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補遺一　熱月式的反動

在革命和內戰的大緊張後，開始出現了政治上的反動。〔這同非蘇維埃國家這類社會現象根本不同。〕這種反動是針對〔帝國主義〕戰爭和針對那些領導這場〔甚至在「勝利」國家也肯定〕不得人心的〔完全無益和濫事屠殺的〕戰爭的人的。在英國，它的矛頭主要針對勞合·喬治，並在政治上使他陷於孤立，直到他生命的終結。法國的克雷蒙梭〔和美國的威爾遜〕受到了同樣的待遇。群眾在經歷了一場帝國主義戰爭和一場內戰後，感情有很大的不同，那是自然的事。在俄國，工人和農民完完全全懂得，實際牽涉到的是他們自己的利益，這場戰爭，在非常直接的意義上，是他們自己的戰爭。對勝利的滿意是巨大的，那些幫助取得勝利的人的聲望也是同樣巨大的。同時，擺脫戰爭，最後重新從事平時的工作，重新建立正常和和平的秩序來滿足人的需要，在當時是非常必要的。英雄主義本身已成為平凡的事，人們對戰爭中的恐怖已經受夠了。 〔雖然這種反動的矛頭並不是針對內戰的領導人的，但是這種要求和平的難以抑制的衝動，使許多人的眼睛轉過來望著那些做類似配給食品這些單調乏味的工作的人，他們有住房，有工資高的好工作。史達林和其他一些像他這樣的人，在內戰中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但他現在居於顯要地位，領導這個從戰爭到和平，從自我犧牲到自我改善的、悄然無聲然而是強有力的過渡運動。這種心情對於青年和一般群眾——那些內戰時期最容易受到損害的人——的影響不如對家庭負擔越來越重的中年人和對在平時活動中獲得了好處的有職業者的影響那麼強大。但是這並不是說，這種影響不是強大而廣泛的。〕 許多行政人員，有很大一部分行政人員，已經習慣於發號施令和要求別人無條件地服從他們的命令，因此，3年的內戰在蘇維埃政府本身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有些理論家企圖證明，蘇聯目前的極權主義的政權並不是由於這種歷史條件造成的，而是由布爾什維主義本身的性質造成的。他們忘掉了，內戰並不是由布爾什維主義的性質造成的，而是由於俄國和國際資產階級要力圖推翻蘇維埃政權才造成的。沒有疑問，史達林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是由內戰的環境和情況以及後來幫助他建立個人獨裁的整個集團——奧爾忠尼啟則、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以及一整批〔上升到指揮官和行政人員〕的工人和農民所塑造成的。 〔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後的5年內，97%以上的黨員是在革命勝利後入黨的。又過5年，〕100萬黨員中，絕大多數人對於黨在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的狀況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更不必說革命前的地下時期了。只要說這一點就夠了：到那時，足足有3/4的黨員只是在1923年之後加入的。革命前入黨的黨員——那就是地下時期的革命者——的人數，已不到1%。到1923年，黨的素質已被大批年輕而沒有經驗的黨員大大地降低了，他們〔迅速地受到塑造〕，讓他們在黨機器專職人員的指揮下，扮演〔唯命是聽的人〕的角色。黨的革命核心的這種沖淡，對於黨機器戰勝「托洛茨基主義」，〔即戰勝列寧時代的布爾什維主義〕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 1923年，情況開始穩定。內戰，像同波蘭的戰爭一樣，已肯定地過去了。饑荒的最可怕的後果已經克服，新經濟政策刺激了國民經濟，使它得到了蓬勃的恢復。過去經常把共產黨員從一個崗位調到另一個崗位，從一個活動範圍調到另一個活動範圍的情況，不久已成為例外，而不再是一種常規。共產黨員開始得到長期的職位，〔這是他們利用自己的地盤導致更高的職位的地盤，他們〕開始以有計劃的方式來管理那些交給他們管理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地區。〔他們迅速地變成官員，變成官僚，因為〕黨員和官員的職位安排有了一種更有系統和更有計劃的性質。任命職務不再被認為是臨時性的和幾乎是偶然性的了。任命的問題同個人的生活問題，〔被任命者的〕家庭的生活條件，他的前途，有愈來愈大的關係。 就在那時，史達林開始愈來愈顯赫地成為組織者，成為指派任務的人，分配職位的人，培養者和官僚主義的頭子。他挑選人員的標準是，他們對他的各個對手，特別是對他認為是主要的對手——他上升道路上的主要障礙——採取敵視或冷漠態度。史達林把他自己的行政經驗，主要是在幕後進行一套陰謀活動的經驗歸納起來，使之系統化，並把它傳授給那些同他有最密切聯繫的人。他教他們怎樣按照他自己的黨機器組織自己的地方政治機器，怎樣收羅合作者，怎樣利用他們的弱點，怎樣使同志們互相對立，怎樣管理黨機器。 隨著官僚主義的生活愈來愈穩定，它產生了對舒適的日益增長的需要。史達林控制著這個追求生活舒適的自發的行動，指導它，使它為自己的意圖服務。他用最有吸引力的、最好的職位獎給最忠誠的人。他規定從這些職位得到好處的限度。他親手挑選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向許多監察委員灌輸必須無情迫害異己分子的思想。同時，他卻指示他們不要查究那些忠於總書記的官員們所過的異常奢侈的生活。因為史達林〔用一個標準〕，即對他自己，對爭奪權力的鬥爭，對他要制服別人的無情慾望是否〔有用〕，來衡量一切形勢，一切政治情況，一切人員的組合。 除此以外，他是什麼都不懂的。他驅使他的兩個最強大的競爭者鬥爭。他把自己利用個人敵對和集團敵對的才能發展成為一種藝術，一種無法模仿的藝術，因為他在這方面發展了一種幾乎是完美無缺的本能。在任何新的形勢下，他首先考慮的是怎樣使自己可以得到好處。每當整體的利益同他個人的利益發生衝突，他總是毫無例外地犧牲整體的利益。在任何情況下，不論用什麼藉口，不問結果如何，他總是不遺餘力地給比他更強大的競爭者製造困難；他以同樣堅持的態度來設法獎賞一切個人效忠的行為。起初是秘密地，後來是公開地宣布，平等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偏見。他出來為不平等辯護，為官僚主義的顯貴們的特權辯護。 史達林這樣蓄意墮落，他對前景是從來不感興趣的。他也不考慮這種由他帶頭在搞的做法的社會意義。他那時像現在一樣，是作為像他那樣的一個經驗主義者行事的。他選拔那些忠於他的人，獎賞他們；他幫助他們取得特權地位；他要求他們放棄個人的政治目標；他教他們怎樣為自己建立一套必要的機構來左右群眾，使群眾俯首聽命。他從來不考慮，他的政策直接違反了列寧在生前最後1年愈來愈關心的鬥爭——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他自己偶或提到官僚主義，但是總是出諸最抽象和沒有力量的口吻。他考慮的是心不在焉，文牘主義，辦公室亂七八糟之類的現象，但是對於由盜賊信義、由他們的共同利益〔作為整個政治集團的享有特權的剝削者〕以及以愈來愈遠離人民的趨勢聯結在一起的整個特權階層的組成，則熟視無睹。史達林毫不感到他不但在組織一個新的政治機器，而且在組織一個新的階層。 他對待問題只是從選擇幹部，改善他的機器，取得他個人對它的控制權，加強他個人的權力的觀點出發。毫無疑問，在他看來，既然他同一般的問題都有關係，他的機器會使政府得到更大的力量和穩定，從而保證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裡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超過這個範圍，他是沒有勇氣進行概括的。處於特權地位的，用社會主義的概念在群眾面前偽裝起來的一個新的職業官員統治階層的形成——這個新的享有巨大特權和巨大權力的統治階層的組成，改變了國家的社會結構，而且在很大的、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改變新社會的社會組成——這是他不肯考慮的一個問題；只要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他不是揮舞手臂就是揮舞手槍把他打發掉。這樣，史達林這個經驗主義者，雖然沒有正式同革命傳統決裂，雖然沒有宣布棄絕布爾什維主義，卻成了這二者的〔最有效力的叛徒和破壞者〕。 1923年秋天進行全黨討論的時候，莫斯科組織大體上分成兩半。在開始的時候，反對派占一定的優勢。但是，兩者的社會〔勢力〕並不是相等的。在反對派方面，有青年和相當大的一部分基層黨員；但是，在史達林和中央委員會方面，首先有受過專門訓練的和有紀律的政客，他們同總書記的政治機器有最密切的關係。我當時患病，因而沒有參加討論，這件事我認為是一個具有一些影響的因素；但是，不應當誇大這件事的重要性。歸根到底，這只不過是一個插曲。〔最重要的是，〕工人們厭倦了。那些支持反對派的人並沒有進行重大嚴肅改革的抱負。另一方面，官僚主義異常兇狠地進行鬥爭：〔它是在本能地為自己將來的興旺而戰〕。的確，這個陣營至少有一個時候陷於完全的混亂，但是我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季諾維也夫後來向我們透露的。