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十二章　上台的道路

〔1923年初，對於那些了解政治局勢的最高級領導人來說，事情已變得很清楚：史達林已把對他個人忠誠不渝的代表幾乎塞滿了即將舉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黨內最高的權力機關。這種趨勢使列寧十分震驚，他〕把我叫到克里姆林宮他的房間內，談到我們蘇維埃機關 [1] 內官僚主義的可怕發展，談到解決這個問題的必要性。他建議成立一個中央委員會特別委員會，並要我積極參加這個委員會。我回答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深信，在目前反對蘇維埃國家機關內官僚主義的鬥爭中，我們決不能忽略目前這種情況——在中央和各省，正在根據對某些黨內有權勢的人物和中央委員會本身內部的統治集團的忠誠，非常特別地挑選官員和專家、黨員和非黨員，擔任甚至是區域和地方的職位。只要你向一個小官員進攻，你就會碰到一個重要的黨領導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不能擔任這個工作。」 列寧想了一會兒後說——我是在逐字逐句引用他的話：「換句話說，我是在建議發動一個反對蘇維埃國家機關內官僚主義的運動，而你是在建議把這個鬥爭擴大到包括黨組織局的官僚主義在內？」 我沒有料到這一點，我笑了，因為我當時心中沒有想得這麼完整。我回答說：「我想，是這樣。」 「那麼，很好，」列寧應聲說，「我建議組成一個集團。」 「同一個正人君子組織一個集團，這是件愉快的事。」我說。 當時協議：列寧提出一個關於成立這個中央委員會特別委員會的建議，以反對「一般的」官僚主義，特別是組織局內的官僚主義。他答應「進一步」考慮這個問題的細節。談到這裡，我們就分別了。兩個星期過去了，列寧的健康變得更壞了。後來，他的秘書把他關於民族問題的便條和信件帶給我。他好幾個月由於動脈硬化症而無法工作，對我們反對組織局內的官僚主義集團，不能做任何事情。顯然，列寧的計劃是針對史達林的，儘管沒有提到他的名字；這同列寧在他的遺囑中所明白表示的思路是一致的。 與史達林在這個時候控制著中央監察委員會、組織局和書記處一樣，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局內和中央委員會內仍控制著多數，因此，他是三頭同盟中的頭號人物。他同史達林進行著無聲的、隱蔽的然而是激烈的鬥爭，爭奪即將舉行的代表大會內的多數選票。季諾維也夫完全控制著列寧格勒組織，而他的夥伴加米涅夫控制著莫斯科組織。這兩個最重要的黨中心只需得到另外幾個大的黨中心的支持，就能夠獲得代表大會的多數選票。這個多數對於選出一個中央委員會和批准有利於季諾維也夫的決議都是必需的。但是季諾維也夫沒有能夠獲得多數選票。事實證明，列寧格勒和莫斯科以外的絕大部分黨組織都處於總書記的牢固控制下。 〔儘管這樣，季諾維也夫有勇無謀，竟然堅持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得到列寧的地位。他在代表大會開幕會議上作了政治報告，從而取得了列寧繼任者的地位。在籌備這次代表大會的期間，由於列寧患病不能出席，〕最棘手的問題是，誰應當作這個主旨報告，而自從建黨以來，作主旨報告一直是列寧的責無旁貸的權利。這個問題在政治局提出的時候，史達林第一個說：「政治報告當然應當由托洛茨基同志來作。」 我不想作這個報告，因為在我看來，這等於在列寧患重病的時候宣布自己要取得列寧繼任者地位的候補資格。我作了大致如下的回答：「這是一個臨時時期，讓我們希望列寧不久就會好起來。而且，這個報告應當由總書記來作，以符合他的職務。這可以消除一切無根據的無聊猜測。此外，你和我在經濟問題上有嚴重分歧，而我是少數。」 「但是，假定沒有分歧呢？」史達林問，讓我了解他已經準備作出很大的讓步，那就是，達成一個卑鄙的妥協。 加里寧在我們談話時插言進來。「什麼分歧？」他問，「你的建議在政治局中總是得到通過的。」 我繼續堅持由史達林來作這個報告。 「無論如何，」他以一種做作的謙遜態度回答，「黨不會了解的。這個報告必須由最孚眾望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來作。」 這個問題最後由中央委員會內季諾維也夫多數作出了決定，這使得所有的黨員都清楚地看到，季諾維也夫成為了黨首腦的列寧的繼任者。依靠他所控制的代表和三頭同盟中他的小夥伴所控制的多數，他有一切理由期望，他以頭號布爾什維克的身份登上講壇作政治報告的時候，會受到熱烈的歡呼。但是總書記欺騙了他在三頭同盟中的這個夥伴：季諾維也夫沒有得到他預想中的掌聲，他的主旨報告是在差不多沉悶的靜默中作的。代表們的反應很明顯：季諾維也夫的新地位是篡奪來的。 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從1923年4月17日到25日開了一個星期。這次大會使史達林在三頭同盟中的地位從小夥伴上升到大夥伴，季諾維也夫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內擁有眾多支持者的地位垮了。史達林把這兩個機構都控制在自己手裡。但是，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中央監察委員會和省監察委員會系統方面。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史達林成為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秘密頭子；中央監察委員會大多數委員都是他的人。但是，省、縣和地方監察委員會都不在他的控制下，因為其中很多人都是在他當總書記以前選出的。史達林以他所特有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一些原應由敵對的監察委員會處理的，或牽涉到史達林政治機器的利益的案件，只要有可能，都以這種或那種藉口移交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審理；不但這樣，只要不會引起人們太大的注意，中央監察委員會以這種或那種藉口乾脆撤銷一些敵對的監察委員會。這種做法，加上在監察委員會的省會議和區域會議上的有組織的共謀，獲得了很大的成效。 