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之二）
8.關於勝利的機會
第八個問題。反對派說：好吧，可是誰有更多的機會獲得勝利呢，是蘇聯無產階級呢，還是世界無產階級？
托洛茨基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中說道：「能不能設想歐洲資本主義會腐朽三十年至五十年，而無產階級還沒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問：為什麼我應當接受這個只能稱之為對歐洲無產階級懷著毫無根據的極端悲觀心理的前提呢？……我斷言，我沒有任何理論的和政治的根據來設想我們和農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要比歐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容易些。」（見托洛茨基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發言）
第一，應當毫無保留地拋棄歐洲要停滯「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誰也沒有要托洛茨基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這個前途出發，這個前途與我們黨的前途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托洛茨基本人既把他自己和這個臆造的前途聯在一起，他就應當對這種做法的後果負責。我認為，如果指的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真正的前途，這個期限至少應該縮短一半。
第二，托洛茨基毫無保留地斷定西方無產者戰勝現在執政的世界資產階級，要比蘇聯無產階級戰勝在政治上已被打垮的、已被趕出國民經濟指揮所的、在經濟方面不得不在無產階級專政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壓力下退卻的本「民族的」資產階級有更多的機會。◎第527頁◎
我認為這樣提問題是不正確的。我認為托洛茨基這樣提問題恰好暴露了他自己。難道孟什維克在1917年10月沒有向我們說過同樣的話嗎，當時他們不是到處大喊大叫地說，西方無產者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取政權要比技術不大發達、無產階級人數不多的俄國的無產者有更多的機會嗎？不管孟什維克怎樣痛哭流涕，俄國無產者在1917年10月比英國、法國或德國的無產者有更多的機會奪取政權和推翻資產階級，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難道全世界革命鬥爭的實踐沒有表明和沒有證實不能象托洛茨基那樣提問題嗎？
誰有更多的機會迅速獲得勝利的問題，其解決辦法不是拿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相對比，或者拿我國農民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相對比。這樣的對比是把比較當兒戲。誰有更多的機會迅速獲得勝利的問題，是要由現實的國際情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戰線上的實際的力量對比來解決的。可能在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建成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時，西方無產者就已戰勝自己的資產階級並奪得政權。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可能在西方無產者還沒有推翻自己的資產階級時，蘇聯無產階級就已建成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這也不是不可能的。
誰有機會迅速獲得勝利的問題的解決，取決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戰線上的實際情況，而且只是取決於這種實際情況。
9.實際政策上的意見分歧
以上就是我們意見分歧的基礎。
從這些基礎中產生了一些對外對內政策方面的和純屬黨內的實際政策性質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就是第九個問題的題目。◎第528頁◎
（一）黨從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這個事實出發，認為我們正處於革命間歇時期，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我們正走向革命，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是開闢接近群眾的道路，加強自己和群眾的聯繫，掌握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訓練好廣大工人群眾去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搏鬥。
可是反對派不相信我們革命的內部力量，懼怕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這個事實會毀滅我們的革命，認為（或者曾經認為）可以否認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這個事實，認為（或者曾經認為）英國罷工（註：指1926年5月3—12日英國工人舉行的總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各主要工業部門和運輸部門的五百多萬有組織的工人。史達林在《關於英國罷工和波蘭事件》的報告中對這次罷工作了論述。）是資本主義穩定已經結束的標誌；但當終於發現穩定是事實的時候，反對派卻強詞奪理地說，那就該事實倒霉，就是說可以跳過事實，同時他們裝腔作勢地提出修改統一戰線策略、與西方工會運動破裂等等聳人聽聞的口號。
可是不顧事實，不顧事物的客觀進程，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離開科學的立場而站到巫術的立場上去了。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聯盟在政策上的冒險主義。
（二）黨從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道路而我國的國內市場又是社會主義工業的基本市場出發，認為應當在不斷改善基本農民群眾（更不用說工人）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實行工業化，認為工業和農業間、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的結合以及無產階級在這個結合中的領導，是象列寧所說的「蘇維埃政權的α和ω（註：α（阿耳法）、ω（奧米伽）是第一個和最末一個希臘字母。α和ω是始終、全部或主要東西、基本東西的意思。——編者注）」和我國建設勝利的α和ω，因此，我們的一般政策，其中包括稅收政策和價格政策，應當符合於這個結合的利益。
可是反對派不相信有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第529頁◎性，顯然他們認為可以損害基本農民群眾的利益來實行工業化，因而走上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的邪路，走上把農民當做「殖民地」、當做無產階級國家的「剝削」對象的邪路，並且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工業和農業的結合、損害貧農和中農的經濟地位、破壞工業化基礎的工業化辦法（加緊對農民的捐稅壓榨，提高工業品的出廠價格等等）。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對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以及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這一思想的否定態度——這是社會民主黨所特有的態度。
（三）我們的出發點是：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工具；一個黨的領導（這個黨不與其他政黨而且不能與其他政黨分掌這種領導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不可能有稍微鞏固的和發展的無產階級專政。因此，我們認為在我們黨內不容許有派別存在，因為顯而易見，在黨內存在著各種有組織的派別，就會使統一的黨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組織，就會在國內形成一個或幾個新黨的萌芽和細胞，也就是說，會瓦解無產階級專政。
反對派雖然不公開反駁這些論點，但他們在自己實際工作中所持的出發點卻是：必須削弱黨的統一，必須有在黨內成立派別的自由，也就是說，必須造成建立新黨的因素。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聯盟在實際工作中的分裂政策。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關於黨內「制度」的號叫，其實這正是國內非無產階級分子反抗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反映。
由此就產生了關於兩個政黨的問題。
同志們，我們和反對派的意見分歧總括起來就是如此。◎第530頁◎
四 行動中的反對派
現在來談談這些意見分歧是怎樣表現在實際工作中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反對派在其實際工作中，在其反黨鬥爭中究竟是怎樣表現的呢？
大家知道，反對派不僅在我們黨內進行活動，而且在共產國際其他支部，如德、法等國的支部內進行活動。因此，問題應該這樣提出：反對派及其門徒們在聯共（布）黨內以及在共產國際其他支部內的實際工作究竟是怎樣的呢？
