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之二）
（註：在這篇演說中補進了當時報刊上沒有發表的三十多頁原文。--《史達林全集》俄文版編者注）
四 在對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上面我已經說過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我說過布哈林集團患了盲目症，看不見這些變動，不了解黨的新任務。我說過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布哈林反對派的張皇失措，害怕困難，準備向困難低頭。
決不能說布哈林派的這些錯誤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恰恰相◎第131頁◎反，這些錯誤是和已經過去的那個稱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發展階段有關的，當時的建設是通過和平道路進行的，也可以說是自流地進行的，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變動，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鬥爭的尖銳化。
但是，現在我們所處的是和舊時期即恢復時期不同的新的發展階段。現在我們所處的是新的建設時期，即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時期。這個新時期引起了新的階級變動，引起了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它要求我們採取新的鬥爭方式，變更我們的兵力部署，改善並鞏固我們的一切組織。
布哈林集團不幸的地方就在於他們還過著舊生活，他們看不見這個新時期的特點，不了解採取新的鬥爭方式的必要性。由此就產生了他們的盲目症，張皇失措，在困難面前驚惶不安。
（一）階級鬥爭問題
布哈林集團的這種盲目症和這種張皇失措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呢？
我認為這種盲目症和這種張皇失措的理論基礎就是布哈林對我國階級鬥爭問題所持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我指的是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我指的是他不了解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奧秘。
有些人在這裡屢次引證布哈林的《到社會主義之路》一書中關於富農長入社會主義那段人所共知的話。但是在這裡引證這段話時有一些遺漏。讓我把這段話全部引出來。同志們，為了說明布哈林已經遠遠地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這樣做是必要的。
請聽吧：◎第132頁◎
「我國基本的農民合作社組織網將由一些不是富農式的而是『勞動』式的合作社細胞構成，這些細胞將長入我們的全部國家機關的體系中去，因而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單一鏈條中的環節。另一方面，富農的合作社窩巢也會同樣經過銀行等等長入這個體系中去；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異物，例如象租讓企業那樣。」（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
有些同志在引證布哈林書中的這段話時不知為什麼把最後一句關於承租企業家的話遺漏了。羅濟特大概想給布哈林幫忙，就利用這一點在這裡從座位上叫喊起來，說人家曲解了布哈林的意思。可是這整段引文的要點正是在於最後一句關於承租企業家的話。因為既然把承租企業家和富農相提並論，而富農又長入社會主義，那麼由此會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就是承租企業家也長入社會主義，不僅富農，而且承租企業家也長入社會主義。（全場大笑）
這就是由此得出的結論。
羅濟特：布哈林說的是「異物」。
史達林：布哈林說的不是「異物」，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是異物」。所以，富農和承租企業家「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主義體系中的異物。布哈林的錯誤正是在於他認為富農和承租企業家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異物，但還是長入社會主義。
請看布哈林的理論弄到了多麼荒謬的地步。
城鄉資本家，富農和承租企業家，都長入社會主義，——請看布哈林說得多麼愚蠢。
不，同志們，我們不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讓布哈林自己把它拿去吧。◎第133頁◎
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向認為，在城鄉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著利益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現在，按照布哈林的資本家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這一切都要顛倒過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正在消失，剝削者正在長入社會主義。
羅濟特：這樣說是不對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前提。
史達林：可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形式。
羅濟特：問題就在這裡。
史達林：但是照布哈林說來，資本家是長入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羅濟特，你怎麼不了解這一點呢？如果城鄉資本家會長入無產階級專政體系，那麼，究竟是為了反對誰需要進行鬥爭呢？究竟是為了反對誰需要採取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形式呢？
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需要，是為了對資本主義分子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是為了鎮壓資產階級和根除資本主義。但是既然城鄉資本家，既然富農和承租企業家會長入社會主義，那麼，一般說來是否還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呢？如果需要，那是為了鎮壓哪一個階級呢？
羅濟特：問題就在於布哈林所說的長入是以階級鬥爭為前提的。
