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之一）
（註：在這篇演說中補進了當時報刊上沒有發表的三十多頁原文。——《史達林全集》俄文版編者注）
（1929年4月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註：這次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於1929年4月16—23日舉行。全會審議了黨內事件問題、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會議問題和清黨問題。全會通過決議，贊同1929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關於黨內事件的決議，斥責了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和米·巴·托姆斯基的右傾機會主義派別活動。全會同意政治局提出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關於發展農業的途徑和減輕中農賦稅以及關於反官僚主義鬥爭的總結和當前任務等提綱，並決定把它們提交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會議審議。全會還決定把它基本上同意的關於清洗聯共（布）黨員和預備黨員的提綱提交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審議。史達林在4月22日會議上發表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演說。）上的演說）
（速記記錄）
同志們！我不想談到個人因素，雖然在布哈林集團某些同志的發言中個人因素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談，是因為個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談的。布哈林談到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讀了幾封信，從這幾封信中可以看出，我們昨天在私人關係上還是朋友，現在卻在政治上發生分歧了。烏格拉諾夫和托姆斯基的發言也流露出這種口氣。他們說，怎麼會這樣，我們都是老布爾什維克，可是突然彼此之間發生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
我認為所有這些怨言和號叫是一個破錢都不值的。我們不是家族集團，不是私人友誼團體，而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決不容許把私人友誼的利益擺在事業的利益之上。
同志們，如果我們被稱為老布爾什維克只是因為我們老，那我們的事情就糟了。老布爾什維克所以受到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老，而是因為他們同時又是永遠年輕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離開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頹廢和墮落了，即使他活到一百歲，他也沒有權利稱為老布爾什維克，他也沒有權利◎第112頁◎要求黨尊敬他。
其次，決不能把私人友誼問題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常言道，友誼是友誼，公事是公事。我們都是為工人階級服務的，如果私人友誼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發生衝突，那就應該把私人友誼放在次要地位。作為布爾什維克，我們只能這樣提出問題。
我也不想談到布哈林反對派某些同志的發言中所夾雜的那些對個人的暗示和隱約的責備。看來這些同志想用暗示和雙關語來掩蓋我們的意見分歧的政治基礎。他們想用政客手腕來代替政治。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是托姆斯基的發言。他的發言是一個企圖用政客手腕代替政治問題的工聯主義政客的典型發言。但是，他們這套把戲是騙不了人的。
現在我們來談本題。
一 一條路線還是兩條路線？
我們有一條共同的總路線還是有兩條路線，——同志們，這是一個基本問題。
李可夫在這裡發言時說，總路線我們只有一條，如果說我們有某些「不大的」意見分歧，那麼這是因為在對總路線的理解上存在著「細微的差別」。
這樣說對不對呢？可惜不對。不但不對，而且和事實完全相反。事實上，如果我們的路線是一條，只是我們在理解上存在著細微的差別，那麼，為什麼布哈林跑到以加米涅夫為首的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裡去，企圖和他們組織派別聯盟來反對中央和中央政◎第113頁◎治局呢？布哈林在那裡說中央的路線會「招致滅亡」，說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黨中央有原則性的分歧，說必須徹底更換中央政治局的成員，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如果路線是一條，那麼，為什麼布哈林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勾結起來進行反對中央的秘密活動呢？為什麼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這件事上支持他呢？
如果總路線是一條，那麼，怎麼能設想遵循一條共同的總路線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員會陷害遵循同一條總路線的另一部分委員呢？
難道能夠設想，在存在著一條共同的總路線的情況下會有這種倒戈政策嗎？
如果路線是一條，那麼，布哈林1月30日的那個徹頭徹尾反對中央及其總路線的宣言是從哪裡來的呢？
如果路線是一條，那麼，三人團（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2月9日的宣言是從哪裡來的呢？他們在這個宣言中厚顏無恥地對党進行粗暴的誣衊，責備黨（一）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的政策，（二）實行培植官僚主義的政策，（三）實行瓦解共產國際的政策。