（一）反對派及其門徒們在聯共（布）黨內的實際工作。反對派是從對黨發出最嚴厲的責難來開始其「工作」的。反對派聲稱黨正在「爬上機會主義的道路」。反對派斷言黨的政策「與革命的階級路線背道而馳」。反對派斷言黨在蛻化並走向特米多爾（註：特米多爾，亦譯熱月，是1793年法國國民公會重頒的革命曆法的第十一月，相當於公曆7月19—20日至8月17—18日這段時間。共和二年熱月9日，即1794年7月27日，發生熱月政變，雅各賓派革命專政被推翻，政權從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手裡轉到了大資產階級手裡。特米多爾主義是托洛茨基反對派對聯共（布）的誣衊。史達林說：「反對派說現在我們這裡發生了特米多爾式的蛻化。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國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國的經濟和政治正在破產和倒退，我們不是在走向社會主義，而是在走向資本主義。這種說法當然是奇怪的、愚蠢的。」（《史達林全集》第10卷第293—294頁）。）。反對派聲稱我們的國家「遠非無產階級的國家」。這一切或者是在反對派代表的公開宣言和演說（1926年中央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七月全會（註：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於1926年7月14—23日舉行。全會討論了政治局關於英國總罷工、波蘭事件和中國事件的決議的通報、關於改選蘇維埃的總結的報告、關於拉舍維奇等人事件和黨的統一的報告、關於住宅建設的報告、關於糧食收購運動的報告。史達林在會上就政治局關於英國、波蘭和中國的事件的決議的通報、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關於拉舍維奇等人事件和黨的統一的報告以及其他問題作了講話。全會贊同了中央政治局和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國際問題方面的活動，通過了關於全國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黨內生活和工人狀況等重大問題的決議。全會撤銷了格·葉·季諾維也夫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中發表過，或者是在反對派門徒們所散發的反對派的秘密文件中發表過。
反對派對黨發出這些嚴厲的責難，從而為在黨內組織平行的新支部、組織平行的新的黨中央、成立新政黨造成基礎。反對派的門徒之一奧索夫斯基先生在其文章中曾直言不諱地說，現有的黨即我們黨是保護資本家利益的，因此，必須組織一個新黨，即與現有的黨同時存在和活動的「純無產階級政黨」。
反對派可以說他們對奧索夫斯基的立場不負責任。但這是不◎第531頁◎對的。反對派對奧索夫斯基先生的「行為」要負完全責任。大家知道，奧索夫斯基公開自命為反對派的門徒，反對派對這一點一次也沒有試圖加以反駁。其次，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央七月全會上曾經袒護奧索夫斯基而反對莫洛托夫同志。最後，大家知道，雖然黨一致反對奧索夫斯基，但反對派在中央表決時卻反對開除奧索夫斯基出黨。這一切都說明反對派對奧索夫斯基的「行為」負有道義上的責任。
結論：反對派在聯共（布）黨內的實際工作，已經表現在奧索夫斯基的立場上，表現在他所持的必須在我國成立一個與聯共（布）平行並反對它的新黨這一立場上了。
不這樣也不可能。因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反對派在對黨發出這些嚴厲的責難時，自己並不相信這些責難的嚴重性，提出來僅僅是為了示威，那麼，他們就是把工人階級引入迷途，這是犯罪的；
或者是反對派過去相信而且現在仍然相信自己的責難的嚴重性，那麼，他們就應當採取打垮黨的領導幹部和組織新黨的方針，他們也真的採取了這個方針。
1926年10月以前，我們的反對派在其反對聯共（布）的實際工作中的面貌就是如此。
（二）反對派的門徒們在德國共產黨內的實際工作。以科爾施先生為首的德國「極左派」，從我們的反對派對黨的責難出發，做出了自己的「進一步的」結論並說得更加露骨。大家知道，這個德國「極左派」的思想家科爾施硬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工業是「純粹資本主義的工業」。大家知道，科爾施把我們的黨叫作「富農化了的」黨，而把共產國際叫作「機會主義的」組織。其次，大家知道，科爾施因此就鼓吹必須進行「新革命」來反對蘇聯現存政權。◎第532頁◎
反對派可以說他們對科爾施的立場不負責任。但這是不對的。反對派對科爾施先生的「行為」要負完全責任。科爾施說的話，就是從我們的反對派首領以眾所周知的對黨的責難的形式傳授給自己門徒的那些前提得出的自然的結論。既然黨在爬上機會主義的道路，既然黨的政策與革命的階級路線背道而馳，既然黨在蛻化並走向特米多爾，而我們的國家又「遠非無產階級的國家」，那麼從這裡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進行新的革命來反對「富農化了的」政權。此外，大家知道，德國的「極左派」，包括韋丁派（註：韋丁派 是德國共產黨內極左派集團之一，存在於柏林市內西北部的韋丁區黨組織內。韋丁反對派的領導人支持聯共（布）黨內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聯盟。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斥責了韋丁反對派，要求它完全停止派別活動，同被開除出德國共產黨和敵視德共的分子斷絕一切關係，無條件地服從德共和共產國際的決議。）在內，在表決時曾反對開除科爾施出黨，因而對科爾施的反革命宣傳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可是，誰不知道「極左派」是擁護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的呢？
（三）反對派的門徒們在法國的實際工作。關於法國的反對派門徒也必須這樣說。我指的是蘇瓦林及其在法國一個著名雜誌上活動的集團。從我們的反對派在其對黨的責難中所提供的前提出發，蘇瓦林得出結論說，革命的主要敵人是黨內的官僚，是我們黨的上層領導集團。蘇瓦林硬說：「生路」只有一條，就是進行新革命來反對黨和蘇維埃政權中的上層領導集團，首先是反對聯共（布）中央書記處。在那裡，在德國，是反對蘇聯現存政權的「新革命」。在這裡，在法國，是反對中央書記處的「新革命」。那麼怎樣組織這個新革命呢？沒有一個適合於新革命的目標的特殊政黨，能不能組織這個新革命呢？當然不能。由此便產生了建立新黨的問題。
反對派可以說他們對蘇瓦林的言論不負責任。但這是不對的。第一，大家知道，蘇瓦林及其集團是反對派的門徒，特別是托洛茨基那一部分反對派的門徒。第二，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反對派還計劃把蘇瓦林先生安插到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去。誠然這個計劃沒有成功。但這不是我們的反對派的過失，而是他們的倒霉！◎第533頁◎
由此可見，如果不看反對派自己對自己的描繪，而看他們在我們蘇聯以及法國和德國的工作過程中的表現，那麼我要說，反對派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下一步就要打垮我們黨現有的幹部和組織新的黨了。
五 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為什麼稱讚反對派
社會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為什麼稱讚反對派呢？
或者換句話說，反對派反映了什麼人的情緒呢？
你們大概已經注意到，所謂「俄國問題」近來已經成為西方的社會民主黨報刊和資產階級報刊極為注意的問題了。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偶然的。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和西方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展，不能不在資產階級及其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當中引起極度的驚慌。革命和反革命間的界限，現時就截然表現在一些人對蘇聯無產階級政黨採取深惡痛絕的態度而另一些人則採取同志友好的態度上。「俄國問題」的極其重大的國際意義目前已成為共產主義的敵人不能不加以重視的事實了。
圍繞著「俄國問題」形成了兩條戰線，一條是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的戰線，一條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奮不顧身的朋友的戰線。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所希望的是什麼呢？他們力求在廣大民眾中造成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蘇維埃共和國的朋友所希望的是什麼呢？他們力求在無產階級廣大階層中間造成支持和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第534頁◎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社會民主黨人和俄國資產階級的流亡分子中的立憲民主黨人（註：立憲民主黨 （或稱人民自由黨）是俄國自由君主派資產階級的主要政黨，成立於1905年10月，領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憲民主黨企圖用立憲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該黨支持沙皇政府的對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後，立憲民主黨人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中占據領導地位。十月革命勝利後，立憲民主黨人多次策劃反革命陰謀和暴亂。在武裝干涉和白衛分子被擊潰後，立憲民主黨上層的大部分人逃亡國外，繼續進行反對蘇維埃俄國的活動。——第134、227、296、409、535頁。）為什麼稱讚我們的反對派。