為了「審訊」和「清除」反對派，特地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組成的黨紀檢查委員會，完全是由史達林分子組成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本身的委員，由7人增加到50人，並有候補委員10人——有了更多的高位來酬勞忠誠的分子。而且，它的新規定的職能和它的實際活動把中央監察委員會變成了一個以共產黨員為對象的特別的國家政治保安部。 季諾維也夫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遭到失敗後，企圖同最高級領導人做一筆交易來撈回他的政治財產。他動搖於這兩個計劃之間：1. 剝奪書記處的自行擴大的任命權，從而把書記處降低到它從前作為政治局的一個附屬機構的地位；2. 使它「政治化」，這就是說，在書記處內成立一個由3個政治局委員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作為它的最高機構，這3個人將是史達林、托洛茨基以及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這三人中的一人。他覺得，某種這樣的組合，對抵消史達林過大的勢力是不可缺少的。 1923年9月，他在基斯洛沃茨克——高加索的一個溫泉勝地——附近一個山洞內就這個問題開始舉行他的會議。伏羅希洛夫當時在羅斯托夫，接到了季諾維也夫邀請他出席會議的電報，史達林的朋友奧爾忠尼啟則也接到了。出席會議的其他一些人是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拉舍維奇和葉夫多基莫夫。季諾維也夫在一封致史達林的、由自己親自交給他最好的朋友奧爾忠尼啟則送交收件人的信中，寫下了一個關於他在會上發表的意見的摘要。他透露：「史達林同志……回了一個語氣粗魯然而是友好的電報……不久之後，他來了……我們作了幾次談話。最後我們決定不動書記處，但是，為了使組織工作同政治活動協調起來，我們派3個政治局委員加入組織局。這個並不非常實際的建議是史達林同志提出的，然而我們同意了……這3個政治局委員是托洛茨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我。我出席組織局會議的次數，我想，有一兩次。布哈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連一次也沒有來過。毫無結果……」 實際上，滿懷希望的季諾維也夫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出席一兩次組織局會議，就是了解到任何不屬於史達林機器的人要在那裡「破門而入」是毫無希望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至少有不參加會議的遠見和想像力。 同時，德國的革命形勢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但是三巨頭及其在政治局中的同盟者仍在忙於破壞聲望過高的托洛茨基的威望，忙於互相廝殺，只能偶爾對這個最重要的世界革命問題敷衍了事地過問一下。德國同志們得到的長期指示是：充分使用統一戰線的策略。後來，季諾維也夫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從6月12日到24日，世界共產主義的領導人在談論革命。 〔激昂的德國群眾——他們在城市中有1500萬，在鄉村中有700萬——支持共產國際的德國支部。但是由於列寧癱瘓了，不能說話；由於托洛茨基受到黨紀的限制，由於他在政治局內處境孤立從而在政治上處於無能為力的地位，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對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什麼也沒有說。沒有發出任何命令，什麼動靜也沒有。在1923年這個關係重大的8月中，史達林給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的首腦）和布哈林（公認的「僅次於列寧的頭號共產主義理論家」）寫了下面這些話〕： 在目前階段，共產黨人是不是應當試圖撇開社會民主黨人而奪取政權？他們是否已經充分成熟得可以這樣做？我認為，這就是問題。當我們奪取政權的時候，我們在俄國有這樣一些後備力量，如（1）實現和平的保證；（2）土地歸於農民這一口號；（3）工人階級中絕大多數的支持；（4）農民的同情。目前，德國共產黨人沒有這些東西。他們當然有一個蘇維埃國家做他們的鄰國，而這是過去我們所沒有的；但是我們能夠向他們提什麼呢？……譬如說，德國的政府現在倒台了，而共產黨要奪取政權，那麼他們將以失敗告終。這，還是「最好的」情況。而最壞的情況是，他們將被擊得粉碎，給拋回去。整個問題並不是布蘭德勒要「教育群眾」，而是資產階級和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勢必把這種教育——示威——變成一次全面的戰鬥（目前，一切有利條件都在他們那一邊），然後消滅他們〔德國共產黨人〕。當然，法西斯分子並不是在睡覺；但是，讓他們先進行攻擊，對我們是有利的：這可以使整個工人階級團結在共產黨人的周圍（德國並不是保加利亞）。此外，我們得到的一切情報表明，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是軟弱的。我認為，應當抑制德國人，而不是去鼓動他們。 這個三頭同盟首席成員和蘇聯共產黨秘密頭子的意見，實際上就是對共產國際首腦的一個命令，後者就相應地擬出了他對德國共產黨領導機構的指示。像一切這種意見一樣，它是「保密的」、「機密的」，當時並不是普遍都知道的。托洛茨基不知道史達林的秘密「意見」，但是很了解德國形勢的嚴峻性，要求立即為德國起義規定一個距離當時8個到10個星期的靈活的臨時日期，並且立即開始作相應的準備。但是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是受史達林擺布的。 布蘭德勒在9月初來到莫斯科請求指示和幫助，但是他甚至不能見到世界革命的領導人。他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被人從這個機關推到那個機關，後來終於得到一個機會在史達林和季諾維也夫的面前來陳述他所了解的德國形勢和他的看法。