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十章　內戰（續

1919年春天，在尤登尼奇將軍統率下的西北義勇軍出乎意料地發動了攻勢，進逼彼得格勒。不久，英國艦隊駛入了芬蘭灣。布拉克-巴拉霍維奇上校身先士卒，率領他的部隊進擊普斯可夫，同時愛沙尼亞軍隊也在前線活躍起來。5月14日，羅將柯將軍的兵團突破了由於抽調了部分兵員支援更為吃緊的戰線而被大大削弱了的第七集團軍的陣地，占領了楊堡和普斯可夫，並且迅速地同時向加特契納、彼得格勒和盧加進逼。駐紮在彼得格勒近郊的第七集團軍軍長同尤登尼奇將軍私相勾結，陰謀在十月革命的首都外圍的喀琅施塔得、奧拉尼恩包姆、紅丘炮台、灰馬炮台和紅村等地駐防的衛戍部隊中組織叛亂。根據他們同尤登尼奇的合謀，叛亂者準備會同他的部隊攻占首都。他們期望心懷不滿的水兵會支持他們，特別是艦隊會給他們積極的援助。但是兩艘蘇維埃無畏戰艦上的水兵並不支持叛亂，而英國艦隊〔當時還僅限於在戒備中等待時機。〕結果，這項陰謀全部流產。到1919年6月12日，只剩下紅丘炮台〔和灰馬炮台還在〕叛亂者手中，而連續四年都沒有採取收復這兩個地方的行動。最後，經過從喀琅施塔得方面發起的攻勢，一支紅海軍部隊終於在6月16日占領了紅丘炮台。〔灰馬炮台也同樣輕易地就占領了。〕 〔季諾維也夫當時是彼得格勒市和這個區的黨和政府的首腦，他在步步進逼的敵人面前恐慌萬狀，於是政治局派了史達林去支援他。〕 史達林帶著黨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政府賦予他的特權，在1919年5月下半月抵達彼得格勒。〔他的冷酷無情和堅決果敢馬上就表現了出來。在到達彼得格勒兩個星期之後，他打了一個電報給列寧：〕 繼紅丘炮台之後，又占領了灰馬炮台。兩個炮台的炮都完整無損。我方現在正迅速檢查全部炮台和要塞。 海軍專家們硬說，從海上攻占紅丘炮台是違背海軍科學的。我只能對這種所謂科學悲嘆。紅丘炮台所以能迅速占領，是由於我和一般非軍事人員極粗暴地干預了作戰事務，粗暴到撤銷海軍和陸軍的命令，強迫執行自己的命令的程度。 我認為有責任聲明，我今後將繼續這樣行動，雖然我非常敬重科學。 [1] 列寧對於這種挑釁式的誇誇其談的語調感到煩惱。彼得格勒本來是有可能隨時同克里姆林宮和大本營保持聯繫，撤換不稱職或不可靠的司令員，加強參謀部，也就是說，進行每一個黨的負責軍事幹部不斷地在一個戰線又一個戰線上應做的一切工作，而又不違反高尚的志趣、良好的作風和維持正確的關係的基本準則，也不至於損害部隊司令部和總參謀部的權力。但是史達林不會這樣做。他只有在侮辱別人的情況下才能感覺到與他們相比自己的優越處。他如果不對所有的部下發泄他的狂暴的輕蔑，就不會從工作中得到滿足；如果他找不到其他的手段，他就把粗鄙當做一種手段，並且誇耀自己有著侮慢別人所尊重的措施和人物的特殊才能。他用這樣的字句結束了他的電報：「趕快運送供6個師用的200萬發子彈來，供我調遣。」 這個如此典型的史達林式的附言牽涉著一整套制度。軍隊當然有自己的供應部長。子彈總是缺乏的，它們是根據總司令的直接指令，按照貯存的數量以及戰線和部隊的重要性分配的。但是史達林僭越了各級主管部門，違反了一切命令的準則。他把供應部長拋在一邊而直接通過列寧索取子彈，又不把它們置於司令部的調遣之下，而置於他個人的調遣之下，好由他把子彈當做禮物送給某個師，以便使該師師長認識到他的地位是多麼重要。 〔10年之後，伏羅希洛夫利用了史達林在1919年春末對彼得格勒所作的這次短暫的訪問，又一次醞釀篡改歷史的陰謀。現在這粒種子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十足的神話，叫做「史達林是彼得格勒的救星」。這是個狡黠的神話，他用一種相當奇怪的方式故意把事情發生的季節掉換了。事實是〕尤登尼奇在1919年曾經兩度打算占領〔彼得格勒〕——一次在5月間，另一次在10月間。 尤登尼奇的第一次襲擊只不過是動用了很小兵力的出擊，並沒有引起黨的注意就過去了；黨當時正專注於東方戰線和南方戰線的戰事而無暇他顧。