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之三）
（註：在這篇演說中補進了當時報刊上沒有發表的三十多頁原文。——《史達林全集》俄文版編者注）
（六）工業發展速度和結合的新形式問題
最後是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城鄉結合的新形式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意見分歧的最重要問題之一。這個問題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在黨的經濟政策問題方面的實際分歧的一切線索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
什麼是結合的新形式呢？從我們的經濟政策方面來看，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這就是說，除了城鄉結合的舊形式以外，我們還需要結合的新形式。在舊形式下，工業主要是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花布、鞋子、一般紡織品等等），而在新形式下，工業將滿足農民經濟的生產需要（農業機器、拖拉機、優良種子、肥料等等）。
過去我們主要是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很少觸及農民經濟的生產需要，而現在除了繼續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以外，我們還必須盡力供應那些對於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農業生產有直接關係的農業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第154頁◎
當問題是恢復農業、使農民學會使用過去地主和富農的土地的時候，我們可以滿足於舊的結合形式。可是現在，當問題是改造農業的時候，這就已經不夠了。現在需要更進一步，需要幫助農民在新技術和集體勞動的基礎上改造農業生產。
其次，這就是說，在重新裝備我國工業的同時，我們還必須開始認真地重新裝備農業。我們正在重新裝備我國工業，而且已經重新裝備了一部分，為工業奠定了新的技術基礎，給工業供給了新的優良機器和新的優秀幹部。我們正在建設新工廠，我們正在改造和擴建舊工廠，我們正在發展冶金業、化學工業和機器製造業。在這個基礎上，城市正在發展，新的工業區正在增多，舊的工業區正在擴大。在這個基礎上，對於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求正在增長。而農業仍然使用著舊式農具，使用著古老陳舊的耕作方法，使用著原始的、現在已經不適用或幾乎不適用的舊技術，採用著舊的、個體小農的經營方式和勞動方式。
例如我國在革命前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而現在至少有二千五百萬農戶，這個事實說明了什麼呢？這不是說明農業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又是說明什麼呢？而分散的小經濟的特徵就在於它無力充分利用技術、機器、拖拉機和農業科學成就，它是出產商品很少的經濟。
由此就產生了農產品商品量的不足。
由此就產生了城市和鄉村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關係破裂的危險。
由此就產生了使農業跟上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必要性。
要避免這種關係破裂的危險，就必須開始認真地在新技術基礎上重新裝備農業。而要重新裝備農業，就必須逐步地把分散的個體農戶聯合為大農莊即集體農莊，必須在集體勞動的基礎上建◎第155頁◎設農業，必須擴大集體規模，必須發展原有的和新建的國營農場，必須有步驟地把預購這種廣泛採用的形式應用到農業的一切主要部門中去，必須擴大那個幫助農民掌握新技術並使勞動集體化的機器拖拉機站系統，——一句話，必須逐步地把個體小農經濟轉到集體大生產的基礎上去，因為只有公共的大生產才能充分利用科學成就和新技術，才能一日千里地推進我國農業的發展。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當丟開個體貧農中農經濟。不，不是這個意思。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在供給工業以糧食和原料方面現在起著主要作用，在最近的將來還會起主要作用。正因為如此，必須幫助還沒有聯合為集體農莊的個體貧農中農經濟。
但這是說，單靠個體農民經濟已經不夠了。我們在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就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必須以全力發展集體經濟形式和國營農場來補充個體貧農中農經濟的發展。
因此，必須在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和公共的集體經濟形式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即廣泛訂立預購合同，建立機器拖拉機站，全力發展合作社運動，以便使農民易於把他們的細小的個體經濟轉上集體勞動的軌道。
沒有這些條件，就不可能真正發展農業。沒有這些條件，就不可能解決穀物問題。沒有這些條件，就不可能使力量單薄的農民階層擺脫破產和貧困。
最後，這是說，必須全力發展我國工業——我國農業生產在改造時的主要養料來源，必須發展冶金業、化學工業和機器製造業，必須建設拖拉機製造廠、農業機器製造廠等等。
無須證明，不通過廣泛訂立預購合同來把基本農民群眾引向集體經營形式，不以大量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等等供給農業，就不可能發展集體農莊，就不可能發展機器拖拉機站。◎第156頁◎
但是不加速發展我國工業，就不可能以機器和拖拉機供給農村。因此，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是在集體制基礎上改造農業的鑰匙。
