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1928年11月19日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
*（註：有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參加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於1928年11月16—24日舉行。全會審查了1928—1929年度國民經濟控制數字，討論了實行七小時工作制的初步總結和繼續實行這種工作制的問題、吸收工人入黨和調整黨的發展問題以及聯共（布）北高加索邊疆區委員會關於農村工作和發展農業的措施的報告。史達林在11月19日的會議上就議程的第一個問題發表了《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演說。）
同志們，我要講的是政治局提綱中所提出的三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國家工業化的問題，關於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並保證其儘可能快的速度是工業化的主導因素的問題。
其次一個問題，是我國農業的發展速度過分落後於工業的發展速度，因而我們國內政策方面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農業問題，特別是穀物問題，也就是如何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提高農業，改造農業的問題。
最後，第三個問題，是關於離開黨的路線的各種傾向，兩條戰線的鬥爭以及目前我們主要的危險是右傾危險，是右傾的問題。
一 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
高速度發展整個工業特別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和關鍵，是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上改造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要基礎和關鍵。這個原理是我們提綱的出發點。
咚俁確⒄構ひ凳鞘裁匆饉寄兀空餼褪撬擔�×吭黽庸ひ檔幕�窘ㄉ柰蹲省５�欽庋�齷崾刮頤塹囊磺屑苹�ㄎ蘼墼に隳詰幕頡虻?6頁◎預算外的）都很緊。事實也的確是這樣，最近三年來，在改造時期中，我們的控制數字的特點是：這些數字的制定和實現都是很緊的。無論是看一看我們的控制數字，或者是翻一翻我們的預算草案，或者是和我們黨內的同志（無論是在黨組織方面工作的同志，或者是領導我們蘇維埃建設、經濟建設和合作社建設的同志）談一談，——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我們的計劃很緊。
這裡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般地說，我們需要不需要把計劃定得這樣緊呢？不緊不行嗎？難道不能在比較「平靜」的情況下用比較緩慢的速度進行工作嗎？我們採取高速度發展工業的方針，是不是由於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們性情急躁呢？
當然不是！在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裡工作的都是一些清醒而冷靜的人。如果撇開外部和內部的環境抽象地來講，我們當然可以用比較緩慢的速度進行工作。但是問題在於：第一，不能撇開外部和內部的環境；第二，如果從我們周圍的環境出發，那就不能不承認，正是這個環境迫使我們要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
現在請允許我來分析一下這個環境，分析一下迫使我們要高速度發展工業的這些外部和內部的條件。
外部條件。我們是在一個技術非常落後的國家內取得了政權的。除了少數大工業單位多少有些新的技術基礎以外，我們千百個工廠的技術是根本不能拿現代技術成就來衡量的。可是，我們周圍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它們擁有比我國發達得多的和現代化的工業技術。你們看一看資本主義國家，就可以看到那裡的技術不僅是在前進，而且簡直是在突飛猛進，超過了舊式的工業技術。由此可見，一方面，我國有最先進的蘇維埃制度和全世界最先進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應當作為社會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第77頁◎基礎的我國工業技術卻過分落後。你們是否以為，在存在著這種矛盾的情況下可以在我國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呢？
要克服這種矛盾必須做些什麼呢？為此必須趕上並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我們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即蘇維埃制度方面已經趕上並超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很好的。但是這還不夠。為了在我國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還必須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這些國家。或者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或者我們被壓倒。
不僅從建成社會主義方面來看這是對的。從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保衛我國的獨立來看這也是對的。不為國防建立足夠的工業基礎，就不可能保衛住我們國家的獨立。不使工業具有高度的技術，就不可能建立這樣的工業基礎。
就是為了這一點，我們必須高速度發展工業，就是這一點迫使我們要高速度發展工業。
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落後並不是我們臆造出來的。這種落後是歷來就有的，是我國的全部歷史遺留給我們的。這種落後，無論是在從前，在革命以前的時期，或是在後來，在革命以後的時期，人們都覺得是一種禍害。彼得大帝接觸了西方較發達的國家以後，就狂熱地建立工廠來供應軍隊和加強國防，這也就是想跳出落後圈子的一種獨特的嘗試。但是十分明顯，任何一個舊的階級，無論是封建貴族或是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消滅我國落後性的任務。而且這些階級不僅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甚至不能以多少令人滿意的形式提出這個任務。只有在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才能消滅我國歷來的落後性。而且只有建立了自己的專政並掌握著對國家的領導的無產階級，才能消滅這種落後性。
如果以為我國的落後並不是我們臆造出來的，而是我國的全◎第78頁◎部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所以我們不能而且不應該對此負責，——如果這樣來安慰自己，那就愚蠢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既然我們取得了政權並擔負起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國家的任務，我們就對一切負責而且應當對一切負責，既對好的負責也對壞的負責。正因為我們對一切負責，我們就應當消滅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性。如果我們真正想趕上並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就一定要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只有我們布爾什維克才能做到。正是為了實現這個任務，我們就應當不斷地使我國工業高速度發展。而我們已經在使我國工業高速度發展，這是現在大家都看到的。
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對於我們布爾什維克來說並不是什麼新的或突如其來的問題。這個問題早在1917年，在十月革命爆發前的時期我們就提出來了。早在1917年9月，十月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列寧在他的《大難臨頭，出路何在？》一書中就提出這個問題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吧：
「革命所已經做到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來說，在幾個月以內就趕上先進國家了。但是這還不夠。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斬釘截鐵地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且超過先進國家。……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奮勇前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191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168—169頁。——編者注）
列寧就是這樣尖銳地提出了消滅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性的問題。
這段話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前的時期寫的，當時布爾什維克還沒有政權，還沒有社會主義化的工◎第79頁◎業，還沒有廣泛發展的包括千百萬農民的合作社網，還沒有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現在，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夠根本消滅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性的一些重要東西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列寧的話大體上這樣變動一下：
