蚡的話，停止了瓠子的塞河工程。二十多年來，這個黃泛區就不斷地發生災害，年成很少豐收。直到舉行封禪，在各處祭祀山川，武帝才又想起這件事來。大概他在此次東巡海上之前，已命汲仁、郭昌徵發民工數萬去塞瓠子了。這時武帝親臨濮陽的塞河工地，先舉行了祭河禮，「沉白馬玉璧於河」；然後就命文武侍從百官，都去背柴，參加塞河工作。決口處先用竹子一排一排地打下樁，然後填上土石和柴草。這時是春天，東郡人民又都燒草起火，因此柴草缺乏，工程進行得困難。武帝恐怕這一次塞河又不得成功，就用當時流行的楚歌體，作了兩首悲壯、蒼涼的歌： 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 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魚沸郁兮柏冬日。 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 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 搴長茭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呼何以御水！ 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不封禪兮安知外！」—武帝在為他的徒勞無功、愚惑人民的「封禪」進行辯護和讚揚。瓠子塞河工程，在武帝的親臨督責之下，文武侍從也都參加勞動了，數萬真正的勞動大軍也一定得到鼓舞，多年為害的瓠子決口終於塞起來了。為了紀念這個塞河工程的完成，武帝還在瓠子新堤上建築一個宮，名「宣房宮」[10]。 司馬遷這時雖新遭父喪，還在守制期間，但必須如常地侍從武帝。在這次塞河工程中，司馬遷也參加了負薪的行列。武帝的《瓠子歌》，也使他深受感動。他的《河渠書》就是在這一事件的直接影響之下寫出來的。 為太史令 司馬談逝世後的第三年—公元前一○八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果如他父親的遺言，正式做了太史令。這是司馬遷從事著作事業的起點。桓譚說得很對：「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11]太史令是六百石一級的官 [12]，和部刺史、縣令等官同級，實領月俸七十斛 [13]，是所謂「長吏」之一，出行的時候，大概還可以乘一種左邊有朱色屏障的車。[14]在一系列的官僚系統中，太史令雖然還是低級的，但總算屬於所謂「卿大夫 」一流了。它比起郎中來，固然堂皇得多，但實際上，司馬遷卻由「內廷」到「外廷」，由親近武帝的一個侍從官員變為專制王朝的一個「近乎卜祝」的普通下級官員了。從這時起，司馬遷官階雖然升高了，其實卻不過是「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15]而已。但是司馬遷得到這樣一個職位，還是不很容易的，它需要有「文史星曆」專門知識的人才能充任，而司馬遷正是由於家學的傳授而具備了這個條件的。司馬遷抱著極大的熱情來對待他的職位，他幾乎斷絕一切往還應酬，忘掉了個人的家庭事務，日夜思慮怎樣貢獻他的全部才能和智慧，專心一意地鑽研自己的工作，以求得到武帝的歡心與信任。從為太史令起，他開始了未來的偉大工程的基礎工作，所謂「史記石室金匱之書」[16]。這就是在國家的藏書處（石室金匱）閱讀、整理一切歷史資料。這個工作的開始是很困難的，因為從漢初解除「挾書律」到武帝這時候，國家的藏書已經非常豐富：「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17]但是雜亂一堆，連一個可資查考的目錄也沒有。請設身處地想一下吧，司馬遷以一人之力，從大堆雜亂的斷簡殘編里，抽出歷史的故事條理，這需要怎樣高度的熱情和創造性的勞動啊！ 但是司馬遷在整理史料工作時，並不能整年整月地閉戶讀書，他還有一種無定的然而卻是經常的職務，這就是和做郎中一樣，仍需要侍從武帝。不過郎中的侍從職務，僅僅是跟隨車駕，聽候使喚；太史令就有比較固定的職務，比如籌備天地山川的祭祀典禮等。可以設想，公元前一○七年（元封四年）冬十月的北巡，「通回中道（道路名，南起汧水河谷，北出蕭關），遂北出蕭關（在今寧夏固原縣東南），歷獨鹿（山名，在今河北涿縣西）、鳴澤（澤名，在今河北涿縣西），自代（今河北蔚縣西南）而還，幸河東（郡名，治所安邑，今山西夏縣東北）」；公元前一○六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至於盛唐（在廬江）[18]，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灊天柱山（今安徽潛山縣西北）；自尋陽（今湖北黃梅縣西南）浮江……舳艫千里，薄樅陽（今安徽桐城縣東南）而出……遂北至琅邪（今山東諸城縣），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夏四月……還幸甘泉，郊泰畤」；以及公元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行幸回中。……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19]：司馬遷都曾因太史令的職務不斷侍從武帝。他自己也說過：「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20] 到了公元前一○四年（太初元年），司馬遷更因他的太史令的專門職務 [21]，倡議並主持了改歷工作。 當時，改歷工作是漢封建王朝建立後改換舊制度的一個重要部分。還在戰國時代，就流行著齊人鄒衍最初提倡的「五德終始」的學說。這種學說企圖說明：歷史上的改朝換代這一不斷反覆的現象，是由於客觀世界的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力量規律性地前後替代而決定的。這五種物質力量叫做「五德」。它們的不斷替代，反覆循環，叫做「五德終始」。誰要是得了五德中的一德，誰就是受命天子，應該作為一個朝代的統治者。而受命的證驗，就是那些非由人力而由天命出現的各式各樣的「符瑞」。和五德相應的就是各個朝代的不同的制度。所以當五德輪流「走運」的時候，就有相應的符瑞出現，就有新的朝代建立，就有一套制度改換。此種學說解釋歷史上的朝代，說最早黃帝得土德，後來夏得木德，商得金德，周得火德。因此，這些朝代各有相應的不同的符瑞和制度。這種學說產生並流行於戰國後期，顯然是統一形勢的反映，是為新的朝代的出現準備思想條件的。第一次按照「五德終始」的公式辦事的，是秦始皇。他在統一天下之後，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當為水德，於是就定出一套與水德相應的制度：以十月朔為歲首；衣服、旌旗、旄節皆尚黑色；數以六為紀，如符、法冠皆六寸，輿六尺，步六尺，乘六馬；統治極端嚴厲，事皆決於法，不講仁義恩愛；並改黃河名為德水。[22]在這種學說的傳播之下，漢得天下之後，當然也要另搞一套。但是在漢初的數十年中，漢王朝究竟得到何德，卻成了問題。漢高帝自以為是黑帝 [23]，得水德，一切制度當然和秦一樣，無須更改。這是適應當時天下初定，統治者無暇改變舊制度的實際情況的。文帝即位的初年，太中大夫雒陽（今河南洛陽縣東北）人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應改制度，他按照土德的體系，提出一套改制方案來。[24]當時賈誼還年輕，不久被元老們排擠到長沙去了，他的改制計劃也就無形中消失了。後來魯人公孫臣上書，也以為秦得水德，漢當得土德。他主張漢應按土德改制。但當時丞相張蒼卻堅持漢仍是水德，公孫臣的建議同樣被反對掉了。隔了一年（文帝十五年），據說黃龍出現於成紀（今甘肅秦安縣北），於是文帝確信漢為土德，召公孫臣為博士，並命公孫臣草擬改制計劃。[25]不過文帝後來並沒有實行。武帝即位後，本來準備大搞一套，不料起初遭到祖母竇太后的反對，什麼事也沒幹得成；後來軍事繁忙，改制的事，暫時也顧不得了。