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
（1929年12月27日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註：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 於1929年12月20—27日在莫斯科舉行。它是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共產主義科學院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科學研究機關、農業高等學校和經濟高等學校、雜誌和報紙編輯部的代表共三百零二名。史達林在12月27日會議的最後一次全體會上發表了《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演說。）
同志們！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件主要事實，人們普遍注意的一件事實，就是集體農莊運動在蓬勃發展。
目前集體農莊運動的特點是：不僅象過去那樣有一批一批的貧農加入集體農莊，而且連中農也大批地加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說，集體農莊運動已經由一批一批的和個別階層的勞動農民的運動變成幾百萬幾千萬基本農民群眾的運動了。這一點也應該用來說明下面這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具有反富農性質的洶湧澎湃的集體農莊運動，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掃除富農的反抗，擊破富農，為農村中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開闢道路。
但是，如果說我們有理由以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實際工作成就自豪，那麼關於我們在一般經濟方面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的理論工作成就就不能這樣說了。而且應當承認，我們的理論思想趕不上實際工作成就，我們的實際工作成就和理論思想的發展之間有些脫節。但是，理論工作不僅必須趕上實際工作，而且要超過實際工作，武裝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去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
我不想在這裡多講理論的意義。你們對於理論的意義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論如果是真正的理論，就能使實際工作者有能力確定方針，認清前途，對工作充滿信心，相信我們的事業◎第210頁◎必定勝利。這一切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義。糟糕的是我們正是在這方面，在我國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方面開始跛腳了。
否則又怎樣解釋在我們這裡，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關於我國經濟問題還流行著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呢？怎樣解釋這些大大小小的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受到應有的反擊呢？怎樣解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基本原理，這些能消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理論的特效解毒劑，竟開始被遺忘，不在我們報刊上廣泛宣傳，沒有被提到首要地位呢？不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資產階級理論作不調和的鬥爭，就不能徹底戰勝階級敵人，這難道很難了解嗎？
新的實踐產生對過渡時期經濟問題的新的看法。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速度問題，結合問題，黨的政策問題，都應該有新的提法。為了不落後於實踐，必須立即根據新的情況研究這一切問題。不這樣就不能戰勝那些引起我們實際工作者思想混亂的資產階級理論。不這樣就不能根除這些已經成為頑固偏見的理論。因為只有和理論上的資產階級偏見作鬥爭，才能鞏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陣地。
現在讓我從這些被稱為理論的資產階級偏見中拿出幾個來批判一下，並通過對我國建設的幾個關鍵問題的說明來揭示出這些偏見的荒誕性。
一 「平衡」論
你們當然知道，在共產黨員中間還流行著一種所謂我國國民◎第211頁◎經濟兩種成分「平衡」論。這種理論當然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但是右傾營壘中的許多人在鼓吹這種理論。
按照這種理論的說法，我們首先有社會主義成分，——這是一個箱子；此外，我們還有非社會主義成分，或者說資本主義成分，——這是另一個箱子。這兩個箱子沿著不同的軌道和平地向前移動，互不相撞。大家知道，按幾何學說來，平行線是不會相交的。可是，這個高明理論的編造者認為，這兩條平行線總有一天會相交，而當它們相交的時候，我們就有了社會主義。這個理論沒有看到，在這兩個所謂「箱子」後面站著階級，而這兩個「箱子」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在生死存亡的鬥爭中，在按照「誰戰勝誰」的原則進行的鬥爭中移動的。
不難了解，這種理論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不難了解，從客觀上說，這種理論的目的是要保持個體農民經濟的陣地，用「新的」理論武器把富農分子武裝起來反對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的陣地。
可是，這種理論直到現在還在我們的報刊上流行著。而且不能說它已經受到我們的理論家的嚴重反擊，更不用說致命的反擊了。發生這種荒誕的事情，不是由於我們的理論思想落後，又是由於什麼呢？
其實，只要用馬克思主義寶庫中的再生產理論來反擊，就能把兩種成分平衡論批得體無完膚。的確，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教導說，現代社會不逐年實行積累就不能發展，而沒有逐年擴大的再生產就不能實行積累。這是很明白易懂的。我們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大工業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擴大再生產理論發展的，因為它的規模每年都在擴大，它有自己的積累，並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