有一次，他從彼得格勒到達莫斯科的時候，發現中央委員會和莫斯科的領導人十分驚慌。史達林顯然在策劃一個陰謀，想同反對派講和，而犧牲他的同盟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種事正是像他所乾的。當時，由於我生病，政治局在我的家裡開會。他向我提出明顯的建議，對於我的健康表示了完全出乎意料的關切。季諾維也夫，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向彼得格勒要求支持，從而結束了莫斯科這種曖昧的局勢。他開始組織一個包括鼓動員和突擊隊的非法的參謀部，用汽車把他們從一個企業送到另一個企業，散布歪曲說法和誹謗言論。當然，史達林在不同他的同盟者決裂的情況下，謹慎地給自己保護好向反對派退卻的道路。季諾維也夫大膽一些，因為他更加有冒險性和更加不負責任。史達林卻謹慎。他還沒有了解黨內要人們中間，特別是蘇維埃機關內所發生的變化（他自己助長的變化）的全部規模。他並不依靠自己個人的力量——他在摸索和探明每一個反抗力量——把每一個支持力量都估計進去。他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承擔責任，而他自己保持超然的態度。 這次秋季討論，明確地制定了黨機器同反對派鬥爭的策略，並且在行動中加以試驗。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來自下面的壓力來搞垮黨機器，黨機器必須保持不動。黨本身可以常常改組，調整或重新組織；有些黨員可以被開除，被損害；有些可以被嚇倒。最後，可以玩弄事實和數字。黨機器的人員坐著汽車，從一個工廠被送到另一個工廠。為了同黨機器這種篡奪權力的做法作鬥爭而成立的各個監察委員會，只不過變成了這部機器的車輪的齒輪。在黨的會議上，特別可靠的監察委員會官員們記下每一個有反對派傾向的嫌疑的發言者的名字，事後就忙於調查他過去的歷史。收集一些多少是具體的材料——過去的某種錯誤，或只是社會出身不好——來作為破壞黨紀的罪名的根據，或把人家弄得惱火以至違反黨紀，這總是，或者幾乎總是不太困難的。這樣，就能夠開除、調動反對派對手，嚇得他們不敢開口，或同他們達成妥協。 這一部分工作由史達林自己直接掌握。在中央監察委員會本身內部，他有著以〔索爾茨、〕雅羅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亞托夫為首的自己的特別機構。他們的任務是編制不順從的人的黑名單，然後在沙皇警察檔案中調查他們的家世。史達林有一個特別的檔案庫，裡面裝滿了不利於所有重要的蘇維埃領導的各種各樣的文件，對他們的指責和中傷的謠言。1929年，在同政治局的右派委員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公開決裂的時候，史達林威脅要揭露加里寧和伏羅希洛夫，才得以使這兩人繼續對他效忠。 1925年，蘇聯有一家幽默雜誌登載了一張諷刺畫，畫著政府首腦處在一種非常不體面的情況中。畫畫得非常逼真，而且，在用很有暗示性的文體寫的文字中，用加里寧的縮寫「M.K.」指他。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什麼意思？」我問幾個同我接近的人，其中有謝雷布里亞科夫，他在監獄裡和流亡期間同史達林相交很熟。 「這是史達林對加里寧的最後警告。」他解釋。 「但是為什麼？」 「當然不是因為他關心加里寧的道德問題。」謝雷布里亞科夫笑道。 「顯然，加里寧在什麼事情上頑固不化。」 加里寧對不久以前的情況知道得太清楚了，他起初不肯承認史達林是領袖。長期以來，他害怕把自己的命運同史達林的命運連在一起。「這匹馬，」他常常對他的親密朋友說，「有朝一日會把我們的車子拉到溝里去。」但是逐漸地，他儘管心裡不願意和抗拒，先轉而反對我，然後反對季諾維也夫，最後，在更加不願意的心情下，反對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由於他的溫和的見解，他同這三人有更加密切的關係。葉努基澤隨著加里寧的足跡，通過了同樣的演變過程，只是比較隱蔽，而且無疑，內心要更加痛苦得多。由於這個人的性格（他的主要特點是善於適應），葉努基澤不能不參加到熱月派的陣營中。但是，他不是一個野心家，當然也不是一個無賴。對他來說，很難同老的傳統決裂，更難轉過來反對他一向尊敬的那些人。在決定性的時刻，葉努基澤不但沒有顯出咄咄逼人的勁頭，相反地，總是發牢騷，鳴不平和抗拒。史達林對這一點知道得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地向葉努基澤提出過警告。我是差不多直接了解這種情況的。雖然在那個時候，揭發的制度已經不但毒化了政治生活，甚至毒化了私人關係。但是，在有些人中間，還存在著相互信任。葉努基澤同謝雷布里亞科夫非常友好（雖然後者作為左翼反對派的一個領袖，是非常傑出的），而且常常向他傾吐自己的心裡話。「他（史達林）還要什麼？」葉努基澤發牢騷說，「他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但是他還覺得不夠，他要我承認，他是一個天才。」 史達林是在我1917年批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為時，把他們置於自己的庇護下的。他寫道：「有些布爾什維克確實由於七月的失敗而發抖，這是十分可能的。例如，我知道，當時被捕的有些布爾什維克甚至準備從我們的隊伍中開小差。但是根據這一點對中央委員會的某些……委員作出這個結論，那是在無情地歪曲歷史。」 這段引語中令人感興趣的部分與其說是堅決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辯護，還不如說是牽強地提到「當時被捕的某些同志」。這是針對盧那察爾斯基而言的。在革命後搜獲的文件中，發現了盧那察爾斯基在警察偵訊下所作的口供。這對於他的政治勇氣確實不是一種光榮。這件事本身對史達林算不了什麼，更不勇敢的布爾什維克都做了他的親密部下。真正使他在意的是，在1923年，盧那察爾斯基出版了他的著作《革命領袖剪影》，在這本書里，他沒有把史達林的剪影包括進去。這一省略並不是故意的。盧那察爾斯基並不反對史達林，他只是同當時任何別的人一樣，都沒有想到要把史達林置於革命領袖之列。但是，到1925年，形勢變了。這是史達林暗示盧那察爾斯基相應地改變其政策否則就要遭到揭露的方法。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沒有提盧那察爾斯基的名字。盧那察爾斯基得到一定時間來調整他的「陣線」。盧那察爾斯基一定懂得指的是誰，因此從根本上轉變了他的態度。他在〔1917年〕7月犯的罪過立即不予追究了。 沙皇時代的年輕革命者並不都〔是小說書中的英雄〕。在他們中間，也有一些人在〔秘密警察進行的〕偵訊中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勇氣。如果他們以後的行為彌補了這種弱點，黨並不會決絕地開除他們，而讓他們回到自己的隊伍中來。1923年，史達林作為總書記，開始把一切這種證據集中到自己手中，並且來訛詐已經遠遠彌補了這種早期的缺點的數以百計的老革命家。他威脅他們要揭露他們過去的歷史，使這些人嚇得像奴隸般地順從，並使他們逐步淪入萎靡不振的狀態。〔他強迫他們去做他針對反對派的陰謀中的最卑鄙的工作，從而使他們永遠同他自己共命運。那些不願對訛詐屈服的人，不是被黨機器在政治上打得粉碎，就是用自殺來了結自己的生命。〕我的最親密的同事之一，我的私人秘書格拉茲曼〔就是這樣死的〕。他是一個異常謙遜的人，對黨〔非常〕忠誠，〔非常興奮和敏感〕，是一個有著毫無瑕疵的榮譽的革命者。他〔是〕早在1924年自殺的。他這種走絕路的行動造成了一種非常不好的印象，因此中央監察委員會不得不在他死後為他雪冤，並對它自己的執行機關提出〔非常謹慎和溫和的〕譴責。 〔兩年後，史達林採取了企圖造成流血事件的直接行動。 [1] 雖然托洛茨基和穆拉洛夫已經受到屈辱，但是他們的情況還沒有明確化。事情發生在1926年。7月里，已同史達林決裂，並同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組成一個反對派集團的季諾維也夫被開除出政治局。反對派的其他兩個領袖是於3個月後，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下一次全體會議上被開除出同一個機構的。同時，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夫人〕在穆拉洛夫和內戰時期對他忠心耿耿的其他同志的陪同下，前往高加索休假。葉努基澤把他們以前在基斯洛沃茨克住過的那所別墅〔交給他們使用〕。托洛茨基像過去一樣地受到敬重，地方當局表現了真誠的尊敬，有時甚至是他們不能隱藏的熱情。在偶然的以及非偶然的會晤時，他們真誠熱烈地向列夫·達威多維奇·〔托洛茨基〕問候。基斯洛沃茨克所有的休養所，接二連三地邀請列夫·達威多維奇去講話，每一個休養所都熱情洋溢地歡迎他和歡送他。但是，中央的壓力已經可以感受到。各省還沒有正式接到關於改變「陣線」的命令。史達林還不敢公然發出這種命令，但是他暗中向他的撫督們表明了他的願望。因此，我們不時遇到最近從莫斯科來的這批或那批人的明顯冷淡的表示。我們聽說，某些休養所辯論過是否邀請列夫·達威多維奇的問題。