結合的新形式的意義和作用就是這樣。
布哈林集團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結合的新形式的必要性。但這不過是口頭上的承認，其目的是要在口頭上承認結合的新形式的幌子下偷運一種完全相反的東西。其實布哈林是反對結合的新形式的。布哈林所持的出發點不是高速度發展工業這一改造農業生產的槓桿，而是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農產品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容許私人貿易完全自由。由此就產生了他對集體農莊的不信任態度，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上的發言中和他在中央七月全會前提出的提綱中都表現了這種態度。由此就產生了他對收購糧食時所採取的一切對付富農的非常措施的否定態度。
大家知道，布哈林躲避非常措施就象小鬼躲避閻王一樣。
大家知道，布哈林直到現在還不能了解，富農在目前條件下是不會自願地、自發地交出充分數量的糧食的。
這一點現在已經由我們兩年來收購工作的經驗證明了。
如果商品糧食還是不夠，那該怎麼辦呢？布哈林回答說：不要用非常措施驚擾富農，要從國外輸入糧食。就在不久以前，他還提議從國外輸入五千萬普特左右的糧食，就是說，用大約一億盧布的外匯輸入糧食。如果外匯需要用來輸入工業設備，那又怎麼辦呢？布哈林回答說：應當儘先從國外輸入糧食。這顯然是要把輸入工業設備的事情放在後面。
這樣說來，解決穀物問題和改造農業的基礎不是高速度發展工業，而是通過自由市場和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來發展個體農◎第157頁◎民經濟（包括富農經濟在內）。
於是我們就有了兩個不同的經濟政策方案。
黨的方案：
1.我們重新裝備（改造）工業。
2.我們開始認真地重新裝備（改造）農業。
3.為此必須擴大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建設，廣泛地訂立預購合同和建立機器拖拉機站，作為建立工業和農業之間生產結合的手段。
4.至於目前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那麼必須承認可以採取一些依靠中農和貧農群眾共同贊助的臨時的非常措施，作為擊破富農反抗和從富農手裡取得最大限度餘糧的一種手段，而這些餘糧是避免輸入糧食和保存外匯以發展工業所必需的。
5.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在供給國家糧食和原料方面現在起著主要作用，將來還會起主要作用，但是單靠它已經不夠了；因此，必須以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廣泛訂立預購合同、加緊發展機器拖拉機站來補充個體貧農中農經濟的發展，以利於把資本主義分子從農業中排擠出去，把個體農民經濟逐步引上大規模集體經濟的軌道，引上集體勞動的軌道。
6.但是要做到這一切，首先必須加緊發展工業，發展冶金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拖拉機製造廠、農業機器製造廠等等。不然就不可能解決穀物問題，也不可能改造農業。
結論：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是改造農業的鑰匙。
布哈林的方案：
1.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和抬高糧價，即使這樣做會使工業品、原料和糧食漲價。
2.相當地減低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發展速度，以便全力發◎第158頁◎展個體農民經濟（布哈林在七月提出的提綱，布哈林在七月全會上的發言）。
3.以自流的方式收購糧食，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不可以採取甚至不可以部分地採取非常措施來對付富農，即使這些措施受到中農和貧農群眾的贊助。
4.缺糧時就輸入約值一億盧布的糧食。
5.如果外匯不夠，不能同時輸入糧食和工業設備，那就應當減少工業設備的輸入，也就是說，減低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不然我國農業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會「直線下降」。
結論：發展個體農民經濟是改造農業的鑰匙。
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
布哈林的方案是降低工業的發展速度和破壞結合的新形式的方案。
我們的意見分歧就是這樣。
有時人們問：我們在發展結合的新形式，發展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等等方面是不是做遲了呢？
有人武斷地說，黨在這件事情上至少大約做遲了兩年。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只有不了解蘇聯經濟情況的「左的」空喊家才會這樣說。
在這件事情上做遲了是什麼意思呢？如果說的是預見到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必要性，那麼我們早在十月革命時就開始做這件事情了。還在那時，在十月革命時期，黨就已經預見到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必要性，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並且可以看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註：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於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黨綱、共產國際的建立、軍事狀況和軍事政策、農村工作、組織問題等。