到了元封元年，武帝既然舉行了王者的封禪典禮，改制也就成為早晚必不可少的一幕。而積極推動武帝改制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司馬遷。 原來漢興以來，沿用秦之《顓頊曆》，以致「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早有改正朔的必要。司馬遷為太史令後，大概已注意到整理曆法，到了元封七年，他就和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等上書「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司馬遷等的建議原是從改正朔的實際需要出發的，在當時，武帝當然要把它和統治階級受命改制的思想聯繫起來，就叫御史大夫兒寬和博士們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兒寬和博士賜等皆說：「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於是武帝就正式命令司馬遷、公孫卿、壺遂和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共同制訂漢歷。為求精密起見，這個受命改歷的小組就要求選聘更多的懂得曆法的人參加工作。結果曆法專家鄧平、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和民間的曆法研究者共二十餘人皆入選。年老的方士唐都，巴郡的隱士落下閎也都被請來了。在數十位專家共同努力推算之下，一個精密的新曆終於確定下來了。[26]這個新曆，以正月為歲首，即有名的《太初曆》，是對古歷進行重大改革的成果。漢武帝並因此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五月，武帝下令改制，除改歷一項外，仍從早先賈誼、公孫臣的建議，按土德系統宣布了下列的改革：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27]於是漢興百年以來，漢王朝受命改制的思想終於成為現實了。由此可見，武帝實行改制是由實際的改歷需要促成的，而改歷則是由司馬遷的倡議和主持而完成的。武帝的受命改制，大家知道，不過是漢封建王朝欺騙人民的虛偽的一幕，但以司馬遷為主要負責人的改歷，卻是一件對人民有益的偉大工作。《太初曆》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即以含冬至之月（十一月）後兩個月之月為正月，是所謂「夏正」，是孔子以來「行夏之時」理想的實現。它不合於「五德」系統，而合於所謂「三統」的系統。[28]但它的價值，很明顯，並不決定於是否符合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系統，而決定於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以司馬遷為首的太初改歷工作，對人民是需要的，是值得稱道的。 * * * [1].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 [2]. 《史記》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列傳》。 [3].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 [4]. 《漢書》卷五十八《兒寬傳》。 [5].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6].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7].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卷三十《平準書》、卷八十八《蒙恬列傳》。 [8].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 [9]. 《漢書》卷六《武帝紀》。 [10]. 《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 [11]. 《新論》，見《全漢文》卷十。 [12].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父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司馬遷……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北堂書鈔·設官》部引衛宏《漢舊儀》：「太史令，冠一梁，秩六百石，丞二人，三百石。」《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李賢注引《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 [13]. 見《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師古注。 [14]. 《漢書》卷五《景帝紀》。 [15]. 司馬遷《報任安書》，參見《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16].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7].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並可參見《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序》王先謙補註。 [18]. 參見《十七史商榷》卷九《漢書》三《盛唐》條。 [19]. 《漢書》卷六《武帝紀》。 [20].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 [21].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衛宏《漢舊儀》：「太史令，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可見掌管曆法是太史公的重要職務之一。 [22].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23].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 [24]. 《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 [25].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卷二十八《封禪書》。 [26]. 《漢書》卷二十一上《律曆志》。 [27]. 《漢書》卷六《武帝紀》，參見卷二十五下《郊祀志》。 [28]. 劉向《諫營昌陵疏》：「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三統」說是「五德終始」說以後的又一歷史循環論。它以三代為一個循環；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對三統說曾作過解釋。據三統說，夏為黑統，建寅；殷為白統，建丑；周為赤統，建子。周以後又輪到黑統，漢人撇開了秦，把漢定為黑統以繼周。《太初曆》建寅，是合於三統系統的。實際曆法上所謂「三正」說在先，「行夏之時」早有需要，漢為黑統的說法，恐怕是為了適應曆法上這種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