但是，那些反對邀請的人，人數和影響在那時都微不足道，所以在熱情的多數的堅持下，還是一致決定邀請他。這樣坦率地表示贊成列夫·達威多維奇，在莫斯科已經是不再可能的了。 穆拉洛夫對發生的一切事情消息很靈通。他對於這些事情很敏感，而且懂得它的意義。我們感到不安，因此經常保持警惕。像通常一樣，打獵是由當地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的，因為它最了解當地的情況。我們像過去一樣，繼續由他們警衛和保護。但是情況既然有了改變，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這種警衛就有了雙重意義，而這並不是沒有危險的。我們對於國家政治保衛局，不如對列夫·達威多維奇私人警衛員那麼信任，他們是同我們一起從莫斯科來的，內戰前線上的緊密牢固的聯繫使他們同列夫·達威多維奇聯結在一起。 有一次，我們打完獵，回來得比平常晚一些。回來得晚，並不是我們的過失；的確，我們懷疑，這是預謀的。半夜，正當我們駛近基斯洛沃茨克的時候，我們所乘的那輛電車突然出軌了，轉了一個圈子傾倒了，震了一下。我們都跌下來，起初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試圖向我們解釋造成這一事故的原因的官員極其狼狽。他們的解釋是沒有意義的。這件事看來很像一件沒有得逞的預謀「事件」——無疑是對列夫·達威多維奇在基斯洛沃茨克獲得的成功的報復。對於「落後的」高加索和同它站在一起的所有省份，必須用致人死命的一擊來使它們得到一個教訓。 [2] 在這件事發生之後沒有多久，黨機器對左翼反對派的成員和同情者施加的壓力逐漸加強。對於在1927年5月26日83人宣言上簽名的幾百個人的處理是殘暴無恥的，但是對幾千個口頭上支持他們的人的處理更甚。他們被拖到黨的法庭上去，只是因為他們在黨的會議上發表的意見不符合史達林派中央委員會的意見，從而使中央委員會粗暴地剝奪了他們作為黨員的最基本的黨員權利。當時黨內正在準備輿論，以便乾脆開除反對派。此外，還對反對派的成員和同情者採取某些不相干的措施。烏克蘭共產黨一個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委員會委員在哈爾科夫舉行的一次黨的會議上威脅反對派說：「你們到工人職業介紹所會被人嘲笑。」莫斯科黨委書記在莫斯科威脅說：「我們要使你們失業。」〔這些不是無聊的吹牛。當〕飢餓的威脅不能使反對派靜默時，中央委員會就公開動用國家政治保衛局。如果有人看不到，用這種方法同反對派鬥爭是一種反對黨的鬥爭，那麼他一定是瞎了眼。在使用這種武器的時候談團結，那有什麼意思？史達林分子所謂的團結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狼同它正在吞掉的綿羊的團結？…… 〔繼捷爾任斯基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的明仁斯基，在列寧生前，一直參與各種反對派運動。他同抵制派在一起，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之類的東西使他著迷。這是他年輕時候的事；但是，到他的晚年，警察鎮壓機器又使他著了迷。除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外，他對任何東西都不感興趣。他以自己全部腦筋使他的機器毫不間斷地開動，為此，首先必須堅決支持政府。在內戰時期有一次，明仁斯基突然警告我提防史達林對我的陰謀。這件事我在我的自傳內敘述過。三巨頭上台後，他對三巨頭效忠。三巨頭分裂後，他轉而效忠史達林。1927年秋，當國家政治保衛局開始干預黨的內部分歧時，我們一大批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加和我，我想，還有別的人——去看明仁斯基。我們要求他把他在中央委員會上次會議上公布的，使我們〔受到極大損害的〕那些證詞拿給我們看。他並不否認，這些文件基本上是偽造的，但是他直截了當地不肯讓我們看這些文件。 「你還記得嗎，明仁斯基，」我問他，「有一次在南方前線，你怎樣在我的列車上對我說，史達林在對我搞陰謀？」明仁斯基狼狽起來了。 這時候，雅戈達——他當時是監視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的史達林的視察員——插嘴了。「但是，明仁斯基同志，」他說，把他狐狸似的腦袋伸到前面來，「甚至從來沒有去過南方前線。」 雅戈達年輕時是一個藥劑師。在平時，他到老死也可能只是一個小城市藥房的老闆。 我打斷了雅戈達的話。我對他說，我不是在對他說話，而是在對明仁斯基講話，並且再次提出我的問題。於是，明仁斯基回答說： 「是的，我在南方前線到過你的列車，並且警告過你什麼事情，但是，我並不認為，我提到過任何人的名字。」一種像夢遊者那樣的困惑的微笑在他的臉上露出來。 沒有效果。在我們空手離開後，史達林走進去同他說話。後來，加米涅夫單獨去看他；那時離他受敵對反對派的三巨頭的支配，到底還不是很久。 「你是否真的認為，」加米涅夫最後問他，「史達林一人能擔當起〔十月革命〕的任務？」 明仁斯基避開了這個問題。「那麼你們為什麼讓他發展成為這樣巨大的力量？」他用問題來回答問題，「現在已經太晚了。」 1924年春天，中央委員會一次舉行全體會議之後（我因病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我對〔伊凡·尼·〕斯米爾諾夫說：「史達林將成為蘇聯的獨裁者。」斯米爾諾夫同史達林很熟，他們多年一起做革命工作，一起過流放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彼此最了解。 「史達林嗎？」他驚異地問我，「但是他是一個庸人，一個無聲無臭的小人物。」 「庸人，是的；小人物，可不是。」我回答他說，「歷史的辯證法已經勾住了他，會把他提起來。厭倦的激進派、官僚、耐普曼、富農、暴發戶、卑鄙的人，從施了肥的革命的翻過來的土壤中爬出來的一切蟲豸——他們全都需要他。他知道如何迎合他們的立場，他說的是他們的話，他知道怎樣領導他們。他有一個老革命者的應得的名譽，這使他對他們是十分寶貴的，因為他可以做一個遮住全國眼睛的眼罩。他有意志，有膽量，他會毫不猶疑地利用他們，並使他們反對黨。他已經開始這樣做，他現在就在把黨內卑鄙的人，狡猾的矇混者組織到自己的周圍來。當然，歐洲、亞洲和我國的巨大的事態發展可能會起干擾作用，推翻一切這種猜測。但是如果一切像目前這樣繼續自動發展下去，那麼，史達林將同樣的自動地成為獨裁者。」 1926年，我同加米涅夫有過一次爭論，他堅持說，史達林不過是「一個小城市政客」。當然，這種譏刺的提法有一點道理，但是只是一點。奸猾、無信，利用人性的最低等的本能的能力這些特性，在史達林的身上發展到了不同尋常的程度，而且，考慮到他的頑強的性格，這些特性在鬥爭中是強大的武器。當然，並不是任何鬥爭。解放群眾的鬥爭需要其他的特性。但是，挑選人員給他們特權地位，用宗派精神使他們結合在一起，削弱和控制群眾，史達林的特性的確是有價值的，而且理所當然地使他成為官僚反動派的領袖。〔儘管如此，〕史達林還是一個庸人。他的思想不僅沒有系統，他甚至不能作邏輯的思考。他講話中每一句話有某種當前的實際目的。但是，總的來說，他的講話從來沒有上升到邏輯的結構。 如果史達林能夠在起初預料到他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將會導致什麼結果，那麼儘管有希望戰勝他的對手，他無疑也不會進行這個鬥爭的。但是他沒有預見到任何東西。他的對手預言，他將成為熱月派的領袖，革命的黨的掘墓人，這在他看來只不過是空洞的臆測〔和玩弄辭藻〕。他相信黨機器是全能的，相信它能夠完成一切任務。他絲毫也不了解他正在起的歷史作用。由於沒有創造性的想像力，沒有概括和預見的能力，史達林在單獨掌舵的時候，已經不能稱其為一個革命者。但是，這些特性，加上他從前是一個革命者的權威，使他能夠掩蓋熱月式官僚主義的抬頭。 他的野心具有一種被歐洲技術所加深的粗野的亞洲的特色。他必須使報紙天天對他大事吹捧，登載他的照片，只要有一點藉口就提到他，用大號鉛字排印他的名字。今天，就連電報局職員也知道，如果打給史達林的電報，不稱他為人民的父親，或偉大的導師，或天才，他們就不能接發這個電報。小說、歌劇、電影、繪畫、雕塑，甚至農業展覽會等等，都必須繞著史達林旋轉，像繞著它的軸心旋轉。史達林時代的文學藝術將作為最荒唐的和卑鄙的拜占庭作風的實例載入史冊。〔1925年，史達林由於盧那察爾斯基沒有在一本著作中提到他為許多領袖人物之一，便對盧那察爾斯基懷恨在心。但是，十幾年後，俄國的〕大作家阿列克謝·托爾斯泰（他是俄國最有權威的、最獨立的作家之一）對於史達林這樣寫道： 您，各民族的燦爛的太陽， 我們時代的不落的太陽， 太陽也比不上您，因為太陽沒有智慧…… 〔史達林泰然領受了，他高興了。有一個較小的作家寫了一首接近於他文學水平的詩《回來了的太陽之歌》，毫無疑問，他是更加高興了。這首詩歌頌道：〕 我們的太陽來自史達林， 我們的興旺的生活來自史達林…… 我們同他， 同列寧的兒子， 同智者史達林， 甚至創造了風雪遍野的凍土地帶的好生活。 〔史達林不懂得，這種文學作品聽起來〕像豬叫〔而不像詩〕。有一個諂媚的朝臣為舊俄羅斯百科全書寫了一篇關於「當今聖主」沙皇亞歷山大第三的文章，它同最近的蘇維埃百科全書中一篇關於史達林的文章相比，是真實、適度和風雅的典範。 