「我們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在政治方面趕上並超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這還不夠。我們應當利用無產階級專政，利用我們的社會主義化的工業、運輸業、信用系統等等，利用合作社、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等等，以便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假如我們的工業和技術象德國那樣發達，假如我國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象德國那樣大，那麼高速度發展工業的問題在我們這裡就不會象現在這樣迫切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用比較緩慢的速度發展工業，不必擔心落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後面，我們知道我們一下子就會超過它們。而那時我們也就不會有現在這樣嚴重的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性了。但是問題正在於：我們在這方面是落後於德國的，我們在技術和經濟方面還遠沒有趕上德國。
假如我們不是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之一，假如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其他比較先進的國家，比如說在德國和法國，也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高速度發展工業的問題就不會這樣迫切了。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包圍對於我們就不會有現在這樣嚴重的危險，我國的經濟獨立問題自然就退到次要的地位了，我們就可以加入較發達的無產階級國家的體系，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國家得到機器來發展我國的工業和農業，而供應這些國家原料和糧食，因此，我們也就可以用比較緩慢的速度發展我國的工業。但是，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還沒有這種條件，我們還是一個被資本主義◎第80頁◎國家包圍的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在技術和經濟方面遠遠地走在我們的前面。
正因為如此，列寧才把在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的問題當作我國發展的生死存亡問題提出來。
迫使我們要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的外部條件就是如此。
內部條件。除了外部條件以外，還有迫使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腦即我國工業要高速度發展的內部條件。我指的是我國農業、農業技術和農業文化過分落後。我指的是小商品生產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後的生產在我國還占絕對優勢，和這種生產比較起來，我國社會主義大工業就象大海中的一個孤島，雖然這個島的基礎在一天天擴大，但它仍然是大海中的一個孤島。
我們通常說，工業是包括農業在內的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腦，工業是一把鑰匙，用這把鑰匙就能在集體制的基礎上改造落後的分散的農業。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一分鐘也不應當拋棄這種看法。但是也要記住：如果說工業是主腦，那麼農業就是工業發展的基礎，因為農業是吸收工業品的市場，是原料和糧食的供應者，是為輸入設備以滿足國民經濟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資後備的來源。如果讓農業仍然處在技術十分落後的狀態中，如果不保證工業有農業基礎，不改造農業，不使農業跟上工業，那麼能不能把工業向前推進呢？不，不能。
因此，任務就在於最大限度地保證農業有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加速並推進自己的改造所必需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但是，要實現這個任務，就必須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當然，改造分散的零星的農業比起改造聯合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來，是一件困難得多的工作。但是這個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把它解決。而解決這個任務非在高速度發展工業的基礎上不可。◎第81頁◎
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決不能無止境地即過於長期地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建立在規模最大的聯合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上和最分散最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的基礎上。必須逐步而又不斷地、堅定不移地把農業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大生產的基礎上去，使它跟上社會主義工業。或者我們解決這個任務，那麼我國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就有了保證；或者我們放棄這個任務，不解決這個任務，那麼回到資本主義去就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列寧關於這一點是這樣說的：
「只要我們還生活在一個小農國家裡，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比共產主義更牢固的經濟基礎。這一點必須記住。每一個細心觀察過農村生活並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較過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挖掉資本主義的老根，還沒有剷除國內敵人的基礎。國內敵人是靠小經濟來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把國家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只有電力才能成為這樣的基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46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399頁。——編者注）
可見列寧所理解的全國電氣化並不是孤立地建造個別的發電站，而是逐步地「把國家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這種大生產是這樣或那樣地、直接或間接地和電氣化事業聯繫著的。
這個演說是列寧在1920年12月，在新經濟政策施行的前夕，在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論證所謂電氣化計劃即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的計劃時發表的。有些同志根據這一點說：這段話里所說的原理對目前的實際情況已經不適用了。試問，為什麼呢？據◎第82頁◎說是因為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這當然是事實。我們現在擁有發達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擁有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的集體農莊，我們擁有舊的和新的國營農場，我們擁有稠密的發達的合作社網，我們擁有為農民經濟服務的農具租賃站，我們現在採用預購的方法作為結合的新形式，我們可以運用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槓桿來逐步地把農業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這一切都是事實。可是，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是一個小生產占優勢的小農國家，這也是事實。而這一點卻是主要的。只要這個主要之點還存在，列寧關於「只要我們還生活在一個小農國家裡，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比共產主義更牢固的經濟基礎」，因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非空話這一論點就還是有效的。
列寧即使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以後（1921年3—4月間）寫的《論糧食稅》一書的綱要中也說過同樣的但是更加尖銳的話：
「如果經過十至二十年的電氣化，小農的個人主義和他們在地方流轉中的自由貿易就一點也不可怕了。如果沒有電氣化，回到資本主義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又說：
「只要在十至二十年內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在發展著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情況下），否則就會遭到二十至四十年白衛恐怖的苦難。」（《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13頁）（註：參看《列寧全集》第32卷第313頁。——編者注）
列寧就是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或者電氣化，即「把國家經濟，包括農業在內，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或者回到資本主義去。
