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之四）
（註：在這篇演說中補進了當時報刊上沒有發表的三十多頁原文。--《史達林全集》俄文版編者注）
（九）播種面積問題
李可夫在這裡嚇唬黨，斷言蘇聯的播種面積有不斷縮小的趨勢。同時他向黨暗示，播種面積的縮小應當歸咎於黨的政策。他沒有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農業正在走向退化。但是他的發言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我們有某種類似退化的現象。
播種面積有不斷縮小的趨勢，這樣說對不對呢？不，不對。李可夫在這裡利用的是全國播種面積的平均數。但是使用平均數的方法如果不用按地區統計的材料加以校正，那就不能認為是科學的方法。
也許李可夫曾經讀過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他讀過，他就應當記得列寧在那本書中怎樣責罵那些在估計播種面積的增長時採用平均數的方法而忽視按地區統計的資料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真奇怪，李可夫現在竟重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如果按地區觀察播種面積的變動情形，就是說，如果科學地對待問題，那就可以看出，一些地區的播種面積在不斷增加，另一些地區的播種面積有時縮減（主要是受氣候條件的影響），但是沒有材料可以證明我國有什麼地方，哪怕只是一個重要的產糧區，播種面積在不斷縮小。
的確，在遭受霜災或旱災的地區，例如在烏克蘭的某些地區，◎第174頁◎播種面積最近有縮小的現象……
有人喊道：並不是整個烏克蘭。
施利希特爾：烏克蘭的播種面積增加了百分之二點七。
史達林：我指的是烏克蘭的草原地帶。但是在其他沒有受到不良氣候條件影響的地區，例如在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流域、哈薩克斯坦和巴什基爾，播種面積是不斷增加的。
為什麼有些地區的播種面積不斷增加，而另一些地區的播種面積有時縮小呢？實際上，不能武斷地說黨的政策在烏克蘭是一種，而在蘇聯的東部或中部是另一種。同志們，這是胡說八道。很明顯，氣候條件在這裡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是的，富農縮小播種面積並不是由於氣候條件的影響。這也許應當「歸咎於」黨的幫助貧農和中農群眾反對富農的政策。但是由此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難道我們什麼時候答應過實行一種能使農村所有的社會集團（包括富農在內）都滿意的政策嗎？而且一般說來，如果我們還想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政策，那麼難道我們能夠實行一種既使剝削者滿意又使被剝削者滿意的政策嗎？如果由於我們實行了列寧的旨在限制和戰勝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富農開始部分地縮小他們的播種面積，這又有什麼特別呢？難道還能不是這樣嗎？
也許這個政策不正確，——那麼請直截了當地向我們說。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因為富農部分地縮小播種面積而驚慌起來，硬說這是一般播種面積的縮小，忘記了除富農以外還有貧農和中農，他們的播種面積正在擴大，忘記了還有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它們的播種面積正在加速增加，這不是很奇怪嗎？
最後，在李可夫的發言中，關於播種面積問題還有一個不正確的地方。李可夫在這裡抱怨說，在某些地方，即在集體農莊最發◎第175頁◎展的地方，貧農和中農的個人耕地開始縮小了。這是事實。但這有什麼不好呢？又怎能不是這樣呢？既然貧農和中農開始拋棄個人耕地而轉上集體經濟，那麼集體農莊的擴大和增多就必然會引起貧農和中農個人耕地的縮小，這難道還不明顯嗎？而你想要怎樣呢？
現在集體農莊有二百多萬公頃土地。到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集體農莊將要有二千五百萬公頃以上的土地。集體農莊的耕地靠吸收誰的耕地來擴大呢？靠吸收貧農和中農的個人耕地。而你想要怎樣呢？否則又怎樣把貧農和中農的個體經濟引上集體經濟的軌道呢？在許多地區，集體農莊的耕地將要靠吸收個人耕地增加起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真奇怪，有人竟不願意了解這些簡單的道理。
（十）糧食收購問題
關於我們在糧食方面的困難，有人在這裡說了一大堆荒唐話。但是，他們把我們在糧食方面發生暫時性的困難的主要因素忽略過去了。
他們首先忘記了今年我們收穫的黑麥和小麥（我說的是總收穫量）大約比去年少五至六億普特。這能夠不影響到我們的糧食收購嗎？當然不能不影響到。
也許這應當歸咎於中央的政策吧？不，這同中央的政策毫不相干。這是由於烏克蘭草原地帶發生嚴重歉收（霜災和旱災）和北高加索、中部黑土地區、西北地區發生部分歉收的緣故。
主要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去年截至3月31日，我們在烏克蘭收購了二億普特糧食（黑麥和小麥），而今年只收購了二千六百萬至二千七百萬普特。◎第176頁◎
