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獻給聯共（布）列寧格勒組織（之二）
六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1924年5月第1版）那本小冊子裡，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
「從前認為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要有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的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乎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從這種勝利是可能的出發，因為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躍性，帝國主義內部那些必然引起戰爭的災難性矛盾的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這個原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無須解釋的。這是用來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的，因為社會民主黨人認為：沒有在其他各國內同時勝利的革命，無產階級要在一個國家內奪得政權，那就是空想。
可是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那本小冊子裡還有第二種說法。那裡說：◎第434頁◎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即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任務尚待解決。沒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決這個任務，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呢？不，不能。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的歷史給我們說明了的。為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為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象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的努力就不夠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無產者的共同努力。」
這第二種說法是用來反對那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的武斷的，是用來反對托洛茨基分子的，因為他們宣稱：當其他國家沒有勝利時，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
就這一點而論（但只是就這一點而論），這種說法在當時（1924年5月）是足夠的，而且無疑地是有過一定好處的。
可是後來，當列寧主義在這方面所受的批評在黨內已被克服時，當眼前已擺著一個新問題即沒有外援而可能用我國的力量來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時，第二種說法顯然就有缺點了，因而也就不正確了。
這種說法的缺點在哪裡呢？
缺點就在於它把兩個不同的問題連接成一個問題：第一個是可能用一個國家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給以肯定的回答；另一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可以認為它無須革命在其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就有免除武裝干涉、因而免除舊制度復辟的完全保障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給以否定的回答。我且不談這種說法會引起一種想法，以為用一個國家的力◎第435頁◎量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當然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
根據這一點，我就在我的《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1924年12月）那本小冊子裡改變了並糾正了這種說法，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一個是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完全保障的問題，另一個是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這是用以下兩種方法達到的：第一，把「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解釋為只是通過「幾國無產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的「免除舊制度恢復的完全保障」；第二，根據列寧的《論合作制》那本小冊子宣布的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我們擁有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見《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註：後來，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以後各版中已用這個問題的新說法代替了舊說法。）
這個問題的新說法就成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的任務》這一著名決議（註：指《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編者注）的基礎，這一決議聯繫著資本主義穩定的事實而詳細分析了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1925年4月），並認為用我國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這個新說法也是我的小冊子《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的基礎。這本小冊子是在1925年5月即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閉會後立即出版的。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這一問題的提法，在這本小冊子裡說：
「我國有兩種矛盾。一種矛盾是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第436頁◎矛盾〈這裡是指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而言。——約·史達林注〉。另一種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裡是指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而言。——約·史達林注〉。……」「第一種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個國家的努力來克服的，第二種矛盾卻需要幾個國家無產者的努力才能解決，——誰把這兩種矛盾混為一談，誰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誰就是糊塗蟲，或者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
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問題，在這本小冊子裡說：
「我們能夠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和農民一起去建設。……」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有克服所有一切內部困難而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條件，因為我們能夠而且必須用自身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
關於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問題在這本小冊子裡則說：
