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一）
*（註：《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史達林在1952年2—9月間就1951年11月經濟問題討論會的有關問題而寫的著作，包括兩篇論文和兩封書信，最早發表在1952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八期上。這次討論會是聯共（布）中央為評定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而召開的。教科書的第一版於1954年出版。） 給經濟問題討論會的參加者
對於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
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我已經收到為評定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而舉行的經濟問題討論會的一切文件，其中包括：《關於改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的建議》，《關於消除未定稿中的錯誤和不確切處的建議》，《關於爭論問題的說明材料》。
對於這一切材料，以及對於教科書未定稿，我認為必須提出如下的意見。
1.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規律的性質問題
某些同志否認科學規律的客觀性質，特別是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學規律的客觀性質。他們否認政治經濟學規律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過程的規律性。他們認為，由於歷史賦予了蘇維埃國家以特殊作用，蘇維埃國家、它的領導人能廢除現存的政治經濟學規律，能「制定」新的規律，「創造」新的規律。
這些同志是大錯特錯了。顯然，他們把兩種東西混為一談了：◎539頁◎一種是科學規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會中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另一種是政府頒布的法律，它是依據人們的意志創造出來的，並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這兩種東西是決不能混為一談的。
馬克思主義把科學規律——無論指自然科學規律或政治經濟學規律都是一樣——了解為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人們能發現這些規律，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己的行動中考慮到它們，利用它們以利於社會，但是人們不能改變或廢除這些規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學規律。
這是不是說，例如，自然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即自然力發生作用的結果是根本無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壞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以不受人們影響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現的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在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類似的過程中，人們即使認識了它們的發展規律，也確實無力影響它們。把這些過程除外，在其他許多場合，人們決不是無能為力的，就是說，人們是能夠影響自然界過程的。在一切這樣的場合，人們如果認識了自然規律，考慮到它們，依靠它們，善於應用和利用它們，便能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把自然界的破壞力引導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壞力轉而有利於社會。
我們且從許許多多的例子中舉出一個來看。在上古時代，江河泛濫、洪水橫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莊稼的毀滅，曾經被認為是無法防止的災害，是人們無力抗拒的。可是後來，隨著人類知識的發展，當人們學會了修築堤壩和水電站的時候，就能使社會防止在從前看來是無法防止的水災。不但如此，人們還學會了控制自然界的破壞力，可以說是學會了駕馭它們，使水力轉而有利於社會，利用水來灌溉田地，取得動力。◎540頁◎
這是不是說，人們因而就廢除了自然規律、科學規律，創造了新的自然規律、新的科學規律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問題在於防止水的破壞力量發生作用並利用它以利於社會的這一整個工作程序，是絲毫沒有違反、改變或消滅科學規律，沒有創造新的科學規律的。恰恰相反，這一整個工作程序是確切地根據自然規律、科學規律而實現的，因為對自然規律的任何違反，即使是極小的違反，都只會引起事情的混亂，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壞。
對於經濟發展規律，對於政治經濟學規律——無論指資本主義時期或社會主義時期都是一樣，——也必須這樣說。在這裡，也如在自然科學中一樣，經濟發展的規律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人們能發現這些規律，認識它們，依靠它們，利用它們以利於社會，把某些規律的破壞作用引導到另一方向，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給予其他正在為自己開闢道路的規律以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但是人們不能消滅這些規律或創造新的經濟規律。
政治經濟學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它的規律與自然科學的規律不同，不是長久存在的；政治經濟學規律，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數，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發生作用的，以後，它們就讓位給新的規律。但是原來的這些規律，並不是被消滅，而是由於出現了新的經濟條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讓位給新的規律，這些新的規律並不是由人們的意志創造出來，而是在新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產生的。
有人引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引證他的這樣一個公式：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人們將獲得支配自己生產資料的權力；他們將擺脫社會經濟關係的壓迫而獲得自由，成為自己社會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這種自由叫作「被認識了的必然◎541頁◎性」（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53頁。——編者注）。究竟「被認識了的必然性」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人們認識了客觀的規律（「必然性」）之後，就會完全自覺地運用這些規律以利於社會。正因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說道：
「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著人們的自然規律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3頁。——編者注）
可見，恩格斯的這個公式，對那些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消滅現存經濟規律和創造新經濟規律的人們，決不是有利的。恰恰相反，這個公式所要求的不是消滅經濟規律，而是認識它們和善於運用它們。
有人說，經濟規律具有自發性質，這些規律所發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會在它們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是不對的。這是把規律偶像化，是讓自己去做規律的奴隸。已經證明：社會在規律面前並不是無能為力的，社會認識了經濟規律以後，依靠它們，就能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利用它們以利於社會，並「駕馭」它們，正如在自然力及其規律方面的情形一樣，正如上面所舉的江河泛濫的例子一樣。
有人援引蘇維埃政權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的特殊作用，仿佛這種作用使蘇維埃政權有可能去消滅現存的經濟發展規律，並「制定」新的經濟發展規律。這也是不對的。
蘇維埃政權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兩種情況造成的：第一，蘇維埃政權不能象以往的革命那樣，以另一種剝削形式去代替一種剝削形式，而必須消滅任何剝削；第二，由於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必須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542頁◎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這個任務無疑是困難而複雜的，是沒有先例的。然而蘇維埃政權光榮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這個任務，並不是因為它消滅了什麼現存的經濟規律，「制定了」什麼新的經濟規律，而僅僅是因為它依靠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規律。當時我國的生產力，特別是工業中的生產力，是具有社會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卻是私人的，資本主義的。蘇維埃政權依據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規律，把生產資料公有化，使它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因而消滅了剝削制度，創造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如果沒有這個規律，不依靠這個規律，蘇維埃政權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的。
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經濟規律，早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為自己開闢道路。它之所以還沒有為自己開闢出道路來，還沒有獲得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是因為它遇到了社會上衰朽力量的極強烈的反抗。在這裡，我們碰到了經濟規律的另一個特點。在自然科學中，發現和應用新的規律或多或少是順利的；與此不同，在經濟學領域中，發現和應用那些觸犯社會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規律，卻要遇到這些力量的極強烈的反抗。因此，就需要有能夠克服這種反抗的力量，社會力量。當時我國有了這種力量，這就是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而在其他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中還沒有這種力量。蘇維埃政權之所以能夠粉碎舊的社會力量，而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規律之所以在我國獲得了充分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秘密就在於此。