但是，我們的大工業並沒有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相反地，在我◎第212頁◎國國民經濟中占優勢的還是小農經濟。能不能說我國小農經濟是按照擴大再生產原則發展的呢？不，不能這樣說。我國小農經濟的大部分不僅不能實現逐年擴大的再生產，相反地，連簡單再生產也很少有可能實現。如果農業基礎是這樣一種既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而又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優勢的小農經濟，那麼能不能加速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呢？不，不能。能不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就是說，建立在最巨大最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分散最落後的農民小商品經濟基礎上呢？不，不能。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使整個國民經濟全部崩潰。
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於使農業成為大農業，使農業能實行積累和實現擴大再生產，從而改造國民經濟的農業基礎。
但是怎樣使農業成為大農業呢？
要做到這一點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就是用在農業中培植資本主義的方法使農業成為大農業，結果是使農民貧困，使資本主義企業在農業中發展起來。我們屏棄了這條道路，因為它是和蘇維埃經濟不相容的。
另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農業中培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結果是使小農經濟聯合成為以技術和科學裝備起來的集體大經濟，這種經濟有可能向前發展，因為它能夠實現擴大再生產。
因此，問題就是這樣：或者走第一條道路，或者走第二條道路；或者向資本主義後退，或者向社會主義前進。任何第三條道路都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平衡」論就是企圖指出第三條道路。正因為它指望著第三條（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
因此，只要用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來反擊，就能把兩種成分◎第213頁◎「平衡」論批得體無完膚。
為什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不這樣做呢？誰需要使這種可笑的「平衡」論在我們報刊上流行，而把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束之高閣呢？
二 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 現在來談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二種偏見，即第二種資產階級類型的理論。我指的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這種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但是，我們右傾營壘中的同志們竭力鼓吹這種理論。
這種理論的編造者的論斷大致如下：我們這裡有過資本主義，當時工業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的，而農村是自發地、自流地跟著資本主義城市走，按照資本主義城市的形象進行改造的。既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這樣，為什麼在蘇維埃經濟制度下不能也是這樣呢？為什麼農村，小農經濟不能自流地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自發地按照社會主義城市的形象進行改造呢？這種理論的編造者根據這一點就斷言農村能自流地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農村本來就能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我們何必為建立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操心，我們何必爭吵呢？
你們看，這又是一種從客觀上說來目的在於給農村資本主義分子一種新武器來反對集體農莊的理論。
這種理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絲毫用不著懷疑的。
而我們的理論家直到現在還沒有抽出時間去痛斥這種引起我◎第214頁◎們集體農莊實際工作者思想混亂的奇怪理論，這不是很奇怪嗎？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城市對個體小農農村的領導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正因為如此，工業對農業有改造的作用。但是，單靠這個因素是否就能使小農的農村自己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自流地跟著城市走呢？不，不能。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自發地跟著城市走，因為城市的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的小商品個體經濟就其基礎來說是同一類型的經濟。當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但是就其基礎來說它和資本主義經濟是同一類型的，因為它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列寧在評論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時說得萬分正確，他說：「農民的商品資本主義趨勢」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趨勢」（註：黑體是列寧用的。——約·史達林注）是完全相反的（註：見《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頁。——編者注）。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181頁。——編者注）（列寧）。
能不能說農民的小商品經濟就其基礎來說和城市中的社會主義生產也是同一類型的呢？很明顯，如果不離開馬克思主義，是不能這樣說的。否則列寧就不會說：「只要我們還生活在一個小農國家裡，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比共產主義更牢固的經濟基礎。」（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399頁。——編者注）