他們給布蘭德勒的指示，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6月里作出的決定是一樣的——那就是，通過參加薩克森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來組建一個工人政府。布蘭德勒表示不願意，他們就對他說，這種做法的目的是更好地為起義作準備。史達林對進一步提出來的一些論點的答覆是專斷地下令立即參加，而季諾維也夫作為共產國際的首腦，向薩克森共產黨發出一個電令，要它馬上參加社會民主黨政府。不但如此，還指示布蘭德勒自己也要參加政府。這樣，如果他不服從的話，他只好放棄德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布蘭德勒屈服了。 9月底才開始進行的準備因為倉促而做得非常不充分，而且組織得非常不好。德國共產黨在每一個共產黨中心組織了戰鬥隊——所謂紅色百人隊，並命令他們處於備戰狀態，等待作為將於10月20、21日在開姆尼茲舉行的一個會議的結果而發出的信號。起義預定在薩克森發動。如果起義按照計劃發展，共產黨就加以領導；如果不是這樣，共產黨將拒絕承擔一切責任，躲在同社會民主黨人聯盟的保護色背後，它企圖依靠社會民主黨的幫助，來抵擋不可避免的反應。 這是典型的史達林式的做法。1917年10月，他就在俄國這樣做過，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進行辯論時，他秘密支持公開反對列寧堅持起義主張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時敏銳地留心觀察哪一方在實際上得勝。在俄國，他對起義問題採取什麼立場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並沒有把準備起義的任務交給他。但是，在1923年的德國局勢中，他是最高首腦。 薩克森社會民主黨人在10月21日舉行的開姆尼茲會議上拒絕布蘭德勒關於發動總罷工和武裝起義的建議時，布蘭德勒發出了他按照史達林和季諾維也夫的指示所能發出的唯一信號：他取消了革命。但是在規定一次德國革命的日期後，又加以取消，然後又規定，這不是第一次。但是，對於一個迫不及待地要採取行動的革命黨來說，不能期望它無限期地像水龍頭那樣聽話。在開姆尼茲發出取消命令的兩天後，起義在漢堡開始了。一切都毫無目的，戰士們沒人領導也沒有目標。起義失敗了。本來可以成為一次革命的行動變成了一次毫無意義的、罪惡的冒險。這是在史達林領導下在國際舞台上發生的一系列逐步發展的事件中的第一個事件，它是1933年對希特勒第一次投降的首次大預演。 德國起義的失敗在蘇聯共產黨內立即有了反響。那些真誠的布爾什維克感到不安，他們堅持要對黨領導人的作為進行不能只是敷衍了事的檢查，他們要在公開辯論中解決這個問題。因此，他們第一個要求是恢復在黨內組織集團的權利。這個權利是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喀琅施塔得叛亂緊急時期中取消的。自從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來，對三頭同盟的統治的不滿就一直在增長，這種不滿也不只是針對三巨頭的，它是針對整個中央委員會的。46名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其中有皮達科夫、薩普羅諾夫、謝雷布里亞科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奧辛斯基、德羅布尼斯、阿爾斯基、弗·姆·斯米爾諾夫等人，共同發表了一個聲明，他們在這個聲明中說： 黨內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它對黨內的主動性起到了破壞作用。它用一個政治機器替代黨……在一切順利的時候，它工作得很好，但是在發生危機的時候，它必然失靈，而且在即將來臨的嚴重問題面前，它有徹底破產的可能。造成目前形勢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以後一直客觀發展的派別獨裁制度已不再有用了。 這46人對9月全會關於在黨內「擴大民主」的空洞表示並不滿意。不但在蘇維埃國家機關內，而且在黨組織內組織了抗議集會，對群眾進行了反對官僚主義制度的鼓動。 日益高漲的抗議運動有發展成為一個左派統一反對派的危險。為了促使這一運動發生變化，季諾維也夫代表三頭同盟在11月7日布爾什維克革命六周年的時候於《真理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宣布黨內有「工人民主」，從而使討論合法化了。同時，最高級領導人之間的談判，最後形成了由政治局起草，並由中央委員會在1923年12月5日通過的一項決議。在這項決議中，諸如官僚主義、特權之類的這些弊端遭到了譴責，並且它莊嚴地保證恢復批評和調查的權利以及使一切職位通過公正的選舉產生的權利。托洛茨基自從11月初起就一直患病，因此無法參加大討論，他同所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一起在這個決議上籤了字。 最高級方面的鬥爭在這樣嚴守秘密的情況中一直進行了將近兩年，以致整個黨對此毫無所知，除了極少數受到信任的核心人物以外，所有的人一般都認為托洛茨基是現行制度的忠實支持者。因此，他決定發表一個說明他自己態度的聲明，作為他在12月5日中央委員會決議上簽字的一個補充。他在這個聲明中，坦率地說明他對官僚主義的危險、布爾什維克運動在政治上蛻化的可能性感到不安，他號召青年鄙棄消極服從、向上爬的思想和奴性，並且下了一個明確的論斷：12月5日中央委員會決議所概述的新方針應當首先使每一個人清楚地理解到，「今後誰也不應對黨採用恐怖手段」。 這封信在最高級領導人中間引起了憤怒的風暴，最最激烈的是季諾維也夫。如布哈林在4年後的一次派別鬥爭中所透露的，季諾維也夫堅持逮捕托洛茨基，因為他那封關於「新方針」的信件意味著「背叛」。而且，儘管這次討論是經過正式許可的，但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卻全力以赴地進行工作。總書記和三巨頭首席成員的政治機器也是這樣。為了給將於1924年5月舉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奠定基礎，1924年1月16日到18日舉行了第十三次黨代表會議。