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 · 第七章 居洛

公歸洛，絕口不談時事。宋以洛陽為西京，熙寧（神宗初即位時年號）中，以清德碩望，為朝野所重，而退居於洛者，大臣曰富鄭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封鄭國公，諡文忠）、韓魏公，侍從曰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德星翕聚，園林相屬。至以洛陽之盛衰，卜天下之治亂。今公復歸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公嘗為端明殿學士）、邵先生知。邵先生者，康節也。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救民之心與公同而異其跡者也。 公於洛陽尊賢坊北買田二十畝，辟以為園，名之曰獨樂，自傷不得與眾同也。有讀書堂、弄水軒、釣魚庵、種竹齋、採藥圃、澆花亭、見山台諸勝，自號迂叟。 洛俗，春日放園，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子呂直納公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耶？」後十餘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公之化及仆隸者如此。 洛下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籤數十。問之，則曰： 「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為防？」命亟去之。會窮乏，令老兵賣所乘馬，語云：「此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公之至誠，其見於小事者如此。公有兄曰旦，字伯康，居夏縣。公居洛多暇，歲一往省。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公以志不得伸，退休洛下，然天下事未嘗一日忘也。熙寧七年三月，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四月，乃復上疏曰： 「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領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兇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監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 尋有詔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公自是閉口不言時事者，十有一年。時文潞公（名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封潞國公，諡忠烈）以太尉留守西都，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鄉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暮故事，請入會。洛陽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 【批評】 政事之樞機在於朝，而士夫之清議在於野，必野有賢人而清議重於朝旨，朝與野隱然立於對待之地位。執政者，即欲憑權藉勢以蠹國病民，而有所不敢也。神宗時之洛陽，為賢士大夫之淵藪，猶之明季之東林然。東林雖盛，既無救於國之危亡，而一時名士亦羅黨錮之禍。其淑身淑世之道，不及洛下諸賢多矣。公獨樂園中，藏書五千卷，比諸當時王原叔、宋宣獻、畢文簡、錢穆父諸家，皆藏至數萬卷者，公之所有，誠不足道。然書貴能讀，不貴多藏。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善讀書者當如此。 獨樂園之園丁，不愛十千錢，所謂有其主自有其仆。《輟耕錄》（元陶宗儀著）又載公家一仆三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個仆被東坡教壞了。」 司馬光到了洛陽，閉口不談論朝廷的事情。宋朝把洛陽當作西京，熙寧（宋神宗剛即位時年號）年間，這裡有一些德高望重，曾經被朝廷重用而現在退居到洛陽的人，朝中大臣中有富鄭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被封為鄭國公，諡號為文忠）、韓魏公，做侍從的有呂申公。士大夫中做到卿監一職的，並因為品德高潔而辭官的有十幾個人。