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二）
*（註：《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史達林在1952年2—9月間就1951年11月經濟問題討論會的有關問題而寫的著作，包括兩篇論文和兩封書信，最早發表在1952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八期上。這次討論會是聯共（布）中央為評定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而召開的。教科書的第一版於1954年出版。）
關於爾·德·雅羅申科同志的錯誤
今年3月20日，雅羅申科同志寫了一封信分送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信中談到在大家知道的十一月討論會上所討論過的一些經濟問題。他在這封信中申訴說，在討論會的一些總結性的主要文件中以及在史達林同志的《意見》中，雅羅申科同志的「觀點沒有得到任何反映」。此外，雅羅申科同志在信中還建議：請准許他在一年或一年半內編寫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並給他兩個助手來作這一工作。
我認為，必須從實質上來考察雅羅申科同志的申訴和他的建議。
我們先從他的申訴談起。
在上述文件中沒有得到任何反映的雅羅申科同志的「觀點」，究竟是什麼呢？◎582頁◎
一 雅羅申科同志的主要錯誤
如果用一兩句話來評定雅羅申科同志的觀點，那就應該說，他的觀點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因而是極端錯誤的。
雅羅申科同志的主要錯誤就是，他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個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過分誇大了生產力的作用，同時還過分縮小了生產關係的作用，竟至宣布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的一部分。
雅羅申科同志同意承認生產關係在「對抗性的階級矛盾」條件下有某種作用，因為在這裡，生產關係「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但是他把這種作用只看作是消極的作用，是一種阻礙和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的作用。生產關係的其他職能，任何積極的職能，雅羅申科同志是看不到的。
至於說到已經沒有「對抗性的階級矛盾」、生產關係「再也不和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的」社會主義制度時，雅羅申科同志便認為，在這裡，生產關係的任何獨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產關係不再是發展的重大因素，而且被生產力所吞沒，猶如部分被整體吞沒一樣。雅羅申科同志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的生產關係包括在生產力的組織中，作為這種組織的一個手段、一個成分」（見雅羅申科同志給中央政治局的信）。
這樣一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又是什麼呢？雅羅申科同志回答說：「所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問題不在於研究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的生產關係，而在於探討和發展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組織的科學理論、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化的理論。」（見雅羅申科同志在全體討論會上的發言）◎582頁◎
正因為如此，雅羅申科同志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這些經濟問題，如我國經濟中各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價值規律等等，也就不感到興趣，認為這些都是只能引起煩瑣爭論的次要問題。他公然宣稱，在他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不是爭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某些範疇如價值、商品、貨幣、信貸等等的作用，這種爭論在我們這裡常常帶有煩瑣的性質，而是健康地討論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的合理組織以及對這種組織的科學論證」（見雅羅申科同志在分組討論會上的發言）。
這樣就成了沒有經濟問題的政治經濟學了。
雅羅申科同志以為，只要安排好「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就可以沒有特別困難地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了。他認為，只要這樣做，就完全足以過渡到共產主義。他公然宣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鬥爭，就是在社會生產中正確組織生產力和合理使用生產力的鬥爭。」（見在全體討論會上的發言）雅羅申科同志鄭重宣稱：「共產主義就是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
這樣，「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就把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包括無遺了。
雅羅申科同志從這一切便作出結論說，不可能有適用於一切社會形態的統一的政治經濟學，而應該有兩種政治經濟學：一種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以前各種社會形態的政治經濟學，其對象是研究人們的生產關係；另一種是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經濟學，其對象應當不是研究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而是研究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問題。
雅羅申科同志的觀點就是這樣。
對於這種觀點可以講些什麼呢？◎584頁◎
第一，說生產關係在社會歷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這是不對的。當馬克思主義者講到生產關係的阻礙作用時，他們所指的並不是任何生產關係，而只是已經不能適合生產力發展、因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生產關係。但是，大家知道，除了舊生產關係以外，還有代替舊生產關係的新生產關係。可不可以說，新生產關係的作用歸結為阻礙生產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產關係是這樣一種主要的和有決定性的力量，正是它決定生產力進一步的而且是強大的發展，沒有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就註定要萎縮下去，如象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形一樣。
誰也不能否認，我們蘇聯工業的生產力在幾個五年計劃中有巨大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在1917年10月用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發展。如果我國的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中沒有發生這種變革，我國的生產力就會萎縮下去，如象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產力萎縮的情形一樣。
誰也不能否認，我國農業的生產力在最近二十至二十五年中有巨大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在三十年代在農村中沒有用新的集體化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那就不會有這樣的發展。沒有這種生產的變革，我國農業的生產力就會萎縮下去，如象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業的生產力萎縮的情形一樣。
