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十一章　從默默無聞到三巨頭統治

內戰結束的時候，史達林在政治上還是默默無聞的。黨內的應聲蟲們當然知道他，但是並不把他當做一個重要的領導人看待。儘管他是具有無上權威的政治局的成員，然而對於一般黨員群眾來說，他卻是中央委員會中最不出名的委員之一。國內一般很少聽到關於他的話，非蘇維埃世界甚至沒有感到有這個人存在。然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他對黨的政治機器的控制變得如此強大有力，列寧認為，他的勢力是如此有害，以至列寧在1923年3月同他斷絕了一切「同志關係」。又過了兩年，在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成員中聲望僅次於列寧的托洛茨基已經被史達林掌握的機器貶黜到了一種岌岌可危的政治處境之中。史達林不僅代替病中的列寧成為黨的領導三人小組的成員，而且成了三巨頭中最強有力的人，後來還成了列寧的唯一的繼承者。不僅如此，隨著歲月的增進，他還取得了列寧從未享有過的那樣大的權力——那的確是比悠久的俄國專制歷史上任何沙皇所享有過的專制權威還大的權力。〔這種情形是怎麼造成的呢？史達林從政治上默默無聞一躍而在政治上飛黃騰達的原因何在？它的過程又如何？〕 【每一個歷史階段，甚至像革命和反革命那樣的大變動的階段，都是前一個階段的產物，都根源於前一個階段並具有同它類似之處。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有些作家爭辯說，布爾什維克專政只不過是沙皇制度的新版，他們像鴕鳥一樣無視於君主制度和貴族階級已經廢除，資本主義已經剷除並實行了計劃經濟，國教已經廢除並以無神論教育群眾以及地主階級已經廢除並將土地分配給農民這些事實。同樣的，在史達林戰勝了布爾什維主義以後，這些作家中有許多人——例如那些以前曾經批評過布爾什維主義而現在變成了史達林主義的同路人的維伯、韋爾斯和拉斯基之流——閉眼不看主要的難以歪曲的事實，那就是，儘管在非常時期曾經不得不採取鎮壓的手段，十月革命畢竟帶來了有利於勞苦大眾的社會關係方面的巨大變革；相反地，史達林主義的反革命卻引起了不斷把蘇維埃社會秩序變得有利於少數享有特權的熱月黨式的反動官僚的社會變革。同樣不顧基本事實的是，某些資本主義的叛徒，其中不少曾經是史達林的僕從，他們把頭深深藏在苦惱的幻滅的沙堆里，而看不到以史達林為首的反革命儘管在表面上同法西斯黨魁的反革命有某些類似之處，然而在某些決定性的、根本的實質問題上卻是有區別的；他們看不到，這種區別的根源在於史達林反革命的社會基礎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領導的反革命運動的社會基礎有所不同，看不到這種區別是同無產階級專政（不管受到熱月黨式的官僚們如何歪曲）與資產階級專政之間的區別，同工人階級國家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區別並行不悖的。 再者，史達林的經歷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這兩個獨裁者的經歷比起來也有其獨特之處，而這一點是這種根本區別的一個證明——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說是一個縮影。這兩個人都是某種運動的倡導者，都是超群的煽動家，都是民眾的喉舌。他們在政治上的崛起，雖然看起來似乎荒誕不經，卻都是在舉世矚目之下憑著自己的動力發展起來的，而且是從一開始就同他們自己領導運動的發展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史達林崛起的性質卻完全不同，它與歷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相同。他的歷史似乎缺少著前一個階段，他的崛起的過程是在一種無法穿透的政治帷幕背後發生的。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他的充滿權力的身軀突然間從克里姆林宮裡走了出來，全世界第一次意識到史達林的存在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一個獨裁者了。世界上的有識之士都懷著更為熱切的關注從個人方面和政治方面探討著史達林的性格。他們在他的個性的特徵上搜尋著研究他的政治前途的鎖鑰。 要理解史達林以及他後來獲得成功的原因，必須首先弄清楚他的個性上的主要動因：權力欲、野心、嫉妒——那種活躍的、永不熄滅的對比他更有才能、更有權勢、地位更高的人的嫉妒。墨索里尼曾經用他骨子裡的那種特殊的吹噓的口吻對一個朋友說道：「我還沒有見過一個能夠同我相比的人。」史達林甚至對他最親密的朋友也不敢說這樣的話，因為那樣做太粗魯、太荒謬，也太可笑了。單是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幹部當中，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一切方面都超過史達林，除了他的野心勃勃以外。列寧把權力當做行動的工具而給與很高的評價，但是單純追逐權力的欲望卻同他的性格格格不入。史達林就不是這樣了。從心理上看來，他一向認為，權力同它所服務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他要像運動員為了勝過別人而運用他的筋骨那樣來行使他的意志——這就是他的個性的主要動力。因此他的意志不斷聚集著力量，越來越咄咄逼人，越來越活躍，表現的範圍也越來越寬廣，對一切都毫無顧忌。史達林越是認識到自己缺少著許多為了攫取權力而必備的特性，就越加強烈地要彌補他性格上的每一個缺陷，就越要巧妙地在一定的情況下把短處變成長處。 目前，這種正式地把史達林同列寧相比的做法是十分下流的。如果在性格的廣度上來進行比較的話，史達林甚至不能同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提並論。不管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是多麼貧乏，這個義大利人和德國人都還是反動勢力的成功的領袖，他們從自己所領導的運動開始的時候起就表現出主動性，並且喚起群眾行動起來，在一團亂糟糟的政治鬥爭中開闢出新的道路。史達林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布爾什維克黨是列寧締造的，史達林在黨的政治機器里發展起來並且始終沒有同它脫離。他除了通過這個機器以外，自己從來沒有任何別的處理群眾和歷史事件的辦法。在他掌握大權的初期，自己都對自己的成就感到突如其來。他舉棋不定，左顧右盼，前怕狼後怕虎，總是想退縮或者躲到別人背後去。為了利用他來對付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給他以支持和鼓勵，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也這樣做，不過程度上稍差一些而已。那時候，誰也沒有想到有一天史達林會高高地站在他們頭上。在第一屆三人小組中，季諾維也夫小心謹慎地用一種高傲的態度對待史達林，加米涅夫則帶著一絲嘲諷的意味對待他。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談到。 目前，在俄國歷史上大肆捏造事實的還不止史達林派一家。的確，這種捏造事實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從建立在無知和多情善感上的神話獲得養料的；關於喀琅施塔得、馬赫諾以及其他革命歷史事件的醜惡的歪曲就是例子。只要提到這一點就夠了，蘇維埃政府在喀琅施塔得採取的無可奈何的行動是不得已的悲劇；當然，革命政府之所以把這座屏障著彼得格勒的炮台「拱手奉送」給叛亂的水兵，並不僅僅是由於少數曖昧不明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人唆使一小撮反動農民和士兵起來暴動而已。在處理馬赫諾事件以及可能是心懷好意但肯定是做了壞事的有革命傾向的分子的問題上也作了類似的考慮。 布爾什維克黨人在英勇的革命時期中並沒有把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的革命家一腳踢開，恰恰相反，他們熱心地抓住一切機會與其合作，為了求得這種合作他們做了一切可能的讓步。例如，列寧和我曾經嚴肅地考慮過把某些地區分配給無政府主義者，當然，要取得當地居民的同意，讓他們在那裡試驗他們那種沒有國家的社會秩序。那種設想之所以只討論了一下就打消了主意並不是我們的過錯。無政府主義運動本身沒有能夠在俄國革命這個試驗場上通過實際事件的考驗。在最有才幹、頭腦最清醒的無政府主義者當中有許多人終於認識到，只有參加我們黨的行列才能最好地為他們的事業服務。 儘管我們在十月革命中是獨力取得政權的，然而，我們明確表示出我們願意通過談判同其他蘇維埃黨派進行合作。但是他們卻提出了異想天開、荒謬絕倫的要求，他們的要求無異於要把我們的黨斬首示眾。我們只好同當時似乎有一些可能合作的唯一的另外一個蘇維埃政黨即左派社會革命黨組成了聯合政府。但是，在1918年3月，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為了抗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辭去了政府職務，7月間他們通過暗殺德國大使米爾巴赫這一既成事實以及陰謀進行政變在蘇維埃政權背上砍了一刀。在這種情況下，自由黨的先生們告訴我們怎麼辦呢？讓十月革命、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自己被前聯合政府中的奸詐的夥伴毀滅，被德意志帝國軍隊的鐵蹄踐踏嗎？事實是不容歪曲的。歷史證明，在接踵而至的事件的衝擊之下，左派社會革命黨土崩瓦解，它的許多最勇敢的黨員，包括暗殺馮·米爾巴赫伯爵的布魯姆金，變成了堅強的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黨人看到，在布魯姆金所乾的愚蠢而後果嚴重的挑釁行為背後存在著革命的動機，於是把他吸收作為正式黨員並委以重任，他們這樣做只不過是報復心強呢還是「自由主義」呢？（這樣的人還遠遠不止布魯姆金一個。他的情況只不過是更為人熟知而已。）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背叛，雖然使我們失去了一個盟友和同路人，卻沒有給我們以損害，相反地使我們加強了最後決戰中的力量。它終止了左翼共產黨人的變節，黨的隊伍團結得更加緊密了。在軍隊里和蘇維埃機構中的共產黨支部的影響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政策更加堅定了。 在英勇的革命時期的初期，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錯誤是在對待非布爾什維克政黨上失之過於寬容和忍讓。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報紙從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像嗥叫的狼、奔走的豺和狂吠的瘋狗一樣掀起了大合唱。只有最黑暗的沙皇反動派的無恥的機關報《新時代》，搖著尾巴企圖用「服從」的語調來進行絕頂巧妙的活動。列寧把它們全部看穿，並且看到了容忍這一幫傢伙的危險。