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 · 第十章 病中情形

哲宗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當元豐五年秋，公居洛時，公有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戒其子曰：「吾死，當以授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後亦無恙。今輔相未久，大星遽霣，惜哉。使天假之年，何至不久即有南渡之禍也？ 公雖病，而刻刻不忘天下事。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公嘆曰：「四害未除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仍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眾，公持之益堅。 閏二月，公被詔為尚書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 公作相，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嘗親書榜稿，揭於客位曰： 「訪及諸君，若睹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眾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光再拜咨白。」 公對賓客，無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 公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數月復病，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九月丙辰朔，公薨，年六十八歲。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諡曰文正，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邊裔之人，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公機務填委，身又感疾，猶手抄諸子書，名《徽言》。題其末曰：「余此書類舉人抄書，然舉子所抄獵其詞，余所抄核其意。舉人志科名，予志道德。」其好學不厭，克勤小物，如此其至也。小楷端謹，百世之下，安得不使人肅然起敬也哉（此書惟明人《百川書志》尚載其目，今亡）？生平著述，失傳者不少。今世所流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太玄經》八卷、《注楊子》十三卷、《書儀》八卷、《家范》四卷、《潛虛》一卷（或疑他人偽托）、《續詩話》一卷、《涑水紀聞》十卷。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公薨未久，宣仁太后即崩。哲宗親政進用群小，盡復王安石之政，追奪公贈諡。章惇、蔡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京之弟也。《宋史》俱列《奸臣傳》）至以斫棺暴屍為請。當公病亟時，聞安石死耗，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自安石執政，公始終與之反對，此因政見不同，處於敵位而私交自在也，故其待安石如此。觀於章、蔡之所以待公者，而公之賢愈見。欲知安石之為人，觀於彼之徒黨而可知矣。度宗咸淳元年，以公從祀孔子廟廷。 【批評】 宋張無垢撰劉元城《盡言集》序，曰：「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趨，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字元城，諡忠定），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雲。」 哲宗初年，蘇軾、程頤在朝。軾惡頤，每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因借事詆軾。