例如，德國著名的社會民主黨首領保爾·勒維說道：
「我們一向認為工人的特殊利益歸根到底就是社會主義的利益，它是與農民私有制的存在相矛盾的，工農利益的一致只是表面的現象，俄國革命進一步的發展將使這個矛盾更加尖銳更加鮮明。我們認為利益一致的思想是一種變相的聯合思想。如果馬克思主義還有一點根據，如果歷史是辯證地發展著的，那麼這個矛盾一定會粉碎聯合的思想，正如它在德國已被粉碎一樣……我們這些從旁邊，從西歐觀察蘇聯事變的人看得很清楚：我們的觀點和反對派的觀點是一致的……當前的事實是：在階級鬥爭的口號下，獨立的、反資本主義的運動又在俄國開始了。」（1926年7月30日《萊比錫人民報》（註：《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Volkszeitung》）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日報，1894年創刊。1901年以前由布·舍恩蘭克領導，1902—1907年由弗·梅林擔任主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的機關報。1917—1922年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1922年以後成了右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機關報。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被查封。1946年起是德國統一社會黨萊比錫地區委員會的機關報。））
在這裡，在這段引文中，對於工農利益「一致」的問題存在著糊塗觀念，這是顯而易見的。但保爾·勒維因為我們的反對派同工農聯合的思想，同工農聯盟的思想作鬥爭而稱讚他們，這也是無庸置疑的。
「俄國」社會民主黨首領、主張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俄國」孟什維克的首領、並非無名之輩的唐恩關於我們的反對派說道：
「布爾什維克的反對派對現存制度的批判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複著社會民主黨的批判，他們正以這種批判進行……思想上的準備來接受社會民主黨的建設性的綱領。」
往下又說：
「反對派不僅在工人群眾中間而且在工人共產黨員中間培育這種思想和情緒的幼苗，這種幼苗若是好好地加以培植，就會很容易結出社會民主主義的果實。」（《社會主義通報》（註：《社會主義通報》（《Соццалцсмцческцǔ Весмнчк》）是十月革命後逃亡國外的俄國孟什維克的刊物。1921年2月由爾·馬爾托夫創辦，1933年3月前在柏林出版，1933年5月—1940年6月在巴黎出版，以後在紐約出版。）第17—18期）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米留可夫的反革命資產階級政黨的中央機關報《最近新聞◎第535頁◎報》（註：《最近新聞報》（《ЛОСπеδHuеНОВОСmu》）是十月革命後逃亡國外的立憲民主黨人辦的報紙（日刊），1920年4月—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巴·尼·米留可夫任主編。——第361、536頁。）關於我們的反對派寫道：
「今天，反對派在破壞專政，反對派的每一種新的刊物都在發表越來越』可怕的』言論，反對派自己正在向愈益猛烈抨擊統治制度這方面演變，在目前這已足以令人感激不盡地把反對派當做政治上不滿的廣大居民階層的喉舌來看待了。」（《最近新聞報》第1990號）
往下又寫道：
「對蘇維埃政權來說，現在最可怕的敵人就是悄悄地爬近蘇維埃政權，用自己的觸鬚從各方面把它包圍起來，並在它沒有發覺之前就把它消滅的那些人。蘇維埃的反對派所扮演的正是這種在我們還沒有度過的準備時期中所不可缺少的角色。」（1926年8月27日《最近新聞報》第1983號）
我想，這裡是用不著解釋的。
由於時間有限，我只引用了這幾段話，雖然這樣的引證還可以舉出幾十段幾百段來。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稱讚我們的反對派的原因。
這是偶然的嗎？不，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見，反對派所反映的不是我國無產階級的情緒，而是不滿無產階級專政、仇視無產階級專政、急切期待無產階級專政瓦解和崩潰的非無產階級分子的情緒。
這樣，我們的反對派的派別鬥爭的邏輯，實際上就使得我們的反對派的戰線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者和敵◎第536頁◎人的戰線在客觀上合而為一了。
反對派是否願意這樣呢？也許他們不願意這樣。但是這裡的問題不在於反對派願意怎樣，而在於他們的派別鬥爭在客觀上會引起怎樣的後果。派別鬥爭的邏輯比某些人的願望更有力量。正因為如此，反對派的戰線實際上便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者和敵人的戰線合而為一了。
列寧曾教導我們說，共產黨員的基本義務就是保衛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事情卻顛倒成這樣：反對派由於採取派別政策而墜落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的營壘中去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說反對派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也背離了列寧主義。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戰線上的力量對比是這樣的：工人階級隊伍里現在只能採取下列兩種政策中的一種，或者是共產主義的政策，或者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反對派企圖在反對聯共（布）的鬥爭尖銳化的時候採取第三者的立場，這必然要以反對派被派別鬥爭的進程拋到列寧主義的敵人的營壘中去而告終。
正象上述事實所表明的，結果正是如此。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稱讚反對派的原因。
六 反對派聯盟的失敗
我在上面說過，反對派在其反黨鬥爭中對黨發出了種種極嚴厲的責難。我已說過，反對派在其實際工作中下一步就要分裂黨和組織新黨了。由此就產生一個問題：反對派在這個分裂的立場上能夠堅持多久呢？事實告訴我們，反對派在這個立場上一共才堅持了幾個月。事實告訴我們，到今年10月初，反對派已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已不得不退卻了。
反對派退卻的原因是什麼呢？◎第537頁◎
我認為反對派退卻有下列幾個原因。
第一，在蘇聯反對派沒有自己的政治軍隊。很可能，建立新黨是一種吸引人的事情。但是，在爭論以後既發現已經沒有人可以用來建立新黨，那麼很明顯，退卻便是唯一的出路了。
第二，在派別鬥爭進程中，不論我們蘇聯的或國外的各種卑鄙齷齪分子都和反對派結成一夥了，而社會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則竭力稱讚反對派，同他們接吻，使他們在工人眼中大丟其臉。因此，反對派應該有所選擇：或者接受敵人的這種稱讚和接吻，視為理所當然；或者猛然轉身退卻，使附著在他們身上的骯髒尾巴自動地掉下來。反對派既已退卻而且承認了自己的退卻，也就是承認了第二條出路是他們唯一可走的道路了。
第三，蘇聯國內狀況比反對派所預料的要好，而黨員群眾的覺悟程度和團結程度也比反對派在鬥爭開始時所看到的要高。當然，假如國內發生了危機，假如工人日益不滿，假如黨表現得不夠團結，那麼反對派就會走上另一條道路，他們就不會決定退卻。但是，事實表明反對派在這方面的打算也落空了。
這就是反對派失敗的原因。
這就是反對派退卻的原因。
反對派的失敗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這就是反對派1926年10月16日的「聲明」。反對派在這個文件中放棄了派別自由的理論和實踐，放棄了派別鬥爭的方法，公開地毫不含糊地承認了自己在這方面的錯誤。但反對派所放棄的不止於此。既然反對派在自己的「聲明」中同「工人反對派」以及各種各樣的科爾施和蘇瓦林劃清了界限，從而他們也就放棄了不久以前還使他們和這些派別接近的思想立場。
第二個階段，這就是反對派事實上放棄了他們不久以前對黨◎第538頁◎發出的種種責難。應該承認這一點，而且在承認以後應該著重指出，反對派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已不敢重複自己對黨的責難了。如果把中央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七月全會的記錄與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記錄比較一下，那就不能不指出，以前的種種責難，如說黨是機會主義，是特米多爾主義，是背棄了革命的階級路線等等，在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此外，如果注意到這種情況，即好多代表向反對派提出關於過去的種種責難的問題，而反對派對此仍然默不作聲，那就不能不承認反對派實際上已經放棄他們過去對黨的種種責難了。
是否可以把這種情況看作反對派事實上放棄了自己一系列的思想立場呢？可以而且應該。這是反對派在失敗面前自覺地捲起了戰鬥的旗幟。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發出責難是打算建立一個新黨。既然這種打算落了空，這些責難至少也要暫時收起來了。