「難道我們還能讓這群亂七八糟的東西肆無忌憚地搞下去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有機會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天哪！我們有著多麼厲害的獨裁統治喲！」這些吃人野獸的報紙一把抓住了「剝奪剝奪者」這句話，在社論、詩篇和特稿中大做文章。「他們對『剝奪剝奪者』那句話還有什麼話沒有說過啊！」列寧有一次用好笑的絕望的口氣喊道：「這句話到底是誰說的呢？」我問道：「還是純粹的捏造？」——「完全不是！」列寧反駁道，「我的確用過這些字眼，說過就忘記了。而他們卻把這些字眼編了那麼一大套！」他幽默地揮了一下手。 儘管孟什維克黨人利用他們對鐵路工會和其他方面的控制有意破壞事關重大的防務活動，然而我們並沒有妨礙不同意見的發表——直到沃洛達爾斯基和烏里茨基被暗殺以及在1918年8月30日發生了謀害列寧的事件時為止。在這些悲劇性的日子裡，革命的心腸突然變硬了，它開始丟掉它的「仁慈」和容忍。黨的利劍得到了最後的磨鍊，增強了決心而且在必要的情況下也更無情了。在前線，軍隊的政治部門同突擊部隊和革命軍事法庭相配合在尚未成熟的軍隊內部起著骨幹作用。在後方同樣的過程也適時地得到反映。在前線，這時我們攻克了喀山和辛比爾斯克，在全國範圍內我們獲得了新生。當斯維爾德洛夫和我到高爾克村去探望正在養傷的列寧時，他一面向我們提出了一大堆問題，詳細問到軍隊的組織情況、士氣，共產黨員在軍隊中起的作用，紀律的加強等等，一面高興地插話說：「這樣就好了，這樣就妙了！軍隊的加強很快就會通過提高紀律性、提高責任感在全國各地得到反映……」的確，到了秋天，巨大變化的效果已經隨處可見了。我們在春季的那幾個月里感到的束手無策的狀態已經肯定地不復存在了。變化已經發生了：問題不再是取得挽救革命的間歇亦即喘息時間，而是即將來臨的新的巨大的危險，它已經在無產階級當中打開了從未探測過的潛在革命熱忱的源泉。 在1918年6月剝奪了右派的和中間派的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在蘇維埃制度下的合法地位以後，在證實了他們不僅通過個別的錯誤行為而且通過破壞、牽制、陰謀和其他明目張胆的戰爭行動參與到反蘇維埃政權的內戰之後，布爾什維克黨人就不得不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於7月間企圖舉行陰險的政變之後把他們列入取締的名單之內。但是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6月14日頒布的開除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並建議其他蘇維埃機構也採取類似行動的法令5個月之後，即在這些黨派回到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公認的階級鬥爭的立場上來之後，又予以重新考慮。1918年10月，孟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在一項決議中承認，1917年10月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在歷史上是必要的」，它批駁「任何一種同敵視民主制度的階級進行的政治合作」，並拒絕「參加任何建立在民主制度同資產階級之間的『全民族』聯合的基礎之上，或者依靠外國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政府組合，儘管它有著民主的幌子作掩飾」。鑒於孟什維克黨人的這些聲明，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918年11月30日的會議上，頒布了一項法令，撤銷它6月14日的決議中「有關孟什維克黨」的部分。幾個月之後，在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之間開始出現「向左轉」的現象。1919年2月8日在彼得格勒舉行的蘇俄領土上的社會革命黨派各組織代表會議「堅決批駁用武裝鬥爭的方式推翻蘇維埃政權的企圖」。就此，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919年2月25日又頒布法令，「對所有願意受上述的社會革命黨代表會議決議約束的社會革命黨的派別」撤銷了1918年6月14日的法令。 但是到了春季，一些省份爆發的富農叛亂以及高爾察克的勝利前進又使得這些黨派（除少數幾個代表外）回到了他們的舊的立場上去。鑒於這一點，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1919年5月發出了一項指示，「要逮捕所有不準備積極支持蘇維埃政權向高爾察克進行鬥爭的顯要的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這樣就證明了，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早先所作的忠於蘇維埃「民主」的表白只不過是他們的詭計罷了。他們經常進行煽動，要取消肅反委員會，甚至要取消對特務和反革命分子處以死刑的判決，這正好符合白衛軍的利益而且益於在紅軍後方散布消息以敗壞士氣的情緒。】 〔由於蘇維埃政府的逮捕和同情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黨員的紛紛脫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到了1919年底只剩下了空架子。它們的領導人不是經常遭到追捕和監禁就是逃亡出走。曾經大肆吹噓的蘇維埃民主（這種蘇維埃制度最初以代表絕大多數普通人民的、由國內反沙皇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組成的人民大會的形式出現，它們最初還只是參與，後來則單獨行使國家的統治權）到了內戰結束的前一年已經讓位給一黨專政的統治了。 與此同時，那種必然導向極權主義的中央集權的趨勢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部繼續發展著。這種現象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由於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反布爾什維克活動所造成的，但由於布爾什維克黨人在蘇維埃內部實行的高壓控制，這些黨派的積極活動也確實是反蘇維埃的，然而被軍事共產主義和內戰造成的破壞所加劇的國內經濟的嚴重困難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人的「不能統治就毀滅掉它」的態度，也是促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因素。在蘇維埃民主制度和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民主集中制這兩方面的向著極權主義發展的過程，並不總是清晰可辨的。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10月用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名義奪取政權之後，曾經為這次政變進行準備並且採取配合行動的黨中央委員會和各省委員會都把首要的地位讓給了蘇維埃，而起義就是用蘇維埃的名義並且表面上在它的贊助下舉行的。在蘇維埃內部，人民委員會的實權很快就超過了賦予它權力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在人民委員會內部，居多數地位的布爾什維克黨又掌握了大權。到了1918年3月初，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正式批准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在聯合政府里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為了抗議這件事退出了人民委員會；同時左派共產黨人也為了同樣的原因，在黨內組織反對派來抵制中央委員會。這個時候，「民主集中制」的理想受到了進一步打擊，因為事實上政府和黨內的權力都集中在列寧和那些唯唯諾諾地執行他的意志的親信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的手中。 不幸的先例是在1917年11月間發生的，那時已經當了黨中央委員會書記的卓越的組織者斯維爾德洛夫繼列·鮑·加米涅夫之後擔任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這樣一來，在斯維爾德洛夫的身上就出現了十月革命後的歐洲的第一個黨和國家的聯合機器。以斯維爾德洛夫為首的政治機構，不知不覺地——當然也只是潛在的——成了當代的一黨專政國家的前驅。 [1] 〔列寧的威信是如此高於一切，以至於他不得不採取一種過於小心謹慎地恪遵會議制形式的做法來防止自己成為獨裁者。儘管他有著毫不妥協的氣質，衛護自己觀點的頑強不屈的韌性以及要儘可能迅速而有效地工作的熱情，他在同黨內和蘇維埃內部的反對派打交道的時候總是十分有耐心的，他力求在代議制的基礎上同反對他的人相處。如果不是托洛茨基派退出了論爭的話，列寧在中央委員會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進行辯論的時候可能已經敗於布哈林手下。他也沒有因為布哈林和其他左派共產黨人在1918年的危急的月份里通過報刊和講壇向他和黨的多數派展開猛烈的攻擊而對他們懷恨在心。就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發動他們的流產了的政變的那一天，列寧在第五次黨代表大會上答覆了他們的領袖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的論點。但是列寧並不是議會迷。他在1915年就寫道：「把『立憲會議』的口號作為一個獨立的口號是錯誤的，因為目前的問題在於誰來召集這個會議。」因此，在1918年他就把立憲會議不客氣地幹掉了。〕 在起義後的幾天之內，甚至在幾小時之內，列寧就提出了立憲會議的問題。「我們必須推遲召開立憲會議，」他堅持說，「我們必須推遲選舉。我們必須使年滿18歲的人有選舉權從而擴大享受這種權利的範圍。我們必須想辦法把候選人名單修改一下。我們自己的候選人不合適：沒有受過考驗的知識分子太多，而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工人和農民。必須剝奪科爾尼洛夫派和士官生〔立憲民主黨人〕的合法地位。」有些人爭辯道：「目前推遲立憲會議是不明智的；這樣做會被理解為把立憲會議清除掉，特別是由於我們自己就曾經因為臨時政府推遲了立憲會議而指責過它。」對於這些人，列寧回答道：「這是胡說！重要的是事實，不是詞句。同臨時政府比起來，立憲會議曾經是或者仍可能是進步的，但是同蘇維埃政府比起來，它肯定是個退步。為什麼推遲了它就不明智呢？如果立憲會議將來被士官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掌握，難道那樣就明智了麼？」 「到那個時候我們的力量就更強大了，」還有些人爭辯道，「然而，目前我們是弱小的，地方上簡直就不知道有蘇維埃政府。如果大家聽說我們推遲了立憲會議，我們的地位就更要削弱了。」斯維爾德洛夫特別積極於反對推遲召開立憲會議，他比我們之中任何一個都更密切地同地方上聯繫。列寧的主張得不到支持。他常不贊成地搖著頭一再說道：「這是個錯誤，明顯的錯誤，它將使我們受到很大損害！