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

（1928年10月19日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認為首先必須撇開小事情，撇開個人因素等等，以便解決我們所關心的右傾問題。 在我們黨內是否有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否存在著有利於這種危險的客觀條件，怎樣對這種危險作鬥爭，——這就是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但是，我們如果不撇開蒙蔽這個問題並妨礙我們了解問題實質的一切小事情和次要成分，就不能解決這個右傾問題。 扎波爾斯基認為右傾問題是一個偶然的問題，這是不對的。他硬說，這裡全部問題不在於右傾，而在於鬧意氣、個人傾軋等等。姑且假定這裡也和在任何鬥爭中一樣，鬧意氣和個人傾軋有幾分作用。可是拿鬧意氣來解釋一切，看不見隱藏在鬧意氣後面的問題的實質，這就是離開了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象莫斯科組織這樣一個毫無疑問是老練而團結一致的大組織，是不會因為幾個愛鬧意氣的人或愛傾軋的人的積極活動而弄得上上下下都震動起來的。不，同志們，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的怪事。更不用說，莫斯科組織的力量和能力是不能這樣輕視的。顯然，在這裡起作用的是一些更加深刻的、和鬧意氣或個人傾軋毫不相干的原因。◎第63頁◎ 弗龍托夫雖然承認有右傾危險存在，但是不認為這種危險值得嚴肅的求實的人去認真過問，這也是不對的。在他看來，右傾問題是空談家的研究對象，而不是求實的人的研究對象。我完全了解弗龍托夫，他埋頭於日常的實際工作，以致沒有工夫來考慮我們的發展前途。但是，這還不是說我們應當把某些黨的工作人員的狹隘的、事務性的實際主義變為我們建設工作的教條。健康的事務主義本來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它在工作中失掉了前途，不使自己的工作服從黨的基本路線，那它就變成壞東西了。可是不難明白：右傾問題是關於我們黨的基本路線的問題，是關於我們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註：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於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制定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農村工作等。史達林於12月3日作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12月7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批准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委託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維護和平及加強蘇聯國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減低的速度繼續推進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擴大和鞏固城鄉的社會主義成分，實行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大會作出了關於制定蘇聯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大會通過了全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擬訂了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計劃，並規定了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方法。大會討論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問題，指出黨與反對派之間的意見分歧已經發展成為綱領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經走上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因而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人不能留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大會批准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1927年11月）關於把列·達·托洛茨基和格·葉·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的決定，並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所有骨幹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員開除出黨。——第6、48、57、64、95、229、329頁。）上所規定的發展前途是否正確的問題。 有些同志在討論右傾問題時把問題著重在代表右傾的人的身上，這也是不對的。他們說，請給我們指出右傾分子或調和分子，請說出他們的姓名，好讓我們來懲辦他們。這樣提問題是不正確的。人當然有一定的作用。可是，這裡問題不在於人，而在於產生黨內右傾危險的條件和環境。儘管可以把人撤掉，但這還不是說，我們這樣做就把我們黨內右傾危險的根底剷除了。所以人的問題雖然無疑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它沒有決定的意義。 說到這裡，不能不想起1919年底和1920年初在敖德薩發生的一件事情，那時我們的軍隊已經把鄧尼金匪徒趕出烏克蘭，正在敖德薩一帶消滅鄧尼金軍隊的殘部。那時有一部分紅軍戰士怒氣沖沖地在敖德薩搜尋協約國，他們相信只要一拿獲協約國，戰爭就會結束。（全場大笑）可以設想，紅軍戰士當時在敖德薩能夠拿獲協約國的某個代表。但是協約國問題當然不會因而得到解決，因為當時敖德薩雖然是鄧尼金匪徒的最後一塊地盤，但是協約國的根底不在敖德薩，而在世界資本主義中。 我們有些同志也是這樣，他們在右傾問題上把問題著重在代◎第64頁◎表右傾的人的身上，而忘記了產生這種傾向的條件。 