當然，新的生產關係不可能永遠是新的，而且也不永遠是新的，它開始變舊，並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發生矛盾，它開始失去其為生產力的主要推進者的作用，變成生產力的阻礙者。那時候，就出現新生產關係來代替這種已經變舊了的生產關係，新生產關係的作用就是充當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主要推進者。◎585頁◎
生產關係從生產力阻礙者的作用發展到生產力主要推進者的作用，以及從生產力主要推進者的作用發展到生產力阻礙者的作用，——這樣一種發展的特性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主要要素之一。這是現在一切初學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知道的。看來雅羅申科同志卻不知道這一點。
第二，說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的獨立作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在消失，說生產關係是在被生產力吞沒，說社會生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歸結為生產力的組織，這是不對的。馬克思主義是把社會生產看作一個整體，它具有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社會生產力（社會對自然力的關係，社會在與自然力作鬥爭中來取得必要的物質資料）和生產關係（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這是社會生產的兩個不同的方面，雖然它們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聯繫著的。正因為它們是社會生產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所以它們能夠互相影響。硬說這兩個方面中有一個可以被另一個吞沒而變成它的組成部分，就是極嚴重地違反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說：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係，才會有生產。」（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頁）（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2頁。——編者注）
可見，社會生產是由兩個方面組成，這兩個方面雖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聯繫著，但卻反映兩種不同的關係，即人們對自然的關係（生產力）和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生產關係）。只有具備◎586頁◎生產的這兩個方面，才能有社會生產，——不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或其他社會形態下都是一樣。
雅羅申科同志顯然是不完全同意馬克思的。他認為馬克思的這個原理是不適用於社會主義制度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歸結為合理組織生產力的問題，而拋開了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並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脫節。
這樣，在雅羅申科同志那裡，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波格丹諾夫的《普遍組織科學》（註：《普遍組織科學》是亞·亞·波格丹諾夫在1913—1917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該書認為，在階級對抗的社會中，發展的基本動力是建立社會和自然界之間的「均衡」，是「組織」生產力，而生產力是和生產關係無關的單純的工藝學。）之類的東西了。
這樣，雅羅申科同志在把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力量這個正確思想拿過來以後，卻把這個思想弄到了荒謬的地步，竟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的作用；而且，本來是有血有肉的社會生產，在他那裡卻成了片面的和乾癟的生產工藝學，即布哈林的「社會組織技術」（註：參看列寧《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頁。——編者注）之類的東西了。
馬克思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即在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生產中。——約·史達林注〉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編者注）
這就是說，每個社會形態，連社會主義社會也在內，都有自己的由人們生產關係的總和所構成的經濟基礎。於是發生一個問題：在雅羅申科同志那裡，究竟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怎樣的◎587頁◎呢？大家知道，雅羅申科同志已經取消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這個多少帶獨立性的領域，而把生產關係剩下的一點點殘餘歸併到生產力組織之內。試問，社會主義制度有沒有它自己的經濟基礎呢？看起來，既然生產關係這一多少獨立的力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已經消失，那麼社會主義制度只好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了。
這樣就成了沒有自己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了。這是相當可笑的事情……
一般講來，沒有自己經濟基礎的社會制度是不是可能的呢？雅羅申科同志顯然認為是可能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卻認為，這樣的社會制度在世界上是沒有的。
最後，說共產主義是生產力的合理組織，說生產力的合理組織把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包括無遺了，說只要合理地組織生產力，就可以沒有特別困難地過渡到共產主義，這是不對的。在我們的文獻中，對於共產主義有另一個定義，另一個公式，即列寧的公式——「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註：見《列寧全集》第31卷第380頁。——編者注）。雅羅申科同志顯然不喜歡列寧的公式，而代之以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產主義就是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
第一，誰也不明白，雅羅申科同志所吹噓的這個生產力的「最高科學」組織或「合理」組織究竟是什麼，它的具體內容又是什麼。雅羅申科同志在全體討論會和分組討論會上的講話中，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幾十次重複這個神話般的公式，然而他無論在哪一個地方，都沒有試圖用片言隻字來說明，究竟應該怎樣了解這個仿佛把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包括無遺的生產力的「合理組織」。◎588頁◎
第二，如果對這兩個公式加以選擇的話，那麼應該拋棄的，就不是唯一正確的列寧的公式，而是雅羅申科同志的所謂公式，他的這個公式顯然是臆造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是從波格丹諾夫的武器庫——《普遍組織科學》中拿來的東西。
雅羅申科同志以為，只要做到合理地組織生產力，就能獲得極豐富的產品並過渡到共產主義，就能從「按勞分配」的公式過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這是大錯特錯的，這暴露了他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一竅不通。雅羅申科同志過於簡單地、象小孩那樣簡單地想像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雅羅申科同志不了解，如果讓集體農莊集團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經濟事實仍然存在，那就既不能獲得能滿足社會一切需要的極豐富的產品，也不能過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雅羅申科同志不了解，在過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以前，社會必須經過一系列的經濟改造和文化改造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勞動將在社會成員的心目中從僅僅是維持生活的手段變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則成為社會存在的不可動搖和不可侵犯的基礎。
