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在糧食戰線上

（1928年5月28日和紅色教授學院、共產主義科學院、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的談話節錄） *（註：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即斯維爾德洛夫工農共產主義大學，是蘇聯培養黨政幹部的第一所高級黨校。它的前身是1918年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倡議成立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附屬鼓動員和指導員訓練班。1919年1月該訓練班改組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附屬蘇維埃工作學校。根據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在這個學校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央蘇維埃工作和黨務工作學校。1919年7月，根據俄共（布）中央組織局的決定，這個學校改為斯維爾德洛夫工農共產主義大學。） 問：我國糧食困難的根源是什麼？擺脫這些困難的出路何在？既然有這些困難，那麼對於我國整個工業發展的速度，特別是從輕工業和重工業的對比來看，應該得出什麼結論？ 答：初看起來，會覺得我國糧食困難是偶然的，只是由於計劃得不好，只是由於經濟平衡工作中有某些錯誤。 可是，僅僅是初看起來才會有這樣的感覺。其實，困難的原因在這裡要深刻得多。說計劃得不好和經濟平衡工作中有錯誤在這裡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拿計劃得不好和偶然的錯誤來解釋一切，那就是犯了極大的錯誤。輕視計劃工作的作用和意義是錯誤的。可是誇大計劃原則的作用，以為我們已經達到了能夠計劃一切和調節一切的發展水平，那就更加錯誤了。 不應當忘記，在我國國民經濟中，除了那些受我們計劃控制的成分以外，還有另一些暫時不受計劃控制的成分，最後，還有敵視我們的階級，而這些階級是不能單單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計劃工作來戰勝的。 正因為如此，我認為不能把一切都歸結為簡單的偶然現象，歸結為計劃工作的錯誤等等。◎第42頁◎ 那麼，我國糧食戰線上的困難的根源何在呢？ 我國糧食困難的根源就在於我國商品糧食產量比糧食需要量增長得慢。 工業在發展。工人數量在增加。城市在發展。最後，需要商品糧食的各種經濟作物（棉花、亞麻、甜菜等等）的產區也在擴大。所有這些情形使糧食需要量，商品糧食需要量迅速增長。而商品糧食產量的增長卻慢得要命。 不能說我們本年度收購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比去年或前年少。恰恰相反，本年度我們由國家掌握的糧食比往年多得多。但是我們現在還是遇到了糧食困難。 請看幾個數字吧。1925—1926年度，到3月31日止，我們共收購四億三千四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億二千三百萬普特，留在國內的有三億一千一百萬普特。1926—1927年度，到3月31日止，我們共收購五億九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億五千三百萬普特，留在國內的有四億四千三百萬普特。1927—1928年度，到3月31日止，我們共收購五億七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二千七百萬普特，留在國內的有五億四千九百萬普特。 換句話說，本年度到3月31日止，我們收購來供國內需要的糧食比去年多一億普特，比前年多二億三千萬普特。但是我們本年度在糧食戰線上還是發生了困難。 我在一個報告中已經說過，這些困難被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首先是富農，利用來破壞蘇維埃經濟政策。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已經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來消滅富農的反蘇維埃發動。因此，關於這一點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我在這裡注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指的是商品糧食產量增長得慢的原因問題，指的是雖然我國播種◎第43頁◎面積和糧食總產量已經達到戰前標準，而我國商品糧食產量還是比糧食需要量增長得慢的問題。 的確，我國播種面積已經達到戰前標準，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是的，這是事實。糧食總產量在去年已經等於戰前生產標準，就是說已經達到五十億普特，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是的，這是事實。儘管如此，我們所生產的商品糧食卻比戰前少了一半，而輸出國外的糧食比戰前少了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首先和主要是因為十月革命使我國農業的構成發生了變化，使它從生產商品糧食極多的地主大經濟和富農大經濟轉為生產商品糧食極少的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戰前我國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而現在我國卻有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農戶，單是這一點就已經說明現在我國農業的主要基礎是生產商品糧食極少的小農經濟。 農業中的大經濟，不管是地主經濟、富農經濟還是集體經濟，它的力量就在於它有可能採用機器，利用科學成就，使用肥料，提高勞動生產率，因而生產的商品糧食最多。相反地，小農經濟的弱點就在於它沒有或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因此，它是半消費性的、出產商品很少的經濟。 例如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來說。它們生產的商品糧食占其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二。換句話說，它們生產的商品糧食相對地比戰前地主經濟生產的多。而中小農戶呢？它們生產的商品糧食只等於其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一點二。可見這裡的差別是很明顯的。 從下面的數字可以看出過去戰前時期和現在十月革命以後時期糧食生產構成的情形。這些數字是中央統計局局務委員涅姆欽諾夫同志提供的。涅姆欽諾夫同志在說明書里附帶聲明說，這些◎第44頁◎數字不能說完全精確，只能使人做一種大約的估計。但是從一般糧食生產的構成來看，特別是從商品糧食生產的構成來看，這些數字已經完全足以使我們明白戰前時期和十月革命以後時期的差別了。 附圖： 這個統計表說明什麼呢？ 第一，它說明絕大部分的糧食生產已經從地主富農方面轉到小農中農方面。這就是說，小農中農在完全擺脫了地主壓迫並在基本上摧毀了富農勢力之後，有可能來大大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了。這是十月革命的結果。基本農民群眾從十月革命得到的主要好處首先表現在這裡。 第二，它說明我國商品糧食的主要持有者是小農，首先是中農。這就是說，不僅從糧食總產量來看，而且從商品糧食產量來看，十月革命後蘇聯已經成為小農經濟的國家，中農已經成為農業的「中心人物」。◎第45頁◎ 第三，它說明在地主經濟（大經濟）已經被消滅、富農經濟（大經濟）已經縮小三分之二以上、農業已經轉為商品率只占百分之十一的小農經濟、糧食生產方面又還沒有比較發達的公共大經濟（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情形下，商品糧食產量必然會而且事實上已經較戰前大為減少。雖然我們的糧食總產量已經達到戰前標準，而我們現在所持有的商品糧食卻比戰前少了一半，這是事實。 