彼得格勒的局勢只經過了很短時期即趨於穩定，黨和國家的全部注意力再度轉向東方和南方。與此同時，尤登尼奇利用愛沙尼亞作屏障，並且得到英國的十分積極的援助，在此後的四個月間組成了一支配有大批軍官，並且有充足裝備的新的軍隊。第二次的襲擊是一場硬仗，起初十分有利於尤登尼奇。列寧認為我們無力兼顧所有的戰線，建議放棄彼得格勒，我反對這個建議；政治局的大多數成員，包括史達林，決定支持我的意見。我前往彼得格勒之後，列寧在1919年10月17日寫信對我說： 昨晚在國防委員會過夜並發給你……國防委員會的指令。如你所知，你的計劃已經被接受。但是，把彼得格勒工人調到南方去的命令當然並未撤銷（據說你在同克拉辛和李可夫的談話中曾發表這個意見）。……附上國防委員會委託我草擬的呼籲書。我很匆忙，寫得不好。最好把我的名字署在你的下面。祝好。 列寧 彼得格勒的爭奪具有極端的戲劇性。首都全城都暴露在敵人的視線以內，已經作好在街道的廣場上進行戰鬥的準備。當蘇維埃報刊報道彼得格勒的保衛戰而不加更多的解釋的時候，人們都了解這是指的尤登尼奇在秋季舉行的第二次攻勢，而不是春季的戰役。然而1919年秋天，史達林正在南方戰線，與真正挽救彼得格勒的戰事毫無關係。有關這次對尤登尼奇所作的基本戰役的官方文件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經公布了，但是如今尤登尼奇的兩次攻勢已經被合而為一，而著名的彼得格勒保衛戰則被描述為史達林的作品。 〔還在彼得格勒的時候，史達林就利用了一個機會誹謗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並且含沙射影地旁及於委員會主席，下面這封發自彼得格勒的電報就是明證：〕 1919年6月4日 列寧同志， 謹將從瑞士人那裡繳獲的一份文件寄給你。從文件可以明顯地看出來，為白黨服務的不僅有第七集團軍參謀長（記住去年秋季十一師在博里索格列勃斯克附近倒戈，投向克拉斯諾夫一邊，以及在皮爾姆前線某些團叛變的事），而且還有以柯斯加也夫為首的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整個參謀部。（預備隊是由柯斯加也夫分配調遣的。） 現在要由中央委員會來作出必要的結論了，它有勇氣這樣做嗎？ 分析證據的工作還在繼續進行，新的「可能」正在出現。我應該寫得更為詳盡一些，但是我連一分鐘的空閒都沒有。讓彼得斯告訴你吧。 我所深信不疑的是： （1）納傑日金不配做司令員。他沒有指揮能力，他只會把西方戰線斷送掉。 （2）像奧庫洛夫這種幹部是有害的，他們唆使專家來反對我們的已經頗為沮喪的政治委員，從而削弱了我軍的戰鬥力。 史達林 〔列寧接到這封電報時正在開會。他沒有理會電報中的顯然是狂暴的指控，而寫了下面這張字條給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利揚斯基：〕「史達林要求撤換奧庫洛夫，因為據說他正在一心一意地搞陰謀而且使工作陷於瓦解。」 這諷刺性的「據說」二字的含義是不言而喻的。斯克利揚斯基在那張字條上寫了這樣的回答：「奧庫洛夫是那裡唯一正派的幹部。」 〔根據當場記下來的話，列寧對這個回答的反應是：〕「既然如此，起草一份電報（關於奧庫洛夫控告第七集團軍的事由的詳細說明），我要用密碼發給史達林和季諾維也夫，以便使衝突不至於擴大而能夠得到充分的解決。」 〔這件事於是被提交黨的最高執行機構，它的決定立刻就用直通電報傳達給正在哈爾科夫的托洛茨基：〕 鑒於在彼得堡的中央委員和奧庫洛夫之間的衝突正在擴大，並認為有絕對必要在彼得堡的軍事工作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團結，而且有必要在那條戰線上立即取得勝利，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組織局臨時決定召回奧庫洛夫，由托洛茨基同志調遣。 1919年6月4日。第二九九五號。 