也許這兩個宣言已經不復存在於世了？也許這兩個宣言現在已經被認為是錯誤的了？也許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經同意收回這兩個無疑是錯誤的和反黨的宣言了？那就讓他們公開老實地告訴我們吧。那時大家就會明白，我們的路線是一條，只是我們在理解上存在著一些細微的差別。但是從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發言中可以看出，他們不想這樣做。不但不想這樣做，而且也不打算在將來撤銷他們的宣言，他們聲稱將繼續堅持他們在這兩個宣言中所陳述的觀點。
既然如此，一條共同的總路線究竟在哪裡呢？◎第114頁◎
如果路線是一條，而黨的路線在布哈林集團看來又是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的政策，那麼，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難道想和我們一起實行這種會招致滅亡的政策而不和它進行鬥爭嗎？這真是胡說八道。
如果路線是一條，而黨的路線在布哈林反對派看來又是培植官僚主義，那麼，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難道想和我們一起在黨內培植官僚主義而不和它進行鬥爭嗎？這真是無稽之談。
如果路線是一條，而黨的路線在布哈林反對派看來又是瓦解共產國際，那麼，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難道想和我們一起瓦解共產國際而不和瓦解共產國際的政策進行鬥爭嗎？怎麼能相信這種荒謬的話呢？
不是的，同志們，李可夫說我們有一條共同的路線，這話是不大對頭的。不管怎樣，如果看看剛才所說的布哈林集團在宣言和行動方面的事實，那就可以看出有一條共同路線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路線是一條，那麼，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辭職政策是從哪裡來的呢？在有共同的總路線的情況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員一貫拒絕執行黨中央的屢次決議，在黨內實行怠工達半年之久，難道這是可以設想的嗎？如果我們確實有一條共同的總路線，那麼，一部分政治局委員竭力實行的這種瓦解性的辭職政策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實行辭職政策的例子。例如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天以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為首的一部分同志要求改變黨的政策，拒絕擔任委託給他們的職務。大家知道，當時他們實行辭職政策的理由是要求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註：社會革命黨 是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政黨，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團體和小組合併而成。社會革命黨人的觀點是民粹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大雜燴，他們「竭力用機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時髦『批評』的補釘來修補民粹主義的破洞」（《列寧全集》第9卷第295頁）。社會革命黨人否認農民內部的階級矛盾，反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社會革命黨人多數支持沙皇俄國的戰爭政策；少數反對戰爭，形成了後來的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後，社會革命黨人同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充當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主要支柱，黨的領袖亞·費·克倫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齊也夫、維·米·切爾諾夫等在臨時政府內擔任要職。1917年11月，社會革命黨的左翼組成了獨立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一段時間內承認蘇維埃政權，同布爾什維克合作，但很快又開始反對蘇維埃政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則始終敵視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國武裝干涉和內戰時期，社會革命黨人曾多次策劃反革命的破壞活動，策動富農叛亂，暗害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人。內戰結束後，它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被蘇維埃政權粉碎。）一起成立聯合政府，反對我們黨中央實行成立清一色的布爾什維◎第115頁◎克政府的政策。但是，當時的辭職政策是有意義的，因為它的根據是存在著兩條不同的路線，其中一條路線主張成立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另一條路線主張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共同成立聯合政府。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可是現在，布哈林反對派一方面宣稱總路線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實行從十月革命時期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那裡抄襲來的辭職政策，那就絲毫不合邏輯了。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路線是一條，那麼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辭職政策就是不可理解和無法解釋的；或者我們的路線是兩條，那麼辭職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釋的。
如果路線是一條，那麼政治局中的三人團（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認為在政治局通過關於五年計劃和關於農民問題的基本提綱時可以棄權的事實是從哪裡來的呢？大家的總路線是一條，而一部分同志在經濟政策的一些基本問題上竟放棄了表決權，難道會有這樣的事嗎？不，同志們，世界上是不會有這種怪事的。