這就是我國糧食戰線上的困難的根源。 正因為如此，不能把我們在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看做簡單的偶然現象。 毫無疑問，還有一種情況也在這裡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這就是我們的商業機關承擔了不必要的供應許多中小城市糧食的義務，結果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減少國家的存糧。可是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我國糧食戰線上的困難的根源並不在於這種情況，而在於我國農業的商品率提高得很慢，同時商品糧食需要量卻增長得很快。 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認為出路在於恢復富農經濟，在於發展和擴大富農經濟。這些人不敢說要恢復地主經濟，他們大概知道，現在說這樣的話是有危險的。可是，唯其如此，他們也就更樂意說必須大力發展富農經濟，以利於……蘇維埃政權。這些人以為蘇維埃政權可以同時依靠兩個對立的階級，既依靠以剝削工人階級為經濟原則的富農階級，又依靠以消滅一切剝削為經濟原則的工人階級。這真是反動派才玩得出的把戲。 用不著證明，這種反動的「計劃」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和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列寧主義的任務，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有人說，富農「並不」比城市資本家「壞」，富農一點也不比城市耐普◎第46頁◎曼（註：耐普曼是俄語「нэпман」一詞的音譯，指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資產階級分子。——編者注）危險，因此，我們現在不必「怕」富農，——這種說法是自由派的空話，是用來麻痹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眾的警惕性的。不應當忘記，在工業方面我們能用產品占工業品總產量十分之九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去和城市小資本家對立，而在農村生產方面我們能用來和富農大生產對立的，卻不過是尚未鞏固而糧食產量等於富農經濟糧食產量八分之一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不了解富農大經濟在農村中的作用，不了解富農在農村中的比重比小資本家在城市工業中的比重大過百倍，那就是發了瘋，離開了列寧主義，而投奔到工人階級的敵人方面去了。 那麼，出路究竟何在呢？ (1)首先，出路在於從落後的分散的小農戶轉為有機器供應的、用科學成就武裝起來的、能生產最大量商品糧食的聯合的公共的大農莊。出路在於在農業方面由個體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經濟。 列寧從十月革命後最初幾天起就號召黨去組織集體農莊。從那時起，我們黨內就沒有停止過宣傳集體農莊的思想。可是，建立集體農莊的號召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廣泛的響應。這首先是由於農村里合作社運動的廣泛發展為農民在情緒上轉向集體農莊作了準備，而許多集體農莊現在每俄畝（註：俄畝是俄國地積單位，一俄畝等於一點零九公頃，合十六點三五市畝。——編者注）已能出產糧食一百五十至二百普特、商品率達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事實，又使貧農和下中農很想參加集體農莊。 還有一種情況也在這裡起著不小的作用，這就是國家只是在◎第47頁◎最近才有可能大力資助集體農莊運動。大家知道，今年國家用於幫助集體農莊的款項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共六千餘萬盧布）。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註：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於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大會議程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制定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農村工作等。史達林於12月3日作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12月7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批准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委託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維護和平及加強蘇聯國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減低的速度繼續推進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擴大和鞏固城鄉的社會主義成分，實行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大會作出了關於制定蘇聯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大會通過了全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擬訂了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計劃，並規定了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方法。大會討論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問題，指出黨與反對派之間的意見分歧已經發展成為綱領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經走上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因而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人不能留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大會批准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1927年11月）關於把列·達·托洛茨基和格·葉·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的決定，並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所有骨幹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員開除出黨。——第6、48、57、64、95、229、329頁。）完全正確，它認為群眾性集體農莊運動的條件已經成熟，認為加強集體農莊運動是提高我國糧食生產商品率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根據中央統計局的材料，1927年集體農莊的糧食總產量不下五千五百萬普特，商品率平均為百分之三十。今年年初建立新集體農莊的巨浪和原有集體農莊的擴大，一定會使今年年底集體農莊的糧食產量大大增加。任務在於保持集體農莊運動現在的發展速度，擴大集體農莊，取消那些有名無實的集體農莊，而代之以名副其實的集體農莊，並建立一種制度，使集體農莊把全部商品糧食交給國家的和合作社的組織，否則國家就停止給以補助金和貸款。我認為只要遵守這些條件，大約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從集體農莊那裡得到將近一億普特的商品糧食。