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選集 · 論列寧主義基礎（之二）
四 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這個題目我來講三個基本問題：
（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
(1)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的進展、規模和成績，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是這個革命的機關，是這個革命的最重要的據點，它的使命是：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的反抗，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革命也能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門機關作為自己的基本支◎第2１４頁◎柱，那麼它就不能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不能保持勝利並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
「政權問題是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只限於奪取政權，取得政權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的開始。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有力量。因此，全部問題在於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它成為不可戰勝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做些什麼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至少必須完成在革命勝利的「第二天」就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的三個主要任務：
（一）粉碎已被革命推翻和剝奪的地主和資本家的反抗，消滅他們的一切恢復資本政權的行動；
（二）用把一切勞動者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按照準備取消階級，消滅階級的方向來進行這一工作；
（三）把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軍隊，以便和外部敵人作鬥爭，和帝國主義作鬥爭。
所以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為了執行這些任務，完成這些任務。
列寧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願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鬥，為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為他們的家庭而鬥爭，他們的家庭從前過著那麼甜蜜的生活，現在卻被『平凡的賤民』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弄得只好從事「平凡的」勞動……）。而跟著剝削者資本家走的，還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著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難而害怕起來，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張皇失措，他們心慌意亂，東奔西跑，到處訴苦，◎第2１５頁◎從這個營壘跑到那個營壘。」
而資產階級是有根據來進行復辟行動的，因為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後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有力量。
列寧說：「如果剝削者只在一國內被打倒（這當然是典型的情況，因為幾國同時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們依然比被剝削者強大。」
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的力量在哪裡呢？
第一，「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在於資產階級的各種國際聯繫牢固有力」。
第二，在於「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必然在許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貨幣（貨幣是不能一下子消滅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有種種聯繫，有組織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訣』（習慣、方法、手段和竅門）；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級技術人員（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接近；有無比豐富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第三，「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世界上可惜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因為「消滅階級不僅意味著要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著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於這種人不能驅逐，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隻有通過很長期、很緩慢、很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見《到列寧全集》俄文第３版第２５卷第１７３頁和第１８９頁
正因為如此，列寧說：◎第2１６頁◎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由於自己被推翻……而兇猛十倍。」
「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
幾乎用不著證明，要在短時期內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實現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時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應該把它看做充滿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頑強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卻、勝利和失敗的整整一個歷史時代。這個歷史時代所以必要，不僅是為了創造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為了使無產階級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並鍛煉成為能夠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證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方針來重新教育並改造小資產階級階層。
馬克思向工人說過：「不僅為了改變現存條件，而且為了改變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進行政治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戰和國際衝突。」
列寧繼承並發展馬克思這個思想時寫道：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必須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必須「……在長期鬥爭中，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因為無產者不能用神術，不能遵照聖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號、決議、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擺脫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偏見，而只有對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展開長期的艱苦的廣◎第2１７頁◎泛的鬥爭，才能擺脫這種偏見。」
(2)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從上面所說的可以看出，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不侵犯舊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條件下進行的政府人員的普通的更換、「內閣」的更換等等。各國孟什維克和機會主義者害怕專政象害怕火一樣，竟用所謂「奪取政權」的概念來頂替專政的概念。他們通常都把「奪取政權」歸結為更換「內閣」，歸結為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和韓德遜這一類人組成新內閣執政。幾乎用不著解釋，諸如此類的內閣更換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和真正的無產階級奪取真正的政權毫無共同之點的。麥克唐納之流和謝德曼之流在保留資產階級舊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他們的所謂政府，只能是資產階級御用的服務機關，只能是帝國主義膿瘡的掩蔽物，只能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被壓迫被剝削群眾的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便於、不利於、難於剝削和壓迫群眾的時候，它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的出現是「在他們那裡」（就是說，在資本家那裡），「在希普卡」（註：在1877—1878年俄土戰爭中，俄軍曾冒嚴寒扼守巴爾幹的希普卡山隘，大批士兵凍死凍傷，俄軍司令部戰報卻多次說：「在希普卡平安無事。」）並非平安無事的徵兆；雖然如此，這種政府仍然不免是稍加粉飾的資本政府。