列寧在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關於黨綱的報告和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大會通過了列寧起草的新黨綱。大會討論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如何對待中農的問題。列寧所作的農村工作報告和代表大會就這一問題作出的決議，規定黨要對中農採取新的政策，即從中立中農的政策轉到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並在這個聯盟中保持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的政策。大會根據列寧制定的黨的軍事政策的基本原則，通過了建立具有嚴格紀律的正規紅軍的決議。大會駁斥了否認黨在蘇維埃工作中的領導作用的薩普龍諾夫——奧新斯基機會主義集團，還通過了關於普遍重新登記黨員和改善黨的社會成分的決議。——第21、159、229頁。）（1919年3月）所通過的我們的黨綱。那裡十分清楚地注意到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必要性。
但是單靠我們黨的領導上層預見到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第159頁◎的必要性，還不足以實現和組織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群眾運動。可見這裡說的不是預見，而是實現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建設的計劃。但是要實現這樣的計劃需要許多條件，這些條件是我們以前所沒有而直到最近才出現的。
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裡。
為了實行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群眾運動的計劃，首先必須使黨員群眾在這方面支持黨的領導上層。大家知道，我們黨是一個有百萬黨員的大黨。因此，必須說服廣大黨員群眾，使他們相信領導上層的政策是正確的。這是第一。
其次，為此必須在農民中間造成擁護集體農莊的群眾運動，必須使農民不害怕集體農莊，使他們根據經驗相信集體農莊比個體經濟優越，而自行加入集體農莊。這是一件需要相當時間的嚴重事情。這是第二。
再其次，為此必須使國家有一筆為資助集體農莊建設、為資助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所必需的經費。親愛的同志們，這件事情是需要幾億幾億盧布的。這是第三。
最後，為此必須使工業有相當高度的發展，以便供給農業以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這是第四。
能不能斷言我們在兩三年以前就已經具備了這一切條件呢？不，不能這樣斷言。
決不能忘記，我們是執政黨，而不是在野黨。在野黨可以提出一些口號（我說的是運動中的根本的實踐口號），以求在取得政權後加以實現。誰也不會責備在野黨不立刻實現他們的根本口號，因為大家都明白，執政的不是他們在野黨，而是別的政黨。
我們布爾什維克黨是執政黨，執政黨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種政黨的口號不是單純的鼓動性的口號，而是一種更重要得多◎第160頁◎的東西，因為這些口號具有實際決定那樣的效力，具有法律效力，應當立即予以執行。我們黨不能提出一個實踐口號，然後又把它擱置起來不去執行。這樣做就是欺騙群眾。要提出一個實踐口號，特別是把千百萬農民群眾引上集體制軌道這樣重大的口號，就必須具備直接實現這個口號的條件，而且必須創造和組織這些條件。正因為如此，對我們來說，單靠黨的領導上層預見到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必要性是不夠的。正因為如此，我們還需要具備為立刻實現和貫徹我們的口號所必需的條件。
比如說在兩三年以前，我們的黨員群眾對全力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是不是已經有了準備呢？不，他們當時對這件事情還沒有準備。黨員群眾向結合的新形式方面實行大轉變是從糧食收購方面發生第一批嚴重困難的時候才開始的。由於發生了這些困難，黨員群眾才感覺到加速建立結合的新形式，首先是加速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全部必要性，並在這方面堅決支持自己的中央。你們看，這就是我們以前所沒有而現在已經具備的一個條件。
在兩三年以前，我們是不是已經有了千百萬農民群眾擁護集體農莊或國營農場的基礎紮實的運動呢？不，沒有。誰都知道，在兩三年以前，農民敵視國營農場，而把集體農莊鄙視為毫無用處的「康姆尼」（註：當時蘇聯農民把「共產主義」叫做「康姆尼」。——編者注）。可是現在呢？現在是另一種情況了。現在我們已經有整個整個的農民階層把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看作農民經濟獲得種子、良種牲畜、機器、拖拉機等等幫助的來源。現在只要供給機器和拖拉機，集體農莊事業就會加速前進。
一些相當大的農民階層中的這種轉變是從哪裡來的呢？是什◎第161頁◎麼促成了這種轉變呢？
首先是合作社和合作社運動的發展。不容懷疑，如果沒有合作社特別是在農民中間造成了擁護集體農莊的心理基礎的農業合作社的蓬勃發展，我們就不會看到現在整個整個的農民階層所表現的那種參加集體農莊的渴望。
現有的辦得很好的集體農莊在這裡也起了很大作用，它們給農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把小農經濟聯合為大經濟即集體經濟是可以改進農業的。
現有的設備完善的國營農場在這裡也起了作用，它們幫助農民改善了經濟。至於你們都熟知的其他事實，我就不談了。你們看，這又是我們以前所沒有而現在已經具備的一個條件。