因此，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自流」論是一種腐朽的反列寧主義的理論。
因此，要使小農的農村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辦◎第215頁◎法以外，還必須在農村中培植社會主義大經濟，即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作為能帶領基本農民群眾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的社會主義基地。
因此，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城市只有在農村中培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按照新的，即社會主義的方式來改造農村，才能帶領小農的農村前進。
奇怪的是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直到現在還沒有受到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應有的反擊。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現在來談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三種偏見，即小農經濟「穩固」論。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大經濟優越於小經濟的著名論點，認為這個論點只在工業中有效，而在農業中是不適用的。鼓吹這種理論的大衛和赫茨之類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企圖「依據」的事實是：小農吃得苦，耐得勞，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小塊土地，甘願忍受任何困苦；因此，小農經濟在和農業中的大經濟作鬥爭的時候就表現出穩固性。
不難了解，這種「穩固性」比任何不穩固性都壞。不難了解，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讚美和鞏固那個使千百萬小農群眾破產的資本主義制度。正因為這種理論有這樣的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很容易就把這種理論擊破了。
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我們的實踐，我們的實際情況提供了反對這種理論的新論據，而我們的理論家卻令人奇怪◎第216頁◎地不願意利用或不會利用這種新武器去反對工人階級的敵人。我所指的實踐是：土地私有制已經消滅，土地已經國有化，小農正在擺脫對自己那一小塊土地的奴隸般的依戀，因而易於從小農經濟轉向集體大經濟。
究竟是什麼東西在過去和現在而且在將來還會把西歐的小農束縛在他們的小商品經濟上呢？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他們私有的一小塊土地，是土地私有制。他們為了買一小塊土地成年累月地攢錢，他們買到以後，自然就不願離開它，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他們的個體經濟的基礎，他們寧願忍受各種困苦，寧願陷入愚昧和貧困的境地。
能不能說這個因素在我們這裡，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還同樣繼續發生作用呢？不，不能這樣說。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我們這裡沒有土地私有制。正因為我們這裡沒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們這裡的農民也就沒有西方農民的那種對一小塊土地的奴隸般的依戀。這種情況不能不使小農經濟易於轉上集體農莊的軌道。
這就是在我們這裡，在土地國有化的條件下，農村的大經濟，農村的集體農莊能夠很容易地顯示出對小農經濟的優越性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消滅了絕對地租、廢除了土地私有制而實行了土地國有化的蘇維埃土地法的偉大革命意義。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我們擁有新論據去反對那些說小農經濟在反對大經濟的鬥爭中表現出穩固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究竟為什麼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不充分地利用這個新論據去反對一切資產階級理論呢？
我們實行土地國有化的根據，就是《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的名著《剩餘價值理論》和列寧關於土地問題的著作所提供的理論前◎第217頁◎提，這些著作是最豐富的理論思想寶庫。我指的是關於一般地租的理論，特別是關於絕對地租的理論。現在很明顯，這些著作的理論原理已經在我們城鄉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得到了光輝的證實。
只是令人不能理解，為什麼恰揚諾夫一類的「蘇維埃的」經濟學家的反科學理論應當在我們報刊上通行無阻，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地租和絕對地租理論的天才著作就不應當廣泛宣傳並提到首位，倒應當束之高閣呢？
你們大概記得恩格斯的《農民問題》這本著名的小冊子。你們當然記得恩格斯多麼慎重地對待把小農引上合作經濟道路即集體經濟道路的問題。讓我從恩格斯的這本小冊子中引證有關的一段話吧：
「而我們則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竭力設法使他們的命運較為過得去一些，如果他們下決心的話，就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合作社，如果他們還不能下決心，那就甚至給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註：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11頁。——編者注）
你們看，恩格斯多麼慎重地對待把個體農民經濟引上集體制軌道的問題。怎樣解釋恩格斯的這種初看起來似乎過分慎重的態度呢？他在這個問題上的出發點是什麼呢？顯然，他的出發點是存在著土地私有制，農民有「自己的小塊」土地，他們（農民）很難離開它。西方的農民就是這樣。存在著土地私有制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就是這樣。當然，在這裡是需要十分慎重的。
能不能說在我們蘇聯也有同樣的情況呢？不，不能這樣說。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我國不存在把農民束縛在他們的個體經濟◎第218頁◎上的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我國實行了使個體農民易於轉上集體制軌道的土地國有化。