史達林：我看羅濟特已經發誓要為布哈林效勞了。但是他的效勞象熊的效勞一樣，因為他本來想救布哈林，事實上卻把布哈林沉到水底了。難怪人們說：「喜歡效勞的熊比敵人更危險。」（註：「喜歡效勞的熊比敵人更危險」這句話出自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隱士和熊》。隱士和熊交了朋友。有一天，他們一同出去遊玩。途中隱士睏倦酣睡，熊用大石頭打隱士額角上的一隻蒼蠅，結果把隱士的腦袋砸成了兩半。）（全場哈哈大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資本家階級和已經掌握政權並建立了自己專政的工人階級之間存在著利益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或者◎第134頁◎是沒有這種利益上的對立，那就只有宣布階級利益的協調。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或者是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
或者是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或者是階級利益協調的理論。
布倫坦諾或雪梨·維伯之類的「社會主義者」鼓吹社會主義長入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那還可以理解，因為這些「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反社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可是，一個想做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同時鼓吹資本家階級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那就不可理解了。
布哈林在他的發言中企圖引用列寧的一段有名的話來證明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正確的。同時他硬說列寧所說的和布哈林所說的一樣：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對列寧的粗暴而不可容忍的誣衊。
下面是列寧這段話的原文：
「當然，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以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的合作為基礎的，而現在也容許『耐普曼』即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下參加這個合作。」（《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405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697頁。——編者注）
你們可以看出，這裡一句話也沒有講到資本家階級長入社會主義。這裡只說到我們也「容許」耐普曼即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下」參加工人和農民的合作。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說我們因此就認為耐普曼有長入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是。只有不知羞恥的人才會這樣解釋◎第135頁◎列寧的這段話。這只是說，我們現在不消滅資產階級，我們現在不沒收他們的財產，而容許他們在一定的條件下存在，所謂一定的條件，就是他們必須無條件服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律，這些法律是要不斷限制資本家並逐步把他們從國民經濟生活中排擠出去的。
不通過殘酷的階級鬥爭能不能排擠資本家，剷除資本主義的根柢呢？不，不能。
依靠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能不能消滅階級呢？不，不能。這樣的理論和實踐只能培植階級並使階級永久存在，因為這個理論是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相矛盾的。
而列寧的這段話完完全全是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鬥爭理論為根據的。
在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列寧的專政是殘酷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很明顯，這裡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處。
布哈林認為，為了達到消滅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應當熄滅，應當取消。恰恰相反，列寧教導說，只有通過頑強的階級鬥爭才能消滅階級，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要比無產階級專政以前更加殘酷。
列寧說：「消滅階級要經過長期的、艱難的、頑強的階級鬥爭。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階級鬥爭並不是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樣），而只是改變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加殘酷。」（《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15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858頁。——編者注）
關於消滅階級，列寧就是這樣說的。◎第136頁◎
通過無產階級的殘酷的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列寧的公式。
通過階級鬥爭熄滅和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