其次，能不能斷言在兩三年以前我們就已經有可能大量資助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給這方面撥出幾億盧布呢？不，不能這樣斷言。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當時甚至缺少資金去發展最低限度的工業，而沒有這些工業就根本不可能實現任何工業化，更不用說改造農業了。我們當時能不能從作為國家工業化基礎的工業中抽出這些資金，把它交給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呢？顯然不能。而現在呢？現在我們有了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資金。
最後，能不能斷言在兩三年以前我們在工業方面就已經有了充分的基礎來加緊供給農業以機器、拖拉機等等呢？不，不能這樣斷言。當時的任務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工業基礎以便將來供給農業以機器和拖拉機。當時我們也就是把有限的資金用來建立這個基礎的。而現在呢？現在我們有了這個發展農業的工業基礎。至少這個基礎在我國正在加速建立起來。
由此可見，只是到最近才在我國造成了大量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所必需的條件。◎第162頁◎
同志們，情況就是這樣。
正因為如此，不能說我們在發展結合的新形式方面做遲了。
（七）作為理論家的布哈林
右傾反對派的理論家布哈林在我們政策的各個基本問題上的主要錯誤，大體上就是這樣。
有人說，布哈林是我們黨的理論家之一。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問題在於他那套理論並不完全行得通。這就從我剛才所分析的他在黨的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所犯的一大堆錯誤中也可以看得出來。這些錯誤，即在共產國際方面的錯誤，在階級鬥爭問題、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農民問題、新經濟政策問題、結合的新形式問題上的錯誤，——所有這些錯誤出現在他身上決不能說是偶然的。不，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布哈林的這些錯誤是從他的不正確的理論觀點，從他的理論缺陷中產生出來的。是的，布哈林是理論家，但他這個理論家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他還需要補習一下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有人援引列寧同志評論作為理論家的布哈林的那封有名的信。讓我們來讀讀這封信吧：
列寧說：「在年輕的中央委員中，我想就布哈林與皮達可夫談幾句。在我看來，他們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對他們應當注意下列情況：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可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應當被認為是全黨所喜歡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論觀點算作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那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在他的理論觀點裡面有一種煩瑣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並且我想，他從來不完全了解辯證法）。」（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1926年七月全會速記記錄第4冊第66頁）（註：見《列寧全集》第36卷第617頁。——編者注）◎第163頁◎
總之，不了解辯證法的理論家。煩瑣哲學的理論家。他的「理論觀點算作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那是很值得懷疑」的理論家。這就是列寧對布哈林的理論面目所做的評定。
同志們，你們自己知道，這樣的理論家還需要補習一下。假如布哈林知道他還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理論家，他還需要補習一下，他是一個還沒有領會辯證法的理論家，而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假如他知道這些，那麼他就會謙虛一點，這對黨是只會有好處的。但糟糕的是布哈林不知道謙虛。糟糕的是他不僅不知道謙虛，而且在許多問題上，首先是在國家問題上，竟教訓起我們的導師列寧來了。這就是布哈林糟糕的地方。
說到這裡，讓我援引一下1916年列寧和布哈林在國家問題上所發生的那次大家知道的理論爭論。這對我們揭露布哈林妄想教訓列寧的那種不自量的奢望，以及他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等重要問題上的理論弱點的根源，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1916年在《青年國際》雜誌（註：《青年國際》（《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攏齊美爾瓦爾德左派的國際社會主義青年組織聯合會的機關刊物，於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蘇黎世出版，由威·明岑貝爾格編輯。1919—1941年，該雜誌成為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刊物。1919年7月前為季刊，後改為月刊。）上登載了布哈林的一篇署名Nota Bene的論文，這篇論文實際上是專門反對列寧同志的。布哈林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如果以為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前者贊成國家，後者反對國家，那就完全錯了。其實，差別在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想要組織新的社會生產，集中的生產，即技術上最進步的生產；而分散的無政府主義生產只是意味著退到舊技術，退到舊式企業……」