這就是近來我們的集體農莊運動能夠比較容易和比較迅速地發展的原因之一。
遺憾的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還沒有打算把我國農民的情況和西方農民的情況之間的這種差別儘量清楚地揭示出來。但是，這樣的工作不僅對我們蘇維埃工作人員，而且對世界各國共產黨人都會有極大的意義。因為將來在資本主義各國，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初期，究竟要在土地國有化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還是要在沒有這種基礎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這對於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無關緊要的。
我在不久以前發表的一篇文章（《大轉變的一年》（註：見本卷第196—209頁。——編者注））中發揮了幾個人所共知的證明農業中的大經濟優越於小經濟的論據，在那裡我指的是大規模的國營農場。無須證明，所有這些論據也完全適用於集體農莊這種大經濟單位。我說的不僅是那些有機器拖拉機基礎的發達的集體農莊，而且是那些代表集體農莊建設中所謂工場手工業時期的、依靠農民的原有農具的初級集體農莊。我指的是目前在全盤集體化地區所建立的那些不過是把農民的生產工具集合起來使用的初級集體農莊。
例如拿前頓河州霍漂爾河地區的集體農莊來說吧。從表面上看，這些集體農莊在技術方面似乎和小農經濟沒有區別（機器少，拖拉機少）。其實，在集體農莊裡面單是把農民的工具集合起來使用就產生了我們的實際工作者所夢想不到的效果。這種效果表現在哪裡呢？表現在轉上集體農莊軌道後播種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三◎第219頁◎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為什麼會有這種「令人頭暈目眩」的效果呢？因為農民在單幹條件下是沒有力量的，而在他們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來並聯合為集體農莊以後，就變成了巨大的力量。因為農民已經有可能開墾在單幹條件下難以開墾的熟荒地和生荒地。因為農民已經有可能把生荒地拿到自己手裡。因為已經有可能把空地、零星小塊土地和地界等等利用起來。
開墾熟荒地和生荒地問題對於我國農業有極大的意義。你們知道，過去俄國革命運動的軸心就是土地問題。你們知道，土地運動的目的之一是要消除缺地現象。當時許多人認為缺地現象是絕對的，就是說，俄國再沒有適於耕種的閒地了。而實際情形怎樣呢？現在已經十分清楚，在蘇聯有過而且現在還有幾千萬公頃的閒地，但是農民用他們可憐的工具是根本無法開墾這些土地的。正因為農民過去無法開墾生荒地和熟荒地，所以他們就趨向於耕種「熟地」，耕種屬於地主的土地，耕種適於在單幹條件下用農民原有的農具耕種的土地。這就是「缺地」的根本原因。因此，無怪乎我們的以拖拉機裝備起來的穀物托拉斯現在有可能使用約兩千萬公頃的閒地，這些土地是農民沒有耕種過的，而且是以單幹的方式用小農的農具所不可能耕種的。
各個階段（不論是初級階段或是用拖拉機裝備起來的較發達的階段）的集體農莊運動的意義之一，就在於農民現在已經有可能使用熟荒地和生荒地了。這就是農民過渡到集體勞動之後播種面積大大擴大的秘密所在。這就是集體農莊優越於個體農民經濟的一個根本原因。
不用說，當我們的機器拖拉機站和機器拖拉機隊去幫助全盤集體化地區的初級集體農莊的時候，當集體農莊本身有可能把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集中在自己手裡的時候，集體農莊對個體農民◎第220頁◎經濟的優越性就更加不容爭辯了。
四 城市和鄉村
關於所謂「剪刀差」問題，存在著一種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培植的偏見，對這種偏見也象對其他一切不幸還流行在蘇聯報刊上的資產階級理論一樣，應該宣布無情的戰爭。我指的是一種認為十月革命給予農民的東西似乎比二月革命少，認為十月革命其實什麼也沒有給予農民的理論。
這種偏見有一個時候曾被一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在我們的報刊上宣揚過。固然，這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後來放棄了自己的理論。（有人喊道：「這個人究竟是誰？」）這個人就是格羅曼。但是，這種理論得到了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擁護，並被利用來反對黨。而且沒有任何根據可以斷定，這種理論目前在「蘇維埃的」輿論界已經不流行了。
同志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牽涉到城鄉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它牽涉到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問題。它牽涉到最迫切的「剪刀差」問題。因此，我認為這種奇怪的理論是值得分析一下的。
說農民從十月革命沒有得到任何東西，這是否正確呢？讓我們看看事實吧。
我手裡有著名統計學家涅姆欽諾夫同志的著名統計表，這個統計表在我的《在糧食戰線上》一文中發表過（註：見本卷第45頁。——編者注）。從這個統計表中◎第221頁◎可以看出，革命前地主「生產」的糧食不下六億普特。所以，地主當時是六億普特糧食的持有者。
根據這個統計表，富農當時「生產」的糧食是十九億普特。這是富農當時所擁有的一種很大的力量。
根據同一個統計表，貧農和中農生產的糧食是二十五億普特。
這就是舊的農村，十月革命前的農村的情景。
十月革命後農村中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我可以引用同一個統計表的數字。例如拿1927年來說吧。地主在這一年生產了多少糧食呢？很明顯，他們一點也沒有生產，而且也不可能生產，因為地主已經被十月革命消滅了。你們一定懂得，這必然大大改善農民的狀況，因為農民擺脫了地主的羈絆。這當然是農民由於十月革命而得到的很大的好處。
富農在1927年生產了多少糧食呢？不是十九億普特，而是六億普特。可見富農的力量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被削弱了三分之二以上。你們一定懂得，這不能不改善貧農和中農的狀況。
而貧農和中農在1927年生產了多少糧食呢？不是二十五億普特，而是四十億普特。可見貧農和中農在十月革命後所生產的糧食比革命前多了十五億普特。
這就是說明貧農和中農從十月革命得到了莫大好處的事實。
這就是十月革命給予貧農和中農的東西。
既然如此，怎麼能硬說十月革命沒有給予農民任何東西呢？
但是，同志們，還不止此。十月革命廢除了土地私有制，消滅了土地的買賣，實行了土地國有化。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現在農民要生產糧食，完全用不著購買土地了。從前，他們為了購買土地成年累月地攢錢，只要買到土地，情願借債，情願遭受盤剝。購買土地的費用當然加在糧食生產的成本上。現在農民用不著這◎第222頁◎樣做了。現在農民不必購買土地就能生產糧食。因此，農民用來購買土地的幾億盧布，現在都留在農民的荷包里了。這是什麼，是改善了農民的狀況還是沒有改善農民的狀況呢？顯然是改善了農民的狀況。