最後，如果路線是一條，只是我們在理解上有細微的差別，那麼，為什麼布哈林反對派的同志們（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同意接受政治局委員會在今年2月7日向他們提出的和解方案呢？這個和解方案給布哈林集團指出了一條完全可以接受的出路，使他們能夠擺脫他們自己所陷入的絕境，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下面就是大多數中央委員在今年2月7日提出的這個和解方案的原文：
「從委員會內部交換意見中查明：
(1)布哈林承認和加米涅夫談判是政治錯誤；
(2)布哈林承認，他在1929年1月30日的『聲明』中關於中央實際上『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的論斷，關於中央瓦解共產國際並在黨內培◎第116頁◎植官僚主義的論斷，都是他在激烈辯論中冒火時說出來的，他不再堅持這些論斷，並認為他在這些問題上和中央沒有分歧；
(3)根據這一點，布哈林承認在政治局內同心協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4)布哈林不再辭去《真理報》（註：《真理報》（《црαβδα》）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它最初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日報，是遵照列寧的指示，由史達林、米·斯·奧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發起創辦的。創刊號於1912年4月22日（公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從1917年3月5日（公曆18日）起，《真理報》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的中央機關報。）和共產國際方面的職務；
(5)因此，布哈林收回他在1月30日的聲明。
根據上述情況，委員會認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提出從政治上評定布哈林的錯誤的決議草案，並建議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收回現有一切文件（發言的速記記錄等等）。
委員會建議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為布哈林在《真理報》主編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的崗位上進行正常工作保證一切必要的條件。」
如果我們的路線確實是一條，只是我們在理解上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那麼，為什麼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絕這個和解方案呢？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本來應當竭力抓住政治局向他們提出的這個和解方案，以便消除黨內的緊張局面，造成政治局內同心協力工作的環境，這難道很難理解嗎？
有人談到黨的統一，談到政治局內的集體工作。但是，誰想達到真正的統一併重視工作的集體性，誰就應當接受這個和解方案，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究竟為什麼拒絕這個和解方案呢？
如果我們的路線是一條，那麼天地間既不會有2月9日的三人團宣言，也不會有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絕中央政治局向他們提出的和解方案的事，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不，同志們，如果看看上面所說的事實，那就可以看出你們所說的有一條共同路線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可見實際上我們不是一條路線，而是兩條路線，其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另一條是布哈林集團的路線。◎第117頁◎
李可夫在他的發言中說我們的總路線是一條，這是說謊。他想以此掩飾他自己的那條不同於黨的路線的路線，以便暗中破壞黨的路線。機會主義的政策正是在於抹殺意見分歧，掩蓋黨內的真實情況，掩飾自己的立場，使黨不能把問題完全弄清楚。
機會主義需要這樣的政策是為了什麼呢？為了用路線一致的空談做掩護，而在實際上執行它自己的那條不同於黨的路線的路線。李可夫在這次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發言中就是採取了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
不妨聽一聽列寧同志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對一般機會主義者所做的評定。這個評定對我們所以重要，不僅是由於它的一般意義，而且是因為它對李可夫完全適用。
列寧關於機會主義和機會主義者的特點是這樣說的：
「談到和機會主義作鬥爭的時候，決不應當忘記整個現代機會主義在各個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徵：模稜兩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機會主義者按其本性來說總是迴避明確地肯定地提出問題，企圖找出一種合力，在兩種互相排斥的觀點之間象游蛇一樣迴旋，力圖既『同意』這一觀點，又『同意』另一觀點，把自己的不同意見歸結為小小的修正、懷疑、善良天真的願望等等。」（《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320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1卷第499頁。——編者注）
這就是機會主義者的面目，他們害怕明確性和肯定性，力圖掩蓋事物的真實情況，抹殺黨內真正的意見分歧。