有人說，我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必然性，使蘇維埃政權有可能來消滅現存的經濟規律和創造新的經濟規律。這是完全不對的。不能把我們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跟國民經濟有計◎543頁◎劃、按比例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混為一談。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的對立物而產生的。它是當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失去效力以後，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它之所以發生作用，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只有在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經濟規律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這就是說，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規律，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熟練地應用它，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規律的要求的計劃。不能說，我們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完全反映了這個經濟規律的要求。
有人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若干經濟規律，包括價值規律在內，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造過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過的」規律。這也是不對的。規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規律，那也就能消滅規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規律。「改造」規律的論點，就是「消滅」和「制定」規律這種不正確公式的殘餘。雖然關於改造經濟規律的公式早已在我們這裡流行起來，可是為了準確起見，必須把這個公式拋棄。可以限制這些或那些經濟規律發生作用的範圍，可以防止它們的破壞作用（當然，如果有的話），但是不能「改造」或「消滅」規律。
因此，當人們講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經濟力量，講到「支配」它們等等的時候，他們決不是想說：人們能夠「消滅」科學規律或「制定」科學規律。恰恰相反，他們只是想說，人們能夠發現規律，認識它們，掌握它們，學會熟練地運用它們，利用它們以利於社會，從而征服它們，求得支配它們。
總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學的規律是客觀規律，它◎544頁◎們反映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生活過程的規律性。否認這個原理的人，實質上就是否認科學，而否認科學，也就是否認任何預見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認領導經濟生活的可能性。
也許有人會說，這裡所說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和眾所周知的，可是裡面並沒有什麼新東西，因而不值得花費時間來重複眾所周知的真理。當然，這裡的確沒有什麼新東西，但是如果以為不值得花費時間來重複我們所知道的某些真理，那就不對了。問題在於，每年有成千的年輕的新幹部靠近我們領導核心，他們抱著熱烈的願望要幫助我們，抱著熱烈的願望要顯一顯身手，但是他們沒有受到足夠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不知道我們所熟悉的許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蘇維埃政權的巨大成就使他們驚愕萬分，蘇維埃制度異乎尋常的成功沖昏了他們的頭腦，於是他們就以為，蘇維埃政權是「無所不能」的，對它來說「什麼都是輕而易舉」的，它能消滅科學規律，能制定新的規律。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這些同志呢？應該怎樣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去教育他們呢？我認為，有系統地重複所謂「眾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釋這些真理，是對這些同志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的最好的辦法之一。
2.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
某些同志斷定說，黨在我國取得了政權並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後，還保存商品生產，是作得不對的。他們認為，黨在當時就應當消除商品生產。而且，他們還引證了恩格斯的如下的話：
「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見《反杜林論》）（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3頁。——編者注）◎545頁◎
這些同志是大錯特錯了。
我們來分析一下恩格斯的這個公式吧。恩格斯的這個公式不能認為是十分明確的，因為其中沒有指出，究竟是社會占有一切生產資料，還是只占有一部分生產資料，即一切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還是僅僅一部分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這就是說，恩格斯的這個公式可以這樣了解，也可以那樣了解。
在《反杜林論》的另一個地方，恩格斯講到占有「一切生產資料」，講到占有「全部生產資料」。這就是說，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
由此可見，恩格斯所指的是這樣的國家，在那裡，不僅在工業中，而且也在農業中，資本主義和生產集中都充分發達，以致可以剝奪全國的一切生產資料，並把它們轉歸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當然是正確的。
在十九世紀末，在《反杜林論》出版的時候，這樣的國家只有一個，這就是英國，在那裡，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生產集中都已達到這樣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把國內的一切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並且消除商品生產。
在這裡，我撇開了對外貿易對於英國的意義這個問題，而對外貿易在英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是極為巨大的。我認為，只有研究了這個問題之後，才能最終解決英國的商品生產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後的命運問題。
附帶說一句，不僅在十九世紀末，而且在現時，也還沒有一個國家在農業方面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生產集中已經達到了英國那樣◎546頁◎的程度。至於其餘的國家，雖然那裡的農村中也發展了資本主義，可是仍然有一個人數相當多的中小私有生產者階級，這些人的命運是應該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予以確定的。
於是這裡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如果在某個國家內，譬如在我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和推翻資本主義的有利條件已經具備，資本主義在工業中已經使生產資料集中到可以剝奪並轉歸社會所有的程度，可是那裡的農業，雖然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卻分散在人數眾多的中小私有生產者之間，沒有可能提出剝奪這些生產者的問題，那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該怎麼辦呢？
恩格斯的公式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且也不應當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公式是在另一個問題的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另一個問題就是，在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以後，商品生產的命運應當怎樣。
於是就要問，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產資料，而僅僅是一部分生產資料，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有利條件又已經具備，那該怎麼辦呢，——無產階級是否應該奪取政權，在奪取政權以後是否必須立即消滅商品生產呢？
當然，不能把某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答案，他們認為，在這樣的條件下，應該拒絕奪取政權，應該等著資本主義使千百萬中小生產者破產，把他們變為僱農，並使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集中起來，只有在這以後，才可以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問題。顯然，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選擇這樣的「出路」的，如果他們不願意使自己丟盡臉皮的話。
也不能把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答案，他們認為，也許應該奪取政權，並且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化。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能走這條荒謬和犯罪的道◎547頁◎路，因為這樣的道路會斷送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任何可能性，會把農民長久地拋到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陣營里去。
對於這個問題，列寧在關於「糧食稅」的幾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社計劃」中，給了回答。
列寧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一）不要放過奪取政權的有利條件，無產階級應該奪取政權，不要等到資本主義使千百萬中小個體生產者居民破產的時候；
（二）剝奪工業中的生產資料，並把它們轉歸全民所有；
（三）至於中小個體生產者，那就應該逐步地把他們聯合到生產合作社中，即聯合到大規模的農業企業中，集體農莊中；
（四）用一切辦法發展工業，為集體農莊建立大規模生產的現代技術基礎，並且不要剝奪集體農莊，相反地，要加緊供給它們頭等的拖拉機和其他機器；
（五）為了保證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這個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與城市進行經濟聯繫的形式，並且要全力發展蘇維埃商業，即國營商業和合作社－集體農莊商業，把所有一切資本家從商品流轉中排擠出去。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證明列寧所規劃的這條發展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不容置疑，對於一切具有人數相當多的中小生產者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條發展道路是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適當的道路。
有人說，商品生產不論在什麼條件下都要引導到而且一定會引導到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也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548頁◎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著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有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於市場而資本家能夠購買並在生產過程中加以剝削，就是說，只有國內存在著資本家剝削僱傭工人的制度，商品生產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生產是在這樣的場合開始的，即生產資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否則，就沒有資本主義生產。