列寧對於「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的問題就是這樣了解的。◎第83頁◎
這裡問題不在於對農民表示愛撫，並把這看作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的方針，因為靠愛撫是做不出大事來的；問題在於幫助農民把他們的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因為這是使農民擺脫貧困的基本道路。
可是，不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首先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把全國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是不可能的。
迫使我們要高速度發展工業的內部條件就是如此。
使我國國民經濟控制數字定得很緊的外部和內部條件就是如此。
我們的經濟計劃（無論預算內的或預算外的）所以很緊，並規定向基本建設大量投資以保持工業的高速度發展，其根源就在這裡。
有人會問：提綱中什麼地方，提綱中哪一部分談到了這一點呢？（有人喊道：「是呀，什麼地方談到了這一點呢？」）提綱中規定的1928—1929年度工業基本建設投資額就說明了這一點。要知道，我們把提綱叫作控制數字提綱。同志們，好象是這樣的吧？（有人喊道：「是的。」）那麼，在這個提綱中是這樣說的：我們在1928—1929年度投入工業基本建設的資金為十六億五千萬盧布。換句話說，我們本年度投入工業的資金比上年度多三億三千萬盧布。
由此可見，我們不僅保持了工業的發展速度，而且還向前推進了一步，使工業投資比上年度多，也就是說，使工業中的基本建設項目絕對地和相對地都增加了。
國民經濟控制數字提綱的主要點就在這裡。可是有些同志看不到大象。他們只是對控制數字提綱的細節亂加批評，而最重要的東西卻沒有看見。◎第84頁◎
二 穀物問題
我在上面所講的是提綱中的第一個大問題——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現在來談談第二個大問題——穀物問題。提綱的特點是：它著重地提到整個農業特別是穀物業的發展問題。提綱的這種方針是否正確呢？我認為是正確的。早在七月全會（註：1928年7月4—12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全會聽取了關於即將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一些問題的情況報告，基本上同意了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全會通過了有關糧食收購政策、建立新的國營農場（穀物農場）、改進培養新專家的工作等問題的決議。史達林在7月5日、9日和11日的會議上先後發表了《論共產國際綱領》、《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論工農結合和國營農場》三篇演說（見《史達林全集》第11卷第125—137、138—163、164—170頁）。——第73、85、149頁。）上就已經說過，整個農業特別是穀物業的過分落後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最大弱點。
有人一講到我們的農業落後於工業就抱怨，這當然是不嚴肅的。農業一向落後於工業，並且將來還會落後於工業。在我國工業高度集中而農業高度分散的情況下更是如此。聯合的工業當然要比分散的農業發展得快。由此也就產生了工業對農業的領導作用。因此，農業一般落後於工業，還不能作為提出穀物問題的理由。
只有當農業一般落後於工業變為農業的發展速度過分落後的時候，才出現農業問題，特別是穀物業問題。目前國民經濟狀況的特點是：在不斷發展的城市和工業區對商品糧食的需求大大增長的情況下，我們面前的事實是穀物業的發展速度過分落後於工業的發展速度。在這種情況下，任務不在於把工業的發展速度降低到穀物業的發展水平（這樣會使一切混亂起來，會使發展變成倒退），而在於使穀物業的發展跟上工業的發展速度，並把穀物業的發展速度提高到能夠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無論工業或農業）迅速前進的水平。◎第85頁◎
或者我們解決這個任務，那麼穀物問題也就會得到解決；或者我們不解決這個任務，那麼社會主義的城市和小農的鄉村之間的分裂就不可避免。
同志們，我們這裡的問題就是這樣擺著的。穀物問題的實質就是這樣的。
這是不是說我們穀物業的發展現在處於「停滯狀態」，或者甚至「退化」了呢？弗魯姆金在他的第二封信里正是這樣提出問題的。我們根據他的要求，今天已經把這封信分發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各位委員了。他在這封信里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農業正處於「停滯狀態」。他說：「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在報刊上談論退化，但是我們在黨內不應當掩蓋，這種落後等於退化。」
弗魯姆金的這個論斷是否正確呢？當然不正確！我們政治局委員完全不同意這個論斷，而政治局的提綱和這種對穀物業狀況問題的說明是根本不同的。
實際上，退化是什麼？它在農業中應當表現在什麼地方？顯然，它應當表現在農業的後退、下降，表現在從新的經營方式倒退到舊的中世紀的經營方式。它應當表現在農民比如說由實行三圃制改為實行熟荒耕作制，由使用鐵犁和機器改為使用木犁，由使用精選種子和純種種子改為使用非精選種子和不良種子，由現代的農業文化降為低級的農業文化，如此等等。但是，難道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諸如此類的事實嗎？每年都有幾萬幾十萬戶農民由實行三圃制改為實行四圃和多圃制，由使用不良種子改為使用純種種子，由使用木犁改為使用鐵犁和機器，由低級的農業文化轉上高級的農業文化，這難道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嗎？這算什麼退化呢？
弗魯姆金總是喜歡抓住某些政治局委員的片言隻字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十分可能，他這次將竭力抓住布哈林的片言隻字，以便◎第86頁◎證明布哈林在他的《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一文中「也是這樣」說的。但布哈林遠不是「也是這樣」說的。布哈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是退化的可能性或危險性這一抽象的理論問題。抽象地說，這樣提出問題是完全可能的和合乎情理的。而弗魯姆金做的是什麼呢？他把退化的可能性這一抽象問題說成農業退化的事實了。這就是他所謂對穀物業狀況的分析！同志們，這不是很可笑嗎？
如果蘇維埃政權在它建立的第十一年竟使農業退化了，那它還好在哪裡！這樣的政權應該趕走，不應該支持。如果這個政權真的使農業退化了，那麼工人們早就把它趕走了。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專家向我們叫嚷退化，他們甚至睡覺都夢見農業退化。有一個時候托洛茨基向我們叫嚷過退化。我沒有料到弗魯姆金也會走上這條可疑的道路。
弗魯姆金關於退化的斷言的根據是什麼呢？首先是今年我們的穀物播種面積比去年小了些。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呢？也許是因為蘇維埃政權的政策？當然不是。這是因為烏克蘭草原地帶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區的秋播作物遭災，烏克蘭的同一地區今夏又遭了旱災。假如沒有這些完全能左右農業的不利的氣候條件，我們今年的穀物播種面積至少要比去年多一百萬俄畝。
其次，他的斷言的根據是我們今年的穀物總產量僅僅比去年稍微多一點（多七千萬普特），而小麥和黑麥比去年少了兩億普特左右。為什麼會產生這一切情況呢？這也是因為遭了旱災和秋播作物遭了霜災。如果沒有這些不利的氣候條件，我們今年的糧食總產量就會比去年多三億普特左右。怎麼能把旱災、霜災等等這樣一些對某些地區的收成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撇開不談呢？
現在我們提出的任務是：擴大播種面積百分之七，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百分之三，增加穀物總產量約百分之十。毫無疑問，我們將◎第87頁◎採取一切辦法來完成這些任務。但是，儘管我們採取各種措施，某些地區還是有可能又突然遭到霜災或旱災，發生局部的歉收；而且這種情況可能使穀物總產量比我們計劃的數字，或者甚至比今年的總產量有一定程度的減少。這是不是說農業「正在退化」，而這種「退化」應歸咎於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呢？這是不是說我們使農民「失去了」經濟刺激，我們「剝奪了」農民的經濟前途呢？
幾年以前托洛茨基就犯過這種錯誤，硬說「下雨」對農業沒有作用。李可夫在絕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支持下駁斥了他。現在弗魯姆金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撇開對農業起作用的氣候條件，力圖把一切都歸咎於我們黨的政策。
要提高整個農業特別是穀物業的發展速度，必須採取哪些途徑和方法呢？
必須採取的途徑或方法有三個：
（一）提高個體貧農中農農戶的單位面積產量並擴大他們的播種面積；
（二）繼續發展集體農莊；
（三）擴大原有的國營農場並發展新的國營農場。
關於這些，早在七月全會的決議中就已經說過了。提綱重申了七月全會上說過的東西，但是把問題提得更具體，提出了這方面一定的投資數字。弗魯姆金在這裡又找到藉口來吹毛求疵了。他認為，既然把個體經濟放在第一位，而把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那麼這無非是表明他的觀點勝利了。同志們，這是可笑的。當然，如果從某些農業形式的比重來看問題，那就應當把個體經濟放在第一位，因為個體經濟出產的商品糧食比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幾乎多五倍。但是，如果從經濟類型，從哪一種經濟形式最接近我們來看問題，那就應當把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放在◎第88頁◎第一位，因為和個體農民經濟比較起來，它們是農業的高級類型。這兩種看法對我們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這難道還要證明嗎？
怎樣才能使我們的工作在所有這三個方面進行，使農業首先是穀物業的發展速度在實際上提高呢？