麥克唐納政府或謝德曼政府是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相隔天壤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府的更換，而是擁有新的中央政權機關和地方政權機關的新國家，是在舊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的廢墟上產生的無產階級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是在破壞資產階級制度的過程中，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社會化的過程◎第2１８頁◎中，在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過程中產生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對資產階級使用暴力為憑藉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的反抗的機器。就這一點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和其他任何階級的專政毫無區別，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來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裡有一個本質上的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以前所有的階級國家是少數剝削者對多數被剝削者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多數被剝削者對少數剝削者的專政。
簡單地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它不受法律限制，憑藉暴力，得到被剝削的勞動群眾的同情和擁護（列寧《國家與革命》）。
由此應當得出兩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對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對富人又對窮人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無產者和一切窮人是民主的）國家和新型專政的（對（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考茨基及其同夥所謂普遍的平等、「純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空話，是資產階級用來掩飾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不可能有平等這一無可置疑的事實的。「純粹」民主論是帝國主義強盜所馴育和豢養的工人階級上層分子的理論。這個理論的使命就是要掩蓋資本主義的膿瘡，粉飾帝國主義，賦予它一種精神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群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者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張倉庫等等這些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東西都是剝削者的特權。在資本◎第2１９頁◎主義制度下，被剝削群眾是沒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的，這至少是因為即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爾德家族和斯汀尼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少數剝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數被剝削者的權利為基礎並以反對這個多數為目標的。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可能真正參加國家的管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多數被剝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數剝削者的權利為基礎並以反對這個少數為目標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生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的結果，而只能是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資產階級的軍隊、資產階級的官吏機構、資產階級的警察的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序言中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在1871年給庫格曼的信中說：無產階級革命「……不應該象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而應該把它摧毀，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馬克思的這句以大陸為限的話竟被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什維克作為藉口來叫喊：可見馬克思曾經假定資產階級民主有和平發展到無產階級民主的可能，至少歐洲大陸以外的幾個國家（英國和美國）是有這種可能的。馬克思的確曾經假定有這種可能，並且有根據來給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做這種假定，因為當時還◎第2２０頁◎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當時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還沒有發達的軍閥機構和官僚機構。在發達的帝國主義出現以前的情形就是這樣的。可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當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經根本改變，當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並普及於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當軍閥機構和官僚機構也已經在英美出現，當英美和平發展的特殊條件已經消失的時候，關於這些國家不在此限的說法自然就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現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馬克思的這個限制已經不能成立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後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從沒有軍閥機構和官僚機構這個意義來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官僚機構和軍閥機構支配一切、鎮壓一切這樣一種一般歐洲式的污濁血腥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要以摧毀、破壞『現成的』（是1914—1917年間在這兩個國家已製造完畢而達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程度的）『國家機器』，作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換句話說，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是這種革命的先決條件的規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革命運動的必然規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如果無產階級在那些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如果現在的資本主義包圍被社會主義包圍所代替，那麼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這些國家的資本家由於國際環境的「不利」，會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做重大的讓步。可是，這個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個假定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第2２１頁◎
因此，列寧說得對：
「不用暴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國家機器代替它，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
(3)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就是鎮壓資產階級，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要依靠什麼組織才能完成這個巨大的工作呢？無產階級的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舊的組織形式不足以完成這個工作，這是不容置疑的。那麼，無產階級的什麼新的組織形式能夠起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掘墓人的作用，不僅能夠摧毀這個機器，不僅能夠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基礎呢？
無產階級的這個新的組織形式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優越於舊的組織形式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眾組織，因為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在於蘇維埃是能夠團結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的群眾組織，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群眾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對群眾鬥爭的政治領導就能夠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是群眾革命鬥爭、群眾政治發動和群眾武裝起義的最強有力的機關，是能夠摧毀金融資本及其政治附屬物的極大勢力的機關。