這兩個公式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由此可見，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它是接近於講壇社會主義（註：講壇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流派，十九世紀後半期產生於德國，代表人物是大學教授阿·瓦格納、古·施穆勒、路·布倫坦諾、威·桑巴特等。他們在大學講壇上打著社會主義的幌子鼓吹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認為資產階級國家是超階級的組織，能夠調和敵對的階級，逐步地實行「社會主義」而不觸動資本家的利益。講壇社會主義的綱領局限於組織工人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險、在工廠立法方面採取某些措施等。恩格斯說：「我們的講壇社會主義者在理論方面一向頂多不過是一些略帶博愛主義色彩的庸俗經濟學家，而現在他們簡直已經墮落到俾斯麥國家社會主義辯護士的地步。」在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宣揚過講壇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思想。）的理論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一切錯誤的根源就在這裡。
有人會說，布哈林的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不值得多談的，因為這個理論本身就說出了——不僅說出了，而且喊出了——布哈林的錯誤。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當這個理論擱著不用的時候，還可以不去理它，因為在各種各樣的同志的作品中有的是各種各樣的蠢話！直到最近我們都是這樣處置的。可是最近情況變了。近幾年來囂張起來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已經開始鼓舞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它具有現實的性質了。現在已經不能說它是擱著不用的了。現在布哈林的這個奇怪理論妄圖成為我們黨內右傾的旗幟，成為機會主義的旗幟。因此，我們已經不能忽視這個理論。因此，我們必須粉碎這個不正確的和有害的理論，使我們的黨員同志便於和右傾作鬥爭。
（二）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
布哈林從他的第一個錯誤中產生出來的第二個錯誤，就是他對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對資本主義分子加緊反抗蘇維埃政權的社會主義政策問題採取了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
這裡說的是什麼呢？是不是說資本主義分子比我國經濟中的◎第137頁◎社會主義成分增長得快，因而他們就加緊進行反抗，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呢？不，這裡說的不是這個。並且，說資本主義分子比社會主義成分增長得快是不對的。如果這種說法是對的，那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已經瀕於破產了。
這裡說的是社會主義正在勝利地進攻資本主義分子，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分子增長得快，資本主義分子的比重因此正在下降，正因為資本主義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資本主義分子才感覺到有死亡的危險，於是就加緊進行反抗。
資本主義分子所以暫時還能夠加緊進行反抗，不僅是因為世界資本主義援助他們，而且是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在下降，他們的相對增長和社會主義的增長比較起來雖然在減低，但他們的絕對增長還是有的，這就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積蓄力量來抵抗社會主義的增長。
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在目前這種力量對比的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反抗的加緊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懂得這個簡單明白的真理。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是以庸人的態度來對待問題，企圖用各種偶然的原因來解釋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例如：蘇維埃機關「不中用」，地方上的同志執行政策「不謹慎」，「缺乏」靈活性，「過火行為」等等。
請看布哈林的《到社會主義之路》一書中的一段話，這段話表明他完全是以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的：
「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時而在這裡時而在那裡以過去的表現形式爆發出來，而且這種尖銳化通常是由富農分子引起的。例如富農或者靠剝削別人發◎第138頁◎財並鑽進蘇維埃政權機關的人刺殺農村通訊員，——這就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表現形式〈這是不對的，因為最尖銳的鬥爭形式是暴動。——約·史達林注〉。可是，這類事件通常發生在地方蘇維埃機關還軟弱無力的地區。十分明顯，隨著這種機關的改善，隨著蘇維埃政權一切基層組織的鞏固，隨著農村地方黨組織和青年團組織的改善和加強，這類現象會愈來愈少，以至最後絕跡。」（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
這樣說來，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原因是在機關方面，是在我們的基層組織中用還是不中用，軟弱還是強有力。
這樣說來，例如沙赫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暗害活動（這是資產階級分子反抗蘇維埃政權的一種形式，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一種形式）並不是由於階級力量的對比，並不是由於社會主義的增長，而是由於我們的機關不中用。
這樣說來，在沙赫特區發生大規模暗害活動以前，我們的機關是好的，而後來在發生大規模暗害活動的時候，我們的機關不知為什麼突然就變成毫不中用的了。
這樣說來，在去年以前，當糧食收購工作還在自流地進行，我國階級鬥爭還沒有特別尖銳化的時候，我們的地方組織是好的，甚至是理想的，而從去年起，當富農的反抗採取了特別尖銳的形式的時候，我們的組織突然就變成不好的、毫不中用的了。
這不是解釋，而是嘲弄解釋；這不是科學，而是巫師說鬼話。
這種尖銳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原因有兩個：
第一，我們在前進，我們在進攻，工業中和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都在增長，伴隨著這種增長的是城市和鄉村的一部分資◎第139頁◎本家受到相應的排擠。現在的情況是我們正在按照列寧的「誰戰勝誰」的公式生活：是我們把他們資本家打倒，如列寧所說的和他們作一次最後的鬥爭，還是他們把我們打倒。
