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問題和答覆（1925年6月9日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演說）

*（註：斯維爾德洛夫大學　即斯維爾德洛夫工農共產主義大學，是蘇聯培養黨政幹部的第一所高級黨校。它的前身是1918年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倡議成立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附屬鼓動員和指導員訓練班。1919年1月該訓練班改組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附屬蘇維埃工作學校。根據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在這個學校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央蘇維埃工作和黨務工作學校。1919年7月，根據俄共（布）中央組織局的決定，這個學校改為斯維爾德洛夫工農共產主義大學。——第184、354頁。） 同志們！我來回答你們書面提出的問題。我將按照你們問題單上的排列次序來回答問題。你們知道，這些問題一共有十個。 我們從第一個問題談起。 一 如果蘇聯在未來的十年至十五年內得不到西方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支持，那麼應當採取什麼辦法和具備什麼條件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結合呢？ 我認為，這個問題包括了你們書面提出的其餘一切問題。所以我的回答將是一般性的，因而遠不是詳盡的。否則在回答其餘問題時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我認為，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註：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　於1925年4月27—29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議討論了黨的建設、合作社、單一農業稅、金屬工業、革命法制、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娜撾竦任侍狻?——第321、354、444頁。）的決議已經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盡的回答。這些決議指出，鞏固結合的基本保證，就在於對農民採取正確的政策。 什麼是對待農民的正確政策呢？ 這種政策只能是經濟、行政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能保證使結合鞏固的一系列措施。◎第354頁◎ 我們先從經濟方面談起。 首先，必須消滅農村中的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其次，必須實行正確的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政策，以保證工業和農業的迅速增長，並且消滅「剪刀差」。此外，必須縮減農業稅的總額，並且逐漸使農業稅由全國總預算的軌道轉到地方預算的軌道上。必須使千百萬農民群眾合作化，首先是使他們參加農業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因為合作化是把農民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總體系的手段。必須最大限度地向農村提供拖拉機，因為這是使農業進行技術革命的手段，也是在農村中創立文化技術基地的方法。最後，必須實行電氣化計劃，因為這是使農村接近城市和消滅城鄉對立的手段。 這就是黨在經濟方面保證城市和農村的結合所應當遵循的途徑。 我希望你們注意農業稅由國家預算的軌道轉到地方預算的軌道的問題。這也許會使你們感到奇怪。但是農業稅現在具有並且將來也一直具有地方稅的性質，這是事實。例如，大家知道，以前，大約兩年以前，農業稅是我們國家預算中的一項主要的或者幾乎是主要的收入。而現在呢？現在它在國家預算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了。國家預算現在是二十五億盧布，而農業稅在今年將要提供的和能夠提供的至多不過二億五千萬至二億六千萬盧布，比去年的總數要少一億盧布。可見，這已經不是那麼多了。國家預算愈增多，農業稅在國家預算中所占的比重就愈縮小。其次，在這二億六千萬盧布農業稅中有一億盧布正在轉入地方預算。這占全部農業稅的三分之一以上。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在現有的一切稅收中，農業稅最接近地方條件，最適於用作地方需要。不用懷疑，整個地方預算將日益增加。但是同樣毫無疑問，地方預算的增加，首先是依靠那些要求最大限度地適合地方條件的農業稅。國家收入◎第355頁◎的重心已經轉到並且將要整個轉到他種收入，即國營企業收入和間接稅等等方面去，這是更可以肯定的。 正因為如此，農業稅由全國總預算的軌道轉到地方預算的軌道，將來會成為可能的，從鞏固結合的觀點來看是完全適當的。 現在來談談在行政政治方面保證結合的措施。 為了精簡國家機關並且使它們在精神上健全起來，為了驅逐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腐化分子，為了使國家機關充分接近千百萬群眾，就應當在城市和農村確立蘇維埃民主制並且活躍蘇維埃，——這就是黨在行政政治建設方面鞏固結合所應當遵循的途徑。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目的本身。專政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手段和道路。什麼是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就是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向無國家的社會的過渡。但是為了實現這種過渡，就必須按照能夠真正保證專政的社會變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方向和方法，來準備改造國家機關。活躍蘇維埃的口號，在城市和農村中確立蘇維埃民主制的口號，吸收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優秀分子直接管理國家的口號，都是為了這個目的。改善國家機關，認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義分子和腐化分子從國家機關中驅逐出去，使國家機關成為同廣大群眾休戚相關的機關，——要做到這一切，如果沒有群眾本身對國家機關的經常和積極的幫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農民中的優秀分子到管理機關中來，不建立國家機關同勞動群眾最「下層」的直接聯繫，要得到群眾積極的和不斷的幫助也是不可能的。 蘇維埃國家機關同資產階級國家機關有什麼區別呢？ 區別首先在於：資產階級國家機關是站在群眾之上的，因此它和人民之間隔著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壘，按它的本質來說，是和人民◎第356頁◎群眾格格不入的。而蘇維埃國家機關卻是和群眾打成一片的，因為如果它想把自己保持為蘇維埃國家機關，它就不能而且不應當站在群眾之上，因為如果它真正想團結千百萬勞動群眾，它就不能和這些群眾格格不入。這就是蘇維埃國家機關同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原則性的區別之一。 列寧在他的《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這本小冊子中曾經說過：二十四萬布爾什維克黨員，無疑是能夠管理國家來為窮人謀福利而反對富人的，因為他們決不會比過去管理國家來為富人謀福利而反對窮人的十三萬地主差。有些共產黨員根據這一點就認為，國家機關只要有幾十萬黨員就夠了，認為這就足以管理一個大的國家了。因此，他們有時並不反對把黨和國家等同起來。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這是曲解列寧的思想。列寧說到二十四萬布爾什維克黨員時，決不是想說蘇維埃國家機關的人數和總的規模就以此為限，或者可以以此為限。恰恰相反，列寧除了把黨員列為國家機關的人員外，還把在當時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投票贊成布爾什維克的一百萬人也包括在內，他說，我們有方法一下子使我們的國家機關擴大十倍，就是說，用吸收勞動者參加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的方法，至少能使國家機關達到一千萬人。 列寧說：「這二十四萬人現在至少已經擁有一百萬成年人的選票，因為正是黨員數目同黨所擁有的選票數目的這種比例關係，已經由歐洲的經驗和俄國的經驗，譬如說，至少已經由彼得格勒杜馬的八月選舉確定了。因此，我們已經有一個由一百萬思想上忠實於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為了在每個月的20號領取一大筆錢的人組成的『國家機構』。 此外，我們還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們的國家機構擴大十倍的『絕妙的方法』，這種方法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過並且也不可能有的。這個絕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勞動者、吸收貧民參加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第357頁◎ 但是「吸收勞動者、吸收貧民參加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這件事情是怎樣進行的呢？ 這件事情是通過在蘇維埃、經濟機關、工廠委員會、文化機關、黨組織、青年團組織、各種合作組織等等團體的周圍組織起來的那些群眾發起的組織、各種委員會、各種會議和代表大會來進行的。我們的同志有時沒有注意到，在我們基層黨組織、蘇維埃機關、文化機關、工會組織、教育機關、共青團組織、軍隊組織、婦女部門和其他一切組織的周圍，有大批的擁有千百萬非黨工農群眾的自發組織、委員會和會議在活動，它們在自己日常的細小煩瑣的和無聲無息的工作中建立著蘇維埃的基礎和生活，創造著蘇維埃國家力量的泉源。沒有這些環繞著我們蘇維埃機關和黨機關的擁有千百萬群眾的組織，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對一個大國家的領導和管理都是絕對不可思議的。蘇維埃國家機關不僅僅是由蘇維埃組成的。蘇維埃國家機關，就這個詞的深刻意義來說，是由蘇維埃加上擁有千百萬群眾的各種各樣非黨的和黨的組織組成的，這些組織把蘇維埃同最「下層」結合起來，使國家機關同千百萬群眾打成一片，並且在逐步消除著國家機關同人民之間的任何類似壁壘的東西。 因此，我們應當竭力使我們的國家機關「擴大十倍」，使它成為千百萬勞動群眾所親近的機關，把官僚主義的殘餘從國家機關中剷除出去，使國家機關同群眾打成一片，從而準備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這就是活躍蘇維埃和確立蘇維埃民主制的口號的意義和作用。