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同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大概他們認為集體農莊是一回事，而合作社是另一回事。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把集體農莊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對立起來。不用說，這樣對立起來是毫無道理的。其實，集體農莊是合作社的一種形式，是最明顯的生產合作社形式。有銷售合作社，有供應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是整個合作社運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也是列寧的合作社計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實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應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所謂集體農莊的合作社。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我們的集體農莊只是在銷售合作社和供應合作社發展和加強之後才開始產生和發展起來。 (2)其次，出路在於擴大和鞏固原有的國營農場，建立和發展◎第48頁◎新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根據中央統計局的材料，現有的國營農場1927年糧食總產量不下四千五百萬普特，商品率為百分之六十五。毫無疑問，在國家一定的支持下，國營農場是會大大提高糧食產量的。 但是任務並不以此為限。蘇維埃政權已經作出決定，要在沒有農民份地的地區建立新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每個農場占地一至三萬俄畝），這些農場五六年後大約能生產一億普特商品糧食。這種國營農場已經著手建立。任務就是無論如何要實現蘇維埃政權的這個決定。我認為只要完成這些任務，大約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從新舊國營農場那裡得到八千萬至一億普特的商品糧食。 (3)最後，出路在於不斷提高中小個體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支持個體的富農大經濟。但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支持中小個體農民經濟，提高它的單位面積產量，引導它走上合作社組織的軌道。這是一項老任務，早在1921年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時候我們就特彆強調地宣布過。我們黨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註：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於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舉行。史達林於12月18日在大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12月23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還討論了工會工作、共青團工作、修改黨章等報告。大會一致贊同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批准了黨在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面的總方針，並責成中央委員會同一切破壞黨的統一的企圖進行堅決的鬥爭。大會在決議中著重指出了在依靠貧農的條件下進一步鞏固工人階級和中農的聯盟去同富農作鬥爭的重要性。大會指出了必須支持和推進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業技術，通過合作社把更多的農戶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根據大會決議，俄共（布）改稱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又肯定了這項任務。現在糧食戰線上的困難使這項任務的重要性更明顯了。因此，應當堅決完成這項任務，就象堅決完成上述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兩項任務一樣。 所有的材料都說明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在幾年以內大約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現在我國所使用的木犁至少有五百萬部。只要把這些木犁換成鐵犁，就能使我國糧食產量大大增加。更不用說，我們還要以一定數量的肥料、精選種子和小型機器等等供給農民經濟。實行預購，同整個整個的村子訂立合同——供給它們種子等等，同時從它們那裡必須取得相當數量的糧食，——這種方法是提高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和吸引農民參加合作社的◎第49頁◎最好方法。我認為只要在這方面認真工作，大約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從中小個體農民經濟那裡至少多得一億普特商品糧食。 總之，只要完成這一切任務，那麼三四年後，我們國家就可以多掌握二億五千萬至三億普特商品糧食，就比較能夠按國內外的需要適當地機動調度了。 擺脫糧食戰線上的困難所必須採取的措施大體上就是如此。 把這些主要措施和當前在改進農村商品供應計劃方面的措施結合起來，並使我們的商業機關不再承擔供應許多中小城市糧食的義務，——這就是現在的任務。 除了上述措施以外，是不是還應當採取其他一些措施，比如說，採取減緩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措施（因為我國工業的發展使糧食需要量迅速增長，這種增長暫時超過了商品糧食產量的增長）？不，不應當。無論如何不應當！減緩工業發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階級，因為工業發展中每前進一步，每增加一個新工廠，照列寧的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在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鬥爭中、在對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中加強自己陣地的「新堡壘」。相反地，我們應當保持現在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應當一有可能就加快這種速度，以便把大量商品投入農村而從農村取得更多的糧食，以便供給農業首先是供給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以機器，以便使農業工業化並使農業生產的商品率提高。 也許為了更加「慎重」起見，應當延緩重工業的發展，把主要是供應農民市場的輕工業變成我國工業的基礎吧？無論如何不應當！這樣做就是自殺，就是破壞我國全部工業，連輕工業在內。這樣做就是離開我國工業化的口號，把我國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附庸。 我們在這裡的出發點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註：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於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先後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有來自五十八個國家的五十八個共產黨和八個其他組織的代表四百零八名。