第二，資本主義分子不願意自動退出舞台，他們現在反抗而且將來還會反抗社會主義，因為他們看到他們的末日到了。他們所以暫時還能進行反抗，是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在下降，但是他們在絕對量上還是在增長：城鄉小資產階級，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每日每時都從自己中間分泌出大小資本家來，而這些資本主義分子會採取一切辦法來衛護自己的生存。
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退出舞台的事情。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試圖用盡全部殘餘的力量來衛護自己的生存的事情。不管我們的基層蘇維埃機關是好還是壞，我們的前進，我們的進攻總是要減少資本主義分子，把他們排擠出去的，而他們，垂死的階級，總是要不顧一切地進行反抗的。
我國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根源就在這裡。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把資本家反抗的加緊和資本家比重的增長混同起來了。這樣混同起來是毫無根據的。所以沒有根據，是因為資本家進行反抗決不是意味著他們變得比我們更有力量。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垂死的階級進行反抗並不是因為他們變得比我們更有力量，而是因為社會主義比他們增長得快，他們愈來愈比我們弱。正因為他們愈來愈弱，他們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於是不得不用盡一切力量，採取一切手段來進行反抗。
在目前這個歷史時期，階級鬥爭尖銳化和資本家進行反抗的奧秘就在這裡。
實際情況既然如此，那麼黨的政策應當怎樣呢？
黨的政策應當是喚起工人階級和農村被剝削群眾，提高他們◎第140頁◎的戰鬥力，加強他們的動員準備，以便和城鄉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以便和正在進行反抗的階級敵人作鬥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好處之一就在於它有助於動員工人階級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
布哈林的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他對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的見解的害處在什麼地方呢？
在於它會麻痹工人階級，破壞我國革命力量的動員準備，渙散工人階級，便利資本主義分子向蘇維埃政權進攻。
（三）農民問題
布哈林的第三個錯誤是在農民問題上發生的。大家知道，農民問題是我們政策中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在我國的條件下，農民是由幾個不同的社會集團，即由貧農、中農和富農組成的。很明顯，我們對這些集團的態度不能是一樣的。貧農是工人階級的支柱，中農是同盟者，富農是階級敵人，——這就是我們對這些社會集團的態度。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盡人皆知的。
可是布哈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卻有些不同。在他說明農民的特徵的時候，農民分化的事實不見了，存在著幾個社會集團的事實也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是叫作農村的灰茫茫的一片。在他看來，富農不是富農，中農不是中農，農村是一片貧窮。他在這裡發言時也就是這樣說的。他說：難道我國的富農可以叫作富農嗎？這不過是窮人罷了。布哈林在這裡還說：我國的中農難道象中農嗎？這不過是挨餓的窮人罷了。很明顯，對農民的這種看法是和列寧主義不相容的根本錯誤的看法。
列寧說過，個體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註：參看《列寧全集》第32卷第471頁。——編者注）。這個原理是◎第141頁◎否正確呢？無疑是正確的。為什麼把個體農民看作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呢？因為在構成我國社會的兩個基本階級中，農民是一個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產為經濟基礎的階級。因為農民當他還是從事小商品生產的個體農民的時候，經常不斷地從自己中間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資本家來。
這種情況對於我們以馬克思主義態度對待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問題具有決定的意義。這就是說，我們需要的不是和農民的任何一種聯盟，而只是建立在和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的基礎上的那種聯盟。
由此可見，列寧關於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的論點不但不和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的思想相矛盾，反而給這個旨在反對一般資本主義分子，特別是反對農村中農民資本主義分子的工人階級和大多數農民的聯盟提供了根據。
列寧提出這個論點，是為了指明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只有建立在和農民本身所分泌出來的那些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的基礎上才能是鞏固的。
布哈林的錯誤就在於他不懂得和不接受這個簡單的道理，他忘記了農村中的社會集團，在他的視野中富農和貧農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清一色的中農群眾。
這種情況表明了布哈林的毫無疑義的右傾，這種右傾和「左」傾即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相反，「左」傾除了貧農和富農以外看不見農村中的其他社會集團，中農在他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在和農民聯盟的問題上，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集團之間的差別在什麼地方呢？在於托洛茨基主義反對和中農群眾建立鞏固聯盟的政策，而布哈林集團則主張和全體農民建立任何一種聯盟。用不著證明，這兩種立場都是不正確的，一個是半斤，一個是八兩。◎第142頁◎