「……社會民主黨是或者至少應當是群眾的教師，它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著重指出它在原則上敵視國家的態度……目前的戰爭表明，國家觀念的根蒂已經深深地滲入工人的心靈。」
列寧在1916年發表的一篇有名的論文中批評布哈林的這種觀點說：◎第164頁◎
「這是不對的。作者提出的問題是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有什麼差別，但回答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於未來社會經濟基礎的態度有什麼差別。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和必要的問題。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忘記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對國家態度上的主要差別。社會主義者主張在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中利用現代國家及其機關，同樣也主張必須利用國家作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特殊的過渡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的過渡形式，它也是一種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想『廢除』國家，把它『炸毀』(「sprengen」)，象NotaBene同志在一個地方所說的那樣，不過他錯誤地把這種觀點加在社會主義者身上了。社會主義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引得太不完全了——認為資產階級被剝奪以後，國家才會『消亡』，逐漸『泯滅』……」
「要『著重指出』『在原則上敵視』國家的『態度』，就必須真正『明確地』了解這種態度，但是作者恰恰沒有明確的了解。『國家觀念的根蒂』一語是十分含混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社會主義的。不是『國家觀念』和對國家觀念的否定相衝突，而是機會主義的政策（即以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態度來對待國家）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來對待資產階級國家，來利用國家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推翻這個階級）相衝突。這是兩種完完全全不同的東西。」（《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296頁）（註：參看《列寧全集》第23卷第165—166頁。——編者注）
看來很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布哈林滾入了什麼樣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泥坑！
斯滕：列寧當時還沒有詳細闡述「炸毀」國家的必要性。布哈林雖然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但是已經著手闡述這個問題了。
史達林：不，現在說的不是這個，現在說的是對於一般國家的態度，說的是布哈林認為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敵視任何國家，包括工人階級的國家在內。◎第165頁◎
斯滕：列寧當時只談利用國家的問題，在對布哈林的批評中絲毫沒有談到「炸毀」問題。
史達林：你弄錯了。「炸毀」國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而是無政府主義的公式。我敢向你擔保，這裡說的是布哈林（和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工人應當著重指出自己在原則上敵視任何國家，因而也敵視過渡時期的國家，敵視工人階級的國家的態度。
你試向我們的工人解釋一下，說工人階級應當抱著在原則上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態度，要知道，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國家。
布哈林在他登載於《青年國際》雜誌上的論文中所陳述的觀點，是否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國家的觀點。
布哈林在這裡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即忽略了整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工人階級如果真正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就非有自己的國家不可。這是第一。
第二，說列寧同志當時在他的批評中沒有提到「炸毀」、「廢除」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從我所摘引的一段話里可以看出，列寧不僅提到了這種理論，而且對它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把它視為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建立和利用新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理論來和它對立。