因此，我們在這裡首先應當闡明離開列寧路線的右傾和「左」傾（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產生的條件問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傾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離開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而走向社會民主黨方面去的趨向或傾向，這種傾向固然沒有正式形成，也許還沒有被意識到，但畢竟是一種傾向。既然某一部分共產黨員否認競選中「階級反對階級」這個口號的適當性（法國），或反對共產黨單獨提出候選人（英國），或不願強調對「左派」社會民主黨鬥爭的問題（德國），如此等等，——那就是說在共產黨內有些人力圖使共產主義去遷就社會民主主義。 如果右傾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獲得勝利，那就意味著共產黨在思想上被粉碎，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而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資本主義的加強和鞏固，因為社會民主黨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主要支柱。 總之，右傾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獲得勝利，就會使保存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資本主義已經被推翻，但是資本主義根底還沒有挖除的蘇維埃發展條件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傾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離開我們黨的總路線而走向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方面去的趨向或傾向，這種傾向固然沒有正式形成，也許還沒有被意識到，但畢竟是一種傾向。既然我們的某一部分共產黨員企圖拉著黨離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後退，否認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縮我國工業，認為目前我國工業的高速度發展會使國家遭到滅亡；或否認資助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適當性，認為這種資助是浪費金錢；或否認在自我批評基礎上進行反官僚主義鬥爭◎第65頁◎的適當性，認為自我批評會動搖我們的機關；或要求放鬆對外貿易壟斷，如此等等，——那就是說在我們黨的隊伍里有些人企圖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去遷就（也許他們自己還沒有覺察到）「蘇維埃的」資產階級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那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成分在我國大大加強。而資本主義成分在我國加強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削弱和資本主義恢復的機會的增多。 總之，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就會使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所必需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內，有沒有使資本主義恢復（復辟）成為可能的條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們，這看起來也許是很奇怪的，但這是事實。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正在加速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並使農民經濟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但是，我們還沒有挖掉資本主義的老根。這些老根到底藏在什麼地方呢？它們藏在商品生產里，藏在城市小生產特別是農村小生產里。 資本主義的力量，正如列寧所說，在於「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見《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3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181頁。——編者注）。 很明顯，既然小生產在我國很普遍，甚至占優勢，既然它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經常地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那麼我國就有使資本主義恢復成為可能的條件。 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內，有沒有為消滅和剷除資本主義恢復的◎第66頁◎可能性所必需的手段和力量呢？是的，是有的。列寧關於蘇聯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論點所以正確，就因為它是以這一點為基礎的。為此就必須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加強工農聯盟，從國家工業化著眼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命脈，高速度發展工業，使國家電氣化，把整個國民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使農民普遍合作化，提高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把個體農民經濟逐漸聯合為公共的集體經濟，發展國營農場，限制並戰勝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如此等等。 列寧關於這一點是這樣說的： 「只要我們還生活在一個小農國家裡，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比共產主義更牢固的經濟基礎。這一點必須記住。每一個細心觀察過農村生活並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較過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挖掉資本主義的老根，還沒有剷除國內敵人的基礎。