列寧主義無疑主張和基本農民群眾建立鞏固的聯盟，即主張和中農建立聯盟，但不是主張建立任何一種聯盟，而是主張和中農建立能保證工人階級領導作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促進消滅階級的那種聯盟。
列寧說：「對於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協議，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理解。從工人階級的觀點看來，只有當這種協議支持工人階級專政並且成為一種消滅階級的手段時，它才是可以容許的、正確的和原則上可能的，如果忘掉這一點，那麼工人階級和農民成立協議的公式自然就會成為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敵人和專政的一切敵人所主張的公式。」（《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87頁）（註：見《列寧全集》第32卷第395—396頁。——編者注）
其次：
列寧說：「現在，無產階級掌握著政權，領導著政權。它領導著農民。領導農民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第一，要實行消滅階級而不是保存小生產者的路線。如果我們離開了這條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線，那我們就會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者，就會滾到小資產者，滾到現在已經成為無產階級的最兇惡的敵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那一邊去。」（同上，第399—400頁）（註：見《列寧全集》第32卷第410頁。——編者注）
這就是列寧對於和基本農民群眾聯盟即和中農聯盟問題的看法。
布哈林集團在中農問題上的錯誤就在於他們看不見中農的兩重性，看不見中農介於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兩重地位。列寧說：「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註：參看《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799頁。——編者注）為什麼呢？因為中農一方面是勞動者，這就使他和工人階級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這就使他和富農接近。由此就產生了中農的動搖。這不僅在理論上是正◎第143頁◎確的。這種動搖也是每日每時都在實際生活中表現出來的。
列寧說：「農民作為勞動者，傾向於社會主義，寧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作為糧食出售者，傾向於資產階級，傾向於自由貿易，就是說，要退到『慣常的』、舊有的、『歷來的』資本主義去。」（《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14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857—858頁。——編者注）
因此，和中農的聯盟只有當它的目的是反對資本主義分子，反對整個資本主義的時候，只有當它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的時候，只有當它促進消滅階級的時候，才能是鞏固的。
布哈林集團忘記了這些簡單明白的道理。
（四）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布哈林的第四個錯誤是在新經濟政策問題上發生的。布哈林在這方面的錯誤在於他看不見新經濟政策的兩個方面，只看見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方面。我們在1921年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是把它的鋒芒指向戰時共產主義，指向排斥任何私人貿易自由的制度和秩序的。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新經濟政策就是容許私人貿易的一定自由。這一方面布哈林記住了。這是很好的。
但是，布哈林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有這一方面，那就錯了。布哈林忘記了新經濟政策還有另一方面。問題在於新經濟政策決不是容許私人貿易完全自由，決不是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第144頁◎弄價格。新經濟政策是在保證國家對市場起調節作用的條件下容許私人貿易在一定限度、一定範圍內的自由。這就是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方面。而且新經濟政策的這一個方面比它的第一個方面對我們更為重要。在我國市場上沒有象在資本主義國家所常見的那種自由玩弄價格的現象。糧食價格基本上是由我們規定的。工業品價格是由我們規定的。我們努力實行降低產品成本和降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同時我們力求保持農產品價格的穩定。這種獨特的市場秩序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是沒有的，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只要新經濟政策存在，就應當保存它的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反對戰時共產主義制度，其目的是保證私人貿易的一定自由；第二個方面是反對私人貿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證國家對市場起調節作用。取消這兩個方面中的一個方面就不會有新經濟政策。
布哈林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會受到「從左邊」即從那些想取消任何貿易自由的人們方面來的危險。這是不對的。這是極大的錯誤。而且這種危險現在是最不現實的，因為現在我們的地方組織和中央組織里沒有人或者幾乎沒有人不懂得保持一定的貿易自由是完全必要的和適當的。
從右邊來的危險，即從那些想取消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想「解放」市場，從而開闢私人貿易完全自由的紀元的人們方面來的危險要現實得多。毫無疑問，這種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危險現在要現實得多。