我希望這個錯誤不至於把革命斷送掉……」然而當反對推遲的決定通過以後，列寧就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投入為召開立憲會議所必須採取的措施上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即使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算上，我們也將處於少數。這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競選政綱上跟著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跑，到處受到愚弄。「當然，我們將不得不解散立憲會議，」列寧說道，「但是，左派社會革命黨會怎麼樣呢？」然而納坦松 [2] 老頭子在這一點上使我們安下心來。他跑來同我們「協商」，但是他第一句話就是，「我看我們將不得不強行解散立憲會議」。列寧喊道，「好極了！對的就是對的！但是你那一伙人能做到這一步嗎？」納坦松回答道：「我們當中有些人是動搖的，但是我想他們終究會同意的。」這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正度著極端激進的蜜月：他們的確同意了。列寧熱情地致力於處理立憲會議的問題。他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得很徹底，考慮到了所有的細節，並且對不幸被任命為立憲會議人民委員的烏里茨基進行無情的反覆詢問。順便提一下，列寧親自下令從無產階級成分比較多的拉脫維亞部隊中調了一個團到彼得格勒來。「萬一出了什麼事，農民是可能動搖的。」列寧評論道，「而目前我們需要的是無產階級的果斷。」 在列寧的壓力和斯維爾德洛夫的安排下，從俄國各地聚集攏來的參加立憲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被分配到所有的工廠、工業和部隊中去。他們在組織1月5日的「補充革命」的機構中構成了一個重要的因素。至於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認為進行一場戰鬥是同他們的高調不相符合的：「既然人民選舉了我們，讓人民來捍衛我們吧。」實質上，各省來的這些有產者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怎麼辦才好，而且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是膽小如鼠的。但是，為了彌補他們的不足，他們卻對第一次會議的儀式進行了極其精心的準備。他們帶了蠟燭，以防布爾什維克們把電燈關掉，還準備了大量的夾肉麵包，以防斷炊。充分裝備著夾肉麵包和蠟燭的民主就這樣來同專政作戰了。人民連想都沒有想到要來捍衛這些人，他們自認為是人民選舉的代表，而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去而不復返的革命時期的影子而已。 在清算立憲會議期間，我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但是我一到彼得格勒來開會的時候，列寧就對我提起了解散立憲會議的事：「當然，我們沒有推遲召開立憲會議是非常冒險的事——我們太不小心了。但是最後合計起來，事情這樣發展也還是比較好的。蘇維埃政府把立憲會議解散這件事意味著用革命專政的名義直截了當而徹底地清算掉形式上的民主。因此這個教訓是顯而易見的。」就這樣，理論上的總結同動用拉脫維亞步兵團互相配合起來。毫無疑問，列寧這時已經形成了他後來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闡述民主制度的驚人論文中所包含的思想。 眾所周知，對於形式上的民主的批判已有很長的歷史了。我們和我們的前人都認為，1848年革命的過渡性是由於政治民主破產了的緣故，代之而起的是「社會」民主。但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秩序迫使政治民主取代了純粹民主所不再能占有的地位，政治史於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通過批評純粹民主獲得養料養肥了的社會民主實際上起著純粹民主的作用，並且徹底沾染上它的罪惡。這樣的事件在歷史上已經不止出現過一次：反對派被請來用審慎的方式解決已經威信掃地的勢力所無法應付的問題。民主最初以一種為無產階級專政作準備的臨時狀態出現，後來變成了最高的準則，最後的控制手段，不可侵犯的神聖中之神聖，也就是說，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最徹底的虛偽，甚至於我們的情況也是這樣。在10月間受到致命的打擊以後，資產階級企圖在1月間通過立憲會議這個鬼影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形式來實行復辟。無產階級革命在明白無誤、直截了當地解散了立憲會議之後所取得的勝利進展，給了形式上的民主以仁慈的一擊，使它再也不可能死灰復燃了。這就說明，列寧所說的「最後合計起來，事情這樣發展也還是比較好的」這句話是對的。通過社會革命黨的立憲會議這個機構，二月共和國只不過得到一個再死一次的機會而已。〔在加米涅夫根據自己的倡議，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身份擔任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的短時期中，〕廢除了克倫斯基制定的對士兵可以判處死刑的法律，這使得列寧震怒不已。「真荒唐！」他咆哮道，「沒有死刑你打算怎麼幹革命？你真以為把自己解除了武裝就能對付得了這些敵人嗎？還有什麼別的鎮壓手段？關監獄嗎？在內戰時期，雙方都希望打贏對方的時候，誰還理會它？」加米涅夫想爭辯說，廢除掉的只不過是克倫斯基專門用來對付逃兵的死刑，但是列寧一點也不讓步。他很清楚，在廢除死刑的法令背後是一種對待我們面臨著的空前的困難的一種輕浮態度。「這是錯誤，」他反覆說道，「不可原諒的弱點，和平主義的幻想。」等等。他建議立刻撤銷這項法令。有人反對說，這樣做恐怕會留下不利的印象；某一個人建議，最好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動用死刑。最後，我們只好讓這件事不了了之。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有一次出乎意料地問我說：「萬一白衛軍把我們兩個都打死了怎麼辦？布哈林和斯維爾德洛夫能應付得了嗎？」列寧最初是依靠斯維爾德洛夫而不是依靠史達林來實行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斯維爾德洛夫是第一個企圖把黨的和蘇維埃的政治機器分開來的人。斯維爾德洛夫當選為第一屆憲法委員會的主席（史達林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在第一部蘇聯憲法中，斯維爾德洛夫不僅把列寧主義的原理包括進去，而且把行政管理上的初步的實際經驗也包括進去，例如蘇維埃政府的中央和地方機構之間的關係，農村裡的蘇維埃村貧農委員會、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區域的疆界和職權，以及許多其他非理論所能具體概括的特殊問題。在史達林做的一篇紀念文章中說，「斯維爾德洛夫是順利地解決建設新俄國……的複雜的組織任務……即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蘇維埃政權，即工農政權……」解決了「把以前秘密的黨轉移到新的軌道上……找出黨和蘇維埃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組織形式，從而保證黨的領導，保證蘇維埃的正常發展……」的任務的「最初幾個人中的一個，甚至是第一個」 [3] 。斯維爾德洛夫的確是無法替代的：他充滿信心、勇敢、堅定、機智，他是最優秀的布爾什維克。在那些艱難的歲月里，列寧對斯維爾德洛夫有了充分的認識並且十分讚賞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列寧打電話給斯維爾德洛夫建議採取某項緊急措施的時候，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接到「已經照辦」的回答，這意味著那項措施已經被採納了。我們常就這件事開玩笑說：「對於斯維爾德洛夫，毫無疑問，總是——已經照辦！」 到了1919年春天，中央集權已經達到那樣嚴重的程度，以至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實權都被黨中央委員會奪去，這種轉移實際上只不過是把權力從斯維爾德洛夫的政府辦公室撤到他的黨委辦公室去，而在地方上蘇維埃委員會已經完全聽命於同級的黨委會了。各地黨委會又處於由列寧主宰的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的支配之下。但是這個過程這時還沒有具體化，一直到許多年以後才在史達林的任內全部完成了。 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這種犧牲黨的民主而加強中央集權的過程，由於季諾維也夫提出的某些正式建議而進一步加速了。季諾維也夫表面上是根據自己的主意行事，而實際上是列寧的工具。他一方面建議，為了提高效率，中央委員會把它的部分職權下放給它所委派的3個機構——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另一方面又建議成立一個委員部，叫做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代表大會上的反對派不歡迎這些建議。奧辛斯基極其反對成立政治局：「請允許我談談季諾維也夫同志的提案，根據這項提案……政治局……有權決定一切緊急問題。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每月才開兩次會，而且，如季諾維也夫同志小心地提到的，是為了討論一般政策問題……換句話說，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只不過是討論討論而已。這一切的實質是，由5個人組成的政治局決定所有重要的問題，而全會則進行一般性的談話、討論。這樣一來，其他的14個委員都降為次要的委員了。」 奧辛斯基當然是對的，最終發生的情況正是這樣。政治局後來不僅決定緊急的問題而且決定一切問題，只不過把決定通知中央委員會而已。1919年，政治局由列寧、托洛茨基、史達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組成。翌年，政治局在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擴大為7個人——1919年的5個人加上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謝雷布里亞科夫。不僅如此，在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分給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又經明文規定加以進一步限制：那次大會決定中央委員會不再是每月開兩次而是兩月開一次；再則，全俄黨代表會議不是每季開一次而是半年開一次。這就使得政治局成了黨的，因此也就是蘇維埃政府和共產國際的實際主宰機構。 