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組織局 列寧、加米涅夫、謝雷布里亞科夫、斯塔索娃 這對於史達林和季諾維也夫是一個必要的讓步，除了接受它之外別無他法。〔至於柯斯加也夫，這位非常〕能幹的將軍也並不引起我的信任。他給人的印象好像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外人一樣。但是瓦采濟斯支持他，而柯斯加也夫同這位脾氣暴躁而又任性的總司令倒頗為相得益彰。要替換柯斯加也夫是不容易的，〔再說，〕也找不到反對他的事實。很顯然，「從瑞士人那裡繳獲文件」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再也沒有在任何地方被人提起過。無論如何，把柯斯加也夫同任何一個團的叛變聯繫起來的企圖顯然是粗暴而勉強的，因為這些團都是在黨的直接注視之下組成的。至於納傑日金，他曾經指揮過〔在最危急的關頭〕〔實際上拯救了〕彼得格勒的第七軍。至於奧庫洛夫的罪過，那完全是由於他努力於最忠實地執行一切命令和條例，並且堅持拒絕參與任何反對中央的陰謀而造成的。〔至於〕史達林的挑釁般的大膽而執拗的語調，那是由於他感到他終於在東方戰線的軍事委員會中糾集了真正支持他的力量，而在那裡對於總司令的不滿正在轉變為對我的不滿。 在東方戰線上有關戰略問題的意見分歧產生在總司令瓦采濟斯和東線司令員謝·謝·加米涅夫之間。他們兩人都在沙皇軍隊的總參謀部中擔任過上校職務，他們之間無疑是互不服氣的。而政治委員也捲入了這場衝突。我軍總參謀部里的共產黨員支持瓦采濟斯，而東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們——斯米爾加、拉謝維奇、古謝夫——則全心全意站在加米涅夫一邊。很難說這兩個上校哪一個更有才具。兩個人無疑都秉有第一流的戰略天才，兩個人都在世界大戰中獲得了豐富的經驗，而且兩個人肯定地說都很樂觀，沒有這一點是不可能成為軍事將領的。瓦采濟斯更為倔強而彆扭，而且無疑是易於受敵視革命的分子的影響的。加米涅夫則比較容易相處一些，而且更加易於受同他一道工作的共產黨員的影響；然而，雖然他是一個能幹的軍官，而且是一個十分能夠冒險的富有幻想的人，他卻缺乏深度和堅定性。列寧後來對他感到失望，並且不止一次地用非常尖銳的語調批評他的報告。〔有一次，列寧作了這樣的評語〕：「他的答覆是愚蠢的，而且有些地方文理欠通。」 東方戰線可以說是紅軍的第一個產物。它在所有必需的配備上，包括黨員在內，都比其他戰線要更為充實一些。〔在1918年秋季〕，高爾察克應該算是我們的主要敵人。他已經推進到喀山，並且威脅著下新城，從那裡他可以長驅直入進迫莫斯科。很自然，革命的國家這時候把一切方面的精華都調到東方戰線上來。 9月7日，第五集團軍的部隊開始攻擊通向喀山的道路。〔這是〕一場艱苦的戰鬥，傷亡很重。捷克軍隊因支持不住而後撤。9月10日，第五集團軍攻克了喀山，〔這是〕〔蘇維埃的〕第一個重大的勝利，它是拯救年輕的共和國免於全面崩潰的一個轉機。我在喀山親眼看到了這場勝利，那是嚴肅而令人恐懼的時刻。在辛比爾斯克失陷之後，我們實際上是不戰就放棄了喀山。下一步是下新城。如果白軍占領了下新城，他們就掃清了通向莫斯科的道路，這就是喀山之役具有決定意義的原因。在這次戰役過程中誕生的第五集團軍為自己爭得了榮譽。我們把喀山從白衛軍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手中奪取過來的那一天是革命過程中的轉捩點。喀山的收復揭開了肅清東部的反革命的序幕，全國的勞動者都把喀山的收復當做重大勝利而加以慶祝。對於軍隊來說，這次勝利的意義更為重大。 〔但是在〕1919年3月，擁有3000把刺刀和6萬把腰刀的高爾察克迅速地向伏爾加河開進，形勢再度變得岌岌可危。在召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前夕，列寧的意見是我應該親自監督東方戰線上的戰事。現在有必要重提這一段細節並且用文件上的證據加以印證，以駁斥目前的偽造說法。 （一） 1919年4月10日 斯克利揚斯基並轉下新城交託洛茨基： 鑒於東方戰線的局勢極其困難，我想最好你能留在那裡，特別是因為要保證13號那天不會出什麼嚴重的問題。中央委員會組織局決定昨天給你發這樣一封電報，但是我怕斯塔索娃已經走了，這封電報沒有發出。我們正在緊急地考慮一系列支援東方戰線的非常措施，關於這件事斯克利揚斯基會告訴你的。把你的意見通知我們。 列寧 （二） 用直通電報從下新城發往莫斯科交列寧： 完全同意我必須留在東方戰線，我提請中央委員會注意左派共產黨人在第三軍進行鼓動煽惑人心的事情，在那裡有人鼓動反對軍事指揮官，並且反對據說是要建立軍事禮節之類制度的命令。需要派來一些堅強的中央派的黨員。極其重要的是要幹部們支持辛比爾斯克，那裡的省委非常弱，特別是在縣份上。 1919年4月10日。第一〇四七號。 托洛茨基 （三） 機密摘自1919年4月18日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 出席：列寧、克列斯廷斯基、史達林、托洛茨基等四位同志。 考慮到： 2. 托洛茨基同志的下列聲明，即在東方戰線上指揮由四個集團軍組成的南方兵團的伏龍芝同志缺乏擔負如此重大任務的經驗，並且有必要加強這條戰線。 決定： 建議總司令瓦采濟斯前往東方戰線，以便現任戰線司令員加米涅夫同志能夠以全力投入領導南方兵團所屬各集團軍的工作。 （四） 摘自1919年5月12日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文件。 出席：列寧、史達林、克列斯廷斯基等三位同志。 考慮到： 9. 托洛茨基同志拍給列寧同志的電報提到，需要對由於〔烏拉爾〕哥薩克的叛亂而成為戰略重鎮的薩拉托夫給予特別的注意。 a. 立刻把安東諾夫、費奧多爾·伊萬諾夫、里茨貝格和普拉克辛等同志從薩拉托夫調回來。 b. 立刻派伊·尼·斯米爾諾夫到薩拉托夫去擔任省執行委員會主席兼要塞委員會委員…… 在兩度退卻之後，反擊高爾察克的進軍正十分順利地進行著。瓦采濟斯認為，目前主要的危險在於南方並且建議在冬季把東線的部隊保留在烏拉爾，直到危險完全消除為止，這樣就可以抽調一部分師團去支援南方戰線。我的一般論點早在1月1日的電報中就闡明了。我傾向於對高爾察克進行毫不間斷的攻勢，但是這個具體問題是由力量對比和總的戰略形勢所決定的。如果高爾察克在烏拉爾以外還保有相當的後備力量，如果我們的不斷戰鬥前進已經使紅軍部隊受到嚴重的損耗，那麼再在烏拉爾山區以外去進行更多的戰鬥就會造成危險，因為這樣就需要補充新的共產黨員和指揮員，而所有這一切目前都必須留給南方戰線。 我還必須說明，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同這個時期已經相當鞏固的東方戰線脫離了聯繫，而且全神貫注於南方戰線。從遠處很難判斷東方戰線上節節進擊的各個集團軍還保存了多大的實力，也就是說，還有多大力量能夠不僅不依靠中央的援助繼續向前進攻，而且還能撥出一部分力量來支援需要精銳師團的南方戰線。我給了瓦采濟斯以一定的指揮調動的權力，我想如果東方戰線司令部有反對的意見，或者萬一出現了東方戰線繼續前進就會給南方戰線帶來不利的情況的話，政府還會有足夠的時間作出決定，糾正總司令的命令。 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瓦采濟斯和加米涅夫之間的矛盾。瓦采濟斯對東方戰線企圖獨行其是以及它所作的一些閃爍其詞的答覆感到不滿，要求把加米涅夫撤職而代之以前第六集團軍軍長薩莫伊洛夫。〔但是，這個措施採取以後，同情加米涅夫的政治委員們立即提出了抗議。列寧問托洛茨基，這件事以及史達林從彼得格勒發生的對柯斯加也夫的指責怎樣處理才好，托洛茨基在基輔用直達電報答覆道：〕 我同意把加米涅夫調回東方戰線接替薩莫伊洛夫，但是我不知道目前加米涅夫到哪裡去了。我也不反對撤換柯斯加也夫，我也曾經多次提過這個建議，但是困難的是需要找一個不至於比他更糟的人來接替他。我認為，拉謝維奇並不比阿拉洛夫更堅強。不同的只不過是他所表現的軟弱屬於另外一種類型而已。