不應當忘記，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正是在這方面進行活動，正是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也應當記住，富農和富裕分子的號叫，投機分子和包買商人的號叫（我們的許多同志常常受這種號叫的影響），正是從這方面來攻擊新經濟政策的。布哈林看不見破壞新經濟政策的這第二種真正現實的危險，這個事實無可懷疑地說明他向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壓力屈服了。
布哈林提議使市場「常態化」，按地區「調整」糧食收購價格，即提高糧價。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不滿意蘇維埃的市場◎第145頁◎條件，他想逐漸取消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提議向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讓步。
姑且假定我們聽從了布哈林的勸告。由此會得到什麼結果呢？比如說，我們在秋天，在收購初期提高了糧價。但是由於市場上總有一些人，各種投機分子和包買商人，會用高出兩倍的價錢來收買糧食，而我們又不能和投機分子競爭，因為他們總共不過收買一千萬普特左右，而我們卻要收買幾億普特，所以糧食持有者還是會把糧食囤積起來，等待價格繼續上漲。這樣，到了春天，當國家最需要糧食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再度提高糧價。而在春天提高糧價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害了貧農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他們在春天不得不買進糧食，一部分做種子，一部分供消費，而這些糧食就是他們在秋天按照比較低廉的價格賣出去的。這樣做了以後，我們是否就能收到什麼顯著的效果即得到足夠數量的糧食呢？最可能的是得不到，因為總有一些投機分子和包買商人又會用高出一兩倍的價錢來收買這些糧食。於是我們又必須準備再一次提高糧價，徒勞無益地爭取賽過投機分子和包買商人。
由此可見，只要一走上提高糧價的道路，我們就必定會繼續滾下去，而不能保證得到足夠數量的糧食。
但是問題還不限於此：
第一，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我們以後就必須提高農業所生產的原料的價格，以保持各種農產品的一定比價。
第二，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我們在城市裡就不能保持低廉的糧食零售價格，因而就必須提高糧食的售價。既然我們不能夠而且不應當損害工人利益，我們就必須加速提高工資。但是，這樣做就不能不提高工業品價格，因為不提高工業品價格就會違反工業化的利益，使資金從城市流入農村。◎第146頁◎
結果我們就必須不是在降低或至少穩定價格的基礎上，而是在提高糧價和工業品價格的基礎上來拉平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
換句話說，我們就必須採取使工業品和農產品漲價的方針。
不難了解，這樣「調整」價格不能不弄得完全取消蘇維埃價格政策，取消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完全放縱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
這會有利於誰呢？
只會有利於城鄉富裕階層，因為工人階級以及貧農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是買不起昂貴的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占便宜的是富農和富裕分子，是耐普曼和其他富有階級。
這也是結合，但這是一種特殊的結合——同城鄉富有階層的結合。工人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將有充分權利來質問我們：我們是什麼政權，是工農政權還是富農耐普曼政權？
同工人階級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破裂，同城鄉富有階層結合，——這就是布哈林的市場「常態化」和按地區「調整」糧價的必然結果。
很明顯，黨不能走這條死路。
布哈林對新經濟政策的全部概念是多麼混亂，他做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俘虜是多麼服貼，——這一點就從他對城鄉之間、國家和農民之間新的商品流轉形式問題所表現的極端否定的態度中也看得出來。他看見國家成了農民的商品供應者，農民正在成為國家的糧食供應者，就表示憤怒，大肆反對。他認為這是違反新經濟政策的一切規章，幾乎是破壞新經濟政策。試問，為什麼呢？有什麼根據呢？
國家，國營工業不經過中介人直接成為農民的商品供應者，而◎第147頁◎農民也不經過中介人直接成為工業，成為國家的糧食供應者，這有什麼不好呢？
農民已經變成國營工業所需要的棉花、甜菜、亞麻的供應者，而國營工業已經變成這些農業部門的城市商品、種子和生產工具的供應者，從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策的觀點看來，這有什麼不好呢？
預購的方法在這裡是建立城鄉之間這些新的商品流轉形式的基本方法。難道預購的方法是同新經濟政策的要求牴觸的嗎？
由於採用這種預購的方法，農民不僅在棉花、甜菜、亞麻方面，而且在糧食方面正在成為國家的供應者，這有什麼不好呢？
為什麼小宗交易、少量交易可以叫做商品流轉，而按照預先就貨物的價格和質量訂立的合同（預購合同）進行的大宗交易就不能叫作商品流轉呢？
城鄉之間按照預購的方法進行商品流轉的這些新的廣泛採用的形式正是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些形式是我們各個組織在加強對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領導方面的一個極大的進步，這難道很難了解嗎？
布哈林竟不會了解這些簡單明白的道理了。
（五）所謂「貢款」問題
布哈林的第五個錯誤（我說的是他的主要錯誤），是他在城鄉之間的「剪刀差」問題即所謂「貢款」問題上對黨的路線進行了機會主義的歪曲。
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1929年2月）關於「剪刀差」問題的著名決議說的是什麼呢？決議說的是：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第148頁◎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
農民繳納的這種超額稅實際上是存在的，這是不是事實呢？是的，是事實。我們還把它叫作什麼呢？我們還把它叫作「剪刀差」，叫作為迅速發展我國工業而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是否需要採取這種「流入」的辦法呢？我們大家一致認為，如果我們真正想保持工業發展的高速度，採取這種「流入」辦法作為暫時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們無論如何必須保持工業的迅速發展，因為這不僅是工業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農業，是農民所需要的，農民現在最需要拖拉機、農業機器和肥料。