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成的集團限制了史達林。由於長期受到列寧的教導，他們知道思想和綱領的價值。雖然他們時常大大脫離布爾什維主義的綱領，而且破壞它的思想完整性（這一切都是在軍事藉口下干出來的），但他們從來沒有超越一定的限度。然而，三巨頭分裂後，史達林擺脫了一切思想上的限制。政治局委員不再由於自己缺乏學識或由於自己十足的無知而感到難堪。一切討論和論爭都失去了力量，特別是關於共產國際的問題。到那時，沒有一個政治局委員承認任何外國支部有任何獨立的意義。一切都歸結到它們是「贊成」還是「反對」反對派的問題。在先前幾年，我在共產國際中的一個任務是觀察法國的工人運動。在共產國際發生大變動（從1923年年底起繼續到1924年年底）後，各支部的新領導人有越來越脫離老原則的傾向。我記得，我有一次把最近一期的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帶到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並摘譯出一篇綱領性文章的幾個部分。這些摘錄充分顯示了他們〔作者〕的無知和機會主義，以至政治局一時陷於混亂。但是，他們當然不能背棄他們的「孩子」。史達林派了政治局中認為自己懂得一點法語——青年時代在學校里學到的一點法語——的僅有的一個政治局委員魯祖塔克。他向我要剪報，並且剛一看到就開始翻譯，略去不認識的字眼和成語，歪曲其他的字句，添上他自己的荒唐的述評。大家立刻都齊聲支持他。我很難表達那種痛苦、憤怒的感情…… 蘇聯雖然紙張缺乏，但是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著作真正地到處泛濫。今天，對這些著作進行理論上的評價似乎是不值得的。史達林自己不可能再讀他個人大約從1923年到1929年間所寫的或所說的東西，因為它們同之後10年中他所寫、所說和所做的一切是顯然牴觸的。他後來所說的話，完全否定了以前的話，以至要轉述這些政治廢話，哪怕只是最簡短的摘錄，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十足的苦差事，而對耐心的讀者，則像洗碗水一樣的乏味。在史達林派機器和反對派進行論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這些概念給發動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工具，從而獲得了決定性的意義。只要指出其中一些突出的概念，反對我們的目的就足夠了。各種政治力量集結在這些概念的周圍。這些概念有三個，它們有時互相部分地補充，部分地互相替代。 第一個概念同工業化有關。三巨頭起初反對我提出的工業化計劃，為了進行論戰，他們把它叫做超工業化計劃。在三巨頭分裂，史達林同布哈林和右翼組成集團後，這種態度更加強了。反對所謂的超工業化的官方論點的總的傾向是：迅速工業化只有犧牲農民才能辦得到；因此我們必須以蝸牛的速度前進；工業化速度的問題實際上是沒有意義的，等等。事實上，官僚主義不想干擾居民中開始致富的階層，那就是實行新經濟政策後形成的小資產階級的上層。這是它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所犯的第一個嚴重錯誤。但是，它從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它僅僅在這個問題上整整翻了一個筋斗，然後輕鬆愉快地著手打破以前一切超工業化的紀錄——大部分是在紙面上和演說中，嗚呼！ 在第二個階段，在1924年，發動了反對不斷革命論的鬥爭。這個鬥爭的政治內容縮小到這一主題，即我們對國際革命不感興趣，為了發展我們的經濟，我們只關心自己的安全。官僚主義越來越擔心，如果同國際革命政策發生聯繫，就會危害它的地位。反對不斷革命論的運動，其本身沒有任何理論價值，但是表現了脫離布爾什維主義的保守的民族主義傾向。在這個鬥爭中出現了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只有到那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才了解他們自己發動的鬥爭的含意。 官僚主義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中的第三個概念，同反對平均、反對平等的運動有關。這一鬥爭的理論方面具有離奇的性質。在馬克思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達綱領的信中，史達林找到了一句話，大意是說，在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不平等，或者，像他所說的，在分配方面的資產階級特權仍將保持著。馬克思這句話並不是說要建立新的不平等，而只是說要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消滅工資方面的舊有的不平等。這句話被錯誤地解釋成為宣布官僚及其附庸理所應當擁有權利和特權。這樣，蘇聯的前途就同國際無產階級的前途脫離了關係，同時官僚主義得到了他們在蘇聯內部取得特權和統治勞動人民的權力的理論根據。 因此，進行革命和取得革命勝利，仿佛是為了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猛烈而瘋狂地為反對平均而鬥爭，因為平等危害它的特權；反對不斷革命，因為這危害到它的存在。史達林在這個鬥爭中找到成群的支持者，這是不足奇的。他們之中，有以前的自由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和孟什維克。他們成群地參加國家機關甚至黨機關，為史達林的實用常識唱著讚美歌。 反對超工業化的鬥爭，在1922年進行得非常謹慎，在1923年則公開而激烈。反對不斷革命的鬥爭，在1924年公開開始，在這之後的幾年裡，以各種形式和各種方式繼續進行。反對托洛茨基對不平等的指責的鬥爭在1925年年底前開始，而且在實質上成為官僚主義社會綱領的軸心。反對超工業化的鬥爭是公然直接地為富農的利益進行的，所以需要以蝸牛速度來發展工業，是為了讓富農得到對抗社會主義的沒有痛苦的解藥。這種哲學在當時是右翼的哲學，也是史達林派中央的哲學。官僚主義和農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組成的集團在這個時期鼓吹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反對平等的鬥爭把官僚主義不但同農村和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而且同工人貴族空前牢固地結合在一起。不平等成為這些同盟者的共同的社會基礎、根源和存在的原因。因此，從1923年到1928年，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紐帶把官僚主義和小資產階級聯結在一起了。 就在那個時候，俄國的熱月派顯示了它同法國原來的熱月派最明顯的相似之處。在這個時期，准許富農向貧農租借土地，並雇用貧農替他做工。史達林準備把土地租給私人40年。在列寧死後不久，他秘密地企圖把收歸國有的土地，在歸「私人持有」「許多年」的幌子下，轉移給他故鄉喬治亞的農民作為私人財產。在這個問題上，他再次顯示了他的農民劣根性，在他身上的占統治地位的、根深蒂固的喬治亞民族主義是多麼頑強。根據史達林的秘密指示，喬治亞的一個農業人民委員擬訂了一個關於把土地轉移給農民所有的計劃。只是由於季諾維也夫的抗議（他聽到了這個陰謀的風聲）和這個計劃在黨員中引起的震驚，感到自己還沒有充分把握的史達林才放棄了自己的計劃。自然，在這件事上的替罪羊是那個不幸的喬治亞人民委員。 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史達林和他的機器越來越大膽。特別是他們擺脫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限制性影響後。的確，官僚主義為了迎合它的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已經大膽地走得這麼遠，以致到1927年，就像一切有見識的經濟學家一直看到的那樣，大家清楚地看出他們的資產階級同盟者的貪婪要求，由於他們的本性，是漫無止境的。富農要土地，要土地十足的所有權；富農要取得自由處理其全部收成的權利；富農竭力製造以自由商人和自由工業家為形式的他自己在城市中的相應代理人；富農不想忍受以固定價格繳售其收成的強制辦法；富農同小工業家一起，力圖完全恢復資本主義。因此，在對國家勞動的剩餘產品的問題上展開了不可調和的鬥爭。在最近的將來，由誰來分配剩餘產品——由新資產階級呢還是由蘇維埃官僚主義？——這成了下一個問題。誰分配剩餘產品，誰就取得了國家權力。正是這一點造成了小資產階級（它幫助官僚主義打垮了勞動群眾及其發言人左翼反對派的抵抗）和熱月式官僚主義本身（它幫助小資產階級騎在農民群眾的頭上）之間的鬥爭。這是爭奪權力和爭奪收入的直接的鬥爭。 顯然，官僚主義擊敗無產階級的先鋒，擺脫國際革命的影響，和使不平等的哲學合法化，並不是為了向資產階級投降，變成後者的僕從，而最後被拖離國家錢袋。