◎第358頁◎ 這就是在黨的行政政治工作方面鞏固結合所必需的基本措施。 至於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保證結合的措施，那就不用多說了，因為這些措施都很明顯，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解釋了。我只想指出最近時期這方面工作的基本路線。這個基本路線就是要為在全國即在全蘇聯實行初等普遍義務教育準備必要的條件。同志們，這是極重大的改革。實行這種改革，將不僅是文化戰線上的極偉大的勝利，而且也會是政治戰線上和經濟戰線上的極偉大的勝利。這種改革必定成為國家巨大發展的基礎。但是，實行這種改革要花費幾億盧布。只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要實行這種改革，需要一支差不多有五十萬名男女教師的大軍。不管怎樣，如果我們真想使國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我們就必須保證在最近時期實行這種改革。同志們，我們一定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不用懷疑的。 這就是對你們第一個問題的答覆。 現在我們來談第二個問題。 二 如果資本主義的穩定長久保持下去，那麼這種穩定會產生哪些使我們黨蛻化的危險呢？ 我們這裡究竟有沒有這些危險呢？ 這些可能的甚至是現實的危險無疑是存在的。我們這裡存在的危險同穩定無關。穩定僅僅使這些危險更加明顯。這些危險中主要的我認為有三種： （一）我國的建設事業失去社會主義前途的危險，以及由此而◎第359頁◎產生的取消主義； （二）失去國際革命前途的危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民族主義； （三）降低黨的領導的危險，以及由此可能使黨變成國家機關的附屬品。 我們先從第一種危險談起。 這種危險的特點是：不相信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不相信工農聯盟；不相信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不相信「新經濟政策的俄國」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會勝利。 這是取消主義和蛻化的道路，因為它會取消十月革命的基礎和目的，會使無產階級國家蛻化成資產階級民主國家。 這種「思想」的來源和它在黨內產生的基礎，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在我國國民經濟內部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展開殊死鬥爭的條件下資產階級對黨的影響的加強。資本主義成分不僅在經濟方面進行鬥爭。它們還竭力把鬥爭轉到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方面，企圖把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懷疑我們建設工作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思想傳染給黨內最不穩定的隊伍，而且不能說，它們的這種努力是絕無成效的。 一些受到傳染的「共產黨員」說：「我們這個落後的國家哪裡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生產力的狀況不允許我們提出這種空想的目的，只要能馬馬虎虎支持下去就行，我們哪能建成社會主義呢，反正就是建設吧，將來自見分曉……」 另外一些人說：「我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使命，實現了十月革命，現在一切都取決於國際革命，因為西方無產階級不預先取得勝利，我們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嚴格地說，革命者在俄國已◎第360頁◎經無事可做了……」大家知道，在1923年，在德國革命爆發的前夕，我國的一部分青年學生準備拋掉書本到德國去，他們說：「革命者在俄國已經無事可做，應當拋掉書本到德國去幹革命。」 可見，這兩類「共產黨員」，無論第一類或者第二類都是站在否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立場上，站在取消主義的立場上。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於，第一類用「科學的」「生產力論」來掩飾自己的取消主義（無怪乎前幾天米留可夫讚揚他們，在《最近新聞報》（註：《最近新聞報》（《Послебн�е　Новос》）是十月革命後逃亡國外的立憲民主黨人辦的報紙（日刊），1920年4月—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巴·尼·米留可夫任主編。）上稱他們為「認真的馬克思主義者」）；第二類則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關於世界革命的詞句來掩飾自己的取消主義。 事實上，就假定說，革命者在俄國無事可做；假定說，在其他國家社會主義獲得勝利前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不能想像和不可能的；假定說，社會主義在先進國家的勝利還要延遲十年至二十年，那在這些條件下，能不能設想我們經濟中那些在資本主義包圍我國的情況下活動著的資本主義成分，會同意停止同我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作殊死的鬥爭，並且會袖手等待世界革命的勝利呢？只要提出這個問題，就能了解這種設想是多麼荒謬了。但是，如果這種設想被排除，那麼我們這些「認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非常革命的革命家」還有什麼事情可干呢？顯然他們只有一件事情可干，就是開開空車，聽從自發勢力的支配，並且逐漸蛻化成普通的資產階級民主派。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們把我們的國家看作無產階級革命的基地，我們擁有象列寧所說的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條件，那麼我們就能夠而且應當建設這樣的社會，來完全戰勝我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或者是我們不認為我們的國家是革命的基地，我們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我們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那麼當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的勝利延緩的時候，就應當容許◎第361頁◎我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占上風，容許蘇維埃政權瓦解，容許黨蛻化。 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後者。 所以，不相信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會導致取消主義和蛻化。 所以，特別在現在，特別在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情況下，同取消主義的危險作鬥爭是我們黨的當前任務。 現在我們來談第二種危險。 這種危險的特點是：不相信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不相信它會勝利；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抱懷疑態度，不了解我們國家如果沒有其他國家革命運動的支持就不能抵擋住世界帝國主義；不了解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不可能是最終的勝利，因為只要革命還沒有在若干國家裡獲得勝利，它就不可能保證不遭受武裝干涉；不了解國際主義的基本要求，即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是發展和支持其他國家革命的手段。 這是民族主義和蛻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的道路，因為患這種病的人，不是把我們的國家看作被稱為世界革命運動的那一整體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這一運動的開始和結束，認為其他一切國家的利益都應當為我們國家的利益而犧牲。 支持中國的解放運動嗎？為什麼呢？不會有危險嗎？這不會使我們同其他國家發生糾紛嗎？我們同其他「先進的」列強一起在中國確定「勢力範圍」，從中國拿到一些有利於自己的東西豈不是更好嗎？這樣做既有好處，又沒有危險……　支持德國的解放運動嗎？值得冒險嗎？同意協約國的凡爾賽條約（註：凡爾賽條約　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英、法、美、意、日等為一方和戰敗國德國為另一方簽訂的帝國主義和約。該和約於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爾賽宮簽訂。列寧指出：「凡爾賽條約不過是強盜和掠奪者的條約」，「是一個高利貸者的和約，劊子手的和約，屠夫的和約」。（《列寧全集》第31卷第291頁）和約的主要內容是：德國將亞爾薩斯—洛林交還法國，並將許多邊界地區割讓給比利時、波蘭等國，薩爾煤礦歸法國；德國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國瓜分；德國向美、英、法等戰勝國支付巨額賠款；限制德國軍備，規定德國境內萊茵河以西整個地區和萊茵河以東五十公里為非軍事區。美國代表在和約上籤了字，但國會未予批准，後來美國於1921年8月單獨同德國簽訂了一項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條約。中國於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是戰勝國之一，但和約卻規定將戰前德國在我國山東省的特權轉交給日本。由於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中國政府代表未在和約上簽字。），通過賠款獲得一些利益豈不是更好嗎？……　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第362頁◎嗎？值得這樣做嗎？同某些大國恢復「勢力範圍」豈不是更好嗎？如此等等。 這就是企圖取消十月革命的對外政策和正在培養蛻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義「思想」。 如果說，第一種危險即取消主義危險的根源，是在對內政策方面，即在我國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鬥爭方面資產階級對黨的影響的加強，那麼這第二種危險即民族主義危險的根源，應當認為是在對外政策方面，即在資本主義國家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鬥爭方面資產階級對黨的影響的加強。