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 · 第五章 籌邊

宋當仁宗之世，燕雲之間，雖無入寇之事，而西夏常為邊患。嘉祐二年，公在并州，親往麟州（今陝西神木縣北四十里）察看形勢，見屈野河西一帶田土，積年以來，為夏人所侵。諭之以理，則不肯退縮；逼之以兵，則動成戰鬥；召之重定界至，則偃蹇不來。本處官吏，遂置之不問，民間則甚苦之。 公察麟州西臨大河曰屈野。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保障斥堠。以此夏人得恣耕其田，游騎往往直至城下，突過城東，而州人尚未知。 公與經略司龐籍，謂當於州西二十里，增置二堡。此堡為之，不過十日。從此以後，州兵出入，有所宿頓，藉為麟州耳目藩蔽，利國利民，莫善於此。籍用公言，即牒麟州守將為之。 牒到未及興作，而夏人之兵，已復大集。州將引一千許人，夜開城門，徑往屈野河西，前無探候，後無策應，但齎酒食，期戰勝後痛飲耳。恃勇輕敵，臨事無備如此焉，往而不敗哉？兵敗，議者以龐籍擅修堡寨，引起邊釁，遂致遷謫。公狀其事於朝，引為已過，願代籍等受罪，不報。復上第二狀，略謂： 「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為非，龐籍等必不受責。若以為非，則龐籍先已指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戡、夏倚等雖建此策，因臣至彼，傳道其言，方得達於龐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今龐籍等先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實內慚，無以自處。況臣在并州日，受經略司牒管勾本司要重公事。龐籍凡處置邊事，未嘗不詢及於臣，採用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為朝廷之憂，下為龐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脫，不即大誅，是臣以蕞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釁愈重，不容於死。」 後籍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蓋所以報其知己，又代己受過也。 初，西夏邊使致祭，延州（今陝西膚施縣）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治平（英宗年號）初，夏人犯邊，殺掠吏士。趙滋為雄州（今直隸雄縣），專以猛悍治邊，公論其不可。 契丹者，宋之北寇也。至是契丹人捕魚界河，伐柳白溝（河名，在直隸涿縣、新城雄縣一帶）之南。廷議以知雄州李中祜為不材，將代之。公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此數語足隱括吾國歷來對外之失。 韓琦當國，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疏略不可用。公白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夏主名）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公曰：「兵之貴先聲，謂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夕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不能從。 其後元祐（哲宗年號）時，公為相。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內附。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為意。然昔年宋兵大舉深入時，將士所過，劫掠甚慘，此吾國官兵之積習，古今如一者也。