「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就是有免除武裝干涉行動、因而就是有免除復辟行動的完全保障，因為稍微嚴重的復辟行動，只有在外來的重大援助下，只有在國際資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發生。因此，各國工人對我國革命的支援，尤其是這些工人的勝利，即使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是完全保障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免除武裝干涉和復辟行動的必要條件，是保證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必要條件。」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大家知道，在我的《問題和答覆》（1925年6月）那本小冊子裡，以及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1925年12月）中，也是以這種精神來解釋這個問題的。
事實就是如此。◎第437頁◎
這些事實，我想所有同志，包括季諾維也夫，都是知道的。
如果現在，在黨內思想鬥爭之後將近兩年，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通過了決議（1925年4月）之後，季諾維也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1925年12月）（註：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於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舉行。史達林於12月18日在大會上作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12月23日作了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俄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還討論了工會工作、共青團工作、修改黨章等報告。大會一致贊同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批准了黨在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面的總方針，並責成中央委員會同一切破壞黨的統一的企圖進行堅決的鬥爭。大會在決議中著重指出了在依靠貧農的條件下進一步鞏固工人階級和中農的聯盟去同富農作鬥爭的重要性。大會指出了必須支持和推進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業技術，通過合作社把更多的農戶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根據大會決議，俄共（布）改稱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上作結論時，竟把史達林1924年4月所寫的小冊子裡一個很不全面的陳舊的公式拖出來，作為解決這個早已解決了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的基礎，——那麼，季諾維也夫的這種特殊的手法就只是說明他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向前進展的時候又把它拉回去，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已由中央全會（註：指1925年4月23—30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全會批准了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其中《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闡明了黨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問題的觀點。）批准以後又避開這項決議，這就是不可救藥地陷入了矛盾，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就是離開了列寧的道路，就是自己承認自己的失敗。
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可能用我內部力量來解決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的矛盾，這就是在其他國家無產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無須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預先勝利，無產階級可能奪得政權並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國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種可能，社會主義建設就是沒有前途的建設，就是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信心的建設。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要是不相信我國技術落後並不是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條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礙，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否認這種可能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沒有其他國家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完全的最終勝利，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沒有至少幾個國家革命的勝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裝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完全保障。否認這一個不容置辯的原理，就是離開國際主義，就是離開列寧主義。◎第438頁◎
列寧說：「我們不僅生活在一個國家裡，而且生活在許多國家組成的體系里，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在這個結局還沒有到來的時候，蘇維埃共和國和資產階級國家間的一系列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只要願意統治並繼續統治下去，就應當也用自己的軍事組織來證明這一點。」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我們現在面臨著某種極不穩定但畢竟是確定無疑、不容置辯的均勢。這種均勢能否長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而且我認為，這是無法知道的。因此，我們應當極端謹慎。我們政策中的第一個訓條，從我們政府一年來的活動中所得出的第一個教訓，所有工人和農民都應當記取的教訓，就是要時刻戒備，要記住我們是被那些公開表示極端仇恨我們的人、階級和政府包圍著的。必須記住，我們隨時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險。」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季諾維也夫對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所持的觀點又是怎樣的呢？
請聽吧：
「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至少應當了解為(1)消滅階級，因而也就是(2)取消一個階級的專政，這裡指的是取消無產階級的專政……」季諾維也夫往下又說：「為了更確切地弄清1925年我們蘇聯的問題是怎樣的，必須分清兩件事情：(1)建設社會主義的有保證的可能性，——這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當然在一國範圍內也是完全可以設想的；(2)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
所有這些能表明什麼呢？
就是表明季諾維也夫並不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最終勝利了解為有免除武裝干涉和免除復辟的保障，而了解為有建成社◎第439頁◎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至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季諾維也夫則把它了解為不能夠而且不應當使社會主義建成的一種社會主義建設。碰碰運氣，茫無前途的建設，在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就是季諾維也夫的立場。
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去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請看，季諾維也夫荒唐到什麼地步了。