古謝夫更適合於戰地司令部的職務。不論怎麼樣，在把加米涅夫派回去，特別是在撤換柯斯加也夫的問題上，都需要事先同總司令商量一下，以免使整個機構陷於瓦解。我建議，最先要做的是最緊急的事，那就是把加米涅夫調回去，而為了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找到他並且叫他馬上到莫斯科來。同時物色代替柯斯加也夫和阿拉洛夫的人選，而這是比較不那麼緊急的。請告知你作的決定。 托洛茨基 然而我必須指出，庫茲明、奧列霍夫、納烏莫夫、瓦托欣等對薩莫伊洛夫的看法同拉謝維奇、古謝夫、斯米爾加等對加米涅夫的看法一樣，也同阿拉洛夫對柯斯加也夫的看法一樣。這種前線上的義氣是我們共有的不幸。 1919年5月21日。 托洛茨基又及 在1919年最初的幾個月內，紅軍對南方的反革命給了粉碎性的打擊，這些反革命主要是由克拉斯諾夫將軍指揮的，有著騎兵掩護的頓河哥薩克軍組成的。但是在克拉斯諾夫的後面，鄧尼金的志願軍正在庫班和北高加索一帶建立起來。5月中旬，我們由於不斷前進已經大大削弱了的部隊同鄧尼金的新編隊伍遭遇並且開始敗退下來，我們喪失了所有早先攻占的土地，外加新近解放的烏克蘭全境。與此同時，在由前上校加米涅夫擔任指揮、由斯米爾加和拉謝維奇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東方戰線上，形勢已經大為好轉，戰事也進行得十分順利，以至我根本不再到那裡去了，我連加米涅夫的模樣都幾乎忘記了。為勝利所陶醉的斯米爾加、拉謝維奇和古謝夫把他們的司令員抬了起來，同他一道為兄弟般的友誼乾杯，並且為他打了最熱情的報告給莫斯科。總司令瓦采濟斯原則上同意我的意見，建議東方戰線部隊留在烏拉爾過冬，以便抽調幾個師去支援形勢日趨嚴重的南方戰線，然而加米涅夫在斯米爾加和拉謝維奇的支持下，提出了堅決的反對。〔加米涅夫爭辯說，他可以從他的部隊中抽調幾個師歸南方戰線使用，但無須停止烏拉爾的攻勢。自此以後，特別是由於瓦采濟斯在自己的錯誤完全暴露之後繼續固執己見，加米涅夫的聲望乃在犧牲瓦采濟斯的情況下提高了。〕史達林立即抓住了東方戰線同總司令之間的矛盾。他一向用敵視的態度對待曾經公開譴責他干預戰略問題的瓦采濟斯，並且伺機向他進行報復。現在這個時機出現了。斯米爾加、拉謝維奇和古謝夫，顯然在史達林的配合之下，建議任命加米涅夫為總司令。東方戰線的勝利影響了列寧，我的反對意見也被否決了。 加米涅夫被任命為總司令，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也在1919年7月3日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改組了。新的軍事委員會由托洛茨基、斯克利揚斯基、古謝夫、斯米爾加、李可夫和總司令加米涅夫組成。 新任總司令的第一項任務是草擬一個整頓南方戰線部隊的計劃。加米涅夫素以富有樂觀主義精神和敏捷的戰略思想而著稱。他不很了解南方戰線上的工人、烏克蘭農民和哥薩克等社會成分，於是他從東方戰線司令員的觀點出發來處理南方戰線的事務。最簡單的做法是把從東方戰線調來的師團集中在伏爾加河沿線，並且打擊鄧尼金的總部所在地庫班。這本來是他同意及時抽調幾個師而又不中斷他本身繼續前進的那個計劃的基礎。 在戰略問題上，我總是先傾聽總司令的意見，然而，我對於南方戰線的了解，使我相信這個計劃基本上是錯誤的。鄧尼金已經想辦法把他的總部從庫班遷到烏克蘭去了。向哥薩克們發起攻勢意味著迫使他們倒向鄧尼金一邊。在我看來，主要的打擊顯然應該放在鄧尼金和哥薩克之間的分割線上，那裡沿線地帶的老百姓全都反對鄧尼金和哥薩克而擁護我們。但是我反對加米涅夫計劃的意見被理解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同東方戰線之間的分歧的繼續。斯米爾加和古謝夫，在史達林的合作下，造成了這樣的印象，似乎我之所以反對這個計劃，是因為我在一般的原則問題上不信任新的總司令。看來，列寧也有這種疑慮，但是這些疑慮是根本不對的。