官僚主義被自己的六年政策的後果嚇得要死，因此它轉而劇烈反對富農和耐普曼，同時它發動了所謂的第三時期 [3] 和反對右派的鬥爭。在傻子看來，第三時期的理論和政策似乎恢復了布爾什維主義的教義，但是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只不過是達到一個目的的手段，這個目的是消滅右翼反對派及其僕從。臭名昭彰的第三時期在國內外演出的那些愚蠢的滑稽劇為時不久，現在無須加以敘述。如果它們對群眾的影響不是那麼悲慘，那原是可發一笑的。在反對右翼分子的鬥爭中，史達林接受了左翼反對派的施捨，這對任何人都不是一個秘密。他沒有提出任何一個新的概念。他的思想工作只不過是進行威脅和重複反對派的口號和論點，自然加以教條主義的歪曲。他不但撿起反對派的破衣服，而且為了不讓人們認出來，他把破衣服撕成碎片，然後不必費力氣去把它們縫成新衣服（這種細枝末節從來沒有使他煩惱過），只要有需要就用它們來遮蓋自己的裸體。但是，不能說，這堆由一隻左邊的袖子，一隻右邊的口袋，一條褲腿——這些都是按照別人的身體剪裁的——組成的破布，能夠被認為是十分令人滿意地遮住了領袖的裸體。他的黨羽也不能幫助他，因為他們必須同各民族之父的一切行動完全合拍。 另一方面，1926—1927年的左翼反對派的著作是異常豐富的。反對派對國內外生活的每一個事實，政府的每一個行動，政治局的每一個決定都有反應，然後向黨的各個機構，主要是政治局，遞交個人的或集體的文件。這些是中國革命的年代，英俄委員會的年代，內部問題大混亂的年代。官僚主義還只不過在摸索它的道路，從右翼摸索到左翼，然後又從左翼摸索到右翼。反對派所寫的大部分東西，並不是打算供一般報紙發表的，只是供黨的一些領導機關了解情況之用。但是即使專門給《真理報》或理論月刊《布爾什維克》寫的東西，也從來沒有在蘇聯報紙上發表過。 政治局中的多數堅決要扼殺反對派——至少，要悶死它，排擠它，開除它，逮捕它，這就是史達林反駁論點的方法。並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同意這種方針，但是逐漸地，史達林把他們拖入了鬥爭。他削弱了他們精神上的保留，消磨他們的成見，使後一步成為前一步的不可避免的後果。這是他的擅長，在這方面，他手段之巧妙是無可爭辯的。持有不同意見的政治局委員終於甚至不再溫和地抗議史達林的更粗魯的「活動家」的暴行。逐漸，他們被迫放棄不表示態度的沉默，而採取贊同一個又一個的暴行。 我被驅逐到土耳其時設法隨身攜帶的那部分反對派著作現在存於哈佛圖書館。誰有興趣通過原始材料來研究那個驚人鬥爭的記錄，誰就可以閱讀這些文件。我為了寫這本書而閱讀這些文件的時候——那就是，在這些文件寫了幾乎15年之後——我不得不承認，反對派在兩個方面是正確的：它在當時作了正確的預言和大膽地說了出來，它表現了在執行其政治路線方面的堅韌性。反對派的論點從來沒有給駁倒過，不難設想史達林和他最親密的合作者被他們所引起的憤怒。在反對派文件的每一行字句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反對派代表們在智力和政治上勝過政治局的多數人。史達林無話可答，他甚至不想這樣做。他採用了自從他青年時期起就成為他一部分的那種做法，那就是：在進行反駁時不是提出自己的觀點來同對手辯論，而是對他的對手進行人身攻擊，如果可能的話，在肉體上消滅他。在論點和批評面前，智力上的無能引起了憤怒，而憤怒又驅使他匆忙採取措施來消滅反對派。1926—1927年，就是這樣過去的。這證明只不過是十年後使全世界震驚的背信和墮落行為的一個預演。 這個大論戰的一方是左翼反對派，它求知慾旺盛，不倦地進行探索和研究，認真地尋找正確解決正在改變中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問題的辦法，但是不違反黨的傳統。在另一方面，官僚集團冷酷地設法迅速消滅批評它的人，一切對手，使他們不得安寧的，不讓他們有機會享受他們贏得的勝利的擾亂者。在反對派的成員正忙於分析對中國的官方政策的基本錯誤或批評同英國職工大會組成的集團時，史達林散布謠言說，反對派正在支持奧斯廷·張伯倫反對蘇聯，說反對派不想保衛蘇聯，說某某一個反對派不正當地使用國家的汽車，說加米涅夫打了一個電報給米哈伊爾·羅曼諾夫，說托洛茨基寫了一封反對列寧的瘋狂的信。而日期，當時情況，諸如此類的一切細節，總是模糊不清的。 史達林進行反駁，也不只是採用這幾種辦法。他和他的僕從甚至不惜在反猶主義的渾水中摸魚。我特別記得《工人報》刊登的一張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為題的諷刺畫。在黨報中有許多這種具有反猶性質的諷刺畫和打油詩，這些詩畫博得了奸險的竊笑。史達林對這種越來越猖狂的反猶主義的態度是友好的中立，但是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他不得不發表一個聲明說：「我們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鬥爭，並不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而因為他們是反對派。」等等。對於任何從政治上考慮問題的人來說，事情十分清楚，他的故意含混的聲明只是針對反猶主義的「過火行為」而發的，同時在所有的蘇聯報紙上傳播這個含蓄的提示：「不要忘記，反對派的領袖是猶太人。」這種說法使反猶分子可以為所欲為。 絕大多數黨員是違背自己的意願、違背自己的記憶，投票擊敗反對派的。在黨機器的壓力下，他們逐漸被迫像他們〔的領導者〕所做的那樣投票，正如機器本身自上至下地被拖入對反對派的鬥爭一樣。史達林讓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擔任主角，因為他們同反對派論戰的能力比他強得多，但是也是因為他不想把自己的後路都拆掉。給予反對派的沉重打擊，在當時看來是決定性的打擊，引起了對被征服者的秘密的然而是深切的同情，同時引起了對勝利者的公然的敵意，特別是對兩個主要人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公然的敵意。史達林也利用了這一點，他公開同作為這個不得人心的反托洛茨基運動中的主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脫離關係，他扮演調解人的角色，在一個派系鬥爭中的公正而溫和的調停者。 1925年，季諾維也夫為了使拉柯夫斯基對他的派系勝利得到個深刻印象，議論我說：「一個可憐的政客。他不能找到正確的策略，這是他被打敗的原因。」一年以後，這個批評我的策略的不幸的人對左翼反對派敲門求納。無論是他，或是加米涅夫，遲至1925年，都還沒有想到，他們已經成為官僚反動派的工具，正如他們在1917年想錯的一樣。到1926年，他們認識到，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不可能有其他的策略，因為他們畢竟是老近衛軍，而老近衛軍對於布爾什維主義的概念是不可能沒有它的國際主義觀點和革命幹勁的。這是老布爾什維克承擔的傳統，這是列寧時期全黨把它們看做不可替代的資產的原因。列寧對於老一代革命者的特殊的關心是由同志團結以及在同樣程度上由這種政治考慮所決定的。季諾維也夫向拉柯夫斯基吹噓他用來對付我的成功的「策略」時，他是在吹噓他如何濫用和浪費這筆資產。從1923年到1926年，在季諾維也夫的倡議下，而且起初在他領導下以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為名反對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的鬥爭，是在挽救老近衛軍的口號下進行的。反對派被指責破壞布爾什維主義老近衛軍，為此，他們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照顧老布爾什維戰士的健康。他們朝著公開的熱月方向的轉變，再沒有比在政治上損害這個老近衛軍方面更嚴重的了。〔在這〕以後，繼之以對它的肉體進行消滅。保障老布爾什維克健康的委員會最後由一小批〔國家政治保衛局〕執刑吏所替代，史達林獎給了他們紅旗勳章。 勒菲弗爾在〔他的〕《熱月派》〔一書中論述〕說，熱月派的任務是將熱月9日演成一個小小的插曲——僅僅是為了保持雅各賓黨人的基本核心和繼續執行他們的傳統政策而對敵對分子的一次清洗。在熱月政變的第一階段，並沒有對全體雅各賓黨人進行進攻，僅僅打擊了恐怖分子。〔蘇維埃熱月派重演了這一幕。〕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是從捍衛老近衛軍和布爾什維克的政策路線開始的，繼而是在保衛黨的團結的名義下進行的，最後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將全體布爾什維克從肉體上消滅。在這兩次熱月政變中，對革命者進行消滅都是以革命和所謂革命的最高利益的名義進行的。雅各賓黨人不是作為雅各賓黨人而被消滅的，而是被當做恐怖分子、羅伯斯庇爾分子等等而被消滅的。同樣，布爾什維克是作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而被消滅的。在蘇聯出版物中可以被公開合法使用的俄文名詞「托洛茨基的走狗」，同熱月9日出版的《MБhБedela Touche 》這本小冊子的名稱「羅伯斯庇爾的尾巴」（Laqueuede Robespierre）有顯著相似之處。