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為紀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十月革命不能認為只是「一國範圍內的」革命。它首先是國際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為它是全世界人類歷史中從資本主義舊世界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
過去的革命，結局通常都是由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執掌政權。剝削者更換了，剝削仍然存在。奴隸解放運動時期的情形是如此。農奴起義時期的情形是如此。英、法、德三國有名的「大」革命時期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提巴黎公社，因為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資本主義而扭轉歷史的第一次光榮的英勇的然而畢竟沒有成功的嘗試。
十月革命根本不同於這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不是由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而是消滅人對人的任何剝削，消滅所有一切剝削者集團，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過的被壓迫階級中最革命的階級的政權，組織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正因為如此，十月革命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群眾的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生活方式和傳統、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轉變。
十月革命所以是國際性的、世界性的革命，根據就在這裡。◎第617頁◎
世界各國被壓迫階級所以對十月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把它看作自己獲得解放的保障，根源也就在這裡。
可以指出幾個基本問題來說明十月革命對全世界革命運動發展的影響。
（一）十月革命卓越的地方，首先是它衝破了世界帝國主義戰線，在一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並使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
被僱傭階級、被奴役階級、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上升到統治階級的地位，並以自己的榜樣來鼓舞世界各國無產者。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各帝國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十月革命剝奪了地主、資本家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並把這些東西變成公有財產，因而把社會主義所有制同資產階級所有制對立起來。這樣，十月革命就揭穿了資本家的所謂資產階級所有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永恆不變的那一套騙人鬼話。
十月革命奪取了資產階級手裡的政權，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摧毀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並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因而把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這一無產階級民主制同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這一資本主義民主制對立起來。拉法格還在1887年就正確地說過，在革命後的第一天，「所有從前的資本家都將被剝奪選舉權」（註：保爾·拉法格《革命後的第一天》。——編者注）。
這樣，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會民主黨人的所謂現在有可能通過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套騙人鬼話。
可是，十月革命並沒有而且也不能停留在這一點上。十月◎第618頁◎革命摧毀了資產階級舊制度以後，就著手建設社會主義新制度。十月革命的十年，也就是黨、工會、蘇維埃、合作社、文化組織、運輸業、工業和紅軍的建設的十年。蘇聯社會主義在建設戰線上顯著的成就清楚地說明：無產階級能夠在不要資產階級並且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順利地管理國家，能夠在不要資產階級並且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順利地建設工業，能夠在不要資產階級並且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順利地領導整個國民經濟，能夠不顧資本主義包圍而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
那種認為被剝削者離不開剝削者正如頭部和軀體的其他各部離不開胃部一樣的陳舊「理論」，並不是古代史上著名羅馬元老梅涅尼·阿格利巴一個人所獨有的東西。這種「理論」現在是社會民主黨的一般政治「哲學」的基礎，特別是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結成聯盟這一社會民主黨政策的基礎。這種帶偏見性的「理論」現在是妨害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化的最大障礙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這種騙人的「理論」以致命的打擊。
十月革命的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對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發生重大的影響，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不斷發展，世界各國無產者對蘇聯工人階級的同情日益增長，以及許多工人代表團絡繹不絕地到蘇維埃國家參觀，——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都毫無疑義地說明十月革命所播下的種子已經開始結果了。
（二）十月革命不僅在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在「宗主國」內動搖了帝國主義，而且還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後方，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外圍，震撼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統治。
十月革命既然打倒了地主和資本家，也就粉碎了民族殖民地壓迫的鎖鏈，把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內所有一切被壓迫民族都毫無例外地從壓迫下解放出來。無產階級不解放被壓迫民族就不能◎第619頁◎解放自己。十月革命的特點就是它在蘇聯進行的這種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仇視和各民族衝突為旗幟，而是以蘇聯各民族工人農民互相信任和親密團結為旗幟，不是為了民族主義，而是為了國際主義。
正因為我國的民族殖民地革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和在國際主義旗幟下進行的，所以被蔑視的民族、被奴役的民族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上升到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民族的地位，並以自己的榜樣來鼓舞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在世界各被壓迫國家中，在同無產階級結成聯盟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從前，「照例總是」認為：自古以來人類就分成低等人種和高等人種，分成黑種人和白種人，前者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註定成為剝削的對象，後者是文明的唯一代表者，負有剝削前者的使命。
現在應該認為這種奇談被打破了，被拋棄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因為它在事實上表明，那些獲得解放而被引上蘇維埃發展軌道的非歐洲民族，他們推進真正先進文化和真正先進文明的能力是絲毫不亞於歐洲民族的。
從前，「照例總是」認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分離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隔開的方法，使各民族勞動群眾間的民族仇視加深的方法，是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唯一方法。
現在應該認為這種奇談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因為它在事實上表明，用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方法解放被壓迫的民族，是可能的而且是適當的；因為它在事實上表明，各民族的工人和農民根據自願原則並在國際主義基礎上結成兄弟般的聯盟，是可能的而且是適當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世界各國勞動者將來在統一的◎第620頁◎世界經濟之內聯合的榜樣）的存在不能不是這一點的直接證明。
不用說，十月革命的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革命運動發生重大的影響。中國、印度尼西亞、印度和其他各國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日益發展以及這些民族對蘇聯的同情日益增長，——所有這些事實都毫無疑義地說明了這一點。
安然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解放革命的時代，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覺醒的時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掌握領導權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三）十月革命既然把革命種子播到帝國主義的中心和後方，削弱了帝國主義在「宗主國」的勢力，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因而也就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本身的存在發生了問題。
既然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由於糾紛和軍事衝突不可避免，以及由於空前未有的帝國主義大屠殺，資本主義的自發發展已經變成資本主義腐朽和衰亡的過程，那麼，十月革命和一個大國由於這次革命而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事實，就不能不加速這一過程，一步一步地破壞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
不僅如此，十月革命不僅震撼了帝國主義，同時為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強大的公開的基地即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革命運動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基地，現在它可以把這個基地作為靠山了。十月革命為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公開的中心。世界革命運動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中心，現在它能團結在這個中心的周圍，組織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了。
首先，這就是說，十月革命使世界資本主義受了一次永遠不會康復的致命傷。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永遠不能恢復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有過的那種「均勢」和「穩固」了。
資本主義可以得到局部穩定，可以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可以◎第621頁◎把國家管理權交給法西斯主義，可以暫時壓制工人階級，但是它永遠不能恢復它從前所炫耀的那種「安寧」和「信心」，那種「均勢」和「穩固」了，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以致革命烈火必然時而在帝國主義中心、時而在帝國主義外圍燃燒起來，使資本主義的補綴方法一概無效，使資本主義的死期日近一日。這正象有名的寓言中所說的：「尾巴拔出來，鼻子陷進去；鼻子拔出來，尾巴陷進去。」
其次，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已經把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力量和作用、英勇精神和戰鬥決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迫使統治階級重視它們，把它們看作一個新的重要因素。現在已經不能再把世界勞動群眾看作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群氓」了，因為十月革命給他們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並指出前途的燈塔。從前沒有一個全世界性的公開的會場可以從那裡表明並陳述被壓迫階級的希望和意願，可是現在已經有這種會場了，這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