最後，決不能把「炸毀」和「廢除」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國家「消亡」或「摧毀」、「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混為一談。有人喜歡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以為它們是同一思想的表現。但這是不對的。列寧在批評「炸毀」和「廢除」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時候，正是以「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無產階級國家「消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根據的。
為了使問題更加清楚，我在這裡不妨引證列寧同志關於國家問題的一篇手稿，這篇手稿大概是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1917◎第166頁◎年二月革命前）寫的。從這篇手稿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一）列寧批評布哈林在國家問題上的半無政府主義錯誤的時候，是以無產階級國家「消亡」和「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根據的；
（二）照列寧的說法，雖然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但他還是「不但沒有揭露考茨基主義者，反而以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
請看這篇手稿的原文：
「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對國家問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現在把最重要的地方全部引出來：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從字面上看，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出現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巴黎公社以後。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夠了，雖然馬克思駁斥蒲魯東的著作以及後來的《共產黨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sichaufl?st)和消失。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麼，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黑體是恩格斯用的〉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黑體是恩格斯用的〉一詞全部改成「公團」(Gemeinwesen)，這是一個很好的德文古字，相當於法文的「公社」。』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這大概是所謂『反對國家』的最精彩最激烈的一段了。
(1)『應當拋棄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
(2)『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那麼是什麼呢？顯然是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形式！）
(3)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in dieZ?hnegeworfen——直譯＝打嘴巴）夠了。（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自己◎第167頁◎德國朋友的這種明顯的錯誤感到羞愧；——但是，他們認為，並且按當時情況來看當然是正確地認為，這種錯誤比起無政府主義者的錯誤來要小得多。注意這一點！！）
(4)『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分解（「解體」）（注意）和消失。』（對照後來的：「消亡」）
(5)國家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所需要的（自然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一種暫時的機關』。
(6)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Niederhaltung就本來意義說不是鎮壓，而是制止復辟，制服）無產階級的敵人。
(7)一到有自由的時候，就不會有國家了。
(8)『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建議（在綱領中）把『國家』一詞『全部』改成『公團』(Gemeinwesen)，『公社』！！！
由此可見，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庸俗化和玷污了的不僅是機會主義者，而且還有考茨基。
這八點極豐富的思想，機會主義者一點也不理解！！
他們僅僅看到目前的實際需要：利用政治鬥爭，利用現代國家來訓練、教育無產階級，來『爭取讓步』。這是正確的（和無政府主義者比較），但這還只是百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如果可以用算術來表達的話。
考茨基在他的宣傳活動和一般政論活動中完全抹殺了（或者忘記了？或者不懂得？）1、2、5、6、7、8各點和馬克思的『打碎』（在1912年或1913年同潘涅庫克的論戰中，考茨基（見後面第45—47頁）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完全陷入了機會主義）。