為此首先必須使我們黨的幹部的注意力轉到農業方面來，使他們特別注意穀物問題中的具體問題。應當拋棄關於一般農業的泛論和空談，而最終轉到按照不同地區的不同條件制定提高穀物業的實際措施。已經到了從言論轉為行動並最終研究具體問題的時候了，即研究怎樣提高個體貧農中農農戶的單位面積產量並擴大他們的播種面積，怎樣改進並進一步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怎樣組織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供給農民優良種子和良種牲畜方面幫助農民，怎樣通過農具租賃站用機器和其他農具幫助農民，怎樣擴大並改進預購的工作和一般農業合作社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有人喊道：「這是實際主義。」）這種實際主義是我們絕對需要的，因為沒有它，我們就有把解決穀物問題這一極重要的工作淹沒在關於一般農業的空談中的危險。
中央已經決定組織我們的主要產糧區的負責工作人員在人民委員會和政治局作一些關於農業發展問題的具體報告。在這次全會上，你們將要聽到安德列也夫同志關於解決北高加索穀物問題的途徑的報告。我想，以後我們還要陸續聽取烏克蘭、中部黑土地區、伏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等地區的類似的報告。為了把黨的注意力轉到穀物問題方面來，並最終使我們黨的幹部轉上具體地提出和穀物問題有關的問題的軌道，這樣做是絕對必要的。
其次，必須使我們黨的農村工作人員在其實際工作中把中農和富農嚴格地區別開來，不要把他們攪在一起，不要在應該打擊富農的時候打到中農身上。現在總該是消滅這些所謂錯誤的時候◎第89頁◎了。例如拿個別稅的問題來說吧。我們的政治局的決議和有關的法律規定，個別稅的徵收面不得超過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就是說，只向最富裕的一部分富農徵收。但實際上是怎樣做的呢？有許多地區徵收面擴大到百分之十或十二，甚至更多，因此觸犯了中農。現在還不到結束這種罪行的時候嗎？
可是我們親愛的「批評家們」不去擬定消滅諸如此類的惡劣現象的具體辦法，而去考究字眼，提議把「最富裕的一部分富農」改為「最有實力的一部分富農」或「最上層的一部分富農」。好象這些並不是一個意思！已經證實：在我國富農約占百分之五。已經證實：按照法律應該繳納個別稅的農戶只占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即最富裕的一部分富農。已經證實：在實踐中許多地區違反了這項法律。而「批評家們」不去擬定消滅這些現象的具體辦法，卻在字眼上進行無謂的批評，不願意了解這樣做是絲毫無濟於事的。十足的書呆子！（有人喊道：「有人提議向所有的富農徵收個別稅。」）這麼說來，就應當要求廢除只向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農戶徵收個別稅的法律了。可是，我倒沒有聽到有誰要求廢除關於個別稅的法律。有人說，隨意擴大個別稅徵收面的目的是為了補充地方預算。但是，補充地方預算是不能用違反法律、違反黨的指示的方法的。我們黨還存在，它還沒有被消滅。蘇維埃政權還存在，它還沒有被消滅。如果地方預算的經費不夠，就應該提出地方預算的問題，而不應該違反法律，不應該取消黨的指示。
再其次，必須繼續加強對個體貧農中農農戶的刺激。毫無疑問，糧價的提高，革命法制的實際執行，用預購的方式給予貧農中農農戶的實際幫助等等，將大大地增進對農民的經濟刺激。弗魯姆金認為我們扼殺了或幾乎扼殺了這種刺激，剝奪了農民的經濟前途。這當然是胡說。如果真是這樣，那就令人不能理解：工人階◎第90頁◎級和基本農民群眾的結合，他們的聯盟究竟依靠什麼？不能認為這種聯盟是精神上的聯盟。終究必須了解，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打算盤的聯盟，是兩個階級的利益的聯盟，是工人和基本農民群眾以互利為目的的階級聯盟。很明顯，如果我們扼殺了或幾乎扼殺了對農民的經濟刺激，剝奪了農民的經濟前途，那麼我們就不會有結合，就不會有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顯然，這裡所指的不能是「創造」或「挑起」對貧農中農群眾的經濟刺激，而只能是增進這種刺激，繼續加強這種刺激，使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眾相互有利。國民經濟控制數字提綱所指的正是這一點。
最後，必須加強對農村的商品供應。我指的一方面是消費性的商品，另一方面特別是能夠提高農產品生產的具有生產性的商品（機器、肥料等等）。不能說我們在這方面一切都很好了。你們知道，商品缺乏的現象還遠沒有消除，而且大概不會很快消除。我們黨內某些人有一種錯覺，以為我們立刻就能消除商品缺乏的現象。可惜這是不對的。要知道，商品缺乏的現象，第一，是和工農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巨大增長有聯繫的，商品的生產雖然逐年增加，但是還不能滿足全部需求；第二，是和目前的工業改造時期有聯繫的。
工業的改造意味著把資金從消費資料的生產方面轉到生產資料的生產方面去。不這樣做，就沒有而且不可能有重大的工業改造，尤其在我們蘇維埃的條件下。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錢投入新企業的建設，城市和新消費者的數量不斷地增加，而這些新企業只有在三四年以後才能出產大批新商品。不難了解，這種情況是不會有助於消除商品缺乏現象的。
這是不是說，在商品缺乏的現象面前我們只好束手無策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問題在於我們能夠而且應當採取具體辦法來◎第91頁◎緩和、減少商品缺乏的現象。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們立即應當做到的。為此必須竭力加強那些和提高農業生產直接有關的工業部門（史達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羅斯托夫農業機器製造廠、沃羅涅什選種筒製造廠以及其他等等）。其次，為此必須儘可能地加強那些和增加稀缺商品（呢絨、玻璃、釘子等等）有關的工業部門。如此等等……
庫比雅克說，從國民經濟的控制數字看來，本年度用於個體農民經濟的款項比上年度少。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庫比雅克大概沒有把我們本年度用預購的方式給農民的約三億盧布的貸款（比上年度幾乎多一億盧布）計算在內。如果估計到這個情況（而這個情況是不能不估計到的），那麼可以看出，我們本年度用於發展個體農民經濟的款項比上年度多。至於新舊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這方面本年度投入的資金將近三億盧布（比上年度多一億五千萬盧布左右）。
應當特別注意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預購的方法。不能把這些東西看作僅僅是擴大我們商品糧食資源的手段。它們同時還是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眾結合的新形式。
關於預購的方法我們已經講得很多，這一點我就不多說了。誰都明白，普遍採用預購的方法有助於把個體農戶所做的努力聯合起來，使國家和農民的相互關係固定起來，從而使城鄉結合鞏固起來。
我希望你們注意集體農莊，特別是注意國營農場，把它們看作是在新的技術基礎上促進農業改造的槓桿，是在農民的頭腦中引起革命並幫助他們擺脫因循習氣、守舊思想的槓桿。拖拉機、大型農業機器和拖拉機隊在我們產糧區出現，對於周圍的農民經濟不會沒有作用。用種子、機器、拖拉機幫助周圍的農民，無疑會被農◎第92頁◎民評價為和看作是竭力引導他們走上農業大大提高的康莊大道的蘇維埃國家力量和威力的標誌。這個情況我們過去沒有估計到，現在大概也還估計不足。但是，我認為這是目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解決穀物問題和鞏固新的結合形式方面所起的和所能起的最主要的作用。
我們在解決穀物問題方面的工作應當採取的途徑和方法大體上就是如此。
三 關於反對各種傾向和對這些傾向的調和態度的鬥爭
現在來談談我們提綱中的第三個大問題——關於離開列寧路線的各種傾向問題。
各種傾向的社會基礎是：小生產在我國占優勢，從小生產中不斷生長出資本主義分子，我們黨受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包圍以及我們黨的某些環節為這種自發勢力所侵蝕。
各種傾向的社會基礎基本上就是如此。
所有這些傾向都帶有小資產階級的性質。
這裡指的主要是右傾。右傾究竟是什麼呢？它的趨向是什麼呢？它的趨向是遷就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是使我們的政策遷就「蘇維埃的」資產階級的口味和要求。
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那對我們會有什麼危險呢？這就會使我們黨在思想上被粉碎，使資本主義分子放肆起來，使資本主義復辟或象列寧所說的「回到資本主義去」的機會增多。◎第93頁◎
右傾的趨向主要潛伏在什麼地方呢？潛伏在我們蘇維埃機關、經濟機關、合作社機關和工會機關中，也潛伏在黨的機關特別是黨的農村下層環節中。
我們黨員中間有沒有表現右傾的人呢？無疑是有的。李可夫舉出反對建設第聶伯河建築工程的沙屠諾夫斯基為例。毫無疑問，沙屠諾夫斯基犯了右傾即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但是，我還是認為沙屠諾夫斯基用來說明右傾特徵、右傾面目並不典型。我認為在這方面第一把交椅應當讓弗魯姆金去坐。（笑聲）我指的是他的第一封信（1928年6月）以及在這裡已經分發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各位委員的他的第二封信（1928年11月）。
現在把這兩封信分析一下。我們先看一看第一封信的「基本論點」。
(1)「農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貧農，都有反對我們的情緒。」這是不是事實呢？顯然不是事實。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我們就連一點結合的影子都不會有了。要知道，從6月（信是在6月寫的）到現在已經快半年了，只要不是瞎子，誰都會看到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眾的結合仍然存在並日益鞏固。弗魯姆金寫這種和事實不符的東西是為了什麼呢？為了恐嚇黨，使黨向右傾讓步。