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小麥和黑麥的收購量在中部黑土地區幾乎減少了八分之七，在北高加索幾乎減少了四分之三。
今年在東部某些地區內，糧食收購量幾乎增加了一倍。但是，這不能補足當然也沒有補足我們在烏克蘭、北高加索和中部黑土地區少購的數字。
不應當忘記，在收成正常的情況下，在烏克蘭和北高加索收購的糧食約為全蘇聯收購的全部糧食的一半。
真奇怪，李可夫竟把這個情況忽略過去了。
最後，還有第二種情況，這種情況也是我們在糧食收購方面發生暫時性的困難的主要因素。我指的是農村富農分子對蘇維埃政權的糧食收購政策的反抗。李可夫迴避了這個情況。但是迴避這個因素，就是迴避糧食收購工作中的主要問題。最近兩年來的糧食收購經驗說明什麼呢？它說明手裡有很多餘糧並在糧食市場上起重要作用的農村富裕階層不願意按照蘇維埃政權規定的價格自願地把必要數量的糧食賣給我們。為了保證城市、工業區、紅軍和經濟作物區的用糧，我們每年大約需要五億普特糧食。用自流的方法，我們大約能收購三億至三億五千萬普特。其餘的一億五千萬普特就不得不用有組織地對農村富農階層和富裕階層施加壓力的方法來取得。這就是最近兩年來的糧食收購經驗向我們說明的問題。
最近兩年來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自流的方法從前有成效，而現在已經不夠了呢？發生的變化是：這幾年來富農和富裕分子成長起來了，幾年的豐收對他們發生了作用，他們在經濟上鞏固了，積蓄了一些資本，因此，他們現在能夠在市場上玩弄手腕，把餘糧囤積起來等待高價，而依靠其他農產品來周轉。◎第177頁◎
決不能把糧食看作普通商品。糧食不是棉花，棉花是不能吃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買的。糧食和棉花不同，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下，它是人人都買而且沒有它就不能生存的一種商品。富農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把糧食囤積起來，並以此感染了一般的糧食持有者。富農知道糧食是寶中之寶。富農知道餘糧不僅是他們發財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盤剝貧農的手段。在目前情況下，富農手裡的餘糧是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加強富農分子的手段。因此，我們從富農手裡取得這些餘糧，不僅有助於城市和紅軍的糧食供應，而且能打破這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加強富農的手段。
要取得這些餘糧，必須做些什麼呢？首先必須消除有害和危險的自流心理。必須組織糧食收購工作。必須發動貧農和中農群眾反對富農，組織他們共同支持蘇維埃政權加強糧食收購工作的措施。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按照捐獻（註：捐獻 是當時蘇聯動員貧農和中農同富農作鬥爭的一種方法。根據1928年1月起在蘇聯農村中實施的捐獻法，為舉辦本地的文教福利事業，村農民大會可以通過募款決議，向各個農戶攤派捐款。攤派的原則是絕大部分捐款由富農和富裕中農上層負擔，貧農和力量單薄的農戶可以免除捐獻。）原則實行的糧食收購方法，其意義就在於它能發動農村勞動階層反對富農以加強糧食收購工作。經驗表明，這個方法能使我們獲得良好的結果。經驗表明，這些良好的結果表現在兩方面：第一，我們取得了農村富裕階層的餘糧，從而有助於國家的糧食供應；第二，我們在這件事情上發動了貧農和中農群眾反對富農，在政治上教育他們，把他們組織成為我們在農村中的一支強大的千百萬人的政治軍隊。有些同志沒有注意到這後一種情況。然而這後一種情況正是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糧食收購方法的重要結果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結果。
固然，這種方法有時候同對富農採取非常措施的辦法結合起來了，於是引起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可笑的號叫。但這有什麼不好呢？為什麼不能在某些時候，在一定的條件下對我們的階級敵人即富農採取非常措施呢？為什麼在城市裡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機分子，把他們放逐到土魯漢斯克邊疆區去，而對於那些進行糧食投◎第178頁◎機活動、企圖扼殺蘇維埃政權並盤剝貧農的富農，就不能用社會強制的方法，按照貧農和中農賣給我們收購機關糧食的價格去收購他們的餘糧呢？這是從哪裡得出來的結論呢？難道我們黨曾經表示過在原則上反對對投機分子和富農採取非常措施嗎？難道我們沒有對付投機分子的法律嗎？