但是，如果這些使商品生產轉化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已不存在，如果生產資料已經不是私有財產而是社會主義財產，如果僱傭勞動制度已經不存在，而勞動力已經不再是商品，如果剝削制度早已消滅，那又怎麼樣呢？可不可以認為商品生產總還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呢？不，不可以這樣認為。要知道，我國社會正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度、僱傭勞動制度、剝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會。
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商品生產比資本主義生產更老。它在奴隸制度下存在過，並且替奴隸制度服務過，然而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過，並且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如果注意到，在我國，商品生產沒有象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漫無限制和包羅一切地擴展著，它由於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僱傭勞動制度的消滅和剝削制度的消滅這樣一些決定性的經濟條件而受到嚴格的限制，試問，為什麼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
有人說，在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統治地位已經確立，而僱傭勞動制度和剝削制度已被消滅以後，商品生產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因此就應該消除商品生產。◎549頁◎
這也是不對的。現今在我國，存在著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種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體農莊形式。在國家企業中，生產資料和產品是全民的財產。在集體農莊這種企業中，雖然生產資料（土地、機器）也屬於國家，可是產品卻是各個集體農莊的財產；因為集體農莊中的勞動以及種子是它們自己所有的，而國家交給集體農莊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實上是由集體農莊當作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的，儘管它們不能出賣、購買、出租或抵押這些土地。
這種情況就使得國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國家企業的產品，至於集體農莊的產品，只有集體農莊才能把它當作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然而，集體農莊只願把自己的產品當作商品讓出去，願意以這種商品換得它們所需要的商品。現時，除了經過商品的聯繫，除了通過買賣的交換以外，與城市的其他經濟聯繫，都是集體農莊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產和商品流轉，目前在我國，也象大約三十來年以前當列寧宣布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轉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
當然，將來在兩種基本生產成分即國營成分和集體農莊成分由一個包羅一切而有權支配全國一切消費品的生產成分來代替的時候，商品流通及其「貨幣經濟」就會作為國民經濟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趨於消失。但是，只要這個條件還不具備，只要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生產成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便應當作為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必要的和極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著。怎樣來建立這種單一的統一的成分呢？是讓國營成分乾脆吞沒集體農莊成分（這是很難設想的，因為這會被了解為對集體農莊的剝奪），還是組織統一的全民的（有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代表參加的）經濟機構，即起初有權計算全國一切消費品，而經過一個時期也有權例如以產品交換方式來分配產品的經濟機構呢？這是一個需要專門討論的特殊問題。◎550頁◎
可見，我國的商品生產並不是通常的商品生產，而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聯合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者（國家、集體農莊、合作社）所生產的商品。它的活動範圍只限於個人消費品。顯然，它決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而且它註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的事業服務。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見是完全不對的，他們宣稱，既然社會主義社會不消滅商品生產形式，那麼在我國似乎就應當恢復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一切經濟範疇：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剩餘價值、資本、資本利潤、平均利潤率等等。這些同志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認為既然有商品生產，就應該有資本主義生產。他們不了解，我國的商品生產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認為，也必須拋棄從馬克思專門分析資本主義的《資本論》中取來而硬套在我國社會主義關係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必要」產品和「剩餘」產品、「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這樣一些概念。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是為了說明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泉源，即剩餘價值，並且給予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以推翻資本主義的精神武器。顯然，馬克思在這裡所使用的概念（範疇）是和資本主義關係完全適合的。但是現在，當工人階級不僅沒有被剝奪政權和生產資料，反而掌握著政權和占有生產資料的時候，還使用這些概念，這就非常奇怪了。現在，在我國制度下，說勞動力是商品，說工人「被僱傭」，這真是十分荒謬的：仿佛占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自己被自己僱傭，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現在來講「必要」勞動和「剩餘」勞◎551頁◎動，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國條件下，交給社會去擴大生產、發展教育和保健事業以及組織國防等等的工人勞動，對於現在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來說，並不是象用來滿足工人及其家庭的個人需要的勞動那樣必要的。
應該指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在他的這本已經不是研究資本主義而是用了一部分篇幅研究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著作中承認交給社會用於擴大生產，用於教育、保健事業、管理費用、後備基金等等的勞動，是與用來滿足工人階級消費需要的勞動同樣必要的。
我認為，我們的經濟學家應當消除舊概念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新情況之間這種不相適合的現象，而用適合新情況的新概念來代替舊概念。
我們能容忍這種不適合的現象到一定的時候，但是現在已經是我們應當最後肅清這種不適合的現象的時候了。
3.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值規律問題
有時人們問，在我國，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是不是存在，是不是發生作用呢？
是的，是存在的，是發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是不能沒有價值規律的。
在我國，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範圍，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過買賣的商品交換，包括主要是個人消費的商品的交換。在這裡，在這個領域中，價值規律保持著調節者的作用，當然，是在一定的範圍內保持著調節者的作用。
但是，價值規律的作用，並不限於商品流通範圍內，同時也擴展到生產方面。誠然，價值規律在我國社會主義生產中，並沒有調節◎552頁◎的意義，可是它總還影響生產，這在領導生產時是不能不考慮到的。問題在於，抵償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需要的消費品，在我國是作為商品來生產和銷售的，而商品是受價值規律作用的。也正是在這裡可以看出價值規律對生產的影響。因此，在我們的企業中，這樣一些問題，如經濟核算和贏利問題、成本問題、價格問題等等，就具有現實的意義。所以，我們的企業是不能不，而且不應該不考慮到價值規律的。
這好不好呢？這並不壞。在我國現今條件下，這的確不壞，因為這種情況教育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來合理地進行生產，並使他們遵守紀律。其所以不壞，是因為這種情況教導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計算各種生產數值，精確地計算這些數值，並且同樣精確地估量生產中的實有的東西，而不去侈談憑空想出來的「大概數字」。其所以不壞，是因為這種情況教導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尋求、發現和利用生產內部潛在的後備力量，而不去糟蹋它們。其所以不壞，是因為這種情況教導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不斷地改進生產方法，降低生產成本，實行經濟核算，並使企業能夠贏利。這是很好的實踐的學校，它促使我們的經濟工作幹部迅速成長，迅速變成現今發展階段上社會主義生產的真正領導者。
糟糕的並不是價值規律影響我國的生產。糟糕的是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和計劃工作人員，除了少數的例外，對於價值規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這種作用，不善於在自己的核算中考慮這種作用。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國在價格政策問題方面還存在著一些紊亂現象。這裡是許許多多例子中的一個：不久以前，為了植棉業的利益，曾經決定調整棉花和穀物的比價，調整出售給棉農的穀物的價格，並提高交納給國家的棉花的價格。於是，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和計劃工作人員就提出了一個建議，這個建議不能不使中央◎553頁◎委員們感到驚異，因為按照這個建議，一噸穀物的價格差不多和一噸棉花的價格一樣，而一噸穀物的價格和一噸麵包的價格相等。中央委員們指出：由於磨粉和烘烤的額外費用，一噸麵包的價格應當高於一噸穀物的價格；棉花總應當比穀物值錢得多，棉花和穀物的世界市場價格也證明了這一點。而建議人對於中央委員們的這些意見，沒有能夠說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話來。因此，中央只得親自來處理這件事情，降低谷價，提高棉價。假如這些同志們的建議獲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結果會怎樣呢？那我們就會使棉農破產，就會沒有棉花。