在同一個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同樣由5個人組成的組織局，它的職責是，在政治局批准下，任命和撤換黨員幹部的人事工作。但是，在下一屆代表大會上，根據加米涅夫的動議，它的職權有所擴大：組織局有權「無須經過政治局批准決定有關組織方面的問題以及不高於省一級的幹部的人事調動問題……」史達林是政治局最初的委員中唯一兼任組織局委員的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謝雷布里亞科夫二人也在1920年成為兩個局兼任的委員，然而他們在品德上的高超使他們不屑於參與人工培植的機關政治。這樣一來，在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即從1920年開始，史達林實際上得以任意指派他的心腹去擔任州委書記而不受政治局其他委員的干涉。從潛在力量上看來，他成了政治局，也就是黨和國家的最強有力的統治機構中的最強有力的委員。 在工農檢查院成立的時候，史達林又被任命為它的首腦。在1919年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提議建立這個新的機構的時候，季諾維也夫把它描述為「一種社會主義監察部門，它將控制我們蘇維埃機器的所有單位，把觸角伸到蘇維埃建設事業的所有部門中去」。列寧並不隱諱自己支持史達林掌握這個部中之部的態度。他在答覆反對派的反對意見時說道：「……現在談談工農檢查院。這是個龐大的機構……必須任命一個有威望的人來領導這個機構，不然我們就會陷於困境，被瑣屑的陰謀詭計所淹沒。我想就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也不會反對選擇史達林同志的。」 〔這個新委員部的職責是要根除所有蘇維埃機構中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然而，在史達林掌握下它很快就成了政治陰謀的溫床，並且成了他用來建立自己的政治機器的主要工具之一。〕在1922年4月18日寫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托洛茨基就這個機構寫道： 人們不能不看到這個事實，那就是在工農檢查院任職的主要是些在其他方面沒有獲得成就的人。因此，在這個長期以來已經成為舉國笑柄的工農檢查院裡……互相間的傾軋異乎尋常地發展起來。沒有理由可以認為這個機構（不僅是它的不大的統治集團，而是這整個組織）會恢復健康並得到加強，因為今後能幹的工作人員將繼續被派去擔負實際工作而不會派去檢查這些實際工作。因此，通過工農檢查院的作用來改進蘇維埃國家機器的計劃顯然是異想天開的。 對於這項批評，列寧在5月6日回答道： 在工農檢查院的問題上，托洛茨基同志是根本不對的。目前，甚至有些優秀的共產黨員也沾染了惡劣的「本位主義思想」，職員的水平很低，各部門內部傾軋……沒有工農檢查院是不行的。不僅可以而且應該經常地、堅持不懈地對工農檢查院下點工夫，使它成為一個能檢查和改進全部國家工作的機關。 [4] 但是不久以後，列寧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就改變了，這個由他特地設計出來反對官僚主義的人民委員部本身的官僚主義化和政治上的腐化使他比托洛茨基還要感到擔心。 根據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成立了中央委員會的第三個附屬機構書記處，這件事的後果比當時任何人所預見的都要可怕得多。史達林後來就是在這個機構里牢牢紮下了根的。時機一到，書記處就要取代政治局成為權力的中心。當時中央委員會只有一個書記，即斯維爾德洛夫，而沒有書記處。從1917年11月斯維爾德洛夫被任命為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時起，直到1918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布哈林分子同列寧主義者分裂為止的這段時間裡，斯維爾德洛夫在政府職務上比他在黨的書記這個職務上花費的精力要多，因而關於黨員工作調動的職責是由他同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人民委員會的各委員單獨或集體分擔的。至於技術上的工作，實際上是由中央委員以外的人員執行的。辦公室的記錄大多是保存在他個人的筆記本上和他的腦子裡——這個人有著非凡的記憶力。雖然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出現了黨的危機之後，斯維爾德洛夫把主要注意力從共和國主席的職務上轉到黨的書記的職務上來，他仍然按照過去的方式繼續處理黨的事務，因此他簡直成了這個政治機器不可缺少的中樞。他在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後不久死去，使黨的機器陷入危險的情況之中。書記處在1918年3月成立的時候，克列斯廷斯基被任命為領導人。他也有著非凡的記憶力，但是他並沒有憑記憶力辦事，而是著手進行書記處各部門的分工並且建立了記錄製度。然而新的書記處無力擔負把反對派從重要的黨和蘇維埃的崗位上驅逐出去並代之以既願意又有能力執行黨的中央集權政策的幹部這種雙重任務。1920年召開的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才對書記處本身進行了改組。代表大會決定： 1. 加強書記處，把它擴大為由3名中央委員常任書記的機構； 2. 把目前的組織和行政問題轉歸書記處管轄，而把中央委員會的組織活動方面的一般管理事務留給組織局管轄…… 這次改組的目的是提高書記處的權力和威信，使它能夠更好地對付反對派並制止他們在黨的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集會上散布異端邪說。 但是被選入這個高級機構的三個布爾什維克領導幹部（克列斯廷斯基、謝雷布里亞科夫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性格過於厚道寬宏，不能擔當黨的警察工作。在他們的任期內，反對派的活動不但沒有銷聲匿跡反而猖獗起來了，連這三位書記處書記本身也都被懷疑同情那些民主信徒。在1921年3月舉行的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他們不僅被開除出書記處而且被開除出組織局、政治局甚至於中央委員會。接替他們的職務的，是註定要成為新布爾什維克領導後起之秀的二流角色：莫洛托夫、雅羅斯拉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只要考慮一下當時組織局的情況就不難看出，在這次新的「選舉」背後是誰的影響起的作用最大了。在組織局的五名委員中，三個就是前面提到的已經失掉列寧的信任的書記處書記，另外一個是由於在十月革命前後堅決反對過列寧而直到不久以前還受到辱罵的李可夫，而最後一個則是操縱政治和策劃陰謀的老手史達林。 後來形成史達林主義這個體系的新興人物還不止這三個人。雅羅斯拉夫斯基早在1919年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就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莫洛托夫和彼得羅夫斯基是在1920年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的。這三個人加上米哈伊洛夫和奧爾忠尼啟則是在1921年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正式中央委員的。古謝夫、安德烈耶夫、基洛夫、古比雪夫、烏格拉諾夫和丘巴爾也是被史達林推上政治舞台的一些地方領袖或中央的次要幹部。當史達林本人表面上還是布爾什維克領袖中比較次要的角色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使越來越多的急功近利的布爾什維克政客們相信，他能夠使忠於他的人在政治上得到好處。他的領導至少是具有這種特色的。 史達林認為，在最初同他合作的人當中，最忠實於他的是奧爾忠尼啟則和捷爾任斯基，這兩個人都不為列寧所喜歡。奧爾忠尼啟則肯定說是富有力量、勇氣和堅強的性格的，但是他本質上是個缺少文化、脾氣暴躁、完全沒有自制力的人。在他還是個革命家的時候，他的勇敢和堅決的自我犧牲精神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當他做了大官以後，他的粗魯和生硬就蓋過了其他品質。列寧過去曾經對他很有好感，這時卻愈來愈疏遠他了；奧爾忠尼啟則覺察到了這一點。他們之間的不和終於爆發了，列寧建議，由於奧爾忠尼啟則濫用職權，應該停止他的黨籍一年到兩年。 同樣地，列寧對於捷爾任斯基的友善關懷也冷淡下來了。捷爾任斯基由於他深刻的固有的誠實、熱情的性格和突發的力量而與眾不同。他不受權力的腐蝕，但是，他的能力往往與交付給他的任務不相稱。中央委員會改選時，他總是能再次當選。但是，只要列寧還活著他就沒有希望進入政治局。1921年，也許是1922年，捷爾任斯基這個極端驕傲的人，用帶著一點屈從的口吻向我抱怨說，列寧不把他當做一個政治人物看待。我當然盡我所能來消除這種印象。「他不把我當做組織者和政治家看待。」捷爾任斯基堅持說道。 「是什麼東西讓你這樣想吧？」 「他頑固地拒絕接受我以鐵道人民委員的身份向他打的報告。」 列寧對捷爾任斯基在那個崗位上的工作成績顯然並不滿意。 事實上，就組織者這個詞彙的廣義而言，捷爾任斯基都算不上是個組織者。他往往是根據他自己的性格而不是根據他的工作方法把他的同事們集合併組織起來。這顯然不是整頓鐵道人民委員部的辦法。到了1922年，奧爾忠尼啟則和捷爾任斯基對他們的處境感到十分不滿，而且心情非常不愉快；史達林馬上招收了這兩個人。 1920年9月全俄黨代表會議上最初提出要成立的所謂監察委員會是另一個在造成史達林的權勢中起過顯著作用的黨的組織機構。根據會議的決議，監察委員會是在中央委員會「之外」建立的，而不是像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那樣是中央委員會的一部分；它有權考慮所有提出的申訴，並且「同中央委員會協商一致」作出判決，同中央委員會舉行，「在必要時」「聯席會議」或向代表大會提出上訴以解決某些棘手的問題。類似的，但不受中央監督委員會約束的地方監察委員會也在各州黨代表大會上成立起來。儘管最初不是那樣，後來這些監察委員會終於變成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所屬分支機構。 1921年3月舉行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對監察委員會成立的目的作了如下規定： 建立監察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加強黨的團結，提高黨的威望。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是根絕官僚主義、個人野心和黨員濫用黨和蘇維埃職權等使人墮落的罪惡，根絕破壞黨內同志關係的行為，根絕散布有害於黨和個別黨員的榮譽並破壞黨的團結和威望的無中生有、憑空捏造的流言飛語和諸如此類的傳聞的做法。 這些目的所涉及的範圍之廣足以使任何不為領導集團所喜的黨員受到監察委員會的調查。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頒布的反對派別活動的條令並不是偶然的事。這兩樣顯然都是用來取消反對派的武器。第三件事即關於進行清黨的決議也是為了達到同樣的目的。 