會議根據史達林的報告通過了一項決議。史達林的報告以下列的話譴責親民主的討論和托洛茨基所起的作用：「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提出了打破黨機關的口號，並企圖把重心從反對蘇維埃國家機關內官僚主義的鬥爭轉移到反對黨機關內『官僚主義』的鬥爭上去。客觀地說，這種毫無根據的批評和破壞黨機關聲譽的露骨企圖，除了使國家機關脫離黨的影響外，不能導致任何其他的結果。……」 〔而這當然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傾向」。最後，政治局命令正在患病的托洛茨基到高加索去進行治療。這是放逐，是使他暫時離開政治中心的一種有禮貌的做法（由於他的聲望，他們不得不對他客氣一些）。患病的托洛茨基還沒有到達高加索，就接到史達林的一個電報，說列寧——他的健康近來一直在改善中——突然逝世了。〕 在政治上，史達林和我長久處於兩個對立的、不可調和的陣營中。但是，某些人總是談到我對史達林的「怨恨」，總是首先推斷，我所寫的一切東西，不僅是關於這個莫斯科獨裁者的，而且關於蘇聯的一切東西，都出於這種情緒。在我目前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克里姆林宮那些文字代理人總是毫不費勁地提到我對史達林的「怨恨」，從而使他們無須對我寫的關於蘇聯的任何東西作出切題的答覆。已故的弗洛伊德最不贊成這種廉價的心理分析。怨恨畢竟是一種個人的關係，但是史達林和我已被烈火似的事件所隔離，以至任何個人的東西都已在火焰中燒掉，變成灰燼，什麼東西也不剩了。怨恨含有嫉妒的因素，但是對我來說，無論在思想和感情上，史達林空前的高升意味著最深的墮落。史達林是我的敵人，但是希特勒也是我的敵人，墨索里尼也是，許多別的人也是。今天，我對史達林沒有什麼「怨恨」，就像對希特勒、佛朗哥和日本天皇一樣。主要的是，我想了解他們，以便使自己有很好的能力同他們鬥爭。一般地說，在有歷史重要意義的事情中，個人怨恨是一種渺小的、卑微的感情。這種感情不但使人墮落而且使人盲目。但是，從世界舞台上以及蘇聯國內最近一些事件來看，就連我的許多反對者也深信，我並不是那樣盲目：我的那些看來極不可能實現的預言已證明是真實的。 由於我將要敘述一個特別令人氣憤的主題，先講這幾句為自己辯護的話就更顯其必要了。我力圖根據對他的密切觀察和對他傳記的苦心研究，對史達林的性格作一個一般的描述。我並不否認，這樣描述出來的形象是陰沉的，甚至是奸險的。但是我敢問任何人：能不能換上另一個稍具人性的人來干出過去幾年中這些駭人聽聞的事情——大規模「清洗」、史無前例的指控、荒謬絕倫的審訊、消滅整個革命的一代，以及最後，最近在國際舞台上的陰謀。現在我要從一個地方革命者怎樣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獨裁者的經過情況中提出一些相當奇怪的事實，並附述某些想法和懷疑。這些想法和懷疑，我不是一下就有的。它們是慢慢地成熟的，過去每當我有這種想法或懷疑時，我總是把它們丟開，認為它們是過分的不信任造成的。但是，莫斯科審訊——這些審訊透露了這個克里姆林宮獨裁者搞的一套陰謀、作偽、捏造、暗中下毒和謀殺的可怕手段——暴露了以前幾年的可怕情況。我開始不斷地問自己：在列寧患病的時候，史達林實際上起的是什麼作用？這個門徒有沒有做什麼事來加速他主人的死亡？ 我比任何別的人更清楚這種懷疑是使人吃驚的，但是從情況、事實和史達林的性格來看，我不能不有這種懷疑。在1922年，「這聰穎的列寧警告說：個大司務除了辣菜之外再不會做什麼別的。」這些菜證明不僅是辣的，而且是下了毒的，這不僅是比喻的說法，而且實際上真是這樣。兩年前 [2] 我第一次寫下了在當時（1923年至1924年）只有七八個人知道的事實，而且那時只寫下了一部分。在這幾個人當中，除了我自己外，現在只有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還活著。但是這兩個人——就算莫洛托夫是核心人物中間的一個，關於這一點我不能肯定——沒有坦白我現在要講的情況的動機。我應當補充一句：凡是我提到的一切事實，一切引證和引語，都可以由蘇聯官方出版物或我的檔案保存的文件加以證實。我曾有機會向調查莫斯科審訊的約翰·杜威博士委員會提供過口頭和書面的說明，而我提出的幾百個文件，沒有一個被指責為假的。 過去幾年中繪製的數量很多的（我們不談質量）肖像畫，老是畫著由史達林伴隨的列寧。他們並排坐著，在一起商量，互相凝視著，很友好的樣子。在繪畫、雕塑、銀幕上一再突出這個主題，是為了想使人們忘掉，列寧在世的最後一個時期，充滿了他同史達林的激烈衝突，一直發展到兩人徹底決裂。同樣，列寧反對史達林，其中也毫無個人的東西。毫無疑問，他非常重視史達林的某些特點，他的堅定的性格、堅韌，甚至他的殘忍無情和陰謀才能，這些特點在鬥爭中，特別是在黨總部內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史達林越來越利用他的職位所提供的機會來收羅忠於他個人的人和對他的反對者進行報復。史達林在1919年成為監察人民委員部 [3] 的首腦以後，逐漸把這個機關變成一個徇私和陰謀的工具。他把黨的總書記的職位變成給人恩惠和降禍施福的不竭的源泉。他同樣濫用自己作為組織局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地位來達到其個人的目的。在他一切行動中都可以看出他個人的動機。列寧逐漸深信，史達林由於掌握政治機器而發展的某些品行，對黨是直接有害的。因此，他決心把史達林調離這個機器，從而使他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今天的蘇聯，列寧這個時期的信件是最忌諱的文件。幸運的是，這些信件中有一些副本和影印副本存在我的檔案中，其中有一些我已經發表了。 1921年年底，列寧的健康突然惡化。第二年的春天，他第一次中風。他有兩個月不能動，不能說，也不能寫。從7月起，他開始慢慢地復原。10月，他從鄉間回到克里姆林宮，再次拿起工作。黨機關和政府機關內官僚主義、專斷作風和陰謀的蔓延，給了他極大的震撼。12月，他對民族政策路線，特別是史達林在喬治亞實施的民族政策路線（在喬治亞，總書記的威信遭到公開的蔑視），對史達林的迫害行為開火。他就對外貿易壟斷問題反對史達林，並且為即將舉行的黨代表大會草擬了一個報告。據列寧的秘書們說，列寧自己把這個報告稱為「對史達林的一枚炸彈」。