是的，同志們，應當善於正視現實，不管現實多麼令人不愉快。如果我們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就很危險了。布爾什維克同其他一切政黨的區別之一就是他們不怕真理，不怕正視真理，不管真理多麼令人痛苦。而現在的真理是：我們實際上沒有一條共同的◎第118頁◎路線。有一條路線是黨的路線，是革命的、列寧的路線。但同時還有另一條路線，即布哈林集團的路線，這條路線用發表反黨宣言的方法，用辭職的方法，用誣衊黨的方法，用暗中破壞黨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為組織反黨聯盟進行幕後談判的方法來反對黨的路線。這第二條路線是機會主義的路線。
這是用任何外交辭令，用任何關於只有一條路線的狡猾聲明等等都掩蓋不了的事實。
二 階級變動和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它們是和什麼有關的呢？
它們首先是和最近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內所發生的階級變動問題有關的。有些同志以為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帶有偶然性。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是在最近發生的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基礎上產生的，這種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造成了發展中的轉變。
布哈林集團的主要錯誤在於他們看不見這種變動和這種轉變，看不見而且不願意看見這種變動和這種轉變。正因為如此，他們就不了解黨和共產國際的新任務，而這種不了解就成了布哈林反對派的特徵。
布哈林反對派的領導者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發言中完全避開了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問題，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甚至絲毫沒有暗示一下我們的意見分歧正是和這種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有關的。同志們，這一點你們◎第119頁◎是否注意到了呢？他們無所不談，既談哲學，又談理論，但是對於決定當前我們黨的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那些階級變動卻一句話也沒有提到。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怪事呢？也許是因為健忘？當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記主要東西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和不了解目前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內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這是因為他們忽略了主要東西，忽略了政治家沒有權利忽略的階級變動。正因為如此，布哈林反對派在我們黨的新任務面前就顯得張皇失措和束手無策。
請你們回想一下我們黨內最近的一些事件。請你們回想一下最近黨因為我們國內發生新的階級變動而提出的那些口號。我說的是這樣一些口號：自我批評的口號，加強反官僚主義鬥爭和清洗蘇維埃機關的口號，培養新的經濟工作幹部和紅色專家的口號，加強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的口號，向富農進攻的口號，降低產品成本和徹底改進工會實際工作的口號，清黨的口號等等。有些同志覺得這些口號令人膽戰心驚，頭暈眼花。可是很明顯，這些口號是當前黨最迫切最需要的口號。
最初，我們因為沙赫特案件（註：指1923—1928年頓巴斯的資產階級專家反革命組織進行暗害活動的事件，由於這個組織是1928年初在頓巴斯的沙赫特區破獲的，故稱沙赫特案件。1928年5月18日—7月6日，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在莫斯科對這一案件進行了公開的審判。審判表明，沙赫特暗害分子執行過去煤礦老闆（俄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家）和外國間諜機關交給的任務，對頓巴斯煤炭工業進行破壞。他們故意進行不合理的開採以減少採煤量，從國外採購質量低劣的過時的設備，毀壞貴重機器和通風設備，炸毀礦井，燒毀工廠和發電站。他們還有意破壞消費品的供應，違反蘇維埃勞動保護法，使礦工物質生活條件惡化，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脅。——第6、35、56、120、271頁。）而重新提出了新的經濟工作幹部的問題，培養工人階級出身的紅色專家來代替舊專家的問題。
沙赫特案件表明了什麼呢？沙赫特案件表明了：資產階級還遠沒有被消滅，他們對我國經濟建設正在組織而且以後還會組織暗害活動，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一部分黨組織忽略了我們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因此必須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來鞏固並改善我們的組織，提高並加強我們組織的階級警惕性。
因此就著重提出了自我批評口號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不大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把我們各個組織的工作置於群眾的◎第120頁◎監督之下，就不能改善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黨組織，就不能把建設社會主義和鎮壓資產階級暗害活動的工作向前推進。暗害活動不僅在產煤區，而且在金屬生產方面，在軍事工業方面，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內，在金鉑工業等等方面，都曾經發生並且繼續在發生，這是事實。因此就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
其次，由於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由於富農進行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動，我們著重提出了全力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向富農進攻、對富農和富裕分子使用強迫手段收購糧食的問題。