未必用得著懷疑，如果這個會場被消滅，那麼肆無忌憚的黑暗的反動勢力就會使「各先進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長期陷於黑暗之中。不能否認，甚至單是「布爾什維克國家」存在這一事實就牽制著黑暗的反動勢力而便利於被壓迫階級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其實就是這個緣故，世界各國剝削者才象野獸一樣地仇恨布爾什維克。
歷史在重演，不過是在新的基礎上重演。正象從前在封建制度滅亡時期，「雅各賓派」（註：雅各賓派是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它的領袖是馬·羅伯斯比爾、讓·保·馬拉、若·雅·丹東、路·安·聖茹斯特。1793年5月31日—6月2日勝利的人民起義，推翻了吉倫特派的統治，使政權轉到雅各賓派手裡。雅各賓派在廣大人民的支持下，建立了革命民主專政，實行了廢除封建所有制、鎮壓反革命活動和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政策。1794年7月27日熱月政變後，雅各賓派專政被顛覆，雅各賓派被解散。列寧稱讚雅各賓派「給法國做出了民主革命的最好榜樣和打擊反對共和政體的君主聯合的最好榜樣」（《列寧全集》第25卷第107頁）。）這一名詞曾經使世界各國貴族膽戰心驚、深惡痛絕一樣，現今在資本主義崩潰時期，「布爾什維克」這一名詞也使世界各國資產階級膽戰心驚、深惡痛絕。另一方面，正象從前巴黎是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代表的避難所和學校一樣，現在莫斯科是新興無產階級的革命代表的避難所和學校。對雅各賓派的仇恨並沒有挽救封建制度免於崩潰。對布爾什維克的仇恨也不能挽救資本主義免於必然的滅亡，——這還用懷疑嗎？
資本主義「穩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謂資產階級制度不可◎第622頁◎動搖的奇談也一同過去了。
資本主義滅亡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四）十月革命不能認為只是經濟關係和社會政治關係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時是意識上的革命，是工人階級思想上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在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旗幟下，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旗幟下誕生並鞏固起來的。因此，十月革命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對改良主義的勝利，列寧主義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第三國際對第二國際的勝利。
十月革命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在列寧主義政策和社會民主主義政策之間掘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從前，無產階級專政勝利以前，社會民主黨可以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炫耀，不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但是對早日實現這個思想卻無所作為，毫無作為，——很明顯，社會民主黨的這種做法對於資本主義是沒有任何危險的。當時，在那個時期，社會民主黨表面上是和馬克思主義合在一起的，或者幾乎是合在一起的。
現在，無產階級專政勝利以後，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出馬克思主義會導致什麼結果，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會意味著什麼，社會民主黨再也不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炫耀，再也不能向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獻媚，不然就會給資本主義造成相當的危險。社會民主黨既然早已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結果也就不得不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而公然不諱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產兒，反對十月革命，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了。
現在社會民主黨必然要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而且確實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了，因為在目前的條件下，誰不全心全意地公開支持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誰不對本國資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誰不為本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創造條件，誰就不能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第623頁◎
社會民主黨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已經橫著一道鴻溝。從此以後，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一的代表和堡壘了。
可是問題並不只限於這些。十月革命不僅使社會民主黨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而且更進一步把社會民主黨拋到那些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而公開維護資本主義的人們的陣營中去了。阿德勒之流和鮑威爾之流、韋爾斯之流和勒維之流、龍格之流和勃魯姆之流這些先生咒罵「蘇維埃制度」，讚揚議會制度的「民主」，就是想以此說明，為了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為了在各「文明」國家保存資本主義奴隸制度，他們現在進行鬥爭，而且將來依然要進行鬥爭。
現在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思想支柱。列寧說得非常對：現在的社會民主黨的政客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資本家階級的工人幫辦」；他們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是必然要站「在『凡爾賽派』方面來反對『公社社員』」的。
不消滅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就無法消滅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衰亡的時代，同時就是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衰亡的時代。
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之一就在於它表明了列寧主義必然戰勝世界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統治的時代已經完結了。
列寧主義和第三國際統治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載於1927年11月6—7日選自《史達林全集》第10卷
《真理報》第255號 第203—212頁
署名：約·史達林◎第6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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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之一）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 於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在莫斯科舉行。全會討論了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關於英國問題的報告，關於托拉斯化、合理化和由此而產生的共產黨員在工會中的任務的報告，關於聯共（布）黨內問題的報告，關於德國問題和荷蘭問題的報告；審查了馬斯洛夫—路特·費舍事件、布蘭德勒和塔爾海默事件、蘇瓦林事件。會上成立了政治委員會、中國委員會、英國委員會、德國委員會和其他委員會。史達林被選為政治委員會、中國委員會和德國委員會的委員。全會在討論史達林關於聯共（布）黨內問題的報告以後，斥責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聯盟，指出它是一個在政綱上滾到孟什維克立場上去的分裂主義者的聯盟，要求共產國際各個支部進行堅決的鬥爭，以反對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及其在各國共產黨內的門徒破壞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隊伍的思想統一和組織統一的一切企圖。全會批准了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的決議，並決定把它作為自己的決議附在全會決議的後面。史達林關於聯共（布）黨內問題的報告和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於1926年12月印成了單行本，題為《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上的報告和結論）
報告
（1926年12月7日）
一 幾點預先的說明
同志們！在講到問題的實質以前，讓我先作幾點說明。
1.黨內發展的矛盾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黨內鬥爭的問題，這個鬥爭不是昨天才開始的，而且它一直沒有停止。
如果考察我們黨自1903年作為布爾什維克派形成以來的歷史，並探討我們黨從那時起直到今天的各個階段，那麼，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我們黨的歷史就是黨內各種矛盾鬥爭的歷史，就是克服這些矛盾並在克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逐漸鞏固我們黨的歷史。也許有人以為俄國人太好吵架，喜歡爭辯，愛鬧意見，所以他們的黨是通過克服黨內矛盾而發展的。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裡問題◎第496頁◎不在於好吵架。這裡問題在於存在著原則上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是在黨的發展的進程中，在無產階級鬥爭的進程中發生的。這裡問題在於：只有通過為維護一定的原則、一定的鬥爭目標、以及達到目標的一定的鬥爭方法的鬥爭，矛盾才能克服。在當前政策問題上，在純屬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可以而且應該和黨內抱有不同思想的人作各種妥協。但是，如果這些問題和原則上的意見分歧有關，則任何妥協、任何「中間」路線都無濟於事。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間」路線。應當成為黨的工作基礎的不是這些原則，便是另一些原則。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線是引起思想混亂的「路線」，是掩飾意見分歧的「路線」，是使黨在思想上蛻化的「路線」，是使黨在思想上滅亡的「路線」。
西方社會民主黨目前是怎樣生活和發展的呢？它們有沒有黨內矛盾，有沒有原則上的意見分歧呢？當然有。它們有沒有在黨員群眾面前誠懇坦白地揭露這些矛盾並竭力克服這些矛盾呢？沒有，當然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實踐是要把這些矛盾和分歧掩蓋起來，隱藏起來。社會民主黨的實踐是要把自己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變成空洞的粉飾太平的集會，竭力隱藏和掩飾內部的意見分歧。但這只能造成黨的思想混亂和思想貧乏。這就是過去是革命的而現在是改良主義的西歐社會民主黨墮落的原因之一。
但是，同志們，我們是不能這樣生活和發展的。在原則問題上採取「中間」路線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在原則問題上採取「中間」路線的政策是衰頹的和蛻化的黨的政策。這樣的政策不能不使黨變成一個開空車和脫離工人群眾的空洞的官僚主義機構。這條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
我們黨過去的一切都證實了這個原理：我們黨的歷史就是克服黨內矛盾並在克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不斷鞏固我們黨的隊伍的◎第497頁◎歷史。