1月23日，使總書記大為惶恐的是，列寧提出了組織工人監察委員會 [4] 來制約官僚主義的權力的計劃。列寧在3月2日寫道，「讓我們坦白地說，監察人民委員部今天毫無威信可言……我們沒有比監察人民委員部更壞的機關了……」等等。領導監察人民委員部的是史達林，他很懂得這些話的含義。 1922年12月中旬，列寧的健康又惡化了。他無法出席會議，用便條和電話同中央委員會保持聯繫。史達林立即企圖利用這種形勢，對列寧隱瞞集中於黨書記處的許多情報，對最接近列寧的那些人實行了封鎖。克魯普斯卡婭盡了她最大的力量不讓病人受到書記處敵意的衝擊，但是列寧知道怎樣把一些零星的，幾乎無法覺察到的跡象拼湊起來，得出形勢的全貌。「別讓他憂慮！」醫生堅持。但是說比做容易。臥床不起，同外界隔離的列寧十分震驚和憤怒，使他憂慮的主要原因是史達林。醫生關於列寧健康的報告越加不利，總書記的行為就越加大膽。在這些日子裡，史達林悶悶不樂，緊緊地咬著他的菸斗，他的猜忌的眼中露出陰險的光芒，回答別人時總是咆哮。他的命運是在危險中，他下定決心克服一切障礙。這就是他同列寧最後決裂的時候。 前蘇聯外交家季米特里耶夫斯基——他同史達林非常友好——講起過這個在總書記的隨從們中間傳播的戲劇性的插曲：「由於克魯普斯卡婭經常打擾他，他就非常討厭她。有一次，克魯普斯卡婭又打電話到鄉下來找他要一些情況，史達林……用最狂暴的話斥責她。克魯普斯卡婭滿面流淚，立即向列寧訴說。列寧的神經已經由於看到種種陰謀而緊張得快要破裂，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克魯普斯卡婭趕忙把列寧的信交給史達林。……『但是，你是了解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克魯普斯卡婭勝利地對加米涅夫說，『如果他不認為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垮史達林，他是決不會下決心斷絕私人關係的。』」 克魯普斯卡婭的確說過這些話，但決非是「勝利地」說這些話；相反地，這個非常真誠和敏感的婦人對這件事非常不安和擔心。說她向列寧「訴說」是不確的，相反地，她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起了緩衝的作用。但是，在回答列寧不斷的詢問時，她向他講的東西，不可能比書記處告訴她的東西更多，而史達林隱瞞了最重要的事情。3月6日向一個可靠的速記員口授的這封絕交信，或者毋寧說是寥寥數行的便條，冷冷地宣布斷絕「同史達林的一切私人和同志關係」。這個便條是列寧留下來的最後一個文件，同時也是他同史達林的關係的最後總結。接著，列寧最重的一次中風發作了，失去了說話的能力。 1年後，當列寧已經塗上防腐劑躺在他的陵墓中的時候，這次決裂的責任竟然被季米特里耶夫斯基很明顯地公開推到克魯普斯卡婭的身上。史達林指責她「陰謀」反對他。臭名昭彰的雅羅斯拉夫斯基（他常常替史達林辦一些曖昧的差事）1926年7月在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說：「他們墮落到如此地步，竟敢向病中的列寧訴說他們受到史達林的傷害。多麼可恥——用私人問題使關於這樣重大的問題的政策複雜化！」這裡，所謂「他們」指的是克魯普斯卡婭。她由於列寧觸怒史達林而受到報復性的懲罰。至於克魯普斯卡婭，她告訴我說，列寧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期，對史達林極不信任。「沃洛佳說：『他（克魯普斯卡婭沒有提他的名字，但是她的頭朝史達林的房間擺了一擺）沒有最起碼的正直，沒有最微小的、人的正直……』」 所謂列寧的「遺囑」——即他關於怎樣組織黨領導機構的最後的意見——是在他第二次臥病期分兩次寫成的：第一次是在1922年12月25日，第二次是在1923年1月4日。遺囑說：「史達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5] 十天後，這種克制的措詞對列寧說來好像不夠了，他加上了一段附言，他「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史達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應當「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 [6] 。列寧試圖用儘可能沒有刺激性的話來表示他對史達林的敬重。但是，他的確提出了解除史達林這個可以賦予他權力的職位的問題。 在過去幾個月中發生了這一切事情之後，這個遺囑對史達林不可能是一個意外。儘管這樣，他還是把它看成是一個殘酷的打擊。他在自己的秘書，後任紅軍政治首腦的梅赫利亞和著名的蘇聯政治家西爾佐夫（他以後就不見了）的面前第一次讀這個遺囑時（遺囑是克魯普斯卡婭轉交給他讓他提交即將舉行的黨代表大會的），他對列寧破口大罵，發泄他在這些日子中對他的「主人」的真實感情。巴讓諾夫，史達林的另一個以前的秘書，敘述了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第一次宣布這個遺囑時會上的情況。「所有出席會議的人都十分窘迫，癱瘓在那裡。史達林坐在主席團講壇的踏步上，覺得羞恥和悲慘。我對他作了密切的觀察：儘管他克制自己並表現出鎮靜，但是很明顯，他的命運正處在危險中……」拉狄克在這次難忘的會議上坐在我的旁邊，他靠過身子來說：「他們現在不敢反對你了。」他注意到信中兩個地方：一處是說我是「中央委員會內最能幹的人」，另一處是鑒於史達林的粗暴、不忠和濫用權力的傾向而要求撤換史達林。我對拉狄克說：「正相反，他們現在不得不一直搞到底，而且，要儘快地搞。」實際上，遺囑不但沒有能夠結束內部鬥爭（這是列寧所希望的），反而加劇了這個鬥爭，使它達到狂熱的程度。史達林再也不可能懷疑，列寧恢復活動意味著總書記在政治上的死亡。倒過來說，只有列寧死掉，才能給史達林掃清道路。 在列寧第二次臥病期間，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作者會晤時，在秘書離開以後，史達林告訴我們說，列寧曾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藥。列寧又快要失去說話的能力，認為自己的病已沒有希望，預見到另一次中風快要發作了，他不信任他的醫生，他毫無困難地發現他們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無法忍受的。