為了準備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口頭上過渡到共產主義，至少必須實現三個基本的先決條件。
1.必須切實保證的，不是生產力的神話般的「合理組織」，而是整個社會生產的不斷增長，而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要占優先地位。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之所以必須占優先地位，不僅是因為這種生產應當保證自己的企業以及國民經濟其他一切部門的企業所需要的裝備，而且是因為沒有這種生產就根本不可能實現擴大再生產。
2.必須用有利於集體農莊因而也有利於整個社會的逐漸過渡的辦法，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並且也用逐◎589頁◎漸過渡的辦法使產品交換制來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權或別的什麼社會經濟中心能夠掌握社會生產的全部產品以利於社會。
雅羅申科同志斷定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沒有任何矛盾。這是錯誤的。當然，我國現今的生產關係是處在這樣一個時期，它完全適合於生產力的增長，推動生產力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滿，以為在我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確了。矛盾無疑是有的，而且將來也會有的，因為生產關係的發展落後於並且將來也會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只要領導機關執行正確的政策，這些矛盾就不會變成對立，而這樣也就不會弄到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如果我們執行類似雅羅申科同志所推薦的不正確的政策，那就會是另一種情形了。在這種情況下，衝突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國的生產關係就可能變成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極嚴重的阻礙者。
因此，領導機關的任務在於及時地看出日益增長的矛盾，並及時地採取措施，使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的增長，來克服這種矛盾。這裡所涉及的首先是集團的即集體農莊的所有制、商品流通這樣一些經濟現象。當然，在目前，這些現象還被我們有成效地用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而且它們對於我國社會肯定是有益的。毫無疑問，它們在最近的將來也還會是有益的。但同時這些現象已在開始阻礙我國生產力的強大發展，因為它們造成一種障礙，妨礙把全部國民經濟、特別是把農業完全納入國家計劃，如果看不出這點，那就是不可原諒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這些現象就會愈加阻礙我國生產力的進一步增長。所以，任務就在於，通過把集體農莊所有制逐漸變成全民所有制的辦法，通過以產品交換制——也是逐漸地——代替商品流通的辦法，來消除這些矛盾。◎590頁◎
3.必須把社會的文化發展到足以保證社會一切成員全面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使社會成員都能獲得足以成為社會發展中的積極活動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選擇職業，不致由於現存的分工而終身束縛於某一種職業。
為了做到這點，究竟需要什麼呢？
如果認為不用大大改變現今的勞動狀況，就可以使社會成員的文化達到這樣巨大的發展，那就不正確了。為了做到這點，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勞動時間至少縮短到六小時，然後再縮短到五小時。這是使社會成員有充分的自由時間來獲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為了做到這點，需要實行普遍義務綜合技術教育，這是使社會成員有可能自由選擇職業，而不致終身束縛於某一種職業所必需的。再其次，為了做到這點，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條件，把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至少提高一倍，也許還要更多，辦法是不僅直接提高貨幣工資，而且特別重要的，是繼續不斷地降低日用品價格。
準備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就是這樣。
只有把這一切先決條件全部實現之後，才可以希望，勞動將在社會成員心目中從累贅變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馬克思）（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編者注），「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恩格斯）（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33頁。——編者注），公有制將被社會全體成員看作是社會存在的不可動搖和不可侵犯的基礎。
只有把這一切先決條件全部實現之後，才可以從社會主義的公式「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公式「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這將是從一種經濟即社會主義經濟到另一種更高的經濟即共產主義經濟的根本過渡。◎591頁◎
可見，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件事，並不象雅羅申科同志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如果象雅羅申科同志那樣，企圖把這件需要進行極大經濟變更的複雜多樣的事情整個歸結為「生產力的合理組織」，那就等於用波格丹諾夫主義來偷換馬克思主義。
二 雅羅申科同志的其他錯誤
1.雅羅申科同志從自己不正確的觀點出發，作出了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對象的不正確的結論。
雅羅申科同志認為每一社會形態有它自己的獨特的經濟規律。他從這點出發，就否認需要有適用於一切社會形態的統一的政治經濟學。但他是完全不對的，他在這裡是與恩格斯、列寧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背道而馳了。
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反杜林論》）（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9頁。——編者注）。因此，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某一種社會形態的經濟發展規律，而是各種社會形態的經濟發展規律。
大家知道，列寧是完全同意這點的，他在對布哈林的小冊子《過渡時期的經濟》所作的評註中說，布哈林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局限於商品生產，首先是局限於資本主義生產，這是不對的；他同時指出，在這裡，布哈林是「比恩格斯倒退了一步」（註：參看《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頁。——編者注）。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中所下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是與◎592頁◎此完全符合的。在這個未定稿中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和分配的規律」的科學。
這是很明白的。各種社會形態在它的經濟發展中，不僅服從自己特有的經濟規律，而且還服從一切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規律，例如，在作為整體的社會生產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的規律，在一切社會形態發展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關係的規律。所以，各個社會形態不僅以自己特有的規律互相分開著，而且以一切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規律互相聯繫著。