第三個階段，這就是反對派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完全孤立。應該指出，反對派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連一票也沒有得到，因而完全陷於孤立。你們回想一下反對派在今年9月底向黨舉行進攻、舉行公開的進攻時所發出的叫囂，並把這種叫囂和反對派在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可以說處於孤立無援狀態的事實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懂得反對派的失敗真是「無以復加」了。
反對派實際上放棄了他們對黨的責難，雖然有代表要求，他們也不敢在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重複這些責難，這個事實能不能否認呢？
不，不能，因為這是事實。
反對派為什麼走上了這條道路，他們為什麼捲起了自己的旗幟呢？◎第539頁◎
因為反對派思想旗幟的展開必然地和不可免地意味著兩個黨的理論，意味著各種各樣的卡茨、科爾施、馬斯洛夫、蘇瓦林及其他卑鄙齷齪的分子的活躍，意味著我們國內一切反無產階級的力量的蠢動，以及社會民主黨人和俄國流亡分子中的自由資產者對反對派的稱讚和同他們的接吻。
反對派的思想旗幟害了反對派。同志們，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因此，反對派為了不致徹底垮台，便不得不退卻並拋掉自己的旗幟。
反對派聯盟失敗的根源就在於此。
七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實際意義和作用
同志們，我要結束我的講話了。現在我只從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各項決議的意義和作用方面來把幾個結論談一談。
第一個結論就是：這次代表會議總結了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註：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於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舉行。史達林於12月18日在大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12月23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還討論了工會工作、共青團工作、修改黨章等報告。大會一致贊同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批准了黨在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面的總方針，並責成中央委員會同一切破壞黨的統一的企圖進行堅決的鬥爭。大會在決議中著重指出了在依靠貧農的條件下進一步鞏固工人階級和中農的聯盟去同富農作鬥爭的重要性。大會指出了必須支持和推進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業技術，通過合作社把更多的農戶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根據大會決議，俄共（布）改稱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第438、461、540頁。）以後的黨內鬥爭，正式肯定了黨對反對派的勝利，孤立了反對派，結束了反對派在前一時期硬在我們黨內造成的派別混亂局面。
第二個結論就是：這次代表會議在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的基礎上，在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向我們黨內一切反對派別、向我們黨內一切傾向作鬥爭的思想的基礎上，使我們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現在我們黨內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列寧說得對：全世界都看著我們，看著我們的經濟建設，看著◎第540頁◎我們在建設戰線上的勝利。可是為了在這個戰線上取得勝利，就必須使我們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工具有進行這個事業的決心，使它意識到這個任務的重要性，使它能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槓桿。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意義和作用，就在於它正式肯定並完成了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思想武裝我們黨的工作。
第三個結論就是：這次代表會議堅決反擊了我們黨內所有一切思想上的動搖，從而促進了列寧主義在聯共（布）黨內的完全勝利。
如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批准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並承認我們黨對反對派的政策是正確的（我沒有理由懷疑這一點），那就可以得出第四個結論說，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為使列寧主義在整個共產國際、在世界各國和各族人民的革命無產階級隊伍里獲得勝利準備了若干相當重要的必要條件。（熱烈鼓掌，全場歡呼。）
結 論
（1926年12月13日）
一 幾點意見
1.我們需要的是事實，而不是捏造和誹謗
同志們！在談到問題的實質以前，請允許我對反對派那些不◎第541頁◎是歪曲事實就是捏造和誹謗的聲明作幾點事實上的修正。
(1)第一個問題就是反對派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上的發言問題。反對派聲明說，他們所以決定發言，是因為聯共（布）中央沒有直接指出反對派的發言會違背反對派1926年10月16日的「聲明」，假如中央禁止他們發言，反對派首領們是不會決定發言的。
其次，反對派聲明說，他們在這裡，在擴大全會上發言，是要用一切辦法不使鬥爭尖銳化，他們只是作幾點一般的「解釋」：老天在上，他們連想也沒有想到向党進攻；老天在上，他們絲毫沒有打算向黨提出什麼責難和控告黨的決定。
同志們，這都是不真實的。這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這是反對派的偽善表現。事實表明，特別是加米涅夫的發言表明，反對派首領們在擴大全會上的發言並不是「解釋」，而是向党進攻，向黨襲擊。
公開提出譴責黨右傾的問題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向党進攻，這是向黨襲擊。
難道聯共（布）中央在自己的決定中沒有指出反對派的發言會使鬥爭尖銳化，會激起派別鬥爭嗎？是指出了的。這也就是聯共（布）中央對反對派的警告。中央能不能再前進一步呢？不，不能。為什麼呢？因為中央不能禁止發言。每個黨員都有權向上級機關控告黨的決定。中央不能不重視黨員的這種權利。可見聯共（布）中央為了防止鬥爭更加尖銳化，防止派別鬥爭更加劇烈，是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的。
反對派的首領們既然都是中央委員，那就應當知道他們的發言不能不變成對自己黨的決定的控告，對黨的進攻，對黨的襲擊。
這樣，反對派的發言，特別是加米涅夫的發言，並不是他個人◎第542頁◎的發言，而是整個反對派聯盟的發言，因為他所宣讀的發言稿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簽了名的，加米涅夫的這次發言是反對派聯盟從1926年10月16日提出的放棄派別鬥爭方法的「聲明」發展到重新採用派別鬥爭方法進行反黨鬥爭的新階段的轉折點。
由此得出結論：反對派違背了他們自己1926年10月16日的「聲明」，又採用了派別鬥爭的方法。
同志們，讓我們就這樣記下來吧。用不著來這一套偽善。加米涅夫說得對：貓應該叫做貓。（喊聲：「對！」「豬應該叫做豬！」）
(2)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說：「史達林在二月革命後宣傳過列寧稱之為考茨基傾向的錯誤策略。」
同志們，這是不真實的。這是誹謗。史達林沒有「宣傳過」任何考茨基傾向。我流放回來後有過一些動搖，這一點我並沒有隱瞞，而且親自寫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註：史達林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在1925年1月和5月出了兩版，收入這本書中的文章和演說編入了《史達林全集》第三卷。作者在1924年12月寫完該書序言，序言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中發表過。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的標題刊載在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問題》一書各版和各種文集中，並印成單行本發行。序言的另一部分作為《反對聯邦制》一文的作者注發表於《史達林全集》第三卷。——第276、387、543頁。）那本小冊子裡了。但是，我們中間誰沒有過一瞬間的動搖呢？至於說到1917年列寧的立場和他的四月提綱（註：《四月提綱》（《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是1917年4月列寧從國外回到彼得格勒後，在布爾什維克會議上所作報告的提綱。這個提綱分析了二月革命後俄國的局勢，向布爾什維克黨和俄國無產階級提出了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明確的革命路線和具體計劃。在政治方面，提綱指出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主張全部政權歸工人代表蘇維埃。在經濟方面，提綱提出了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實行銀行國有化，實行工人對社會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的監督。