拿第一個時期，即《火星報》9時期，亦即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於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公曆7月30日—8月23日）先後在布魯塞爾和倫敦舉行。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根據《火星報》提出的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建立真正的政黨。列寧在大會上為在俄國建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党進行了鬥爭，並取得了勝利。在討論黨綱時，列寧堅決主張在黨綱中肯定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原則，著重指出農民的革命鬥爭的重大意義，並堅持把民族自決權列入黨綱，維護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大會通過了《火星報》提出的工人階級政黨的革命綱領。在討論黨章，特別是關於黨員資格的第一條條文時，列寧及其擁護者同爾·馬爾托夫等人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大會通過了列寧擬訂的黨章，但關於黨章第一條，卻以一票棄權，二十八票對二十二票的多數通過了馬爾托夫的條文。在選舉中央機關時，擁護列寧的人獲得多數票，反對列寧的人獲得少數票。從這時起，前者被稱為布爾什維克，後者被稱為孟什維克。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參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2—48頁。——第23、25、79、498頁。）時期來看，當時在我們黨內第一次發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意見分歧，我們黨的上層終於分裂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一部分是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馬爾托夫、查蘇利奇、波特列索夫）。列寧當時是孤軍作戰的。你們要知道，當時關於那些離開了列寧的「了不起的人物」曾發出多少叫喊和呼號！然而鬥爭的實踐和黨的歷史表明，這種分歧是有其原則基礎的，這種分歧是真正革命的和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誕生和發展所必經的階段。鬥爭的實踐當時表明：第一，問題不在於數量而在於質量；第二，問題不在於形式上的統一，而在於統一要有原則基礎。歷史表明列寧是對的，而那些「了不起的人物」是不對的。歷史表明，如果不克服列寧和「了不起的人物」之間的矛盾，我們就不會有真正革命的黨。
拿下一個時期即1905年革命前夜的時期來看，當時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作為兩個持有完全不同的政綱的營壘，仍然在一個黨內處於互相對立的狀態，當時布爾什維克正處於黨的正式分裂的前夜，他們為了堅持我們革命的路線，不得不召開自己的單獨的代表大會（第三次代表大會（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於1905年4月12—27日（公曆4月25日—5月10日）在倫敦舉行。這次大會是由布爾什維克籌備召開的，孟什維克拒絕參加而在日內瓦召開了他們自己的代表會議。大會研究了當時已經展開的革命的根本問題，確定了領導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任務。大會討論了武裝起義、在革命前夕對政府策略的態度、臨時革命政府、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對黨內已經分裂出去的部分（孟什維克）的態度、黨的公開的政治活動等問題。大會通過的各項主要決議都是由列寧起草的。大會制定了黨在革命中的策略路線，修改了黨章，通過了列寧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關於黨員資格的黨章第一條條文，廢除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這樣兩個中央機關並存的制度。大會決定創辦新的中央機關報——《無產者報》，中央全會任命列寧為該報編輯。——第208、498頁。））。黨的布爾什維克部分當時何以占了上風，何以博得了黨內多數的同情呢？這是因為它沒有掩飾原則上的意見分歧，並且用孤立孟什維克的辦法來為克服這些分歧而鬥爭。
其次，我還可以舉出我們黨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即1905年革命失敗以後的時期，亦即1907年的時期，當時有一部分布爾什維克，即以波格丹諾夫為首的所謂「召回派」（註：召回主義 是俄國1905—1907年革命失敗後在布爾什維克隊伍中產生的「左」傾機會主義派別，代表人物是亞·亞·波格丹諾夫、阿·瓦·盧那察爾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羅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從第三屆國家杜馬中召回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拒絕參加工會、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組織，放棄一切合法鬥爭。召回派以「革命」詞句作幌子，執行了取消派的路線。列寧把召回派叫作「改頭換面的孟什維克」。1909年6月，布爾什維克機關報《無產者報》擴大編輯部會議（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全體會議）斥責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諾夫開除出布爾什維克組織。——第254、498頁。），背離了布爾什維主義。這是我們黨生活中的一個危急時期。這個時期有許多資格很◎第498頁◎老的布爾什維克離開了列寧和列寧的黨。孟什維克當時大叫布爾什維克要滅亡。然而布爾什維主義並沒有滅亡，短短一年半的鬥爭實踐表明，列寧和列寧的黨為克服布爾什維主義隊伍中的矛盾而鬥爭，是正確的。這些矛盾得以克服，並不是由於掩飾了它們，而是由於揭露了它們，由於進行了有利於我們黨的鬥爭。
其次，我還可以舉出我們黨歷史的第四個時期，即1911—1912年的時期，當時布爾什維克已恢復了幾乎被沙皇反動勢力擊潰的黨並驅逐了取消派（註：取消派 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孟什維克右傾機會主義派別。它出現在俄國1905—1907年革命失敗後的斯托雷平反動時期，代表人物是巴·波·阿克雪裡羅得、費·伊·唐恩和亞·尼·波特列索夫等。「所謂取消主義，這就是，』黨內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企圖取消〈即解散、毀壞、廢除、停止〉現有的黨組織，代以一種絕對要在合法範圍內活動的〈即「公開」存在的〉不定形的聯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棄黨的綱領、策略和傳統〈即過去經驗〉為代價』。」（《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458—459頁）取消派是自由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政黨內的代理人。1912年1月，黨的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會議把取消派清除出黨。）。這時，也象以往各個時期一樣，布爾什維克得以恢復並鞏固了黨，並不是由於掩飾了和取消派之間的原則上的意見分歧，而是由於揭露並克服了這些分歧。
再其次，我還可以指出我們黨發展的第五個階段，即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時期，當時以布爾什維克黨幾個著名領袖為首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動搖了，不想舉行十月起義，認為這是一種冒險。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能克服這個矛盾，也不是由於掩飾了意見分歧，而是由於為十月革命進行了公開的鬥爭。鬥爭的實踐表明，如果不克服這些分歧，我們就會使十月革命陷於危急的境地。
最後，我還可以指出此後我們黨內鬥爭發展的各個時期，即布列斯特和約時期（註：布列斯特時期的危機 指1917年12月—1918年3月蘇維埃俄國同德奧等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時期出現的危險局勢。當時，俄國的舊軍隊已經瓦解，不能繼續作戰，建立工農軍隊的工作剛剛開始；人民已經筋疲力盡，渴望結束戰爭；其他國家還沒有爆發革命。列寧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進行戰爭，那就便於帝國主義摧毀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列寧主張不惜接受苛刻的議和條件，立即簽訂和約。但是列寧的方針在黨內遭到尼·伊·布哈林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和列·達·托洛茨基的反對，他們或主張對德國宣布革命戰爭，或主張「不戰不和」。當德國提出最後通牒時，擔任蘇維埃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違背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的指示，拒絕簽訂和約，同時又聲明說：我們在復員軍隊，我們不進行戰爭。這樣，德國軍隊就在1918年2月18日發動全線進攻，占領了蘇維埃國家的許多領土，並威脅首都彼得格勒。列寧號召人民起來保衛祖國，年輕的革命軍隊英勇地抗擊了德國強盜的入侵。同時列寧跟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進行堅決的鬥爭，說服了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終於在比德方原來的最後通牒更加苛刻的條件下於3月3日締結了和約。列寧曾指出，俄共（布）這次「由於黨內出現』左傾』反對派而遇到的嚴重危機，是俄國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機之一」（《列寧選集》第2版第3卷第462頁）。——第132、162、499頁。），1921年（工會問題的爭論）時期以及其他各個時期，這些時期你們都已知道，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大家知道，在所有這些時期中，也象過去一樣，我們黨是通過克服內部矛盾而成長和鞏固起來的。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就是：聯共（布）是通過克服黨內矛盾而成長和鞏固起來的。
結論就是：以鬥爭的方法來克服黨內意見分歧是我們黨的發展規律。◎第499頁◎
可能有人會說，這是聯共（布）的規律，而不是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規律。這是不對的。這個規律是一切較大政黨的發展規律，無論蘇聯無產階級政黨或西方無產階級政黨都是一樣。如果在小國中的小黨內可以用某種方法掩飾意見分歧，用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威信把意見分歧掩蓋起來，那麼在大國中的大黨內，通過克服矛盾而發展，則是黨成長和鞏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
我想在這裡引證一下曾和馬克思一起領導過西方無產階級政黨達數十年的恩格斯的一段有權威的話。這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事情，當時德國施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註：反社會黨人非常法 即《防止社會民主黨危害治安法》，也叫反社會黨人法，是德國俾斯麥政府在1878年10月通過的鎮壓工人運動的反動法令。它使德國社會民主黨處於非法地位，黨的一切組織和工人的組織被取締，社會主義書刊被查禁，社會民主黨人遭到迫害。德國社會民主黨組織工人階級進行長期的艱苦鬥爭，終於迫使反動政府在1890年10月廢除了這個法令。），馬克思和恩格斯僑居倫敦，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外秘密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註：《社會民主黨人報》（《DerSozialdemokrat》）是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的秘密機關報（周刊）。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蘇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在倫敦出版。1880年以前編輯為格·福爾馬爾，1881年以後為愛·伯恩施坦。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積極幫助該報編輯部執行黨的無產階級路線，批評並糾正它的個別錯誤和動搖。）實際上指導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伯恩施坦當時是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還沒有變成改良主義者），恩格斯常常和他通信討論德國社會民主黨政策中最迫切的問題。下面就是他當時（1882年）寫給伯恩施坦的一段話：
「看來大國的任何工人政黨，只有在內部鬥爭中才能發展起來，這是符合一般辯證發展規律的。德國黨是在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註：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 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德國工人運動中的兩個派別。愛森納赫派是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在威·李卜克內西和奧·倍倍爾領導下，於1869年愛森納赫代表大會上創立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由於經常接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導，愛森納赫派執行了比較徹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重新統一德國的問題上一貫堅持民主的和無產階級的道路。拉薩爾派是德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斐·拉薩爾的擁護者，是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成員。他們否定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認為可以用普魯士反動政府資助生產合作社的辦法把資本主義和平地改造為社會主義，主張用爭取普選權的鬥爭和議會活動來代替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這兩個派別進行過激烈的鬥爭，後來於1875年在哥達代表大會上合併為統一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鬥爭中變成了現在的樣子的，在這個鬥爭中連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薩爾特意豢養起來充當其工具的一幫惡棍沒落以後，團結才有可能，其實就在那時我們的人去謀取團結也是過於匆忙了。在法國，有些人雖然拋棄了巴枯寧的理論，卻繼續運用巴枯寧的鬥爭手段，同時還想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犧牲運動的階級性質，這些人也必須先行沒落，然後團結才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宣傳團結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說教對於反對目前情況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沒有幫助的。」◎第500頁◎