恩格斯說得完全對：
「要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全面地進行這樣的批判，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於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並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反杜林論》）（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90頁。——編者注）
顯然，在這裡，在這個問題上，雅羅申科同志是和布哈林相呼應的。
其次，雅羅申科同志斷定說：在他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不是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某些範疇如價值、商品、貨幣、信貸等等，而是健康地討論社會生產中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因而這種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不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而是「探討和發展生產力組織的科學理論、國民經濟計劃化的理論等等」；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在喪失自己獨立的作用，並被生產力吞沒而成為它的組成部分。
必須說，在我們這裡還沒有一個發了瘋的「馬克思主義者」講過這種胡說八道的話。沒有經濟問題即生產問題的社會主義政治◎593頁◎經濟學是什麼意思呢？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嗎？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用生產力組織問題來代替經濟問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雅羅申科同志正好是這樣做的，——他在取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裡，他與布哈林扭在一起了。布哈林說過，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政治經濟學也必定消滅（註：參看列寧《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頁。——編者注）。雅羅申科同志沒有這樣說，卻在這樣做，卻在取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誠然，他同時裝出不完全同意布哈林的樣子，但這是詭計，而且是一錢不值的詭計。事實上，他所做的正是布哈林所鼓吹而為列寧所反對的事情。雅羅申科同志是在跟著布哈林的尾巴跑。
其次，雅羅申科同志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歸結為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問題，歸結為國民經濟計劃化的問題等等。但是他大錯特錯了。生產力合理組織的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化的問題等等，並不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而是領導機關經濟政策的對象。這是兩個不同的領域，不能混為一談。雅羅申科同志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們生產關係發展的規律；經濟政策則由此作出實際結論，把它們具體化，在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經濟政策的問題堆壓在政治經濟學上，就是葬送這門科學。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這裡包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產生的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2頁。——編者注）；（三）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這一切共◎594頁◎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對象。
這個定義中沒有用恩格斯定義中的「交換」一詞。所以沒有用，是因為「交換」一詞通常被許多人了解為商品交換，這種交換不是一切社會形態而只是某些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現象，這有時就會引起誤會，雖然恩格斯所說的「交換」不僅是指商品交換。但是，恩格斯用「交換」一詞所指的東西，顯然在上述定義中已作為其組成部分包括在內了。因而，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這個定義，就其內容講來，是和恩格斯的定義完全符合的。
2.當人們談到某一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規律時，他們通常是從下列這點出發的：社會形態不能有幾個基本經濟規律，它只能有某一個基本經濟規律來作為基本規律。不然的話，每個社會形態就會有幾個基本經濟規律，而這是和基本規律的概念本身相矛盾的。然而，雅羅申科同志並不同意這點。他認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可以不是一個，而是幾個。這是難以相信的，但這是事實。他在全體討論會上的發言中說：
「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物質總量的多少和比例，是由被吸引到社會生產中的現有勞動力和勞動力增長的前途來決定的。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它決定著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結構。」
這是他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
雅羅申科同志在同一發言中宣稱：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的比例關係，是由生產資料生產的需要決定的，這種生產規模必須把一切能勞動的人口吸引到社會生產中來。這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同時又是我國憲法根據蘇聯人享有勞動權這點所提出的要求。」
這是所謂的第二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
最後，雅羅申科同志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宣稱：◎595頁◎
「從這點出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在我看來，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社會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生產不斷增長和日益完善。」
這已經是第三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了。
所有這些規律都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呢，或者僅僅它們中間的一個才是呢？如果是它們中間的一個，那麼究竟是哪一個呢？對於這些問題，雅羅申科同志在最後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並沒有給予回答。他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表述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時，想必是「忘記了」他在三個月前全體討論會上的講話中他已經表述過的其他兩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大概他以為別人不會注意這個很成問題的手法。但他的打算顯然是落空了。
我們就假定，雅羅申科同志所表述的前兩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已不存在，就假定雅羅申科同志現在認為在他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中所表述的第三個公式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我們來看一看雅羅申科同志的這封信吧。