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表明了什麼呢？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表明了：富農並沒有打瞌睡，富農在發展，他們在暗中破壞蘇維埃政權的政策，而我們的黨組織、蘇維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不是看不見敵人，就是遷就敵人，不和敵人作鬥爭。
因此就再一次著重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提出了檢查和改善我們黨組織、合作社組織和一般收購機關的口號。
再其次，由於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工業和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不斷降低產品成本、加強勞動紀律、開展社會主義競賽等等口號。這些任務要求重新審查工會和蘇維埃機關的全部實際工作，徹底活躍這些組織，並清除這些組織里的官僚主義分子。
因此就著重提出了反對工會和蘇維埃機關里的官僚主義的口號。
最後，關於清黨口號的問題。如果以為不砥礪黨本身就可以鞏固我們的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就可以清除這些組織里的官僚主義惡習，那就可笑了。毫無疑問，官僚主義分子不僅在經濟組織、合作社組織、工會組織和蘇維埃組織里存在著，而且還在黨本身的各級組織里存在著。既然黨是所有這◎第121頁◎些組織的領導力量，那麼很明顯，清黨是徹底活躍和改善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的必要條件。因此就提出了清黨的口號。
這些口號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們自己可以看出，這些口號不是偶然的。它們是一根分不開的鏈條上的不可缺少的環節，這根鏈條就叫作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
這些口號首先是和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我國工業和我國農業的時期有關的。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國民經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社會主義向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實行全線進攻。這是我國工人階級向建成社會主義方面前進的一個極大的進展。但是為了進行這種改造，必須首先提高和加強在經濟、蘇維埃和工會方面以及在黨和合作社方面的社會主義建設幹部，必須砥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清除這些組織里的髒東西，必須提高千百萬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的積極性。
其次，這些口號是和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抵抗社會主義進攻的事實有關的。決不能認為所謂沙赫特案件是偶然的。現在我們的一切工業部門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經落網，但是還遠沒有捕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暗害活動是抵抗發展中的社會主義的最危險的形式之一。這種暗害活動所以危險，尤其是因為它和國際資本有聯繫。資產階級的暗害活動毫無疑問地證明：資本主義分子還遠沒有放下武器，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進行新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發動。
至於農村的資本主義分子，那更不能認為已經繼續了一年多的富農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動是偶然的。很多人至今還不能解釋為什麼富農在1927年以前自發地拿出糧食，而在1927年以後不再自發地拿出糧食了。但是，這種情況是不足為奇的。過去富農的力量還比較弱，沒有可能把自己的經濟認真搞好，沒有足夠◎第122頁◎的資本來鞏固自己的經濟，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或幾乎全部的餘糧運到市場上去；而現在，經過連年豐收，他們的經濟已經搞好了，他們已經積蓄了必要的資本，於是他們就有可能在市場上玩弄手腕，就有可能把糧食這種寶中之寶囤積起來作為自己的後備，而寧願把肉類、燕麥、大麥以及其他次要農產品運到市場上去。現在希望富農會自願地拿出糧食是可笑的。
這就是現在富農抗拒蘇維埃政權的政策的根源。
城鄉資本主義分子抵抗社會主義的進攻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變更兵力部署，以便保持舊制度，反對新制度。不難了解，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可是要擊破階級敵人的抵抗並為社會主義的前進掃清道路，除了其他一切辦法以外，還必須砥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清除這些組織里的官僚主義，提高這些組織的幹部，並動員千百萬工人階級群眾和農村勞動階層群眾去反對城鄉資本主義分子。
我們黨目前的口號就是在這種階級變動的基礎上產生的。
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變動也應當這樣說。如果以為資本主義的穩定沒有變化，那就可笑了。如果斷言穩定日益鞏固，日益牢靠，那就更可笑了。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穩定每月每日都在毀壞，都在動搖。爭奪國外市場和原料的鬥爭的尖銳化，軍備的擴充，美英之間對抗的加劇，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左傾，歐洲各國罷工和階級搏鬥時期的到來，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內）革命運動的發展，世界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所有這些事實都毫無疑問地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裡，促成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正在增長。