顯然，李可夫和布哈林主張在原則上反對對富農採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要知道，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你們不會不知道，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以後甚至主張恢復貧農委員會（註：貧農委員會是根據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1918年6月11日的法令建立的鄉村貧農組織。當時蘇維埃俄國農村裡的階級鬥爭非常尖銳，很大一部分鄉村蘇維埃處於富農影響之下。6月11日的法令規定貧農委員會吸收中農參加，其任務是：分配糧食、生活必需品和農具；協助當地糧食機構沒收富農和富人手裡的餘糧，供給貧農和送到國家糧食收集站；同糧食私販和糧食投機活動作鬥爭；組織播種和收割，保護莊稼等。貧農委員會是無產階級專政在農村中的支柱，在鞏固蘇維埃政權、清除蘇維埃中的富農分子和爭取中農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根據1918年11月全俄蘇維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會的決議，貧農委員會同鄉村蘇維埃合併。）政策——當然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那麼對富農部分地採取非常措施又算得什麼呢？這和貧農委員會政策比較起來，甚至算不得滄海一粟。
他們，布哈林集團的擁護者，希望說服階級敵人自願放棄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餘糧自願賣給我們。他們希望那些已經成長起來、進行著投機活動、有可能依靠其他農產品來玩弄手腕而把餘糧藏起來的富農按照我們的收購價格自願把自己的餘糧賣給我們。他們不是瘋了嗎？他們不懂得階級鬥爭的奧秘，不知道什麼是階級，這不是很明顯嗎？
他們是不是知道在為加強糧食收購工作而召開的村民大會上，富農怎樣嘲弄我們的工作人員和蘇維埃政權呢？他們是不是知道這樣的事實，例如在哈薩克斯坦，我們的鼓動員花了兩個鐘頭勸說糧食持有者把糧食拿出來供應國家，可是富農口裡銜著菸斗走出來回答說：「小伙子，你跳個舞，我就給你兩普特糧食。」
喊聲：混蛋！
史達林：你們試試說服這樣的人吧。
是的，同志們，階級就是階級。誰也逃不出這個真理。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方法的好處其實就在於它能夠幫助我們發動貧農和◎第179頁◎中農階層去反對富農，它能夠幫助我們擊破富農的反抗，強迫他們把餘糧交給蘇維埃政權機關。
目前在布哈林集團中最時髦的字眼就是糧食收購工作中的「過火行為」。這個字眼在他們那裡是最暢銷的貨物，因為它能夠幫助他們掩蓋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當他們想掩蓋自己的路線時，他們通常總是說：我們當然不反對對富農施加壓力，可是，我們反對在這方面所發生的觸及中農的過火行為。接著他們就敘述這些過火行為的「可怕景象」，宣讀「農民」的來信，宣讀馬爾科夫一類同志的張皇失措的信，然後就做出結論：必須取消對富農施加壓力的政策。
請看：因為在實行正確的政策中有過火行為，所以就必須取消這個正確的政策。機會主義者慣用的手段就是：藉口在實行正確的路線中有過火行為，就來取消這條路線，用機會主義的路線來代替它。同時，布哈林集團的擁護者處心積慮地保持緘默，絕口不提還存在著另一種過火行為，更危險和更有害的過火行為，即同富農結合，遷就農村富裕階層，用右傾分子的機會主義政策來代替黨的革命政策。
當然，我們大家都反對這些過火行為。我們大家都反對對富農的打擊觸及中農。這是很明顯的，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但是，我們堅決反對用布哈林集團所熱心使用的那套關於過火行為的廢話來取消我們黨的革命政策，用布哈林集團的機會主義政策來代替我們黨的革命政策。不，他們這套把戲是騙不了人的。
請你們說一說，黨的哪一個政治措施在實行中沒有發生過某種過火行為。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必須反對過火行為。但是，難道可以根據這一點來斥責唯一正確的路線本身嗎？
就拿實行七小時工作制這樣的措施來說吧。毫無疑問，這個◎第180頁◎措施是我們黨最近所實行的最革命的措施之一。誰不知道，我們實行這個實質上具有深刻的革命意義的措施時常常發生許多過火行為，有時是最可惡的過火行為呢？這是不是說，我們應當取消實行七小時工作制的政策呢？
布哈林反對派的擁護者是不是知道，他們拿糧食收購工作中的過火行為做王牌，是滾到什麼樣的泥坑裡去了呢？
（十一）外匯儲備和糧食輸入問題
最後，略為談談糧食輸入和外匯儲備問題。我已經說過，李可夫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曾經屢次提出從國外輸入糧食的問題。李可夫起初說必須輸入八千萬至一億普特糧食。這大約需要兩億盧布的外匯。後來他提出輸入五千萬普特，即價值一億盧布（外匯）的糧食的問題。我們否決了這種做法，認定對富農施加壓力，取得他們握有的大批餘糧，要比花費準備用來輸入我國工業設備的外匯好些。
現在李可夫改變了進攻的方向。現在他硬說資本家要貸給我們糧食，而我們似乎不想接受。他說，從經過他的手的幾個電報中可以看出，資本家願意貸給我們糧食。同時他把事情說成這樣：似乎我們這裡有這樣的人，或者由於任性，或者由於其他某種不可理解的原因而不願意接受貸給我們的糧食。
同志們，這都是胡說。如果以為西方的資本家突然憐憫起我們來，願意幾乎白白地或者長期地貸給我們幾千萬普特糧食，那就可笑了。同志們，這是胡說。
那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各種不同的資本家集團想摸我們的底，想試探我們的財政力量、我們的支付能力、我們的堅定性已經有半年了。他們找我國駐巴黎、捷克斯洛伐克、美國和阿根◎第181頁◎廷的商務代表，答應以三個月或最多六個月的最短期的信貸方式賣給我們糧食。他們要達到的與其說是想以信貸方式賣給我們糧食，不如說是想探知我們的情況是否真的困難，我們的財政力量是否真的已經枯竭，我們的財政狀況是否穩固，我們是否會上他們的鉤。