然而，這一切是不是說價值規律在我國也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樣有發生作用的廣闊的場所，價值規律在我國是生產的調節者呢？不，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在我國的經濟制度下，價值規律的作用是被嚴格地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的。前面已經說過，在我國的經濟制度下，商品生產的活動是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的。關於價值規律的作用，也必須這樣說。無疑地，在城市和農村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範圍及其對生產的影響程度。
在這方面起作用的，還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這個規律代替了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
在這方面起作用的，還有我國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以及我國整個的經濟政策，它們都是根據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這一規律的要求制定的。
這一切就使得價值規律在我國發生作用的範圍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使得價值規律在我國的制度下不能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
因此也就有了這個「令人驚異」的事實：雖然我國的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地和蓬勃地發展，價值規律在我國卻沒有引導到生產過◎554頁◎剩的危機，可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發生作用的廣闊範圍的同一個價值規律，儘管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發展速度很低，卻引導到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有人說：價值規律是一切歷史發展時期都一定適用的永恆的規律；如果說價值規律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二階段時期會喪失其交換關係調節者的效力，那麼它在這個發展階段中仍將保持其各個不同生產部門相互關係的調節者、各個不同生產部門勞動分配的調節者的效力。
這是完全不對的。正如價值規律一樣，價值是與商品生產的存在相關聯的一種歷史範疇。商品生產一消失，價值連同它的各種形式以及價值規律，也都要隨之消失。
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階段上，用於生產產品的勞動量，將不是以曲折迂迴的方法，不是憑藉價值及其各種形式來計算，如象在商品生產制度下那樣，而是直接以耗費在生產產品上的時間數量即鐘點來計算的。至於說到勞動分配，那麼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勞動分配，將不依靠那時已失去效力的價值規律來調節，而是依靠社會對產品的需要量的增長來調節的。這將是這樣一種社會，在那裡，生產將由社會的需要來調節，而計算社會的需要，對於計劃機關將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還有一種說法也是完全不正確的，這種說法就是：在我們現今的經濟制度下，即在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第一階段上，價值規律仿佛調節著各個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的「比例」。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沒有用全力優先發展最能贏利的輕工業，而去發展往往贏利較少、有時簡直不能贏利的重工業。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不關閉那些◎555頁◎暫時還不能贏利、而且工人的勞動在其中不能產生「應有效果」的重工業企業，也不開設確實能贏利、而且工人的勞動在其中能產生「巨大效果」的輕工業的新企業。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不依據仿佛調節著各個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的「比例」的價值規律，把工人從那些對國民經濟很需要但贏利很少的企業，調到更能贏利的企業中去。
顯而易見，如果循著這些同志的腳步走去，那我們就不得不把生產資料生產的首要地位讓給消費資料的生產。然而，放棄生產資料生產的首要地位，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消滅我國國民經濟不斷增長的可能性，因為不把生產資料的生產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國民經濟不斷增長。
這些同志忘記了，價值規律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存在著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情況下，在存在著競爭、生產無政府狀態、生產過剩危機的情況下，才能是生產的調節者。他們忘記了，在我國，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範圍是被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這一規律的作用限制著的，因而，也是被大致反映了這個規律的要求的我們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限制著的。
某些同志由此作出結論說，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和國民經濟的計劃化，消滅著生產贏利的原則。這是完全不對的。情形正好相反。如果不從個別企業或個別生產部門的角度，不從一年的時間來考察贏利，而是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角度，從比方十至十五年的時間來考察贏利（這是唯一正確的處理問題的方法），那麼，個別企業或個別生產部門暫時的不牢固的贏利，就決不能與牢固的經久的高級贏利形式相比擬，這種高級贏利形式是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這一規律的作用及國民經濟的計劃化所提供給我們的，因為◎556頁◎它們使我們避免那種破壞國民經濟並給社會帶來巨大物質損害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保證我國國民經濟高速度地不斷地增長。
簡略地說：不容置疑，在我國現今的社會主義生產條件下，價值規律不能是各個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調節者」。
4.關於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的問題以及關於消滅它們之間的差別的問題
這個標題涉及一些本質上互不相同的問題，但是我把它們都合併在一章中，這並不是要把它們混為一談，而只是為了節省篇幅。
關於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對立的問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問題。產生這種對立的經濟基礎，是城市對鄉村的剝削，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工業、商業、信用系統的整個發展進程所造成的對農民的剝奪和大多數農村居民的破產。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應該看作是利益上的對立。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農村對城市、對一般「城裡人」的敵對態度。
無疑地，在我國，隨著資本主義和剝削制度的消滅，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城市和鄉村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利益上的對立也必定消失。結果也正是這樣。社會主義城市、我國工人階級在消滅地主和富農方面所給予我國農民的巨大幫助鞏固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的基礎，而不斷地供給農民及其集體農莊以頭等的拖拉機和其他機器，更使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變成了他們之間的友誼。當然，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仍然是兩個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階級。但是這個差別絲毫不削弱他們的友誼關係。恰恰相反，◎557頁◎他們的利益是在一條共同線上，在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共同線上。因此，過去鄉村對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對城市的憎恨，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了，這是毫不奇怪的。
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鄉村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對立的基礎，已經被我國現今的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
當然，這不是說，城市和鄉村之間對立的消滅應當引導到「大城市的毀滅」（見恩格斯《反杜林論》）（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36頁。——編者注）。不僅大城市不會毀滅，並且還要出現新的大城市，它們是文化最發達的中心，它們不僅是大工業的中心，而且是農產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業部門強大發展的中心。這種情況將促進全國文化的繁榮，將使城市和鄉村有同等的生活條件。
關於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的問題，也有類似的情況。這個問題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問題。產生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的經濟基礎，是腦力勞動者對體力勞動者的剝削。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中體力勞動者與領導人員之間是存在著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對待廠長、工長、工程師及其他技術人員就好象對待自己的敵人一樣，這種敵對態度就是在這個分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顯然，隨著資本主義和剝削制度的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利益上的對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國現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確實也消失了。現在體力勞動者與領導人員並不是敵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個統一的生產集體的成員，都極為關心生產的進步和改善，他們之間過去的仇視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
至於城市（工業）和鄉村（農業）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558頁◎間的差別消失的問題，卻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問題。這個問題沒有被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們提出過。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所提出的新問題。