提綱建議立即召開黨代表大會，修改黨綱，把被第二國際玷污了的「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改為共產黨，並要求建立第三國際。列寧的《四月提綱》對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俄國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鬥爭起了巨大作用。——第427、543頁。）（這裡所說的正是這一點），那麼黨知道得很清楚，我當時是和列寧同志站在一道同當時反對列寧提綱的加米涅夫及其集團作鬥爭的。讀過我們黨1917年四月代表會議（註：四月代表會議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於1917年4月24—29日（公曆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舉行。這是布爾什維克第一次公開舉行的代表會議，就其意義來說等於一次代表大會。會議以列寧的《四月提綱》為基礎，確定了黨在戰爭和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上的路線，規定了黨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方針。會議通過了列寧提出的關於戰爭、關於對臨時政府的態度、關於目前形勢、關於修改黨綱、關於土地問題等一系列決議案。史達林在會上作了擁護列寧提出的關於目前形勢的決議案的發言，並作了民族問題的報告。列寧和史達林批判了列·波·加米涅夫和阿·伊·李可夫的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投降主義和孟什維主義立場，批判了格·列·皮達可夫的廢除國界、反對民族自決權的錯誤立場。）記錄的人不能不知道，我是和列寧站在一道並和他一起反對加米涅夫反對派的。
這裡的魔術就是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弄成我了。（笑聲，鼓掌。）
加米涅夫當時站在反對列寧、反對他的提綱、反對黨內多數的立場上，並且發揮了近似護國主義的觀點，這是千真萬確的。當時加米涅夫在《真理報》（註：《真理報》（《ЛРaВδa�》）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它最初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日報，是遵照列寧的指示，由史達林、米·斯·奧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發起創辦的。創刊號於1912年4月22日（公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從1917年3月5日（公曆18日）起，《真理報》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的中央機關報。——第154、157、543頁。）上，例如在3月間發表了半護國主義性的文章，對這樣的文章我當然不能負絲毫責任，這也是千真萬確的。◎第543頁◎
托洛茨基倒霉的地方就在於他在這裡把加米涅夫弄成史達林了。
在1917年四月代表會議期間，在黨和加米涅夫集團進行鬥爭時，托洛茨基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他當時是在哪一個黨裡面呢，在左派孟什維克裡面呢，還是在右派孟什維克裡面？為什麼他當時沒有加入齊美爾瓦爾德左派（註：齊美爾瓦爾德左派是1915年9月在國際社會黨人第一次（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上形成的左派國際主義者集團。在這個左派集團中，只有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採取了唯一正確的徹底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立場。）呢？讓托洛茨基對我們講清這一點吧，哪怕在報刊上也好。但他當時不是我們黨的黨員，這是托洛茨基應該記得的事實。
(3)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說：「在民族問題上史達林犯了很大的錯誤。」什麼錯誤，在什麼情況下犯的，托洛茨基始終沒有說出來。
同志們，這是不真實的。這是誹謗。在民族問題上，我和黨或者和列寧從來沒有過任何意見分歧。托洛茨基在這裡所說的大概是一件小事，即列寧同志在我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註：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於1923年4月17—25日在莫斯科舉行。這是十月革命後列寧因病未能出席的一次黨代表大會，但大會的決議考慮了列寧最後幾篇文章和一些書信中提出的意見。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關於工業的報告、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關於農村稅收政策的報告、關於區域劃分的報告等。大會作了兩年來實施新經濟政策的總結，堅決反擊了把新經濟政策理解為放棄社會主義陣地的列·達·托洛茨基、尼·伊·布哈林和他們的擁護者。大會對組織問題和民族問題給予很大的注意。史達林在4月17日下午會議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大會根據列寧的建議通過了關於工農檢查院同中央監察委員會合併的決議。4月23日大會聽取了史達林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23日和24日討論了這一報告，25日通過了以史達林的提綱為基礎的決議案。大會揭露了民族主義傾向分子，號召全黨堅決反對民族問題上的兩種傾向，即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和資產階級地方民族主義傾向。）之前責備過我，說我對於穆迪瓦尼（不久以前做過駐法國的商務代表）這一類喬治亞的半民族主義者、半共產主義者採取了過嚴的組織政策，說我「迫害」他們。可是後來的事實表明，對待所謂「傾向分子」如穆迪瓦尼一類人的態度，實際上應比作為我們黨中央的一個書記的我所採取的態度更嚴厲些。後來的一些事件證明這些「傾向分子」是最露骨的機會主義的腐化的派別。讓托洛茨基證明不是這樣的吧。列寧當時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這些事實，因為他臥病在床，不可能注意這些事件。但是這件小事和史達林的原則立場能有什麼關係呢？分明是托洛茨基進行誹謗，暗示我和黨之間有什麼「意見分歧」。可是，整個中央委員會，連托洛茨基也在內，一致投票贊成史達林的民族問題提綱，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這次投票是在穆迪瓦尼事件以後，在我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舉行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民族問題◎第544頁◎報告的正是史達林而不是別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民族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到底在哪裡呢？托洛茨基究竟為什麼要提起這件小事呢？
(4)加米涅夫在發言時說，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向左邊開火」，也就是說向反對派開火，是犯了錯誤。這樣說來，黨過去和現在一直在反對黨的革命核心。這樣說來，我們的反對派是左派而不是右派。
同志們，這都是胡說。這是我們的反對派分子散布的誹謗。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沒有想到向革命的多數開火，而且不能這樣做。實際上它是向右派開火，向我們的反對派分子開火，他們是右的反對派，雖然他們披著「左的」外衣。當然，反對派喜歡以「革命的左派」自居。但是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相反地認為，反對派只是用「左的」詞句來掩飾自己，實際上他們是機會主義的反對派。我們知道，右的反對派常常用「左的」外衣來掩飾自己，以便把工人階級引入迷途。「工人反對派」也自以為最左，而實際上他們是最右的。現在的反對派也自以為最左，而現在的反對派的實踐和全部工作都證明他們是一切右的機會主義派別——從「工人反對派」和托洛茨基派到「新反對派」和各種各樣的蘇瓦林——的集中點和策源地。
加米涅夫在「左派」和「右派」的問題上犯了一個「小小的」顛倒是非的毛病。
(5)加米涅夫引證了列寧著作中說我們還沒有打好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那句話，宣稱黨犯了錯誤，說黨好象斷言我們已經打好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了。
同志們，這是胡說。這是加米涅夫的一點小誹謗。黨從未宣稱過它已經打好了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現在爭論的完全不◎第545頁◎是我們已經打好或是還沒有打好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現在爭論的並不是這一點。爭論的只是我們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來打好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黨肯定說我們有可能打好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反對派卻否認這一點，因而滾到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的道路上去了。現在爭論的正是這一點。加米涅夫感到自己的陣地不穩固，力圖迴避這個問題。但他是迴避不了的。