就在於蘇維埃是群眾本身的直接的組織，是最民主的因而也◎第2２２頁◎是群眾的最有威信的組織，這種組織能儘量便利群眾參加新國家的建設和管理，能儘量發揮群眾在毀壞舊制度的鬥爭中，在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的鬥爭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把各地方蘇維埃統一成為一個總的國家組織，統一成為無產階級這個被壓迫被剝削群眾的先鋒隊、這個統治階級的國家組織，即統一成為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的實質就在於：正是從前受資本家和地主壓迫的那些階級的最群眾化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成了「全部國家政權和全部國家機構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礎」，「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權利、「實際上卻受到各種排擠不能參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是這樣）的群眾，現在被吸引來經常參加對國家的民主管理並在其中起決定作用」（註：黑體都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
正因為如此，蘇維埃政權是新的國家組織形式，與舊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和議會制的國家組織形式有原則上的差別；它是新的國家類型，不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群眾的任務，而適合於使他們完全擺脫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
列寧說得對：自從出現了蘇維埃政權，「資產階級民主的議會制度的時代已經終結。世界歷史的新的一章，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已經開始」。
蘇維埃政權的特徵在哪裡呢？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存在著階級的條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國家組織中最群眾化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剝◎第2２３頁◎削農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結合和合作的場所，並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這個結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數居民統治少數居民的政權，是這個多數的國家，是這個多數專政的表現。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一切國家組織中最富於國際主義的組織，因為它既然摧毀任何民族壓迫而依靠各族勞動群眾的合作，它就使這些群眾易於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聯合起來。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按本身結構來說，使被壓迫被剝削群眾的先鋒隊，即無產階級這個在蘇維埃中最團結和最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被剝削群眾。
列寧說：「被壓迫階級的一切革命和一切運動的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導我們，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團結和領導被剝削的勞動人民中的渙散落後的階層。」而蘇維埃政權的結構有助於實現這個經驗給我們的啟示。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既然在統一的國家組織內把立法權和行政權結合起來，並用生產單位，用工廠來代替地域選區，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群眾同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他們學習管理國家。
就在於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使軍隊不受資產階級長官的支配，把軍隊由資產階級制度下壓迫人民的工具變為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工具。
就在於「只有蘇維埃國。
就在於只有蘇維埃的國家形式才能吸收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第2２４頁◎群眾組織無條件地經常參加國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準備國家的消亡，這種消亡是將來的無國家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因素之一。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那個找了很久而終於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個形式的範圍內必將完成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的萌芽。蘇維埃政權是這種形式的發展和完成。
正因為如此，列寧說：
「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類型的民主機構的形式……而且是能夠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唯一（註：黑體是我用的。——約·史達林注）形式。」
五 農民問題
關於這個題目我來講四個問題：
（一）問題的提法；
（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
（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
（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1)問題的提法。有人以為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以為列寧主義的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問題。這◎第2２５頁◎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的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等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為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派生的問題。
可是，這個情況絲毫不會使農民問題失去它對無產階級革命無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義。大家知道，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里，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開始的，當時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經全盤擺在黨的面前，無產階級在當前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已經具有迫切的性質。大家也知道，俄國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當時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引起了無產階級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不言而喻，誰想奪取政權，誰準備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關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寧主義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各黨所以漠視農民問題，有時簡直否認農民問題，不僅是因為西方有特殊的發展條件，而首先是因為它們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害怕革命，誰要是不想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誰也就不會關心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因為在他看來，同盟者問題是無所謂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作文雅風度的表現，「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其實，這裡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也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漠視農民問題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明顯標誌。◎第2２７頁◎
問題是這樣：由於農民的某些生活條件而潛藏在農民內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經用完？如果還沒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據把這種可能性用於無產階級革命，把農民，把農民中的多數被剝削者由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從前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變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變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者？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為多數農民具有革命能力，認為可以把這種革命能力用於無產階級專政。
俄國三次革命的歷史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得出一個實際結論，就是要援助勞動農民群眾的反對奴役和剝削的鬥爭，擺脫壓迫和貧困的鬥爭。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應當援助任何一種農民運動。這裡所說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間接地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這樣或那樣地幫助無產階級革命、促使農民變為工人階級的後備軍和同盟者的那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