目前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對於我國的財政力量問題爭論得很厲害。有些人說，我們已經破產，蘇維埃政權的垮台即使不是幾星期的事，也只是幾個月的事了。另外一些人說，這話不對，蘇維埃政權很穩固，它有財政力量和足夠的糧食。
現在的任務在於我們要表現出應有的堅定性和剛毅性，不要理睬關於貸給我們糧食的虛偽諾言，要向資本主義世界表明：我們不輸入糧食也行。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是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意見。
根據這個理由，我們決定拒絕南森之類的各種慈善家關於以信貸方式輸入蘇聯一百萬美元糧食的建議。
根據同一理由，我們對巴黎、美國、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這些資本主義世界的偵探關於貸給我們少量糧食的建議給了否定的回答。
根據同一理由，我們決定在糧食消費方面實行最嚴格的節約，在糧食收購方面發揮最高度的組織性。
我們這樣做是想達到兩個目的：一方面避免輸入糧食，保存外匯以輸入工業設備；另一方面向我們的一切敵人表明，我們穩固地屹立著，我們不打算理睬小恩小惠的諾言。
這樣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我認為它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它所以正確，不僅是因為我們在這裡，在我國內部發現了取得糧食的新的可能性。它所以正確，還因為我們既然避免了輸入糧食，既然拋◎第182頁◎開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偵探，我們就鞏固了自己的國際地位，提高了自己的支付能力，並徹底粉碎了關於蘇維埃政權「即將滅亡」的胡說。
前幾天，我們和德國資本家的代表們進行了幾次初步談判。他們答應給我們五億貸款，並且事情看來是這樣的：他們為了保證自己的工業得到蘇聯的訂貨，的確認為給我們這筆貸款是必要的。
前幾天，英國保守黨代表團來到我國，他們為了保證自己得到蘇聯的工業訂貨，也認為有必要確認蘇維埃政權是鞏固的，給我們貸款是適當的。
我想，如果我們沒有表現出我在上面說過的那種必要的堅定性，我們就不會有取得貸款的這些新的可能性，就不能首先從德國人方面，隨後又從一部分英國資本家方面得到貸款。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我們似乎因為任性而拒絕接受以想像中的長期信貸方式貸給我們的想像中的糧食。問題在於要識破我們敵人的面目，識破他們的真正意圖，並表現出為鞏固我國國際地位所必需的剛毅性。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拒絕輸入糧食的原因。
由此可見，糧食輸入問題並不象李可夫在這裡所說的那樣簡單。糧食輸入問題是我國的國際地位問題。
五 黨的領導問題
這樣，我們就分析了我們在理論方面以及在我們黨在共產國際內的政策和對內政策方面發生意見分歧的一切主要問題。從上◎第183頁◎面所說的可以看出，李可夫說我們有一致的路線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實際上我們有兩條路線。一條是黨的總路線，是我們黨的革命的列寧路線。另一條是布哈林集團的路線。這第二條路線還沒有完全形成，一方面是因為在布哈林集團中有想像不到的糊塗觀點，另一方面是因為這第二條路線在黨內的勢力很小，於是總想用某種方法偽裝起來。但是你們可以看出，這條路線還是存在著，而且是一條同黨的路線不同的路線，是一條幾乎在我們政策的一切問題上都同黨的總路線對立的路線。這第二條路線是右傾的路線。
現在來談談黨的領導問題。
（一）布哈林集團的派別活動問題
布哈林說我們黨內沒有反對派，說布哈林集團不是反對派。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從全會的爭論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布哈林集團是新反對派。這個集團的反黨活動在於它企圖修正黨的路線，它企圖修改黨的路線，並準備條件使另一條路線即反對派的路線（它只能是右傾的路線）代替黨的路線。
布哈林說三人團不是派別集團。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布哈林集團含有派別活動的一切因素。這裡既有政綱，又有派別性的小圈子，既有辭職政策，又有反對中央的有組織的鬥爭。還需要什麼呢？既然布哈林集團的派別活動的真相已經昭然若揭，為什麼還要隱瞞呢？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舉行聯席全會，就是為了在這裡說出我們意見分歧的全部真相。而真相就是布哈林集團是派別集團。而且這不是普通的派別集團，我可以說它是我們黨內有過的一切派別集團中最討厭最愛吹毛求疵的派別集團。