在1922年春天舉行的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最初建立的監察委員會正式被定名為中央監察委員會並受權集中掌握各地監察委員會的活動，這些地方監察委員會於是乾脆把懲處地方黨委和州黨委中難以駕馭的黨員的職責也接收了過來。此外，每個加盟共和國也都建立了直接向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負責的監察委員會。另外一項關於設立檢查部和黨內偵探人員以加強各監察委員會的建議也被通過了。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七個委員中，只有老布爾什維克索爾茨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重新當選。同索爾茨一道當選的三名新委員——什基里亞托夫、柯羅斯捷遼夫和穆拉諾夫———像他一樣都是史達林的政治上的盟友，而史達林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第一次當選為總書記。這樣一來，在1922年春天，史達林就在最高中央監察委員會首腦會議的七個委員中取得四個委員的支持。 在此期間，黨內產生了一種微妙然而深刻的變化。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為爭取黨內民主的鬥爭已經顯現出來了，它主要是圍繞著國家、黨和工會之間的正確關係展開的。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柯倫泰為首的所謂工人反對派提出的綱領被領導集團譴責為「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偏向」。根據官方歷史學家的說法，這個綱領要求工會以生產組織者的身份，不僅要把國家的職能而且要把黨的職能也接管過來。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爭論道，雖然在消費方面必須實行平均主義的政策，但是在生產方面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必須堅持採用「突擊方法」。據托洛茨基的說法，這就意味著「使工會機構從屬於經濟管理的行政系統」；而據反對他的人的說法，這卻意味著把工會轉變為國家機構。列寧認為，工會應該置於黨的控制之下，並且比任何時期都更應該成為一種廣大的「共產主義學校」。在這次爭論中，史達林支持列寧的主張。在代表大會上還發表了一些其他的有關這個問題的意見，但是主要的問題是以列寧、托洛茨基和柯倫泰為首要發言人的各個集團之間的三角爭論。討論還不限於在黨代表大會以內進行，在公開場合和所有蘇維埃機構里都展開了討論。 在從1922年3月27日到4月2日舉行的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會議上，這種自由討論的氣氛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兩次大會之間的一年中，由於各種小派別已經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被明令禁止，反對派乃轉入了「地下」。他們的秘密組織是如此完善，以至於由領導集團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一些決議案都被否決了，而且由於投反對票的人太多，甚至不可能用欺騙的手段對投票結果進行「修正」。 反對派不只是在暗地裡顯示他們的膽量，而且在一次講話中，反對派分子梁贊諾夫公開斥責領導集團，以及當代表們公開抗拒列寧提出的把工人反對派的領袖施略普尼柯夫、麥德維捷夫和柯倫泰開除出黨的主張，並且頑固地拒絕這樣做的時候，都有人表示強烈的贊同。這種公開的反對是一種遠為更廣泛的暗中反對的跡象。領導集團認為，藏在暗處的反對派比在明處的反對派更為惡劣，因為在他們的陰謀詭計中孕育著令人痛苦的突然打擊。很顯然，由書記處的3名平行的書記均攤責任的做法，使得每一個書記都不願意擔負全部責任，因而無力擔負由書記處指派「忠誠」的同志擔任首要職務並選擇「忠誠」的代表參加黨代表大會的職責。列寧及其親信於是決定通過兩個辦法來加強書記處——設立總書記，使另外兩名書記作為他的副手而不是平行的同事，並且選擇最善於進行鐵腕工作的人即約瑟夫·史達林來擔任總書記的職務。他的兩個最忠實的走卒，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被選為他的副手。 史達林在1922年4月2日當選為總書記。兩個月之後列寧就患了重病。到這個時候，由於在他本人的盡力縱容下各種機緣的湊合，史達林在權勢上已經掌握了戰略性的地位。如果列寧很快就康復了的話，史達林有可能重歸於默默無聞——當然只是有可能，不是絕對的必然，但是列寧的身體每況愈下。 按照官方的說法，列寧同史達林的關係是親密而友善的。實際上，這兩個政治人物不僅由於他們在年齡上相差10歲，而且由於他們在性格上的迥然不同而彼此相距甚遠。他們二人之間不可能有什麼友誼。毫無疑問，列寧是在1907到1913年間反動勢力猖獗的艱難歲月中賞識了史達林的實際的組織才幹的。但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代裡，史達林的粗暴一再使他感到厭惡，越來越妨礙他們之間的順利合作。史達林之所以繼續秘密地反對列寧主要就是由於這一點。滿懷嫉妒和野心的史達林，處處都感覺到列寧在聰明才智和道德品質上比他高超得多，不能不日益變得抗命不羈。〔儘管程度上隨時有所不同，這種不穩定的〕關係〔在所有實際工作中勉強〕維持著，直到列寧因患重病〔而不能積極參與國事〕時為止，這時候他們之間的關係轉變為赤裸裸的鬥爭，最後以破裂而達於頂點。 〔早在1920年春天〕慶祝列寧的五十壽辰的儀式上，史達林就發表了一通演說，數說列寧的錯誤。很難說他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不管怎麼說，這篇演說叫人聽起來那樣不入耳，以至第二天，4月24日，《真理報》和《消息報》〔在報道這次慶祝會的消息中〕只提了一句，「史達林同志談到了他們在革命以前一道工作期間的幾件事」，再沒有別的了。然而同時史達林又通過發表文章的形式，在一篇題為《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的一般性的紀念文章中表明，他向列寧學習了些什麼而且還要學習些什麼。這篇文章就其理論和文學價值而言是不值一看的。只要提一下這篇文章是用這個論斷開頭的就夠了：「在西方，例如在法國或德國，工人政黨是在工會和政黨合法存在的條件下……從工會中產生出來的。在俄國卻相反，無產階級政黨是在極殘酷的專制制度下……形成的。」 [5] 他的論斷當然適用於英國，不過他卻沒有引英國作例子，但是它不適用於法國，而對於德國就完全不適用了，在那個國家裡，黨是白手起家把工會建立起來的。直到今天，史達林對於歐洲的工人運動史還同1920年那樣一無所知，因此，要想從他那裡得到這方面的理論上的指導是不可能的。 這篇文章之所以有意思還不僅在於它的標題，而且在於史達林關於列寧的全部想法。史達林讚揚列寧首先是個組織者，其次才是政治領袖。史達林首先提到「列寧（同志）的……莫大功績」在於「他向孟什維克的組織上的鬆弛現象展開猛烈進攻」。列寧的組織計劃受到了讚揚，因為他「高明地概括了優秀的實際工作者的組織經驗」。 再者：「因為只是由於實行了這種組織政策，我們黨才能建立內部的統一和驚人的團結，而得以毫髮無損地擺脫克倫斯基執政時的七月危機，肩負起十月起義，安然地度過布列斯特時期的危機，組織了對協約國的勝利……」 [6] 只是在這一段話以後史達林才又寫道：「然而俄國共產黨在組織上的優點還只是事情的一面。」 [7] 接著他又轉到黨的工作的政治內容、它的綱領和策略上去。說一句不算誇張的話，沒有別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說沒有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會對列寧作出這樣的評價。的確，組織問題並不是政策的基礎，相反地卻是理論、綱領和實踐形成以後所得出來的推論。然而，史達林把組織問題這個槓桿當做基礎看待卻並不是偶然的，所有涉及綱領和政策的問題對於他來說，實質上永遠是組織這個基礎的裝飾品。 在同一篇文章里，史達林最後一次多少有點正確地形成了當時還是相當新穎的布爾什維克觀點，即在我們這個時代，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應該起的作用。史達林以嘲笑孟什維克的口吻寫道，在那些沒有把過去的革命的歷史學通的人看來，似乎「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俄國革命的領導者，領導權應當讓給俄國資產階級（就是那個叛賣革命的資產階級），農民也應當讓資產階級保護，而無產階級則應該始終保持極左的反對派的地位。孟什維克竟把惡劣的自由派的這些庸俗老調當做『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定論捧出來！……」 [8] 奇怪的是，不過3年以後，史達林就把這種孟什維克的觀念不折不扣地運用到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上去，後來又以非常嘲諷的態度運用到1931到1939年間發生的西班牙革命上去。如果當時史達林真正消化了並且徹底理解了列寧主義對革命的概念的話，這種巨大的轉變是完全不會發生的。但是，史達林所消化了的只是列寧主義有關黨的中央集權機器的概念。他一旦抓住了這個概念，就再也不能從理論方面來考慮它的根源，它的綱領上的基礎也變得根本不重要了，而由於他自己的過去，他自己的社會出身、培養和教育，他自然而然地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觀念、機會主義和妥協思想。在1917年，只是由於列寧不容許他那樣做，他才沒有實現同孟什維克的合流；在中國革命期間，他打的是布爾什維克的旗號，實現的卻完全是孟什維克的理想，用布爾什維克的手段，亦即他認為實質是布爾什維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機器，實施著孟什維克的綱領；在西班牙革命期間，他用更高明得多的手法，以絕頂的效率推行著同樣的政策。 由此看來，如果說史達林這篇論列寧的文章（它從那時以來已經無數次用許多文字大量再版）只不過是一篇有關這個題材的頗為頭腦簡單的論述的話，它卻給我們提供了了解作者的政治性質的線索。它甚至於包含著一些在某種意義上帶有自傳性質的字句：「我們的同志（不僅是孟什維克！）常常責難列寧太喜歡爭辯和分裂，責難列寧同調和派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等等。毫無疑問，這兩種情況都有過……」 [9] 1920年，史達林還像在1913年那樣認為列寧太喜歡爭辯和分裂。此外，他在為列寧的這種傾向作辯護的時候並沒有消除掉那些指控列寧喜歡誇張、喜歡走極端的罪名。 〔列寧衛護每一個有長處的幹部，就像衛護他自己的眼珠一樣，他對於他們都是很慈愛的。我們看到他冒著被傳染的危險，坐在因患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而將要死去的斯維爾德洛夫的床邊，同他交談了「10到15分鐘」。我們看到他責備瞿魯巴說：「親愛的亞·德！你這種對待國家財富的態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給你的命令是，療養3個星期！你必須服從醫院領導送你到療養院去的決定。那麼幫幫我的忙吧，不注意你的衰弱的身體是沒有好處的。你必須恢復健康！」