夏人怨毒欲仇報之心，窺逾欲乘釁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而中國不以為念，譬如有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見其不動，狎而侮之，循其頭，躡其尾，豈不危哉？ 公謂一宜返其侵疆，二宜禁其私市。返其侵疆，所以釋其宿恨；禁其私市，所以斷其供給。恩威並用，亦彼時安邊之至計也，惜神宗不能用耳。 【批評】 溫公，書生也，外交似非其長。顧從前中國對付外國，皆無誠意。事緩則忘，事急則亂。公之主張，則反乎是。其言曰：「國家當戎夷撫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清時，中國失去諸藩屬。通商之初，與歐美諸國，結不利之條約。貽誤至今者，皆坐此而敗。孔子言忠信篤敬，行於蠻貊，聖人之言，豈有誣哉？ 格蘭斯頓，英之名相也，以忠心公道，輔佐女王維多利亞。人謂格公短於外交，然英國海外事業最盛，其基皆植於五十年前，格公為相之時。是則外交之過，豈盡恃詭譎耶？ 屈野河西築堡之事，溫公初不言功，其事為麟州官吏所壞。朝廷歸咎於龐籍。而不及公。以恆情言之，公亦樂得便宜，乃心中終不自安，累疏救籍，願以自代。世之齷齪丈夫，讀此將何以自處哉？ 溫公遇事，一念決定，雖對於君父，必獲伸而後已，故常有一事而抗論三四次者，其文皆載集中，凡此皆所謂誠也。 宋朝仁宗在位時，幽州和雲州之間的地方，雖然沒有外敵入侵進犯，但常常有西夏人侵擾。嘉祐二年的時候，司馬光在并州做官，親自去了麟州（現在的陝西省神木縣北四十里）察看地形，他看見屈野河西邊一帶的土地，多年來被西夏人侵占。和西夏人講道理，他們不肯退讓；用武力來驅逐他們，就會出現戰鬥；召集他們來重新確定邊界，但西夏人又遲遲不來。本地的官員便將這件事放置在一邊，不加理睬，民間百姓便遭受了很多苦難。 司馬光察看了麟州西面一條叫屈野的大河。從屈野河向西，一直到界首的五六十里的地方，並沒有瞭望敵情的堡壘。因此，西夏人才能夠放肆地耕種這些土地，而且西夏流動的騎兵往往能夠一直達到城下，衝過城東，麟州人竟然察覺不到。 司馬光和經略司龐籍說應該在麟州西面二十里的地方，增建兩個堡壘。這兩個堡壘不超過十天就能建好。從此以後，來往的麟州軍隊，就有了安頓的地方，這也可以成為麟州的防禦保障，對國家和百姓都有利的事情，沒有比這更好的了。龐籍採用了司馬光的建議，隨即發出文書讓麟州的守將去增建堡壘。 文書到了之後，還沒還得及增建堡壘，西夏人的軍隊已經又重新集結在屈野河了。麟州守將帶領一千多人，在夜裡打開城門，一直向屈野河西面前進，軍隊前面沒有人探路，後面沒有人接應，只帶著美酒和食物，想要在增建完堡壘之後痛快地飲酒。他們仗著自己勇敢而不把對手放在心上，面臨戰事而毫無準備，這樣去增建堡壘能不失敗嗎？戰敗之後，朝廷官員都認為龐籍擅自增修堡壘，才引起邊境戰事，於是龐籍被貶降職。司馬光在朝中詳細說明了這件事，並認為這是自己的過錯，願意代替龐籍等人受罰，沒有得到皇上的批准，他又向皇上寫了第二封奏摺，大意是說： 「我認真地考慮之後認為，如果朝廷不認為增建堡壘是錯誤的，那麼龐籍等人就不應該受到責罰。如果朝廷認為增建堡壘是錯誤的，那麼龐籍之前就已經下令麟州守將停建堡壘，只是因為我到了麟州看見西夏軍隊已經撤退，才決定再次增建堡壘的。武戡和夏倚等人雖然建議增建堡壘，那也是因為我到了那裡，在路上和他們說了這件事，才傳到了龐籍那裡。因此，增建堡壘這件事情都是我一個人導致的，如果要懲罰的話，我應該首先受到懲罰。現在龐籍他們先受到了懲罰，而我卻沒有受到懲罰，實在是內心慚愧啊，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況且我在并州的那段日子裡，處理經略司的文書及管理經略司的重要公事。龐籍凡是處理邊境的事情，沒有不向我諮詢並採納我的建議的。我也是每天都竭盡全力，只要是知道的就沒有不說出來的，希望能夠同心協力為國家貢獻自己萬分之一的力量。現在竟然因為見識淺陋，考慮不周，給朝廷添亂，也連累了龐籍。如果還苟且尋求免罪，不被殺頭，這是因為我小小的一人，而去損害國家公正的法律，我的罪過就會越重，就算是死也不能抵罪啊。」 