但這是嘲弄問題，不是解決問題！
季諾維也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中還有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柯夫列夫同志在最近一次黨的庫爾斯克省代表會議上竟胡說八道起來。他問道：』我們能不能在一個四面受著資本主義敵人包圍的國家內，我們能不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上述一切，我們有理由說，我們不僅正在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時還是單獨的，我們雖然暫時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家，但我們一定能建成這個社會主義。』（1925年12月8日《庫爾斯克真理報》第279號）」季諾維也夫問道：「這難道是列寧主義對問題的提法嗎？難道這裡沒有民族狹隘性的氣味嗎？」（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
這樣，照季諾維也夫的說法，承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就是採取民族狹隘性的觀點，而否認這種可能卻是採取國際主義的觀點了。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麼，究竟還值不值得為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而進行鬥爭呢？由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這種勝利沒有可能嗎？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投降，——這就是從季諾維也◎第440頁◎夫論據的內在邏輯中得出的結論。
季諾維也夫竟把這種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的謬論當作「國際主義」，當作「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呈獻給我們！
我肯定地說：季諾維也夫在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滾到孟什維克蘇漢諾夫的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請教列寧吧。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即在1915年8月談到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時，就已說過：
「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
上面標出的列寧的這句話——「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獲得了勝利的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以後，能夠而且應當在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未必用得著證明：列寧的這個明確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解釋的。否則，列寧在1917年10月對無產階級發出的奪取政權的號召就會是不可理解的了。
可見列寧的這個明顯的原理和季諾維也夫的所謂我們能夠在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在一國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那個反列寧主義的糊塗「原理」是有天壤之別的。◎第441頁◎
這是列寧在1915年即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說的。可是也許有了奪取政權的經驗以後，在1917年以後，他的觀點發生了變化吧？我們來看看列寧在1923年寫的小冊子《論合作制》。
列寧說：「的確，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已有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通過我們從前鄙視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
換句話說，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擁有為建成這個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看來不容易說得更清楚了。
試把列寧這個經典性的原理和季諾維也夫用來反駁雅柯夫列夫的那個反列寧主義的論調比較一下，就會懂得雅柯夫列夫只是重複列寧認為在一個國家內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言論，而季諾維也夫反對這個原理，斥責雅柯夫列夫，因而背離列寧，採取了孟什維克蘇漢諾夫的觀點，採取了認為我國因技術落後而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
只是不明白，如果我們不打算建成社會主義，那我們在1917年10月奪取政權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1917年10月奪取政權本來是不應當的，——這就是從季諾維也夫論據的內在邏輯中得出的結論。
其次，我肯定地說：季諾維也夫在社會主義的勝利這個最重要◎第442頁◎的問題上反對我們黨的明確決定，而這些決定是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著名決議里規定了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決議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在這個決議中是這樣說的：
「兩個直接對立的社會制度的存在，經常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其他種種經濟壓力、武裝干涉和復辟的危險。因此，幾個國家內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復辟的唯一保障（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列寧主義教導說：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即免除（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資產階級關係復辟的完全保障（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但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中，如果沒有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國家援助』（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見決議）
由此可見，決議是把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解釋為免除武裝干涉和復辟的保障，這和季諾維也夫在他的《列寧主義》一書中的解釋是完全相反的。
由此可見，決議認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中，沒有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國家援助」也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和季諾維也夫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做結論時用來反駁雅柯夫列夫的那個論調是完全相反的。
試問，這不是季諾維也夫反對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又是什麼呢？
當然，黨的決議有時也免不了有差錯。有時候，黨的決議也含有錯誤。一般地說，可以假定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也含◎第443頁◎有一些錯誤。可能季諾維也夫認為這決議是錯誤的，那麼他就應當象布爾什維克所應有的那樣明白而公開地指出這一點。但不知為什麼季諾維也夫沒有這樣做。他寧願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對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絕口不談，不作任何公開批評，卻從背面襲擊這個決議。季諾維也夫大概以為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改善」決議並「稍微」修改列寧的話。未必用得著證明，季諾維也夫打算錯了。
季諾維也夫的錯誤是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這個錯誤的根源在哪裡呢？