通過一個我們共同的大夫蓋蒂埃醫生，我能夠逐日了解列寧的病況。蓋蒂埃醫生也是我們全家的一個朋友。 「費奧多爾·亞歷山德羅維奇，能不能說已經完了？」我的妻子和我常常問他。 「根本不能這樣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能夠再次康復。他的體質很強壯。」 「他的精神機能呢？」 「基本上，它們將完整無損。也許，並不是每一個音調都會保持它以前的純正，但是這個巨匠仍將是巨匠。」 我們繼續抱著希望。但是，我現在意外地聽到這種情況：似乎是生存意志的化身的列寧為自己要求毒藥。他的內心狀態該是怎麼樣的！ 我回想，史達林的臉色在我看來是多麼異常、曖昧，同當時的環境是多麼不調和。他向我們轉達的要求是悽慘的，但是他的臉上掛著一種陰沉的微笑，像掛在假面具上一樣。他面部表情和他說話不一致，對於這一點我們不是不熟悉，但是這一次是完全使人無法忍受的。使得這種情景更加可怖的是，史達林對列寧的要求沒有表示任何意見，仿佛在觀望別人要說些什麼。他是不是想抓住我們對這一要求的反應的含意，而使自己不表示態度？或者，他是不是有他自己的隱蔽的想法？我看到在我面前摯愛列寧的加米涅夫臉色蒼白，默不作聲；季諾維也夫手足無措，像他在困難時刻一直表現的那樣。他們是不是甚至在這次會議之前就知道列寧的這個要求？還是史達林突然向三頭同盟內的同盟者和我講這件事？ 「自然，我們甚至不能考慮執行這個要求！」我喊道，「蓋蒂埃沒有失去希望，列寧還能康復。」 「這一切我都對他說過，」史達林回答說，毫無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聽道理。老頭子在受苦。他說，他要把毒藥放在手頭。……只是在他確信，他的情況毫無希望時，才用它。」 「無論如何，這是談不到的，」我堅持——這一回，我想，有季諾維也夫的支持，「他可能一時衝動，想走不可挽回的一步。」 「老頭子是在受苦，」史達林重複說，茫然地望著我們，像以前那樣，也不說怎麼辦。他心裡一定在想一個同這些談話有關的、然而與之並不協調的念頭。 當然，以後的事情可能影響我的回憶的某些細節，儘管一般地說，我知道，我的記憶是可靠的。但是，這個插曲是永遠不可磨滅地留在心上的事件之一，而且，我一回到家裡，就把這件事詳詳細細地告訴了我的妻子。自從那時以後，每當我回想這一幕的時候，我不得不一再對自己說：史達林的行為，他的整個態度是無法理解的，是陰險的。這個人要什麼？他為什麼不去掉他假面具上的陰險的微笑？……沒有進行表決，因為這不是一個正式的會議，但是我們在分別的時候，達成了一個無須講明的共識：我們甚至不能考慮把毒藥交給列寧。 這裡自然會發生這個問題：當時極其懷疑史達林的列寧是怎樣和為什麼向他提出這個要求呢？因為從事情的表面來看，這意味著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寧向史達林提出這個要求之前僅1個月，他在遺囑上寫下了他的無情的附言。他在提出這個要求之後幾天，同史達林斷絕了一切私人關係。史達林一定會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列寧不找別人而偏偏求助於他呢？答案是簡單的：列寧認為史達林是能夠滿足他這個悽慘的要求的唯一的人，因為他有直接的興趣來這樣做。這個病人，憑著他萬無一失的直覺，猜到克里姆林宮內外發生的事，以及史達林對他的真正想法。列寧甚至無須審閱他最親密的同志的名單就能斷定，除了史達林，沒有人會幫他這個「忙」。同時，可能他是想試試史達林：這個燒辣菜的大司務到底怎樣熱衷於利用這個機會？在這些日子裡，列寧不僅想到死，而且還想到黨的命運。列寧的革命的神經無疑是他神經中最不容易向死亡投降的神經。 當柯巴還是一個被關在監獄裡的十分年輕的人的時候，他就常常暗中唆使暴躁的高加索人同他的反對者作對，其結果通常是讓他們挨一頓打，有一次甚至殺了人。隨著歲月的逝去，他的技術臻於完善之境。黨的壟斷性政治機器，同國家的極權機器結合起來，給他造成了甚至連他的前輩凱撒·布爾吉亞之流也無法設想的可能性。國家政治保安部偵訊人員進行超宗教裁判所審訊的辦公室通過一個擴音機同史達林的辦公室聯結起來。不露臉的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咬著菸斗，貪婪地聽著他自己大體規定的對話，滿意地搓著手，不出聲地笑著。在臭名遠揚的莫斯科審訊前10多年，有一個夏天晚上，他在一個避暑地住所的陽台上，一邊喝著酒，一面向加米涅夫和捷爾任斯基自認，他生活中最大的愉快是銳利地盯著敵人，精心策劃一切，無情地進行報復，然後睡覺。後來，他對整個一代布爾什維克實行了報復。這裡沒有理由再來談莫斯科誣陷案。這些案件在當時所得到的評價既是權威性的又是詳盡無遺的 [7] 。但是為了了解真正的史達林和他在列寧患病和逝世的日子裡的行為，有必要說明1938年3月最後一次大審訊的某些插曲的真相。 亨利·雅戈達在被告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肅反委員會和國家政治保安部工作了16年，起初當一個助理首長，後來當部長。作為總書記同反對派鬥爭中的一個最受信任的助手，他同總書記一直保持密切的接觸。逼供根本沒有犯過的罪行的那套辦法是雅戈達親自製定的，如果不是他首創出來的話。1933年，史達林獎給雅戈達一枚列寧勳章，1935年，把他提升為國防總人民委員，即政治警察元帥，這離才能卓越的圖哈切夫斯基被提升為紅軍元帥只有兩天。雅戈達是一個無名小卒，大家都這樣看他，大家都看不起他，現在他提升了，那些老革命一定互相表示憤怒。即便在順從的政治局內，也有反對這樣做的企圖。但是，某些秘密把史達林和雅戈達聯繫在一起——很明顯，永遠地聯繫在一起。但是這根神秘的紐帶神秘地斷了。在大「清洗」時期，史達林決定同時清除掉他的這個知道太多秘密的同犯。1937年4月，雅戈達被捕了。像通常一樣，史達林於是得到一些附帶的好處：由於得到了赦免的保證，雅戈達在審訊中把謠傳史達林所犯的罪行承擔了下來。當然，這個保證沒有實現：雅戈達被處決了，以便更好地證明，史達林在法律和道德上是清白的。 但是，這次審訊，透露了極其說明問題的情況。根據雅戈達的秘書、親信布拉諾夫的證詞，雅戈達有一隻特別的毒藥箱，每當需要時，他總是從這隻箱子內取出寶貴的藥瓶來，交給他的代理人，並授以適當的指示。這個國家政治保安部首腦，從前是一個藥劑師，對毒藥異常感興趣。他手下有幾個毒物學家，他為他們辦了一個實驗所，供給它不受限制和監督的財力物力。當然，雅戈達設立這樣一個實驗所不可能是為了他個人的需要，遠不是這樣。