國內敵人是靠小經濟來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把國家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只有電力才能成為這樣的基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不然我國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這一點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比資本主義弱，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且一定要努力把經濟基礎從小農的變成大工業的。只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終的勝利。」（《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46—47頁）（註：參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399頁。——編者注） 第一，由此可見，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的時候，當我們還沒有挖掉資本主義老根的時候，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牢固的經濟基礎。有時候人們把樹砍倒了，卻沒有把樹根挖掉，因為力量不夠。由此就產生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的可能性。◎第67頁◎ 第二，由此可見，除了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性以外，在我國還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因為如果我們努力實現國家電氣化，如果我們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化大工業的技術基礎，我們就能夠消滅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性，就能夠挖掉資本主義的老根並在我國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由此就產生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可能性。 最後，由此可見，不能僅僅在工業方面建設社會主義，而聽憑農業去自發地發展，以為農村「自然會跟著」城市走。城市裡社會主義工業的存在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因素。但是這還不是說有了這個因素就完全夠了。要使社會主義的城市能夠引導農民的鄉村往前走到底，就必須象列寧所說的那樣，「把國家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 列寧的這一句話和他的另一句話即「新經濟政策……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註：見《列寧全集》第33卷第220頁。——編者注）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恰恰相反，這兩句話是完全相符的。列寧決不是說新經濟政策給予我們現成的社會主義。列寧只是說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社會主義可能建成和社會主義實際建成是大有差別的。決不可以把可能性和現實混為一談。正是為了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列寧才主張實現國家電氣化，主張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化大工業的技術基礎，作為社會主義在我國最終勝利的條件。 可是要在一兩年內實現這個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一兩年內使國家工業化，建立強大的工業，使千百萬◎第68頁◎農民群眾合作化，為農業建立起新的技術基礎，把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大規模集體經濟，發展國營農場，限制並戰勝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為此就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多年緊張的建設工作。當這一點還沒有做到的時候（而這一點並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們就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在這裡，小生產是經常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在這裡，資本主義恢復的危險還是存在。 因為我國無產階級並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複雜的最實際最現實的生活中，所以在小生產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分子，就「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89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200頁。——編者注），從而把某種猶豫、某種動搖帶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來。 我們黨的隊伍里各種動搖和各種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其根源和基礎就在這裡。 正因為如此，不能認為我們黨內的右傾或「左」傾問題是一個不值一提的問題。 我們黨內的右傾危險，即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的危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它過低估計我們敵人的力量，資本主義的力量，看不見資本主義恢復的危險，不了解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奧秘，因而很輕易地向資本主義讓步，要求降低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要求寬容城鄉資本主義分子，要求把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問題推到後面去，要求放鬆對外貿易壟斷，如此等等。 