愛好學習，樂於助人，行俠仗義的人將近有二十人。有才能的人都聚集在了這裡，園林相互連接著。這就可以通過洛陽的興盛和衰落，來卜算天下的太平和混亂。現在司馬光又回到了這裡，鄉里中的年輕人都知道敬畏廉操和懂得恥辱，想要做一件事情，一定會說不好的事不做，因為他們擔心被司馬光（司馬光曾經做過端明殿學士，因此他又叫司馬端明）和邵先生知道。邵先生也就是康節先生邵雍。當時新法正在推行，情況十分緊迫，一些不想推行新法的官員，就遞交彈劾自己的文書離開。邵雍說：「這正是賢人應該竭盡全力的時候，新法固然很嚴，但在推行的過程中能夠寬鬆一點，那麼百姓就能獲得一點的恩賜，遞交彈劾自己的文書有什麼用處呢？」他拯救百姓的愛心和司馬光是一樣的，只是他們做的事情不一樣罷了。 司馬光在洛陽尊賢坊的北面買了二十畝的土地，把它開闢成一個園子，給它取名叫獨樂園，感傷自己不能夠和眾人一樣。這個園子裡有讀書堂、弄水軒、釣魚庵、種竹齋、採藥圃、澆花亭、見山台等景點，自己給自己取了一個號叫迂叟。 洛陽習俗，春天開放園林的時候，看管園林的人能夠得到一些小費，要與主人平分。一天，看管園林的呂直要向司馬光繳納十千錢的平分錢，司馬光讓他都拿走，他再三地想把錢留下。司馬光發火了，他才把錢拿走，想想便說：「只有司馬光不愛錢嗎？」過了十幾天，呂直修建了一個井亭。司馬光問他，原來這是前些天自己沒有接受的那十千錢，司馬光的思想竟然都感化到了奴僕的身上。 司馬光剛剛遷居到洛陽的新房子裡，一天外出散步，看見牆外掩埋著十幾根竹籤，便問僕人。僕人說：「沒有人從這裡走路，這裡是用來防盜的。」司馬光說：「我家中箱子裡能有多少錢，況且盜賊也是人啊，怎麼可以這樣設防呢？」便讓人立刻把設防的東西都拆除了。一次，司馬光的生活遇到了困難，就讓老兵去把自己騎的馬賣了，並說：「這匹馬夏天的時候有肺病，賣的時候要先和買主講清楚。」老兵暗地裡笑他太蠢了。司馬光的誠實，在這些小事中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司馬光有個哥哥叫司馬旦，字伯康，住在夏縣。司馬光住在洛陽的時候有很多空閒時間，每一年都會去看望他的哥哥。司馬旦都快八十了，司馬光對他就像侍奉父親一樣，保護他就像保護嬰兒一樣。每天吃晚飯，過了一會兒便問：「餓了嗎？」天氣稍微轉涼，便摸著他的背部說：「衣服薄嗎？」 司馬光因為自己的志向不能實現，辭官住在了洛陽，然而卻沒有一天會忘記天下大事。熙寧七年三月，朝廷因為旱災和蝗災，下旨徵求敢於直言進諫的人。司馬光讀完詔書眼淚就下來了，想要默不作聲卻忍不住。四月的時候，他便給朝廷寫了奏摺說： 「現在朝廷有缺陷的政治措施，大概有六個。一是大量地散發青苗錢，使得百姓欠官府的債越來越多，而官府卻一點收入都沒有；二是免除富裕人家的勞役，領去貧窮人家的錢財，去養活那些不務正業的人；三是設置市易司一職，和老百姓爭奪利益，而實際上消耗了官府的財物；四是自己國家還沒有治理好，還去侵略鄰國，得到的很少失去的卻很多；五是建立地方民兵組織和保甲制度，讓人們練習打仗，導致百姓都十分疲憊不堪；六是信任狂妄狡詐的人，胡亂地興修水利工程，既使百姓勞苦，又浪費錢財。至於其他的一些瑣碎事情，就都不值得講給皇上聽了。」 過了一段時間，皇上批覆說新法已經推行，一定不能再變動了。司馬光從此閉口不再談論朝廷的事情了，這一直延續了十一年。當時文潞公（名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被封為潞國公，諡號為忠烈）留守西都洛陽做太尉，仰慕白居易他們組織的九老會，於是便集合了洛陽城中的讀書人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組織了耆英會。司馬光當時年紀還沒到七十，潞公向來都很看重他，便用唐代狄兼暮未滿七十而加入九老會的先例，讓司馬光入會。洛陽有很多的著名的園林和古老的寺廟，有溪水、竹林、亭台等景色，各位老者的頭髮和鬍鬚都白了，穿著打扮十分有氣勢，每次舉行宴會時都有人跟著圍觀。 【評論】 管理政事的機構設在朝廷，而士大夫們對時政的議論則在民間，民間一定會有賢人而且對時政的議論也要比朝廷的旨意還好，那麼朝廷的旨意與民間的議論慢慢就形成了對立的位置。這樣的話，當官的人即使想要憑藉權勢來危害國家殘害百姓，他們也不敢這麼做。宋神宗在位的時候，辭官去洛陽，成了賢人和士大夫聚集的地方，就好像明朝末年的東林黨人一樣。東林黨人雖然很多，但他們不但沒有挽救國家危亡，而且一些賢人還遭受了黨爭的禍害。他們陶冶身心和治理國家的方法，遠遠不如洛陽的各位賢人。司馬光的獨樂園中，藏了五千卷書，和當時的王原叔、宋宣獻、畢文簡、錢穆父他們都藏了幾萬卷相比，司馬光的藏書確實不值得稱道。然而藏書最重要的是能夠閱讀，而不在於藏了多少書。趙普用半部《論語》治理天下，善於讀書的人就應該這樣。 獨樂園中管理園林的人，不貪戀十千錢，這就是所說的有什麼樣的主人自然會有這樣的僕人。《輟耕錄》（元代陶宗儀著）又記載說司馬光家有一個幹了三十年的僕人，只知道司馬光是個秀才。蘇軾來拜訪的時候，聽說了這件事便告訴他真實的情況，第二天這個僕人便改稱司馬光為參政宰相。