我並沒有過高估計瓦采濟斯，我以友善的態度歡迎加米涅夫並且想盡一切辦法減輕他的負擔。但是這個計劃的錯誤是如此明顯而毋庸置疑，因此在政治局全體委員，包括史達林，投票反對我而批准這個計劃的時候，我提出了辭呈。就我的辭呈，〔1919年7月5日，黨的最高執行機構作了如下的決議：〕 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和政治局，考察了托洛茨基同志所宣布的意見，並且考慮到了它的各個方面，一致決定，他們不能接受託洛茨基同志的辭呈，也不能同意他的請求。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和政治局將盡一切力量來使托洛茨基同志自己選擇的工作，也就是目前最困難、最危險、也最重要的南方戰線上的工作，既儘可能地對他方便，又儘可能地對共和國有利。托洛茨基同志作為軍事人民委員和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有充分的權力以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協同他自己任命並經中央委員會批准的該線司令員（葉戈里耶夫）採取行動。 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和政治局為托洛茨基同志提供充分的機會，使他能夠通過一切途徑按照他的設想，力爭改進軍事方面的方針政策，而且，如果他有這樣的願望的話，將力促召開黨的代表大會。 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和政治局堅信，在目前的情況下，托洛茨基同志的退職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那樣只會給共和國的利益帶來最大的損害，因此建議托洛茨基同志不再提出這個問題，而在今後最大限度地執行他的職責，在他集中精力於南方戰線的時候，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把他的職責減輕一些。 鑒上所述，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和政治局也拒絕接受託洛茨基同志辭去政治局委員以及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 列寧、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寧、 謝雷布里亞科夫、史達林、斯塔索娃…… 我收回了辭呈並且立刻出發到南方戰線去了。 3天之後，當我在前線上的柯茲洛夫的時候，接到克里姆林宮人民委員會發來的密碼電報，上面說，根據一名被控叛國罪並已供認不諱的軍官的供詞，可以推知，瓦采濟斯與聞了一項軍事陰謀： 〔這封〕電報是由〔肅反委員會的首腦〕捷爾任斯基、〔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克列斯廷斯基、列寧和我的副手斯克利揚斯基簽署的。從電報中提到的名字看來，顯然指的是新近被撤職的總司令。瓦采濟斯就這樣在他被撤職之後幾乎立即就在叛國嫌疑的罪名下被逮捕了。這件事使得有關戰略問題的爭論具有險惡的含意。政治局內部的關係更加緊張起來，總司令的人事調動問題也大大複雜化了。直到今天，我還不能完全了解這個事件的確切境況和含意。從瓦采濟斯不久就被釋放並且甚至被任命為陸軍大學教授看來，可以說他對於任何軍事陰謀是一點也沒有干係的。他由於對自己被解除總司令職務感到不滿而對接近他的軍官說了些冒失話倒是並非沒有可能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史達林在逮捕他的事情上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由於瓦采濟斯看不起他，史達林早就懷恨在心。