在另一個地方（1885年）恩格斯說道：
「矛盾絕不能長期掩飾起來，它們總是以鬥爭來解決的。」
首先必須這樣來解釋我們黨內矛盾的存在以及我們黨是以鬥爭的方法克服這些矛盾而發展起來的。
2.黨內矛盾的根源
可是，這些矛盾和意見分歧從何而來，其根源何在呢？
我想，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矛盾的根源在於兩種情況。
這兩種情況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在階級鬥爭的環境中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壓力，無產階級中最不堅定的階層和無產階級政黨中最不堅定的分子往往受到這種壓力的影響。不能認為無產階級是完全與社會隔絕的，是站在社會之外的。無產階級是社會的一部分，它和社會各種不同的階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黨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因此，黨也就不能和資產階級社會中各種不同的階層斷絕聯繫並擺脫它們的影響。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壓力表現於：資產階級的觀念、風俗、習慣和情緒往往通過某些和資產階級社會有一定聯繫的無產階級階層而滲透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來。
第二，就是工人階級的龐雜性，工人階級內部存在著各種階層。我認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可以分為三個階層。
第一個階層就是無產階級的基本群眾，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第501頁◎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資本家階級斷絕聯繫的「純血統的」無產者群眾。這一無產階級階層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個階層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從非無產階級，即從農民、小市民隊伍、知識分子中分化出來的人。這批出身於其他階級的人，在不久以前才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並把自己的作風、習慣、猶豫和動搖帶到工人階級中來。這個階層是滋長各種無政府主義派別、半無政府主義派別和「極左」派別的最好的土壤。
最後，第三個階層就是工人貴族，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無產階級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們力求和資產階級妥協，極愛巴結有權有勢的人物，喜歡「出人頭地」。這個階層是滋長露骨的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最好的土壤。
工人階級的這後兩個階層雖然在外表上有所不同，卻或多或少是培養一切機會主義的共同園地，在工人貴族的情緒占上風時，它培養公開的機會主義，而在和小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斷絕關係的工人階級半小市民階層的情緒占上風時，則培養以「左的」詞句為掩護的機會主義。「極左的」情緒和公開的機會主義的情緒往往是一致的，這個事實一點也不奇怪。列寧不止一次地說過，「極左的」反對派是右的、孟什維克的、露骨的機會主義的反對派的改頭換面。這是完全正確的。如果說「極左派」主張革命僅僅是因為他們盼望革命在明天就勝利，那麼很明顯，如果革命一旦受到阻礙，如果革命在明天不能勝利，他們一定會悲觀失望，對革命喪失信心。
自然，每當階級鬥爭發展到轉折點的時候，每當鬥爭尖銳化和困難加重的時候，無產階級各個階層間在觀點、作風和情緒上的差別，必不可免地表現為黨內的某些意見分歧，而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的壓力必然使這些分歧尖銳化，使這些分歧通過無產階級政黨內◎第502頁◎部的鬥爭來解決。
這就是黨內矛盾和意見分歧的根源。
能不能避開這些矛盾和意見分歧呢？不，不能。以為能避開這些矛盾，就是欺騙自己。恩格斯說得對：長期掩飾黨內矛盾是不可能的，這些矛盾總是以鬥爭來解決的。
這並不是說，黨應當變成一個爭論的俱樂部。相反地，無產階級政黨是而且應當始終是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我僅僅想說，對黨內的意見分歧，如果這些分歧是原則性的，不能把眼一閉，置之不理。我僅僅想說，只有為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路線而鬥爭，才能使無產階級政黨擺脫資產階級的壓力和影響。我僅僅想說，只有克服黨內矛盾才能使黨健全和鞏固起來。
二 聯共（布）黨內反對派的特點
我已經作了幾點預先的說明，現在讓我談談聯共（布）黨內反對派的問題。
首先，我想指出我們黨內反對派的幾個特點。我指的是它表面上的顯而易見的特點，而暫不涉及意見分歧的實質。我想這些特點可以歸結為三個主要的特點。第一，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是聯合起來的反對派，而不是什麼「一般的」反對派。第二，反對派竭力以「左的」詞句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以「革命的」口號炫耀自己。第三，反對派由於自己沒有一定的原則，往往抱怨別人不了解他們，反對派的首領們實質上代表著「不被了解的人們」的派別組織。（笑聲）◎第503頁◎
先從第一個特點談起。反對派在我們這裡是作為聯合起來的反對派，作為過去受過黨的譴責的種種派別的聯盟而出現的，並且它不是隨隨便便「一般地」出現，而是在托洛茨基主義領導下出現的，——這一事實用什麼來說明呢？
這要用下面的情況來說明：
第一，結成聯盟的一切派別，不論是托洛茨基派、「新反對派」、「民主集中派」（註：民主集中派 是俄共（布）黨內的一個反黨集團，於1919—1920年形成，核心人物是季·弗·薩普龍諾夫、恩·奧新斯基和弗·米·斯米爾諾夫等。民主集中派否認黨在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反對在企業中實行一長制和嚴格的紀律，要求黨內有組織派別和集團的自由，排斥中央對地方的領導。黨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會斥責了民主集中派後，該集團的領導人繼續進行反黨活動：1923年他們在托洛茨基挑起的爭論中反對黨及其領導，1926年他們參加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在1927年12月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這個集團的成員被開除出黨。——第156、504頁。）殘餘或是「工人反對派」120殘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機會主義的派別，它們或者是從產生時起就和列寧主義作鬥爭，或者是近來才開始和列寧主義作鬥爭。不用說，這個共同特點一定促使它們結成聯盟來進行反對黨的鬥爭。
第二，目前這一時期是個轉折時期，這個轉折時期重新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我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因為這一切派別在某些革命問題上是和我們黨有過意見分歧的，而且繼續存在著意見分歧，所以很自然，目前這個時期所具有的總結性質，在清算我們的一切意見分歧時，一定會推動這一切派別結成一個聯盟，結成一個反對我們黨的基本路線的聯盟。不用說，這種情況不能不促使各色各樣的反對派別聯合成一個共同的營壘。
第三，一方面是我們黨的強大有力和團結一致，一方面是一切反對派別的軟弱無力和脫離群眾，這就不能不使這些派別的分散的反對黨的鬥爭成為顯然無望的鬥爭，因此，各反對派別必然要走上把力量聯合起來的道路，以便用各個集團的結合來彌補它們的軟弱無力，從而，至少在表面上增加反對派成功的機會。
那為什麼領導反對派聯盟的正是托洛茨基主義呢？
第一，因為托洛茨基主義是我們黨內現有一切反對派別中最完整的機會主義派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註：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於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在莫斯科舉行。參加大會的有四十九個共產黨及其他組織的代表共五百零四名。大會討論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活動、世界經濟狀況、蘇聯經濟狀況和俄共（布）黨內的爭論、法西斯主義、工會運動中的策略、生產單位的支部等問題，還討論了個別國家的黨的問題、綱領問題、民族問題、土地問題以及其他問題。史達林是大會主席團委員並且是幾個最重要的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綱領委員會、關於列寧主義的決議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和波蘭委員會的主席。大會支持布爾什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批准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關於爭論總結和黨內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並決定把它作為共產國際的決議予以公布。大會通過決定，要求加強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使這些黨布爾什維克化，成為依靠工會的真正群眾性的黨。）認定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傾向，這是對的）。◎第504頁◎
第二，因為在我們黨內沒有一個反對派別能象托洛茨基主義那樣靈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詞句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笑聲）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托洛茨基主義領導各種反對派別來反對我們黨，這並不是第一次。我想舉出我們黨歷史上一個人所共知的前例，這是在1910—1914年間發生的，當時成立了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各種反黨的反對派別的聯盟，即所謂八月聯盟。我所以要舉出這個前例，是因為它是目前反對派聯盟的某種原型。當時托洛茨基把取消派（波特列索夫、馬爾托夫等人）、召回派（「前進派」（註：前進派（前進集團）是由俄國召回派、最後通牒派、造神派和馬赫主義者組成的一個反黨集團，在亞·亞·波格丹諾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議下，於1909年12月成立，曾發行反黨刊物《前進》文集。它的主要成員還有維·列·尚采爾、阿·瓦·盧那察爾斯基、馬·尼·利亞多夫、米·尼·波克羅夫斯基、維·魯·明仁斯基、費·伊·加里寧等人。1912年1月黨的布拉格代表會議後，他們與孟什維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聯合起來反對會議的決議。由於前進派無原則地反黨，得不到工人的支持，在1913年就已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後解散。））和他自己的集團聯合起來一同反對黨。而現在他又企圖把「工人反對派」、「新反對派」和他自己的集團聯合成一個反對派聯盟了。
大家知道，列寧當時同八月聯盟鬥爭了三年之久。關於即將形成的八月聯盟，列寧曾這樣寫道：
「因此，我們代表全黨聲明：托洛茨基在執行反黨的政策，他在破壞黨的合法性，走上冒險和分裂的道路……托洛茨基對這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所以默不作聲，是因為這個事實是同他的政策的實際目的不相容的。而這些實際目的愈來愈明顯，甚至連最沒有遠見的護黨分子都看得很清楚了。這些實際目的就是托洛茨基所支持和組織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同前進派結成的反黨聯盟。……這個聯盟當然要支持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所召開的反黨的代表會議，因為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和前進派從這裡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使他們的派別組織得到自由，使派別組織神聖化，掩蓋派別組織的活動，在工人面前為這種活動辯護。