不用懷疑，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國家的壓力是很大的，我們的外交工作人員不是隨時都能抵擋得住這種壓力的，產生各種糾紛的危險往往引誘人們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義的道路。 從另一方面來看，很明顯，只有在徹底的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對外政策的基礎上，第一個獲得了勝利的國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運動旗手的作用，而對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義的道路，則是使第一個獲得了勝利的國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 所以，失去國際革命的前途，就會產生民族主義和蛻化的危險。 所以，同對外政策方面的民族主義危險作鬥爭是黨的當前任務。 最後談談第三種危險。 這種危險的特點是：不相信黨的內部力量；不相信黨的領導；國家機關力圖削弱黨的領導，擺脫黨的領導；不了解沒有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 這種危險是從三方面來的。◎第363頁◎ 第一方面，需要領導的各個階級發生了變化。現在的工人和農民已經不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工人和農民。在以前，工人階級是喪失階級性的，是散漫的，而農民則是充滿恐懼的，他們唯恐國內戰爭一旦失敗，地主又要回來，而且黨在這個時期是按照軍事方式進行領導的唯一集中的力量。現在我們這裡是另一種情況。戰爭已經沒有了，因而使勞動群眾集合在黨的周圍的軍事危險也就沒有了。無產階級無論在文化方面或者在物質方面都已經復原並且提高了。農民也同樣地提高和發展了。這兩個階級的政治積極性正在增長並且會繼續增長。現在按照軍事方式進行領導已經不行了。第一，在領導中必須有最大限度的靈活性。第二，對工人和農民的要求和需要必須有特殊的敏感。第三，必須善於把由於工人和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增長而湧現出來的這兩個階級當中的優秀人物吸收到黨內來。但是大家知道，這些條件和品質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因此在向黨提出的要求和目前黨所具備的可能性之間產生了不相適應的情況。因此也就產生了削弱黨的領導的危險和失去黨的領導的危險。 第二方面，在最近時期，即經濟發展時期，國家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各個機關已經大大發展和鞏固了。托拉斯、辛迪加、貿易機關、信用機關、行政政治機關、文化教育機關以及各種合作社等，吸收了幾十萬新的人員，主要是非黨人員，因而大大發展和擴大了。這些機關不僅自己的成員增多了，而且它們的力量和比重也增大了。而它們的作用愈增大，它們對黨的壓力就愈顯著，它們就愈頑強地力圖削弱黨的領導，它們對黨的反抗就愈猛烈。因此，在這些機關內部必須根據能夠保證黨在新環境中的領導這一點來重新配置力量和配備領導人員。但是大家知道，要一下子做到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此就產生了國家機關脫離黨的危險。◎第364頁◎ 第三方面，工作本身複雜化和多樣化了。我指的是現在的建設工作。無論是農村的或是城市的許多工作部門和分部門都複雜化和發展了。因此，領導就更為具體了。從前通常都講「一般的」領導。現在「一般的」領導就是句空話，因為這句空話里並不包含什麼領導內容。現在需要的是具體的和實際的領導。過去一個時期培養了一種自以為知識廣博、準備解答一切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工作人員。現在這種舊型的自以為知識廣博的工作人員，應當讓位給竭力要成為某一工作部門行家的新型工作人員了。要真正地實行領導，就應當懂得業務，就應當認真地、耐心地和頑強地鑽研業務。不懂得農業，不懂得合作社，不熟悉價格政策，不研究同農村有直接關係的法令，就不能在農村中進行領導。不懂得工業，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傾聽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會和俱樂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進行領導。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這一切呢？很遺憾，不能。要把黨的領導水平提到應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黨的工作人員的水平。現在應當把工作人員的質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黨的工作人員的質量，並不那麼容易。遺憾的是，那種不去熟悉業務而急於採取行政手段的舊習慣，依然存在於黨的組織中。正因為如此，所謂黨的領導有時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誰也不需要的命令，退化成不觸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頭上的「領導」。這就是削弱和降低黨的領導的最嚴重危險之一。 失去黨的領導的危險所以會引起黨的瓦解和蛻化的理由，一般說來就是如此。 所以，同這種危險作堅決的鬥爭是我們黨的當前任務。 這就是對你們第二個問題的答覆。 現在我們來談第三個問題。◎第365頁◎ 三 怎樣同富農進行鬥爭而又不挑起階級鬥爭呢？ 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含糊，所以是提得不正確的。這裡指的是哪一種階級鬥爭呢？如果指的是農村中一般的階級鬥爭，那麼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不僅僅是反對富農的。而無產階級和全體農民之間的矛盾，——這難道不是階級鬥爭（雖然這種階級鬥爭具有很特殊的形式）嗎？無產階級和農民現在是我們社會中的兩個基本階級，在這兩個階級之間存在著矛盾，固然，這種矛盾是可以解決的，並且終究是可以克服的，但這畢竟是引起這兩個階級之間鬥爭的矛盾，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我認為，如果指的是城鄉之間，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則我國的階級鬥爭有三條主要的戰線： （一）整個無產階級（以國家為代表）同農民之間在規定工業品和農產品的最高價格，在使稅收工作正常化等等方面的鬥爭戰線； （二）整個無產階級（以國家為代表）同富農之間在消滅農產品的投機價格，在把稅收負擔的主要重心轉到富農身上等等方面的鬥爭戰線； （三）農村貧民，首先是僱農同富農之間的鬥爭戰線。 你們可以看出，這幾條戰線無論在它們的比重上，或者在它們那裡所發生的鬥爭的性質上，都不可能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對待這幾條戰線上的幾種階級鬥爭的態度，也應當是有區別的、不一樣的。◎第366頁◎ 讓我們再進一步考察一下。 第一條戰線。無產階級（以國家為代表）考慮到我國工業薄弱和不可能為我國工業獲得借款，規定了許多主要措施，這些措施可以使我國工業免受外國工業競爭的侵襲，並且能夠加快工業的發展以利於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包括農業在內）。這些措施就是關於對外貿易的壟斷、關於農業稅、關於國家收購農產品的形式、關於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貫徹計劃原則的措施。這一切都是以工業的主要部門、運輸業和信貸業的國有化為基礎的。你們知道，這些措施已經收到了應有的效果，就是說既制止了工業品價格的急劇下降，又制止了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上漲。從另一方面來說，很明顯，因為全體農民要購買工業品，要在市場上出售自己的農產品，所以他們總想用儘量低的價格獲得工業品，用儘量高的價格出售自己的農產品。同時農民還希望完全沒有農業稅，或者至少把農業稅降到最低限度。 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發生鬥爭的基礎。 國家能不能不採取上述各項主要措施呢？不，不能。因為在目前不採取這些措施就會使我國工業遭到破壞，使無產階級趨於毀滅，使我國變成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殖民地，使我們的整個革命遭到失敗。 全體農民是不是願意取消我們國家的這些主要措施呢？不，不願意。因為在目前取消這些措施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勝利，而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就是為了一小撮富人即一小撮資本家發財致富而使大多數農民貧困的發展道路。誰敢斷言，農民願意自己貧困，願意把我國變成殖民地，根本不願意我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獲得勝利呢？ 這就是無產階級同農民之間結成聯盟的基礎。◎第367頁◎ 這是不是說，我們的工業主管機關依靠壟斷制就可以抬高工業品價格來損害基本農民群眾的利益，損害工業本身呢？不，不是這個意思。這樣的政策首先會損害工業本身，使我國工業不可能從昨天溫室里培養出來的嬌弱植物變成明天應有的堅固強大的工業。由此就產生了降低工業品價格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運動。你們知道，這個運動獲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 此外，這是不是說，我們的收購機關依靠壟斷制，就可以隨意降低農產品的價格，而使農民破產，損害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呢？不，不是這個意思。這樣的政策首先會危害工業，因為，第一，它會使對工人的農產品供應發生困難，第二，它會完全瓦解和破壞我們工業的國內市場。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所謂「剪刀差」的運動。你們知道，這個運動已經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最後，這是不是說，我們的地方機關或者中央機關，依靠農業稅的法令和利用自己徵稅的權力，就可以把這種法令看作某種絕對的東西，就可以在自己實際工作中搗毀那些力量單薄的納稅者的穀倉，拆掉他們的屋頂，象在坦波夫省某些地區發生過的那樣呢？不，不是這個意思。這樣的政策會破壞農民對無產階級、對國家的一切信任。由此就產生了黨在最近所採取的各項措施：減少農業稅，使這種稅收多少具有地方性，整頓我國的整個稅收工作，消除那種由於徵稅而在某些地方表現出來的粗暴行為。你們知道，這些措施已經產生了預期的效果。 因此，第一，在根本問題上，無產階級同農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都願意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獲得勝利。由此就產生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第二，在當前問題上，工人階級同農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產生了這個聯盟內部的鬥爭，這個鬥爭，按其比重來說，比不上利益的一致性，這種鬥爭在將來工人和◎第368頁◎農民不再是階級的時候，即當他們都變成無階級社會的勞動者的時候，是必然會消失的。