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 · 第九章 進用

元豐八年（神宗在位之第十八年），公居洛已十五年，春秋六十七矣。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公聞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韓維（字持國，開封雍丘人）皆集闕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公行。乃赴闕，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 太皇太后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 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馬至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公之丰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其得人心如此。 公上疏言新法之害，曰：「先帝勵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仰副聖志，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監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糈，皆非先帝本意也。先帝升遐，奔喪至京，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詗邏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為煩擾者，罷貨物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之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 哲宗起公知陳州（今河南淮陽縣），帝沖幼，太皇太后臨政，銳意用公。御前札子催赴闕廷，使者勞問，相望於道。公至京，拜門下侍郎。公固辭不拜，兄旦引大義語之曰： 「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公乃幡然就位。 時蘇軾自登州（今山東登縣）召還，所過處，人相聚呼號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如是者，千餘里不絕。 時公有書與侄云：「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甚眾，而以愚直處其間，如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 時有詔求直言，而大臣有不以此為便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邀寵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詔乃改行之，於是上封事者以千數起。 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公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患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遂定。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宋史》入《奸臣傳》）、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意間上，則朋黨之禍起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批評】 溫公對客之語，張南軒嘗論之曰：「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是好。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專制之朝，病在壅塞，言路通則壅塞去矣。民主之國，萬機決於公諭，議院之外，又有報紙，為民口之機關，壅塞之病，似可絕矣。然而人圖其私，是非難斷。昔之以斷絕言路為壅塞者，今又以大開言路為壅塞也，言者愈多而聽者愈難矣。 神宗末年，王安石雖罷，而其徒黨如蔡確、章惇、韓縝、張璪等，尚把持朝綱。溫公初進，周旋於群小之中，不顧一切，毅然請開言路，罷新法。如旭日朝升，雲霧俱消，此何等快意事。然毀城掘社，本非與狐鼠為仇，而狐鼠以失其憑依之故，恨之刺骨矣。非公之名望，不能奏擴清之功，亦非公之忠勇，不能有堅決之心也。 元豐八年（宋神宗在位的第十八年），司馬光住在洛陽已經十五年了，時年他已六十七歲。這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登基。宋哲宗當時年紀很小，太皇太后高氏和他一起主持朝政。司馬光聽說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韓維（字持國，開封雍丘人）都在朝廷做官。當時程顥在洛陽，也勸說司馬光去做官。於是司馬光便去了京城，衛兵們看見司馬光回到朝廷都非常高興，說：「這是司馬宰相。」百姓攔路高喊：「您不要再回洛陽了，留下來幫助皇上拯救百姓吧。」當時有幾千人在迎接司馬光的歸來。 太皇太后派人來慰問司馬光，問他現在首先應該做什麼。司馬光說：「近年來士大夫們說話都十分小心，民間生活非常困苦但朝廷卻不知，聖明的君主在朝廷辛勤工作但民間百姓的苦難卻沒有地方申訴，之所以這樣都是大臣的過錯，但是百姓卻不知道，因此就把怨恨都歸到了剛剛去世的皇帝身上，現在應該下旨首先擴大向朝廷進言的途徑。」 