我們同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是：(α)現在利用國家，並且(β)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利用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這兩點現在就對實踐極其重要。（布哈林正是忘記了這兩點！）
我們同機會主義者的區別是我們有更深刻、『更永恆的』真理：(αα)國家是『暫時』的，(ββ)現在關於國家的『廢話』是有害的，(γγ)無產階級專政不完全是國家，(δδ)國家和自由是矛盾的，(εε)用來代替國家的『公團』是個更正確的觀念（概念，綱領用語），(??)『打碎』(Zerbrechen)官僚軍事機器。
此外，不應當忘記：對無產階級專政，德國公開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科爾布等等）是直接地否認，而正式綱領和考茨基則是間接地否認，在日常宣◎第168頁◎傳中閉口不談它，並且容忍科爾布之流的背叛行為。
1916年8月曾寫信給布哈林：『讓你的關於國家的思想成熟起來吧。』但是他沒有讓它成熟起來，就以『Notabene』為筆名爬上了報刊，結果不但沒有揭露考茨基主義者，反而以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不過，從實質上看，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註：參看列寧《馬克思主義論國家》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26頁。——編者注）
關於國家問題的理論爭論的簡單經過就是這樣。
問題看來已經很清楚：布哈林犯了半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已經是改正這些錯誤，跟隨列寧前進的時候了。但是只有列寧主義者才會這樣想。布哈林原來是不同意這一點的。他反而硬說：犯錯誤的不是他，而是列寧；不是他跟隨了或者應當跟隨列寧走，相反地，倒是列寧不得不跟隨布哈林走。
同志們，你們不認為這是可能的嗎？那麼，請再往下聽吧。1916年發生這些爭論後過了九年（在這九年當中布哈林一直保持緘默），列寧逝世後過了一年，即在1925年，布哈林在《法的革命》文集上發表了從前《〈社會民主黨人報〉文集》（註：《〈社會民主黨人報〉文集》（《Сборнμк Соμцαл-Лемокрαмα》）是列寧創辦的布爾什維克雜誌，由列寧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在日內瓦出版，共出了兩期（1916年10月第1期和12月第2期）。）編輯部（即列寧）所未予發表的《關於帝國主義國家理論》一文。布哈林在這篇文章的注釋中公然聲稱：在這次爭論中對的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同志們，這看來似乎令人難以相信，但這是事實。
請聽這個注釋的原文吧：
「弗·伊·〈即列寧〉發表了一篇短評來反對《青年國際》雜誌上的那篇文章。讀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並沒有錯誤，那個錯誤是硬加在我頭上的，因為我清楚地看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從伊里奇的短評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對『炸毀』國家（當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論點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他把這個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消亡的問題混淆起來了（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也許我當時應當更多地發揮專政的問題。但我所能為自己辯護的，就是當時社會民主黨人◎第169頁◎普遍頌揚資產階級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毀這個機器的問題上了。
當我從美國回到俄國遇見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的時候（這是在我們秘密舉行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當時弗·伊·隱藏起來了），她的第一句話就是：『弗·伊·要我轉告你，在國家問題上他現在和你沒有意見分歧了。』伊里奇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關於『炸毀』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但是他把這個問題，後來又把專政學說發展到了這種程度，以致在這方面的理論思想發展中開闢了整整一個時代。」
列寧逝世後過了一年，布哈林就是這樣議論列寧的。
你們看，這就是沒有學成的理論家的過分妄自尊大的標本！
很可能，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真的向布哈林說過布哈林在這裡所寫的話。但是由此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只應當得出一個結論：列寧有某些根據認為布哈林放棄了或準備放棄自己的錯誤。僅此而已。可是布哈林卻另有想法。他認定：從今以後，應當被看作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創始者或者至少是提倡者的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
我們一向認為而且現在仍然認為我們是列寧主義者。而現在看來，列寧和我們（他的學生）都是布哈林主義者。同志們，真是有點好笑。可是，既然遇到了布哈林的這種狂妄自大，那有什麼辦法呢。
也許有人以為布哈林在他上述文章的注釋中不過是偶而失言，他說了蠢話，後來就忘了。但這種想法原來是不對的。布哈林說這些話原來是十分認真的。這就從下面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得出來：布哈林在這個注釋中所做的關於列寧錯誤而布哈林正確的聲明，在不久以前，就是在1927年，即在布哈林第一次攻擊列寧後過◎第170頁◎了兩年，又在馬列茨基所寫的布哈林傳略中發表了，而布哈林連想都沒有想到要抗議馬列茨基的這種……大膽行為。很明顯，布哈林反對列寧的言行決不能認為是偶然的。