在這件事上，同其他的事情一樣，他是在執行他的公務。作為一個下毒的人，他僅是一個統治工具。甚至像尼羅宮廷中的老洛庫斯塔一樣，所不同的是，他在技術方面要遠遠勝過他的愚昧的前輩。 被告席上，坐在雅戈達旁邊的是四名克里姆林宮的醫生，被控謀殺高爾基和兩名蘇聯內閣部長。「我供認，……我開了不適於所患病症的藥方……〔因此，〕我應當對高爾基和古比雪夫的過早死亡負責。」在審訊的日子裡，像供認毒害這個年邁有病的作家之類的捏造和指責所構成的基本背景，在我看來是荒誕不經的。後來了解到的情況和對情況進行的更加周密的分析，使我不得不改變這個判斷。在審訊中，並不是一切都是扯謊。的確有被毒害的人，也有下毒的人，並不是所有下毒的人都在被告席內。下毒的主犯那時正在用電話指揮審訊。 高爾基既不是一個陰謀家，也不是一個政治家。他是一個軟心腸的老人，是那些被損害的人的保衛者，是一個重感情的抗議者。在十月革命初期，他起的就是這種作用。在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饑荒時期，不滿和鎮壓達到了最大的限度。朝臣們抗議了，就連史達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也抗議了。在這種氣氛中，高爾基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他同歐洲的作家通信，外國人訪問他，被損害的人向他訴苦，他決定輿論。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默然忍受當時正在準備的消滅他深交多年的那些老布爾什維克的做法。如果高爾基公開抗議這些誣栽案，就會立即在全世界眼前摧毀史達林正義的形象。 要讓他保持沉默是絕辦不到的。逮捕他，流放他，則更加辦不到，更別說槍斃他了。通過雅戈達「不流血地」加速消滅病中的高爾基，這種想法在這個克里姆林宮頭子看來，一定是在當時情況下唯一的出路。史達林天生這樣一副腦筋，只要想到馬上就作出決定。雅戈達接受這個任務後，就叫他「自己的」醫生去執行，他根本不冒什麼風險。據列文醫生自己說，「拒絕，就會毀掉我自己和我的一家。」而且他說，「你是怎樣也逃不過雅戈達的手掌的。雅戈達是一個什麼東西也阻擋不了他的人。即使你躲到地下，他也會抓住你。」 但是這些權威的、受人尊敬的克里姆林宮醫生為什麼不向他們很熟悉的，作為他們的病人的政府及要人們控訴呢？僅僅在列文醫生的病人名單上，就有24個高級官員，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員和人民委員會議成員在內。答案是，列文醫生，像克里姆林宮內和周圍的人一樣，十分清楚雅戈達是誰的代理人。列文醫生屈服於雅戈達，是因為他沒有力量反對史達林。 關於高爾基的不滿，他想到國外去，史達林不肯發給他出國護照，這些事在莫斯科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是在私下裡談論的。在這個偉大的作家死後，立即產生了這種懷疑：史達林多少幫助了自然的毀滅力量。審訊雅戈達的一個附帶的任務是掃清史達林的這種嫌疑。因此，雅戈達、醫生們和別的被告一再說，高爾基是「列寧的親密朋友」，「一個享有信任的朋友」，「一個史達林主義者」；完全贊成「領袖」的政策，「非常熱情地」談到史達林的作用。如果這一切只要有一半是真的，雅戈達就不會大膽幹掉高爾基，他更不敢把這個陰謀交託給一個克里姆林宮醫生去執行了，因為後者只要打一個電話給史達林，就可以毀了他。 這是從一項審訊中提出的一個「細節」。審訊有許多，「細節」是無窮無盡的。這一切上面都有史達林磨擦不掉的烙印。工作基本上是他做的。他在辦公室里踱來踱去，苦心考慮各式各樣的計謀，使任何拂逆他的人受到極度的屈辱，使其誣告其最親密的朋友，說自己最可怕地出賣自己。對於不顧一切反抗的人，總是有一小瓶藥水等在那裡。消失的只是雅戈達，他的毒藥箱還在那裡。 在1938年審訊中，史達林仿佛是附帶地指責布哈林在1918年準備暗殺列寧。天真而熱情的布哈林尊敬列寧，熱愛列寧，就像小孩愛他母親一樣，即使是他在論戰中放肆地反對他時，他也是跪著這樣做的。布哈林，用列寧的話來說「軟得像蠟」，他沒有，也不可能有個人的野心。過去如果有人預言，布哈林有朝一日會被控暗殺列寧，那麼，我們全體，特別是列寧，就會大笑，建議把這樣的預言家送到瘋人院裡去。那麼，史達林為什麼要提出這樣一種顯然是荒唐的指責呢？這很可能是布哈林曾不謹慎地表示過對史達林的懷疑，而後者就對此進行報復。一般地說，一切指責都是符合這個方式的。史達林虛構的案件的基本因素並不純粹是幻想的產物；它們是從實際中得來的——絕大部分是從這個做辣菜的大司務本人的行動或陰謀中得來的。同一種守勢性攻勢的「史達林想法」——這種想法在高爾基死亡的例子中顯露得十分清楚——在列寧死亡一事上，顯示了它全部的力量。在第一件事上，雅戈達丟了命；在第二件事上，布哈林被槍決。 我可以大致像這樣地設想事情的過程。列寧在1923年2月底要毒藥，在3月初，他再次癱瘓。當時對列寧身體的醫療預斷是謹慎地表明情況不樂觀。史達林感到自己更加有把握了，他開始當列寧已經死了一樣地行事。但是病人作弄了他。列寧的強有力的體質，在他的不屈不撓的意志的支持下，再次表現出自己的力量。快到冬天的時候，列寧開始慢慢地好轉，可以比較隨意地轉動，能聽別人讀書報或自己閱讀；他的說話能力開始恢復。醫生的診斷表明康復越來越有希望。列寧的恢復，當然不能阻止官僚反動勢力替代革命。克魯普斯卡婭有正確的理由在1926年說：「如果沃洛佳還活著，他現在是在監牢里。」 對史達林本人來說，這不是一個一般的發展過程的問題，而是他自己命運的問題：他要麼立即就在這一天設法成為黨機器的頭腦，從而成為黨和國家的頭腦；要麼就要被貶黜到第三流的角色，直到他生命的結束。史達林不顧一切地追求權力，全部權力。他已經牢牢地抓住了權力。他離目標已經很近了，但是從列寧那裡來的危險離他更近。在這個時候，史達林一定下了決心：必須立即行動。他到處有自己的同謀，他們的命運同他自己的命運是完全聯繫在一起的。他旁邊有藥劑師雅戈達。史達林是把毒藥送給列寧，同時暗示醫生認為列寧已沒有希望康復呢，還是採取更直接的手段，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堅信，史達林在自己命懸一線時，不會消極地等待，他只要稍微動一動，事情就成定局了。 在1924年1月中旬之後不久，我動身到高加索的蘇呼米去，打算醫治一種頑強的神秘的傳染病，這種病的性質對我的醫生來說仍然是不解之謎。我在途中接到了列寧的死訊。