這個問題是不是臆造出來的呢？它對於我們有沒有什麼實踐的或理論的意義呢？決不能把這個問題看作是臆造出來的。恰恰相反，它對於我們是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例如，如果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差別來說，那麼在我國，這種差別不僅歸結為農業的勞動條件與工業的勞動條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歸結為在工業中我們有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農業中我們卻有著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團的、集體農莊的所有制。前面已經說過，這種情況使得商品流通保存下來，只有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這個差別消失時，商品生產及其一切後果才會隨之消失。因此，不能否認，農業和工業之間的這個本質差別的消失，對於我們應當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關於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本質差別的問題，也必須這樣說。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也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在開始展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競賽以前，我國工業的發展是進行得並不順當的，許多同志甚至提出了放慢工業發展速度的問題。這主要是由於當時工人的文化技術水平太低，遠遠落後於技術人員的水平。然而當社會主義競賽在我國已具有群眾性的時候，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正是在這以後，工業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邁進了。為什麼社會主義競賽具有了群眾性呢？因為在工人中間有了整批整批的同志，他們不僅掌握了基本的技術知識，而且更前進了，與技術人員站在同一水平上，開始修正技師和工程師的意見，打破已經陳舊的現行定額，實行新的更現代的定額等等。假如不是少數幾批工人，而是大多數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術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術人員◎559頁◎的水平，結果會怎麼樣呢？我國的工業就會提高到其他國家的工業所不能達到的高度。因此，不能否認，用提高工人文化技術水平到技術人員水平的辦法，來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本質差別，對於我們是不能不有頭等重要意義的。
某些同志斷定說，將來，不僅工業和農業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本質差別會消失，而且它們之間的任何差別也會消失。這是不對的。工業和農業之間本質差別的消滅，不能引導到它們之間任何差別的消滅。由於工業和農業中的工作條件有差別，工業和農業之間的某種差別無疑是會存在的，雖然是非本質的。甚至在工業中，如果就它的各種不同的部門來說，那麼工作條件也不是到處一樣：例如，煤礦工人的工作條件不同於機械化鞋廠工人的工作條件，採礦工人的工作條件不同於機器製造業工人的工作條件。如果這是對的，那麼工業和農業之間的某些差別，就更加會保存下來了。
關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也必須這樣說。它們之間的本質差別，即文化技術水平的懸殊，無疑是會消失的。但是某種差別，雖然是非本質的差別，還會保存下來，這至少是因為企業領導人員的工作條件與工人的工作條件不一樣。
持有相反論斷的同志們所依據的，大概是我的某些言論中大家知道的一個說法，在那裡說到了工業和農業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消滅，而沒有附帶說明，那是指本質差別的消滅，而不是一切差別的消滅。同志們正是這樣理解我的說法，以為它的意思是說一切差別的消滅。但這就表明，這個說法是不確切的，不能令人滿意的。必須把它拋掉，代之以另一個說法：工業和農業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本質差別將會消滅，非本質差別將會保存下來。◎560頁◎
5.關於統一的世界市場的瓦解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危機加深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經濟影響在經濟方面的最重要的結果，應當認為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這個情況決定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
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就是由這種危機產生的。在戰爭時期互相廝打的兩個資本主義同盟，其中每一個都指望粉碎敵方，而獲得世界霸權，它們都想從這裡尋找擺脫危機的出路。美國指望擊潰自己最危險的競爭者德國和日本，奪取國外市場、世界的原料資源，並取得世界霸權。
然而戰爭使這些指望落空了。誠然，作為美、英、法三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競爭者的德國和日本是被擊潰了。但同時，中國和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卻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和蘇聯一起形成了統一的和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而與資本主義陣營相對立。兩個對立陣營的存在所造成的經濟結果，就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瓦解了，因而現在就有了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
應該指出，美國、英國及法國自己促成了這個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場的形成和鞏固，當然這不是出於它們的本意。它們對於沒有加入「馬歇爾計劃」（註：馬歇爾計劃即《歐洲復興方案》，由美國國務卿喬·凱·馬歇爾於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學演講中提出。1948年4月3日美國國會通過的《美國對外援助法》是這個計劃的法律形式。計劃規定美國撥款援助西歐各國復興戰後經濟，但受援國必須購買一定數量的美國貨，儘快撤除關稅壁壘，取消或放鬆外匯限制，接受美國對使用美援的監督，把本國和殖民地出產的戰略物資供給美國，保障美國私人投資和開發的權利等。西歐絕大多數國家按照這些條件分別同美國簽訂了雙邊協定。計劃原定期限為五年(1948—1952)，1951年底美國宣布提前結束，用「共同安全計劃」取代了它。）體系的蘇聯、中國和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實行經濟封鎖，想以此窒殺它們。事實上並沒有窒殺得了，反而鞏固了這個新的市場。
當然，在這方面主要的問題不在於經濟封鎖，而是在於戰後時期中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結合起來了，並且建立了經濟上的合作和互助。這個合作的經驗表明，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能象蘇聯那◎561頁◎樣給予各人民民主國家以真正的和技術精湛的幫助。問題不僅在於這種幫助是極度便宜的，技術上是頭等的。問題首先在於這種合作的基礎，是互相幫助和求得共同經濟高漲的真誠願望。結果，在這些國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業發展。可以滿懷信心地說，在這樣的工業發展速度之下，很快就會使得這些國家不僅不需要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商品，而且它們自己還會感到必須把自己生產的多餘商品輸往他國。
但是，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奪取世界資源的範圍，將不會擴大而會縮小；世界銷售市場的條件對於這些國家將會惡化，而這些國家的企業開工不足的現象將會增大。世界市場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加深就表現在這裡。
這是資本家自己也感覺到的，因為失去象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市場是很難不感覺到的。他們竭力想用「馬歇爾計劃」、侵朝戰爭、軍備競賽、工業軍事化來解脫這些困難情況。但是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樣。
由於這種情況，在經濟學家面前便出現了兩個問題：
（一）可不可以斷言，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論點，即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市場相對固定的論點，仍舊有效呢？
（二）可不可以斷言，列寧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論點，即資本主義雖然腐朽，但「整個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842頁。——編者注）的論點，仍舊有效呢？
我認為，不可以這樣斷言。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產生的新◎562頁◎條件，這兩個論點都應該認為是已經失效了。
6.關於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戰爭不可避免的問題
某些同志斷定說，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的國際條件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已經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美國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控制到了這種程度，能夠不讓它們互相作戰和彼此削弱；資本主義的先進分子對於給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帶來嚴重損害的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已經汲取到這種程度，不會讓自己再把資本主義國家捲入相互間的戰爭，——由於這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便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這些同志錯了。他們只看見顯露在表面上的外部現象，而沒有看見那些暫時還沒有明顯地發生作用、但終究會決定事變進程的潛在力量。
從外表上看來，一切都好象是「平安無事」：美國已使西歐、日本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仰其配給；德國（西德）、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都陷入了美國的鐵爪中，順從地執行著美國的意旨。但是如果以為，這種「平安無事」會「永世地」保存下去，以為這些國家將無止境地忍受美國的統治和壓迫，以為它們不會設法掙脫美國的鐐銬，而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那就錯了。
我們首先看一看英國和法國吧。無疑地，這兩個都是帝國主義國家。無疑地，廉價的原料和有保證的銷售市場，對於它們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可不可以設想，當美國人在按照「馬歇爾計劃」進行「援助」的掩蓋下，打入英國和法國的經濟，竭力把它變成美國經濟的附屬品的時候，當美國資本在英、法殖民地奪取原料和銷售◎563頁◎市場，從而為英、法資本家的高額利潤製造奇災大禍的時候，英法兩國竟會無止境地忍受現在的這種情況呢？如果這樣說：資本主義的英國，接著還有資本主義的法國，歸根到底將不得不從美國的懷抱里掙脫出來，同美國發生衝突，以便保證自己的獨立地位，當然也保證自己的高額利潤，——這豈不是更正確嗎？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主要的戰敗國德國（西德）和日本吧。這兩個國家現在在美帝國主義的鐵蹄下過著可憐的生活。它們的工業和農業，它們的商業，它們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它們的整個生活，都被美國的占領「制度」加上了鐐銬。要知道，這些國家昨天還是震撼了英國、美國、法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統治基礎的帝國主義大國。如果認為這些國家不會設法重新站起來，打破美國的「制度」，奔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這就等於相信神怪。