由此就產生了加緊和社會民主黨，首先是和它的「左」翼作鬥爭的任務，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支柱。◎第123頁◎
由此就產生了加緊和共產黨內的右傾分子作鬥爭的任務，因為他們是社會民主黨影響的代理人。
由此就產生了加緊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的任務，因為它是機會主義在共產黨內的隱蔽所。
由此就產生了清除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口號。
由此就產生了共產主義在工會中的所謂新策略。
有些同志不懂得這些口號的意義和作用。但是馬克思主義者任何時候都懂得：不實現這些口號，就不能準備無產階級群眾去進行新的階級戰鬥，就不能戰勝社會民主黨，就不能挑選出能夠率領工人階級進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真正領袖。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國內和資本主義國家內所發生的階級變動，我們黨目前在對內政策方面和在共產國際方面的口號就是在這些階級變動的基礎上產生的。
我們黨看到了這些階級變動。它了解新任務的意義並動員力量去解決這些任務。所以它有充分準備應付事變。所以它不怕擺在它面前的困難，因為它對克服困難已經有了準備。
布哈林集團糟糕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看不見這些階級變動，不了解黨的新任務。正因為他們不了解黨的新任務，所以他們總是表現張皇失措，他們總是準備逃避困難，在困難面前退卻，放棄陣地。
你們看見過在葉尼塞那樣的大河上遇到風暴的漁夫嗎？我看見過不止一次。有一種漁夫在風暴來臨時動員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夥伴，勇敢地划著船迎著風暴前進：「弟兄們，把舵掌得更穩些，破浪前進，我們一定會勝利！」
但是也有另一種漁夫，他們一感到風暴要來臨就灰心喪氣，叫苦連天，瓦解自己隊伍的士氣：「真倒霉，風暴就要來了，弟兄們，躺◎第124頁◎在船底里，閉上眼睛，也許能僥倖衝到岸邊。」（全場大笑）
布哈林集團的方針和行動同在困難面前張皇退卻的第二種漁夫的方針和行動一模一樣，這還用得著證明嗎？
我們說，歐洲新的革命高潮的條件正在成熟，這種情況向我們提出了新任務，要求我們加緊同共產黨內的右傾作鬥爭，把右傾分子驅逐出黨，加緊同掩護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加緊同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作鬥爭等等。可是布哈林回答我們說，這一切都是空話，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新任務，實際上是大多數中央委員想對他布哈林進行「惡意攻擊」。
我們說，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向我們提出了新任務，要求我們不斷降低產品成本和加強企業中的勞動紀律，要實現這些任務，非根本改變工會的全部實際工作不可。可是托姆斯基回答我們說，這一切都是空話，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新任務，實際上是大多數中央委員想對他托姆斯基進行「惡意攻擊」。
我們說，國民經濟的改造向我們提出了新任務，要求我們加緊同蘇維埃機關和經濟機關里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清除這些機關里的腐化分子、異己分子和暗害分子等等。可是李可夫回答我們說，這一切都是空話，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新任務，實際上是大多數中央委員想對他李可夫進行「惡意攻擊」。
同志們，這難道不可笑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除了自己的肚臍以外，看不見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布哈林集團不幸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看不見新的階級變動，不了解黨的新任務。正因為他們不了解黨的新任務，所以他們不得不做事變的尾巴，在困難面前低頭。
我們的分歧的根源就在這裡。◎第125頁◎
三 在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看不見和不了解由於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條件日益增長而向共產國際提出的新任務：把右傾分子驅逐出共產黨、制止調和態度並清除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完全證實了這種情況。
這方面的意見分歧是從什麼事情開始的呢？
是從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代表大會（註：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於1928年7月17日—9月1日在莫斯科舉行。參加大會的有來自五十七個國家的五十個共產黨和十五個其他組織的代表共五百一十五名。大會討論了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活動的總結報告、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還討論了消除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的辦法、共產國際綱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問題、蘇聯經濟狀況和聯共（布）黨內狀況，批准了共產國際章程。大會在決議中指出，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增長必然會引起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急劇尖銳化。