這就從他們現在企圖利用阿扎爾騷動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來◎第184頁◎達到他們的派別目的這一點也看得出來。其實，這個所謂阿扎爾「暴動」同喀琅施塔特暴動（註：喀琅施塔特暴動 指1921年2—3月間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白衛分子在波羅的海海軍要塞喀琅施塔特發動的反革命叛亂。促使這次叛亂發生的原因是：當時波羅的海艦隊參加過十月革命的老水兵都上了前線，補充的新水兵多半是農民，而農民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有不滿情緒；喀琅施塔特黨組織由於多次動員上前線而受到了削弱。叛亂分子首領採取新的鬥爭策略，提出「沒有共產黨員參加的蘇維埃」的口號，企圖使政權轉移到小資產階級政黨手裡，為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在俄國復辟資本主義創造條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亂分子首領召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讓所謂「左派社會主義政黨」自由活動，取消政治委員和政治部，允許自由貿易，改選蘇維埃。3月2日叛亂分子逮捕了艦隊司令，占領了喀琅施塔特。叛亂分子並且同外國帝國主義者建立了聯繫。以列寧為首的俄共（布）中央為平定叛亂採取了果斷措施，派出以克·葉·伏羅希洛夫為首的約三百名第十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到紅軍第七軍加強工作。3月18日叛亂被徹底粉碎。）樣的暴動比較起來算得什麼呢？我認為，和這種暴動比較起來，所謂阿扎爾「暴動」甚至算不得滄海一粟。是否有過托洛茨基分子或季諾維也夫分子企圖利用這種嚴重的喀琅施塔特暴動來反對中央、反對黨的事情呢？同志們，應該承認，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相反地，在發生這種嚴重暴動的時期，存在於我們黨內的一些反對派集團都曾經幫助黨來鎮壓暴動，不敢利用暴動來反對黨。
而現在布哈林集團是怎樣做的呢？你們已經有機會看到，他們企圖最卑鄙最無恥地利用這個極小的阿扎爾「暴動」來反對黨。這不是極端嚴重的由派別性造成的頭腦發昏和吹毛求疵，又是什麼呢？
看來，他們要求我們做到在和資本主義國家接壤的邊疆地區不發生騷動事件。看來，他們要求我們實行一種能使我們社會中的一切階級，使富人和窮人，使工人和資本家都感到滿意的政策。看來，他們要求我們做到在我們這裡沒有不滿分子。布哈林集團中的這些同志不是瘋了嗎？
怎麼能要求我們這些和國內外資本主義世界作鬥爭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做到在我們國內沒有不滿分子，在和敵視我們的國家接壤的某些邊疆地區不會偶而發生騷動事件呢？資本主義包圍的存在，如果不是為了使國際資本能竭盡全力在我國邊疆地區組織我國不滿分子的反蘇維埃政權的發動，那又是為了什麼呢？除了頭腦簡單的自由派以外，還有誰會向我們提出這樣的要求呢？派別性的吹毛求疵有時能把人弄到自由派的盲目無知和目光短淺的地步，這難道還不明顯嗎？◎第185頁◎
（二）忠順和集體領導問題
李可夫在這裡斷言，布哈林對我們黨中央來說是最「無可責難」和最「忠順」的黨員之一。
請允許我對這一點表示懷疑。我們不能相信李可夫的話。我們需要事實。李可夫卻拿不出事實來。
例如拿布哈林同那個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聯繫的加米涅夫集團進行幕後談判，即進行關於組織派別聯盟、改變中央政策、更換政治局委員、利用糧食收購危機反對中央的談判來說吧。試問，布哈林對自己中央的「忠順」和「無可責難」究竟在哪裡呢？
相反地，這不就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完全違反對自己的中央、對自己的黨忠順嗎？如果這叫作對中央的忠順，那麼什麼叫作對自己的中央的背叛呢？
布哈林愛說忠順，愛說老實，但是為什麼他不想看看自己，問問自己：他和托洛茨基分子進行幕後談判反對自己的中央，因而背叛了自己的中央，是不是最不老實地違反了忠順於自己的中央的起碼要求呢？
布哈林在這裡說黨中央缺乏集體領導，並且要我們相信，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委員違反了集體領導的要求。
當然，我們的全會對一切都容忍。它也可以容忍布哈林的這些厚顏無恥的假仁假義的話。但是只有真正不知羞恥的人才敢於在全會上這樣反對大多數中央委員。
事實上，既然大多數中央委員都駕上國家的大車，盡一切力量向前拉，請求布哈林集團在這項艱難的事業中幫幫忙，而布哈林集團不但不幫助自己的中央，反而千方百計地加以阻礙，把棍子投到車輪下，以辭職相威脅，並和黨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商量反對我們◎第186頁◎黨中央，那麼在這裡還談得上什麼集體領導呢？
除了偽君子以外，還有誰能否認，和托洛茨基分子建立反黨聯盟而背叛自己中央的布哈林，不願意而且不會在我們黨中央委員會中實行集體領導呢？
除了瞎子以外，還有誰能看不見，布哈林之所以總是空談中央的集體領導，指摘大多數中央委員，就是為了以此掩蓋自己的背叛立場呢？