有人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從理論上講來，這當然是對的。這不僅在現時、在目前是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也是對的。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們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究不是從對蘇聯作戰開始，而是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開始的。為什麼呢？第一，因為對於資本主義說來，對蘇聯作戰，即對社會主義國家作戰，是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更加危險，因為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所提出的問題，只是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優勢的問題，而對蘇聯作戰所一定要提出的問題，卻是資本主義本身存亡的問題。第二，因為資本家雖然為了「宣傳」的目的叫嚷什麼蘇聯的侵略，可是他們自己也不相信蘇聯會侵略，因為他們估計到蘇聯的和平政策，並且知道蘇聯自己是不會進攻資本主義國家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也曾經有人認為德國是被徹底擊潰◎564頁◎了，正如現在某些同志認為日本和德國是被徹底擊潰了一樣。當時也有人談論和在報刊上叫嚷美國已使歐洲仰其配給，說德國再也不能站起來，說從此以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再也不會發生了。雖然如此，但是，德國卻在被打敗後，經過這麼十五至二十年的工夫，又從奴役下掙脫出來，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作為一個強國站立起來並站住了腳。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幫助德國在經濟上站立起來並提高它的軍事經濟潛力的不是別人，而正是英國和美國。當然，美國和英國幫助德國在經濟上站立起來，意在指使德國站立起來之後反對蘇聯，即利用它來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然而，德國卻首先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對英、法、美集團。而當希特勒德國向蘇聯宣戰的時候，英、法、美集團不僅沒有與希特勒德國聯合起來，反而不得不同蘇聯結成聯盟來反對希特勒德國。
可見，當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願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
試問，有什麼保證能使德國和日本不重新站立起來，不設法從美國的奴役下掙脫出來，從而過自己的獨立生活呢？我認為這樣的保證是沒有的。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
有人說，既然現今已經有強大的人民力量成長起來，它們正在保衛和平反對新的世界大戰，所以列寧關於帝國主義不可避免地要產生戰爭的論點，應該認為是已經過了時的。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現今的和平運動，其目的是喚起人民群眾去為維護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戰而鬥爭。因而，它所抱的目的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和◎565頁◎建立社會主義，——它只限於為維護和平而鬥爭的民主目的。在這一點上，現今維護和平的運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運動是不同的，因為後一運動曾經走得遠些，它抱有社會主義的目的。
可能，在各種情況的一定湊合下，爭取和平的鬥爭會在某個地方發展成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但這將不再是現今的和平運動，而是推翻資本主義的運動了。
最可能的是，現今的和平運動即維護和平的運動，在獲得勝利的情況下，會使上述這個戰爭得以防止，使它暫時推遲，使當前的和平暫時維持，使好戰政府辭職而代之以別的願意暫時維持和平的政府。這當然是好的。甚至是很好的。但是，這仍然不足以根本消除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其所以不足，是因為縱然有保衛和平運動的這一切勝利，但帝國主義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戰爭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要消除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須消滅帝國主義。
7.關於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問題
大家知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問題曾經幾次在討論會上提出過。在這方面發表過各種不同的意見，直到最荒謬的意見。誠然，大多數參加討論的人，對於這個問題沒有強烈的反應，而且在這方面沒有作出任何決定。可是，參加討論的人誰也沒有否認這些規律的存在。
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這規律是什麼呢？它的特點何在呢？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這樣一種規律，它不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某一個別方面或◎566頁◎某些個別過程，而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的。
價值規律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呢？不是的。價值規律首先是商品生產的規律。它象商品生產一樣，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存在過，而且在推翻資本主義以後，例如在我國，也繼續存在著，誠然，它發生作用的範圍是被限制了的。當然，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有廣闊的作用範圍，它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方面發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僅不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資本主義利潤的基礎，甚至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所以，價值規律不能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
依據同一理由，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或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都不能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
有人說，平均利潤率的規律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這是不對的。現代資本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不能滿足於平均利潤，何況這種平均利潤由於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高而有下降的趨勢。現代壟斷資本主義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潤，而是比較正常地實現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潤。
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這個概念的，是剩餘價值規律，即資本主義利潤的產生和增殖的規律。這個規律確實預先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特點。然而，剩餘價值的規律是過於一般的規律，它沒有涉及最高利潤率的問題，而保證這種利潤率卻是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要彌補這個缺陷，就必須把剩餘價值規律具體化並加以發展，使之適應於壟斷資本主義的條件，同時要考慮到，壟斷資本主義所要求的不是隨便什麼利潤，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潤。這才會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567頁◎
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
有人說，對於資本主義在現今條件下的發展來說，平均利潤總還可以認為是足夠的。這是不對的。平均利潤是最低限度的贏利，再低下去，資本主義生產就會成為不可能了。但是，如果認為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的頭子奪取殖民地、奴役各國人民、策動戰爭只是想給自己保證平均利潤，那就可笑了。不，不是平均利潤，也不是那照例比平均利潤稍為高些的超額利潤，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潤才是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動力。正是由於必須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壟斷資本主義才採取這樣冒險的步驟，例如奴役和不斷掠奪殖民地和其他落後國家，把許多獨立國變為附屬國，組織新戰爭（在現代資本主義的頭子們看來，戰爭是取得最大限度利潤的最好的「生意」），以及奪取世界的經濟霸權。
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意義之一也就在於：這個規律既然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方面一切最重要的現象，既然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高漲和危機，它的勝利和失敗，它的長處和短處，——它的矛盾發展的全部過程，——於是就使我們能夠了解和說明這一切現象。
請看許許多多「令人驚異」的例子中的一個例子。
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的歷史和實踐中，有過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蓬勃發展的事實，那時資本家表現為先進技術的旗手、生產技術發展方面的革命家。但是大家同樣知道，也有過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停止發展的另一種事實，那時資本家表現為新技◎568頁◎術發展方面的反動者，並常常轉而使用手工勞動。
怎樣來說明這種驚人的矛盾呢？只有用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即用取得最大限度利潤的必要性才能加以說明。當新技術向資本主義預示著最大利潤的時候，資本主義就擁護新技術。當新技術不再預示著最大利潤的時候，資本主義就反對新技術，主張轉而採用手工勞動。
關於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情形，就是如此。