據我看，這個錯誤的根源在於：季諾維也夫深信我國技術的落後對於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來說是不可克服的困難，深信無產階級因我國技術落後而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黨的四月代表會議（註：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 於1925年4月27—29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討論了黨的建設、合作社、單一農業稅、金屬工業、革命法制、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等問題。——第321、354、444頁。）前的一次黨中央會議上曾試圖提出這個論據。但是他們受到了反駁，不得不實行退卻，表面上服從和他們相反的觀點，即中央多數的觀點。季諾維也夫雖然表面上服從這個觀點，卻始終和這個觀點作鬥爭。請看我們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在給黨的列寧格勒省代表會議的《覆信》（註：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對俄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二次代表會議來信（這是格·葉·季諾維也夫、列·波·加米涅夫的追隨者的派別攻擊）的答覆，發表在1925年12月20日《真理報》第二九一號上。）中是怎樣說明俄共（布）中央內的這次「事件」的吧：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局堅持過一種觀點，似乎國際革命不來拯救我們，我們就會因我國技術上經濟上的落後而不能克服內部困難。而我們和中央多數一樣卻認為：雖然我國技術落後，但我們能夠不管這種落後而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正在建設，並且一定會把它建成。我們認為：這樣進行建設，當然比在全世界革命勝利的條件下緩慢得多，然而我們還是在前進，而且要繼續前進。我們同樣認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觀點表現出不相信我國工人階級以及跟著我國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群眾的內部力量。我們認為這個觀點是背離列寧主義的立場的。」（見《覆信》）
這個文件是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最初幾次會議時出現在◎第445頁◎報刊上的。季諾維也夫當然有可能就在代表大會上發言反對這個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沒有找到論據來反駁我們黨的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這一嚴厲譴責。這是偶然的嗎？我認為不是偶然的。這種譴責看來是命中要害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以用緘默來「回答」這種譴責，正是因為他們無法「招架」。
「新反對派」抱怨人們譴責季諾維也夫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獲勝利。可是，既然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已經討論了整整一年，既然季諾維也夫的觀點已被中央政治局（1925年4月）屏棄，既然黨關於這個問題的確定意見已經形成，並把這種意見載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1925年4月）的著名決議中，既然在這一切之後，季諾維也夫還敢在他的《列寧主義》（1925年9月）一書中反對黨的觀點，既然他以後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重複這種言論，——那麼這一切，這種堅持自己錯誤的頑強性和固執性，如果不是因為季諾維也夫中了毒，而且無可救藥地中了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獲勝利的毒，又是因為什麼呢？
季諾維也夫可以隨便把他這種不相信的態度解釋為國際主義。但是從什麼時候起，我們竟把那種在列寧主義的根本問題上背離列寧主義的行為解釋為國際主義呢？
在這裡，違反國際主義和國際革命的不是黨，而是季諾維也夫，這樣說不是更正確嗎？我們這個「建設著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又是什麼呢？但是，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它能不能成為世界革命的真正根據地呢？如果它沒有能力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沒有能力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它能不能繼續成為吸引世界各國工人的最大中心，象它現在無疑地是這樣的中心一樣呢？我認為是不能的。◎第445頁◎但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的思想，結果就會使我國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的資格，而使我國喪失這種資格，結果就會削弱世界革命運動，——難道不應得出這樣的結論嗎？社會民主黨人先生們是用什麼來恐嚇工人使他們離開我們的呢？就是鼓吹說「俄國人是什麼也做不成的」。我們現在用什麼來打擊社會民主黨人，把工人代表團一批一批地吸引到我們這裡來，因而鞏固全世界共產主義的陣地呢？就是用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績。既然如此，那麼誰鼓吹不相信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績，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縮小國際革命運動的規模，誰就必然背離國際主義，——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由此可見，季諾維也夫的「國際主義」是和他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一樣惡劣的。
因此，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的觀點確定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確定為「曲解列寧主義」，那是很正確的。
七 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奮鬥
我認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能夠獲得勝利是「新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在我看來，這個錯誤所以是基本錯誤，在於「新反對派」的其他一切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產生的。「新反對派」在新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性質、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第446頁◎合作社的作用、對富農鬥爭的方法、中農的作用和比重等等問題方面所犯的一切錯誤，都是從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從不相信我國能用自己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產生的。
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夠獲得勝利，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這就是不相信基本農民群眾可以被吸引來（由於我國發展中的一定條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第二，這就是不相信掌握著國民經濟命脈的我國無產階級能夠吸引基本農民群眾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反對派關於我國發展道路的論斷就是默然從這兩個論點出發的，——他們是否有意識這樣做，反正都是一樣。
能不能吸引蘇聯基本農民群眾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呢？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那本小冊子裡，對於這個問題有兩個基本論點：