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熙寧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訾議。 公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蘇文忠公撰其隧碑，親為篆其額曰：「忠清粹德之碑」。迨紹聖、崇寧間，奸臣章惇、蔡卞輩反目公為奸黨，而仆其碑，磨其文。迄于靖康，雖復公封爵，而碑則埋沒未立也。金皇統九年，縣令王廷直，訪於公從曾孫曰作曰通，得其舊本，為重刻之，並建祠祀公。元明以來，皆修置不廢。 徽宗時，蔡京擅政，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所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正月的時候，司馬光生病了。在元豐五年的秋天，司馬光住在洛陽時，說話便開始不清晰了，他懷疑自己得了中風，提前寫了臨終前奏摺，詳細論述了對國家大事的想法，親自書寫並將奏摺封藏起來，放在臥室，告誡兒子說：「我死後，要把這個奏摺交給范純仁、范祖禹他們，讓他們把它交給皇上。」後來他的病又好了。現在他當上宰相還沒有多久，便去世了，真是令人惋惜。假如上天賜給他足夠壽命的話，怎麼會在他死後不久，國家滅亡而朝廷南遷呢？ 司馬光雖然病倒了，但他時時刻刻都沒有忘記國家的大事。當時的青苗、免役、將官等制度仍然還存在，而且西夏的和談還沒有決定下來。司馬光感嘆說：「這四個禍害不除去，我就是死了也不能瞑目啊。」於是他寫信給呂公著說：「我把身體交給了醫生，把家裡的事情交給了兒子，只有國家的事情還沒有託付，現在就把它託付給你了。」司馬光仍然極力向朝廷寫奏摺，論述免役等五種危害，希望皇上直接下旨廢除它們，全部採用熙寧年間以前的法令，下詔書立即頒布實行。又論述了應對西夏的策略，應該主張議和，而不能採用武力。當時反對者非常多，司馬光堅持自己的看法。 元祐元年閏二月的時候，司馬光被任命為尚書左僕射。他的病剛剛有點好轉，便要去處理公事。皇上下旨讓他免去上朝拜見，准許他乘坐肩輿，三天去一次都堂，或者是門下、尚書省。司馬光不敢承受這樣的恩賜，說：「不朝見皇上，不能夠處理公事。」皇上便下旨讓司馬光可以坐著肩輿到達宮內東門的地方，再由他的兒子司馬康扶著進入小殿來回答皇上的問題，並說可以不用跪拜。司馬光很慚愧，在延和殿回答皇上的問題，拜了又拜。於是皇上廢除了青苗錢，只實行穀物便宜時提高價格並開始收購，穀物昂貴時減低價格並開始賣出的政策。 司馬光做了宰相，遼國人聽說了，下令邊境官員說：「現在司馬光擔任中國宰相了，你們不要無事生非，製造邊界上的衝突。」司馬光曾經親自書寫榜文，貼在客廳說： 「來訪的諸位，如果發現朝政中有不足的地方，百姓有困苦，而想要向朝廷進獻忠言的人，請你們寫奏摺遞交給朝廷。我才能夠和眾位大臣們一起商議，選擇合理可行的建議，呈現給皇上讓他下旨推行，如果只是一些個人問候和讚譽的內容，最終沒有一點用處。如果我司馬光有什麼過失，你們想要讓我改正，也可以給我寫信，讓守門人傳遞進來給我，讓我能夠自我檢查，勇於改正。至於任命官職和派遣職務，申辯罪名，凡是涉及自身利益的，都請大家把這些內容書寫再遞交上來，我才能夠和朝廷的各位大臣一起商議施行，如果是在家中拜訪，請不要提到這方面的內容。司馬光再拜陳說。」 司馬光對待賓客，沒有賢人和笨人、年長和年幼的分別，都會向他們請教一些疑難問題。他有幾個草稿本，常常放在置座席之中，如果有值得採納的意見，他便隨手記錄下來，或是面對客人就把它寫下來，這些都已經成為很平常的事了。 司馬光見自己的建議被朝廷採納推行後，便想為國家奉獻一生，他親自處理各種事物，不管白天還是黑夜。賓客們見他身體消瘦，便以諸葛亮吃的少、事情多的例子來勸告他，司馬光說：「活著還是死去，都是天命啊。」於是他更加努力工作，幾個月後他的病又復發了，病情嚴重都神志不清了，他還喃喃自語，如說夢話，然而他說的都是朝廷和天下的大事。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司馬光去世，享年六十八歲。太皇太后聽說之後十分悲痛，和皇上一起去祭奠他，並追贈給司馬光為太師、溫國公，賜一品禮服，賜了銀子和布絹，共計七千兩，賜諡號文正，神道碑為「忠清粹德」。京城裡的人都結束集市活動去弔唁他，賣了衣服來祭奠他，在道路兩旁哭泣送喪車離開，各地來夏縣參加司馬光合葬的人有數萬人之多。