(2)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包括俄國第一次革命（1905年）和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這個時期的特徵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註：立憲民主黨 （或稱人民自由黨）是俄國自由君主派資產階級的主要政黨，成立於1905年10月，領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憲民主黨企圖用立憲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該黨支持沙皇政府的對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後，立憲民主黨人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中占據領導地位。十月革命勝利後，立憲民主黨人多次策劃反革命陰謀和暴亂。在武裝干涉和白衛分子被擊潰後，立憲民主黨上層的大部分人逃亡國外，繼續進行反對蘇維埃俄國的活動。——第134、227、296、409、535頁。），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轉到布爾什維克黨方面來。這個時期的歷史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和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爭奪農民的歷史。杜馬時期決定了這個鬥爭的命運，因為前後四屆杜馬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際教訓，這個教訓明明白白地向農民指出：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擁護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擁護沙皇；農民所能指望得到幫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只是證實了杜馬時期的教訓，使農民最終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最終陷於◎第2２8頁◎孤立，因為戰爭年份表明：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同盟者那裡得到和平完全是畫餅充飢，自欺欺人。如果沒有杜馬時期的實際教訓，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這樣形成的，而這個領導權就引導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是循著另一條道路進行的。西方革命的領導權不是屬於當時由於本身幼弱而沒有成為並且不可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西方農民擺脫農奴制而獲得的解放不是從人數很少和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裡得到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裡得到的。西方農民是和自由資產階級一道反對舊制度的。西方農民是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因此，西方革命的結果使資產階級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結果卻完全相反。俄國革命的結果不是使資產階級這個政治力量加強，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後備軍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後備軍，即失去了農民。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提到了首位，把千百萬農民團結在革命無產階級的周圍。
這也就說明為什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領導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為什麼有這個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獨特現象呢？這個獨特現象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比西方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第2２8頁◎件下展開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被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所嚇倒的自由資產階級已經喪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訓以後），轉而同沙皇和地主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下面幾個決定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獨特性的情況：
（一）俄國工業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集中程度。例如大家知道，當時俄國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工作的工人占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象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在同樣的企業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幾乎用不著證明，單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布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革命政黨的條件下，就已經使俄國工人階級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二）企業中醜惡的剝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殘酷的警察壓制，——這個情況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罷工都變成巨大的政治行動，把工人階級鍛煉成為徹底革命的力量。
（三）俄國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1905年革命以後已經變成對於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開的反革命，這不僅因為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使俄國資產階級投入沙皇制度的懷抱，而且因為俄國資產階級直接依賴政府的訂貨。
（四）農村中最醜惡最難堪的農奴制殘餘，加上地主的專權，——這個情況使農民投入了革命的懷抱。
（五）沙皇制度壓制一切有生機的東西，並以自己的專橫來加重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這個情況使工人和農民的鬥爭匯合成一條革命洪流。
（六）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的這一切矛盾融合為深刻的革命危機，並使革命具有莫大的衝擊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民應當向哪裡走呢？農民應當向誰尋求◎第2２9頁◎援助來反對地主專權、反對沙皇專橫、反對使農民經濟破產的毀滅性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嗎？然而它是敵人，——這是前後四屆杜馬的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了的。向社會革命黨人（註：社會革命黨 是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政黨，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團體和小組合併而成。社會革命黨人的觀點是民粹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大雜燴，他們「竭力用機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時髦『批評』的補釘來修補民粹主義的破洞」（《列寧全集》第9卷第295頁）。社會革命黨人否認農民內部的階級矛盾，反對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社會革命黨人多數支持沙皇俄國的戰爭政策，少數反對戰爭，形成了後來的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後，社會革命黨人同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充當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主要支柱，黨的領袖亞·費·克倫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齊也夫、維·米·切爾諾夫等在臨時政府內擔任要職。1917年11月，社會革命黨的左翼組成了獨立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一段時間內承認蘇維埃政權，同布爾什維克合作，但很快又開始反對蘇維埃政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則始終敵視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國武裝干涉和內戰時期，社會革命黨人曾多次策劃反革命的破壞活動，策動富農叛亂，暗害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人。內戰結束後，它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被蘇維埃政權粉碎。——第137、230、277、431、488、507頁。）嗎？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綱領也是「合適的」、幾乎是農民的綱領。可是，既然社會革命黨人想單單依靠農民，既然他們在成為敵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軟弱無力，那麼，他們能夠干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個新的力量，它無論在農村或城市中都能一往直前，勇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鬥爭，幫助農民擺脫奴役，擺脫沒有土地的情況，擺脫壓迫，擺脫戰爭呢？當時在俄國究竟有沒有這樣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它還在1905年就已經顯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鬥爭到底的本領、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除了這個力量以外，別的力量是沒有的，而且是無從得到的。