而且，和熱月派的基本方法的相似之處是更為明顯的。勒菲弗爾寫道，就在熱月9日的次日，巴萊爾以公安委員會委員的名義，再次向議會保證說，並沒有發生什麼緊要的事。 巴萊爾在熱月10日以他們的名義宣布，先一天發生的事情，只不過是一次「小騷亂，它沒有使政府發生變動……」 〔3個星期後：〕 熱月2日（8月19日）……就是那個對羅伯斯庇爾提起訴訟的同一個盧歇，敘述了反動措施推行的情況，再次主張逮捕所有有嫌疑的人，並宣稱有必要「繼續施行恐怖統治」。 〔對左派的這一打擊自然使右派肆無忌憚起來，他們的頭腦發熱了：〕 實行新措施的熱月派最害怕的是……一次起義。右派分子利用了熱月派的這種恐懼心理，開始清洗俱樂部，逮捕和殺害雅各賓黨人。從那時起，右派在熱月派的支持下，不遺餘力地將巴黎或各省的一切不滿的表現、批評或憤怒，說成是恐怖分子的陰謀的證據。 全體領袖們的威信——不單是列寧個人的威信——總起來構成了中央委員會的權威，個人領導的原則是完全不能見容於黨的。黨挑選深孚眾望的人充當領導，信任他們，敬愛他們，而且總是認為實際的領導權來自中央委員會全體。三人領導很成功地運用了這個傳統，堅持中央委員會有駕乎任何個人權威之上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史達林，這個出色的陰謀家、中派分子和折中主義者，這個零打碎敲的能手，為了他自己的利益逐步地利用了和無恥地濫用了人民〔對中央委員會〕的信任。 1925年底，史達林尚且以第三人稱談論領袖們，並且唆使黨來反對他們。他得到拒絕對任何領導人俯首帖耳的、官僚機構中的中間階層的喝彩。然而事實上，史達林自己已經是個獨裁者了。他是個獨裁者，但他還不覺得他是領袖，而且也沒有人承認他是領袖。他不是一個靠他的人格的力量，而是通過同老領導人們決裂了的政治機器的力量而成為獨裁者的。遲至1930年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時，史達林說：「你們問，我們為什麼開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因為我們不願意黨內有貴族，因為我們黨內只有一種法律，一切黨員有平等的權利。」他在1934年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這一說法。 他把右翼用為反對左翼反對派的武器。因為只有右翼有明確的綱領、利益和原則，而左翼政策的勝利使這些東西受到了危害。但是，當他看到，左翼反對派的被驅逐，在黨內引起嚴重的疑懼和不滿，並引起了對勝利的右翼的憤怒時，史達林知道怎樣利用這種不滿來打擊右翼。他不大關心右派和左派之間的這場鬥爭中階級力量的衝突，而更為關心扮演一個號稱可以使不可避免的犧牲者人數減少到最低限度並使黨免於分裂的和事佬或息事寧人者的虛偽角色。作為一個超然的仲裁者，他可以將對某些孚眾望的黨員採取嚴酷手段的責任，時而加之於黨的這一翼，時而又加之於黨的另一翼。但階級是不會受欺騙的。作為一個計謀，1924年至1928年有利富農的政策比犯罪更壞；這個政策是荒謬的。富農不是傻瓜，他們從稅收、物價和利潤來判斷，而不聽信高調和雄辯：他們根據事實而不是根據言詞來判斷。施弄計謀決不能取代階級力量的行動和反對的行動，它的用處充其量也是有限的。沒有別的東西比不正當的無原則耍弄計謀更能瓦解一個群眾政黨的革命意志，也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對個別革命者的意志和品德更有害。軍事上的詭詐手段決不能取代主要戰略。 大約在十月革命10年後，斯米爾加同我談話時指出，在最初5年間，基本的傾向是彌合分歧——舊的裂縫修補了，老的創傷平復了，反對者和好了，等等。而在後來的5年內，自1923年起，情況倒了過來；一切裂縫擴大了，一切分歧擴大並尖銳化了，所有的創傷化膿了。以固有的形式和傳統及老黨員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黨，對新的統治階層採取越來越反對的立場。 在這一矛盾中存在著熱月政變的實質。有些人把後來一切的發展歸於一些據說是布爾什維克黨固有的基本特性，這些人的用心是徒勞的和荒謬的。按照這些人的看法，仿佛一個政黨是一個清一色的東西和一個無所不能的歷史因素。其實，一個政黨僅僅是一個暫時的歷史工具，是許多歷史工具和學校中的一種。布爾什維克把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規定為自己的目標。這一政黨在歷史上第一次完成了這一任務，並且通過奪取政權豐富了人類的經驗，就這一點來說，它已完成了一項巨大的歷史任務。唯有因喜歡進行玄妙討論而迷惑不解的人，才要求一個政黨制服和消滅同它敵對的遠較有力的群眾和階級的因素。一個政黨到了一定階段，在某一時刻就開始解體，這一事實表明了政黨作為歷史工具的局限性。在內外壓力的緊張情勢下，裂縫出現了，罅隙擴大了，器官開始萎縮。這一分解的過程在1923年開始來臨，起初是緩慢的，但不久就加快了速度。老布爾什維克黨和它的英勇的老幹部逐漸走上了老死的道路；它被高燒、痙攣和極其痛苦的疾病發作弄得搖搖欲墜而終於死亡。為了建立一個政權（應恰當地叫做史達林主義的政權），所需要的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黨而是這個黨的消滅。 許多批評家、宣傳家、記者、歷史學家、傳記作家和形形色色的業餘社會學家，時時就方法上的錯誤訓誡左派反對派。他們說，從爭奪權力的觀點來講，左派反對派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但是，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提法本身就是不正確的。左派反對派不可能奪取權力，甚至也不希望這樣做——它的最有思想的領袖們的確沒有希望這樣做過。只有在革命高潮的情況下，才可以設想左派反對派這樣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去爭奪政權。在這些情況下，策略是建立在出擊、向群眾發出直接號召和對政府發動正面進攻之上的。左派反對派的不少成員在這種鬥爭中曾經起過不小的作用，並對怎樣進行這一鬥爭有第一手的知識。但在20年代的初期和其後，俄國不存在革命的高潮，情況恰恰是相反的。在這種情況下，談不上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 請記住，在1908年到1911年及其後的反動年月里，布爾什維克黨拒絕對君主制發動直接的進攻。它將自己的工作限制在為恢復革命傳統和保護某些幹部而鬥爭，以便為最後的進攻作準備；對發展中的事變進行不倦的分析，以及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可能性來鍛煉先進的工人階層。左派反對派在那樣的情況下，不能採取別的做法。的確，蘇維埃反動政權給反對派造成的處境要比沙皇反動政權給布爾什維克造成的處境困難得多。但基本上，任務是相同的——保持革命的傳統，黨內的先進分子保持接觸，分析發展著的「熱月政變」的局勢，為世界範圍內和蘇聯的將來的革命高潮作準備。一個危險是：反對派可能低估它的力量，在若干過早的試探性出擊之後放棄執行這一任務。在這些試探性的出擊中，先頭部隊不但要同官僚機構的抵抗發生衝突，而且還要同群眾的冷漠發生衝突。另一危險是：在確信沒有可能同群眾、甚至同群眾中的先進部分保持公開聯繫後，反對派會放棄鬥爭而潛伏起來以待較好時期。這就有完全遭到失敗的危險…… 革命粉碎並摧毀了舊的國家機器，這就是它的實質所在。群眾登上舞台，他們決策，他們行動，他們用自己的史無前例的辦法制定法律；他們審判，他們發布命令。革命的實質在於，群眾本身成為它自己的執行機關。但當群眾離開了社會舞台，退居於他們各自的市邑，撤退到他們的各式各樣的住宅，變得困惑、幻滅，疲憊的時候，這一場所就變得荒漠冷落了。而當一個新的官僚機器占據這個舞台時，它的荒涼只是更甚了。自然，對自己和群眾缺乏信心的領導人總是憂心忡忡的，這就說明，為什麼在反動取得了勝利的時期，軍事警察機器比在舊政權下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在由革命到「熱月政變」的這個轉變中，俄國「熱月政變」的具體性質是由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決定的。法國革命沒有這種東西供其使用，體現於「公安委員會」的雅各賓黨人的專政僅僅維持了1年，「國民公會」真正支持這一專政。「國民公會」比俄國的革命俱樂部和小組要強大得多，這裡存在著革命動力同革命動力在議會中的反應之間的傳統的矛盾。各階級的最活躍的人們參加了革命力量的鬥爭，其餘的人——中間人士、隱而不現的人、落後分子——似乎是自己選擇了被擯棄的道路。在選舉時期，參加者的範圍擴大了，擴大到也包括相當大部分的半消極的和半冷漠的人們。在革命時期，議會的代表們比起他們所代表的革命派別來，要溫和和有節製得多。為了支配「國民公會」，山嶽派讓「國民公會」統治人民，而沒有讓「國民公會」以外的人民中的革命分子去統治。 雖然十月革命的深刻性是無可比擬的，但「蘇維埃熱月政變」的隊伍，主要是從舊執政黨的殘餘和它們的思想意識代表們中間集結來的。那些沒有逃到國外去的地主、資本家、律師和他們的兒子被吸收到國家機器內，不少人甚至被吸收入了黨。