應當指出，布哈林違反忠順於黨中央的起碼要求和黨中央集體領導的起碼要求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例子：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註：布列斯特和約時期 指1917年12月—1918年3月蘇維埃俄國同德奧等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和簽訂和約前後的時期。當時，俄國的舊軍隊已經瓦解，不能繼續作戰，建立工農軍隊的工作剛剛開始；人民已經筋疲力盡，渴望結束戰爭；其他國家還沒有爆發革命。列寧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進行戰爭，那就便於帝國主義摧毀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列寧主張不惜接受苛刻的議和條件，立即簽訂和約。但是列寧的方針在黨內遭到尼·伊·布哈林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和列·達·托洛茨基的反對，他們或主張對德國宣布革命戰爭，或主張「不戰不和」。當德國提出最後通牒時，擔任蘇維埃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違背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的指示，拒絕簽訂和約，同時又聲明說：我們在復員軍隊，我們不進行戰爭。這樣，德國軍隊就在1918年2月18日發動全線進攻，占領了蘇維埃國家的許多領土，並威脅首都彼得格勒。列寧號召人民起來保衛祖國，年輕的革命軍隊英勇地抗擊了德國強盜的入侵。同時列寧跟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進行堅決的鬥爭，說服了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終於在比德方原來的最後通牒更加苛刻的條件下於3月3日締結了和約。列寧曾指出，俄共（布）這次「由於黨內出現『左傾』反對派而遇到的嚴重危機，是俄國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機之一」），當列寧還在世的時候，布哈林在和約問題上處於少數地位後就跑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註：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本是社會革命黨內的左翼，1917年11月組成獨立政黨，領導人為瑪·亞·斯皮里多諾娃、波·達·卡姆柯夫、馬·安·納坦松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布爾什維克一起參加了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和十月武裝起義，參加了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並參加了人民委員會。但是他們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並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同布爾什維克有分歧。在布列斯特談判期間，他們反對締結和約。在1918年3月全俄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批准和約後，他們退出了人民委員會。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村中的開展和貧農委員會的建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反蘇維埃情緒開始增長。1918年7月，他們刺殺了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威·米爾巴赫，隨即發動了反革命武裝叛亂。叛亂被粉碎後，左派社會革命黨發生了分裂，一部分在1918年9月組成了「民粹派共產黨」和「革命共產黨」（這兩個組織在1918年11月和1920年先後與俄共（布）合併），另一部分領導人堅持原來立場。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實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最終退出了政治舞台。）那裡，跑到我們黨的敵人那裡，和他們進行幕後談判，企圖和他們結成聯盟來反對列寧和中央。當時他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談了些什麼，可惜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當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打算逮捕列寧並舉行反蘇維埃政變……然而最奇怪的是：布哈林一方面跑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那裡和他們串通一氣進行反對中央的秘密活動，一方面卻繼續叫喊（也象現在這樣）必須實行集體領導。
此外，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有過這樣的例子：當列寧還在世的時候，布哈林在我們黨的莫斯科區域局中擁有多數並得到「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支持時竟號召全體黨員表示不信任黨中央、拒絕服從黨中央並提出我們黨內的分裂問題。這是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在中央已經通過必須接受布列斯特和約條件的決議以後的事情。（註：由「左派共產主義者」尼·伊·布哈林、恩·奧新斯基、瓦·尼·雅柯夫列娃、英·尼·斯土柯夫、瓦·尼·曼采夫等控制的黨的莫斯科區域局在1918年2月24日通過的決議說：「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莫斯科區域局，討論了中央的工作，對於中央的政治路線和中央的成員表示不信任，主張一有機會就改選中央。此外，莫斯科區域局認為沒有義務絕對服從中央所作的與履行對奧德和約的條件有關的各項決定。」決議所附的「說明」說：「莫斯科區域局認為黨在最近將來的分裂恐難避免」；「為了國際革命的利益，我們認為，即使喪失目前完全流於形式的蘇維埃政權，也是適當的」。列寧把上引「說明」中的後一句話叫作「奇談怪論」。）