正因為如此，農民在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接近社會革命黨人以後，就覺悟到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的領導。
決定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獨特性的情況就是這樣。
(3)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從二月革命（1917年）到十月革命（1917年）為止。這個時期比較短，總共只有八個月；但是從群眾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來看，可以大膽地說，這八個月等於平常憲制發展時期的好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的八個月。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社會革命黨人感到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他們重新轉向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能把國家導向和平的唯一徹底革命的力量。這個時期的歷史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第230頁◎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爭奪農民、爭取掌握多數農民的歷史。決定這個鬥爭的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爭取繼續作戰，前線六月進攻，士兵死刑，科爾尼洛夫叛亂（註：科爾尼洛夫叛亂 指1917年8月間俄國資產階級和地主策劃的一次反革命叛亂。指揮這次叛亂的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任命的俄國軍隊最高總司令、沙皇將軍拉·格·科爾尼洛夫，準備叛亂的中心是設在莫吉廖夫的大本營。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是準備這次叛亂的同謀者。科爾尼洛夫於8月25日調集軍隊，企圖占領彼得格勒，消滅蘇維埃，建立反革命軍事獨裁政府。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工人和革命士兵奮起保衛革命，於8月底粉碎了這次叛亂。）。
如果說從前，在前一時期，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麼現在，在二月革命以後的時期，當沙皇已經被推翻，而曠日持久的戰爭已經使國家經濟完全破壞，使農民完全破產的時候，消滅戰爭的問題就成為革命的基本問題了。重心顯然已經從純粹國內性質的問題移到基本問題，即戰爭問題上了。「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疲憊不堪的全國人民首先是農民的共同呼聲。
可是當時要擺脫戰爭，就必須推翻臨時政府，必須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必須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政權，因為他們，而且只有他們，要把戰爭拖延到「勝利為止」。當時除了推翻資產階級，實際上沒有別的出路可以擺脫戰爭。
這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它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最後一個派別，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極左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拋出政權以外，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的黨，主張進行革命鬥爭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爭取民主和平的黨，即布爾什維克黨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支持了工人為爭取和平、為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當時在農民面前沒有別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別的出路。
這樣，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給了勞動農民群眾一個最大的實際教訓，因為它明明白白地指出：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政權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第231頁◎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他們有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諾言，而事實上他們所執行的還是那個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只有蘇維埃政權才是唯一能夠引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的繼續拖延只是證實了這個教訓的正確，督促革命前進，推動千百萬農民和士兵群眾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孤立已成為確定不移的事實。如果沒有聯合政府時期的實際教訓，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
促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就是這樣。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形成的。
(4)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說從前，在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主要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後來，在二月革命以後，首要問題是推翻資產階級以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那麼現在，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為首要問題了。加強和發展國有化工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通過國家所調節的商業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後來逐漸減少糧食稅額，做到用工業品去交換農產品；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社，吸引千百萬農民參加合作社，——這就是列寧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而制定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當前任務。
有人說，這個任務也許是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所不能勝任的。有些愛懷疑的人甚至說，這個任務簡直是空想，是無法實現的，因為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能利用他們來建立社會主義生產的基礎。
但是，愛懷疑的人錯了，因為他們沒有估計到在這裡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其中主要的情況。
第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為一談。蘇聯農民不◎第232頁◎能不和西方農民有所區別，因為蘇聯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的訓練，跟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裡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成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西方農民卻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資產階級手裡獲得了土地，並因此成為資產階級的後備軍。未必用得著證明：向來珍視他們同無產階級的政治友誼和政治合作並把他們獲得自由歸功於這種友誼和這種合作的蘇聯農民，不會不是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最好對象。
恩格斯曾經說：「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為最近將來的事情」，「為了奪取政權，這個政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跑到農村，應當成為農村中的力量」。（見恩格斯《農民問題》1922年版）他的這一段話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寫的，他當時所指的是西方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在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農村中給自己造成了我們的西方同志所不敢夢想的影響和支柱，這一點還需要證明嗎？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促進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實行經濟合作的事業，這一點怎麼能否認呢？