其次，直到最近，農民還不得不以單幹方式使用舊式農具耕種土地。大家都知道，使用舊式的、現在已經不適用的生產工具單幹，不能為生活得好些，為不斷提高自己的物質生活、發展自己的文化和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廣闊道路提供必要的好處。現在，在大力開展集體農莊運動以後，農民已經有可能把自己的勞動同鄰居的勞動聯合起來，聯合為集體農莊，開墾生荒地，利用熟荒地，得到機器和拖拉機，從而把自己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甚至兩倍。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由於聯合為集體農莊，農民現在已經有可能用同樣的勞動生產出比以前多得多的東西。因此，這就是說，糧食生產的成本比以前低得多了。最後，這就是說，在價格穩定的情況下，農民出賣糧食得到的錢會比以前多得多。
既然如此，怎麼能硬說十月革命沒有給予農民好處呢？
說這種荒唐話的人顯然是在誣衊黨，誣衊蘇維埃政權，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但是由此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剪刀差」問題，消滅「剪刀差」問題，現在應當有新的提法。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如果集體農莊運動以現有的速度發展下去，「剪刀差」在最近期間就會消滅。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城鄉之間的關係問題已經建立在新的基礎上，城鄉之間的對立將加速消除。
同志們，這種情況對於我們的整個建設事業有極大的意義。它改變著農民的心理，使他們面向城市。它為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第223頁◎創造了基礎。它為用集體農民的「面向城市」的口號補充黨的「面向農村」的口號創造了基礎。
這是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因為現在農民從城市得到了機器、拖拉機、農藝師、組織者以及為反對和戰勝富農所需要的直接幫助。極不信任城市，把城市看做強盜的舊式農民退到後面去了。代替他們的是對城市抱著希望，希望從城市得到生產上的實際幫助的新式農民，即集體農民。生怕下降為貧農而只想悄悄地（會剝奪選舉權呵！）上升到富農地位的舊式農民，已經被有著新的前途——加入集體農莊，擺脫貧困和愚昧而走上經濟和文化高漲的廣闊道路的新式農民所代替了。
同志們，事情就是這樣變化的。
同志們，更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竟沒有採取一切辦法，去痛斥和根除一切企圖詆毀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日益增長的集體農莊運動的資產階級理論。
五 關於集體農莊的本質
集體農莊作為一種經濟類型，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
有一個人在這裡發言時詆毀集體農莊。他斷言集體農莊這種經濟組織同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毫無共同之處。同志們，我必須指出，對集體農莊做這樣的估計是完全不正確的。毫無疑問，這種估計是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經濟類型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很明顯，是由人們在生產過程◎第224頁◎中的關係決定的。否則還有什麼可以決定經濟類型呢？但是，難道在集體農莊裡有生產資料占有者階級和生產資料被剝奪的階級嗎？難道在集體農莊裡有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者階級嗎？難道集體農莊不是在屬於國家的土地上實行基本生產工具公有化嗎？有什麼根據斷言集體農莊作為一種經濟類型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呢？
當然，在集體農莊裡是有矛盾的。當然，在集體農莊裡是有個人主義殘餘甚至富農思想殘餘的，這些殘餘還沒有消失，但是過一個時候，隨著集體農莊的鞏固，隨著集體農莊的機械化，這些殘餘必定會消失。但是整個說來，把矛盾和缺點都包括在內，集體農莊作為一種經濟因素基本上是農村的新的發展道路，是和富農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相反的農村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難道可以否認嗎？在我國條件下，集體農莊（我說的是集體農莊，而不是冒牌的集體農莊）是在同資本主義分子進行殊死搏鬥中發展起來的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基地和策源地，這難道可以否認嗎？
有些同志企圖詆毀集體農莊，把它稱為資產階級的經濟形式，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這不是很明顯嗎？
1923年我們還沒有群眾性的集體農莊運動。列寧在他的《論合作制》一書中指出的是合作社的一切形式，既包括它的低級形式（供銷合作社），也包括它的高級形式（集體農莊）。他當時關於合作社，關於合作社企業是怎樣說的呢？請看列寧的《論合作制》一書中的一段話吧：
「在我國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第225頁◎生產資料是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6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686頁。——編者注）
可見列寧並不是把合作社企業孤立起來觀察，而是把它們和我們的現存制度聯繫起來觀察，注意到合作社企業是在生產資料屬於國家的國家裡，在屬於國家的土地上經營的；列寧這樣觀察合作社企業之後，就斷定它們和社會主義企業並無不同之處。
列寧關於一般合作社企業就是這樣說的。
關於目前的集體農莊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這樣說，這不是很明顯嗎？
列寧認為在我國條件下「單是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687頁。——編者注），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此。
你們可以看出，上面提到的那位發言人詆毀集體農莊，是犯了極嚴重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