雅羅申科同志在這封信中說，他不同意史達林同志在《意見》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定義。他說：
「在這個定義中主要的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這裡表明，生產是達到滿足需要這個主要目的的手段。這個定義使人有根據認為，你所表述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不是從生產占首要地位出發，而是從消費占首要地位出發的。」
顯然，雅羅申科同志完全沒有了解問題的本質，並且看不見，談論消費或者生產占首要地位，這與問題毫不相干。當人們講到某種社會過程對其他過程占首要地位時，他們的出發點通常是：這兩種過程多少是同一類的。可以而且必須說，生產資料的生產對消費資料的生產占首要地位，因為在這兩種場合下，我們所說的都◎596頁◎是生產，因而它們多少是同一類的。但決不能說消費對生產占首要地位或生產對消費占首要地位，如果這樣說，那就是不正確的。因為生產和消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誠然，這是兩個互相聯繫著、但畢竟各不相同的領域。雅羅申科同志顯然不了解，這裡所說的不是消費或生產占首要地位，而是社會給社會生產定出什麼目的，它使社會生產——比方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服從於什麼任務。因此，雅羅申科同志關於「生產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基礎，猶如是其他任何社會的生活基礎一樣」的說法，也是與問題毫不相干的。雅羅申科同志忘記了，人們不是為生產而生產，而是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生產。他忘記了，跟滿足社會需要脫節的生產是會衰退和滅亡的。
究竟可不可以講社會主義生產或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講資本主義生產或社會主義生產所服從的任務呢？我以為是可以而且應當的。
馬克思說：
「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不是生產商品，而是生產剩餘價值或利潤（在其發展的形式上）；不是產品，而是剩餘產品。從這一觀點出發，勞動本身只有在為資本創造利潤或剩餘產品的情況下才是生產的。如果工人不創造這種東西，他的勞動就是非生產的。因此，所使用的生產勞動量只是在剩餘勞動量由於它——或者比例於它——而增長的情況下，才會使資本感到興趣。我們稱為必要勞動時間的東西，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是必要的。如果勞動不產生這種結果，它就是多餘的，就要被制止。
資本主義生產的始終不變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預付資本生產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在這種結果不是靠工人的過度勞動取得的情況下，這是資本的這樣一種趨勢：力圖用儘可能少的花費——節約人力和費用——來生產一定的產品……
從這種理解來看，工人本身就象他們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表現的那樣，只是生產資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產的目的。」（見《剩餘價值理論》第◎597頁◎2卷第2冊）（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第624—625頁。——編者注）
馬克思這些話之所以精闢，因為這些話不僅簡要而精確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而且提示了應當向社會主義生產提出的主要目的，主要任務。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取得利潤，至於消費，只有在保證取得利潤這一任務的限度內，才是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在這以外，消費問題對於資本主義就失去意義。人及其需要就從視野中消失了。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什麼呢？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應當服從的主要任務又是什麼呢？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利潤，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滿足人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象史達林同志的《意見》中所說的那樣，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註：見本卷第569頁。——編者注）。
雅羅申科同志以為這裡所說的是消費對生產「占首要地位」。這當然是糊塗想法。其實，我們這裡的問題不是消費占首要地位，而是社會主義生產服從於它的主要目的——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
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就是這樣。
雅羅申科同志想保持生產對消費的所謂「占首要地位」，於是斷定說：「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就是「社會的物質和文化條件的生產不斷增長和日益完善」。這是完全不對的。雅羅申科同志◎598頁◎粗暴地歪曲了和損害了史達林同志《意見》中所表述的公式。在雅羅申科同志那裡，卻把生產從手段變成了目的，而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卻被取消了。結果弄成生產增長是為了生產增長，生產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就從雅羅申科同志的視野里消失了。
所以，毫不奇怪，作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人既已消失，雅羅申科同志「概念」里剩下的一點點馬克思主義也隨之消失了。
這樣，在雅羅申科同志那裡，就弄成了不是生產對消費「占首要地位」，而好象是資產階級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占首要地位」這類的東西了。
3.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問題是要單獨談一談的。雅羅申科同志斷定說，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僅僅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理論，它不包含對於其他社會形態——其中也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形態——能發生效力的什麼東西。他說：
「把馬克思給資本主義經濟制定的再生產公式搬到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上來，是對馬克思學說作教條主義理解的結果，而且是和他的學說的本質相矛盾的。」（見雅羅申科同志在全體討論會上的發言）
其次，他斷定說：「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不符合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不能作為研究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基礎。」（同上）
講到馬克思在其中規定了生產資料的生產（第Ⅰ部類）和消費資料的生產（第Ⅱ部類）之間的一定比例關係的簡單再生產理論時，雅羅申科同志說：
「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的比例關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是由馬克思的第Ⅰ部類的v+m和第Ⅱ部類的c這個公式（註：在這裡，v指可變資本，m指剩餘價值，c指不變資本。這個公式見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20章。——編者注）所決定的。在社會主義條◎599頁◎件下，上述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在發展中的相互聯繫是不應當存在的。」（同上）