愛懷疑的人硬說小農是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請聽一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小農所說的話吧：
「而我們則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竭力設法使他們的命運較為過得去一些，如果他們下決心的話，就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協作社，如果他們還不能下決心，那就甚至給他們一些時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所以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為自食其力的小農可能來補充我們的隊伍，而且也是為了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挽救而沒有真正轉變為◎第233頁◎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改造的實現也就會愈迅速和愈容易。我們無須等到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後果到處都以極端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等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的時候，才來實現這個改造。我們在這方面為了農民的利益而必須犧牲一些社會資金，這從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看來好象是白費金錢，然而這卻是善於投資，因為這種物質犧牲可能使花在整個社會改造上的費用節省十分之九。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
恩格斯說這些話時所指的是西方農民。可是，恩格斯所說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那樣容易和那樣充分地實現，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只有在蘇維埃俄國，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自食其力的小農來補充我們的隊伍」，實行為此所必需的「物質犧牲」，實行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對待農民」，而且有利於農民的諸如此類的措施已經在俄國實行，這難道還不明顯嗎？這個情況也一定會便利並推進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建設事業，這一點怎麼能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為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情況下發展的，一極是大田莊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另一極卻是大眾的貧窮困苦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解體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國卻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循著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為單是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就不容許循著這條道路去發展。俄國農業應當循◎第234頁◎著另一條道路，即循著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循著在農村中發展那種由國家以優惠貸款的辦法來扶持的群眾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地指出我國農業應當循著新道路去發展，即循著通過合作社吸引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循著把集體制原則逐步應用於農業，起初應用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應用於農產品生產方面這一道路去發展。
在這方面，由於農業合作社工作而在農村中發生的一些新現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農業合作總社（註：農業合作總社 即全俄農業合作總社，於1921年8月成立，1926年6月撤銷。）內產生了各個農業部門（亞麻、馬鈴薯、油類等部門）的新的巨大組織，這些組織是有廣大前途的。例如其中的亞麻合作總社包括許多麻農生產協作社。亞麻合作總社以種子和生產工具供給農民，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全部亞麻產品，在市場上大批銷售；保證農民也得到利潤，從而通過農業合作總社把農民經濟和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在我看來，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大生產在農業方面的家庭手工制。這裡所說的國家社會主義生產在農業方面的家庭手工制，是和資本主義的家庭手工制，例如紡織業的家庭手工制相比擬而說的；在資本主義的家庭手工制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裡領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事實上是在家裡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國農業應當循著哪一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其他農業部門中的其他類似的標誌，我就不談了。
未必用得著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樂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和破產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我國農業的發展道路所說的話吧：
「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已有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通過我們從前鄙視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第235頁◎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列寧往下講到必須給予合作社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組織居民的新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以財政支持和其他支持時繼續說：
「任何社會制度，只有在一定階級的財政支持下才會產生。不待說，『自由』資本主義的誕生曾花了許多萬萬盧布。目前我們應該特別加以支持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制度，這一點我們現在應該認識到並使它實現。但是支持合作社就應該是名副其實的支持，就是說，把這種支持僅僅了解為支持任何一種合作社的流轉是不夠的，而應該了解為支持確實有真正的居民群眾參加的合作社的流轉。」
所有這些情況說明什麼呢？
說明愛懷疑的人是不對的。
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把勞動農民群眾看作無產階級的後備軍。
說明執掌政權的無產階級能夠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軍，以便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為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所絕對必需的基礎。
六 民族問題
關於這個題目我來講兩個主要問題：◎第236頁◎
（一）問題的提法；
（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
(1)問題的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發生了許多極重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遠不是一回事。不僅按範圍來說，而且按內在性質來說，它們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關的問題的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歐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國際的活動家所關心的就是這些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命運。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千百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們的眼裡。他們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並論。兩三個空空洞洞、不痛不癢、竭力迴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這就是第二國際的活動家所能藉以自誇的一切。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兩重性和不徹底性可以說已經被消滅了。列寧主義揭露了這種極不相稱的現象，拆毀了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的「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因而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聯結起來了。於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附屬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