(1)「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為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和西方農民有所區別，因為蘇聯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的訓練，跟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裡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成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西方農民卻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資產階級手裡獲得了土地，並因此成為資產階級的後備軍。未必用得著證明：向來珍視他們同無產階級的政治友誼和政治合作並把他們獲得自由歸功於這種友誼和這種合作的蘇聯農民，不會不是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最好對象。」
(2)「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為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情況下發展的，一極是大田莊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另一極卻是大眾的貧窮困苦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解體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國卻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循著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為單是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就不容許循著這條道路去發展。俄國農業應當循著另一條道路，即循著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循著在農村中發展那種由◎第447頁◎國家以優惠貸款的辦法來扶持的群眾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地指出我國農業應當循著新道路去發展，即循著通過合作社吸引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循著把集體制原則逐步應用於農業，起初應用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應用於農產品生產方面這一道路去發展。……
未必用得著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樂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和破產的道路。」
這兩個論點是否正確呢？
我認為這兩個論點對於我們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整個建設時期都是正確而不容置辯的。
這兩個論點只是表達下述的列寧的幾個著名論題：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結合，關於把農民經濟納入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體系，關於無產階級應當和基本農民群眾一起走向社會主義，關於使千百萬農民合作化是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康莊大道，關於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條件下，「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
那麼，我國的農民經濟可能而且應當沿著什麼道路發展呢？
農民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經濟按絕大多數農戶來說是小商品經濟。小商品農民經濟又是什麼呢？它是站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十字路口的經濟。它既可以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象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情形那樣，也可以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象在我們國家裡，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定要發生的情形這樣。
為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原因在哪裡呢？◎第448頁◎
原因在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依賴城市，依賴工業，依賴信用系統，依賴國家政權性質，最後還有一個大家知道的原因，即無論在物質方面，還是在文化方面，農村都是跟著城市走，而且一定是跟著城市走的。
農民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就是通過農民最深刻的分化去發展，——一極是巨大的大地產，另一極是大眾貧困化。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農村，農民經濟，是依賴城市，依賴工業，依賴城市的集中信貸和依賴政權性質的，而在城市裡統治一切的卻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信用系統和資本主義國家政權。
在我們國家裡，城市完全是另一種面貌，工業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運輸業、信用系統、國家政權等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裡，土地國有化是全國通行的法令，那麼，農民經濟是不是一定沿著這條道路去發展呢？當然不一定。恰恰相反，正因為城市是農村的領導者，而在我國城市裡統治一切的又是掌握著國民經濟全部命脈的無產階級，所以農民經濟就應當沿著另外一條道路去發展，即沿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去發展。
這是一條什麼道路呢？
這就是用各種合作社的方式使千百萬農戶普遍合作化的道路，把散漫的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周圍的道路，在農民中間，起初是在農產品銷售方面和農戶所需要的城市產品供應方面，然後是在農業生產方面應用集體制原則的道路。
而且愈往前去，這條道路也就愈成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不可避免的道路，因為銷售方面的合作化、供應方面的合作化、最後，信貸和生產方面的合作化（農業協作社）是提高農村生活水平的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群眾免於貧困和破產的唯一方法。◎第449頁◎
有人說，我國農民按其地位來說是非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不能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農民按其地位來說是非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但是，既然證明農村是跟著城市走的，而在城市裡指揮一切的又是社會主義工業，那麼這就不成其為反對農民經濟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論據了。在十月革命時，農民按其地位來說也是非社會主義性的，而且他們根本不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爭取的主要是消滅地主政權，結束戰爭，奠定和平。可是他們當時還是跟著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走了。為什麼呢？因為推翻資產階級，由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在當時是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方法，是奠定和平的唯一方法。因為當時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因為當時我們黨已摸索到、尋找到一種能把農民的特殊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和全國共同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後者的尺度。這種尺度對於農民是可以接◎第450頁◎受的，並且是有利的。因此，農民雖有其非社會主義的性質，當時還是跟著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走了。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關於把農民引上這個建設的軌道也應當這樣說。農民按其地位來說是非社會主義性的。但是，他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因為除了和無產階級結合，除了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除了通過農民普遍合作化把農民經濟引上社會主義發展的總軌道以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農民免於貧困和破產的道路。