布哈林的忠順和集體領導就是這樣。
李可夫在這裡說必須實行集體工作。同時他指出他和他的最◎第187頁◎親密的朋友主張集體工作，這樣也就是暗指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是反對集體工作的。但是，李可夫沒有舉出一個事實來證實自己的話。
為了揭穿李可夫的這種無稽之談，讓我舉出幾個事實，幾個例子，來說明李可夫是怎樣實行集體工作的。
第一個例子。你們都知道向美國輸出黃金的事情。也許你們中間有許多人以為黃金是根據人民委員會或中央的決定，或者是得到中央的同意，或者是通知中央之後向美國輸出的。但是，同志們，事實不是這樣。中央和人民委員會同這件事情毫無關係。我們有一個非經中央批准不得輸出黃金的決議。但是這個決議被違反了。究竟是誰准許輸出黃金的呢？原來是李可夫的一位副手告知李可夫並得到他的同意之後准許輸出黃金的。
這是什麼，是集體工作嗎？
第二個例子。這是關於和美國一家私營大銀行談判的問題。這家銀行的財產在十月革命後被收歸國有，現在它要求賠償損失。中央已經得悉，我們國家銀行的代表正在和這家銀行談判賠償它的損失的條件。
你們知道，賠償私人損失問題是同我國對外政策有直接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許有人以為這個談判是得到人民委員會或中央的准許進行的。但是，同志們，事實不是這樣。中央和人民委員會同這件事情毫無關係。後來，中央得悉這個談判之後，決定停止談判。這裡就產生一個問題：是誰批准這個談判的呢？原來是李可夫的一位副手告知李可夫並得到他的同意之後批准這個談判的。
這是什麼，是集體工作嗎？
第三個例子。這是關於供應富農和中農農業機器的問題。事◎第188頁◎情是這樣：俄羅斯聯邦經濟委員會（註：即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編者注）（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李可夫在俄羅斯聯邦的一位副手）決定減少對中農的農業機器供應，增加對農村上層階層即富農的機器供應。請看俄羅斯聯邦經濟委員會的這個反黨反蘇維埃的決議原文：
「在哈薩克和巴什基爾兩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西伯利亞邊疆區和下伏爾加邊疆區、中伏爾加州和烏拉爾州，本條指出的農業機器和農具的銷售百分數，對農村上層階層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對中農階層降低到百分之三十。」
請看：在黨加緊向富農進攻並組織貧農和中農群眾反對富農的時期，俄羅斯聯邦經濟委員會卻通過了關於降低對中農的機器供應額和提高對農村上層階層的供應額的決議。
這就叫作列寧的共產主義政策！
後來，中央知道了這件怪事之後，撤銷了經濟委員會的決議。但是，是誰批准這個反蘇維埃決議的呢？是李可夫的一位副手告知李可夫並得到他的同意之後批准這個決議的。
這是什麼，是集體工作嗎？
看來，這些例子盡夠說明李可夫和他的副手是怎樣實行集體工作的了。
（三）反右傾鬥爭問題
布哈林說，被我們黨的組織「惡意攻擊」（用他的話說）的三個政治局委員受到了「公民死刑」（註：公民死刑 是俄國中世紀對犯人施行的侮辱性假死刑。其做法是，把犯人帶上斷頭台，要他跪下，由劊子手在他的頭頂上折斷一把劍，然後用鐵鏈把他拴在恥辱柱上。）。他說，黨在報刊和會議上批評三個政治局委員即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錯誤，是使他們受到了「公民死刑」，而他們這三個政治局委員卻「不得不」默不作聲。◎第189頁◎
同志們，這都是胡說。這是一個自由主義化的共產黨員企圖削弱黨的反右傾鬥爭的謊話。在布哈林看來，如果他和他的朋友犯了右傾錯誤，那麼黨沒有權利揭露這些錯誤，黨應該停止反右傾的鬥爭，等待布哈林和他的朋友自願地放棄自己的錯誤。
布哈林對我們的要求豈不是太多了嗎？他是否以為黨是為他而存在，不是他為黨而存在呢？當全黨都動員起來反對右傾並向困難進行堅決攻擊的時候，誰強迫他默不作聲，靜坐不動呢？為什麼他布哈林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現在不出來進行堅決鬥爭去反對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呢？如果布哈林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決定採取這個並不怎麼困難的步驟，黨是會歡迎他們的，這一點難道有誰會懷疑嗎？究竟為什麼他們不決定採取這個他們終究必須採取的步驟呢？是不是因為他們把自己集團的利益擺在黨和黨的總路線的利益之上呢？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沒有參加反右傾的鬥爭，這究竟應該怪誰呢？關於三個政治局委員受到「公民死刑」的那些話，是這三個政治局委員想強迫黨默不作聲並停止反右傾鬥爭的一種掩飾得很拙劣的企圖，這不是很明顯嗎？