從前，民族自決原則通常都被曲解，往往把它縮小為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的某些首領甚至把自決權變成文化自治權，就是說，被壓迫民族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而讓全部政權仍舊掌握在統治民族手中。結果就使民族自決的思想有從反對兼併政策的工具變成替兼併政策辯護的工具的危險。現在，這種糊塗觀念可以說已經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的概念，把它解◎第237頁◎釋為附屬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有完全分離的權利，各民族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於是就排除了把自決權解釋為自治權來替兼併政策辯護的可能。於是民族自決原則就由欺騙群眾的工具（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它無疑是被社會沙文主義者用來做這種工具的）變成了揭露一切帝國主義野心和沙文主義陰謀的工具，變成了用國際主義精神對群眾進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通常都把被壓迫民族問題看做純粹法的問題。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權利」，發表無數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這就是第二國際各黨所心滿意足的事情。它們抹殺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些民族（少數）靠剝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時候，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的觀點可以說已經被揭穿了。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來，指出如果無產階級政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虛偽的宣言。於是被壓迫民族問題就成了支援，幫助，真正地經常地幫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的民族平等，爭取成立獨立國家的問題。
從前，通常都用改良主義的觀點來看民族問題，把它看作一個單獨的孤立的問題，看作和資本政權、推翻帝國主義、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總問題無關的問題。人們當時都默默地認為：歐洲無產階級不和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結成聯盟也能取得勝利；民族殖民地問題可以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的大道，可以不進行反帝的革命鬥爭，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決。現在，這種反革命的觀點可以說已經被揭穿了。列寧主義已經證明，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也已經證實：民族問題只有和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繫並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西方革命必須同殖民地和附屬國反◎第238頁◎帝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取得勝利。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一部分。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家革命解放運動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經用完？如果還沒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據把這種可能性用於無產階級革命，把附屬國和殖民地國家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後備軍變為革命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變為革命無產階級的同盟者？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為被壓迫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含有革命能力，認為可以把這種革命能力用於推翻共同的敵人，用於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的內幕、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可見，「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必須援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援助各被壓迫民族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每個具體情況下，都應當援助任何一種民族運動。這裡所說的是要援助目的在於削弱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而不在於鞏固和保持帝國主義的那種民族運動。有時候，個別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運動會和無產階級運動發展的利益相衝突。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是談不到什麼援助的。民族權利問題並不是一個獨立自在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它服從整體，要求從整體的觀點來觀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擁護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動民族」，是歐洲的「俄國前哨」，是專制制度的前哨，而當時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卻是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為當時援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就是間接援助歐洲革命運動的最危險的敵人沙皇制度。◎第239頁◎
列寧說：「民主運動的個別要求，包括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義（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小部分。在個別的具體情況下，部分可能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分。」
關於個別的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可能具有的反動性問題（當然，如果不是從形式上，不是從抽象的法的觀點，而是從革命運動的利益的觀點來具體地估量這些運動）就是這樣。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的革命性也應該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所無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個別的民族運動所可能具有的反動性一樣，是相對的和獨特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情況下，民族運動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無產階級分子參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綱領、有民主的基礎為前提。阿富汗的艾米爾為阿富汗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在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因為這個鬥爭能夠削弱、瓦解和毀壞帝國主義，雖然阿富汗的艾米爾及其戰友抱有君主制的觀點；可是象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列諾得爾和謝德曼、切爾諾夫和唐恩、韓德遜和克萊因斯這些「激烈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革命家」和共和主義者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所進行的鬥爭卻是反動的鬥爭，因為這個鬥爭的結果是粉飾並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在客觀上也是革命的鬥爭，雖然埃及民族運動的首領是資產階級出身，具有資產階級身分，並反對社會主義；然而英國「工人」政府為保持埃及的附屬地位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卻是反動的鬥爭，雖然這個政府的閣員是無產階級出身，具有無產階級身分，並「擁護」社會主義。◎第240頁◎更不必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如印度和中國的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爭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使違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對帝國主義的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就是說，毫無疑問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對，在估量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運動時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為標準，而要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為標準，就是說：「從世界範圍來看，而不應當孤立地來看。」
(2)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列原理出發的：
（一）世界已經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擁有金融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的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的陣營，另一個是組成這個絕大多數的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被剝削民族的陣營；
（二）被金融資本壓迫和剝削的殖民地和附屬國是帝國主義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重要的實力來源；