再則，從他對肅反委員會首腦所持有的友好的影響以及從東方戰線各將領和新任總司令對他的支持看來，他感到自己可以肆無忌憚而保險不會出問題。他由於能夠間接打擊軍事人民委員而感到更加滿意。人們意識到在這個事件背後有著明顯的陰謀，在捷爾任斯基背後有著史達林的無形的影響。 〔7月27日，〕「由於出現了非常的情況」，索柯里尼柯夫倉促地叫我到柯茲洛夫去。在那裡，我發現南方戰線司令員葉戈里耶夫認為加米涅夫〔關於南方〕的作戰計劃不正確，他雖然在執行這項計劃卻並不期望能獲成功。作戰部長佩列米托夫的態度和索柯里尼柯夫本人的意見也是如此。最初，除索柯里尼柯夫外，我沒有同任何人談到過這件事，在葉戈里耶夫提到這個計劃的不合理處的時候也沒有要他加以闡述，〔而立刻打電報給國防委員會主席列寧：〕 雖然我並沒有對爭論中的各種論點加以分析，然而我認為，一個人對於他所執行的計劃毫無信心這種情況是完全不能容許的。唯一的辦法，是立即〔在行動開始之前〕撤換南方戰線司令員，而以一個承認總司令的作戰指揮權並同意其作戰計劃的人來代替他。謝利瓦喬夫大概會同意加米涅夫的計劃。如果情況果真如此，應該立即任命他為南方戰線的副司令員，以便在一個星期之後任命他為南方戰線司令員。等待著你的指示。 1919年7月27日。第二七七/S號。 列·達·托洛茨基 〔復電不是由列寧而是以政治局的名義打來的。只有中央委員會的秘書葉列娜·斯塔索娃在上面簽字——其用意似乎是要使這封電報具有非個人的性質：〕 發往奔薩交託洛茨基同志： 機　密 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已經考慮了你發來的第二七七/S號電報，並且完全同意你關於在堅決執行一項既定計劃中任何的動搖都會造成危害的意見。政治局完全承認總司令的作戰指揮權並且要求你向所有負責幹部進行必要的解釋。政治局在現有委員之外，另行任命斯米爾加、謝雷布里亞科夫、拉謝維奇為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根據中央委員會指示。 1919年7月28日。 斯塔索娃 〔南方戰線的戰略問題是關鍵性的。然而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被瓦采濟斯事件所加劇，已經達到這樣困難的地步，以至於要通過隱蔽的方式和十分冠冕堂皇的途徑來進行。托洛茨基立即把他收到上述指示的消息打電報通知他在莫斯科的副手並轉達中央委員會。電文說：〕 斯克利揚斯基同志並轉中央委員會： 機　密 我不理解你們來電的含意。鑒於葉戈里耶夫的懷疑，我建議給他派一名助手，如果需要的話，可以代替他的職務。這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簡單易行的辦法。我在柯茲洛夫的時候，免去了作戰部長佩列米托夫的職務，因為他不同意總司令的計劃，並且倉促地從軍事監察部把貝倫達調來代替他。在我走之前，我曾經得到索柯里尼柯夫的同意，當著他的面直截了當地向葉戈里耶夫提出他必須無條件地貫徹總司令的計劃的問題。他用極其肯定的語氣作了答覆，而且據我的判斷，他在思想上並沒有什麼保留。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在總司令同他作了初步商談之後，十分有必要把謝利瓦喬夫派去擔任他的副手。關於這項建議，除了要我貫徹遵守紀律的準則（又沒有說清楚對誰貫徹）之外，沒有給我任何其他答覆。 我認為，在已經有了6名委員（葉戈里耶夫、葉戈羅夫、索柯里尼柯夫、奧庫洛夫、弗拉基米洛夫、謝雷布里亞科夫）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再增加兩名委員是荒謬的，特別是由於拉謝維奇已經被任命為彼得格勒的衛戍司令，而斯米爾加則是紹林軍團的成員。我建議撤銷這項決定。 沒有子彈並極端缺乏步槍是前線上的嚴重問題。第九軍已經徵集好兩萬名戰士，但是他們都沒有槍，而只有半數人可望得到補給。