為什麼非通過農民普遍合作化不可呢？
因為普遍合作化就是「我們已經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買賣的利益與國家對這種利益的檢查監督相結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的尺度」（列寧），這種尺度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的，並且是有利的，這種尺度保證無產階級有可能把基本農民群眾吸引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因為農民通過合作社來銷售自己的商品和使自己的農莊得到機器供應是有利的，正因為如此，農民應當沿著而且一定會沿著普遍合作化道路走去。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領導下實行農戶普遍合作化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使小商品農民經濟離開那條必然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舊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即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正因為如此，我們黨的當前任務就是為爭取農民經濟的新的發展道路而奮鬥，為吸引基本農民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奮鬥。
因此，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做得很正確，它決定：
「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道路，就是在社會主義國營工業、國家信用機關和無產階級所掌握的其他經濟命脈的經濟領導作用日益加強的條件下，吸引基本農民群眾參加合作社組織，並保證這種組織循著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同時利用、克服並排擠這種組織里的資本主義成分。」（見代表大會就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
「新反對派」最嚴重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相信農民這條新的發展道路，看不見或不懂得這條道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絕對不可免的道路。而他們不懂得這一點，是因為他們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夠獲得勝利，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能引導農民跟著自己走向社會主義。
因此，他們也就不懂得新經濟政策的兩重性，誇大新經濟政策◎第451頁◎的消極方面，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為主要是退卻。
因此，他們也就誇大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作用，輕視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各個槓桿（社會主義工業、信用系統、合作社、無產階級政權等等）的作用。
因此，他們也就不懂得我們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懷疑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的正確。
因此，他們也就誇大農村中的分化，在富農面前張皇失措，輕視中農的作用，企圖破壞黨關於保證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的政策，而且在黨的農村政策問題上總是搖擺不定。
因此，他們也就不懂得黨為了吸引千百萬工農群眾來參加工業和農業建設，參加活躍合作社和蘇維埃，參加國家管理，參加反官僚主義鬥爭，參加為改善並改造我們國家機關的鬥爭所進行的巨大工作。這種工作標誌著新的發展階段，沒有這種工作，任何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不可思議的。
因此，他們也就在我國建設中的困難面前灰心失望，茫無所措，懷疑我國工業化的可能，悲觀地胡說黨在蛻化等等。
在他們那裡，在資產者那裡，一切事情或多或少是好的；在我們這裡，在無產者這裡，一切事情卻或多或少是壞的；如果西方不能及時發生革命，我們的事業就要破產，——這就是「新反對派」的總論調，而這種論調在我看來是取消派的論調，但不知為了什麼（大概是為了安慰自己吧）反對派竟拿它來冒充「國際主義」。
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季諾維也夫說新經濟政策主要是退卻。所有這些說法當然都是不對的。其實，新經濟政策是黨容許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鬥爭並預計社會主義成分要戰勝資本主義成分的政策。其實，新經濟政策只是以退卻為開始，但它打算在退卻過程中重新部署力量並舉行進攻。其實，我們◎第452頁◎已經進攻幾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進攻著：發展我們的工業，發展蘇維埃商業，排擠私人資本。
可是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主要是退卻，這種論點的意義是什麼呢？這種論點是從什麼出發的呢？
它是從一種不正確的假設出發的：我們這裡現在就是在恢復資本主義，就是使資本主義「捲土重來」。正因為作這樣的假設，反對派才懷疑我國工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正因為作這樣的假設，反對派才在富農面前張皇失措。正因為作這樣的假設，反對派才那樣急急忙忙地抓住那些關於農民分化的不正確的數字。正因為作這樣的假設，反對派才對於中農是我國農業中的中心人物這一點特別健忘。正因為作這樣的假設，反對派才過低估計中農的比重，並懷疑列寧的合作社計劃。也只有用這種假設才可以「論證」「新反對派」那種不相信農村的新的發展道路，即吸引農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觀點。
其實，現在在我國發生的並不是恢復資本主義的單向過程，而是發展資本主義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雙向過程，是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鬥爭的矛盾過程，是社會主義成分克服資本主義成分的過程。這無論對於以國營工業為社會主義基礎的城市，或是對於以和社會主義工業相結合的群眾性的合作社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主要據點的農村，同樣是不容置辯的。
只恢復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這至少因為我國政權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大工業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運輸業和信貸業由無產階級國家支配著。
農村中的分化不可能象先前那樣厲害，中農仍舊是基本農民群眾，而富農不能再有過去那樣的勢力，這至少因為我國土地已經國有化並禁止買賣，而我國的商業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以及◎第453頁◎合作社政策又是以限制富農的剝削企圖、提高最廣大農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消除農村中的兩極對立為目標的。至於我們現在和富農的鬥爭，不僅是按照老的路線即按照組織貧農去反對富農的路線進行，而且是按照新的路線即按照鞏固無產階級同貧農和中農群眾的聯盟去反對富農的路線進行，這一點我就不說了。反對派不懂得按照第二條路線去和富農作鬥爭的意義和作用，——這件事實再一次證實了反對派滾到農村發展的老路，滾到農村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了，在這條老路上，富農和貧農是農村中的主要力量，中農卻「被沖刷」。