加米涅夫又犯了一個「小小的」顛倒是非的毛病。
（六）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說，他「已先知列寧在1917年3—4月間的政策」。這樣說來，托洛茨基「已先知」列寧同志的四月提綱。這樣說來，托洛茨基還在1917年2—3月間就已經獨自想出列寧同志在1917年4—5月間在四月提綱中所維護的政策了。
同志們，請允許我說，這是愚蠢而不體面的吹牛。托洛茨基居然比列寧「先知」——這真令人好笑。碰到這樣的事情，農民總是說得很對：「以蒼蠅比巨人。」（笑聲）托洛茨基居然比列寧「先知」……讓托洛茨基試出面在報刊上證明這一點吧。為什麼他連一次也不嘗試呢？托洛茨基比列寧「先知」……但是，1917年4月列寧同志一出現在俄國舞台上就認為必須和托洛茨基的立場劃清界限，這個事實如何解釋呢？「後知者」認為必須和「先知者」劃清界限，這個事實如何解釋呢？列寧在1917年4月幾度聲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公式「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毫無共同之處，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列寧當時幾度聲明他和企圖跳過農民運動、跳過土地革命的托洛茨基毫無共同之處，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先見之明」究竟在哪裡呢？
結論：我們需要的是事實，而不是捏造和誹謗，可是反對派卻喜歡進行捏造和誹謗。◎第546頁◎
2.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為什麼稱讚反對派
我在報告中說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俄國流亡分子中的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都在稱讚反對派。我說過，他們稱讚反對派是因為反對派正在幹著破壞黨的統一也就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勾當。我作了許多引證，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稱讚反對派正是因為這一點，正是因為反對派進行活動來策動國內反無產階級的力量，力圖破壞我們黨的威信，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威信，從而幫助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的事業。
為了回答這一點，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也一樣）首先引用了稱讚我們黨和史達林的西方資本主義報紙的言論，然後引用了贊同我們黨立場的我國資產階級專家的代表人物——路標轉換派分子（註：路標轉換派分子是十月革命後流亡國外的俄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一個政治集團的成員。這個集團因1921年7月在布拉格出版《路標轉換》文集和1921—1922年在巴黎出版《路標轉換》雜誌而得名，代表人物是立憲民主黨人尤·弗·克柳奇尼科夫、尼·瓦·烏斯特里亞洛夫、斯·斯·魯基亞諾夫、亞·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斯·斯·查霍金、尤·尼·波切欣等。路標轉換派在事實證明用外國武裝干涉的辦法不能推翻蘇維埃政權後，轉而指望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會使蘇維埃政權蛻化成為資產階級政權。列寧指出：「路標轉換派反映了成千成萬的各色各樣資產階級分子或者參加我們新經濟政策工作的蘇維埃職員的情緒。」（《列寧選集》第2版第4卷第636頁）。）烏斯特里亞洛夫的話。
說到資本家，那麼他們對我們黨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例如不久以前，資本家在美國報紙上讚揚史達林，說他使他們有可能獲得很大的租讓權。而現在又百般責罵史達林，硬說史達林「欺騙了」他們。一個時候在資產階級報紙上出現了一幅諷刺史達林的漫畫，畫著史達林手裡提著一桶水在撲滅革命的火焰。可是後來又出現了另一幅跟它相反的諷刺畫，畫著史達林手裡提著一隻桶，但桶里不是水而是煤油，原來史達林不是在撲滅革命的火焰，而是在火上加油。（鼓掌，笑聲。）
可見，他們資本家對我們黨的立場以及對史達林的立場的看法是有很大的分歧的。
我們來談一談烏斯特里亞洛夫的問題。烏斯特里亞洛夫是什麼人呢？烏斯特里亞洛夫是資產階級專家和整個新資產階級的代◎第547頁◎表人物。他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敵人是有各種各樣的。有一種階級敵人，他們不願跟蘇維埃政權和好，無論如何要推翻它。也有這樣一種階級敵人，他們願在某種程度上跟蘇維埃政權和好。有一種敵人，他們竭力準備條件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黨人等等。但也有這樣一種敵人，他們跟蘇維埃政權合作，反對主張推翻蘇維埃政權的人，希望專政一點點地削弱、蛻化，以至將來能適合新資產階級的利益。烏斯特里亞洛夫就是屬於後一類的敵人。
加米涅夫為什麼要引用烏斯特里亞洛夫的話呢？也許是為了表明我們黨蛻化了，因此烏斯特里亞洛夫才稱讚史達林，或者稱讚我們黨吧？看來不是為了這一點，因為加米涅夫對此不敢直言不諱。那麼，加米涅夫究竟為什麼要引用烏斯特里亞洛夫的話呢？顯然是為了暗示「蛻化」。
但是加米涅夫忘記說，就是這位烏斯特里亞洛夫對列寧更是稱讚不已。烏斯特里亞洛夫那些稱讚列寧的文章是我們全黨都知道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也許列寧同志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蛻化了」，或開始「蛻化」了吧？只要把這個問題一提出，就足以了解這種關於「蛻化」的推測是多麼荒謬的了。
這樣看來，烏斯特里亞洛夫為什麼稱讚列寧和我們黨，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為什麼稱讚反對派，這是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也是加米涅夫千方百計力圖迴避的問題。
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稱讚反對派，是因為反對派破壞我們黨的統一，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幫助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去干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勾當。這一點已由引文證明了。烏斯特里亞洛夫稱讚我們黨，則是因為蘇維埃政權採取了新經濟政策，容許私人資本存在，容納了資產階級專家，而這些專家的幫助和經◎第548頁◎驗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稱讚反對派，是因為反對派以自己的派別活動去幫助他們準備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而烏斯特里亞洛夫們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推翻不了，便拋棄了顛覆蘇維埃政權的觀點，力圖在無產階級專政旁邊占一席之地，力圖鑽入無產階級專政；至於他們稱讚黨，則是因為黨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容許新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下存在，這個新資產階級想利用蘇維埃政權去達到本階級的目的，而蘇維埃政權則正利用他們來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
我國無產階級的各種階級敵人之間的差別就在於此。
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稱讚反對派，而烏斯特里亞洛夫這班先生們則稱讚我們黨，其根源就在於此。
我想請你們注意一下列寧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列寧說：「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以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的合作為基礎的，而現在也容許』耐普曼』即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下參加這個合作。」
正因為容許新資產階級參加某種有條件的合作（當然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並在蘇維埃政權的監督下），——正因為這一點，烏斯特里亞洛夫才稱讚我們黨，希望抓住這個容許參加合作的機會，並利用蘇維埃政權去達到資產階級的目的。而我們，我們黨則有另外的打算：利用新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及其經驗和知識，以便使他們一部分人蘇維埃化，使他們被同化，而另一部分不能蘇維埃化的人則叫他們滾開。
列寧把新資產階級跟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區別開來，容◎第549頁◎許前者存在並加以利用，而建議逮捕後者，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關於這一點，列寧同志在其《論糧食稅》中寫道：