(2)「最近採取的方針使中農基本群眾感到沒有希望，沒有前途。」這是不是事實呢？完全不是事實。很明顯，如果今年春季我們已經使中農基本群眾感到在經濟上沒有希望，沒有前途，那麼所有主要產糧區的中農就不會擴大春季播種面積了。我國春季播種是在4—5月間進行的。而弗魯姆金的信是在6月寫的。在我國，在蘇維埃政權下，誰是糧食的主要收購者呢？是國家以及和國家相聯繫的合作社。很明顯，如果中農群眾苦於經濟上沒有前途，如果他們處於和蘇維埃政權「破裂」的狀態，那他們就不會按照國◎第94頁◎家這個糧食主要收購者的願望去擴大春季播種面積了。弗魯姆金的話顯然和事實不符。弗魯姆金在這裡也竭力想以沒有前途這種「慘象」來恐嚇黨，使黨向他弗魯姆金的觀點讓步。
(3)「應當回到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去。」在這裡講到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註：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於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制定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農村工作等。史達林於12月3日作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12月7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批准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委託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維護和平及加強蘇聯國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減低的速度繼續推進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擴大和鞏固城鄉的社會主義成分，實行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大會作出了關於制定蘇聯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大會通過了全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擬訂了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計劃，並規定了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方法。大會討論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問題，指出黨與反對派之間的意見分歧已經發展成為綱領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經走上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因而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人不能留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大會批准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1927年11月）關於把列·達·托洛茨基和格·葉·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的決定，並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所有骨幹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員開除出黨。——第6、48、57、64、95、229、329頁。）是牛頭不對馬嘴，這是無庸置疑的。這句話的重點不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而在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註：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於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舉行。史達林於12月18日在大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12月23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還討論了工會工作、共青團工作、修改黨章等報告。大會一致贊同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批准了黨在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面的總方針，並責成中央委員會同一切破壞黨的統一的企圖進行堅決的鬥爭。大會在決議中著重指出了在依靠貧農的條件下進一步鞏固工人階級和中農的聯盟去同富農作鬥爭的重要性。大會指出了必須支持和推進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業技術，通過合作社把更多的農戶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根據大會決議，俄共（布）改稱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第49、95頁。）去這個口號。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放棄「加緊向富農進攻」（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我這樣說，並不是要責罵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我這樣說，是因為弗魯姆金以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的口號來否認黨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到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前進的一步，而否認這前進的一步就是把黨拉向後退。中央七月全會對這個問題已經作了結論。全會在決議中直截了當地指出，企圖避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繼續向富農展開進攻」這一決定的人就是「資產階級傾向在我國的表現」。我現在直截了當地告訴弗魯姆金，政治局在七月全會的決議中所說的這一點就是指的弗魯姆金和他的第一封信。
(4)「最大限度地幫助那些加入集體的貧農。」我們從來就是盡力和儘可能地給予那些加入或甚至沒有加入集體的貧農以最大限度的幫助的。這裡沒有任何新的東西。和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比較起來，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議中的新東西並不是這一點，而是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全力發展集體農莊運動作為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弗魯姆金嘴裡說最大限度地幫助那些加入集體的貧農，實質上是對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全力發展集體農莊運動這一黨的任務敷衍推諉。弗魯姆金實質上是反對展開從集體農莊方面來加強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的工作。
(5)「不要用突擊的和超突擊的方式擴展國營農場。」弗魯姆◎第95頁◎金不會不知道，我們不過剛剛開始認真地進行擴大原有的國營農場和建立新的國營農場這一工作。弗魯姆金不會不知道，如果我們有一筆用於這個目的的後備資金，那麼我們在這方面所應拿出的錢要比我們現在拿出的多得多。「用突擊的和超突擊的方式」這樣的字眼，在這裡是用來引起人們的「恐怖」，並以此掩飾自己不願意稍微認真地擴展國營農場。弗魯姆金實質上是在這裡反對從國營農場方面來加強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成分。
你們現在把弗魯姆金的所有這些論點匯集起來，就會得到說明右傾的一個總的概念。
現在來看一看弗魯姆金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在於它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錯誤。第一封信里說中農經濟沒有前途，而第二封信里則說農業「退化」。第一封信里說要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即放鬆對富農的進攻，而第二封信里則說「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第一封信里關於工業隻字未提，而第二封信則發揮了少向工業建設投資的「新」理論。但是，這兩封信有兩點是一致的，就是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看法是一致的。弗魯姆金在兩封信里都反對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顯然，第二封信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錯誤。
關於「退化」論我已經說過了。毫無疑問，這個理論是那些一味叫喊蘇維埃政權要滅亡的資產階級專家捏造的。弗魯姆金讓那些棲身在財政人民委員部周圍的資產階級專家把自己嚇倒了，而現在他自己又企圖恐嚇黨，想使黨對右傾讓步。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也講得夠多了，因此不必再重複了。讓我們來看看其餘兩點：關於富農經濟和關於工業的基本建設投資。
關於富農經濟。弗魯姆金說：「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不妨礙富農發展他們的剝削經濟。◎第96頁◎而不妨礙富農發展他們的剝削經濟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放縱農村資本主義，給它自由，讓它發展。這恰恰是法國自由主義者的老口號：「讓他做吧，讓他走吧」（註：法文原文為「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意思是誰想做什麼就讓他做，誰想到哪裡去就讓他走，聽其自然。這是十八世紀中葉法國經濟學家的一個論點：要求國家不干涉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就是說，不要妨礙資產階級干它自己的事，不要妨礙資產階級自由行動。