第三，我們擁有在維護和鞏固工農聯盟的範圍內根據兩個同盟者的利益解決工人階級同農民之間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們不僅擁有這些方法和手段，而且我們在新經濟政策和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複雜情況下，已經卓有成效地使用了這些方法和手段。 由此能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在這條戰線上挑起階級鬥爭呢？不，不能。恰恰相反！由此只能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竭力設法抑制這條戰線上的鬥爭，用協商和互相讓步的方法來調節這一鬥爭，並且無論如何不要把它導向尖銳化的形式，導向衝突。我們現在正這樣做。因為我們有這樣做的一切可能性。因為在這裡利益的一致性比利益的矛盾更有力和更深刻。 可見，挑起階級鬥爭的口號是完全不適合這條戰線上的鬥爭情況的。 第二條戰線。這裡的出場人物是無產階級（以蘇維埃國家為代表）和富農。這裡的階級鬥爭也具有獨特的形式，正象第一條戰線上的鬥爭情況一樣。 國家希望使農業稅具有極為明顯的所得稅性質，把這種稅收的主要負擔轉到富農肩上。而富農對這一點卻「千方百計地」竭力擺脫，他們利用自己在農村中的一切力量和一切影響來把稅收的負擔轉到中農和貧農的肩上。 國家在制止生活費用昂貴和竭力保持工資穩定的同時，竭力採取經濟性的措施，規定出完全符合農民經濟利益的最高的公平的農產品價格。而富農卻去收買貧農和中農的農產品，收集了大批存糧，把它們囤積在自己的穀倉里，而不拿到市場上去，以便人為地抬高農產品的價格，把農產品價格抬高到投機價格，然後才把◎第369頁◎農產品拿到市場上去榨取投機的暴利。你們也許知道，今年在我國某些省份，富農已經把糧價抬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 因此，這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就具有獨特的和比較隱蔽的形式。 可能有人認為，挑起階級鬥爭的口號是完全適用於這條戰線上的鬥爭情況的。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在這裡我們同樣不願意挑起階級鬥爭。因為在這裡我們完全能夠並且應當避免挑起鬥爭，避免同鬥爭有關的各種糾紛。 我們能夠並且應當活躍蘇維埃，在蘇維埃內部爭取中農和組織貧農，以便減輕基本農民群眾的納稅負擔，而將稅收的主要負擔真正轉到富農的肩上。你們知道，在這方面是採取了一些措施的，這些措施已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我們能夠並且應當使國家掌握足夠的糧食儲備，為了對糧食市場施加壓力，必要時加以干涉，為了保持勞動群眾所能接受的價格，從而粉碎富農的投機陰謀，這種糧食儲備是必要的。你們知道，我們今年在這方面已經用去幾千萬普特的糧食了。你們應當知道，我們這樣做了以後，已經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們不僅在列寧格勒、莫斯科、頓巴斯、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等等地區保持住了低廉的糧價，而且還迫使許多地區的富農投降，強迫他們把過去的存糧按不高的價格拋到市場上去。 當然，在這裡問題不僅僅取決於我們。在某些情況下，富農自己會挑起階級鬥爭的，他們企圖使階級鬥爭達到沸點，企圖使這種鬥爭採取匪徒騷擾或暴動的形式，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那時挑起鬥爭的口號就已經不是我們的口號，而是富農的口號，也就是反革命的口號了。此外，毫無疑問，到那時，富農一定會親身體驗到這一反對蘇維埃國家的口號的一切不利之處了。◎第370頁◎ 可見，在這第二條戰線上挑起鬥爭的口號，並不是我們的口號。 第三條戰線。這裡的出場人物是兩種力量：一方面是貧農，而首先是僱農；另一方面是富農。這裡，國家在形式上是站在旁邊的。可見，這一條戰線並不象前兩條戰線那樣廣闊。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是十分明顯的和公開的，而前兩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卻是被掩蓋的和比較隱蔽的。 這裡的問題是富農—企業主直接剝削僱傭工人或半僱傭工人。因此黨在這裡不能採取緩和鬥爭、抑制鬥爭的政策。我們在這裡的任務是組織貧農進行反富農的鬥爭並且領導這一鬥爭。 這是不是說，我們因此就要挑起階級鬥爭了呢？不，不是這個意思。挑起鬥爭不僅意味著組織和領導鬥爭。它同時意味著人為地激起和故意煽動階級鬥爭。現在，當我們有無產階級專政，當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在我們這裡行動完全自由的時候，是不是需要這種人為的辦法呢？當然不需要。 因此，挑起階級鬥爭的口號也是不適合於這第三條戰線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如此。 可見，關於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問題並不象初看上去那麼簡單。 現在我們來談第四個問題。 四 工農政府是實際的，還是一個鼓動的口號？ 我認為這樣提問題是有些荒謬的。 工農政府是實際的，還是一個鼓動的口號，這種提法是什麼意◎第371頁◎思呢？這就是說，僅僅為了達到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稱作「鼓動」的某種狡猾手腕的目的，黨可以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這就是說，黨可以提出一些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科學根據的口號。這是不是確實的呢？當然不確實。這樣的黨只能存在一個短時期，然後就會象肥皂泡一樣消失掉。如果是這樣，我們的黨就不會是執行科學政策的無產階級政黨，而是一個漂浮在政治事變表面上的泡沫。 我們的政府，按它的性質、綱領和策略來說，是工人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政府。對這一點不應當有任何誤解和懷疑。我們的政府不可能同時有兩個綱領：一個是無產階級的綱領，另一個是別的什麼綱領。它的綱領和它的實際工作都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政府無疑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政府。 這是不是說，我們的政府就不同時是工農政府了呢？不，不是這個意思。我們的政府按它的綱領和工作來說，是無產階級的政府，但同時又是工農政府。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國的條件下，基本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同無產階級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因為農民的利益就在無產階級的綱領中，在蘇維埃政府的綱領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因為蘇維埃政府所依靠的是工農聯盟，是在工農這兩個階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上建立起來的聯盟。 最後，因為在政府機關的成員中，在蘇維埃的成員中，除了工人以外，還有在工人領導下和工人一起反對共同敵人、一起建設新生活的農民。◎第372頁◎ 所以「工農政府」的口號就不是一個空洞的「鼓動」口號，而是在共產主義綱領中具有科學根據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革命口號。 第四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第五個問題。 五 某些同志把我們對農民的政策解釋成對農民擴大民主和改變國家政權的性質。這種解釋是否正確呢？ 事實上我們在農村是不是在擴大民主呢？ 是的，是在擴大。 這是不是對農民的讓步呢？ 當然是的。 這種讓步是不是很大，是不是限於我國憲法範圍以內？ 我認為這裡的讓步並不很大，它絲毫沒有改變我們的憲法。 既然如此，我們改變的究竟是什麼，讓步到底表現在哪裡呢？ 我們改變的是在新的發展條件下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農村工作方法。我們改變的是農村中阻礙結合工作和妨礙黨把農民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那些已經建立的秩序。 到現在為止，情況是這樣的：在許多地區都是由一小群人在管理農村，這些人同縣和省的聯繫多於同農村居民的聯繫。這種情況就使得農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縣裡看，而很少朝下看，朝農村居民看，他們覺得自己不是對農村負責，不是對選民負責，而是對縣和省負責，他們顯然不懂得「上層」和「下層」在這裡是一根◎第373頁◎鏈條，如果鏈條在下面斷了，整根鏈條就必然散開。結果，一方面是管理者無人監督、獨斷獨行和恣意妄為，另一方面是農村中的不滿和抱怨。現在正在堅決而徹底地消除農村中的這種秩序。 到現在為止，情況是這樣的：在許多地區農村蘇維埃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而是一小群害怕喪失權力的管理者用許多詭計和壓力來私拉「代表」的一種空洞的例行手續。結果，就出現了使蘇維埃從同群眾親近的機關變成同群眾格格不入的機關的危險，而工人對農民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一基礎和堡壘，則有懸在半空中的危險。你們知道，黨因此不得不設法改選了蘇維埃，而改選證明：許多地區的舊的選舉方法是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應當消滅這種有害的腐朽透頂的舊方法。現在正在消滅農村中的這種選舉方法。 這就是讓步的基礎，在農村中擴大民主的基礎。 這種讓步不僅是農民需要的，也是無產階級需要的，因為這種讓步加強了無產階級，提高了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威信，鞏固了農民對無產階級的信任。大家知道，讓步和妥協的主要目的，歸根到底就是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 目前這些讓步的界限怎樣呢？ 這些讓步的界限已經由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和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註：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　於1925年5月13—20日在莫斯科舉行。蘇維埃建設問題是大會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米·伊·加里寧就這個問題作了報告。大會還討論了關於土庫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問題、蘇聯政府的工作報告、蘇聯工業狀況、提高和鞏固農民經濟的措施、關於紅軍的報告等。