「不要害怕讓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家也包括向商人，向辦合作社的小資本家，向資本家』學習』。向他們學習，雖與我們過去向軍事專家學習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實質上是一樣的。』領教』的成績，只有靠實際經驗來檢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資產階級專家做得更好些，要善於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使農業和工業間的流轉發展起來。』為了領教』要不惜破費：多花點錢去學習並不可惜，只要學習能收到成效就行。」
關於以烏斯特里亞洛夫為代表的新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專家，列寧就是這樣說的。
關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列寧則講過下面的話：
「而對於那些實際上不外乎換上了時髦的喀琅施塔特式非黨服裝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非黨分子』，那就要小心地把他們關在監獄裡，或者把他們遣送到柏林馬爾托夫那裡去自由地享受純粹民主制的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和切爾諾夫、米留可夫以及喬治亞的孟什維克們交換意見吧。」
列寧就是這樣說的。
也許反對派不同意列寧的意見吧？那就讓他們直截了當地說出來。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逮捕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而容許新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和一定的限制下存在，以便用經濟手段和他們作鬥爭，一步步地戰勝他們，同時利用他們的經驗和知識來進行我們的經濟建設。
由此可見，烏斯特里亞洛夫之類的階級敵人稱讚我們黨，是因◎第550頁◎為我們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容許資產階級和現存的蘇維埃制度實行某種有條件的和有限度的合作；而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利用這個資產階級的知識和經驗來進行我們的建設，我們正在實現這個目的，大家知道，這方面並不是沒有成績的。而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一類的階級敵人稱讚反對派，卻是因為反對派的活動在破壞我黨的統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幫助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去干推翻專政的勾當。
我希望反對派最終會了解第一類稱讚和第二類稱讚之間的全部差別。
3.錯誤是有各種各樣的
反對派在這裡說到個別中央委員的一些錯誤。當然，個別的錯誤是有過的。我們沒有絕對「不犯錯誤的」人。這樣的人是沒有的。但錯誤是有各種各樣的。有一種錯誤，犯者並不堅持，而且不致由此形成綱領和派別。這種錯誤很快就被忘卻。另外還有一種錯誤，犯者一直堅持，而且由此形成派別、綱領和黨內鬥爭。這種錯誤就不能很快被忘卻了。
必須把這兩種錯誤嚴格地區別開來。
例如托洛茨基說，我在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有一個時候犯過錯誤。這是確實的。在我們收購機關混亂時期我的確提議過暫時開放一個港口來輸出穀物。但我沒有堅持自己的錯誤，在和列寧商談後我立刻就糾正了。至於托洛茨基的這類經中央糾正後不再堅持的錯誤，我可以舉出數十個數百個。如果我列舉托洛茨基在中央工作中犯過的但沒有堅持而且被忘卻的一切極嚴重的、不大嚴重的和不嚴重的錯誤，那麼我得為此做幾次專題報告。但是，我◎第551頁◎認為在政治鬥爭中，在政治論戰中，應當談的不是這類錯誤，而是後來發展成綱領並引起黨內鬥爭的那種錯誤。
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談到的，恰好是關於這類沒有發展成反對派別而且很快就被忘卻的錯誤的問題。因為反對派談的正是這些問題，讓我在這裡也提一下反對派首領們過去所犯的這類錯誤吧。也許這對他們是一個教訓，下次他們就不會再想拚命抓住已被忘卻的錯誤了。
有一個時候，托洛茨基在我們黨中央委員會裡硬說：蘇維埃政權正處於千鈞一髮的境地，「布穀鳥已經叫過了」（註：俄國俗話說布穀鳥叫是預告不祥。——編者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時間即使不是幾個星期，也只有幾個月了。這是1921年的事情。這是最危險的錯誤，它說明托洛茨基具有危險的情緒。但是中央為此嘲笑了他，而托洛茨基也沒有堅持自己這個錯誤，於是錯誤就被忘卻了。
有一個時候，這是在1922年，托洛茨基提議准許我們的工業企業和托拉斯把國家財產連固定資本在內抵押給私人資本家，以便獲得貸款。（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喊道：「這是投降的道路。」）也許就是這樣。無論如何，這會成為我們企業的非國有化的前提。但是中央否定了這個計劃，托洛茨基爭了一下，可是後來不再堅持自己的錯誤，於是現在錯誤就被忘卻了。
有一個時候，這是在1922年，托洛茨基提議把我們的工業嚴格地集中起來，那麼狂亂地集中起來，以致必然會把我們將近三分之一的工人階級拋出工廠大門。中央否決了托洛茨基的這個學究式的、狂亂的和政治上危險的提議。托洛茨基幾次向中央提到將來勢必走上這條道路。然而我們並沒有走上這條道路。（有人喊◎第552頁◎道：「那就非把普梯洛夫工廠關閉不可。」）是的，是會弄到這個地步的。可是後來托洛茨基不再堅持自己的錯誤，於是錯誤就被忘卻了。
如此等等。
或者我們拿托洛茨基的朋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來說吧，他們常常喜歡提到布哈林有一次說的「發財吧」，並且圍著這個「發財吧」手舞足蹈。
這是1922年的事情，當時我們正討論厄克特的租讓和這一租讓的極苛刻的條件的問題。結果怎樣呢？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建議接受厄克特租讓的苛刻條件，並且堅持自己的建議，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可是中央拒絕厄克特的租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再堅持自己的錯誤，於是錯誤就被忘卻了。
或者再從加米涅夫的錯誤中舉出一件事實來說吧，本來我是不想說它的，但是加米涅夫使我不得不提到它，因為他令人厭煩地屢次提到布哈林的錯誤，提到布哈林早已糾正和消滅了的錯誤。我說的是加米涅夫在西伯利亞流放時發生的一件事。在二月革命後，加米涅夫與西伯利亞阿欽斯克的巨商合拍了一封賀電給立憲派米哈伊爾·羅曼諾夫，（高喊：「可恥！」）就是沙皇遜位後授以「即位權」的那個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當然這是一個愚蠢的錯誤，加米涅夫由於這個錯誤在1917年四月代表會議上受到我們黨的嚴厲斥責。可是，加米涅夫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於是錯誤就被忘卻了。
要不要提到這類錯誤呢？當然不要，因為它們已被忘卻而且早已消滅了。為什麼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拿這類錯誤來指責黨內論戰的對方呢？他們這樣做只能使我們不得不提起反對派首領們的許多錯誤，這不是很明顯嗎？即使是為了杜絕反對派的吹毛求◎第553頁◎疵和惡意誹謗，我們也不得不這樣做。
但是還有另一類錯誤，這類錯誤為犯者所堅持而且後來發展為派別的綱領。這完全是另一種錯誤。黨的任務就是要揭發這類錯誤並克服它們。因為克服這類錯誤是在黨內確立馬克思主義原則、保持黨內統一、消滅派別活動並保證不再重犯這類錯誤的唯一手段。
例如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的錯誤，就變成了一套完整的反黨綱領。是否應該公開而堅決地反對這種錯誤呢？是的，是應該的。
又如托洛茨基在工會問題爭論時期的錯誤，在我們黨內就引起了全國性的爭論。
又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錯誤就造成了黨在1917年十月起義前的危機。
又如反對派聯盟目前的錯誤則形成了派別的綱領和反黨的鬥爭。
如此等等。
是否需要公開而堅決地反對這種錯誤呢？是的，是需要的。
談到黨內意見分歧時能不能對這種錯誤絕口不談呢？顯然是不能的。
4.季諾維也夫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
季諾維也夫在發言中談到無產階級專政時，硬說史達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篇人所共知的論文中不正確地解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
同志們，這是胡說。季諾維也夫在這裡是嫁禍於人。實際上◎第554頁◎只能說季諾維也夫是在曲解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觀。
季諾維也夫對無產階級專政有兩種說法，其中沒有一種能稱為馬克思主義的，而且兩種說法根本互相矛盾。
第一種說法。季諾維也夫從黨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基本領導力量這個正確的論點出發，得出一個完全不正確的結論：無產階級專政是黨的專政。這樣，季諾維也夫就把黨的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同起來了。