大會根據工人階級鬥爭的新條件規定了共產國際的任務，並動員各國共產黨加緊同右傾這個主要危險以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大會指出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這些成就對於鞏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陣地的意義，號召全世界勞動者保衛蘇聯。史達林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並被選入大會主席團、綱領委員會以及擬訂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任務提綱的政治委員會。）的關於國際形勢的提綱開始的。通常，提綱都是預先經過聯共（布）代表團審查的。可是這一次沒有遵守這個條件。於是由布哈林簽署的提綱在送交聯共（布）代表團的同時也分發給了出席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各國代表團。但是提綱中的許多條文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對這個提綱提出了大約二十處的修正。
這種情況使布哈林的處境有些尷尬。但這是誰的過錯呢？布哈林為什麼不經聯共（布）代表團審查就把提綱分發給各國代表團呢？既然提綱不能令人滿意，聯共（布）代表團能夠不提出修正嗎？結果弄成了這樣：聯共（布）代表團實際上等於提出了一個關於國際形勢的新提綱，各國代表團就把它和布哈林簽署的原來的提綱對立起來。很明顯，如果布哈林不急於把自己的提綱分發給各國代表團，就不會有這種尷尬的處境了。
我想指出聯共（布）代表團對布哈林的提綱所提出的四個主要修正。我所以想指出這幾個主要修正，是為了更清楚地揭示在共產國際各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的性質。◎第126頁◎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資本主義穩定的性質問題。照布哈林的提綱說來，目前沒有發生任何動搖資本主義穩定的新現象，相反地，資本主義正在改造，並且基本上相當鞏固。很明顯，對所謂第三個時期，即對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做這樣的估計是聯共（布）代表團不能同意的。所以不能同意，是因為保留對第三個時期的這種估計會使我們的批評家得到藉口，說我們採取了所謂資本主義「恢復元氣」的觀點，即希法亭的觀點，即我們共產黨人所不能採取的觀點。因此，聯共（布）代表團提出了修正，從修正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的穩定是不鞏固的，而且不可能是鞏固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尖銳化，這種穩定正被事變的進程動搖著，而且以後還會被動搖。
同志們，這個問題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具有決定的意義。資本主義的穩定是在動搖還是在鞏固，——共產黨在日常政治工作中的全部方針都要根據這一點來決定。我們現在是處在革命運動低落的時期即單純聚集力量的時期，還是處在形成新的革命高潮的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即準備工人階級迎接即將到來的階級戰鬥的時期，——共產黨的策略方針要根據這一點來決定。聯共（布）代表團所提出而後來為代表大會所採納的修正，好就好在它提出了以第二種前途即以形成新的革命高潮的條件日益增長的前途為依據的明確的方針。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和社會民主黨作鬥爭的問題。在布哈林的提綱中說，和社會民主黨作鬥爭是共產國際各支部的基本任務之一。這當然是對的。但是這還不夠。為了勝利地進行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必須強調和社會民主黨的所謂「左」翼作鬥爭的問題，因為就是這個「左」翼玩弄「左的」詞句並以此巧妙地欺騙工人，從而阻礙工人群眾離開社會民主黨。很明顯，不粉碎「左」翼社會民◎第127頁◎主黨人就不可能戰勝整個社會民主黨。可是在布哈林的提綱中，關於「左」翼社會民主黨的問題竟完全沒有談到。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因此，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對布哈林的提綱提出相應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代表大會採納了。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調和態度問題。布哈林的提綱中說到必須和右傾作鬥爭，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到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因為當我們向右傾宣戰的時候，右傾分子總是裝扮成調和分子，使黨陷於困難的境地。為了防止右傾分子玩弄這種手腕，必須提出堅決和調和態度作鬥爭的問題。因此，聯共（布）代表團認為必須對布哈林的提綱提出相應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代表大會採納了。
第四個問題是關於黨的紀律問題。布哈林的提綱中沒有提到必須在共產黨內保持鐵的紀律。這也是一個不小的缺點。為什麼呢？因為在加緊和右傾作鬥爭的時期，在貫徹清除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這一口號的時期，右傾分子總是組成派別，建立他們自己的派別紀律，違反和破壞黨的紀律。為了使黨不致受到右傾分子的派別襲擊，必須提出黨的鐵的紀律和黨員無條件服從這個紀律的問題。否則就根本談不到和右傾進行嚴重鬥爭。因此，聯共（布）代表團對布哈林的提綱提出了相應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第六次代表大會採納了。
我們能不能不對布哈林的提綱提出這些修正呢？顯然不能。古時候有人關於哲學家柏拉圖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愛柏拉圖，但是我們更愛真理。關於布哈林也可以這樣說：我們愛布哈林，但是我們更愛真理，更愛黨，更愛共產國際。因此，聯共（布）代表團不得不對布哈林的提綱提出這些修正。
這可以說是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的第一◎第128頁◎階段。