邊遠地區的人們，也不約而同地祭奠他。京城及各地皆購買他的畫像來祭拜，飲食之前一定先禱告一番。京城的畫工畫他的像，並刻印來售賣，家家都購買一幅。其他地方的人都派人來京城購買他的畫像，當時有的畫工就是憑藉這個而發財的。 司馬光儘管朝廷公務繁忙，身體又不太好，但他仍然親手抄寫諸子書，給它起名叫《徽言》。他在書的末尾題道：「我這本書和舉人抄書相近，然而舉人抄寫的是文章中的文字，我抄寫的是文章中的意思。舉人追求的是功名，我追求的是道德。」他喜愛學習而不厭倦，對每件小事都非常認真，達到如此的程度。他的小楷寫得非常端正嚴謹，千百年來，怎麼不讓人肅穆地產生敬佩之情呢（這本書只有明朝人在《百川書志》中記載了書名，現在已亡失）？司馬光一生的著作，失傳了很多。現在留存下來的，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80卷、《資治通鑑》294卷、《資治通鑑考異》30卷、《稽古錄》20卷、《易說》3卷、《繫辭注》2卷、《太玄經注》8卷、《楊子注》13卷、《書儀》8卷、《家范》4卷、《潛虛》1卷（有人懷疑這本書是他人偽托司馬光的名寫的）、《續詩話》1卷、《涑水紀聞》10卷。他的文辭就好像黃金和珠玉那樣美好，穀物與布帛那樣樸實，藥劑和砭石那樣實用，一定有適用到的地方，多餘的話語一句都沒有。 司馬光去世後不久，宣仁太后就去世了。宋哲宗親臨朝政，任用一些小人，全部恢復了王安石的新法，剝奪贈給司馬光的諡號。章惇、蔡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蔡京的弟弟，《宋史》把他們二人都放在《奸臣傳》中）甚至請求挖開司馬光的棺木，把他的屍骨丟在外面。在司馬光病重的時候，聽到了王安石的死訊，他給呂公著寫信說：「王安石並沒有其他問題，只是固執了一點，安葬他的規格應該隆重一點。」自從王安石執掌朝政，司馬光始終都反對他，這是因為他們的政治主張不一樣，雖然處在敵對的位置但他們私下的交情仍然還是在的，因此他才會這樣對待王安石。再看看章惇、蔡卞這樣對待司馬光，卻讓司馬光的賢能更加明顯。想要了解王安石的為人，看看他的門徒和黨羽就知道了。宋度宗咸淳元年，司馬光作為孔子廟裡的附祭。 【評論】 宋代張無垢給劉元城的《盡言集》撰寫序時，說：「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清高節儉，懂得廉恥，他們的道德文章，都為天下學子和士大夫們所敬仰。然而他們二人的追求，卻大不相同，一個憑藉強調合乎法則而被任用，一個憑藉治國方法而被任用。王安石學的是申不害和韓非並以六經為文飾；司馬光學的是周公和孔子也是以六經為文飾，因此王安石門下大多是小人，而司馬光的門下大多是君子。司馬光的第一個門生是劉器之（字元城，諡號為忠定），再傳門生是陳瑩中；王安石的第一個門生是呂太尉，再傳門生是蔡新州，三傳門生是章丞相，四傳門生是蔡太師，五傳門生是王太傅。」 宋哲宗初年，蘇軾和程頤都在朝廷做官。蘇軾厭惡程頤，每次都戲耍侮辱他。於是程頤的門人右司諫賈易和左正言朱光庭等人心中不滿，因此找事來對抗蘇軾。當時呂公著一個人執掌朝政，很多賢人都在朝廷做官，這些人都和自己政治主張相同的人聚在一起，於是便有了洛黨、蜀黨、朔黨的區別。熙寧年間得到任用的大臣，都被罷免了。他們對這一舉措十分怨恨，偷偷地尋找機會，而各位大臣還不知道，各自為自己的利益集團來詆毀別人。 司馬光死後下葬的第二年，宋哲宗命令蘇文忠公給司馬光撰寫神道碑，並親自篆寫了碑額為：「忠清粹德之碑」。等到紹聖、崇寧年間，奸臣章惇、蔡卞他們反而認為司馬光是背叛朝廷的人，推倒了他的墓碑，磨掉了碑文。直到靖康年間，雖然朝廷恢復了司馬光的封爵，但墓碑還埋在地下沒有樹立起來。金朝皇統九年，縣令王廷直拜訪了司馬光的從曾孫司馬作和司馬通，得到了原來的碑文，為司馬光墓重新刻寫了碑文，並建了司馬光祠來祭祀他。元朝和明朝以來，都不斷修葺而沒有荒廢。 宋徽宗在位的時候，蔡京獨攬朝廷大權，要給司馬光撰寫奸黨碑，下令各個郡國都要刻寫這個石碑。長安石匠安民也應該去刻字，他卻推辭說：「我雖然不知道立碑的目的，但像司馬宰相的這樣的人，天下人都稱讚他正直，現在說他是奸詐刁民，我不忍心刻寫。」官府的人非常生氣，想要治他的罪，他哭著說：「我被役使不敢推辭，只希望不要在石碑的末尾刻上安民這兩個字，我害怕會得罪後世的人。」聽了這話的人都非常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