大會制定了蘇聯的對內和對外政策方面的具體措施，制定了提高國家防禦能力、改進蘇維埃工作、進一步提高工農業和財政等方面的措施。）作了規定。你們知道，這些界限並不很寬，它只限於我剛才講過的那些範圍。但這還不是說這些界限永遠不能改變。恰恰相反，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隨著無產階級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鞏固，隨著西方和東方革命運動的發展，隨著蘇維埃國家國際地位的加強，這些界限無疑是會擴大的。列寧在1918年曾經說過，必須「隨著剝削者反抗的停止，把蘇維埃憲法推廣到全體居民中去」。◎第374頁◎可見，這裡所說的把憲法推廣到全體居民，其中也包括資產階級。這是在1918年3月說的話。從那時起到列寧逝世有五年多的時間。可是，列寧在這段時期內一次也沒提到實行這個原理是適當的。為什麼呢？因為擴大界限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但是，在蘇維埃國家國內和國際的地位完全鞏固以後，這種時候總會到來的，這一點是用不著懷疑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雖然預見到將來要進一步擴大民主，但是我們認為目前在民主方面的讓步必須限制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和蘇聯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範圍內。 這些讓步會不會改變國家政權的性質呢？ 不，不會改變。 這些讓步會不會改變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即會不會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呢？ 絕對不會，一點也不會。 無產階級專政並沒有被削弱，它只是由於活躍蘇維埃和吸收農民中的優秀分子參加工作而日益鞏固了。由於擴大民主，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不僅保持著，而且還獲得新的力量，在無產階級周圍造成信任的氣氛。要知道，如果就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來說，這就是專政中主要的東西。 有些同志斷定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只限於暴力的概念，這是不正確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對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實行領導，是建設比資本主義經濟類型更高的、具有比資本主義經濟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社會主義經濟。無產階級專政是：(1)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2)無產階級對農民實行領導，(3)對整個社會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無論除去◎第375頁◎專政的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的危險。只有把所有這三方面綜合起來，我們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 黨在蘇維埃民主方面的新方針，會不會引起無產階級專政體系的某種惡化呢？ 不，不會引起的。恰恰相反！新方針只會改善工作，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如果指的是專政體系中的暴力因素，而紅軍是暴力的表現，那就幾乎用不著證明，在農村中確立蘇維埃民主制只會改善紅軍的狀況，把紅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因為我們的軍隊主要是農民。如果指的是專政體系中的領導因素，那就幾乎用不著懷疑，活躍蘇維埃的口號只會使無產階級便於實行這種領導，加強農民對工人階級的信任。如果指的是專政體系中的建設因素，那也幾乎用不著證明，黨的新方針只會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因為它的實施是為了鞏固結合，而沒有結合，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結論只有一個：在目前情況下，對農民的讓步只會加強無產階級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它絲毫不會改變我國政權的性質。 第五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第六個問題。 六 由於資本主義的穩定，我們黨是不是正在對共產國際中的右傾實行讓步？如果是這樣，這真是必需的策略手段嗎？ 顯然，這裡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指的是聯合什麥拉里◎第376頁◎同志和薩波托茨基同志的集團去反對該黨的右派分子這件事。 我認為我們黨對共產國際中的右傾並沒有實行任何讓步。恰恰相反，整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註：指1925年3月21日—4月6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擴大全會。全會研究了下列幾個問題：國際發展趨勢和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爭取世界工會運動統一的鬥爭、農民問題、俄共（布）黨內的爭論、共產國際個別支部的問題等。在全會上成立了政治委員會、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南斯拉夫委員會等。史達林被選為政治委員會委員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委員。3月27日，史達林在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演說。3月30日，史達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會議上發表了《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的演說。）是在孤立共產國際中的右派分子的標誌下進行的。如果讀一讀共產國際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決議，讀一讀關於布爾什維克化的決議，你們就不難了解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派分子是共產國際所反對的主要目標。 正因為如此，決不能說我們黨正在對共產國際中的右傾實行讓步。 嚴格地說，什麥拉里同志和薩波托茨基同志並不是右派。他們並不贊同右派的綱領，即布隆派的綱領。確切些說，他們是動搖於列寧派和右派之間，帶有動搖到右派方面去的傾向。他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上的表現的特點，就是他們一方面受到我們批評的壓力，另一方面受到右派所造成的分裂前途的威脅，他們在這一次動搖到我們這方面來了，動搖到列寧派方面來了，他們保證要與列寧派結成反對右派的聯盟了。他們這樣做應當得到讚揚。但是，同志們是否認為在動搖分子已經動搖到列寧派方面來的時候，在他們已經向列寧派讓步而反對右派的時候，我們不應當歡迎他們呢？如果我們中間竟有人不能了解布爾什維克策略的起碼道理，那是令人奇怪的，並且是可悲的。難道實踐不是已經證明共產國際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問題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嗎？難道什麥拉里同志和薩波托茨基同志沒有同列寧派站在一個隊伍里繼續進行反對右派的鬥爭嗎？難道捷克斯洛伐克黨內的布隆派不是已經孤立了嗎？ 也許有人問：這種情況會不會長久呢？我當然不知道會不會長久，我不作預言。無論如何，很明顯，只要什麥拉里派同右派作◎第377頁◎鬥爭，就要同什麥拉里派聯合起來，而一旦什麥拉里派改變了現在的立場，同他們的聯合就必然會失去效力。但是現在的問題完全不在這裡。現在的問題在於：目前的反對右派的聯合加強了列寧派，使他們有領導動搖分子的新的可能性。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在這裡，而不在於什麥拉里同志和薩波托茨基同志還會發生什麼動搖。 有人以為列寧派對每個左派空談家和神經衰弱者都一定會支持，以為列寧派在任何場合下都是共產主義者中間固定不變的左派。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我們同工人階級的非共產主義政黨比較起來是左派。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象已經死去的帕爾烏斯曾一度要求的那樣，一定要「比一切人都左些」，而他當時因為這一點是受到過列寧的嚴厲斥責的。在共產主義者中間，我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們就是列寧派。列寧在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時，即在既反對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又反對右傾時，他知道自己是在做什麼。無怪乎列寧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為題寫了一本出色的小冊子。 我認為，如果同志們及時地注意到這後一種情況，就不會向我提出這第六個問題了。 第六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第七個問題。 七 由於農村黨組織的薄弱，在農村中有沒有因採取新方針而在思想上形成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呢？◎第378頁◎ 有，這種危險是有的。未必用得著懷疑，在活躍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蘇維埃選舉，就意味著地方上有選舉鼓動的自由。不用說，反蘇維埃分子為了乘隙再次破壞蘇維埃政權，是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的。因此在農村中就有加劇和形成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庫班、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等地改選前後的種種事實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毫無疑問，我們許多地區的農村組織的薄弱加劇了這種危險。同樣毫無疑問，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干涉的癖性也促使這一危險加劇起來。 這種危險因何產生，它的根源何在呢？ 它的根源至少有兩個。 第一，反蘇維埃分子覺察到最近在農村中發生了某種有利於富農的變動，覺察到許多地區的中農轉到富農方面去了。