毫無疑問，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就會放縱資本主◎第69頁◎義勢力，破壞無產階級的革命陣地，增多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的機會。 我們黨內的「左」傾（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危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它過高估計我們敵人的力量，資本主義的力量，只看見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性，而看不見我國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陷於悲觀失望，只好用我們黨內有特米多爾主義（註：特米多爾主義　是托洛茨基反對派對聯共（布）的誣衊。史達林說：「反對派說現在我們這裡發生了特米多爾式的蛻化。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國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國的經濟和政治正在破產和倒退，我們不是在走向社會主義，而是在走向資本主義。這種說法當然是奇怪的、愚蠢的。」（《史達林全集》第10卷第293—294頁）特米多爾，亦譯熱月，是1793年法國國民公會重頒的革命曆法的第十一月，相當於公曆7月19—20日至8月17—18日這段時間。共和二年熱月9日，即1794年7月27日，發生了熱月政變，雅各賓派革命專政被推翻，政權從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手裡轉到了大資產階級手裡。）這種胡說來安慰自己。 列寧說：「只要我們還生活在一個小農國家裡，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比共產主義更牢固的經濟基礎。」（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399頁。——編者注）根據列寧這句話，「左」傾就做出不正確的結論說：在蘇聯根本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對農民是毫無辦法的；工農聯盟的思想是已經過時的思想；如果沒有西方勝利了的革命的及時援助，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就一定會垮台或蛻化；如果不採納那種幻想的、不惜以和農民決裂為代價來實行的超工業化計劃，那就必須認為社會主義事業在蘇聯已經毀滅了。 由此就有「左」傾政策中的冒險主義。由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的」跳躍。 毫無疑問，如果「左」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就會使工人階級脫離自己的農民基礎，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脫離其餘的工人群眾，因而就會使無產階級遭受失敗，使資本主義恢復的條件容易形成。 可見，這兩種危險（無論是「左」傾危險或右傾危險），這兩種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無論是右傾或「左」傾），雖然從不同的兩端出發，但引起的後果是一樣的。 這兩種危險哪一種壞些呢？我認為兩種都壞。◎第70頁◎ 從對這兩種傾向順利進行鬥爭的觀點來說，它們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左」傾危險現在在黨看來比右傾危險更為明顯。我們對「左」傾已經進行了幾年緊張的鬥爭，這個情況對於黨當然不會沒有作用。很明顯，在對「左」傾即托洛茨基主義傾向進行鬥爭的幾年中，黨學會了許多東西，要用「左的」詞句來欺騙黨已經不是容易的了。 至於右傾危險，儘管它過去就已經存在，現在又由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加強（和上年度收購危機有關）而更加突出地顯露出來，但我認為這種危險在我們黨內某一部分黨員看來還不十分明顯。因此任務就是：除了絲毫不放鬆對「左」傾危險即托洛茨基主義危險的鬥爭以外，還要著重反右傾的鬥爭，並竭力設法使右傾危險在黨看來也和托洛茨基主義危險一樣明顯。 右傾問題如果不是和我們發展中的困難問題有聯繫，也許不會象現在這樣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但是問題也就在於右傾的存在使我們發展中的困難複雜化，並阻礙我們克服這些困難。正因為右傾危險阻礙我們進行克服困難的鬥爭，所以克服右傾危險的問題對於我們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現在稍微談談我們的困難的性質。應該注意到，我們的困難決不能認為是停滯或衰落中的困難。有經濟衰落或經濟停滯中的困難，在發生這種困難的時候，人們就竭力使經濟停滯現象的害處減輕一些，或者使經濟衰落的程度減輕一些。我們的困難和這種困難毫無共同之處。我們的困難的特點就在於它們是高漲中的困難，是發展中的困難。當我們講到困難的時候，通常指的是要把工業提高百分之幾，把播種面積擴大百分之幾，把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多少普特，如此等等。正因為我們的困難是高漲中的困難，而不是衰落或停滯中的困難，所以這種困難對於黨也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第71頁◎的危險。 但是困難終究是困難。要克服困難就必須竭盡一切力量，必須有剛毅性和堅韌性，而剛毅性和堅韌性又不是每個人都充分具備的，也許因為有人覺得累了，疲勞了，或者因為有人寧願過比較安靜的、沒有鬥爭和波折的生活，——所以，這裡就發生猶豫和動搖，轉到阻力最小的路線方面去，說什麼要降低工業的發展速度，寬容資本主義分子，否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並否認一切超出平常的、安靜的日常工作範圍的事物。 可是，我們不克服我們面前的困難就不能前進。而要克服困難，首先必須戰勝右傾危險，首先必須克服右傾，因為右傾阻礙我們和困難作鬥爭，並企圖摧毀我們黨為克服困難而鬥爭的意志。 這裡所指的當然是對右傾進行真正的鬥爭，而不是口頭上的紙上的鬥爭。我們黨內有些人為了良心上過得去，也就不反對宣布對右傾危險作鬥爭，好象神父有時念著「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註：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歡呼語，意為「讚美上帝」。