正是從』原則基礎』上來看，我們不能不認為這個聯盟是千真萬確的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不敢說他認為波特列索夫和召回派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社會民主主義原則性的真正維護者。冒險主義者的立場實質也就在於他不得不經常躲躲閃閃。……正是從』原則基礎』上來看，托洛茨基和波特列索夫及前進派的聯盟是一種冒險行為。從黨的政治任務上來看，這樣說也是對◎第505頁◎的。……中央全會閉幕後一年來的經驗在事實上說明：體現著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這種影響的正是波特列索夫集團，正是前進派的派別組織。……最後，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組織上的冒險行為，因為，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它破壞黨的合法性，而且以一個國外集團的名義（或者以呼聲派（註：呼聲派是以俄國孟什維克的國外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為中心而形成的派別組織。《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於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後在日內瓦和巴黎出版，編輯為巴·波·阿克雪裡羅得、費·伊·唐恩、爾·馬爾托夫、亞·馬爾丁諾夫和格·瓦·普列漢諾夫。《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從第一號起便袒護取消派分子，為他們的反黨活動辯護。普列漢諾夫譴責了它的取消派立場，並於1908年12月退出編輯部。此後，該報便徹底地成了取消派的思想中心。）和前進派這兩個反黨的派別組織的聯盟的名義）召開代表會議，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
這就是列寧對以托洛茨基為首的第一個反黨派別聯盟的評論。
對目前還是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黨派別聯盟，這個評論基本上也是適用的，但還須更尖銳一些。
這就是我們的反對派目前作為一個聯合起來的反對派出現，並且不是「一般地」出現而是在托洛茨基主義領導下出現的原因。
反對派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如此。
現在談談第二個特點。我已經說過，反對派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力圖以「左的」、「革命的」詞句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的行為。我認為在這裡不可能多談那些證明在我們反對派的實踐中「革命的」言論總是和機會主義的行為不一致的事實。只要看看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論反對派的提綱（註：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於1926年10月26日—11月3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討論了國際形勢、國內經濟狀況和黨的任務、工會的工作總結和當前任務、反對派和黨內狀況等問題。會議批准了中央的政策，號召進一步為維護黨的統一、為揭露滾到孟什維主義立場上去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而進行堅決鬥爭。
《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這一提綱（《史達林全集》第8卷第191—205頁）是史達林受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託於1926年10月21日—25日之間寫成的。提綱說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聯盟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提綱經政治局同意後，在10月26日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討論通過。11月3日，這個提綱由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作為決議一致通過，當天由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批准。），就完全可以了解這種偽裝的內幕。我只想從我們黨的歷史上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我們黨內的一切反對派別在取得政權以後的時期中都竭力以「革命的」詞句掩蓋自己的非革命的行為，不斷「從左面」批評黨和黨的政策。
例如拿「左派」共產主義者（註：「左派共產主義者」是在布列斯特和談時期俄共（布）黨內出現的一個「左」傾機會主義集團，產生於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葉·阿·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格·列·皮達可夫和卡·伯·拉狄克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可能性，認為沒有西歐革命的直接支持，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必定在國際資本的打擊下毀滅。他們反對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主張同帝國主義進行戰爭，以「促進」國際革命。在蘇維埃政權締結了和約、取得了喘息時機並著手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時，「左派共產主義者」在1918年4月發表了一個《時局提綱》，同列寧的《關於蘇維埃政權當前任務的提綱》相對抗。他們否定過渡時期的必要性，反對利用資產階級專家和國家資本主義，反對在企業中建立紀律和實行經濟核算，認為實行列寧的這些政策就是恢復資產階級秩序。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的領導下，同「左派共產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左派共產主義者」在1918年夏承認了錯誤。——第156、506頁。）來看，他們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1918年）是反對黨的。大家知道，他們「從左面」批評黨，反對布◎第506頁◎列斯特和約（註：布列斯特和約指1918年3月3日蘇維埃俄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四國簽訂的條約。簽訂這個條約，是當時新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為了退出帝國主義戰爭、集中力量鞏固十月革命取得的勝利而採取的一種革命的妥協。按照這個和約，蘇維埃俄國喪失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並要付出巨額賠款。由於簽訂了和約，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贏得了時間，從而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整頓國家經濟並建立紅軍，為後來戰勝白衛軍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創造了條件。1918年11月13日，即協約國對德停戰協定簽字後兩天，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布廢除了布列斯特和約。——第253、507頁。），並認為黨的政策是機會主義的、非無產階級的、對帝國主義者妥協的政策。而事實上卻是這樣：「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就是在妨礙黨獲得「喘息時機」以組織和鞏固蘇維埃政權，幫助當時反對布列斯特和約的社會革命黨人（註：社會革命黨 是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政黨，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團體和小組合併而成。社會革命黨人的觀點是民粹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大雜燴，他們「竭力用機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時髦』批評』的補釘來修補民粹主義的破洞」（《列寧全集》第9卷第295頁）。社會革命黨人否認農民內部的階級矛盾，反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社會革命黨人多數支持沙皇俄國的戰爭政策，少數反對戰爭，形成了後來的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後，社會革命黨人同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充當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主要支柱，黨的領袖亞·費·克倫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齊也夫、維·米·切爾諾夫等在臨時政府內擔任要職。1917年11月，社會革命黨的左翼組成了獨立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一段時間內承認蘇維埃政權，同布爾什維克合作，但很快又開始反對蘇維埃政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則始終敵視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國武裝干涉和內戰時期，社會革命黨人曾多次策劃反革命的破壞活動，策動富農叛亂，暗害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人。內戰結束後，它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被蘇維埃政權粉碎。——第137、230、277、431、488、507頁。）和孟什維克，為帝國主義力圖扼殺剛剛出生的蘇維埃政權這一勾當提供方便。
拿「工人反對派」（1921年）來看。大家知道，「工人反對派」也「從左面」批評黨，百般「攻擊」新經濟政策，把列寧關於恢復工業必須先發展供給工業以原料和糧食的農業的論點「痛罵」得「體無完膚」，「痛罵」列寧這一論點是忘記了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一種農民的傾向。而事實上卻是這樣：如果沒有新經濟政策，沒有供給工業以原料和糧食的農業的發展，我們就不會有任何工業，而無產階級就會處於喪失階級性的狀態。此外，「工人反對派」在這之後是向哪方面發展的，向右還是向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後，拿托洛茨基主義來看，它「從左面」批評我們黨已有好幾年了，而且如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所正確指出的，它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在小資產階級傾向和真正的革命性之間能有什麼共同點呢？「革命的」詞句在這裡不過是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掩蓋物，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至於用「左的」叫喊來掩蓋自己做了托洛茨基主義的俘虜的「新反對派」，我就不談了。
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
它們說明用「左的」假面具來掩蓋機會主義的行為，是取得政權以後我們黨內所有一切反對派別的最顯著的特徵之一。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是由於蘇聯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由於我國無產階級內部保◎第507頁◎留下來的偉大的革命傳統。這是由於蘇聯工人根本仇視反革命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這是由於我國工人不會輕信露骨的機會主義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對派用來至少在表面上吸引工人注意並使工人信任他們的釣餌。例如我國工人不能了解為什麼英國工人直到現在還沒有想到要把托馬斯這樣的叛徒溺死，把他們扔到井裡去。（笑聲）凡是知道我國工人的人都容易了解，象托馬斯那樣的人和那樣的機會主義者在蘇聯工人中間簡直是無容身之處的。然而大家知道，英國工人不僅不打算把托馬斯這幫先生們溺死，而且又把他們選入總理事會（註：總理事會是英國工聯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1921年在加的夫代表大會上首次選出。），同時不是平平淡淡地選舉他們，而是在選舉時還舉行遊行示威。顯然，對於這樣的工人是用不著以革命的假面具掩蓋機會主義的，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反對把機會主義者吸收到自己的隊伍里去。
這是由於什麼呢？這是由於英國工人缺乏革命的傳統。這種革命的傳統目前正在產生。它們正在產生和發展，而且沒有理由懷疑，英國工人正在革命戰鬥中受到鍛煉。但是當這點還不具備時，英國工人和蘇聯工人間的差別是依然會存在的。這也就說明了這一事實：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如不戴上某種「革命的」假面具便去接近蘇聯工人，那是很冒險的。
反對派聯盟使用「革命的」假面具的原因就在這裡。
最後，談談反對派的第三個特點。我已經說過，這個特點就是反對派聯盟沒有一定的原則，它沒有原則性，它象變形蟲一樣地善變，因此，反對派首領們經常抱怨「人們不了解」他們，「曲解了」他們，把他們「沒有說過」的話硬加在他們身上等等。這的的確確是「不被了解的人們」的派別組織。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個特點（「人們不了解！」）是任何機會主義最平常和最普遍的特點。同志們，你們應當知道，在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紀初，德國社◎第508頁◎會民主黨隊伍中著名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福爾馬爾、奧艾爾等人的「遭遇」完全與此相同，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是革命的，這些地道的機會主義者曾經在好幾年內抱怨「人們不了解」他們，「曲解了」他們。大家知道，當時德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曾罵伯恩施坦的派別組織是「不被了解的人們」的派別組織。因此，人們把反對派聯盟列入「不被了解的人們」的派別組織一類，這一事實不能認為是偶然的。