從這個錯誤中產生了他的另一個錯誤——關於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問題的錯誤。這位發言人把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說得有聲有色，使人會以為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和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並無不同之處。甚至會以為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更加殘酷。而且不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發言人一個人犯了這種錯誤。空談階級鬥爭，叫嚷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是目前我們的一切「左的」空喊家的特徵。在這種叫嚷中最可笑的是這些叫嚷者在沒有或幾乎沒有階級鬥爭的地方「看見了」階級鬥爭，而在有階級鬥爭並且階級鬥爭很尖銳的地方卻看不見階級鬥爭。
集體農莊內是否有階級鬥爭的因素呢？是的，是有的。既然集體農莊內還保存著個人主義心理甚至富農心理的殘餘，既然集◎第226頁◎體農莊內還存在著物質生活狀況方面的某些不平等現象，那麼集體農莊內就不能沒有階級鬥爭的因素。能不能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和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是相同的呢？不，不能。我們的「左的」清談家的錯誤就在於他們看不見這個差別。
集體農莊外的，集體農莊成立以前的階級鬥爭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同占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並用這些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盤剝貧農的富農進行鬥爭。這個鬥爭是生死存亡的鬥爭。
而集體農莊基礎上的階級鬥爭是什麼意思呢？首先，這就是說，富農已經被擊潰並被剝奪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其次，這就是說，貧農和中農已經在基本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聯合為集體農莊。最後，這就是說，這是集體農莊莊員之間的鬥爭，他們中間一部分人還沒有擺脫個人主義殘餘和富農思想殘餘，企圖利用集體農莊內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圖利營私，而另一部分人想把這些殘餘和這些不平等現象從集體農莊中剷除掉。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集體農莊基礎上的階級鬥爭和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之間的差別，這不是很明顯嗎？
如果以為有了集體農莊，就有了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錯了。如果以為集體農莊莊員已經變成社會主義者，那就更錯了。不是的，要改造集體農民，克服他們的個人主義心理，使他們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還必須做很多工作。集體農莊機械化實現得愈快，集體農莊拖拉機化實現得愈快，達到這個目的也就愈快。但是這絲毫沒有減弱集體農莊作為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槓桿的極大的意義。集體農莊的偉大意義，正在於它是農業中採用機器和拖拉機的主要基地，是用社會主義精神去改造農民、改造農民心理的主要基地。列寧說得對：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需要經過幾代的事情。只有◎第227頁◎有了物質基礎，只有有了技術，只有在農業中大規模地使用拖拉機和機器，只有大規模地實行電氣化，才能解決這個關於小農的問題，才能使他們的可以說是全部心理健全起來。」（《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39頁）（註：見《列寧全集》第32卷第205頁。——編者注）
集體農莊正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只有通過它，千百萬個體小農才能參加擁有機器和拖拉機的大經濟，而機器和拖拉機是經濟繁榮的槓桿，是農業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槓桿，誰能否認這一點呢？
我們的「左的」清談家把所有這些都忘記了。
我們的這位發言人也把這一點忘記了。
六 階級變動和黨的政策中的轉變
最後談談國內階級變動和社會主義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問題。
我們黨最近一年來的工作的特點就是：
（一）我們黨、我們蘇維埃政權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展開了全線進攻；
（二）大家知道，這個進攻產生了並且繼續產生著非常顯著的良好結果。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從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實行並且還在繼續實行我們整個政策中的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轉變。◎第228頁◎
直到最近，黨都是主張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的。大家知道，這個政策早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註：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於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黨綱、共產國際的建立、軍事狀況和軍事政策、農村工作、組織問題等。列寧在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關於黨綱的報告和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大會通過了列寧起草的新黨綱。大會討論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如何對待中農的問題。列寧所作的農村工作報告和代表大會就這一問題作出的決議，規定黨要對中農採取新的政策，即從中立中農的政策轉到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並在這個聯盟中保持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的政策。大會根據列寧制定的黨的軍事政策的基本原則，通過了建立具有嚴格紀律的正規紅軍的決議。