這個口號是法國的老自由主義者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在同束縛資產階級而不讓它發展的封建政權進行鬥爭的時期提出的。這樣說來，我們現在應當從社會主義的口號——「要不斷加強對資本主義成分的限制」（見控制數字提綱），轉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口號——不要束縛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怎麼，難道我們想由布爾什維克變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嗎？弗魯姆金的這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口號和黨的路線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弗魯姆金：「史達林同志，請把其他幾點也讀出來。」）我把這一點全讀出來：「我們也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同時要和它的奴役性的剝削作鬥爭。」怎麼，可敬的弗魯姆金，難道你以為下半句話會使情況變好而不會變壞嗎？和奴役性的剝削作鬥爭是什麼意思呢？要知道，和奴役性的剝削作鬥爭這個口號是反對封建農奴制的或半封建的剝削方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我們發動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確實提出過這個口號，並且把我們力求消滅的奴役性的剝削方式和我們當時因資產階級制度仍然存在而不能限制和消滅的非奴役性的、所謂「進步的」剝削方式區別開來。但是那時我們要建立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現在，如果我沒有弄錯，我們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所持的方針是而且不能不是消滅一切剝削方式，其中包括「進步的」剝削方式。你怎麼能要我們從正在發展並向前推進的社會主義革命向後轉，退到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上去呢？怎麼能這樣胡說八道呢？
其次，不妨礙富農經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給富農自由。◎第97頁◎而給富農自由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給他們政權。法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在要求封建政權不妨礙資產階級發展的時候，提出的具體要求就是給資產階級政權。當時他們是對的。資產階級為了得到充分的發展，就必須要有政權。因此，如果推論下去，那就應當說：讓富農參加政權。因為終究必須了解：剝奪富農的政權而把它集中在工人階級的手中，就不能不束縛富農經濟的發展。這些就是讀了弗魯姆金的第二封信自然得出的結論。
關於工業的基本建設。在討論控制數字的時候，我們面前有三種數字：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請求八億二千五百萬盧布，國家計劃委員會給七億五千萬盧布，而財政人民委員部只同意給六億五千萬盧布。我們黨中央對於這個問題是怎樣決定的呢？黨中央決定給八億盧布，也就是說，比財政人民委員部提出的整整多一億五千萬盧布。財政人民委員部給得少，這當然沒有什麼奇怪，因為誰都知道財政人民委員部吝嗇，它也不能不吝嗇。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弗魯姆金所以堅持只給六億五千萬盧布，並不是由於吝嗇，而是以新創的「可能」論為根據的，他在他的第二封信和在財政人民委員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的一篇專論中斷言：如果我們撥給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用於基本建設的資金超過六億五千萬盧布，那就必定會使我們的經濟狀況惡化。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弗魯姆金反對保持現在工業發展的速度，顯然，他不了解降低這個速度才真的會使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狀況惡化。
你們現在把弗魯姆金第二封信里關於富農經濟和關於工業基本建設這兩點結合在一起，加上「退化」論，你們就會看到右傾的面目了。
你們想知道什麼是右傾，右傾是什麼樣子嗎？讀一讀弗魯姆金的兩封信，研究一下，你們就會明白了。◎第98頁◎
關於右傾面目的問題就是如此。
但是，提綱不僅談到右傾，還談到所謂「左」傾。什麼是「左」傾呢？我們黨內是否真有所謂「左」傾呢？我們黨內是否有象我們提綱中所說的反中農傾向，超工業化傾向等等呢？是的，是有的。它們究竟是什麼呢？它們就是托洛茨基主義傾向。七月全會早就指出了這一點。我指的是七月全會關於糧食收購政策的著名決議，在這個決議中談到了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那些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向後退的人（這是右派），也反對那些要把非常措施變為黨的經常方針的人（這是「左派」，是托洛茨基主義傾向）。
很明顯，我們黨內有托洛茨基主義因素和托洛茨基主義傾向。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前舉行爭論的時候，好象將近有四千人投票反對我們的政綱。（有人喊道：「有一萬人」。）我想，如果投票反對的黨員有一萬，那麼因為沒有到會而根本沒有投票的同情托洛茨基主義的黨員該有兩萬了。這就是那些沒有退出黨的托洛茨基分子，應當認為這些人還沒有擺脫托洛茨基主義。此外，我認為一部分後來脫離托洛茨基組織回到黨內的托洛茨基分子還沒有來得及拋棄托洛茨基主義，而且他們大概也不反對在黨員中間散布自己的觀點。最後，在我們黨的一些組織中，托洛茨基主義又有些抬頭了。把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你們就會得到一切必要的因素來說明黨內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存在。
這是很明顯的：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存在的情況下，在這種自發勢力向我們黨侵襲的情況下，我們黨內不會沒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逮捕托洛茨基派的骨幹或者把他們開除出黨，這是一回事。肅清托洛茨基主義，這是另一回事，這會更困難一些。我們說：哪裡有右傾，那裡就必定有「左」傾。「左」傾是右傾的影子。列寧談到召回派（註：召回派 是俄國1905—1907年革命失敗後在布爾什維克隊伍中產生的「左」傾機會主義派別，代表人物是亞·亞·波格丹諾夫、阿·瓦·盧那察爾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羅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從第三屆國家杜馬中召回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拒絕參加工會、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組織，放棄一切合法鬥爭。召回派以「革命」詞句作幌子，執行了取消派的路線。列寧把召回派叫作「改頭換面的孟什維克」。1909年6月，布爾什維克機關報《無產者報》擴大編輯部會議（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全體會議）斥責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諾夫開除出布爾什維克組織。）時說過，「左派」也就是孟什維克，只不過是改頭換◎第99頁◎面的孟什維克。這是完全正確的。關於現在的「左派」也應該這樣說。傾向於托洛茨基主義的人實質上也就是右派，只不過是改頭換面的右派，是用「左的」詞句掩飾起來的右派。
因此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右傾，又反對「左」傾。
有人會說：既然「左」傾實質上也就是右的機會主義傾向，那麼它們之間的差別何在？兩條戰線究竟何在？的確，既然右派獲得勝利意味著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增多，而「左派」獲得勝利也會引起同樣的後果，那麼它們之間有什麼差別？為什麼把一些人叫作右派，把另一些人叫作「左派」？如果它們之間有差別，那麼差別何在？兩種傾向的社會根源是一個，兩者都是小資產階級傾向，這難道不對嗎？如果這兩種傾向獲得勝利，它們所引起的後果是完全相同的，這難道不對嗎？那麼，它們之間的差別究竟何在？
差別就在於它們的政綱不同，要求不同，辦法和手段不同。
例如右派說，「不應當建設第聶伯河建築工程」，相反地，「左派」反對說，「一個第聶伯河建築工程對我們來說算什麼，我們要每年建設一個第聶伯河建築工程」，（笑聲）——應當承認，這裡顯然是有差別的。
右派說，「不要碰富農，讓他們自由發展吧」，相反地，「左派」反對說，「不僅要打擊富農，而且還要打擊中農，因為中農也和富農一樣是私有者」，——應當承認，這裡顯然是有差別的。
右派說，「困難來了，還不是屈服的時候嗎」，相反地，「左派」反對說，「困難對我們來說算什麼，你們所說的困難我們根本不放在眼裡，——我們要開足馬力向前飛奔」，（笑聲）——應當承認，這裡顯然是有差別的。
這就是「左派」的獨特政綱和獨特手段的一幅圖畫。這也就說明為什麼「左派」有時能夠用「左的」聳人聽聞的詞句誘惑一部分工◎第100頁◎人，並且能夠把自己裝扮成右派的最堅決的反對者，雖然全世界都知道，他們「左派」的社會根源和右派是一樣的，他們常常和右派達成協議，結成聯盟來反對列寧的路線。
正因為如此，我們列寧主義者必須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右傾，又反對「左」傾。
但是，既然托洛茨基主義傾向是「左」傾，這是不是說「左派」比列寧主義還左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列寧主義是世界工人運動中最左的（不帶引號的）一派。在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以前的時期，我們列寧主義者是作為社會民主黨人中的極左派加入第二國際的。我們沒有留在第二國際，我們在第二國際中宣傳分裂，是因為我們正是作為極左派不願意和小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叛徒，和社會和平主義者以及社會沙文主義者處在一個黨內。