同樣，當史達林在1920年12月進莫斯科的索爾達欽柯夫醫院動手術以後，據史達林的主治醫生羅薩諾夫的說法，〕「（列寧）每天早晚兩次打電話找我，而且不只是詢問一下他的健康狀況，而是堅持要我向他作極其詳盡的報告。史達林同志的手術很難做，在割闌尾的時候必須在周圍切開很寬的口子，我們感到很難保證結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顯然為此焦灼不安。『萬一發生了什麼事，』他對我說，『馬上打電話給我……不管是夜裡、白天還是什麼時候。』手術動過四五天以後，看來已經不再會有危險了，我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他，他從心眼裡歡呼出來，『真太感謝你了！……不過不管怎麼說我還是要每天打電話來麻煩你的。』 「有一次我到史達林同志的寓所去，在那裡碰見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他客氣地同我打招呼，把我拉到一邊，又向我提出了無數有關史達林同志的病況和治療方面的問題。我說需要送他去休養以便他能夠在嚴重的手術後很好地恢復健康。他插口道：『我也是這麼對他說！但是他不願意聽我的話！不過，我會想辦法處理這件事的，但是最好不要到療養院去。雖然我聽說它們現在已經辦得很不錯，不過我還看不出它們好在哪裡。』我建議說：『為什麼不讓他到他家鄉的山區去呢？』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答道：『你的想法很對！在那兒他可以躲得更遠一些，誰也不能麻煩他了。我們必須把這件事辦妥。』」 但是，史達林一直拖到翌年7月才到他的家鄉喬治亞去。在他重返喬治亞期間，史達林在那裡遇到了強烈的反對，他的病又發作起來。1921年7月25日，列寧打電報給奧爾忠尼啟則，他是史達林的副手並且是在喬治亞實行「綏靖」政策和計劃的主要執行者： 收到了您的第二〇六四號電報。請告知為史達林看病的醫生的姓名和地址。史達林的休養被打斷了幾天？請用密碼電報回復。您是否參加8月7日的全會？第八三五號。 列寧 [10] 1921年12月28日，列寧給他的秘書寫了下面這張便條： 明天請提醒我，我要會見史達林，並請事先替我接通奧布赫（醫生）的電話，以便詢問史達林的情況。 寫於1921年12月28日 [11] 不到3個月，列寧就病得不能參加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了，但是他還是掙扎著參加了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又過了兩個月，列寧說話已經感到困難，右臂和右腿的活動也不方便了。原因是1922年5月26日發作了一次急性的動脈硬化症，這個消息直到6月4號才公布出去。經過一個夏天的時好時壞，列寧在10月間恢復了工作，11月間甚至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紀念十月革命5周年的演說。但是12月16日他的病又發作了，他的右半身全部癱瘓了，由於病勢過於嚴重，他沒有能參加在12月底舉行的俄羅斯共和國第十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及新建立的蘇維埃聯邦的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再也不能積極參與蘇聯的國家大事了，就像站在尼波山上的摩西一樣，他從遠處看著世界無產階級的天堂。在病勢發作的間歇當中，他還抓住身體比較好的時候口述了他最後的訓誡——他的遺囑，這是在1923年1月4日完成的；以及他的《論合作制》、《論我國革命》、《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日記摘錄》等論文。在這幾個月里，列寧完成了他最後的創作活動。在3月5日到6日之間的夜晚，他的創作活動達到了頂點，列寧口授了他給史達林的最後一封信，同他斷絕了一切同志關係。3月9日他的病第三次也是最嚴重地發作了，再加上失眠和神經過度興奮使他陷於可怕的痛苦之中。他說話的能力完全喪失了，而且陷入半身不遂的困境。但是，他的生存和活動的意志是頑強不屈的。 到了第二年夏末，他的健康狀況稍有好轉，長期失眠的惡症也消除了，他開始像小孩一樣重新學走路，到了秋天他又重新學說話。10月間他已經能夠拄著手杖走路，他曾經親自駕車到莫斯科去，看了看他在克里姆林宮裡的辦公室，在回高爾克村的路上，他又參觀了正在興建中的農業展覽館。他每天都挑選一些書籍和文章要別人讀給他聽。他逐漸恢復了說話的能力。看來，他完全康復的日子已經不遠了。然而，在1924年1月20日醒來的時候，他感到身體不舒服，說有點頭痛，不想吃飯，全身都不自在。第二天，他還是不舒服，在侍從的勸說下吃了一點早飯和午飯。午飯後他躺下睡覺。下午6點鐘，他的病又嚴重發作了，呼吸越來越困難，臉色蒼白，體溫急劇上升，昏迷不醒，50分鐘後列寧與世長辭了。腦溢血使他的呼吸器官失去作用，奪去了他的生命。整整15年零7個月之後，他在世人所謂的列寧-托洛茨基政府中的夥伴，也因為腦溢血而死去，然而這一次卻是一個不那麼巧妙的兇手的斧子所造成的。列寧死的時候差3個月54歲；托洛茨基死的時候比他大7歲。史達林，這個連最袒護他的美國記者在耐心地為他辯護了17年之後也都把他描繪成「一種猛獸，它先用爪子扒一下自己的獵獲物來試試它的力量，隨後把獵獲物打傷，退後一步來看看效果如何，最後才把獵獲物結果掉」的人，卻比他們兩個都死得晚。他賴以生存的手段早在列寧患病的期間就已經安排下了。 當列寧的病第一次發作的時候，包括蘇俄在內的全世界的人民群眾所得到的印象是，他的病並不嚴重，很快就可以恢復工作。他是一個身體和意志都十分堅強的人，還只不過50來歲。政治局的委員們最初也都真誠地抱著這種看法。後來，他們了解到情況恰恰相反，不過他們也沒有糾正大家的看法，甚至於沒有把真相告訴蘇聯的工農群眾和黨內一般同志。既然列寧只是暫時患病，政治局當然就繼續行使職權。儘管一般公眾認為托洛茨基是最有希望接替列寧的人，並且比較年輕的黨員也抱同樣的看法，然而，黨領導機構里的政治庸人們卻並不認為這個幾年前還是個反對派的托洛茨基有資格做他們的伊里奇接班人，他們也不認為政治局的其他委員中有誰能夠取代列寧。這些委員相形之下都不過是些扈從而已。不管列寧是暫時患病還是長期離職，唯一能接管他的工作的是一個由黨的高級幹部，即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指導委員會。據說，這樣的指導委員會在列寧患病後不久就成立了。 但是，實際上成立的是一種變態的機構。繼承權落到一個三人小組手中，這個小組以季諾維也夫為首，以加米涅夫為副，而史達林是最年輕的成員。就這樣，季諾維也夫由於在政治局中得到大多數委員的支持，勉強成了列寧的接班人。他之所以得到多數委員的支持，並不是由於大家認為他的能力最強最有資格，相反地是因為他們認為他最缺乏領導能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最脆弱。在政治局的7個委員中，列寧病了；托洛茨基認為他是列寧的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的看法得不到支持，這種在黨的領導機構以外廣泛流傳的看法使他成為政治局裡和黨內庸人眼中最可怕也是最可恨的人；季諾維也夫得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堅決支持，他們認為，在他的領導下可以最無顧忌地發表意見並採取行動以擴張他們的勢力範圍；史達林這時還沒有準備好出頭露面，只好勉強表示支持；而托姆斯基則被迫表示支持。雖然在政治局內部和中央委員會內部，季諾維也夫都得到了多數委員的支持，但除了他本人以外大家心裡都很明白，他只不過是個代行領導職務的傀儡，只有在他所採取的措施符合其他人的願望的情況下，他才能保住這個名譽地位，直到真正的領袖作好準備來取而代之的時候為止。 列寧希望誰來繼任他呢？一直到1922年12月16日他的病第二次發作使他躺下來之前，他並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他滿心期望可以恢復健康，重新擔負起領導的責任來。他在幾天以後寫的遺囑中，顯然是試圖就各個繼任人選提出坦率的意見，而不是作出硬性的決定。正因為他的壓倒一切的威望使他握有大權，他才不願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他提出他贊成和反對的方面，推薦人選，特別提到了由於史達林的「粗魯」和「不忠」應該免除他的總書記的職務，但是除了提出關於他的繼任人怎樣才能合作得最好的忠告，以及關於托洛茨基和史達林之間的嚴重爭執會給黨和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帶來災難的警告之外，就再也沒有說什麼別的。然而，不到兩個月之後，他就發現不得不採取決然而義無反顧的措施，正式同他的助手之一的史達林斷絕了同志關係——這意味著斷絕一切政治上的和私人的聯繫。這個「革出教門」的行動發生在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籌備期間，列寧在他的病第三次嚴重複發之下臥床不起，沒有能參加這次代表大會。這是第一個沒有列寧參加的代表大會，也是第一個充滿著由總書記親手挑選的代表的大會，它標誌著列寧主義政權末日的開始，標誌著史達林主義這個新的政治方向的降臨。 〔列寧同史達林的破裂，在列寧作了多次耐心的努力以求避免之後，終於爆發了。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季諾維也夫和他的最親近的盟友在1922年11月底支持史達林擔任總書記之職，以期利用後者對我的敵視來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這時候，列寧對這個人選表示了異議，〔他在同他的密友們作的一次非正式的討論中〕這樣說道：「這位大司務除了辣菜之外再不會做什麼別的。」列寧很擔心他的病會復發，他急於要利用他的病再度發作並可能引起致命的危險以前的時間，通過一致的協議，特別是同史達林本人的協議，來建立一種和諧的集體領導。〔因此他作了熱忱的努力使他自己的工作同書記處的工作互相配合起來，他極其注意維護史達林的威望。直到1922年10月21日，列寧還在一封措詞尖銳的電報中批駁了喬治亞反對派向史達林和奧爾忠尼啟則提出的十分激憤的抗議。同樣地，列寧繼續給他支持，要不然就把在其他問題上對他的批評縮小為溫和的責備。只是在列寧終於堅信史達林是不可救藥的時候，事情才爆發了出來。喬治亞問題只不過是導致最後破裂的若干事件中的一個而已。〕 史達林對於布爾什維克理論武庫所貢獻的唯一嚴肅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是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文。那是1913年的事。文章的內容大體上是他本人在高加索所作的考察的總結，從實際的革命工作中得出來的結論，以及，如我們已經指出過的，從列寧那裡抄來的泛泛的歷史性的論述。從文筆上看來，史達林把這些論述都當做他自己的東西，就是說，把它們同他自己的結論聯繫起來，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消化這些論點，而且肯定並沒有吸收這些論點。這一點在蘇維埃的年代裡充分暴露了出來，已經用白紙黑字的形式解決了的問題又以頭等重要的行政工作的形式再度出現，而且使所有其他方面的政策都受到它們的支配。直到這個時候才看出來，所謂史達林與列寧在一切事務上的一致性，特別是史達林在1913年所寫的那篇論文中所保證的他們之間在民族問題的原則上的團結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 在1921年3月舉行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史達林又宣讀了他的必不可少的民族問題的報告。