他斷定說：「馬克思所制定的關於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的比例關係的理論，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是不適用的，因為馬克思這個理論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經濟及其規律。」（見雅羅申科同志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
雅羅申科同志就是這樣糟蹋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
當然，馬克思由於研究資本主義生產規律的結果而制定出來的再生產理論是反映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自然也就具有商品的資本主義的價值關係的形式。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中，如果僅僅看到這個形式，而看不出它的基礎，看不出它那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發生效力的基本內容，就是一點也不懂得這個理論。假如雅羅申科同志稍微懂得這個理論，那麼他也就會懂得這個顯而易見的真理：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決不只限於反映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它同時還包含有對於一切社會形態——特別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發生效力的許多關於再生產的基本原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這些基本原理，比如關於社會生產之分為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的原理；關於在擴大再生產下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占優先地位的原理；關於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之間的比例關係的原理；關於剩餘產品是積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關於社會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關於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這一切基本原理，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在計劃國民經濟時，不運用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雅羅申科同志本人雖然如此高傲地蔑視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但他在討論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時卻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去求助於這些「公式」。◎600頁◎
列寧、馬克思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列寧對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註，是大家都知道的。在這些意見中，大家知道，列寧承認，馬克思關於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的比例關係的公式，也就是雅羅申科同志所極力反對的公式，不論對於社會主義或「純粹共產主義」、即共產主義第二階段，都是有效的。
至於馬克思，那麼大家知道，他不喜歡離開對資本主義生產規律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資本論》中並沒有研究過他的再生產公式是否適用於社會主義的問題。然而，他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二十章《第Ⅰ部類的不變資本》這一節中論述第Ⅰ部類的產品在這一部類內的交換時，順便指出，這一部類內的產品交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象在資本主義生產下那樣不斷地進行。馬克思說：
「如果生產是社會公有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那麼很明顯，為了進行再生產，第Ⅰ部類的這些產品同樣會不斷地再作為生產資料在這個部類的各個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這些產品的生產部門，另一部分則轉入其他生產場所，因此，在這個部類的不同生產場所之間發生一種不斷往返的運動。」（見馬克思《資本論》俄文第8版第2卷第307頁）（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73—474頁。——編者注）
因此，雖然馬克思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規律，但他決不認為他的再生產理論僅僅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顯然認為他的再生產理論對於社會主義生產也會是有效的。
應該指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在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和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經濟時，是從他的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出發的，他認為這些基本原理對於共產主義制度是一定適用的。◎601頁◎
也應該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的那種「共同社會體系」和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時，也是從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出發的，認為這些基本原理對於共產主義制度是一定適用的。
事實就是如此。
結果，在這裡，在再生產問題上，雅羅申科同志雖然對於馬克思的「公式」發出放肆的議論，卻又碰了壁。
4.雅羅申科同志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信的末尾，建議委託他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他寫道：
「根據我在全體討論會和分組討論會上以及這封信中所表述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的定義，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我能在一年內，至多一年半，在兩個人的幫助下，從理論上來解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各種基本問題，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列寧史達林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這個理論定會把這一科學變成人民為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有效武器。」
不能不承認，雅羅申科同志所犯的毛病並不是謙虛。如果使用某些著作家的筆法，可以說：「甚至完全相反。」
上面已經講過，雅羅申科同志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領導機關的經濟政策混為一談。他所認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生產力的合理組織、國民經濟的計劃化、社會基金的形成等等——並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而是領導機關經濟政策的對象。
我更不必說，雅羅申科同志所犯的嚴重錯誤以及他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使我們不能給予他這樣的委託。
結論：◎602頁◎
(1)雅羅申科同志對討論會領導人的控訴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討論會領導人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不能在自己總結性的文件中反映雅羅申科同志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2)雅羅申科同志提出委託他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請求，不能認為是嚴肅的，至少是因為他這請求中充滿著赫列斯塔科夫（註：赫列斯塔科夫是尼·瓦·果戈理的喜劇《欽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個招搖撞騙、虛偽輕浮、厚顏無恥的典型人物。後來「赫列斯塔科夫」成了撒謊家和吹牛家的代名詞。）的氣味。