司馬光驚奇地問他，他便把來龍去脈告訴司馬光。司馬光（開玩笑地）說：「好好的一個僕人都被蘇東坡給教壞了。」 第八章 撰寫《資治通鑑》 司馬遷創修《史記》，上始五帝，下訖天漢（漢武帝年號）。班固以來之書，皆仿其體，惟各自斷代為書耳。紀、傳、表、志，文字繁多，士人常有畢生未曾閱覽一過者，況人主乎？而《史記》以前，先有《春秋》，《春秋》編年之體，年經事緯，首尾聯貫，實史家不刊之良規。自司馬遷之書行，編年之史，皆不敢續，而史學便少此一種書。 孔子筆削之後，成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編年史，後世不敢增損其一字，史家遵其成規。與正史並行，其事實始自公，今所傳之《資治通鑑》是也。 公在京，六任冗官，無以表見。英宗三年，上命公編歷代君臣事跡。公言不如續《春秋》作編年史，於是發凡起例。劉恕（字道原，筠州人）、趙君錫（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助之，後又辟范祖禹（景仁從孫）為助。初名通志，書未脫稿，神宗已重之，數促使終篇，賜以潁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元豐（神宗年）七年，書成，表上之，神宗為易名《資治通鑑》，親制序文以賜。又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遷公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資治通鑑》之體裁與公藉往事以規時政之意，悉具於進書表中。其文如左： 「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爰詔下臣，俾之編集。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群臣。陛下紹應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賜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詳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願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間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當公修史時，得自選屬，官置局於崇文院，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崇文、龍圖、天章，皆宋藏書之處）。內府時頒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神宗朝，王安石用事。公數上書斥新法之擾民，小人慾中傷之，而公行義無可訾者。乃倡為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以此議公幾同兒戲，亦見小人之害君子無所不至有如此者。 公進讀《資治通鑑》至漢賈山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公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奸邪，而為安石謀主，故天下並指安石為奸邪也。」又讀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因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人君苟以為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公蓋指之也。 【批評】 王安石用事時，溫公居洛，修《資治通鑑》。神宗許以書局自隨，其寵任之不可謂不至，獨不能退王安石而用公。《通鑑》成，公年六十六歲矣，晚景無多，君恩未報，一腔忠愛，既悉寄於書中。遇進讀之時，又復借古鑒今，隨事進規。千載之下，其心如見。溫公修通鑑未成時，讒言朋興，公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表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於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採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 《通鑑》一書，取材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鑑》可以當之。朱文公之《綱目》，雖因溫公之書，無所增益，而義例謹嚴，猶能成一家言。