按照一個傳播得很廣的說法，我失去權力是因為舉行列寧葬禮時我沒有在場。這種解釋是很難使人認真看待的，但是舉行追悼儀式時我不在場，這使得我的許多朋友感到極其不安。我的大兒子（他當時將近18歲）在來信中，流露出一種青年的絕望的聲調：我應當不惜任何代價趕去。這也是我自己的意向。關於列寧逝世的密電，是我和我的妻子在提比里西火車站接到的。我立即通過直接線路向克里姆林宮發了一個密電：「我認為有必要回返莫斯科。葬禮什麼時候舉行？」約1小時後，莫斯科來了復電： 葬禮將在星期六舉行。你來不及趕回來。政治局認為，由於你的健康狀態，你必須繼續前往蘇呼米。 史達林 我並不認為，我應當只是為了自己而要求推遲葬禮，只是後來我蓋著毯子躲在療養院的走廊里的時候，我才知道，葬禮已改期到星期日舉行。同以前的安排和最後變動葬禮日期有關的情況十分複雜，幾句話是說不清楚的。史達林的做法不但欺騙了我，而且看來也欺騙了三頭同盟中他的盟友。季諾維也夫光是從作為宣傳鼓動的直接效果的觀點出發來對待一切問題；同季諾維也夫不一樣，史達林在他的危險行動中受更具體的考慮的指導。他可能擔心，我要把列寧的死同前一年關於毒藥的談話聯繫起來，要問醫生有沒有用過毒藥，並要求進行特別的屍體檢驗。因此，從一切方面來說，在把遺體塗上防腐劑，內臟火化，而不再可能由於這種懷疑而進行驗屍之前，使我留在外邊，那是比較安全的。 當我向莫斯科的醫生詢問列寧直接的死因時（他們沒有料到列寧會死），他們答不上來。我沒有用這方面的問題煩擾克魯普斯卡婭。我在蘇呼米的時候，她曾經給我寫了一封非常熱情的信。我沒有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復私人關係，直到兩年後他們同史達林決裂時才恢復。他們顯然避免討論一切關於列寧去世的情況，回答問話時只說一兩個字，而且避開我的眼光。他們是知道什麼情況還是僅僅感到懷疑？無論如何，他們在以前3年中同史達林關係十分密切，以至他們不得不擔心懷疑的陰影也會投到他們身上。 對著列寧的遺體，史達林看著一張紙片，宣讀對他主人遺業的忠誠誓詞，誓詞是用他在提比里西神學校學到的那套宣道文體寫的。在當時，這篇誓詞沒有受到什麼注意。今天，所有的教科書內都有這篇東西，代替了十誡 [8] 。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珍重黨員這個偉大稱號，並保持這個偉大稱號的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會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保護我們黨的統一，如同保護眼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保護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不遺餘力地來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竭力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鞏固並擴大共和國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執行你的這個遺囑！ 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忠實於共產國際的原則。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奮不顧身地來鞏固並擴大全世界勞動者的聯盟——共產國際！ [9] 關於莫斯科審訊和國際舞台上的最新事態發展，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到尼羅和凱撒·布爾吉亞的名字。既然提到這些老鬼魂，那麼在我看來，談到一個超尼羅和一個超布爾吉亞是適當的。同我們時代的成就相比，那個時代的罪惡似乎是十分平凡，幾乎是天真的。但是，在純粹的個人類比中，也可能看出一個更深刻的歷史意義。衰落的羅馬帝國的風俗是在從奴隸制向封建制、從異教向基督教過渡的時期形成的，文藝復興時代標誌著從封建社會向資產階級社會、從天主教向新教和自由主義的過渡。在這兩種情況中，舊道德在新道德形成以前，已經衰竭了。 現在我們又處於從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過渡的時期，處在社會危機最大的時代，像往常一樣，社會危機伴隨著道德的危機。舊的已經從根基上動搖了，新的剛剛開始出現。當屋頂塌下來、門窗掉下來的時候，房屋就沒有遮蔽，不能住人。今天疾風正在吹過我們整個星球，所有的傳統的道德原則日益敗壞，不單是史達林的道德原則如此。 但是，歷史的解釋不是一種辯解。尼羅也是他的時代的產物，但是他死後，他的雕像被打碎，他的名字也就磨得毫無蹤跡。歷史的報復要比最有權力的總書記的報復更加可怕。我不揣冒昧地認為，這是使人告慰的。 * * * [1] 政治機構的共產黨用語。——原編者注 [2] 大概是在1937年，因為這一部分是托洛茨基在1939年10月中，或10月左右以雜誌文章的形式寫成的。——原編者注 [3] 工農檢查院的另一個名稱。——原編者注 [4] 不要同當時已經在活動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相混。——原編者注 [5] 參看《給代表大會的信》。《列寧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340頁。——譯者注 [6] 參看《給代表大會的信》。《列寧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340頁。——譯者注 [7] 《列夫·托洛茨基案件：關於莫斯科審訊對他的控訴的意見聽取會的報告》。調查預備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約翰·杜威等編，紐約和倫敦哈潑兄弟公司1937年出版，第617頁。 《無罪：調查莫斯科審訊對列夫·托洛茨基的控訴委員會的報告》。委員會主席杜威等編，紐約和倫敦哈潑兄弟公司1938年出版，第422頁。 [8] 史達林的誓詞是編者插入的。——原編者注 [9] 參看《悼列寧》。《史達林選集》上卷，第169—173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