反對派聯盟的幾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如此。
三 聯共（布）黨內的意見分歧
現在談談意見分歧的實質。
我想，我們的分歧可以歸結為幾個基本問題。我不打算詳細講這些問題，因為時間很少，而報告又已拉得很長了。況且你們有了關於聯共（布）問題的材料，這些材料在翻譯上確實有些錯誤，但對我們黨內意見分歧基本上仍能提供一種正確的概念。
1.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的問題，關於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問題。這裡所說的當然不是門的內哥羅，甚至也不是保加利亞，而是我們的國家，是蘇聯。這裡所說的是這樣一個國家，那裡有過而且發展過帝國主義，那裡有一定數量的大工業，那裡有一定數量的無產階◎第509頁◎級，那裡有領導無產階級的政黨。那麼，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否可能呢？靠我國內部力量，靠蘇聯無產階級所擁有的條件，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是否可能呢？
如果用具體的階級語言解釋這一公式，建成社會主義是什麼意思呢？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在鬥爭進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戰勝我們蘇聯的資產階級。所以，問題歸結起來就是蘇聯的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自己本國的，即蘇聯的資產階級。因此，當人們說在蘇聯有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時，也就是想說蘇聯的無產階級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戰勝蘇聯的資產階級。在解決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課題時，問題就是如此，而且只能是如此。
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黨所持的出發點是：蘇聯的無產階級、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戰勝蘇聯的資產階級。
假如這是不正確的，假如黨沒有理由斷定蘇聯無產階級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雖然我國在技術上比較落後，那麼黨就沒有理由繼續掌握政權，它無論如何應當放棄政權並轉到在野黨的地位。
因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們能戰勝本「民族的」資產階級，能建設社會主義，並最終把它建成，那麼黨就應該繼續掌握政權，領導國內社會主義建設，以期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獲得勝利；
或者是我們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那麼，鑒於不能立即得到外援，即其他國家革命勝利的支援，我們就應當老實地和公開地放棄政權，而採取將來在蘇聯組織新革命的方針。
黨能不能欺騙自己的階級即工人階級呢？不，不能。這樣的黨應當被肢解。正因為我們黨沒有權利欺騙工人階級，它就應該直截了當地說：對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會使我◎第510頁◎們黨放棄政權，使我們黨由執政黨的地位轉到在野黨的地位。
我們爭得了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建立了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我們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新的經濟基礎呢？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質和經濟基礎是什麼呢？是不是在人間創造「天堂」使大家都富足呢？不，不是這樣的。這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實質的庸俗的、市儈的見解。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把農業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為一個整體經濟，使農業服從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在農產品和工業品交換的基礎上調整城鄉關係，堵死和消滅階級藉以產生首先是資本藉以產生的一切孔道，最後造成直接導致階級消滅的生產條件和分配條件。
對於這一點，列寧同志在我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在建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的問題已經完全擺在黨的面前的時候，曾這樣說：
「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這一代替的根本意義就是從』戰時』共產主義轉向正常的社會主義基礎。不是餘糧收集制，也不是糧食稅，而是用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化的」）工業的產品來交換農民的產品，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質，社會主義的基礎。」
列寧對於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問題的看法就是如此。
但是，為了把農業和社會主義化的工業結合起來，首先必須有巨大的產品分配機關網，巨大的合作社機關網，即消費合作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機關網。正是從這個論點出發，列寧在他的小冊子《論合作制》中說：◎第511頁◎
「在我國的條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的。」
那麼，在我國被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蘇聯無產階級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呢？
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見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註：指《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列寧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看看他的小冊子《論合作制》就可知道）。我國建設的全部實踐對這個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因為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部分的比重，無論在生產方面或流通方面，都由於私人資本比重的減少而逐年增加，同時私人資本的作用和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的作用比較起來卻在逐年降低。
可是反對派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
他們對這個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
可見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是可能的，可以認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性是有保證的。
這是不是說可以把這種勝利稱為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最終勝利，這種勝利能保證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免除任何外來的危險，免除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以及與之相聯的復辟的危險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是戰勝本「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問題，而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問題是戰勝世界資產階級的問題。黨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單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戰勝世界資產階級的。黨告訴我們，為了使社會主義在一個國◎第512頁◎家內獲得最終勝利，就必須戰勝世界資產階級或至少使之中立。黨告訴我們，這樣的任務只有靠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才能完成。因此，社會主義在某一個國家內的最終勝利就意味著無產階級革命至少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
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沒有引起特別的意見分歧，因此，我就不多講了。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同志可以參看前幾天發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各個委員的我們黨中央的材料。
2.「喘息」的因素
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蘇聯目前的國際狀況的條件問題，關於我國開始和展開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喘息」時期的條件問題。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但是要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必須生存。必須有一個擺脫戰爭的「喘息時機」，必須沒有武裝干涉企圖，必須爭取到為生存和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某些起碼的國際條件。
試問，如果已經證明武裝干涉的危險存在著而且將來還會存在，證明這種危險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在一些國家內取得勝利以後才能消除，那麼，目前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際狀況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就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而言的我國目前這種「和平」發展時期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已經爭得的、使資本主義世界沒有可能立即進行嚴重的武裝干涉的、並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造成必要的外部條件的這個「喘息」或「喘息」時期，是以什麼為根據的呢？
目前的「喘息」時期至少是以下面四個基本事實為根據的。
第一，帝國主義者陣營內的矛盾，這些矛盾並沒有減弱，這些矛盾使他們難以勾結起來反對蘇維埃共和國。◎第513頁◎
第二，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解放運動的發展。
第三，資本主義國家中革命運動的發展和全世界無產者對蘇維埃共和國的同情日益增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還無力直接進行反對本國資本家的革命來支援蘇聯的無產者。但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已經無力推動「自己的」工人來反對蘇聯無產階級了，因為全世界無產者對蘇維埃共和國的同情正在增長而且不能不日益增長起來。而現在沒有工人是不能進行戰爭的。
第四，蘇聯無產階級的強大有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蘇聯紅軍的組織力量。
諸如此類的條件結合起來，便造成一個成為蘇維埃共和國目前國際狀況的特點的「喘息」時期。
3.革命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
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第三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是關於某一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的問題。黨所持的出發點是：蘇聯無產階級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融合為一個共同的任務，即從資本主義壓迫下解放各國無產者的任務；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和各國革命運動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為一個共同的利益，即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各國的勝利。
假使世界各國無產者不同情和不支持蘇維埃共和國，那會怎樣呢？蘇維埃共和國就會遭到武裝干涉，就會被摧毀。
假使資本得以摧毀蘇維埃共和國，那會怎樣呢？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內最黑暗的反動時代就會到來，工人階級◎第514頁◎和被壓迫的民族就會受到摧殘，國際共產主義的陣地就會被摧毀。
如果各國無產者對蘇維埃共和國的同情和支持加強和增長起來，那將怎樣呢？那將從根本上促進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