這一點在改選以前本來就可以猜測到。在改選以後，這種猜測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這就是農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的第一個根源，也就是主要的根源。 第二，在許多地區，有人把我們對農民的讓步看作我們軟弱的標誌。這一點在改選以前是可疑的。在改選以後就不容懷疑了。因此農村中的白衛分子發出了「繼續施加壓力！」的叫囂。這就是農村中加劇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的第二個根源，雖然不是那樣重要的根源。 首先，共產黨員應當了解到：在農村中，目前時期是為爭取中農而鬥爭的時期，把中農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是黨在農村中最重要的任務，不完成這個任務，形成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就會加劇起來，而黨的新方針就只會對白衛分子有利。 其次，共產黨員應當了解到：目前只有依據黨在蘇維埃、合作社、信貸、農業稅、地方預算以及其他方面的新政策才能把中農爭◎第379頁◎取過來；使用行政壓力只會損害工作，把事情弄糟；應當通過經濟措施和政治措施來說服中農，使他們相信我們政策的正確性；只有用實例，用示範的方法才能「爭取」他們。 此外，共產黨員應當了解到：實行新方針不是為了活躍反蘇維埃分子，而是為了活躍蘇維埃和吸引基本農民群眾；新方針不是取消同反蘇維埃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而是預定要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如果反蘇維埃分子說：「繼續施加壓力」，如果他們把對農民的讓步看作我們軟弱的標誌，並且利用這些讓步來達到反革命的目的，——那我們就一定要向他們證明，蘇維埃政權是牢不可破的，並且提醒他們說，監獄早就在等待他們了。 我認為，我們的這些任務如果能夠被領會並且付諸實現，農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和加劇反蘇維埃鼓動的危險就一定會徹底剷除。 第七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第八個問題。 八 由於非黨分子影響的加強，在蘇維埃里有沒有形成非黨派別組織的危險呢？ 可以說，在一定條件下才有這種危險。如果比較有組織的非黨分子的影響在共產黨員的影響還沒有進入的地方增長起來，那就沒有什麼危險。例如，城市中的工會和農村中的近乎蘇維埃的非黨組織的情況就是這樣。只是當非黨的組織開始想以自己來代替黨的時候，這種危險才開始產生。 這種危險是從哪裡來的呢？◎第380頁◎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工人階級中看不到或者幾乎看不到這樣的危險。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在黨的周圍，在工人階級中間，我們有大批非黨工人積極分子，他們對黨充滿信任，並且把黨同千百萬工人階級群眾連結在一起。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危險在農民中間特別嚴重。為什麼呢？因為黨在農民中間很薄弱，黨還沒有能夠把黨同數千萬農民連結在一起的大批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然而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象在農民中間那樣迫切需要非黨積極分子。 結論只有一個：要消除非黨農民群眾脫離黨和疏遠黨的危險，就必須在黨的周圍培養大批的非黨農民積極分子。 但是要一下子或者在幾個月內就培養出這種積極分子是不可能的。只有逐漸在工作過程中，在活躍蘇維埃的過程中，在開展合作社運動的過程中，才能從農民群眾中間培養出和選拔出這種積極分子。為了做到這一點，應當改變共產黨員對待非黨員的態度。為了做到這一點，必須使共產黨員以平等的態度來對待非黨員。為了做到這一點，必須使共產黨員學會以兄弟般的信任的態度來對待非黨員。如果非黨員所得到的是不信任，那就不可能要求得到他們的信任。列寧說過，黨員和非黨員之間的關係應當是「相互信任」的關係。列寧的這句話是不能忘記的。造成黨員和非黨員間相互信任的環境——這是為了給黨培養出大批非黨農民積極分子準備條件首先必須做到的。 但是這種相互信任怎樣建立起來呢？當然不是一下子也不是通過命令就能建立起來的。如列寧所說的，這種相互信任只有通過黨員和非黨員的「相互檢查」，通過日常實際工作過程中的相互檢查才能建立起來。在第一次清黨時期，曾經通過非黨員檢查黨員，這使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黨的周圍造成了非常信任的氣◎第381頁◎氛。關於這一點，列寧在當時就已經說過，應當把第一次清黨時在黨員同非黨員相互檢查方面的教訓推廣到一切工作部門中去。我認為，現在應該記起列寧的這個意見並且採取措施來實現這個意見了。 因此，黨員和非黨員在日常實際工作過程中所進行的相互批評和相互檢查，是造成他們相互信任的氣氛的手段，——如果黨要想消除千百萬非黨分子同黨疏遠的危險，如果黨要想在自己的農村組織的周圍培養出大批非黨農民積極分子，這就是它所應當遵循的道路。 第八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第九個問題。 九 沒有外國的援助，我們能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擴大大工業的固定資本呢？ 對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理解。 或者這裡指的是蘇維埃國家從現存的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立即得到貸款援助，以此作為發展蘇維埃工業必不可少的條件，那麼，就可以作出一種符合於這一問題提法的回答。 或者指的是蘇維埃國家在將來西方無產階級取得勝利以後從他們那裡得到援助，以此作為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必不可少的條件，那麼，就得作出另一種回答。 為了使誰也不受委屈，我儘量對這個問題的兩種可能的解釋都作出回答。◎第382頁◎ 我們先從第一種解釋談起。 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外來的貸款是否有可能發展蘇維埃的大工業呢？ 是的，有可能。這件事情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同時還必須經歷嚴重的考驗，但是，儘管有這一切困難，我們沒有外來的貸款還是能夠實行我國的工業化的。 到現在為止，在歷史上強大工業國的形成和發展有過三條道路。 第一條道路是侵占和掠奪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英國在世界各洲奪取了殖民地，它在兩個世紀當中為加強本國工業而從殖民地榨取「追加資本」，最後變成「世界工場」。你們知道，我們是不能走這條發展道路的，因為對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奪是同蘇維埃制度的本質不相容的。 第二條道路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實行軍事破壞和索取賠款的道路。例如德國的情況就是這樣，德國在普法戰爭時期擊敗了法國，從法國榨取了五十億的賠款，然後把這筆款項投入自己的工業。你們知道，這條發展道路也是同蘇維埃制度的本質不相容的，因為它在實質上同第一條道路毫無區別。 第三條道路是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在奴役性的條件下把經營權租讓給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並且在奴役性的條件下向這些國家借款的道路。例如沙皇俄國的情況就是這樣，沙皇俄國在奴役性的條件下把經營權租讓出去，在奴役性的條件下取得西方列強的借款，因而就受到半殖民地生活的束縛，不過，這並沒有排除它後來終於能夠爬上獨立發展工業的道路，當然這免不了要靠幾次比較「成功的」戰爭，也免不了要靠對鄰國的掠奪。幾乎無須證明，蘇維埃國家也不能走這條道路，因為我們同各國帝國主義者血戰三◎第383頁◎年，並不是為了在國內戰爭勝利結束後的第二天又心甘情願地去受帝國主義的奴役。 如果以為在這幾條發展道路中，每一條道路在實際生活中都必定是單純地和其他道路截然分開地實現的，那就不對了。事實上，在個別國家的歷史中，這幾條道路往往是互相交錯、互為補充的，並且有過交織在一起的範例。例如美國的發展歷史就是這種幾條道路交織在一起的例子。這種情況說明，各種不同的發展道路，雖然它們彼此有所區別，但是具有某些使它們相互接近，使它們能夠交織在一起的共同特徵：第一，它們都導致資本主義工業國的形成；第二，它們都是以採取某種方法從外面流入「追加資本」為前提的，這是建立這些國家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如果根據這一點就把它們攪在一起，混為一談，不了解這三條發展道路畢竟是建立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三種不同方法，不了解這幾條道路中的每一條道路都在這些國家的面貌上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那就更加不對了。 既然蘇維埃國家不能走舊的國家工業化的道路，而要在不受奴役的條件下流入新的資本又不可能，那麼蘇維埃國家究竟還有什麼道路可走呢？ 剩下來的只有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這是一條別的國家完全沒有經歷過的道路，不靠外來的貸款而發展大工業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國的資本來使國家工業化的道路，——這是列寧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道路。 列寧說：「我們應當努力建成的國家，是要工人能夠保持他們對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他們的信任，並厲行節約把自己社會關係中任何浪費現象的任何痕跡剷除乾淨。 我們應當使我們的國家機關儘量節約。……只要我們能夠保持工人階◎第384頁◎級對農民的領導，我們就有可能在我國用厲行節約的辦法把任何一點積蓄都保存起來，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列寧繼續說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打個比喻說——從一匹馬上跨到另一匹馬上，就是說，從農民的、莊稼漢的、窮苦的馬上，從指靠破產的農民國家實行節約的馬上跨到無產階級所尋求的而且不能不尋求的馬上，跨到大機器工業、電氣化、沃爾霍夫水電站等等的馬上。」 這就是我們國家為了發展自己的大工業和使自己發展成為強大的無產階級工業國而已經走上的和應當通過的道路。 正象我已經說過的那樣，這條道路是資產階級國家所沒有經歷過的。但是，這決不是說，這條道路對無產階級國家來說是不可能的。在這裡，對資產階級國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對無產階級國家卻是完全可能的。因為無產階級國家在這方面具有資產階級國家所沒有的，也許是不可能有的優越性。