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這個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何在呢？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因而，不是保證最大限度的利潤，而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不是帶有從高漲到危機以及從危機到高漲的間歇狀態的生產發展，而是生產的不斷增長；不是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而來的技術發展中的周期性的間歇狀態，而是生產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不斷完善。
有人說，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這是不對的。如果不知道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是為著什麼任務而進行，或者任務不明確，那麼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以及或多或少真實地反映這一規律的國民經濟計劃化，是不能自行產生任何效果的。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只是在具有國民經濟的計劃發展所要實現的任務時，才能產生應有的效果。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本身並不能提供這個任務。國民經濟計劃化尤其不能提供這個任務。這個任務是包含在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中，即表現於這一規律的上述要求內。因此，國民經濟◎569頁◎有計劃發展的規律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為依據時，才能充分發揮起來。
至於說到國民經濟的計劃化，那麼，它只有遵守下列兩個條件，才能得到良好的結果，這兩個條件是：（一）它正確地反映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規律的要求；（二）它在各方面適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
8.其他問題
(1)關於封建制度下的經濟外的強制問題。
當然，經濟外的強制在鞏固地主－農奴主的經濟權力方面起過作用，但封建制度的基礎並不是經濟外的強制，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2)關於集體農莊農戶的個人財產問題。
如果教科書未定稿中說「集體農莊內每一農戶有乳牛、小牲畜和家禽供個人使用」，那就不正確了。大家知道，事實上，乳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是供集體農莊內農戶個人使用，而是農戶的個人財產。「供個人使用」這個說法，大概是從農業勞動組合示範章程中搬來的。但在農業勞動組合示範章程中是有錯誤的。在更加縝密制定的蘇聯憲法中，則是另外一種說法，即是：
「集體農莊內每一農戶……擁有此園地上所有的副業，以及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農具為其個人財產。」
這當然是正確的。
此外，應該更詳細地說，每個集體農莊莊員按當地的條件，有一頭到多少頭乳牛，多少只綿羊、山羊、豬（也是按當地的條件由多少到多少）以及不限數量的家禽（鴨、鵝、雞、火雞）作為他個人的財產。◎570頁◎
這種詳細敘述對於我們的外國同志是有巨大意義的，因為他們想確切知道，在我國實現了農業集體化以後，集體農莊內每一農戶究竟還剩下什麼東西是他個人的財產。
(3)關於農民交給地主的地租數額問題，以及關於購買土地的費用數額問題。
在教科書未定稿中說，由於土地收歸國有，「農民免除了交給地主的地租，其總額每年約為五億盧布」（應當說「金盧布」）。應該把這個數字弄準確，因為在我看來，這個數字所包括的並不是整個俄國的地租，而只是俄國大多數省份的地租。在這裡必須注意到，在俄國的一些邊區，地租是以實物繳納的，看起來教科書未定稿的作者們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此外，必須注意到，農民不僅免除了地租，而且也免除了每年購買土地的費用。教科書未定稿中是否考慮到了這一點呢？在我看來，並沒有考慮到，然而這是應該考慮到的。
(4)關於壟斷組織與國家機關的結合問題。
「結合」這個名詞是不適當的。這個名詞只是很膚淺和敘述式地表明壟斷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接近，可是沒有揭示這種接近的經濟意義。問題在於，這種接近的過程中所發生的不單是結合，而是國家機關服從於壟斷組織。因此，應該去掉「結合」這個名詞，而代之以「國家機關服從於壟斷組織」這個說法。
(5)關於在蘇聯使用機器的問題。
在教科書未定稿中說：「在蘇聯，在機器能給社會節省勞動的一切場合下，都是使用機器的。」這完全不是應有的說法。第一，機器在蘇聯總是給社會節省勞動的，因此在蘇聯的條件下機器不給社會節省勞動的情形是根本沒有的。第二，機器不僅節省勞動，而且同時還減輕工作人員的勞動，因此，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情況不◎571頁◎同，在我國的條件下，工人是極樂意在勞動過程中利用機器的。
所以應該說，沒有任何地方象在蘇聯這樣樂意使用機器，因為機器給社會節省勞動，並且減輕工人的勞動；由於在蘇聯沒有失業的現象，所以工人極樂意在國民經濟中利用機器。
(6)關於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問題。
當人們談到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時，通常總是指在業工人，而沒有估計到所謂失業工人後備軍的物質狀況。這樣看待工人階級物質狀況的問題，是不是正確呢？我認為是不正確的。既然有失業工人後備軍，而它的成員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無法生存，那麼失業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階級之中的，但是，既然他們列入工人階級之中，那麼他們的赤貧狀況，就不能不影響在業工人的物質狀況。因此我認為，在說明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時，也應該估計到失業工人後備軍的狀況。
(7)關於國民收入問題。
我認為，一定要在教科書未定稿內添進關於國民收入的新的一章。
(8)關於教科書中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者列寧和史達林的專門一章的問題。
我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弗·伊·列寧和約·維·史達林之創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章，應該從教科書里刪去。這一章在教科書中是完全不需要的，因為它並未提供什麼新東西，而只是乏味地重複那些在前幾章中已經比較詳細講過的東西。
在其餘的問題上，我對於奧斯特羅維佳諾夫、列昂節夫、謝皮洛夫、加托夫斯基和其他同志的「建議」，沒有什麼意見。◎572頁◎
9.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國際意義
我認為，同志們沒有估計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全部意義。這本教科書不僅對於我們蘇聯的青年是需要的；它對於各國共產黨人以及同情共產黨人的人們是特別需要的。我們的外國同志們都想知道，我們是怎樣掙脫了資本主義的鐐銬的，我們是怎樣以社會主義精神改造了全國經濟的，我們是怎樣達到了和農民建立友好關係的，我們是怎樣使得我們這個不久以前還是貧弱的國家變成了富強的國家的，什麼是集體農莊，為什麼我們雖然生產資料已經公有化了，但還沒有消滅商品生產、貨幣、商業等等。他們想知道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東西，並不單純出於好奇，而是要向我們學習，並為了自己的國家來利用我們的經驗。因此，一本好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出版，不僅具有國內的政治意義，而且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
因此，需要一本能成為不僅是國內革命青年而且是國外革命青年的必讀的教科書。它的篇幅不應太大，因為篇幅太大的教科書不能作為必讀書，而且很難領會、掌握。但是它應當包含有關我國經濟以及資本主義和殖民地體系的經濟的一切基本東西。
某些同志在討論時提議給教科書添進許多新的章節，歷史家就歷史方面、政治家就政治方面、哲學家就哲學方面、經濟學家就經濟方面提出這樣的建議。但是，這會使得教科書的篇幅無限擴大。這當然是不能容許的。這本教科書是用歷史方法來闡明政治經濟學問題，但這還不是說，我們應當把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變成經濟關係史。
我們需要一本五百頁至多不超過六百頁的教科書。這將是馬◎573頁◎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讀書，是給予世界各國年輕共產黨人的好禮物。
可是，由於外國大多數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水平不夠，這樣的教科書也會給予這些國家的非年輕的共產黨員幹部以很大的好處。
10.改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的辦法
某些同志在討論時過於熱心地「斥責」教科書未定稿，責罵作者們的錯誤和疏忽，肯定說未定稿失敗了。這是不公正的。當然，教科書中是有錯誤和疏忽的，錯誤和疏忽在大事情中差不多總是有的。但是不管怎樣，絕大多數參加討論會的人終究承認，教科書未定稿可以作為將來教科書的基礎，只要作若干修正和補充就可以了。的確，只要把教科書未定稿和現在通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比較一下，就可以得出結論說，教科書未定稿比現有的一切教科書都高明得多。教科書未定稿的作者們的巨大功績就在這裡。
我認為，要改善教科書未定稿，應該指派一個人數不多的委員會，其中不僅有教科書的作者們，不僅有贊成討論會上大多數人的意見的人，而且有反對討論會上大多數人的意見和猛烈批評教科書未定稿的人。
最好是委員會中也包括一位有經驗的統計學家來檢查數字並給未定稿添加新的統計材料，而且也包括一位有經驗的法學家來檢查措詞的確切性。
應該暫時解除委員會委員的其他任何工作，在物質方面給予他們充分的保證，使他們能夠專心致力於教科書的編纂工作。
此外，應該委派一個比方說由三個人組成的校審委員會來最後校審教科書，這對於求得文體的統一也是必要的，可惜在教科書◎574頁◎未定稿中沒有做到這一點。
把最後定稿的教科書送交中央的期限為一年。
約·史達林
1952年2月1日
答亞歷山大·伊里奇·諾特京同志
諾特京同志：
我沒有急於回信，因為你所提出的問題，我認為不是緊急的。加上另外有些問題帶有緊急性，自然就把你的來信擱下了。
現在我來逐點回答。
關於第一點。
在我的《意見》中有一個大家知道的論點：社會在科學規律面前並不是無能為力的，人們認識了經濟規律，就能利用它們以利於社會。你斷定這個論點不適用於其他社會形態，說它只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有效，說經濟過程的自發性質，比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使社會沒有可能利用經濟規律以利於社會。
這是不對的。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例如，在法國，資產階級就曾經利用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大家知道的規律來反對封建制度，推翻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建立了新的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並且使這種生產關係適合封建制度內部生長起來的生產力的性質。資產階級做到了這一點，並不是它有特殊本領，而是因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這樣做。封建主反抗這一點，並不是由於他們愚鈍，而是由於他們的切身利益要求他們阻撓這一規律的實現。◎575頁◎
關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應該這樣說。工人階級利用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並且使這種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工人階級能夠做到這一點，並不是由於它有特殊本領，而是因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這樣做。已從資產階級革命初期的先進力量變成了反革命力量的資產階級，竭力反抗這一規律的實現，——它之所以反抗，並不是由於它沒有組織性，也不是因為經濟過程的自發性質推動它去反抗，而主要是由於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反對這一規律的實現。