若明人薛方山之《續通鑑》，於宋、遼、金、元四史，尚未能尋其要領，況在正史之外乎？溫公之書，多采格言，使人易憶，非徒以記聞為博也。後之作史者既無溫公之學，乏三館之書，又不得劉恕、范祖禹助其討論，而欲成一代之良史，豈不難哉？ 《考異》、目錄，各自為書。《資治通鑑》初有史炤釋文，今通行胡三省注本。胡氏《通鑑》分修諸子考，謂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恕，宋則范祖禹。今讀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胡氏之言不然。帖曰：「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史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剪黏。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後，則此等事跡，盡成遺棄也。」觀於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也。公平日最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之商榷。 司馬遷編寫《史記》，上起五帝時期，下至天漢年間（漢武帝年號）。班固《漢書》以來的史書，都模仿《史記》體例格式，只是這些史書都是按朝代來編寫的。這些史書包括紀、傳、表、志，文字非常繁多，讀書人常常用一生的精力都不能把這些史書讀一遍，何況是皇上呢？在《史記》之前，先有《春秋》，《春秋》是編年體史書，以時間為經線，以事情為緯線，前後聯貫一致，實在是史書不容改動的好體例。自從司馬遷的《史記》流行之後，編年體的史書，都不敢再編寫了，而史書編寫中又少了一種書寫體例。 孔子對《春秋》刪改訂正之後，完成了1362年的編年體史書，後世之人不敢對這本書再增減一個字，史學家都遵守這種規定。編年體史書和官修紀傳體史書一起通行，這其實開始於司馬光，現在流傳的《資治通鑑》就是這樣的。 司馬光在京城，六次擔任無專門職務而備執行臨時使命的官職，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英宗三年的時候，皇上讓司馬光編寫各個朝代君王和大臣的事跡。司馬光說不如續寫《春秋》編寫一部編年體史書，於是便規定了全書的主旨和體例。劉恕（字道原，筠州人）、趙君錫（君錫因為父親亡故，沒有去，太常博士劉攽代替了他）作為助手，後來又任命范祖禹（范景仁的從孫）為助手。開始這部書叫《通志》，書稿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宋神宗已經很重視了，數次催促儘快完成，賜了潁邸的舊書2400卷。元豐（神宗年號）七年時，書上表稿完成了，獻了給皇上，宋神宗把它改名叫《資治通鑑》，親自賜寫了序文，又下旨給宰相說：「前代沒有這種書，超出荀悅的《漢紀》很多啊。」司馬光被任命為資政殿學士，下旨進行褒獎。 《資治通鑑》的體例格式和司馬光憑藉往事來勸諫朝政的想法，都寫在了給皇上進獻此書的文書中了。他寫的文章如下： 「我深知自己資質愚鈍，學問淺薄，做各種事情也都不如別人。只是對以前的歷史考究還算盡力，從小到老都喜歡而不厭倦。我常擔心司馬遷、班固之後的史書，文字太過繁多，不能夠全部理解，想要刪減冗長之處，摘選主要內容，專門選取一些關乎國家興衰、百姓命運，好的可以效法、惡的應該警戒的事跡，把它們按年代編成一本書，使內容有先後次序，大事和小事不會混雜在一起。我一個人力量很小，沒辦法完成。幸好遇到了宋英宗皇帝，想要憑藉卓越見識，實現清明的政治，通過遍讀天下史書來擴大文明教化，於是下旨給臣，命臣編寫這部著作。書還沒有編好的時候，先皇便丟下我等而去。皇上（指宋神宗）繼承了皇位，繼承先帝的遺志，為這部書寫了序言，並賜給這部書一個美好的名字。每次宮中講習，常命我進讀。我雖愚笨，在兩朝都受到優待，而且如此的豐厚，即使犧牲生命，也不足以報答。只有盡心盡力，奉獻自己所有精力，白天時間不夠用，就利用晚上的時間，讀遍所有史書，同時採納一些古代小說的內容。大量的簡冊文書，像雲煙火海一樣多，摘取一些重要而不易被發現的事跡，考訂和校對細微的內容。這些書上從戰國開始，下至五代結束，共1362年，編了294卷。又概要地列舉了綱目，以年代為經線，以國家為緯線，為了查檢的方便，又編了30卷目錄。還參考了其他書籍，以評定事跡的異同情況，使內容一致，編了30卷《考異》內容，共計354卷。從治平年間開始，一直到現在才編成，用的時間太長了，書中前後內容會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不敢確保沒有錯誤。再想想我離開朝廷已經有15年了，雖然身在外面，然而真誠的心，無論是在早上還是晚上，是睡著還是醒著，心什麼時候不在皇上的身邊呢？