更多的進入國家和黨機器里的人是小資產階級政黨的舊黨員——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徹頭徹尾的市儈們，這些人在暴雨狂風的革命和內戰的年月里，畏首畏尾躲在一旁，而最後相信蘇維埃政府穩定了，就以異乎尋常的熱情致力於爭取安適的永久地位（如果不是在中央，起碼是在各省）的崇高工作。這一人數眾多、形形色色的烏合之眾是「熱月政變」的當然支持者。 這一烏合之眾的政治思想從淡淡的粉紅色直到雪白。當然，社會革命黨人總在準備用一切方法維護農民的利益，反對卑劣的工業家的威脅。總的說來，孟什維克認為應該給農民資產階級更多的自由和土地，他們也成了農民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言人。混在政府里工作的、上層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殘存的代表們，自然抓住農民作為他們的救生帶。當時，他們在維護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方面，不可能希望獲得任何成功——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必須經過一個保衛農民階級的階段。這些集團沒有一個能公開出頭露面，他們都需要執政黨和傳統布爾什維主義作他們的保護色。對他們來說，反對不斷革命的鬥爭就意味著反對永遠確立他們所曾遭受的剝奪的制度的鬥爭。他們自然而然樂於接受布爾什維克中那些反對不斷革命的人作為他們的領袖。 經濟復甦了，出現了少量的剩餘。自然，剩餘集中在城市裡，任憑統治階層支配。隨之，戲院、餐館和娛樂場所恢復了。在一種沉睡狀態中度過了生氣勃勃的內戰年代的、數以十萬計的各行各業的人們，現在醒過來了，伸伸懶腰，開始參與重建正常生活的工作。所有這一切人都站在不斷革命的反對者的一邊。他們都需要和平、發展和加強農民階級，也需要城市裡娛樂場所的繼續繁榮。他們力求這一趨勢不要間斷，而不需要革命。烏斯特里雅洛夫教授曾經對1921年的新經濟政策究竟是一種「策略」還是一種「演變」表示懷疑。這個問題使列寧感到非常不安。事變的發展表明，由於種種歷史條件的一種特殊的配置，這個「策略」變成了「演變」的根源。這個革命政黨以後採取的戰略退卻是它的蛻化的開始。 當進步的社會成就開始喪失時，反革命開始了。這種進步的社會成就的喪失似乎是沒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終被保持了下來。這樣，儘管官僚機構進行了可怕的歪曲，蘇聯的階級基礎仍然是無產階級的。可是，讓我們記著，這一喪失的過程還沒有終結。歐洲和全世界今後幾十年的前途還未確定。俄國的「熱月政變」無疑已經為資產階級的統治開闢了一個新紀元，如果這種統治在全世界還沒有證明為過時的話，無論如何，反對平等和建立極其深刻的社會分化的鬥爭，截至目前還沒能消滅革命的基本社會主義成果——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以及生產資料和土地的國有化。雖然官僚機構損傷了這些成就，但它還不敢恢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在18世紀的末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具有巨大進步意義的因素。那時，它在歐洲和全世界還有用武之地。可是，在我們這一時代，私有制是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唯一最大障礙。雖然，官僚機構中的絕大部分人就他們新的生活方式的性質、他們的保守主義、他們的政治上的同情而言，是傾向於新的小資產階級的，但他們的經濟根源大體上是在於所有制的新條件。資產階級關係的發展，不但威脅著財產的社會主義基礎，而且威脅著官僚機構本身的社會基礎。它很可能樂於為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拋棄社會主義發展前途，但它決不準備擯棄它自己的權利和特權去做有利於小資產階級的事情。正是這一矛盾，導致了官僚機器和富農之間的異常尖銳的衝突。 【就在這方面，蘇聯的「熱月政變」根本不同於它的法國版本。為了根除封建社會和保衛新秩序的存在不受外部敵人的攻擊，雅各賓黨專政是必要的。在此之後，熱月派政權的任務是為這一新社會的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這一新社會是以財產私有制和不限制的貿易（或大體上不限制的貿易）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1921年新經濟政策恢復有限制的自由貿易，是向資產階級的勒索讓步。但實際上，貿易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它沒有動搖政權的基礎（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而且政府仍然掌控在曾經領導十月革命的俄國雅各賓黨人的手中。甚至在1925年，當這種貿易自由進一步放寬時，也沒有改變政權的基礎，儘管威脅更大了。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是以農民的名義進行的，在農民背後的是垂涎欲滴的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商人和貪婪的官僚。托洛茨基主義一被擊敗，出租土地就合法化了。在這一路線一貫的指導下，政權自左到右的總轉變是毋庸置疑的，雖然偶爾也向左擺，但接著就向右擺得更厲害。既然官僚機器利用向左退卻為以後向右躍進的每一步取得更大的動力，這條時左時右的道路就始終在犧牲勞動群眾的利益而有利於享受特權的少數人，它的熱月派的性質是明白無誤的。】 盧梭曾教導說，政治民主是同過分的不平等不相容的，普通的小資產階級的代表、雅各賓黨人的腦際充滿著這一教導。雅各賓黨專政的立法，特別是關於工人工資最高限額的規定，是以這種方針為根據的。蘇維埃的立法也是這樣，甚至在軍隊中也廢除了不平等。在史達林統治下，所有這一切都變了樣。而今天，蘇聯不但存在著社會的不平等，而且還存在著經濟上的不平等。這是官僚機構厚顏無恥地以布爾什維主義革命原則的名義發展起來的。在它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對不平等的指責的運動中，在它為實行差別工資而進行的鼓動中，官僚機構引用馬克思和列寧的話作掩護，並且站在辛勤勞動的「中」農和技術工人的背後，為它的特權尋找理由。它指責說，左翼反對派企圖剝奪熟練勞動應得的較高的工資。這同資本家和地主對熟練技工、野心勃勃的小商人和永遠遭殃的農民的假慈悲是同出一轍的煽動性的偽裝。這是史達林的卓越的陰謀，這主張自然馬上在享有特權的官員們中間找到了支持。這些人第一次把他當做他們的精選的領袖，平等被極端無恥地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反對派被譴責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敵人和反對列寧福音的罪魁。官僚主義分子仰身坐在無產階級專用的汽車裡，在通往無產階級所擁有而只有少數人被允許進入的避暑勝地的路上，縱聲大笑地說：「我們過去進行鬥爭，為的是什麼？」這句含有諷刺意味的話在當時是很流行的。官僚機構曾對列寧表示尊敬，但他們總覺得他的清廉的手是可厭的。1926年到1927年間流傳的一句俏皮話，表明了官僚機構對聯合反對派領袖們的態度：「他們容忍加米涅夫，但不尊重他。他們尊重託洛茨基，但不能容忍他。他們對季諾維也夫既不容忍也不尊重。」官僚機構要在地位相等的人中間找一個拔尖的人做領袖。史達林的堅定的性格和狹隘的觀點贏得了他們的信任。葉努基澤對謝雷布里亞科夫說，「我們不怕史達林」。「一等到他開始擺起架子，我們就搞掉他」。可是，到頭來，倒是史達林搞掉了他們。 法國的「熱月政變」是左翼雅各賓黨人發動的，但最後變成了反對一切雅各賓黨人的反動。「恐怖分子」「山嶽派」和「雅各賓」變成了罵人的話。在各省，自由之樹被砍倒了，三色帽徽被踩在腳下。這在蘇維埃共和國是不可想像的。集權黨的內部，有它在十月革命的正式旗幟下動員來的一切不可缺少的反對分子。這個黨不容忍任何競爭，就是在對敵鬥爭中也是如此。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鬥爭沒有變成反對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鬥爭，這是因為黨將這一鬥爭囫圇地吞下去了，為鬥爭規定了界限，並且以布爾什維主義的名義進行這場鬥爭。 在頭腦簡單的人的心目中，「第三時期」的理論和實踐似乎推翻了關於俄國革命的熱月政變時期的理論。然而事實上，這些理論和實踐正好證實了關於熱月政變的理論。熱月政變的本質過去是、現在是，也不能不是社會性的。它代表著一個新的特權階層的形成，一個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新下層的產生。覬覦這一身份的有兩種人：小資產階級和官僚機構本身。它們在〔打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抵抗〔鬥爭〕中並肩作戰。