後來龐籍死了，司馬光登上廳堂像拜見母親一樣去拜見他的妻子，就像對待兄弟一樣去撫養他的孩子，這是為了報答龐籍對自己的了解，並且又代替自己受罰的事情。 當初，西夏使者來祭祀，延州（今陝西膚施縣）軍官高宜陪伴著使者，他對待使者非常傲慢，侮辱西夏的君主，使者便在朝堂上控訴這些情況。司馬光和呂誨請求治高宜的罪，皇上沒有聽從。於是在治平（宋英宗的年號）初年，西夏人侵犯邊境，屠殺搶掠官兵。趙滋在雄州（今天的河北雄縣）做官，專門採取兇狠的治理邊境策略，司馬光認為不能這樣。 契丹是宋朝北方的敵人。到了這時候，契丹人在界河捕魚，在白溝南面砍伐樹木白溝（是一條河名，在直隸涿縣、新城雄縣）一帶。朝廷決定因為雄州知州李中祜辦事不利，想要找人取代他。司馬光說當那些少數民族部落歸順國家的時候，朝廷卻和他們斤斤計較，等到他們侵犯邊境的時候，朝廷又順從他們並且對他們過分寬容。這簡短的幾句話足夠概括我們國家一直以來對外交往失利的地方。 韓琦執掌朝政的時候，在陝西招募了二十萬民兵。當地百姓的生活生產都受到了驚擾，而且軍隊紀律非常鬆散並不能夠打仗。司馬光對韓琦說了這些情況，韓琦說：「用兵打仗重點在於要先發出使人震懾的氣勢，諒祚（西夏君主的名字）氣焰囂張，讓他突然聽說我們兵力增加到了二十萬，怎麼能嚇不到他呢？」司馬光說：「用兵打仗重點在於要先發出使人震懾的氣勢，這說的是那些沒有真正實力的軍隊，只能夠欺騙敵人一段時間罷了。現在我們雖然增加了兵力，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會打仗，不超出十天，對方就知道了我們詳細情況，這樣他們還會害怕什麼呢？」韓琦沒有聽從司馬光的建議。 後來，元祐（宋哲宗的年號）年間，司馬光做了宰相。朝廷覺得西夏人的勢力已經衰弱了，他們誠心歸順宋朝了，便對西夏人的到來也不抗拒，離開也不追擊，把這些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然而過去宋朝軍隊大規模的討伐西夏時，軍隊路過的地方，被搶劫掠奪得十分悲慘，這是我們國家軍人長久以來形成的習慣，從古到今都是這樣。西夏人內心十分痛恨，想要報仇雪恨，企圖尋找機會，他們日日夜夜都沒有忘記報仇，就像口渴的人不會忘記喝水，眼瞎的人不會忘記重現光明。但宋朝的人並沒有把這些放在心上，就好像有老虎和狼在房屋旁邊，低著頭熟睡，人們看見它一動也不動，便去戲弄它們，玩弄它們的頭，踩踏它們的尾巴，難道不危險嗎？ 因此，司馬光說首先應該返還侵占西夏的土地，其次應該禁止私自開放的集市。返還侵占西夏的土地，能夠緩解他們的仇恨；禁止私自開放的集市，能夠切斷他們的貨物供應。恩惠與威力一起使用，這也是當時安定邊境的最好辦法，可惜宋神宗沒有採納。 【評論】 司馬光是一個讀書人，對外交往似乎不是他的長處。回顧古代中國和外國的交往，都沒有真正的誠意。事情緩和時便會淡忘交情，事情緊急時便慌亂不堪。司馬光的主張則與此相反。他說：「當那些少數民族部落歸順國家時，朝廷卻和他們斤斤計較，等到他們侵犯邊境時，朝廷又順從他們並過分寬容。」清朝時，中國失去了各附屬國。在剛開放通商口岸時，和歐美各國締結了不平等條約。其危害一直到現在，都因這個原因導致國家外交失敗。孔子曾經說過，如果說話忠誠守信，做事厚道謹慎，即使到了野蠻部落也會暢通無阻。聖人的話，難道會是瞎說的嗎？ 格蘭斯頓，是英國有名的首相，憑藉自己的忠心和正直，輔佐維多利亞女王。人們都說他不擅長處理外交事務，但是英國海外事業的最興盛時期，都是建立在五十年前打下的基礎之上，也就是格蘭斯頓當首相的時候。這樣看來，外交的過錯，又怎麼能全部依靠陰謀狡詐呢？ 屈野河西面修築堡壘這件事，司馬光開始並沒有說它的功績，後來修築堡壘的事又被麟州守將破壞了。朝廷把罪責歸到了龐籍身上，而沒有怪罪司馬光。按常情來說，司馬光應該是得到了便宜，但他心中始終都不能安定，多次寫奏摺去救龐籍，願意去代替他承擔罪責。世間那些品行卑劣的人們，讀到這裡他們將怎麼想呢？ 司馬光遇到事情，極短時間內就決定了，即使是面對君王，他也一定要去辯解申訴，因此常常會為了一件事而去抗爭許多次，這些文章都記載在文集當中，所有這些文章體現的都是他的真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