國有化的土地、國有化的工業、國有化的運輸業和信貸業、壟斷化的對外貿易、由國家調整的國內貿易，——這一切都是能夠用來發展我國工業的「追加資本」的新泉源，這些新泉源在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中都不曾有過。你們知道，無產階級政權已經利用這些以及和這些相類似的新泉源在發展我們的工業了。你們知道，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已經取得了一些相當重要的成就。 正因為如此，對資產階級國家是不可能的發展道路，對無產階級國家卻是完全可能的，儘管要遇到種種困難和考驗。 此外，應當指出，目前這種缺少非奴役性外資流入的情況，不可能是什麼永恆不變的。你們知道，已經有一些外資開始流入我國了。幾乎沒有理由懷疑，這種流入將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第385頁◎和鞏固而日益增多。 關於問題的第一種解釋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問題的第二種解釋。 沒有歐洲主要國家的社會主義的預先勝利，沒有歐洲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在技術方面和設備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國有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 在談這個問題以前，——順便說一下，這個問題我在這次講話的開頭就已經作了回答——我想消除一種同這個問題有關的非常普遍的誤解。這種誤解就是：某些同志愛把「更新和擴大大工業的固定資本」的問題同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混為一談。能不能同意把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呢？不，不能。為什麼呢？因為按範圍來說，第一個問題要比第二個問題狹窄些。因為第一個問題，即關於擴大工業的固定資本的問題，只包括國民經濟的一部分，即工業，而關於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則包括整個國民經濟，既包括工業，也包括農業。因為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是組織整個國民經濟的問題，是使工業同農業正確結合的問題，而關於擴大工業的固定資本的問題，嚴格說來，甚至不涉及這個問題。就假定工業的固定資本已經更新和擴大，但是，這還完全不是說，這樣就已經解決了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是工業和農業工作人員的生產消費協作社。如果在這個協作社中，工業與供給原料、食物並且消耗工業品的農業不協調，如果工業與農業因此不能組成一個統一的國民經濟的整體，那就根本不會有社會主義。 正因為如此，工業和農業的相互關係問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問題，是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中的基本問題。 正因為如此，決不能把更新和擴大大工業的固定資本的問題◎第386頁◎同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混為一談。 那麼，沒有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的預先勝利，沒有西方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在技術方面和設備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國有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 有，有可能。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已經在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在發展國有化的工業並且把它同農業結合起來，我們在農村中發展合作社並且把農民經濟納入蘇維埃發展的整個體系中，我們在活躍蘇維埃並且使國家機關和千百萬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我們在建設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會生活。毫無疑問，在這條道路上是困難重重的，我們還必須經受許多考驗。毫無疑問，如果有西方的社會主義勝利的及時援助，事情就根本好辦了。但是，第一，西方的社會主義勝利的「來臨」並不象我們希望的那樣快，第二，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並且大家知道，我們已經在克服它們了。 這一切我已經在自己講話的開頭談過了。在此以前，我在給莫斯科積極分子所作的報告（註：指《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編者注）中也談過這一點。而再早一些，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的《序言》（註：史達林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在1925年1月和5月出了兩版，收入這本書中的文章和演說編入了《史達林全集》第三卷。作者在1924年12月寫完該書序言，序言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書中發表過。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的標題刊載在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問題》一書各版和各種文集中，並印成單行本發行。序言的另一部分作為《反對聯邦制》一文的作者注發表於《史達林全集》第三卷。——第276、387、543頁。）中也談過這一點。我曾經說過，否認我國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是使黨蛻化的取消主義。現在未必值得再來重複從前一再講過的話了。因此我介紹你們去讀讀列寧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你們可以找到關於這一問題的足夠數量的材料和原理。 我只想簡單地談談這個問題的歷史和這個問題在目前對黨的意義。 如果不把1905—1906年間的爭論計算在內，那麼關於在一◎第387頁◎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在1915年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初次在黨內提出的。大家知道，當時列寧第一次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論點。這是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大家知道，當時托洛茨基曾經反駁列寧的這個論點，他說：「休想革命的俄國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 在1921年，即在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以後，當建設問題已提到日程上的時候，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又重新在黨內提出來了。這個時期，某些同志認為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是離開社會主義任務，是離開社會主義建設。大家知道，當時列寧在他的《論糧食稅》小冊子中斷定說，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是使工業和農民經濟結合的必要條件，是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是通向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1921年4月里的事情。好象是為了回答這一點，托洛茨基在1922年1月在他的《一九○五年》一書的序言中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提出了完全對立的論點，他說：「在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 此後經過了一年（在1922年），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所作的聲明同托洛茨基在《和平綱領》的跋中所作的聲明又互相對立起來了，列寧說：「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而托洛茨基說：「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第388頁◎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 最後，又經過了一年，列寧在他逝世前不久，在《論合作制》（1923年5月）一文中又重新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在我們蘇聯具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 問題的簡短歷史就是如此。 從這個歷史的考證中已經可以看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是我們黨的實踐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幾乎用不著證明，如果列寧不認為社會主義建設是我們實踐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他就不會再三重複它了。 後來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的尖銳化，特別是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只是加強和加深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問題的意義。 從黨的實踐觀點看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哪裡呢？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涉及我國建設的前途問題，涉及這個建設的任務和目的問題。不知道為什麼建設，就不能真正建設。不知道前進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進。關於前途的問題，是慣於有自己明確而肯定的目標的我們黨的最重要問題。究竟我們是為了社會主義、指望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進行建設，還是為了給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土壤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到來」而碰運氣地盲目地進行建設，——這就是現在的基本問題之一。