這個策略和這種思想後來就成了世界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基礎。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內是唯一不帶引號的左派。因此，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內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政黨。我們在自己的黨內不僅同那些被我們叫作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分子的人作鬥爭，而且同那些想比馬克思主義「更左」，比列寧主義「更左」，以「左的」聳人聽聞的詞句來掩飾自己右的機會主義本質的人作鬥爭。
誰都會明白，把那些還沒有擺脫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人叫作「左派」，這應當了解為諷刺。列寧把「左派共產主義者」（註：「左派共產主義者」是在布列斯特和談時期俄共（布）黨內出現的一個「左」傾機會主義集團，產生於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葉·阿·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格·列·皮達可夫和卡·伯·拉狄克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可能性，認為沒有西歐革命的直接支持，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必定在國際資本的打擊下毀滅。他們反對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主張同帝國主義進行戰爭，以「促進」國際革命。在蘇維埃政權締結了和約、取得了喘息時機並著手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時，「左派共產主義者」在1918年4月發表了一個《時局提綱》，同列寧的《關於蘇維埃政權當前任務的提綱》相對抗。他們否定過渡時期的必要性，反對利用資產階級專家和國家資本主義，反對在企業中建立紀律和實行經濟核算，認為實行列寧的這些政策就是恢復資產階級秩序。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的領導下，同「左派共產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左派共產主義者」在1918年夏承認了錯誤。）叫作左派，有時候加引號，有時候不加引號。但是誰都會明白，列寧把他們叫作左派，是諷刺他們，是以此著重指出他們僅僅在口頭上，在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的傾向。
既然托洛茨基分子昨天還和公開的機會主義分子結成統一的反列寧主義的聯盟，真正直接地和國內反蘇維埃的階層勾結起◎第101頁◎來，那他們怎麼能談得上是左派（不帶引號的）呢？「左派」和右派昨天還公開地結成聯盟來反對列寧的黨，這個聯盟顯然得到了資產階級分子的支持，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而這難道不是說明了，如果「左派」和右派沒有共同的社會根源，如果他們沒有共同的機會主義本質，他們就不會結成統一的聯盟嗎？托洛茨基分子的聯盟在一年前瓦解了。一部分類似沙屠諾夫斯基的右派分子退出了這個聯盟。因此，聯盟的右派今後將正是以右派的面目出現，而「左派」將以「左的」詞句來掩飾自己的右的實質。但是，有什麼保證能說「左派」和右派不會再攪在一起呢？（笑聲）很明顯，這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保證的。
既然我們堅持兩條戰線鬥爭的口號，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就是宣布我們黨內必須有中派主義呢？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中派主義呢？你們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正是把事情說成這樣的：有「左派」，這就是「我們」托洛茨基分子，「真正的列寧主義者」；有「右派」，這就是其餘一切人；還有「中派」，他們搖擺在「左派」和右派之間。能不能認為對我們黨的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呢？顯然不能。只有那些把一切概念都混淆起來的、早已離開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這樣說。只有那些看不見和不了解戰前時期的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利益和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的黨）和共產黨（革命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黨）之間的原則差別的人才會這樣說。
不能把中派主義看作一個空間的概念：比如說，一個地方坐的是右派，另一個地方坐的是「左派」，而中間坐的是中派。中派主義是一個政治概念。它的思想體系是遷就的思想體系，是在一個共同的黨內使無產階級利益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是和列寧主義相違背、相對立的。◎第102頁◎
中派主義對於戰前時期的第二國際來說是自然的現象。第二國際中有右派（占多數），有左派（不帶引號的），也有中派，中派的全部政策就是以左的詞句來粉飾右派的機會主義，並使左派服從右派。
那時以布爾什維克為核心的左派的政策是什麼呢？是同中派作堅決的鬥爭，爭取同右派分裂（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以後），建立由真正的左派，由真正的無產階級分子組成的革命的新國際。
為什麼那時會產生第二國際內部的這種力量配置和布爾什維克在第二國際中的這種政策呢？因為那時第二國際是迎合小資產階級社會和平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的一個無產階級利益和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的黨。因為那時布爾什維克不能不集中火力反對企圖使無產階級成分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中派。因為那時布爾什維克必須宣傳分裂思想，不這樣無產者就不能建立自己的一個階級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
能不能斷定說，在我們共產黨內也有同樣的力量配置，在我們黨內也應當實行布爾什維克在戰前時期第二國際各黨內實行過的那個政策呢？顯然不能。所以不能，是因為這就是不了解社會民主黨這個無產階級成分和小資產階級成分聯盟的黨和革命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共產黨之間的原則差別。在社會民主黨人那裡黨的階級基礎是一種，在共產黨人這裡黨的階級基礎完全是另外一種。在社會民主黨人那裡，中派主義是自然的現象，因為不同利益聯盟的黨不會沒有中派，而布爾什維克也必須採取分裂路線。在共產黨人這裡，中派主義的存在是沒有根據的，是和列寧的黨性不相容的，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黨，而不是不同階級成分聯盟的黨。◎第103頁◎
正因為我們黨的統治力量是世界工人運動中的最左派（列寧主義者），所以從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在我們黨內實行分裂政策是沒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理由的。（有人喊道：「在我們黨內有沒有分裂的可能？」）這裡談的不是分裂的可能性，而是在我們這個一個階級的列寧的黨內實行分裂政策，從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是不能認為有理由的。
誰不懂得這個原則差別，誰就是和列寧主義背道而馳，誰就是和列寧主義決裂。
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只有發了瘋的和失去了最後一點點馬克思主義的人才能當真斷定說，我們黨的政策，進行兩條戰線鬥爭的政策是中派主義的政策。
列寧在我們黨內向來都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派」，又反對明顯的孟什維主義傾向。看一看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看一看我們黨的歷史，你們就會知道，我們黨是在反對兩種傾向，即既反對右傾又反對「左」傾的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和「左派」共產主義者作鬥爭，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期間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後，同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這就是我們黨在自己的發展中所經過的階段。大家都知道列寧的一句話：我們必須進行既反對公開的機會主義又反對「左」傾學理主義者的鬥爭。
這是不是說列寧就是中派主義者，他實行了中派主義的政策呢？顯然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我們的右傾分子和「左」傾分子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說到右傾，它當然不是戰前時期社會民主黨人的機會主義。機會主義傾向還不等於是機會主義。我們知道列寧當時是怎樣解釋傾向這個概念的。右的傾向，這是一種還沒有形成機會主義的而◎第104頁◎且是可以糾正的傾向。因此，不能把右的傾向和已經形成的機會主義看成一個東西。
說到「左」傾，它是一種和戰前時期第二國際中的極左派即布爾什維克絕對相反的東西。「左」傾分子不僅不是不帶引號的左派，而且他們實質上也就是右傾分子，不過和右傾分子有差別，就是他們不自覺地以「左的」詞句來掩蓋自己的真正本質。看不到「左」傾分子和真正的列寧主義者這個我們黨內的唯一的左派（不帶引號的）之間的全部深刻差別，就是對黨的犯罪行為。（有人喊道：「而使各種傾向合法化呢？」）如果同各種傾向進行公開鬥爭就是使它們合法化，那就應當承認，列寧早已使它們「合法化了」。