我們的意見分歧的第二階段是和所謂維托爾夫和台爾曼事件有關的。維托爾夫是漢堡黨組織的前任書記，被控盜用黨的經費，因此被開除出黨。雖然台爾曼同志和維托爾夫的罪行毫無關係，但是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裡的調和分子竟利用維托爾夫接近台爾曼同志這一點，把維托爾夫事件變成了台爾曼事件，並開始來推翻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你們大概已經從報刊的報道中知道，調和分子埃韋特和格爾哈特當時竟能暫時把德國共產黨的大多數中央委員拉到自己方面去反對台爾曼同志。結果怎樣呢？他們解除了台爾曼的領導職務，誣告他營私舞弊，並且沒有通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沒有得到它的批准就公布了「相應的」決議。
由此可見，他們不但沒有執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和調和態度作鬥爭的指示，不但沒有和右傾以及調和態度作鬥爭，實際上反而極粗暴地違反了這個指示，和德國共產黨的革命領導進行鬥爭，和台爾曼同志進行鬥爭，以便掩護右傾並肯定調和派在德國共產黨隊伍里的地位。
而布哈林不但不去掉轉船舵，扭轉局勢，不但不去恢復被違反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指示的效力，叫調和分子守規矩，反而在他的一封人所共知的信里建議批准調和分子的篡奪行為，把德國共產黨交給調和分子，再度在報刊上誣衊台爾曼同志，再一次宣布台爾曼同志有過錯。而這就叫作共產國際的「領導者」！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領導者」嗎？
中央討論了布哈林的建議並把它否決了。這當然是布哈林所不喜歡的。但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並不是要人們去違反它，而是要人們去執行它。既然第六次代表大會決定向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宣布鬥爭，把德國共產黨的領◎第129頁◎導保持在以台爾曼同志為首的基本核心手中，而調和分子埃韋特和格爾哈特卻想推翻這個決議，那麼布哈林的職責就是叫調和分子守規矩，而不是把德國共產黨的領導讓給他們。這是布哈林的過錯，因為他「忘記了」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
我們的意見分歧的第三階段是和反對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分子的問題，和粉碎布蘭德勒與塔爾海默的派別組織並把這個派別組織的首領開除出德國共產黨的問題有關的。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對這個根本問題的「立場」是：他們總是避不參與這個問題的解決。實質上這是決定德國共產黨的命運的問題。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知道這一點，但總是阻撓這件事，一貫避不參加有關機關的會議。為了什麼呢？大概是為了既在共產國際面前又在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分子面前都不失為「潔白君子」。為了以後可以說：「把布蘭德勒和塔爾海默開除出共產黨的並不是我們布哈林派，而是他們大多數中央委員。」而這就叫作和右傾危險作鬥爭！
最後，我們的意見分歧的第四階段。這個階段是和布哈林在中央十一月全會（註：有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參加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於1928年11月16—24日舉行。全會審查了1928—1929年度國民經濟控制數字，討論了實行七小時工作制的初步總結和繼續實行這種工作制的問題、吸收工人入黨和調整黨的發展問題以及聯共（布）北高加索邊疆區委員會關於農村工作和發展農業的措施的報告。史達林在11月19日的會議上就議程的第一個問題發表了《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演說。——第76、130頁。）前提出的要求有關的。他當時要求從德國召回諾伊曼，要求叫台爾曼同志守規矩，說台爾曼同志似乎在一次講話中批評了布哈林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當然不能同意布哈林的要求，因為我們手裡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實布哈林的要求是對的。布哈林答應提出控訴諾伊曼和台爾曼的文件。可是他什麼文件也沒有提出來。他不但沒有提出文件，反而把安貝爾—德羅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發表的一篇人所共知的講話分發給聯共（布）代表團團員，而這篇講話正是後來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評定為機會主義的講話。布哈林把安貝爾—德羅的講話分發給聯共（布）代表團團員，並把它推薦為控訴台爾曼的材料，想證實他要求召回諾伊曼和要求叫台爾曼同志守規矩是正◎第130頁◎確的。實際上他卻以此證明了他是贊同安貝爾—德羅的，而安貝爾—德羅的立場是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看作機會主義立場的。
同志們，這些就是我們在共產國際各個問題上的主要分歧點。
布哈林認為，我們同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清除德國共產黨內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分子和社會民主黨傳統，把布蘭德勒之流和塔爾海默之流開除出黨，就是「瓦解」共產國際，「毀滅」共產國際。恰恰相反，我們認為，我們實行這樣的政策，強調同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的問題，就是鞏固共產國際，清除共產國際中的機會主義者，使共產國際各支部布爾什維克化，幫助各國共產黨準備工人階級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戰鬥，因為黨是靠清除自身的腐朽物而鞏固起來的。
你們可以看出，這不是聯共（布）中央委員之間單純看法上的細微的差別，而是在共產國際政策的根本問題上的相當嚴重的意見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