如果不對這個很明確的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就不能真正地工作和建設。成百成千個黨的工作者、工會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經濟工作者、文化工作者、軍事工作者和共青團員來找我們，詢問我們，詢問我們黨：我們把事業向哪一方面引導，我們為什麼建◎第389頁◎設？不幸的是有些領導者不善於或者不願意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確而肯定的回答，他們支吾搪塞，把人們從本丟推給彼拉多（註：「從本丟推給彼拉多」一語出自聖經《新約全書·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穌被捕後解交羅馬帝國駐猶太總督本丟·彼拉多審訊，本丟·彼拉多知道耶穌是加利利人，就把他送交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希律拒絕審訊，又把他送回給本丟·彼拉多。人們沿用此語時省去希律，而說「從本丟推給彼拉多」，指推來推去，不解決問題的意思。），使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淹沒在知識分子的懷疑主義中。 列寧主義的偉大意義之一，就在於它不認為建設是碰運氣，是盲目的，它不認為建設是沒有前途的，它對我們工作的前途問題作了明確而肯定的回答，它說，我們具有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切條件，我們能夠並且應當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關於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性問題就是如此。 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一定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這不僅取決於我們。這也取決於我們國外的敵人和朋友的強弱。如果讓我們建設，如果我們能延長「喘息」時期，如果不發生嚴重的武裝干涉，如果武裝干涉不能得逞，如果國際革命運動的力量和實力同我們自己國家的力量和實力都強大得足以使重大的武裝干涉企圖不能實現，我們就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相反，如果武裝干涉得逞而我們被擊敗，我們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 第九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最後一個問題。 十 請指出我們黨的和蘇維埃的建設由於資本主義的穩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緩而面臨的最大的困難，特別是在黨和工人階級的相互關係、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方面所面臨的最大的困難。 這些困難，如果就其中主要的來說，我認為有五個。資本主義穩定的作用，在於它稍微加劇了這些困難。◎第390頁◎ 第一個困難。這是同外國武裝干涉的危險有關的困難。這並不是說，我們面臨著武裝干涉的直接危險，帝國主義者已經做好準備並且完全能夠立即對我國進行武裝干涉。要做到這一點，帝國主義起碼應當象戰爭以前那樣強大，但是大家知道，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目前摩洛哥的戰爭（註：指1925年春開始的摩洛哥里弗人反對法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摩洛哥的里弗區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921年宣布獨立，成立里弗共和國。法國垂涎於摩洛哥的這個礦藏豐富的地區，派兵到里弗區邊境，截斷里弗區水源，從而挑起了戰爭。在1925年春季和夏季，里弗人使法國人遭到了一連串的嚴重失敗。後來法國和西班牙締結了反對里弗人的軍事同盟，才在1926年5月把里弗人擊敗。）和對中國的武裝干涉（註：指1924年下半年英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華南，英國人出動軍艦支持廣州商團為反對孫中山領導的廣東革命政府而發動的武裝叛亂。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採取斷然措施，平定了這一叛亂，粉碎了英帝國主義的陰謀。在華北，英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別支持它們的代理人吳佩孚和張作霖進行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激起了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新高潮。），這些未來的戰爭和武裝干涉的演習，顯著地表明了帝國主義的脊背開始發軟了。可見，這裡不是指直接的武裝干涉，而是指只要資本主義的包圍存在，總會有武裝干涉的危險，而只要武裝干涉的危險存在，我們就不得不為鞏固國防而每年花費數億盧布來供養陸軍和海軍。每年在陸軍和海軍上花費數億盧布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相應地縮減了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方面的經費。不用說，要是沒有武裝干涉的危險，我們就可以把這筆款項，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強工業，改進農業，實行初等普遍義務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由此就產生了同武裝干涉的危險有關的建設工作方面的困難。 同其他一切困難不同，這個困難的特點在於，克服這個困難不僅取決於我們，這個困難只有靠我國和所有其他各國革命運動的共同努力才能消除。 第二個困難。這是同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有關的困難。我在分析農村階級鬥爭問題時已經談過這些矛盾了。重複已經談過的話是毫無必要的。這些矛盾發生在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價格政策方面，發生在農業稅和對農村的管理等等方面。這裡的危險在於工農結合工作的混亂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這一思想的破壞。由此就產生了同這一危險有關的困難。 同前一個困難不同，這個困難的特點在於，它是可以用我們的內部力量來克服的。農村中的新方針就是克服這一困難所必需的方法。◎第391頁◎ 第三個困難。這是同我們聯盟內部的民族矛盾、同「中部地區」和「邊疆地區」之間的矛盾有關的困難。這些矛盾的發展是由於「中部地區」和「邊疆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條件不同，是由於後者落後於前者。這方面的政治上的矛盾可以認為是已經消除了，但是文化上的，特別是經濟上的矛盾還剛剛在形成，因此還需要把它們消除。這裡的危險是雙重的：一種危險是聯盟各中央機關表現出大國的傲慢和官僚式的專橫，不願意或者不善於對各民族共和國的要求表現出必要的敏感，另一種危險是各共和國和各地區對「中部地區」的民族不信任和民族閉關自守。同這些危險作鬥爭，特別是同第一種危險作鬥爭，就是克服民族問題方面的困難的方法。 這個困難的特點在於，它也象第二個困難一樣，是可以用聯盟的內部力量來克服的。 第四個困難。這是同國家機關脫離黨的危險、同削弱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的危險有關的困難。我在分析黨的蛻化危險的問題時已經談過這種危險了。重複已經談過的話未必是必要的。這種危險是由於國家機關中存在著資產階級官僚主義分子而滋長起來的。這種危險隨著國家機關的發展及其比重的增大而加劇和嚴重起來了。任務就是要儘可能地精簡國家機關，陸續把官僚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腐化分子從國家機關中驅逐出去，把黨的領導力量分配到國家機關的各個樞紐點上去，從而保證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 這個困難的特點在於，它也象第三個困難一樣，是可以用我們本身的力量來克服的。 第五個困難。這就是部分黨組織和工會脫離工人階級的廣大群眾、脫離這些群眾的需要和要求的危險。這種危險所以產生和◎第392頁◎發展起來，是因為在許多黨的和工會組織的機關內，其中包括各支部和各工廠委員會裡，存在著官僚主義分子的惡勢力。這種危險最近因「面向農村」的口號而加劇起來了，這個口號把我們組織的注意力從城市轉向農村，從無產階級轉向農民，而許多同志不懂得在面向農村的同時，決不能背向無產階級，不懂得「面向農村」的口號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用無產階級的力量才能實現，不懂得對工人階級的要求採取漫不經心的態度，只能加深黨組織和工會組織脫離工人群眾的危險。 這種危險的特徵是什麼呢？ 第一，我們的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對工人階級的廣大群眾的要求和需要失去敏感和不夠關心；第二，不了解工人的自尊心和他們的統治階級感覺已經提高了，他們是不能領受和容忍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的態度的；第三，不懂得用考慮不周的命令去麻煩工人是不行的，現在的重心不是在這些「措施」上，而是在爭取整個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上；第四，不懂得如果不在工人中進行準備活動，如果不舉行廣泛性的生產會議，就不能實行稍微廣泛些的涉及工人群眾的措施（例如，在紡織區改行看管三台織布機制）。 這一切使許多黨組織和工會組織脫離廣大工人階級群眾，使企業中發生衝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在紡織區爆發的衝突，揭露出我們許多黨組織和工會組織是存在著這一切毛病的。 這就是我們建設道路上第五個困難的特點。 要克服這些困難，首先必須把我們的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從這些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的手中解放出來，著手改善工廠委員會的成分，一定要使生產會議活躍起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到大的生產單位的支部方面去，並且給這些支部配備優秀的黨的工作人員。◎第393頁◎ 更多地注意和考慮工人階級的要求和需要，儘量減少我們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實際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更多地關心和同情工人階級的階級自尊心，——這就是現在的任務。 第十個問題就是如此。 載於1925年6月21、24、選自《史達林全集》第7卷 25、28日《真理報》第139、第131—175頁 141、142、145號◎第3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