司馬光在元豐末年來到京城，京城裡的人都出來圍觀，想看看司馬宰相是什麼樣子，導致司馬光的車隊不能正常前進。別人來司馬光的住處拜見他的時候，市民們就爬在樹上或蹲在房頂上來觀看。有人制止他們，他們則說：「我不是看你的，想看的是司馬光的風度容貌。」大聲呵斥他們，他們也不離開，屋頂的瓦片都被踩碎了，樹枝也被踩斷了，可見他是多麼得人心啊。 司馬光向朝廷寫奏摺論述新法的危害，說：「先帝一直振奮精神，盡力設法去治理好國家，求得天下太平。不幸的是，他所託付的官員，不足以完成皇上的囑託，經常根據自己的看法輕易去改變以前的制度，並說這是新法。守護邊境的大臣，冒險行事以便能夠獲得名利，輕易就挑起戰爭，深入到敵人的領地。此外，還有一些製造麻煩的大臣，建議設置保甲、戶馬、保馬這些制度，用來擴充軍事裝備，改變茶監和冶鐵的方法，讓百姓實行家庭生產，侵占店鋪商家的稅收錢財，用來提供糧食和軍費，這些都不是先帝的本來意願。先皇去世的時候，我從外地趕回京城參加喪事，得到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賴，讓我作為使者去查訪國家政事的得失情況。不久，聽到朝廷下旨，遣散了修理京城的勞工，撤消了監視官員和百姓的詗邏兵，停止了宮中的一些器物製造，驅逐了宮中奴才里的小人。告誡各個部門，對於那些遵守的法令不恰當的，而且給百姓造成很大困擾的，廢除貨物場等場以及百姓養戶馬的制度，又放寬了收買保馬的年限，天下百姓沒有不歌頌朝廷恩德的。新法的害處，天下人中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窮苦百姓，無論是聰明的人還是愚笨的人都知道，因此皇上稍微對新法進行一點改變，你們天下人都互相慶賀。然而還是存在一些對百姓和國家只有害處而沒有好處的制度，如保甲制度、免役錢以及對將官的規定，這些都是當前急切應該解決的事情，也是改革應該先做的事情。」 宋哲宗任用司馬光做陳州（今天的河南省淮陽縣）的知州，當時皇上還很年幼，太皇太后親自處理朝政，堅決要任用司馬光。朝廷下了通知文書催促司馬光回到京城，並派使者去慰問，在道路旁等待司馬光。司馬光到了京城，被任命為門下侍郎。司馬光推辭不接受這個官職，他的哥哥司馬旦用做人講究正義的道理來勸說他，說：「你一輩子都讀堯、舜的治國道理，想要報效朝廷，現在時機正好而你卻要放棄，這不符合做官和隱退的道理。」?於是司馬光很快便接受這個官職。 當時蘇軾從登州（今天山東省登縣）被朝廷召回，他路過的地方，人們都聚在一起大喊：「替我們向司馬宰相說一聲謝謝，讓他不要離開朝廷，要保重自己，造福百姓。」像這樣的情況，在幾千多里的路程上都沒有斷絕。 當時司馬光給他的侄子寫了一封信，說：「最近承蒙皇上恩寵，任命我做門下侍郎，整個朝廷里嫉妒我的人非常多，而我只能表現出愚笨的樣子才能在官場待下去，就好像枯黃的樹葉在暴風中，能堅持多長時間不掉下去呢？因此接受這個任命以來，只有擔心而沒有歡喜，你們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當時朝廷下旨要尋找敢於說實話的人，然而一些大臣卻在阻礙這一措施，列出了六種不得當言論情況：「內心對其他人有所褒貶想法，超出自己的職權，煽動國家政事出現危機，迎合已經推行的命令，尋求皇上的恩寵來加官進爵，迷戀下層百姓的平庸粗俗。像這樣的都要懲罰，不能寬恕。」司馬光說：「這不是尋找敢於說實話的人，這是在拒絕說實話的人。大臣除了不向君主提出勸諫，只要提出勸諫，那麼就觸犯了這六種情況。」於是詔書才改了這些內容，於是向君主提出勸諫的人便成百上千地出現了。 這個時候天下百姓，都熱切期盼朝廷能夠推行新政，但是反對的人仍然說三年內不能改變之前的治國方法，只要大概地列舉一下小事，就能堵塞別人向朝廷提出勸諫。司馬光說：「先帝治國，其中好的方法，即使過了一百年也不能改變，這是對的。但是像王安石、呂惠卿他們提出的新法，擾亂天下百姓，改變它們應該像救火和拯救溺水人一樣急迫，何況太皇太后的變法是母親改變兒子的治國方法，並不是兒子改變父親的治國方法。」於是大家的議論才平定下來。 司馬光改變新法後，有人對他說：「元豐年間的老臣，如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宋史》把他放在《奸臣傳》）、呂惠卿他們，都是一些小人。哪一天他們利用恩寵向皇上挑撥離間，那麼政見不同的黨派爭鬥就會出現，不能不擔心啊。」司馬光正色說：「上天如果保佑大宋，那麼一定不會發生這樣事的。」 【評論】 對於溫公的待客之語，張南軒曾評論說：「如果是別人來回答，必定會說：『如果有利於江山社稷，還管其他的幹什麼呢。』如果僅僅只是這樣說已經是好的了。但溫公卻說：『上天如果保佑我大宋，必定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更不會只議論自己的利害，想著自己平日的所需了，所以面對事情發言能這麼中理，即使聖人也不過如此，幾乎接近於真理了。」 在專制國家，治國最大的問題在於蔽塞，如果進諫之路通暢，那麼壅塞也就不存在了。在民主國家，各種國家事務決斷於公眾意見，除議院之外，還有報紙等，成為民眾意見的窗口，壅塞的問題，似乎可以杜絕。但是因為人心謀私，所以仍是非難斷。過去是因為言路斷絕而壅塞，現在又變成了因為言路大開、意見難以統一而壅塞，發言的人越多而聽者就越難以決斷。 神宗末年時，王安石雖然被罷免，但是他的門徒，如蔡確、章惇、韓縝、張璪等，還在把持著朝政。司馬溫公剛剛進入朝廷，周旋在一群小人之中，不顧一切，毅然請求廣開言路，取消新法。他的進言如旭日朝升，雲霧俱消，這是多麼令人快意的事。然毀壞城市、社壇，本來不是要與狐鼠為仇，但狐鼠因為失去了自己的憑依之所，所以對毀壞者恨之入骨。當時如果不是司馬溫公的名望，也不能達到肅清言路的功效；如果不是司馬溫公的忠勇，也不會有這麼堅定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