這一任務完成後，在它們之間爆發了殘酷的鬥爭。官僚機構由於它的孤立和脫離無產階級而感到害怕了。它單憑自己的力量不能夠粉碎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上發展壯大和繼續發展壯大起來的富農和小資產階級，它需要無產階級的幫助。因此，它集中力量，把為奪取剩餘產品和權力而對小資產階級進行的鬥爭，表現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復辟的鬥爭。 這裡，它不再同法國的熱月政變有相同之處了。蘇聯的新的社會基礎變得至高無上了。保衛生產手段和土地的國有化，是官僚機構的生死攸關的法則，因為這些是它的統治地位的社會根基。這就是它要進行反對富農的鬥爭的原因。官僚機構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支持下才能進行這一鬥爭，並把它進行到底。新反對派代表們大批向這一事實投降，是它已經取得這種支持的最好的證據。反對富農，反對右翼，反對機會主義——那一時期的官方口號——在工人們和許多左翼反對派的代表們聽來，好像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復活。當時，我們警告他們說：問題不僅僅在於正在做的是什麼事，還在於誰在做這些事。在蘇維埃民主的條件下，即勞動者自己統治的條件下，反對富農的鬥爭本來不應採取那樣震動的、驚擾的和野蠻的方式，本來可以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導致群眾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機構反對富農的鬥爭，是踩在勞動者背上進行的以一對一的決鬥。因為角斗的雙方沒一方相信群眾，因為他們都怕群眾，所以鬥爭有著極其令人震驚的血腥性質。由於無產階級的支持，鬥爭才以官僚機構的勝利而告終。可是，無產階級在這個國家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重量並沒有因此而增加。 為了了解俄國的「熱月政變」，弄清楚黨作為一個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極其重要的。法國革命中沒有任何東西同布爾什維克黨相類似。「熱月政變」時期，法國有不同的社會團體，〔使用各種〕政治名號，在特定的社會利益的名義下相互攻擊。熱月派攻擊雅各賓黨人，說他們是「恐怖分子」。「金色少年」是右翼，支持熱月派，同時也形成對熱月派的威脅。在俄國，所有這些事變的進程、衝突和聯合卻是在單一的黨的掩蓋下進行的。 表面上，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初和20年後，同一個黨用同樣的方法，在同樣的目標的名義下紀念著它的存在的各個階段，這目標就是：保持黨的政治純潔性和團結。然而事實上，黨的任務和清洗的任務已經根本變了質。在蘇維埃政權的最初時期，老革命黨從內部清洗了野心家，按照這種精神，各委員會是由革命工人組成的。相當大的一批企圖鑽到政府里的冒險家、野心家或徹頭徹尾的無賴之徒都被趕出去了。但相反地，近年來清洗的矛頭完完全全是指向老革命黨的。清洗的組織者是黨內最官僚化的和才幹最低劣的人們；清洗的受害者是堅持革命傳統的最忠誠的人，特別是黨的最老的革命一代、真正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成員。清洗的社會意義已經根本改變了，然而，這種變化卻被清洗的是同一個黨這一事實所掩蓋著的。在法國，在相同的情況下，發生了小資產階級和工人區反對小資產階級上層和中產階級的發動得太遲的運動。後者以熱月派為代表，而受到「金色少年」一幫人的支持。 就連這一幫「金色少年」，今天也被吸收到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里去了。這些人是野戰軍，是從資產階級的子弟中徵集來的，這些享有特權的青年人堅決準備保衛他們自己的或他們父母的特權地位。下列事實足以說明問題：若干年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領導人是柯薩列夫。眾所周知，他是個濫用他的高位追求個人目的的一個道德墮落分子，他的全部機器是由同一類型的人組成的。這就是俄國「熱月政變」的「金色少年」，他們被直接吸收入黨，掩蓋了它作為特權階層反對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一支野戰軍這一社會作用。蘇聯金色少年們高聲叫嚷：「打倒托洛茨基主義！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萬歲！」正好比法國「熱月政變」中的「金色少年」們叫喊：「打倒雅各賓！國民議會萬歲！」 雅各賓黨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眾對國民議會所施加的壓力而撐持住的。熱月派，即叛變的雅各賓黨人竭力從相反的方向施用同樣的方法，他們開始在長褲黨人當中把穿著講究的資產階級子弟們組織起來。這些金色少年，或者說被保守報刊溺愛地稱呼的「青年人」，在國家政治中成為如此重要的因素，以至當雅各賓黨的人從所有行政崗位上被趕出後，「青年人」取代了他們的地位；同樣的情況仍然在蘇聯發生著。的確，在史達林統治下，那就發展得更加深遠了。 熱月派資產階級的特點是深切仇恨山嶽派，因為它自己的領袖們是來自長褲黨人的領導人。資產階級和同它合夥的熱月派最怕重新爆發群眾運動。就在此期間，法國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完全形成了，它瘋狂地仇恨雅各賓黨人和半雅各賓黨人——它認為這些人是他們最神聖的利益的出賣者、投敵分子、叛徒。蘇維埃官僚機構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仇恨有同樣的社會性質。他們是屬於同一階層、同一統治集團和同一享有特權的官僚機構的人們。他們拋棄了原來的地位，只是為了將他們的命運同長褲黨人、被剝奪繼承權的人、無產階級和農村貧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然而，不同之處在於，法國資產階級在大革命以前已經形成，它在制憲議會中從政治上脫殼而出，但它不得不經歷國民議會時期和雅各賓黨專政，以便清算它的敵人，而在熱月反革命政變期間，就恢復了它的歷史傳統。蘇維埃統治集團完全由熱月派官僚組成，他們不但是從布爾什維克隊伍中羅致而來的，還是從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政黨中徵集來的。而後者是要同布爾什維主義的「狂熱者」算舊賬的。 熱月反革命政變有它的社會基礎，那是一個有關麵包、肉、住宅和盈餘——如果可能的話，還有奢侈品——的問題。採取嚴格限定最高價格方式的雅各賓資產階級的平等，限制了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福利（財產）的增長。在這一問題上，熱月派完全明白並且清楚地了解他們需要些什麼。他們在他們制訂的權利宣言中沒有包括「人們在權利方面生來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這一主要條款。熱月派在回答那些主張恢復雅各賓派的這一重要條款的人時說，它是含糊不清的和危險的；人們的權利當然是平等的，但是他們的能力和財產是不平等的。熱月派是對斯巴達情操的直接違抗，反對爭取平等。 在蘇維埃熱月派中可以找到相同的社會動機。首先，這是一個拋棄了革命初期的嚴格限制的問題。同時，這也是一個官僚機構取得日益增多的特權的問題。這不是一個建立自由的、節約的政權的問題，在這方面所作的讓步是臨時性的，而且它持續的時期要比原來打算的短暫得多。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自由政權意味著財富集中在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上層的手中。官僚機構的特權則有其不同的根源，官僚機構把國民收入中它能夠或靠使用暴力、或靠運用權勢、或借直接干預經濟關係而攫取的那一部分據為己有。在有關國家剩餘產品的問題上，官僚機構和小資產階級很快地從盟友變成了敵人。對剩餘產品的控制開闢了官僚機構取得政權的道路。 * * * [1] 這部分敘述是以列夫·托洛茨基的札記為基礎的。正文是托洛茨基的寡孀娜塔莉亞·伊凡諾夫娜·謝道夫寫的。這一部分從本頁方括弧以外的文字到下面注出的地方為止。——原編者注 [2] 托洛茨基夫人寫的部分到這裡為止。——原編者注 [3] 這是1929年的一次共產國際全會上所宣布的政策，而不是一種實際傾向。這個政策的根據是這樣一種假定：隨著蘇聯五年計劃的實行，俄國正朝著空前的繁榮前進，而在世界的其他部分，整個社會結構都在迅速地瓦解，共產主義革命的條件正在成熟；因此，共產黨人有責任在所有的國家裡（當然，蘇聯不在此例）動員群眾，為即將來臨的起義作準備。這個政策造成了許多愚蠢的、荒謬的，甚至是非常悲慘的後果——其中的一個後果就是德國的反納粹力量的分裂，這一點曾有助於為希特勒的統治開闢道路。——原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