（三）附屬國和殖民地國家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反帝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唯一道路；
（四）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五）發達的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結合成一條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的戰線；
（六）如果不建立並鞏固共同的革命戰線，那麼發達的國家中的工人階級就不能勝利，被壓迫民族就不能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下◎第241頁◎解放出來；
（七）如果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不直接而堅決地支援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來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那麼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戰線，因為「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恩格斯）；
（八）這種援助就是堅持、維護和實行下列口號：民族有分離權，有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
（九）不實行這個口號，就不能保證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和合作，而這種統一的世界經濟是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
（十）這種聯合只能是自願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愛的基礎上產生的。
由此就產生了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即兩個趨向：一個趨向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殖民地剝削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另一個趨向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的形成而產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經濟上彼此接近。
列寧說：「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的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的建立。第二個趨向是民族之間各種聯繫的發展和日益頻繁，民族壁壘的破壞，資本、整個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的國際統一的形成。
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占優勢，第二個趨向標誌著資本主義已經成熟，正在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第242頁◎主義如果不剝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體」範圍內，就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只有靠兼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則它根本就不成其為帝國主義了。
對於共產主義，恰恰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個問題即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這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只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能實現；各民族的自願聯合，只有經過使殖民地從「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分離出來的道路，經過使殖民地變為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達到。
因此，必須頑強地、不斷地、堅決地反對各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的「社會主義者」的大國沙文主義，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不願意援助「他們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擺脫壓迫、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以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以接近附屬國和殖民地勞動群眾的精神、以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得到前俄羅斯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麼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被擊潰。但是要取得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當時首先必須打斷俄國帝國主義的鎖鏈，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壓迫。
不這樣做，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組織，這個組織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它是各民族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的實際榜樣。
因此，必須反對各被壓迫國家社會黨人的民族閉關自守、狹隘觀點和隔離狀態，這些社會黨人不願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狹隘眼界，◎第243頁◎不了解本國解放運動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運動之間的聯繫。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保持被壓迫民族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統治國無產階級在推翻共同的敵人、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的階級團結。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實現國際主義。
這就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群眾的道路。
請看列寧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以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工人的這個兩方面的工作是怎樣說的：
「這種教育工作……在壓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壓迫的小民族中，在兼併的民族中和被兼併的民族中，能夠具體地相同嗎？
顯然不能。要達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進而融合的共同目的，顯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體道路，就拿達到一張紙的中心點的方法來說吧，可以從紙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從紙的相對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會達到。如果壓迫的、兼併的大民族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僅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記了，哪怕是一分鐘忘記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喬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張和小民族融合（用兼併手段），忘記了尼古拉二世主張和加里西亞『融合』、威廉二世主張和比利時『融合』等等，那麼，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理論上是可笑的學理主義者，在實踐上是帝國主義的幫凶。
在壓迫國家裡，工人的國際主義教育的重心必須是宣傳並且要工人堅持被壓迫國家有分離的自由。不這樣，就沒有國際主義。如果壓迫民族的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不進行這種宣傳，那麼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鄙視他，把他看作帝國主義者，看作壞分子。這是絕對的要求，哪怕在社會主義未實現以前，分離的機會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實現的』。……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應當以我們這個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的末尾兩個字為其鼓動工作的重心。他既可以贊成本民族的政治獨立，又可以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某個國家，同時又不違反他的作為國際主義者的義務。可是，他在任何場合都應當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自守和隔離狀態，而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部分利益服從全體利益。◎第244頁◎
不仔細考慮問題的人，會以為壓迫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分離自由』而被壓迫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聯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融合這一目的，除了這種狀況以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