大會駁斥了否認黨在蘇維埃工作中的領導作用的薩普龍諾夫——奧新斯基機會主義集團，還通過了關於普遍重新登記黨員和改善黨的社會成分的決議。——第21、159、229頁。）上就已經宣布了。這個政策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以及在我們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註：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於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在莫斯科舉行。這次大會是列寧出席並直接領導的最後一次黨代表大會。列入大會議事日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工會問題、紅軍問題、財政政策、清黨的總結和鞏固黨的隊伍以及附屬於這個議題的關於青年工作、關於報刊和宣傳工作的補充報告等。大會對新經濟政策第一年的實行情況作了總結。列寧在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意味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場「誰戰勝誰」的殊死鬥爭，同時宣布，現在退卻時期已經結束，必須重新配置力量，對資本主義成分進行堅決的進攻。列寧提出：黨的當前任務是學會管理經濟，學會文明經商；為了順利完成黨的當前任務，必須正確地挑選幹部和檢查執行情況。大會嚴厲地譴責了工人反對派的派別活動。這次代表大會後的第一次中央全會，根據列寧的建議，選舉史達林為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第56、229頁。）上又重新宣布了。大家都記得列寧評論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提綱的著名的信（註：見《列寧全集》第33卷第208—212頁。——編者注）（1922年），列寧在那封信里再一次說到必須實行這個政策的問題。最後，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註：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於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制定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農村工作等。史達林於12月3日作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12月7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批准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委託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維護和平及加強蘇聯國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減低的速度繼續推進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擴大和鞏固城鄉的社會主義成分，實行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大會作出了關於制定蘇聯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大會通過了全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擬訂了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計劃，並規定了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方法。大會討論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問題，指出黨與反對派之間的意見分歧已經發展成為綱領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經走上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因而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人不能留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大會批准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1927年11月）關於把列·達·托洛茨基和格·葉·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的決定，並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所有骨幹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員開除出黨。——第6、48、57、64、95、229、329頁。）又肯定了這個政策。直到最近，我們都是實行這個政策的。
這個政策是否正確呢？是的，它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們能不能向富農舉行這樣的進攻呢？當時我們能不能指望這樣的進攻獲得勝利呢？不，不能。這樣做就是最危險的冒險主義。這樣做就是最危險地以進攻為兒戲。因為這樣做我們一定會失敗，既然失敗了，就會使富農的陣地鞏固起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我們在農村還沒有能夠據以向富農舉行堅決進攻的據點，即廣大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網。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可能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社會主義生產代替富農的資本主義生產。
在1926—1927年期間，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曾拚命強迫黨採取立刻向富農進攻的政策。黨沒有採取這種危險的冒險行動，因為黨知道，嚴肅的人是不能允許自己以進攻為兒戲的。向富農進攻是一件嚴肅的事情。決不能把它和反富農的高調混為一談。也不能把它和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拚命強迫黨採取的同富農扭打的政策混為一談。向富農進攻，這就是摧毀富農並把它作為一個階級加以消滅。離開這些目的，進攻就是高調，就是扭打，就是空喊，隨便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能叫作真正的布爾◎第229頁◎什維克的進攻。向富農進攻，這就是準備實際行動，打擊富農，而且把他們打得再也站不起來。這就是我們布爾什維克所說的真正的進攻。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們能不能舉行這樣的進攻而指望獲得勝利呢？不，不能。