正如同他慣常的經驗主義的做法那樣，他不是根據活生生的材料，不是根據蘇維埃政府的經驗，而是根據互相毫無關聯的抽象理論來作出他的結論。他在1921年還重複著與1917年同樣的論點，說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無力解決它們的民族問題，而蘇維埃國家卻有著解決這種問題的一切可能。報告引起了不滿，甚至於迷惑。在接著進行的辯論中，對這個問題最感興趣的代表，主要是少數民族代表，表示對報告感到不滿。甚至於當時已經是史達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而後來是他的最忠誠的扈從之一的米高揚都抱怨說，黨需要這樣的指示，即「在邊疆地區究竟應該作些什麼樣的制度上的改革，應該建立什麼樣類型的蘇維埃制度……關於這些方面史達林同志並沒有指出」。 對於史達林，原則從來不起任何作用——而在民族問題上也許比在任何其他問題上更甚。在他看來，眼前的行政工作總是比一切歷史法則要重要得多。在1905年的時候，他只有在黨委提示之下才會注意到洶湧澎湃的群眾運動。在反動的年代裡，他之所以保衛地下運動，只是由於他天性渴望一種集中的政治機器。在二月革命以後，那種機器同不合法鬥爭一道被打碎了的時候，史達林又看不出孟什維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之間的區別，並且準備同策烈鐵里的黨派聯合起來。最後，在1917年10月奪取了政權以後，一切任務，一切問題，一切前途都被置於國家這個工具中的工具的需要之下了。作為民族人民委員，史達林不再從他在1913年竭力頌揚的歷史法則的觀點出發，而是從行政機構的方便的觀點出發來處理民族問題。這樣一來，他必然發現自己同最落後的，最受壓迫的民族的要求大為相左，並且為大俄羅斯的官僚帝國主義獲得了不應有的權益。 喬治亞人民在成分上幾乎完全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他們強烈地反對把他們的國家蘇維埃化。但是由此引起的巨大困難卻由於採用了軍事武斷的方式和方法而大大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對於喬治亞的群眾，需要採取加倍審慎的態度。正是在這一點上列寧同史達林之間發生了尖銳的不和，列寧堅持對喬治亞以及一般說來對外高加索採取一種格外靈活、謹慎而耐心的政策，而史達林則認為，既然國家機器已經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的地位是穩固的，那我們就可以採取任何我們想採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史達林在高加索的代理人是奧爾忠尼啟則，這個頭腦發熱而性情急躁的喬治亞的征服者認為，每一種反抗的表示都是對他個人的冒犯。〔史達林似乎忘記了不久以前〕我們已經承認了喬治亞的獨立並且同它簽訂了條約。〔那是1920年5月7日的事。但是在1921年2月11日，〕紅軍部隊已經奉史達林的命令侵入了喬治亞並且使我們面臨著既成事實。史達林童年時代的朋友伊雷馬什維利寫道： 史達林反對這項條約。他不願意讓他的故鄉處在俄羅斯國家之外並且生活在他所厭惡的孟什維克黨人的自由統治之下。他的野心驅使他攫取喬治亞的統治權，然而，那裡的和平而聰明的人民以冷冰冰的倔強抵禦著他的摧毀性的宣傳……他一刻也不能安寧地要向那些孟什維克領袖報復，因為他們曾經堅決拒絕支持他的烏托邦計劃並且把他從他們的隊伍當中開除出去。史達林違反了列寧的意志，根據他自己的狂妄自大的主觀決定，把他的故鄉布爾什維克化或者說史達林化了……史達林在莫斯科組織了對喬治亞的遠征軍並且親自統率出征。1921年7月中旬，他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了提比里西。 1921年史達林到喬治亞去的時候，他的身份已經同過去故鄉的人們對他的習慣的看法不同了。過去他被大家叫做沙夏，後來又叫做柯巴；現在他卻是政府、無所不能的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員會的代表了。然而，在喬治亞沒有一個人把他當做領袖看待，特別是在黨的高級幹部當中，大家並不把他當做史達林而是把他當做黨的最高領導機構的一個成員，也就是說，並不是根據他個人的品格而是根據他的職權來接待他。曾經同他一道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們認為，他們自己在喬治亞事務上至少同他一樣有發言權，他們隨便地不同意他的意見，而在他們不得不屈從他的意見的時候也表現得很勉強，同時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並且威脅說，要把全部問題提交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討論。史達林還是沒有能成為領袖，甚至於在他自己的〔老巢里也是如此，這使他感到切膚之痛，他絕不能原諒這種對他的權威的冒犯〕，因為他是黨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政府的代表，是民族人民委員。他認為，自己在有關喬治亞的事務上理所當然地要比黨中央委員會所有其他委員都更有資格發言。在莫斯科，他作為一個熟悉當地情況的喬治亞人而以權威自命，而在喬治亞，他則以一個不受本地民族感情和成見影響的莫斯科代表的姿態出現。從他的做法看來他似乎不是一個喬治亞人，而是莫斯科派來的布爾什維克，是民族人民委員，而且對他來說，喬治亞人似乎只不過是許多民族當中的一個而已。他裝出一副對喬治亞的民族情況一無所知的模樣——顯然是為了彌補他本人青年時代的強烈的民族情緒，但卻做得有些過火。〔他的行為有點像一個大俄羅斯式的俄國歸化人，任意踐踏本民族人民的權利。〕這就是列寧所說的把外國人俄羅斯化的做法。這個說法既適用於史達林也適用於捷爾任斯基，〔他是從波蘭人變成俄國歸化人的。根據顯然誇大了事實的伊雷馬什維利的說法：〕 俄國的史達林主義的入侵部隊中起初包括了若干喬治亞的布爾什維克。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是喬治亞蘇維埃共和國的獨立，這個國家除了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和政治上的友誼之外，同俄國毫無共同之處。他們仍然是喬治亞人，對於他們來說，祖國的獨立重於一切……然而，史達林卻在他派去的俄國赤衛軍和肅反委員會的協助下向他們宣戰了。 伊雷馬什維利對我們說，史達林在提比里西遭遇到普遍的敵視。在提比里西社會黨人於某劇院舉行的會議上，史達林成了敵對性示威的對象。可以想見，身為老孟什維克的伊雷馬什維利親自控制了這次會議，當著史達林的面指責他。我們聽說，其他發言的人也同樣譴責了史達林。可惜，這些發言的速記記錄沒有保存下來，而大家也沒有義務過分相信伊雷馬什維利的回憶錄中的這一段話：「一連幾個鐘頭，史達林被迫一語不發地聽著反對他的人發言並且承認這些指控。史達林竟然不得不容忍這樣公開而勇敢的慷慨的發言，真是不僅空前而且絕後的事。」 〔接著發生的事可以用簡單幾句話來說明。〕史達林再一次辜負了列寧的信任。為了在喬治亞給自己建立堅實的政治支持，他背著列寧和整個中央委員會，借著奧爾忠尼啟則的幫助，同時也得到了捷爾任斯基的支持，在那裡煽動了一場不折不扣的反對最優秀的黨員的「革命」，同時背信棄義地用中央委員會的權威把自己掩蓋起來。由於他同喬治亞的同志們開會的情況達不到列寧那裡，史達林就抓住這一點企圖用假的情報把他包圍起來。列寧覺察到有問題，就命令他的私人秘書處搜集有關喬治亞問題的全部情況；經過研究，他決定把問題公開提出來。很難說，最使列寧感到震驚的是什麼：是史達林個人不忠誠呢，還是他長期以來無力把握住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問題政策的要旨？很可能是兩者都有。 在探索事實真相的同時，列寧在病床上口授了一封綱領性的信件來闡明他在民族問題上的根本立場，以便使同志們不至於就他在當前有爭論的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產生誤解。12月30日，他口授了下述的便箋： 我想，史達林的急躁和喜歡採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對有名的「社會民族主義」的憤恨，在這件事情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憤恨通常在政治上總是起著極壞的作用。 〔第二天，他口授了那封綱領性的信件：〕 當然應當使史達林和捷爾任斯基對這一真正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運動負政治上的責任。 〔列寧做的是對的。如果他認識到局勢的全部嚴重性還要把它輕描淡寫，那就太可惡了，因為正如托洛茨基八年以後所描繪的那樣，在他背後所發生的事，實際上是〕史達林派在高加索把列寧派擊潰了。這是黨內反動派的首次勝利，它掀開了革命的第二章〔——史達林主義的反革命。〕 〔列寧終於不得不在1923年3月6日寫信給喬治亞的反對派分子〕。 姆季瓦尼、馬哈拉澤等同志：（並抄送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們： 我專心致志地關注著你們的事。我對奧爾忠尼啟則的粗暴，對史達林和捷爾任斯基的縱容感到憤慨。我正為你們準備信件和發言稿。 致以敬意！ 列寧 在此前一天，他口授了下面這封簡訊給我： 〔他還通過他的兩位私人秘書要托洛茨基也在即將舉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幫助喬治亞辯護。列寧的請求是用電話打來的，而那些案卷——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件和筆記——則是由格莉亞塞和福季耶娃兩位小姐帶給托洛茨基的，她們還隨身帶來了為列寧記錄口授信件的沃洛季契娃小姐寫的一個便條，上面通知他說，接替列寧擔任政治局和蘇維埃內閣主席的加米涅夫「即將在星期三到喬治亞去，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她問我，我本人是否有什麼信要帶給列寧。列寧的幾位秘書在1923年3月7日，星期三那天，拜訪了托洛茨基。〕 「看了我們同你往來的信件之後，」格莉亞塞對我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容光煥發。那樣就使得局面不一樣了。他指示我把他原來打算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作為炸彈拋出去的原始材料交給你。」在這之前加米涅夫已經通知我說，列寧已經寫了一封信同史達林斷絕了一切同志關係，因此我建議說，既然加米涅夫要在當天動身到喬治亞去參加一個黨的代表大會，把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件給他看一下，讓他好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可能是有好處的。福季耶娃回答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這樣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並沒有指示我把這封信交給加米涅夫同志，不過我可以問他一下。」