而把黨的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同起來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在階級和黨之間，在整體和部分之間劃等號，這是荒謬絕倫的。列寧從來沒有把黨和階級等同起來，而且也不會這樣做。在黨和階級之間有許多無產階級的非黨的群眾組織，在這些組織背後則站著無產者階級的全體群眾。忽視這些非黨的群眾組織的作用和比重，尤其是忽視工人階級全體群眾的作用和比重，並認為黨可以代替無產階級的非黨的群眾組織以及無產階級全體群眾，那就是使黨脫離群眾，使黨極度官僚化，使黨變成永無過錯的力量，在黨內培植「涅恰也夫主義（註：涅恰也夫主義是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分子謝·根·涅恰也夫提出的密謀和恐怖主義策略。1869年，涅恰也夫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個叫作人民懲治會的密謀組織。該組織內部實行獨裁式的集中制，成員的意志和意見完全受到壓制。）、「阿拉克切也夫制度」（註：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指十九世紀頭二十五年在俄國施行的警察暴虐、軍閥專橫、用暴力鎮壓人民的制度，因其推行者陸軍大臣阿·安·阿拉克切也夫伯爵而得名。）。
不用說，列寧和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第二，這就是說，不是象列寧同志那樣從轉義上、從黨領導工人階級的意義上去了解黨的專政，而是從「專政」這個名詞的本義上，即以黨對工人階級的暴力代替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的意義上去了解黨的專政。專政這個名詞的本義是什麼呢？專政這個名詞的本義是依靠暴力的政權，因為從專政這個詞的本義上看，沒有暴力的因素就沒有專政。黨能不能成為以暴力對付本階級，以暴力對付工人階級的多數的政權呢？顯然不能。不然，這就不是對資◎第555頁◎產階級的專政，而是對工人階級的專政了。
黨是本階級的導師、領導者、領袖，而不是以暴力對付工人階級的多數的政權。不然，就談不上說服方法是無產階級政黨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了。不然，就談不上黨應當說服無產階級廣大群眾，使他們相信黨的政策的正確性，就談不上黨只有在執行這個任務的過程中才能認為自己是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進行戰鬥的真正群眾性的黨。不然，黨對無產階級勢必以命令和恐嚇來代替說服的方法。這是荒謬的，是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完全不相容的。
請看季諾維也夫把黨的專政（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同起來的「理論」達到了何等荒謬的地步。
不用說，列寧和這種「理論」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我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反對季諾維也夫的時候，就駁斥了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
在這裡聲明一下這篇論文的寫作和付印都是得到我們黨領導同志的完全同意和讚許的，大概不是多餘的吧。
季諾維也夫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種說法就是如此。
再來看看第二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在一個方向上曲解列寧主義，而第二種說法則是在完全和前者相反的另一個方向上曲解列寧主義。這第二種說法就是，季諾維也夫確定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領導，而是工人和農民兩個階級的領導。
季諾維也夫關於這一點說道：
「現在，國家生活的領導權、舵輪、方向是掌握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這兩個階級手中。」（季諾維也夫《工農聯盟和紅軍》1925年列寧格勒波濤出版社版第4頁）
能不能否認我國現在存在著無產階級專政呢？不，不能。我◎第556頁◎國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在季諾維也夫看來，無產階級專政原來是兩個階級管理我國的國家生活。這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觀是否相容呢？顯然是不相容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者階級一個階級的統治。在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的條件下，這個無產階級獨裁表現為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這個政黨不與也不能與其他力量或其他政黨分掌國家生活的領導權。這一切都是如此的淺顯和不容爭辯，幾乎沒有必要再作解釋。季諾維也夫卻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兩個階級的領導。那為什麼把這個專政稱為無產階級專政而不稱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呢？按照季諾維也夫的無產階級專政觀，我們就應當有兩個政黨的領導，以符合於兩個階級掌握「國家生活的舵輪」的情況，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季諾維也夫的這個「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觀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不用說，列寧和這種「理論」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結論：不論季諾維也夫「理論」的第一種說法或第二種說法，都同樣說明季諾維也夫顯然是在曲解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5.托洛茨基的巫師箴言
其次，我想談一談托洛茨基的幾個含糊不清的聲明，這些聲明的目的實際上是要把人引入迷途。我只想舉出幾件事實。
一件事實。關於托洛茨基如何看待自己孟什維克的過去這一問題，托洛茨基裝模做樣地回答說：
「我加入布爾什維克黨這件事實本身……這件事實本身已經證明，我已經把過去所有那些使我和布爾什維主義分開的東西放在黨的門口了。」◎第557頁◎
「已經把所有那些使」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主義分開的東西放在黨的門口了」是什麼意思呢？雷梅勒當時質問得對：「怎能把這些東西放在黨的門口呢？」真的，怎能把這些骯髒東西放在黨的門口呢？（笑聲）對這個問題托洛茨基始終沒有答覆。
此外，把托洛茨基的孟什維克殘餘放在黨的門口是什麼意思呢？他把這些東西放在黨的門口是為了儲藏起來以備將來在黨內進行鬥爭之用呢，還是乾脆把它們拿去燒掉？看樣子，托洛茨基把它們放在黨的門口是為了儲藏起來。否則，如何解釋托洛茨基入黨後不久就跟黨發生的並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的那些連續不斷的意見分歧呢？
請大家自己判斷吧。1918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與黨發生分歧，引起了黨內鬥爭。1920—1921年，托洛茨基在工會運動問題上與黨發生分歧，引起了全國的爭論。1923年，托洛茨基在黨的建設和經濟政策的基本問題上與黨發生分歧，引起了黨內爭論。1924年，托洛茨基在對十月革命的評價問題和黨的領導問題上與黨發生分歧，引起了黨內爭論。1925—1926年，托洛茨基及其反對派聯盟在我國革命和當前政策的基本問題上與黨發生分歧。
對於一個「已經把所有那些使他和布爾什維主義分開的東西放在黨的門口了」的人來說，意見分歧不是太多了嗎？
能不能說托洛茨基與黨發生的這些連續不斷的意見分歧是「偶然發生的事件」而不是合乎規律的現象呢？
恐怕不能這樣說。
那麼，托洛茨基這個極端含糊的聲明追求的是什麼目的呢？
我想只有一個目的：混淆視聽，把聽眾引入迷途。
另一件事實。大家知道，從我們黨的思想體系來看，從我國革◎第558頁◎命的前途來看，關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的問題是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的。大家知道，這個「理論」曾經妄圖而且繼續妄圖在我國革命動力問題上與列寧主義理論較量一番。因此，人們不止一次要托洛茨基表明他現在（1926年）對其不斷革命「理論」的態度，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全會上發言時是怎樣回答的呢？回答得十分含糊。他說，不斷革命「理論」有某些「缺陷」，這個「理論」的某些方面在我們革命實踐中沒有得到證實。這樣說來，這個「理論」的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而這個「理論」的其他方面並沒有「缺陷」，它們必然還有效。但是，怎樣把不斷革命「理論」的某些方面和這個「理論」的其他方面分開來呢？難道不斷革命「理論」不是一套完整的觀點嗎？難道可以把不斷革命「理論」看做一隻箱子，比方說，它的兩角已經腐朽，而其餘兩角依然完整無缺嗎？其次，難道在這裡可以只作一個簡單的毫不負責的聲明，一般地提到有「缺陷」，而不說出托洛茨基所指的究竟是哪些「缺陷」，不說出他認為不斷革命「理論」究竟有哪些方面是不正確的嗎？托洛茨基說不斷革命「理論」有某些「缺陷」，可是他所指的究竟是什麼「缺陷」，他認為這個「理論」有哪些方面是不正確的，這一切他都隻字未提。因此，應當把托洛茨基對於這個問題的聲明看做敷衍塞責的答覆，看做他企圖以「缺陷」這樣含糊不清、毫不負責的詞句來搪塞別人。托洛茨基在這裡的所作所為正象古時某些狡猾的巫師一樣，這些巫師總是用含糊不清的回答來搪塞問卜者，如「渡河時一支大軍將被擊潰」。渡什麼河，誰的軍隊將被擊潰，——隨你怎麼理解。（笑聲）◎第5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