他們這些傾向分子，無論右派或「左派」，都是從非無產者階層的各色各樣分子中招募來的，這些分子反映著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對黨的侵襲和黨的個別環節的腐化。一部分來自其他政黨的人，黨內具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人，從前黨內各種派別的殘餘，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合作社機關和工會機關中正在官僚主義化的（和已經官僚主義化的）並且和這些機關中明顯的資產階級分子勾結在一起的黨員，我們農村組織中和富農結合起來的富裕黨員，以及其他等等，——這就是離開列寧路線的各種傾向的培養基。很明顯，這些分子不能接受任何真正左派的和列寧主義的東西。他們只能培養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或者培養以左的詞句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的所謂「左」傾。
正因為如此，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是黨的唯一正確的政策。
其次，提綱中說，展開思想鬥爭應當是我們同右傾作鬥爭的主要方法，這是否正確呢？我認為是正確的。這裡最好回憶一下同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的經驗。我們同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是從何著手的呢？也許是從組織處理著手的吧？當然不是！我們是從思◎第105頁◎想鬥爭著手的。這個鬥爭從1918年進行到1925年。在1924年，我們黨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註：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於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在莫斯科舉行。參加大會的有四十九個共產黨及其他組織的代表共五百零四名。大會討論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活動、世界經濟狀況、蘇聯經濟狀況和俄共（布）黨內的爭論、法西斯主義、工會運動中的策略、生產單位的支部等問題，還討論了個別國家的黨的問題、綱領問題、民族問題、土地問題以及其他問題。史達林是大會主席團委員並且是幾個最重要的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綱領委員會、關於列寧主義的決議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和波蘭委員會的主席。大會支持布爾什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批准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關於爭論總結和黨內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並決定把它作為共產國際的決議予以公布。大會通過決定，要求加強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使這些黨布爾什維克化，成為依靠工會的真正群眾性的黨。）就已經作出決議說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傾向。但是托洛茨基還留在我們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裡。這是不是事實呢？是事實。可見我們「容忍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留在中央。為什麼我們容許他們留在黨的領導機關呢？因為當時托洛茨基分子雖然和黨有分歧，對中央的決議還是服從的，對黨還是忠順的。什麼時候我們才開始比較大規模地進行組織處理呢？只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組織了派別，成立了自己的派別中央，把自己的派別組織變為新的黨並開始號召人們舉行反蘇維埃遊行以後。
我認為我們同右傾作鬥爭也應該走這條道路。雖然右傾正在黨內增長，但是目前還不能把它看作一種已經形成和定形的東西。它僅僅是在形成和定形中。右傾分子有沒有派別組織呢？我認為沒有。能不能說他們不服從我們黨的決議呢？我認為我們還沒有根據拿這一點來責備他們。能不能斷言右傾分子一定會組織自己的派別呢？我對這一點是懷疑的。因此結論是：展開思想鬥爭應當是我們現階段同右傾作鬥爭的主要方法。這個結論所以正確，尤其是因為在我們某些黨員中間有著相反的傾向：同右傾作鬥爭不從思想鬥爭著手，而從組織處理著手。他們直截了當地說：你給我們指出十個二十個右傾的人吧，我們一轉眼就會把他們粉碎，這樣就剷除了右傾。同志們，我認為這種情緒是不對的和危險的。正是為了不致隨著這種情緒東飄西流，為了把反對右傾的鬥爭引上正確的軌道，必須明確而堅定地指出：思想鬥爭是我們現階段同右傾作鬥爭的主要方法。
這是不是說我們排斥任何組織處理呢？不，不是這個意思。但毫無疑問這是說，組織處理在這裡應起從屬作用；既然右傾分子沒有◎第106頁◎破壞黨的決議，我們就不應當把他們趕出這些或那些領導組織和領導機關。（有人喊道：「莫斯科的做法呢？」）
我認為莫斯科的領導同志中間未曾有過右傾分子。那裡有過對右傾情緒的不正確的態度。甚至可以說，那裡有過調和傾向。但是我不能說，莫斯科委員會中有過右傾。（有人喊道：「組織鬥爭不是有過嗎？」）
組織鬥爭是有過的，雖然只占從屬地位。有過這種鬥爭是因為莫斯科在自我批評的基礎上進行改選，而且各區積極分子會議有撤換他們的書記的權利。（笑聲）（有人喊道：「難道我們宣布過改選書記嗎？」）誰也沒有禁止過改選書記。中央的六月宣言（註：中央六月宣言 指聯共（布）中央1928年6月3日就批評和自我批評問題發布的告全體黨員和全體工人書。這個文件說：「中央認為，如果不是最大膽、最堅決、最徹底地吸引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由千百萬群眾對所有的機關實行檢查和監督，清除其中不稱職的分子，那麼改造時期的任務是無法解決的。」文件還說：「只有徹底實行黨內民主和工會民主等（黨和工會的各級機關真正由選舉產生，任何一級的書記、常委會、委員會等等都完全能夠撤換），才能形成群眾的經常的監督，才能摘除我們機關的官僚主義贅瘤，才能清除官僚主義壓制、互相包庇、官吏式的阿諛逢迎、胡作非為、忘記群眾利益和小市民的高枕無憂等的種種表現。沒有這些措施，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口號就會變成一紙空文，而且只會使這個口號，使黨的領導和黨本身在群眾心目中喪失威信。」）明確指出，如果不能保證下層組織有撤換任何書記和任何委員會的權利，那麼開展自我批評就會成為空談。你能用什麼話來反對這樣的宣言呢？（有人喊道：「在黨代表會議以前嗎？」）是的，即使在黨代表會議以前。
我看到某些同志的臉上流露出捉弄人的微笑。同志們，這是不好的。我看到你們中間有些同志迫切地盼望儘快撤銷某些表現右傾的人的職務。但是，親愛的同志們，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撤銷職務比開展一個解釋運動來廣泛地透徹地把右傾、右傾危險以及反右傾鬥爭的問題解釋清楚要容易。但是不能認為最容易的就是最好的。要努力組織廣泛的反對右傾危險的解釋運動，不要吝惜時間，這樣你們就會看到，運動愈廣泛愈深入，對右傾就愈不利。所以，我認為思想鬥爭應當是我們反右傾鬥爭的中心環節。
至於說到莫斯科委員會，我不知道對於烏格拉諾夫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作結論時所說的話還能做些什麼補充。他坦白地聲明：◎第107頁◎
「如果稍微回憶一下歷史，回憶一下1921年我在列寧格勒和季諾維也夫作戰的情形，就會知道當時『激戰』的規模比現在大些。當時我們戰勝了，因為我們是對的。現在我們打敗了，因為我們錯了。這對我們是會有益的。」
可見烏格拉諾夫現在進行了鬥爭，如同他當時進行過反對季諾維也夫的鬥爭一樣。但是他最近進行鬥爭究竟是反對誰呢？看來是反對中央的政策。還能是反對誰呢？這個鬥爭在什麼基礎上才能進行呢？顯然是在對右傾採取調和態度的基礎上。
因此，提綱完全正確地強調必須反對對離開列寧路線的各種傾向採取調和態度，特別是反對對右傾採取調和態度，認為這是我們黨的當前任務之一。
最後一個問題。提綱中指出，我們目前應當特彆強調同右傾作鬥爭的必要性。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右傾危險在目前是我們黨內的主要危險。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鬥爭，並且是集中火力的鬥爭，我們已經進行了十年。這個鬥爭的結果是擊潰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基本骨幹。不能說，反對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最近也進行得同樣激烈。這種鬥爭所以沒有進行得特別激烈，是因為右傾在我們這裡還處在形成和定形的時期，它由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加強（與我們的糧食收購困難有關）而正在加強和增長起來。所以主要的打擊應當對準右傾。
同志們，我在結束講話之前還想指出一個在這裡沒有談到的事實，這個事實在我看來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我們政治局委員向你們提出了控制數字提綱。我在演說中維護了這個提綱，說它是絕對正確的。我不談對這個提綱可能提出的個別修正。但是，這個提綱基本上是正確的，它能保證我們正確執行列寧的路線，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這裡我應當向你們聲明，這個提綱是我們在政◎第108頁◎治局內一致通過的。我認為這個事實多少有些意義，因為一切對我們黨不懷好意的人、反對我們黨的人以及我們黨的敵人不時在我們隊伍里散布謠言。我指的謠言是：說我們政治局內有右傾、「左」傾、調和態度以及鬼才曉得的其他什麼東西。就讓這個提綱作為我們全體政治局委員團結一致的再一次，第一百次或第一百零一次的證明吧。
我希望這次全會同樣一致地通過這個提綱作為基礎。（鼓掌）
載於1928年11月24日
選自《史達林全集》第11卷
《真理報》第273號第212—249頁◎第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