約·史達林
1952年5月22日
答阿·弗·薩寧娜和弗·格·文熱爾
兩同志
我收到了你們的信。可以看出，你們是在深刻地認真地研究我國的經濟問題。信中有不少正確的說法和有意思的見解。但除此以外，信中也有一些嚴重的理論上的錯誤。我在這封回信中只想談談這些錯誤。
1.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性質問題
薩寧娜和文熱爾兩同志斷定說：「僅僅由於從事物質生產的蘇聯人的自覺行動，才產生出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這一論點是完全不正確的。
是不是在我們之外客觀地存在著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的經濟發展的規律性呢？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規律是存在於我們◎603頁◎之外的客觀規律性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但是薩寧娜和文熱爾兩同志的公式對這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這就是說，這兩位同志是站在不正確理論的觀點上，這種理論斷定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的規律是由社會領導機關所「創造」、「改造」的。換句話說，他們脫離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道路。
當然，人們能發現這些客觀的規律性，認識它們，並且依靠它們，利用它們以利於社會。但是人們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改造」它們。
假定說，我們暫且採取不正確理論的觀點，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生活中有客觀規律性的存在，並宣告可能「創造」經濟規律，「改造」經濟規律。結果會怎麼樣呢？這就會使我們陷身在混亂和偶然性的王國，使我們處在奴隸似地依賴於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們不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簡直無法在這偶然性的混亂中找出頭緒來。
這就會使我們取消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因為不承認客觀的規律性，不研究這些規律性，科學是不能存在和發展的。取消了科學，我們就沒有可能預見國內經濟生活中事變的進程，即沒有可能把哪怕是最起碼的經濟領導工作做好。
歸根到底，我們就會聽憑那班不理解和不考慮客觀規律性而決心「消滅」經濟發展規律和「創造」新規律的「經濟」冒險主義者任意擺布。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里曾經提出了如下一個馬克思主義對這問題的經典說法：
「社會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麼，要使它們愈來愈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604頁◎到我們的目的，這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象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裡的區別，正象雷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一樣，正象火災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區別一樣。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9—320頁。——編者注）
2.關於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辦法問題
為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這當然不是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民的（「國家的」）所有制的水平，必須採取些什麼辦法呢？
有些同志以為，應該依照從前處理資本主義財產的例子，乾脆把集體農莊財產收歸國有，宣布它是全民的財產。這個建議是完全不正確的，是絕對不能採納的。集體農莊的財產是社會主義的財產，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象處理資本主義財產那樣來處理它。無論如何不能因為集體農莊的財產不是全民的財產，就說集體農莊的財產不是社會主義的財產。
這些同志以為，把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的財產轉歸國家所有，是唯一的或無論如何是最好的國有化形式。這是不對的。事實上，◎605頁◎轉歸國家所有，這並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國有化形式，而是原始的國有化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關於這點所正確說過的那樣。當國家還存在的時候，轉歸國家所有，無疑地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始的國有化形式。但國家並不是永世長存的。隨著社會主義的活動範圍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的擴大，國家將日漸消亡，因而把個別人的財產和個別集團的財產轉歸國家所有的問題當然也就會消失。國家一定消亡，而社會是一定留存下來的。因此，作為全民財產的繼承者的，已經不是將要消亡的國家，而是以中央經濟領導機構為代表的社會本身。
那麼，為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應該採取什麼辦法呢？
薩寧娜和文熱爾兩同志所建議的提高集體農莊所有制的基本辦法是：把集中在機器拖拉機站的基本生產工具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這樣來解除國家對農業提供基本建設投資的負擔，讓集體農莊自己負責維持和發展機器拖拉機站。他們說：
「如果以為集體農莊的投資應該主要用在集體農莊的文化需要上，而用於農業生產需要的投資，大部分仍舊應該由國家負擔，那就不正確了。由於集體農莊已經完全能夠把這一負擔承當起來，解除國家這一負擔，豈不是更正確些嗎？為了使我國的消費品極其豐富，國家在自己的投資方面還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為了論證這一建議，建議人提出了幾個論據：
第一，建議人援引史達林所說生產資料甚至不出售給集體農莊這句話，而對史達林的這一論點表示懷疑，宣稱國家畢竟在向集體農莊出售生產資料，如象大鐮刀、小鐮刀以及小發動機等等之類的小農具。他們認為，既然國家把這些生產資料出售給集體農莊，那麼國家也可以把機器拖拉機站的機器之類的一切其他生產資料◎606頁◎出售給集體農莊。
這一論據是不能成立的。當然，國家是把小農具出售給集體農莊的，依照農業勞動組合章程和憲法，這是可以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小農具和象機器拖拉機站的機器那樣的農業基本生產資料相提並論，或者，把它們和也是農業基本生產資料之一的土地相提並論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其所以不可以，是因為小農具絲毫也決定不了集體農莊生產的命運，可是象機器拖拉機站的機器以及土地這樣的生產資料，在我國當前的條件下，是完全可以決定農業的命運的。
不難理解，當史達林說生產資料不出售給集體農莊的時候，他所指的不是小農具，而是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即機器拖拉機站的機器、土地。建議人玩弄「生產資料」這個字眼，把兩種不同的東西混為一談，他們不知不覺地碰了壁。
第二，薩寧娜和文熱爾兩同志又引證說，在群眾性的集體農莊運動開始的時期——1929年底和1930年初，聯共（布）中央自己曾經主張把機器拖拉機站轉歸集體農莊所有，同時要求集體農莊在三年內償清機器拖拉機站的價值。他們認為，雖然這事情當時「因為」集體農莊「貧窮」而失敗了，但是現在，當集體農莊已經富裕的時候，可以重新實行這個政策——把機器拖拉機站出售給集體農莊。