由此可見：
1.不僅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下，而且在其他社會形態下，都能在這種或那種程度內利用經濟過程、經濟規律以利於社會；
2.在階級社會裡，利用經濟規律無論何時何地都有階級背景，而且為社會的利益來利用經濟規律的旗手，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先進階級，而衰朽的階級則加以反抗。
在這方面，無產階級和其他曾經在歷史上完成過生產關係變革的階級不同的地方，就在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和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為無產階級革命不是消滅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剝削，而是消滅任何剝削；而其他階級的革命，卻只是消滅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剝削，局限在它們和社會絕大多數人利益相矛盾的狹隘階級利益的範圍以內。
在《意見》中說到為社會的利益來利用經濟規律的階級背景。那裡說：「在自然科學中，發現和應用新的規律或多或少是順利的；與此不同，在經濟學領域中，發現和應用那些觸犯社會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規律，卻要遇到這些力量的極強烈的反抗。」但是你沒有◎576頁◎注意到這一點。
關於第二點。
你斷定說，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下，才能達到生產關係同生產力性質的完全適合，而在其他社會形態下，只能實現不完全的適合。
這是不對的。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的時代，當資產階級破壞了封建的生產關係，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的時候，無疑有過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的。否則，資本主義就不會有象它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有過的那樣迅速的發展了。
其次，「完全適合」這種說法是不能在絕對的意義上來理解的。不能把這種說法理解為仿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決沒有生產關係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的現象。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無可爭辯地走在生產關係的前面。生產關係只是經過一些時候，才會被改造得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
既然這樣，那麼「完全適合」這種說法該怎樣來理解呢？應該理解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常不會弄到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社會有可能及時使落後了的生產關係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社會主義社會有可能做到這點，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沒有那些能夠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當然，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有落後的惰性的力量，它們不了解生產關係有改變的必要，但是這種力量，當然不難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衝突的地步。
關於第三點。
從你的議論中可以看出，你把我們國有化企業所生產的生產資料，首先是生產工具，看作是商品。◎577頁◎
可不可以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資料看作是商品呢？據我看來，無論如何是不可以的。
商品是這樣的一種產品，它可以出售給任何買主，商品所有者在出售商品之後，便失去對商品的所有權，而買主則變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轉售、抵押或讓它腐爛。生產資料是否適合於這個定義呢？顯然，是不適合的。第一，生產資料並不「出售」給任何買主，甚至不「出售」給集體農莊，而只是由國家分配給自己的企業。第二，生產資料所有者——國家，把生產資料交給某一個企業，絲毫不失去對它們的所有權，相反地，是完全保持著所有權的。第三，企業的經理從國家手中取得了生產資料，不但不會成為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確認為受蘇維埃國家的委託，依照國家所交下的計劃，來使用這些生產資料的。
由此可見，無論如何不能把我國制度下的生產資料列入商品的範疇。
既然這樣，那麼為什麼又講生產資料的價值，講它們的成本，講它們的價格等等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這是為了計價、為了核算、為了計算企業的盈虧、為了檢查和監督企業所必需的。但這只是事情的形式方面。
第二，這是為了在對外貿易中便於把生產資料出售給外國所必需的。這裡，在對外貿易領域內，並且僅僅是在這個領域內，我們的生產資料才確實是商品，才確實被出售（不是帶引號的出售）。
這樣看來，在對外貿易流通領域內，我國企業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無論在實質上或形式上都保持著商品的屬性，可是在國內經濟流通領域內，生產資料卻失去商品的屬性，不再是商品，並且脫出了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範圍，僅僅保持著商品的外殼（計價等等）。◎578頁◎
為什麼會有這種獨特現象呢？
原來，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並不是以變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漸變化的方式進行的，舊的東西並不是乾脆被廢除乾淨，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變得與新的東西相適應，僅僅保持著自己的形式；至於新的東西，也不是乾脆消滅舊的東西，而是滲透到舊的東西裡面去，改變舊東西的本性和職能，並不破壞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來發展新的東西。不僅商品是這樣，而且我國經濟流通中的貨幣也是這樣，連銀行也是這樣，它們失去自己舊的職能並取得了新的職能，同時保持著舊的形式而為社會主義制度所利用。
如果從形式上，從現象表面的過程來看問題，就會得出不正確的結論，仿佛資本主義的範疇在我國經濟中也保持著效力。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來看問題，即把經濟過程的內容和它的形式、把深處的發展過程和表面現象嚴格區別開來，那就可以得出一個唯一正確的結論，即資本主義的舊範疇在我國保留下來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實質上這些範疇在我國已經適應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根本改變了。
關於第四點。
你斷定說，價值規律對於農業中所生產的、依照收購價格交售給國家的「生產資料」的價格，發生著調節的影響。你在這裡所指的是原料——例如棉花——這樣的「生產資料」。在這裡你還可以再加上亞麻、羊毛及其他農業原料。
應該首先指出，在這種情形下，農業所生產的並不是「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之一的原料。不能玩弄「生產資料」這個術語。馬克思主義者說到生產資料的生產時，首先是指生產工具的生產，——馬克思把這叫做「機械性的勞動資料，其總和可稱為生產◎579頁◎的骨胳系統和肌肉系統」，這個系統組成「一定社會生產時代的突出特徵」。（註：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頁。——編者注）把一部分生產資料（原料）和包括生產工具在內的生產資料等量齊觀，就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和其他一切生產資料來比，生產工具是具有決定作用的。誰都知道，原料本身不能生產生產工具，雖然某幾種原料也是生產生產工具所必需的材料，可是，沒有生產工具是不能生產任何原料的。
其次，價值規律對農產原料的價格的影響，是否象你諾特京同志所斷言的那樣是調節的影響呢？如果我國存在著農業原料價格的「自由」漲跌，如果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在我國發生作用，如果我國沒有計劃經濟，如果原料的生產不是由計劃來調節的，那麼，價值規律的影響就會是調節的影響了。但是，因為在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並沒有這些「如果」，所以價值規律對於農業原料價格的影響無論如何不會是調節的影響。第一，我國農業原料的價格是固定的，由計劃規定的，而不是「自由」的。第二，農業原料的生產規模並不是由自發的力量，並不是由什麼偶然的因素來決定，而是由計劃來決定的。第三，為生產農業原料所必需的生產工具，不是集中在個別人或個別集團手中，而是集中在國家手中。既然這樣，還有什麼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呢？其實，價值規律本身也是由社會主義生產所特有的上述事實來調節的。
因此，不能否認，價值規律是影響農業原料價格的形成的，它是這方面的因素之一。但是尤其不能否認，這種影響並不是，也不可能是調節的影響。
關於第五點。
說到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贏利，我在《意見》中曾經反駁了某◎580頁◎些同志，這些同志肯定說，既然我國計劃性的國民經濟並不偏重於贏利的企業，既然容許不贏利的企業也和這些企業並存，那它仿佛抹煞了經營的贏利原則本身。在《意見》中說，從個別企業和個別生產部門著眼的贏利，決不能和社會主義生產所提供給我們的那種高級贏利相比，因為社會主義生產使我們避免生產過剩的危機，並保證我們的生產不斷提高。
但是，如果從此得出結論說，個別企業和個別生產部門的贏利沒有特別價值，不值得重視，那就不對了。這當然是不對的。個別企業和個別生產部門的贏利，從發展我國生產的觀點來看，是有巨大意義的。無論在計劃建設或計劃生產時，這都是應該注意到的。這是我國現今發展階段上經濟活動方面的起碼知識。
關於第六點。
你在談到資本主義時所說的「大大改變了形態的擴大的生產」，不知道該怎樣了解。應該說，這樣的生產、而且還是擴大的生產，是世界上所沒有的。
顯然，在世界市場已經分裂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奪取世界資源的範圍已經開始縮小的時候，資本主義發展的周期性——生產的增長和減縮——一定還會存在。不過，這些國家生產的增長將在縮小的基礎上進行，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量將要減縮下去。
關於第七點。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蘇聯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後開始的。這是總危機的第一階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的各人民民主國家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後，展開了總危機的第二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第一次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第二次危◎581頁◎機，應該看作不是兩次單獨的、彼此隔離的危機，而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發展的兩個階段。
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是否僅僅是政治危機或僅僅是經濟危機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機。同時也就很清楚，這種危機的基礎，一方面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瓦解日益加劇，另一方面是脫離資本主義的國家——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經濟實力日益增長。
約·史達林
195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