我們能不能現在就取消這種超額稅呢？可惜不能。我們必須在最近幾年內一有可能就取消它。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取消它。
於是，由於「剪刀差」而形成的這種超額稅就成了「一種類似貢款的東西」。不是貢款，而是「一種類似貢款的東西」。這是因為我們落後而產生的「一種類似貢款的東西」。需要這種超額稅是為了推進工業的發展，消除我國的落後狀態。
這是不是說，徵收這種額外稅我們就是剝削農民呢？不，不是這個意思。蘇維埃政權的本質不容許國家對農民有任何剝削。我們許多同志在七月全會（註：1928年7月4—12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全會聽取了關於即將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一些問題的情況報告，基本上同意了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全會通過了有關糧食收購政策、建立新的國營農場（穀物農場）、改進培養新專家的工作等問題的決議。史達林在7月5日、9日和11日的會議上先後發表了《論共產國際綱領》、《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論工農結合和國營農場》三篇演說（見《史達林全集》第11卷第125—137、138—163、164—170頁）。——第73、85、149頁。）的發言中曾經直截了當地指出：在蘇維埃制度下，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剝削農民的，因為勞動農民物質福利的不斷提高是蘇維埃社會的發展規律，而這就排斥了任何剝削農民的可能性。
農民是否擔負得起這種額外稅呢？是的，擔負得起的。為什麼呢？
第一，因為這種額外稅是在農民物質生活狀況不斷改善的條件下徵收的。◎第149頁◎
第二，因為農民有自己的個人經濟，個人經濟的收入使農民能夠繳納額外稅；對於工人就不能這樣說，因為工人沒有個人經濟，雖然如此，工人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貢獻給工業化事業。
第三，因為額外稅的數量是逐年減少的。
我們用「一種類似貢款的東西」的字眼來稱呼這種額外稅是否正確呢？無疑是正確的。用這些字眼可以提醒我們的同志：徵收這種額外稅是令人不愉快的，不是出於自己的心愿的，把它長期保留下去是不可容許的。我們這樣稱呼加於農民的額外稅，是想指出我們徵收這種稅並不是出於自己的心愿，而是由於需要，我們布爾什維克必須採取一切辦法，一有可能就儘快取消這種額外稅。
關於「剪刀差」問題，關於「流入」問題，關於「超額稅」問題，關於在上述文件中被稱為「一種類似貢款的東西」的問題的實質就是這樣。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曾經企圖挑剔「貢款」這個字眼，並責備黨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的政策。但是現在連瞎子也看得見，這是布哈林分子極粗暴地誣衊我們黨的卑鄙企圖。現在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默認，他們關於軍事封建剝削的胡說是徹底破產了。
因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布哈林分子承認「剪刀差」和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麼他們就應當承認自己的責備是誣衊，承認黨是完全正確的；
或者他們否認「剪刀差」和「流入」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就請他們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好讓黨把他們算入我國工業化的反對者之列。
不管怎樣，我可以引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許多次◎第150頁◎發言，在那些發言中他們無條件地承認「剪刀差」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承認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是不可避免的。而這也就是承認「一種類似貢款的東西」的提法。
怎麼樣，他們現在是不是還堅持「流入」的觀點，還堅持在目前保留「剪刀差」的觀點呢？讓他們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吧。
布哈林：流入是需要的，但「貢款」是一個不好的字眼。（全場大笑）
史達林：這樣看來，在問題的實質上我們並沒有意見分歧，這樣看來，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所謂「剪刀差」，額外稅，「一種類似貢款的東西」，是目前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然而是暫時的一種手段。
很好。那麼問題究竟在什麼地方，為什麼要吵嚷呢？是因為他們認為「貢款」這個字眼或「一種類似貢款的東西」的說法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沒有使用，所以他們不喜歡這個字眼嗎？
好吧，我們就來談談「貢款」這個字眼。
同志們，我肯定地說，這個字眼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中，例如在列寧同志的文章中，早已得到了公認。同志們，這會使一些沒有讀過列寧著作的人感到奇怪，然而這是事實。布哈林在這裡「大喊大叫」，說馬克思主義文獻不能容忍「貢款」這個字眼。他對於黨中央和一般馬克思主義者竟敢使用「貢款」這個字眼感到氣憤和奇怪。但是，既然已經證明這個字眼在列寧同志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中早已廣泛地使用，那還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或許在布哈林看來，列寧不合乎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吧？那麼，親愛的同志們，請直截了當地說出來。
例如你們就拿列寧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1918年5月）來讀一讀下面一段話：◎第151頁◎