決不能把反右傾的鬥爭看作我們黨的次要任務。反右傾的鬥爭是我們黨的決定性的任務之一。如果我們在自己的隊伍里，在自己的黨內，在領導運動和引導無產階級前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參謀部里，容許右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動，而右傾分子正在企圖渙散黨，瓦解工人階級，使我們的政策適合「蘇維埃」資產階級的口味，從而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低頭，——如果我們容許這一切，那麼這將意味著什麼呢？這豈不是意味著我們準備逐漸消滅革命，瓦解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逃避困難，把陣地讓給資本主義分子嗎？
布哈林集團是否懂得，拒絕和右傾作鬥爭就是背叛工人階級，◎第190頁◎背叛革命呢？
布哈林集團是否懂得，不克服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就不可能克服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而不克服這些困難，就不可能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性勝利呢？
既然如此，那麼所謂三個政治局委員受到「公民死刑」的抱怨還有什麼價值呢？
不，同志們，布哈林分子用所謂「公民死刑」這種自由派的廢話是嚇不倒黨的。黨要求他們和我們黨的全體中央委員站在一個行列中同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堅決的鬥爭。黨要求布哈林集團這樣做，是為了有助於動員工人階級，擊破階級敵人的反抗並徹底克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
或者布哈林分子執行黨的這個要求，那麼黨就會歡迎他們；或者他們不這樣做，那麼就讓他們自己去埋怨自己吧。
六 結論
現在我來做結論。
我提出下列幾項建議：
(1)首先應該斥責布哈林集團的觀點。應該斥責這個集團在它的宣言和它的代表的發言中所陳述的觀點，認定這些觀點是同黨的路線不相容而同右傾的立場完全一致的。
(2)應該斥責布哈林和加米涅夫集團的幕後談判，認定這是布哈林集團不忠順和派別活動的最明顯的表現。
(3)應該斥責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實行的辭職政策，認定這◎第191頁◎是嚴重違反黨紀的起碼要求的行為。
(4)應該撤銷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現任職務，並警告他們，如果再有任何不服從中央委員會決議的情形，中央委員會將不得不把他們開除出政治局。
(5)應該採取措施，使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在會議上的言論中沒有任何違背黨的路線、離開中央和中央各機關的決議的地方。
(6)應該採取措施，使一切機關報刊（無論是黨的或蘇維埃的，無論是報紙或雜誌），都完全執行黨的路線和黨的各個領導機關的決議。
(7)應該規定特別辦法（直到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和開除出黨）來對付那些企圖泄漏黨、黨中央委員會、黨政治局的決議的機密的人。
(8)應該把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關於黨內問題的決議分發給各地方黨組織和出席第十六次代表會議（註：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會議 於1929年4月23—29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討論了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發展農業的途徑和減輕中農賦稅、反官僚主義鬥爭的總結和最近任務、清洗和審查聯共（布）黨員和預備黨員等問題。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會議否決了右傾投降主義者所維護的五年計劃最低方案，通過了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執行的最高方案。會議聽取了維·米·莫洛托夫關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和史達林在這次全會上所發表的演說《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傳達報告，並一致通過了《關於黨內事件》的決議。會議還通過了關於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告蘇聯全體工人和勞動農民書。）的代表，暫時不在報刊上公布。
在我看來，出路就是這樣。
有些同志堅持立即取消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資格。我不同意這些同志的意見。在我看來，現在不必採取這種極端辦法。
全文第一次發表於《史達林全集》第12卷
選自《史達林全集》第12卷第3—96頁◎第1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