如果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不斷擴大，那將怎樣呢？那將從根本上加強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資本作鬥爭的革命陣地，將摧毀國際資本和無產階級作鬥爭的陣地，將使世界無產階級有更多的機會取得勝利。
因此，應得出結論說，蘇聯無產階級的利益和任務是同各國革命運動的利益和任務交織在一起並不可分割地聯繫著的，反過來說，各國革命無產者的任務是同蘇聯無產者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的任務和勝利不可分割地聯繫著的。
因此，把某個國家無產者的「民族」任務與國際任務對立起來，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極嚴重的錯誤。
因此，把蘇聯無產者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的那種勤奮和熱忱說成「民族閉關自守」和「民族狹隘性」的表現，象我們的反對派有時所做的那樣，這不是失去了理智，就是害了幼稚病。
因此，確認一個國家無產者的利益和任務跟各國無產者的利益和任務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這是各國無產者的革命運動獲得勝利的最可靠的道路。
正因為如此，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不是最終目的，而是各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的手段和助力。
因此，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就是從事各國無產者的共同事業，就是不僅在蘇聯而且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逐步造成對資本的勝利，因為蘇聯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及其發展的基礎。◎第515頁◎
4.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歷史
第四個問題。第四個問題是關於所討論的問題的歷史。反對派硬說，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1925年才在我們黨內第一次提出的。至少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曾直截了當地聲明：「為什麼要求在理論上承認一個國家能建成社會主義呢？這個前途從何而來呢？為什麼在1925年以前誰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呢？」
這樣說來，在1925年以前這個問題沒有在我們黨內提出過。這樣說來，只有史達林和布哈林在黨內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是在1925年才提出的。
這對不對呢？不，不對。
我肯定地說，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還在1915年就由列寧第一次在黨內提出了。我肯定地說，當時反駁列寧的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我肯定地說，從那時起，也就是從1915年起，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在我們報刊上和我們黨內就曾多次地論述過。
我們來看看事實。
（一）1915年。布爾什維克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87）上列寧的論文《論歐洲聯邦口號》。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說道：
「然而把世界聯邦口號當做一個獨立的口號未必是正確的，因為第一，它和社會主義混合起來了；第二，它會產生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不正確的見解，以及對這個國家和其餘各國間的關係的不正確的見解。
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第516頁◎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為「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中的自由聯合」。
而托洛茨基於同年即1915年在他所領導的報紙《我們的言論報》（註：《我們的言論報》（《НащеСлво》）是孟什維克—托洛茨基派的報紙，於1915年1月—1916年9月在巴黎出版。）上反駁道：
「『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社會民主黨人報》〈1915年布爾什維克中央機關報，列寧的上述論文就是在該報上發表的。——約·史達林注〉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因而每一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無須以建立歐洲聯邦為其先決條件。……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當在自己的鬥爭中』等待』其他國家，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為使國際間同時行動的思想不致為國際間消極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這個道理反覆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國家而在自己的國土上開始鬥爭並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導會推動其他各國的鬥爭；假如情況不是這樣，就休想革命的俄國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或社會主義的德國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孑然獨存，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證明了的。在民族範圍內觀察社會革命的前途，就意味著變為構成社會愛國主義實質的民族狹隘性的犧牲品。」（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
可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問題，早在1915年，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夜，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擺在日程上的時候，就由列寧提出來了。◎第517頁◎
可見，當時反駁列寧同志的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他顯然知道列寧的論文說的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和「在一個國家內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可能性。
可見，關於「民族狹隘性」的責難，早在1915年就由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來了，而且這個責難不是針對史達林或布哈林，而是針對列寧的。
現在季諾維也夫也常常發出關於「民族狹隘性」的可笑的責難。但他大概不了解他是在重複並從而恢復托洛茨基旨在反對列寧和列寧的黨的論點。
（二）1919年。列寧的論文《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列寧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不管各國資產者及其公開的和隱蔽的幫凶們（第二國際的「社會黨人」）怎樣造謠誣衊，有一點是不容懷疑的：從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經濟問題來看，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在我國是有保證的。全世界資產階級之所以瘋狂地拚命地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組織軍事進攻，策劃陰謀活動等等來反對布爾什維克，正是因為他們十分清楚，若不用武力把我們壓倒，我們就必然會在改造社會經濟方面獲得勝利。但資產階級要想這樣把我們壓倒是辦不到的。」（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
可見，列寧這篇論文中說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問題」，是為了「共產主義勝利」而「改造社會經濟」的問題。而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問題」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改造社會經濟」呢？這無非是在一個國家即我們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
（三）1921年。列寧的小冊子《論糧食稅》。關於我們能夠◎第518頁◎而且應當建立「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這一著名的論點（見《論糧食稅》）。
（四）1922年。列寧同志在莫斯科蘇維埃會議上的演說。他在演說中說道：「我們把社會主義拖進日常生活中了」，「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1922年托洛茨基在他的《和平綱領》的《跋》中加以反駁，但他沒有直接指出他在和列寧進行論戰。托洛茨基在這篇《跋》中說道：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複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民族範圍內勝利完成的論斷，在某些讀者看來也許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將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的國家在一個國家而且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裡抗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有雄偉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其他比較先進、比較文明的國家裡是真能做出奇蹟來的。可是，我們雖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為一個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這個時期為革命的國家的自衛而進行的鬥爭引起了生產力的異常低落；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和繁榮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是可能的。同資產階級國家進行的貿易談判、租讓、熱那亞會議（註：熱那亞會議（熱那亞國際經濟會議）於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在義大利熱那亞舉行。參加會議的有蘇、英、法、意、比、德、日等二十九國和英國的五個自治領，美國派觀察員列席。這次會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陷入總危機和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蘇維埃俄國遭到失敗的情況下召開的。帝國主義國家在會上向蘇維埃俄國代表團施加壓力，要求蘇維埃政府償還沙皇政府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債務，取消對外貿易的壟斷，將已收歸國有的外國財產歸還原主。蘇維埃俄國代表團斷然拒絕這些無理要求，提出了反提案，要求賠償由於外國武裝干涉而造成的損失。這次會議任何問題都沒有解決，只是決定將部分問題移交海牙會議審議。蘇維埃俄國代表團在會議期間利用德國同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於4月16日與德國締結了拉巴洛條約（條約規定建立兩國間的外交關係，雙方放棄賠償戰費的要求），擊破了帝國主義的反蘇統一戰線。）等等，是不可能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極其明顯的證據……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3卷第1部第92—93頁）
托洛茨基在這裡講的「不可能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反駁誰呢？當然不是反駁史達林或布哈林。托洛茨基在這裡是反駁列寧同志，並且他所反駁的不是別的問題，而是一個基本問題，即關於「在民族—國家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第519頁◎的可能性問題。
（五）1923年。成為列寧的政治遺囑的小冊子《論合作制》。列寧在這本小冊子中說道：
「的確，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已有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通過我們從前鄙視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
看來不能說得更明白了。
在托洛茨基看來，「在民族—國家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的。列寧則肯定說，我們蘇聯無產階級，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具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這兩種觀點是完全對立的。
事實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還在1915年就已經在我們黨內提出來了，這個問題是列寧親自提出的，在這個問題上和列寧爭論過並以「民族狹隘性」責難列寧的，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