只是稟性頑劣，做什麼事情都覺得不稱心，因此就專心負責編寫這部書，以此來報答皇上的大恩，希望能夠竭盡全力，為天下大事貢獻一點微薄的力量。我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這部書上，希望皇上能夠寬恕我胡亂編寫的罪過，考察我編寫這部書的忠心。在清閒的時候，常常能夠讀一讀這部書，借鑑前代的興盛和衰敗，考察現在政事的得失，獎勵善良的人，憐憫有過錯的人，採取對的事情，捨棄錯的事情，那麼，即使我死了也心滿意足了。」 在司馬光編修史書時，他能夠自己選聘助手，在崇文院內設立書局，朝廷允許他借調龍圖閣、天章閣、三館及秘閣的書籍（崇文、龍圖、天章都是宋代藏書的地方）。皇宮倉庫經常提供筆、墨、繒帛並用皇上專用的錢來給編修史書人員提供水果和糕點。宋神宗在位時期，王安石執掌朝政。司馬光多次寫奏摺批評新法擾亂百姓，一些奸人想要誣陷他，但是司馬光的言行沒有一點值得懷疑的地方。於是便散布謠言，說這部書之所以這麼久都沒編成，那是因為書局裡的人想享用皇上專用的筆、墨、絹帛以及皇上專用的水果、糕點、金錢這些賞賜。用這種方法來攻擊司馬光就如同兒童遊戲一樣輕率，也可以看出奸人想禍害君子竟然如此地不擇手段啊。 司馬光為皇上進讀《資治通鑑》到漢代賈山的奏疏時，順便向皇上講解了聽從勸諫的美德，不聽從勸諫的危害。皇上說：「王安石不看重官職，俸祿也只能養活自己，可以說是一個賢人。」司馬光說：「王安石確實很賢能，只是有些不明白事理而且固執，這是他的短處。他還不應該信任呂惠卿，呂惠卿是奸詐小人，他是為王安石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因此天下人把王安石也一起認作是奸詐小人了。」司馬光又讀到張釋之論說農夫能說善辯的故事，便說：「孔子討厭那些在朝廷上能說善辯但會導致國家滅亡的人，能說善辯怎麼會導致國家滅亡呢？因為他們能夠把對的說成錯的，把錯的說成對的，君王如果認同了他們，那麼國家滅亡有什麼難的呢。」當時呂惠卿也在那裡，司馬光大概就是指他的。 【評論】 王安石執掌朝政時，司馬光住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宋神宗允許司馬光在書局裡任意行事，對他的寵愛不能說不多，唯獨沒有罷免王安石而任用他。《資治通鑑》編完之後，司馬光已經66歲了，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但皇上的恩情還未報答，於是他把忠愛之心，全都寄托在了《資治通鑑》這本書中。碰到為皇上誦讀《資治通鑑》時，他便借古鑒今，根據不同的內容進行相應勸諫。千百年來，他的忠心依稀可見。《資治通鑑》還沒編完時，誹謗或挑撥離間的話興起，司馬光於是加快了進程，精簡人員，催促大家加緊編書。他在奏摺中說：「白天時間不夠，便晚上繼續，讀過的書簡冊章，就像雲煙火海一樣多。書中前後內容有些矛盾的地方，我不敢確保沒有錯誤。」現在讀了這本書，從唐代一直到五代時期，內容詳略得當，其中也許會有些許錯誤，這也是在所難免的。 《資治通鑑》這本書，內容選取除了大多來自官修史書之外，還能對比其他史書的異同情況來評定和更正一些內容。過去人們所說的做事情要提前考慮周密，寫文章要多參考前人作品，這句話只有《資治通鑑》才可以當得起。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雖然是藉助司馬光這本書，內容也沒有什麼增加擴充，但它的體例非常嚴謹，仍然能夠成為自成一家的學說。然而明朝人薛方山的《續資治通鑑》，對於宋、遼、金、元這四個朝代的史書，尚且還沒有了解它們的主旨，更何況這些正史之外的史書呢？司馬光的這本書，很多都是採用格言的形式，讓人能很容易記住，並不只是記載的內容廣博這一個特色。後來編寫史書的人既沒有司馬光的才學，也缺乏三館這麼充足的書籍，更沒有劉恕、范祖禹這樣的助手幫忙一起討論，而想要成為一個時代的優秀的史學家，難道不是很難嗎？ 《資治通鑑》的考異和目錄內容，各自編成一本書。《資治通鑑》一開始有史炤作的解釋，現在流行的是胡三省的註解版本。胡三省在註解的《資治通鑑》各部分編寫人員考證中，指出漢代內容是劉攽負責的，三國到南北朝時期的內容是劉恕負責的，宋代的內容則是范祖禹負責的。現在讀了司馬光給胡宗回的帖子，才知道胡三省的說法是不對的。帖子中說：「從唐高祖起兵的時間為起點開始搜集資料，按次排列，一直向上到漢哀帝退位為止。唐高祖起兵以前和漢哀帝退位以後的事情，在最近看的書中出現的這些內容，讓負責文書的人員另外用草紙抄錄出來。每件事之間，空出來一行多的距離，留用來粘貼一些字條。隋朝以前的內容由劉攽負責，梁代以後的內容由劉恕負責，各自搜集資料，按次排列。因為他們二人更難承擔這些內容，如果您只搜集唐高祖以後的內容，那麼剩下的這些內容，都要被丟棄了。」通過這些話，那麼便可以看出劉攽搜集的內容，大概是從漢代到隋代，而劉恕則負責五代時期的內容。司馬光平時最佩服劉恕，這本書的體例，很多都是和他商量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