列寧在會上作了題為《俄國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於工人統一戰線的提綱，批准了關於共產國際的策略、關於共產黨員在工人運動中的任務、關於東方問題等提綱，通過了關於俄國社會主義革命、關於青年共產國際等決議。大會著重討論了工人統一戰線問題，號召各國共產黨根據統一戰線的策略在群眾中進行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工作，加強工人的團結，擊退資產階級的進攻。）上◎第50頁◎所指出的有名的指導性的原理，這些原理是我們全黨絕對必須遵循的。請聽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吧：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業的豐收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的情況良好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 還有： 「我們在各方面實行節約，甚至在學校里也實行節約。必須這樣作，因為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獨立國家。」（《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49頁）（註：見《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666頁。——編者注） 列寧的這些指示是不能忘記的。 採取上述措施對工農聯盟會有什麼影響呢？我認為採取這些措施只會促進工農聯盟的鞏固。 的確，如果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加速發展起來；如果由於得到直接幫助，中小農戶的單位面積產量提高起來，而合作社又能掌握越來越廣大的農民群眾；如果國家又多得機動調度所必需的幾億普特商品糧食；如果由於採取諸如此類的措施富農被制服和逐漸被戰勝，——那麼工農聯盟內的工農矛盾因而就會日益消失，在糧食收購方面就沒有必要再採取非常措施，廣大農民群眾就會日益轉向集體經濟形式，為戰勝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就會日益具有群眾性和組織性，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採取這些措施只會有利於工農聯盟，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只是應當注意，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普通的聯盟。這種聯盟是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群眾的階級聯盟的◎第51頁◎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強工人階級的陣地，（二）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三）消滅階級和階級社會。對工農聯盟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機會主義、孟什維主義、社會革命黨主義，隨便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能叫作馬克思主義，不能叫作列寧主義。 怎樣把工農聯盟思想和列寧所說的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註：見《列寧全集》第32卷第471頁。——編者注）這一著名原理結合起來呢？這裡有沒有矛盾呢？這裡只在表面上看來是有矛盾的。其實這裡沒有任何矛盾。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註：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於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舉行。參加大會的有來自五十二個國家的四十八個共產黨和五十五個其他組織的代表共六百零五名。大會的基本任務是總結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經驗，制定新的戰略和策略，以適應新的鬥爭形勢。列寧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他在大會上作了捍衛共產國際策略的演說，並作了關於俄共（布）策略的報告；這個報告的提綱被大會一致批准。大會號召各國共產黨同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作堅決鬥爭，清除機會主義的影響，根據統一戰線的策略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列寧指出，這次大會各項決議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東西，就是為新的、日益有決定意義的戰鬥（無論是防禦戰或是進攻戰）作更周密、更切實的準備」（《列寧全集》第32卷第509頁）。）上的報告中認定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而在同一個報告中他又再三論證工農聯盟的必要，說「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維護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權力」（註：見《列寧全集》第32卷第477頁。——編者注）。很明顯，列寧無論如何也沒有認為這裡有任何矛盾。 應當怎樣了解列寧所說的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原理呢？這是不是說農民是由資本家組成的呢？不，不是這個意思。 第一，這是說，個體農民是一個特別階級，它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因此也就和無產階級不同，因為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 第二，這是說，個體農民是一個本身會分泌、產生和滋養資本家、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剝削分子的階級。 這種情況對於建立工農聯盟是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呢？不，不是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不◎第52頁◎能認為是和全體農民的聯盟。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群眾的聯盟。不同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不同富農作鬥爭，這樣的聯盟是不能實現的。不把貧農當作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組織起來，這樣的聯盟是不能鞏固的。因此，目前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所提出的依靠貧農、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對富農的鬥爭這一有名的口號（註：參看《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621頁。——編者注）下才能實現。因為只有實行了這個口號，才能引導基本農民群眾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 由此可見，列寧這兩個公式之間的矛盾只是虛假的、表面的。其實它們之間是沒有任何矛盾的。 載於1928年6月2日 選自《史達林全集》第11卷 《真理報》第127號第71—83頁◎第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