可見，從那時起直到列寧同志逝世為止，這個問題並未從我們黨的工作日程上取消。
可見，這個問題曾幾次被托洛茨基以某種隱蔽的但分明是和列寧同志論戰的形式挑起來，而且托洛茨基每次論述這個問題都◎第520頁◎不是本著列寧和列寧主義的精神，而是反對列寧和列寧主義的。
可見，托洛茨基硬說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1925年以前誰也沒有提出過，這是公開的撒謊。
5.目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五個問題。第五個問題是關於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任務的迫切性的問題。為什麼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恰恰在目前，恰恰在最近具有特別迫切的性質呢？為什麼在1915年、1918年、1919年、1921年、1922年、1923年，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只是偶爾在個別的文章中討論過，而在1924年、1925年、1926年，這個問題卻在我們黨的實踐中占了特別突出的地位呢？其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來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近幾年來，其他國家的革命速度緩慢下來了，所謂「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到來了。由此便產生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是否會削弱或甚至消除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呢？由此人們對我國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問題的注意就增加了。
第二，我們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容許私人資本存在並實行了某種退卻，以便重新部署力量，再行進攻。由此便產生一個問題：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是否會削弱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呢？由此人們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問題就更加注意了。
第三，我們在內戰中取得了勝利，趕走了武裝干涉者，爭得了擺脫戰爭的「喘息時機」，保證了和平，保證了為消滅經濟破壞狀態、恢復國內生產力和從事我國新經濟建設提供有利條件的和平◎第521頁◎時期。由此便產生一個問題：應該把經濟建設導向哪一方面，導向社會主義方面還是導向別的方面呢？由此便產生一個問題：如果把經濟建設導向社會主義方面，是否有根據指望我們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和在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情況下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呢？由此便引起了全黨和整個工人階級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問題的莫大注意。由此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政權機關便從增加工業、商業和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比重這一觀點出發每年對各種統計材料加以總結。
這就是說明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對於我們黨和我國無產階級以及對於共產國際都已成為最迫切的問題的三個主要原因。
反對派以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只有理論上的意義。這是不對的。這是極糊塗的。這樣論述問題只能說明反對派完全脫離了我們黨的實踐，脫離了我國的經濟建設，脫離了我國的合作社建設。現在，當我們消滅了經濟破壞狀態，恢復了工業，並進入了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時期以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便具有莫大的實踐意義。經濟建設事業應導向哪裡，朝哪個方向建設，建設些什麼，我們建設的前途應當怎樣，這些問題如不解決，誠實的和肯思考問題的經濟工作人員就一步也不能前進，假使他們願意真正自覺地和慎重地來對待建設事業的話。我們從事建設是為了給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施肥，還是為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現在我們建設工作的根本問題。現時，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有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這就是現在我們黨和蘇維埃工作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列寧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看看小冊子《論合作制》就可知道）。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見俄共（布）第十◎第522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而反對派呢？我已經說過，反對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已經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說過，而現在不得不在這裡重複一遍：反對派聯盟的首領托洛茨基，還在不久以前，即在1926年9月，曾在其人所共知的告反對派書中聲稱，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在理論上為民族狹隘性辯護」。（見史達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註：指史達林《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編者注））
把托洛茨基的這段話（1926年）和他在1915年所寫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就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問題和列寧進行論戰，第一次提出了關於列寧同志和列寧主義者的「民族狹隘性」問題）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懂得，托洛茨基對於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依然是站在自己過去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否定的立場上的。
正因為如此，黨認定托洛茨基主義是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6.關於革命的前途
第六個問題。第六個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問題。托洛茨基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中說道：「列寧認為在二十年內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由於我們農民國家的落後性就是三十年也不能建成。最低限度也要三十年至五十年。」
同志們，我應當在這裡聲明，托洛茨基所臆造的這個前途和列◎第523頁◎寧同志指出的蘇聯革命的前途毫無共同之處。幾分鐘以後，托洛茨基本人就開始在他的發言中和這種前途作鬥爭。不過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應當聲明，不論是列寧或黨都不能對托洛茨基所臆造出來的這種前途和由此得出的結論負責。托洛茨基捏造了這種前途，然後開始在自己的發言中和他自己的捏造作鬥爭，這個事實只能說明托洛茨基糊塗已極並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
列寧根本沒有說過在三十年或五十年內「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其實列寧說的是：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內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在發展著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情況下），否則就會遭到二十年至四十年白衛恐怖的苦難。」
能不能從列寧這一論點得出我們「在二十年至三十年或五十年內無論如何也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結論呢？不，不能。從這一論點只能得出下列的結論：
（一）在和農民保持正確關係的條件下，我們可以保證在十年至二十年內取得勝利（即社會主義的勝利）；
（二）這個勝利將不僅是蘇聯的勝利，而且是「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
（三）如果我們在這個時期內沒有取得勝利，這就說明我們被擊潰了，無產階級專政制度被白衛恐怖制度代替了，這種恐怖制度可能延長二十年至四十年之久。
當然，對列寧這個論點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可同意可不同意的。但象托洛茨基那樣地歪曲它是不行的。◎第524頁◎
「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說這樣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意思相同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列寧在自己的著作中是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和「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嚴格地區別開來的。列寧談到「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他的意思是說：我國社會主義的成就，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具有如此巨大的國際意義，它（勝利）不能局限於我國範圍內，它定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引起強大的爭取社會主義的運動，而且，既然它在時間上和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不能一致，那它無論如何也必然會掀起其他國家無產者爭取世界革命勝利的強大運動。
如果指的是革命勝利的前途，則列寧所說的革命前途就是如此，其實我們黨內所談的也是如此。
將這個前途和托洛茨基的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混淆起來就是誣衊列寧。
7.實際上問題是怎樣的
第七個問題。反對派對我們說：好吧，但究竟和誰結成聯盟好，是和世界的無產階級還是和我國的農民呢？選擇誰做同盟者好呢，是世界的無產階級還是蘇聯的農民呢？於是事情被描繪成這樣：好象在蘇聯無產階級面前有兩個同盟者，一個是世界無產階級，它準備立即推翻自己的資產階級，但等著我們對此欣然同意；另一個是我國的農民，他們準備幫助蘇聯無產階級，但不完全相信蘇聯無產階級會接受這種幫助。同志們，這是問題的幼稚的提法。問題的這種提法，完全不符合我國革命的進程以及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戰線上的力量對比。請原諒我這樣說，不過這樣◎第525頁◎提問題的只能是貴族女學生。可惜情況並不象一些反對派向我們描繪的那樣，而且也沒有理由懷疑這一點：我們會樂意接受兩方面的幫助，假使這僅僅取決於我們的話。不，在實際生活中問題並不是這樣的。
問題是這樣的：既然世界革命運動的速度緩慢下來，在西方還沒有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蘇聯無產階級已掌握政權，一年年地鞏固這個政權，把基本農民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已經取得重大勝利，並且順利地鞏固著自己與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的友好聯繫，那麼，是否有理由否認這一點，即雖然資本主義包圍存在，但蘇聯無產階級能夠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並在我們國內繼續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呢？
當然，如果不象反對派聯盟那樣從幻想出發，而是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戰線上的實際力量對比出發，那麼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黨回答這個問題說，蘇聯無產階級在這種條件下能夠戰勝本「民族的」資產階級並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
反對派卻說：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
托洛茨基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歐洲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西方無產階級不預先取得勝利，西方無產階級不預先奪得政權，蘇聯無產階級不僅不能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甚至不能保持政權。◎第526頁◎
問題就是這樣，我們意見分歧的根源就在這裡。
托洛茨基的這種立場和孟什維克奧托·鮑威爾的立場有什麼區別呢？
可惜一點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