這樣說來，對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寧；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提倡者不是列寧，而是布哈林。
同志們，布哈林的理論偏見和理論野心就是這樣。
儘管如此，這個人在這裡發言時卻還有勇氣說我們黨的理論觀點中「有某種東西腐朽了」，說我們黨的理論觀點中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
說這種話的就是這個布哈林，就是這個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現在犯了（過去也犯過）許多極嚴重的錯誤，不久以前還是托洛茨基的門生，昨天還企圖和托洛茨基分子結成聯盟反對列寧主義者，還跑去和他們暗中勾結的布哈林！
同志們，這難道不可笑嗎？
（八）五年計劃還是兩年計劃
現在讓我來談談李可夫的發言。布哈林曾經企圖給右傾提供理論根據，而李可夫在他的發言中竭力想為這件事情打下實際建議的基礎，拿我國農業方面的困難的「可怕景象」來嚇唬我們。這並不是說，李可夫沒有涉及理論問題。不，他是涉及理論問題的。可是，他涉及理論問題的時候，至少犯了兩個嚴重錯誤。
李可夫在他那個被政治局委員會否決了的關於五年計劃的決議草案中說：「五年計劃的中心思想在於國民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雖然政治局委員會否決了這個完全不正確的觀點，但是李可夫在這裡發言時仍然為這個觀點辯護。
蘇維埃國家五年計劃的中心思想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話◎第171頁◎對不對呢？不，不對。我們需要的並不是國民勞動生產率的任何一種增長。我們需要的是國民勞動生產率的特定的一種增長，即能夠保證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一貫比資本主義成分占優勢的增長。五年計劃如果忘記了這個中心思想，就不是五年計劃，而是五年胡說了。
任何一個社會，無論資本主義社會或資本主義前的社會，都關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蘇維埃社會和其他任何社會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所關心的不是勞動生產率的任何一種增長，而是能夠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比其他經濟形式首先比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占優勢，因而能夠保證戰勝和排擠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那種增長。可是，李可夫忘記了蘇維埃社會發展的五年計劃的這個真正的中心思想。這是他的第一個理論錯誤。
他的第二個錯誤在於他認為從商品流轉的角度來看集體農莊和任何個體經濟（包括資本主義個體經濟在內）沒有差別，或者不願意了解這種差別。李可夫斷言，從糧食市場上的商品流轉的角度看來，從取得糧食的角度看來，他認為集體農莊和糧食私有者之間沒有差別，所以在他看來，我們向集體農莊，向糧食私有者還是向阿根廷的某個糧商買糧食，反正都是一樣。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是重複人所共知的弗魯姆金的論調，弗魯姆金有一個時候曾經斷言，在他看來，無論在什麼地方和無論向什麼人買糧食，向私有者還是向集體農莊買糧食，反正都是一樣。
這是用偽裝形式為富農在糧食市場上搗鬼進行辯護、辯解和辯白。雖然這種辯護是從商品流轉的角度進行的，但是這個事實終究不能改變為富農在糧食市場上搗鬼做辯護這個實質。如果從商品流轉的角度看來集體經濟形式和非集體經濟形式之間沒有差別，那麼是否還值得去發展集體農莊，是否還值得給它們優待，是◎第172頁◎否還值得去執行戰勝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分子這一困難任務呢？顯然，李可夫採取了不正確的觀點。這是他的第二個理論錯誤。
這些不過是順便提一提。現在來談談李可夫在發言中提出的實際問題。
李可夫在這裡斷定說，除了五年計劃以外，還需要有另外一個平行的計劃，即發展農業的兩年計劃。他以農業方面的困難作為提出這個平行的兩年計劃的根據。他說，五年計劃是一件好事，他贊成這個計劃，但是如果我們同時還提出一個農業的兩年計劃，那就更好了，否則農業就會停滯不前。
從表面上看，這個提議似乎沒有任何壞處。但是如果仔細地看一看，那就可以看出：想出農業的兩年計劃是為了強調五年計劃具有不現實的、紙上空文的性質。我們能不能同意這一點呢？不，不能。我們對李可夫說過：如果你在農業方面不滿意五年計劃，如果你認為五年計劃所規定的用於發展農業的撥款不夠，那就請你直率地說出你的補充建議，說出你的追加投資額，我們同意把農業方面的這些追加投資額加進五年計劃。結果怎樣呢？原來李可夫並沒有任何關於農業追加投資的補充建議。試問，究竟為什麼需要平行的農業兩年計劃呢？
其次，我們對他說過：除了五年計劃以外，還有年度計劃，這是五年計劃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把你在發展農業方面的那些具體的補充建議加進頭兩年的年度計劃，如果你真的有這種建議的話。結果怎樣呢？原來李可夫並不想提出這種具體的追加撥款的計劃。
於是我們明白了：李可夫提出兩年計劃不是為了發展農業，而是想強調五年計劃具有不現實的、紙上空文的性質，想破壞五年計劃的威信。為了安慰「心靈」，為了裝飾門面，就需要五年計劃；為◎第173頁◎了行動，為了進行實際工作，就需要兩年計劃，——這就是李可夫的戰略。李可夫提出兩年計劃，是為了以後在五年計劃實際執行過程中拿兩年計劃來和五年計劃對立，改編五年計劃，使五年計劃遷就兩年計劃，削減工業撥款。
就是根據這些理由，我們否決了李可夫關於平行的兩年計劃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