幾分鐘之後，她帶著下面的口信回來了：「千萬別這麼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加米涅夫會把這封信給史達林看的，史達林可能作出糟糕的妥協，以便日後再來打擊我們。」 「換句話說，事情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以至伊里奇認為甚至於在正確的做法下也不可能同史達林達成妥協了，是不是？」我問道。 「是的，」她肯定地答道，「伊里奇不信任史達林。他要在全黨面前公開反對他。他正在準備一枚炸彈。」 列寧的意圖現在是十分清楚了。他要用史達林的政策作例子，在黨的面前揭露（而且是如此無情地揭露）把專政加以官僚主義式改造的危險。但是在這以後，緊接著，可能就在半個小時以內，福季耶娃又帶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另一封信回來了。她說，他已經決定立刻採取行動並且將已經寫好了（上面引過的）的那封便箋給姆季瓦尼和馬哈拉澤，並且指示要把抄件交給加米涅夫和我。 「你對這個變化作何解釋？」我問福季耶娃。 「顯然，」她答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感到病情在惡化，他要趕快把能辦的事情都辦掉。」 〔兩天以後列寧的病第三次復發了。在代表大會前夕舉行的中央委員會4月16日的會議上，史達林看來竭力要就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特別是喬治亞問題所寫的筆記和信件，通過對托洛茨基的隱蔽的攻擊來保護他自己。下列的托洛茨基寫的兩項文件在這個問題上提供了一些線索：〕 （一） 中央委員會各委員：機密第二〇〇T 關於史達林同志4月16日的聲明 （1）列寧同志的文章是秘密地並且是由列寧同志本人通過福季耶娃同志交給我的，而且，儘管我曾經表示想要把文章的內容告訴各政治局委員，列寧同志通過福季耶娃同志表示堅決不同意這樣做。 （2）由於在我收到這篇文章兩天之後列寧同志的病況就惡化了，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通信自然也就終止了。 （3）不久之後，格莉亞塞同志向我要那篇文章，我就把它交回了。 （4）我把它抄了一份供我自己使用（為了修改史達林同志的提綱，為了寫文章，以及諸如此類的事）。 （5）列寧同志就他關於喬治亞事件的文章和其他文件所作的指示（「我正在準備一些演講和文章」）我一無所知；我猜想正式的指示是在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列寧的夫人）、瑪麗婭·伊里尼奇娜（烏里揚諾娃，列寧的姐姐），或者是在列寧同志的秘書手中。我認為，由於某種不需要說明的原因，我不應該向任何人打聽這件事。 （6）只是在昨天我才從福季耶娃同志給我打的電話以及她寫給加米涅夫同志的便條中了解到列寧並沒有就這篇文章作出安排。由於列寧同志並沒有就這件事表明他的願望，只能根據政治上可行的原則來作出決定。按理說，我個人不能擔負作出這類決定的責任，因此我把這件事提交中央委員會。在我聽說列寧同志並沒有就如何處理他那篇文章給以任何直接而正式的指示之後，我一分鐘也沒有浪費就把這件事提出來。文章的原件現在保存在他的秘書手中。 （7）如果有誰認為我在這件事上面做得不妥當的話，我建議或者由代表大會的爭議委員會，或者由某個特設委員會來進行調查。我看不出有什麼別的辦法。 1923年4月17日。 （二） 史達林同志： 親收無副本 昨天你在同我個別談話的時候談到，你十分清楚我在有關列寧同志的文章的事情上並沒有什麼做得不妥當的地方，你還談到你要就這一點草擬一個書面的聲明。 直到今天上午（11點鐘）我還沒有收到這樣一個聲明。可能你是由於昨天作報告而耽擱了。 不管怎麼說，直到此刻你還沒有批駁你提出來的第一個聲明，這樣就使得某些同志認為有理由在某些代表中間傳播與那個聲明相應的說法。 由於我不能容許在這件事情上有絲毫含糊之處——其原因當然是你所不難理解的——我認為有必要趕快制止這種情況。如果你在對這封信的答覆中不能告訴我說，你將在今天之內向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提出聲明，以掃除在這件事情上存在任何曖昧不明的可能性的話，那麼我將得出結論，認為你已經改變了你昨天的意圖，我將請求爭議委員會對這件事進行徹查。 你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並且體會到，我之所以直到如今還沒有採取這個步驟，並不是因為它會對我的利益有絲毫損害。 1923年4月18日。第二〇一號。 4月23日史達林在代表大會上就民族問題發言的時候，在結束語中說道：「許多人引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札記和論文中的話。我本來不想引證我的導師列寧同志的話，因為他不在這裡，我怕可能引證得不正確，不恰當……」 [12] 這些話無疑是歷史上曾經記錄在案的絕頂的陰險狡猾的典範。史達林深深知道列寧是多麼憤怒地反對他的民族政策，深深知道，只是由於患了重病，他的「導師」才未能在這個問題上把他這位「門徒」轟到九霄雲外去。 * * * [1] 參看1904第二國際阿姆斯特丹大會通過的決議，其中說道：「為了使工人階級能夠全力以赴地與資本主義搏鬥，在每一個國家裡，與資產階級政黨對峙的只應該有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因為只存在著一個無產階級……」過去的經驗，特別是同左派社會革命黨聯合的經驗，使布爾什維克黨人確信這種思想的正確性。在1927年12月2日到19日舉行的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上，加米涅夫代表被擊潰的反對派發言時說道：「我們必須在兩條道路中進行抉擇。一條道路是建立一個第二黨。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這條道路對革命是極其有害的，這是政治墮落背叛階級的道路。對於我們來說，這條路是行不通的，是為我們的全部的思想體系所禁止的，是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的全部教導所不容許的……因此只剩下第二條路。這條路意味著……我們必須完全服從黨。我們選擇了這條道路，因為我們深信正確的列寧主義政策只能在我們黨的內部實現，而不能在它以外或者反對它的情況下實現……但是如果除此以外還要我們放棄我們的觀點（而這正是這次代表大會所要求的），那就不是……布爾什維克式的態度了。這種要求一個人擯棄自己的意見的做法從來沒有在我們黨內提出過。如果我們宣布我們已經放棄了一兩個星期以前我們還在維護的意見，那就是虛偽的做法，而且我們也得不到你們的信任……你們不會相信它……那樣只會使取得一致的基礎本身受到損害……」等等。這次史達林派的代表大會採取了開除反對派並且要求他們「在思想意識上完全解除武裝，並堅決譴責反對派的觀點為反列寧主義和孟什維克的」這種做法回答了加米涅夫。就在第二天，以同一個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為首的23個從列寧主義改信史達林主義的人登上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並且發表了如下的悔過和精神自殺式的聲明：「……儘管代表大會對我們提出的要求是那樣嚴酷……我們……把自己的意志和思想順從於黨的意志和思想……在判斷什麼是有利什麼是有害於革命的勝利進展這一點上，黨是至高無上的權威。」接著，他們接受了代表大會提出的最後通牒，並且請求重新接納他們入黨。這就是他們的末日的開始。——原編者注 [2] 馬爾克·安德烈耶維奇·納坦松，又名波布羅夫（1849—1919）是偉大的俄國革命家和民粹派領袖。他是在「到民間去」的運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革命作用的柴可夫斯基集團的組織者之一。他被流放到阿爾漢格爾州後，在1876年組織了十分機密的民粹派北方協會，並且在那年夏天發起並領導了幫助克魯泡特金越獄的集團。作為土地與自由黨的組織者之一，他成了民意黨的領袖，在這個黨分裂之後，他成了它的恐怖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在1881年由於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事件而被捕，並被判處在西伯利亞流放十年。1891年他同維克多·切爾諾夫一起組織了民意黨。1891年被捕後關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和東西伯利亞。他是社會革命黨的組織者之一，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從1905年起成為左派領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始終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並且是齊美爾瓦爾德大會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917年社會革命黨分裂之後，他成了左派的領袖。1918年7月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發動的反布爾什維克的政變失敗之後，他領導著一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反對政變，並以革命共產主義者而聞名。他是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死於1919年。——原編者注 [3] 《論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史達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41頁——譯者注 [4] 《對有關副主席（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工作的意見的答覆》。《列寧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181頁。——譯者注 [5]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史達林選集》上卷，中文版第130頁。——譯者注 [6]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史達林選集》上卷，中文版第132頁。——譯者注 [7] 同上書，第132頁。——譯者注 [8]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史達林選集》上卷，中文版，第134頁。——譯者注 [9] 同上書，第132頁——譯者注 [10] 《致格·康·奧爾忠尼啟則的電報》。《列寧全集》第35卷，第510頁。——譯者注 [11] 《致莉·亞·福季耶娃》。《列寧全集》第52卷，中文第2版第167頁。——譯者注 [12]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四、關於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的結論》。《史達林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215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