反對派援引列寧的《論糧食稅》，說合作社是變相的國家資本主義，因而他們不相信可能利用合作社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主要據點。反對派在這裡又犯了極大的錯誤。在寫作《論糧食稅》的1921年，這樣來解釋合作社是足夠的，令人滿意的，當時我國還沒有發達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是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為我們經濟工作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社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起來考察的。可是，這種解釋現在已經不夠了，已被歷史所超過了，因為從那時起，情況改變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發展了，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培植到所預期的那種程度，而現在擁有一千萬以上社員的合作社卻已經開始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
難道不就是這個緣故列寧才在《論糧食稅》發表後兩年即1923年用另一種看法考察了合作社，認為「在我國的條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的」嗎？
難道不就是因為這兩年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壯大，國家資本◎第454頁◎主義卻沒有培植到應有的程度，列寧才不把合作社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起來考察，而把它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考察嗎？
合作社的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對合作社問題的看法也應當有所改變。
例如請看列寧的《論合作制》（1923年）那本小冊子裡說明這個問題的一段精闢的話吧：
「在國家資本主義下（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既是私人企業，又是集體企業。在我國現存制度下（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產資料是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
在這一小段引文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是關於「我國現存制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第二是關於同「我國制度」結合起來的合作企業和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問題。
我認為很難說得比這更明白了。
再看看列寧那本小冊子裡的另一段話吧：
「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只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的發展，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
顯然，《論合作制》那本小冊子對於合作社已經有了新的估價，而這種新的估價是「新反對派」所不願意承認的，是「新反對派」違反事實、違反明顯的真理、違反列寧主義而絕口不談的。
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起來的合作社是一回事，和社會主義工◎第455頁◎業結合起來的合作社又是一回事。
可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論糧食稅》和《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之間隔著一道鴻溝。這當然是不正確的。例如，只要援引《論糧食稅》中下面一段話就可以立刻看出《論糧食稅》和《論合作制》在對合作社的估價問題上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請看這一段話吧：
「由租讓制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由一種大生產形式向另一種大生產形式過渡。由小業主合作社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由小生產向大生產過渡，就是說，是比較複雜的過渡，但是它在成功時，卻能包括更廣大的居民群眾，卻能把舊的關係，社會主義以前的（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甚至資本主義以前的即最頑強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關係的更為深固的根拔掉。」
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列寧遠在寫《論糧食稅》時，即在我國還沒有發達的社會主義工業時，就已經認為合作社在成功時能變為反對「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因而也反對資本主義關係的強有力的鬥爭工具。我認為正是這個思想後來成了他的《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的出發點。
可是，從這一切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就應當得出結論：「新反對派」不是馬克思主義地而是形上學地看合作社問題的。「新反對派」不是把合作社看作和其他現象結合起來，比如說，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起來（1921年）或者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1923年）的歷史現象，而是把它看作一種永恆不變的東西，看作「自在之物」。
因此，反對派在合作社問題上犯了錯誤，因此，反對派不相信◎第456頁◎農村可能經過合作社而向社會主義發展，因此，反對派滾到了老路上去，滾到了農村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
「新反對派」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實際問題上的觀點大體上就是如此。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的路線（既然他們有路線），反對派的游移和動搖，反對派的不相信我們的事業和在困難面前張皇失措，這一切將導致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投降。
因為既然新經濟政策主要是退卻，既然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值得懷疑，既然富農幾乎萬能，合作社很少有希望，中農作用日益減少，農村發展的新道路很成問題，黨幾乎在蛻化，而西方革命還不怎麼逼近，——既然如此，反對派的武庫里究竟還剩下什麼呢？他們打算靠什麼去對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進行鬥爭呢？單靠一套《時代哲學》（註：《時代哲學》是格·葉·季諾維也夫在1925年寫的一篇文章的標題。史達林對該文的批評。）是不能作戰的。
很明顯，「新反對派」的武庫，如果它還可以稱為武庫的話，也是不值得羨慕的。這個武庫不是為了進行鬥爭，更不是為了取得勝利的。
很明顯，黨如果靠這樣一個武庫去作戰，它「一下子」就會斷送自己，——它只好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投降。
因此，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做得完全正確，它決定：「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是我們黨的基本任務」；解決這個任務所必需的條件之一就是「反對那種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態度，反對那種把我們的』徹底社會主義式的』（列寧）企業看作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企圖」；「這種思潮使群眾不能自覺地對待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社會主義工業建設，所以只能阻礙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的增長，而幫助私人資本來和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作鬥爭」；「因此，代表大會認為必須進行廣泛的教育工作去克服這種對◎第457頁◎列寧主義的曲解」。（見就聯共（布）中央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徹底揭露了「新反對派」的錯誤，屏棄了「新反對派」的不相信的態度和悲泣，明確地指出了進一步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因而用對社會主義建設必獲勝利的堅強信念武裝了無產階級。
1926年1月25日
1926年印成單行本選自《史達林全集》第8卷
第13—88頁◎第4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