這一論據也是不能成立的。在1930年初，聯共（布）中央確實曾經通過一項把機器拖拉機站出售給集體農莊的決定。當時是按照一部分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的建議，作為試驗、作為嘗試而通過這個決定的，為的是在不久之後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加以考察。但頭一次檢查就表明這一決定是不妥當的。過了幾個月，即在1930年底，就把這個決定取消了。◎607頁◎
後來集體農莊運動進一步的增長和集體農莊建設的發展，使集體農莊莊員以及領導工作人員都最後地確信，把農業的基本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中，集中在機器拖拉機站手中，是保證集體農莊生產高速度增長的唯一方法。
我們大家都慶幸我國農業生產的巨大增長，穀物、棉花、亞麻、甜菜等等生產的增長。這種增長的源泉是什麼呢？這種增長的源泉就是現代技術，就是許許多多為這一切生產部門服務的現代化機器。這裡的問題，不僅僅在於技術，而是在於技術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須繼續日新月異地改進，舊的技術必須作廢，代之以新技術，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這樣做，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不斷進步就是不可思議的，要取得豐富的收穫，要使農產品豐富，也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要把幾十萬台輪式拖拉機作廢，代之以履帶拖拉機，把幾萬台陳舊了的聯合收割機作廢，代之以新的聯合收割機，以及例如，為經濟作物製造新的機器，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負擔幾十億的支出，這些支出非經過六至八年之後不能完全收回。即使我國的集體農莊是百萬富翁，它們負擔得了這樣大的支出嗎？不，負擔不了，因為它們沒有力量負擔要在六至八年之後才能完全收回的幾十億的費用。這種支出只有國家才負擔得了，因為國家，並且只有國家才能負擔得起由於舊機器作廢和換用新機器所受到的損失，因為國家，並且只有國家才能在六至八年之內承擔這種損失，直到這筆費用收回為止。
既然如此，那麼要求把機器拖拉機站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使集體農莊遭受巨大損失，使集體農莊破產，破壞農業的機械化，減低集體農莊生產的速度。
由此可得出結論說，薩寧娜和文熱爾兩同志建議把機器拖拉機站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就是向落後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608頁◎圖把歷史的車輪拉向後轉。
就暫且假定一下，我們接受了薩寧娜和文熱爾兩同志的建議，並著手把基本生產工具、機器拖拉機站出售給集體農莊歸其所有。這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第一，結果就會是集體農莊成了基本生產工具的所有者，換句話說，它們就會處於我國無論哪一個企業都沒有的特殊地位，因為大家知道，在我國，甚至國有化的企業也不是生產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麼來作為集體農莊的這種特殊地位的根據呢？這究竟是出於什麼樣的進步的、前進的考慮呢？可不可以說，這樣的地位就會促使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會加快我們的社會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呢？如果說這樣的地位只會使集體農莊所有制離開全民所有制更遠，不是使我們接近共產主義，反而遠離共產主義，豈不是更正確些嗎？
第二，結果就會是擴大商品流通的活動範圍，因為巨量的農業生產工具會投進商品流通的範圍。薩寧娜和文熱爾兩同志是怎麼想的呢？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能不能使我們向共產主義推進呢？說它只會阻礙我們向共產主義前進，豈不是更正確些嗎？
薩寧娜和文熱爾兩同志的基本錯誤是在於他們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作用和意義，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前途不相容的。大概他們以為，就是有商品流通，也可以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去，商品流通是不會妨礙這個事業的。這是由於不了解馬克思主義而犯的嚴重錯誤。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里批評杜林主張的在商品流通條件下活動的「經濟公社」時，確鑿證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會使杜林的所謂「經濟公社」走向復活資本主義的地步。大概，薩寧娜和文◎609頁◎熱爾兩同志是不同意這一點的。那就對他們更糟了。但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從這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發：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以及按照需要來分配產品的共產主義原則，是排斥任何商品交換的，因而也排斥把產品轉化為商品，也就是把產品轉化為價值的。
關於薩寧娜和文熱爾兩同志的建議和論據的情形，就是如此。
為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步驟呢？
集體農莊不是普通的企業。集體農莊是在土地上工作，而它耕種的土地早已不是集體農莊的財產，而是全民的財產。因而，集體農莊並不是它所耕種的土地的所有者。
其次，集體農莊藉以進行工作的基本生產工具，並不是集體農莊的財產，而是全民的財產。因而，集體農莊不是基本生產工具的所有者。
再次，集體農莊是合作企業，它使用自己莊員的勞動，按照勞動日把收入分配給莊員，而且集體農莊有自己年年更換的，用於生產的種子。
試問，集體農莊究竟占有一些什麼？它可以完全自由地任意支配的集體農莊財產又是什麼呢？這種財產就是集體農莊的產品，集體農莊生產的產品，即穀物、肉類、油類、蔬菜、棉花、甜菜、亞麻等等，而建築物和集體農莊莊員園地中的個人副業不計在內。問題在於：這種產品的大部分，即集體農莊生產的剩餘品，進入市場，從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統。正是這種情況現在阻礙著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所以正應該從這一方面展開工作，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610頁◎
為了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須將集體農莊生產的剩餘品從商品流通系統中排除出去，把它們納入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之間的產品交換系統。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裡。
我們還沒有發達的產品交換制度，但是有產品交換的萌芽，即農產品的「換貨」。大家知道，對植棉、種麻、種甜菜和其他的集體農莊的產品早已實行「換貨」了。誠然，這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換貨」，但總算是在「換貨」了。要順便指出：「換貨」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應該用「產品交換」來代替它。任務是在於，要使農業的一切部門中都培植這些產品交換的萌芽，並把它們發展成為廣泛的產品交換系統，使集體農莊用自己的產品換得的不僅是貨幣，而主要是必要的製成品。這樣的制度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農村的產品，所以，推行這種制度不能過分性急，要隨著城市製成品積累的程度而定。但是應該一往直前、毫不猶豫地推行這種制度，一步一步地縮小商品流通的活動範圍，而擴大產品交換的活動範圍。
這樣的制度既縮小著商品流通的活動範圍，就使社會主義易於過渡到共產主義。此外，它使我們有可能把集體農莊的基本財產即集體農莊生產的產品納入全民計劃的總系統中。
在我國現今條件下，要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這將是實際的和有決定意義的辦法。
這樣的制度對於集體農莊的農民是否有利呢？無疑是有利的。其所以有利，是因為集體農莊農民從國家手中獲得的產品，將比在商品流通中獲得的要多得多，價錢也更便宜。大家知道，和政府訂有產品交換（「換貨」）合同的集體農莊所獲得的利益，較之沒有訂立這種合同的集體農莊，要多得無比。如果把產品交換制度◎611頁◎推廣到全國所有的集體農莊，那麼我國全體集體農莊農民就都能享受這些利益了。
約·史達林
1952年9月28日
選自《史達林文選》第571—649頁◎6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