的確，富農在1927年生產了六億多普特糧食，其中通過農村外的交換賣出了大約一億三千萬普特。這是一個十分嚴重而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時我們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了多少呢？大約八千萬普特，其中運到市場去的（商品糧食）約為三千五百萬普特。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我們當時能不能用我們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和商品糧食代替富農的生產和商品糧食呢？顯然不能。
在這種情況下向富農舉行堅決進攻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一定會失敗，一定會加強富農的陣地而落到沒有糧食的境地。正因為如此，當時儘管有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冒險主義高調，我們也不能夠而且不應當向富農舉行堅決進攻。
可是現在呢？現在的情況怎樣呢？現在我們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打擊富農，摧毀富農的反抗，把它作為一個階級加以消滅，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的生產。大家知道，1929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的糧食不下於四億普特（比1927年富農經濟的總產量少二億普特）。其次，大家知道，1929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提供的商品糧食在一億三千萬普特以上（即比1927年富農的商品糧食多些）。最後，大家知道，1930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糧食總產量將不下於九億普特（即比1927年富農的總產量多），而它們所提供的商品糧食將不下於四億普特（即比1927年富農的商品糧食多得多）。
同志們，現在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第230頁◎
這就是我國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動。
由此可見，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生產的物質基礎。正因為如此，我們向富農舉行的堅決進攻現在取得了不容置疑的勝利。
如果說的是真正的堅決進攻，而不限於空洞的反富農高調，那就應當這樣向富農進攻。
這就是我們近來從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的原因。
那麼，對於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怎樣辦呢？是否可以容許在全盤集體化地區剝奪富農財產呢？——各地的人們問。真是可笑的問題！當我們主張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時候，當我們沒有可能轉為向富農堅決進攻的時候，當我們沒有可能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生產的時候，剝奪富農財產是不能容許的。那時不容許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是必要的和正確的。而現在呢？現在情形不同了。現在我們有可能向富農舉行堅決進攻，擊破富農的反抗，把它作為一個階級加以消滅，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的生產。現在剝奪富農財產是由實行全盤集體化的貧農和中農群眾自己進行的。現在在全盤集體化地區剝奪富農財產已經不是單純的行政措施。現在在這些地區剝奪富農財產是建立和發展集體農莊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現在來多談剝奪富農財產問題是可笑而不嚴肅的。頭都掉了，何必憐惜頭髮呢。
還有一個同樣可笑的問題：能不能讓富農加入集體農莊？當然不能讓他們加入集體農莊。所以不能，是因為他們是集體農莊運動的死敵。◎第231頁◎
七 結論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的理論工作決不能忽略的六個關鍵問題。
這些問題的意義首先在於對這些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就能根除一切資產階級理論，而這些理論有時——真叫我們丟臉——竟被我們的黨員同志傳播著，引起我們的實際工作者的思想混亂。早就應該剷除這些理論，拋棄這些理論了。因為只有和諸如此類的理論作無情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的理論思想才能成長和鞏固起來。
最後，這些問題的意義在於它們使過渡時期經濟中的舊問題有了新面貌。
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集體農莊問題，過渡時期的經濟問題，現在都有了新的提法。
必須揭露有些人把新經濟政策了解為退卻而且僅僅了解為退卻的那種錯誤。事實上，列寧還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就曾說過，新經濟政策不只是退卻，它同時又是為向城鄉資本主義分子舉行新的堅決進攻作準備。
必須揭露有些人認為需要新經濟政策只是為了城鄉之間的聯繫的那種錯誤。我們需要的不是城鄉之間的任何一種聯繫。我們需要的是能保證社會主義勝利的那種聯繫。我們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列寧說過，新經濟政策的施行是◎第232頁◎認真而長期的。但他從來沒有說過，新經濟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
還必須提出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問題。必須研究編制我國國民經濟平衡表提要的問題。中央統計局在1926年當作國民經濟平衡表公布的東西，不是平衡表，而是數字遊戲。巴扎羅夫和格羅曼對國民經濟平衡表問題的見解也是不合適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把蘇聯國民經濟平衡表的提要制定出來，如果他們一般說來願意研究過渡時期的經濟問題的話。
如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者經濟學家分出一部分工作人員根據過渡時期經濟問題在目前發展階段的新的提法去專門研究這些問題，那就好了。
載於1929年12月29日
選自《史達林全集》第12卷
《真理報》第309號第126—151頁◎第2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