「存有幾千小款的小資產者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敵人，他們無疑希望把這幾千小款用在自己身上，反對貧民，反對任何全國性的監督，而這幾千小款卻給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投機活動造成數十億的基礎。假定說，一定數目的工人在幾天內創造出為數一千的價值。又假定說，在我國，由於小投機活動，由於各種盜竊行為，由於小私有者『逃避』蘇維埃的法令和條例，這個總數中的二百落了空。每一個覺悟的工人都會說：假如我從這一千中拿出三百來就能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組織，那我樂意拿出三百，不是二百，因為在蘇維埃政權下，既然秩序和組織會整頓好，既然小私有者對國家各種壟斷的破壞會被徹底打破，那麼以後減少這種『貢款』，比如說減到一百或五十，就會是十分容易的任務。」（《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15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543頁。——編者注）
看來已經清楚了。能不能根據這一點就宣稱列寧同志主張對工人階級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呢？親愛的同志們，請你們試試看！
有人喊道：反正對中農從來沒有使用過「貢款」這個概念。
史達林：你是不是以為中農比工人階級更靠近黨呢？你真是一個糟糕的馬克思主義者。（全場大笑）我們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既然對於工人階級可以說「貢款」，為什麼對於不過是我們的同盟者的中農就不能這樣說呢？
有些愛挑剔的人會以為《論「左派」幼稚性》一文中的「貢款」這個字眼是列寧同志的失言，是偶然的失言。但是經過檢查證明，這些愛挑剔的人的猜疑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你們就拿列寧同志的另一篇文章（更正確地說是小冊子）《論糧食稅》（1921年4月）來讀一讀其中的第三二四頁（《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24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506—507頁。——編者注）。你們可以看到，剛才引證的關於「貢款」那一段話，列寧同志在那裡又一字不差地重複了一遍。最後，你們再拿列寧同志的《蘇◎第152頁◎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1918年3—4月，《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448頁）來看一看，你們可以看到，列寧在這裡也說到「我們因在組織全民計算和自下而上的監督工作上的落後而付出的貢款〈已不加引號〉」（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504頁。——編者注）。
由此可見，「貢款」這個字眼在列寧的文章中決不是偶然的東西。列寧同志使用這個字眼是為了強調「貢款」的暫時性，加強布爾什維克的毅力，以便一有可能就取消工人階級因為我們的落後，因為我們的「缺點」而付出的這種「貢款」。
由此可見，在用「一種類似貢款的東西」的說法上，我是和一些很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夥的，和列寧同志一夥的。
布哈林在這裡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容許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貢款」這個字眼。他說的是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呢？如果他指的是斯列普科夫、馬列茨基、彼得羅夫斯基、羅濟特等等一類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那麼布哈林的氣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人與其說象馬克思主義者，不如說象自由主義者。如果他指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列寧同志，那麼應當承認，「貢款」這個字眼在他們中間早已得到了公認，而不大熟悉列寧著作的布哈林在這裡是說錯了。
但是「貢款」問題還不限於此。問題在於：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挑剔「貢款」這個字眼而且說起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的話來，這並不是偶然的。毫無疑問，他們吵嚷說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是想表示他們對於我們各機關所實行的我們黨對待富農的政策的極端不滿。對黨在領導農民方面的列寧的政策不滿，對我們的糧食收購政策不滿，對我們的全力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政策◎第153頁◎不滿，最後，希望「解放」市場和規定私人貿易完全自由，——這就是布哈林關於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的號叫中所表現出來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我沒有看見過責備黨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的第二個例子。這種反黨武器不是從馬克思主義者的武庫里拿來的。那麼是從哪裡拿來的呢？是從立憲民主黨（註：立憲民主黨（或稱人民自由黨）是俄國自由君主派資產階級的主要政黨，成立於1905年10月，領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憲民主黨企圖用立憲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該黨支持沙皇政府的對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後，立憲民主黨人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中占據領導地位。十月革命勝利後，立憲民主黨人多次策劃反革命陰謀和暴亂。在武裝干涉者和白衛分子被擊潰後，立憲民主黨上層的大部分人逃亡國外，繼續進行反對蘇維埃俄國的活動。）首領米留可夫的武庫里拿來的。當立憲民主黨人想挑撥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關係的時候，他們總是說：布爾什維克先生們，你們是在農民的白骨上建設社會主義。布哈林就「貢款」問題吵吵嚷嚷，就是附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們，就是做人民公敵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