——編者注）一樣，可是不採取（決不採取）任何實際辦法來為反右傾鬥爭奠定鞏固的基礎，並在事實上克服這種右傾。這樣的派別在我們這裡就叫做對右的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調和的派別。不難了解：對這種調和派的鬥爭就是對右傾，對右傾危險的總鬥爭的組成部分。因為不同這種庇護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派進行有系統的鬥爭，就不能克服右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關於右傾分子的問題無疑是值得注意的，雖然它沒有決定的意義。在上年度發生糧食收購危機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在我們黨的下層組織里碰到右傾危險分子，當時在鄉里和村裡有許多共產黨員反對黨的政策，弄到和富農分子結合起來的地步。你們知道，◎第72頁◎這種分子在今年春季已經被清除出黨，這一點已經在今年2月我們黨中央的一個大家知道的文件中特別提到了。 可是，如果說我們黨內再沒有這種分子，那就不對了。如果往上面去看看縣的和省的黨組織，並好好地觀察一下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那你們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在這裡找到右傾危險分子以及對右傾危險採取調和態度的人。大家知道，在我們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好些工作人員所寄來的「信」、「聲明」和其他文件中，右傾趨向是表現得十分明顯的。你們知道，在中央七月全會（註：1928年7月4—12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全會聽取了關於即將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一些問題的情況報告，基本上同意了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全會通過了有關糧食收購政策、建立新的國營農場（穀物農場）、改進培養新專家的工作等問題的決議。史達林在7月5日、9日和11日的會議上先後發表了《論共產國際綱領》、《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論工農結合和國營農場》三篇演說（見《史達林全集》第11卷第125—137、138—163、164—170頁）。）速記記錄中提到了這些信和文件。 如果再往上面去看看，提出關於中央委員的問題，那就必須承認，在中央的成員中也有一些對右傾危險採取調和態度的因素，固然這些因素是極少的。中央七月全會速記記錄就是這一點的直接證明。 而在政治局內又是怎樣呢？在政治局內有沒有什麼傾向呢？在我們政治局內既沒有右傾分子，又沒有「左傾分子」，也沒有對他們採取調和態度的分子。這是必須在這裡十分肯定地說明的。對黨不懷好意的分子和各種反對派分子散布謠言，說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傾或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已經到了拋棄這種謠言的時候了。 在莫斯科組織里或它的上層機關莫斯科委員會內是不是有過猶豫和動搖呢？是的，是有過的。如果現在硬說那裡沒有發生過猶豫和動搖，那是愚蠢的。彼尼科夫的誠懇坦白的發言就是這一點的直接證明。彼尼科夫在莫斯科組織和莫斯科委員會裡並不是居於末位的人。你們已經聽見，他坦白地公開地承認了他在我們黨的政策的許多極重要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這當然不是說，整個莫斯科委員會都發生過動搖。不，不是這個意思。象今年10月◎第73頁◎莫斯科委員會告莫斯科組織全體黨員書這樣的文件，就毫無疑問地證明莫斯科委員會已經克服了它的某些委員的動搖。我不懷疑，莫斯科委員會的領導核心是一定能徹底糾正這種情況的。 各區組織干涉了這件事，提出了必須剷除莫斯科組織里某些領導人的錯誤和動搖的問題，有些同志對此表示不滿。我不知道這種不滿能有什麼理由。莫斯科組織里各區積極分子發出了自己的呼聲，要求剷除錯誤和動搖，這有什麼不好呢？難道我們的工作不是在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評的標誌下進行的嗎？自我批評可以提高黨的和整個無產階級的下層群眾的積極性，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如果各區積極分子真正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那又有什麼不好或危險呢？ 中央干涉這件事情是不是做得對呢？我認為中央是做得對的。別爾津認為中央提出撤換一個為區組織所反對的區領導人的問題是做得太嚴厲了。這是完全不對的。我請別爾津回想一下1919年或1920年發生的一些事情，當時有些中央委員在黨的路線方面犯了一些在我看來並不是很嚴重的錯誤，但是按照列寧的提議對這些人進行了處分以警效尤，其中有一個人被派到土耳其斯坦，另一個人幾乎被取消中央委員資格。（註：這裡提到的中央委員是指米·巴·托姆斯基和亞·加·施略普尼柯夫。關於這個問題，參看《史達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七八至二七九頁。） 列寧當時這樣處理是不是對呢？我認為他是完全對的。當時中央的情形並不象現在這樣。當時有一半中央委員是跟著托洛茨基走的，而中央本身的情形是不穩固的。現在中央這樣處理是寬大得無可比擬了。為什麼呢？也許因為我們想比列寧慈善些？不，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現在中央的情形已經比當時穩固了，所以中央現在已經有可能處理得比較寬大。 薩哈羅夫硬說中央干涉得太遲，這也是不對的。所以不對，是因為他大概不知道中央的干涉其實是從今年2月就開始的。薩哈◎第74頁◎羅夫如果願意，是可以確信這一點的。固然，中央的干涉並沒有立刻收到良好的效果。可是，如果拿這一點去責備中央，那就奇怪了。 結論： (1)右傾危險是我們黨內的嚴重危險，因為它是生根於我國社會經濟環境的； (2)右傾危險因有各種困難而加深，不克服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就不能克服這些困難； (3)在莫斯科組織里有過猶豫和動搖，有過不穩固的因素； (4)莫斯科委員會的核心在中央和各區積極分子的幫助下已經採取一切辦法去剷除這種動搖； (5)毫無疑問，莫斯科委員會一定能克服已經發現的錯誤； (6)任務就在於消除內部鬥爭，使莫斯科組織團結一致，在開展自我批評的基礎上順利地進行支部的改選。（鼓掌） 載於1928年10月23日 選自《史達林全集》第11卷 《真理報》第247號第192—205頁◎第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