發的子彈少得可怕，如果出現了任何一點點麻煩的情況就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根據我對南方戰線的四個軍的形勢的觀察以及我同南方戰線司令員談話的結果，我向你們提出警告，整個戰役有可能由於缺乏彈藥而失敗。第二八四號。 1919年7月29日。 托洛茨基 〔根據新任總司令關於在南方戰線上發動攻勢的計劃所做的準備工作繼續在困難的情況下進行著。在8月里的第一個周末——那就是攻勢實際開始前的一個星期——政治局面臨著〕幾個嚴重的問題。〔十分〕明顯，鄧尼金，為了同羅馬尼亞和波蘭取得聯繫，並且把他的根據地從葉卡特林諾達爾轉移到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去，極其可能把進攻的矛頭主要指向烏克蘭而不是指向東方。不管總司令為了排除這個目前最嚴重的危險採取了什麼措施，都必須立刻決定如何進行這場迫在眉睫的烏克蘭爭奪戰。首先，必須使第十二集團軍同由於沒有電信聯絡而同南方戰線失掉聯繫的第十四集團軍會合起來。這時候，不僅兩個集團軍的後方已經合而為一，而且兩個集團軍都日益被迫對同一個敵人鄧尼金作戰。因此我建議使第十四集團軍脫離南方戰線的管轄，把這兩個集團軍的指揮部統一起來置於第十四集團軍軍長葉戈羅夫和他的參謀部的指揮之下；這個新成立的軍團就叫做西南戰線，總部設於康諾托普，並且把它置於總司令和總參謀部的直接管轄之下。為了使〔這個擬議中的西南戰線具有最起碼的〕戰鬥力，〔必須〕盡非常大的努力，依靠從比較穩定的前線上調來的共產黨部隊、從莫斯科的區級幹部，甚至於絕對可靠的捷克部隊來援助，制止土匪活動、破壞鐵路路軌之類的行為。全國所有可以動用的黨員軍事幹部，不管他們原來擔任什麼職務，都立即用專車送往烏克蘭。所有原來派到其他各軍去的政治幹部，必須被派到烏克蘭去，同時還運去了靴子、彈藥和槍支。第十二集團軍已經彈藥告罄了。由於缺乏彈藥，他們不得不用手榴彈同叛亂的移民作戰。兩個集團軍的軍事委員會都不強。根據烏克蘭國防委員會同兩個集團軍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協議，任命伏羅希洛夫去鎮壓兩軍後方的叛亂，所有在烏克蘭參加鎮壓叛亂的人員和機構都歸他指揮。 〔因地而異但又基本上性質相同的類似的困難出現在每一個地方和每一個人面前。列寧變得執拗起來，進攻剛剛開始他就寫信給斯克利揚斯基說：〕 我身體不適，只得臥床休息。 因此回信請派通訊員送來。 沃龍涅什方向的進攻拖延下來（從8月1日至10日！！！）是非常可怕的。鄧尼金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這是怎麼回事呢？索柯里尼柯夫說，我們在那裡（沃龍涅什附近）有四倍於敵人的兵力。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們怎麼能如此坐失良機呢？ 告訴總司令，這樣不行，必須嚴加注意。 是否要給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這樣一封電報（抄送斯米爾加）： 密　碼 決不容許拖延進攻，因為拖延會把整個烏克蘭送給鄧尼金，會使我們毀滅。你們要對拖延進攻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時負責。速告你們的理由以及何時開始堅決進攻的日期。 國防委員會主席列寧 [2] 〔南方戰線的攻勢，根據謝·謝·加米涅夫的計劃在8月中旬開始了。6個星期以後，即9月底〕，我寫信對否決我的計劃的政治局說：「沿著阻力最強的一線的進攻已經證明完全對鄧尼金有利，正如同所預料的一樣……目前我們在南方戰線上的局勢比總參謀部開始執行它的按照推理得出來的計劃的時候更為不利。要閉眼不看這一點是幼稚的。」這時候，許多原來支持這個計劃的人，包括已經從東方戰線調到南方戰線的拉謝維奇，已經看清楚了這個計劃的致命的錯誤。3個星期以前，9月6日那天，我曾經用密碼打電報給總司令和中央委員會說：「南方戰線鬥爭的中心困難已經向庫爾斯克-沃龍涅什一線轉移，那裡沒有後備兵員。」我也提醒〔他們〕注意下列的問題： 肅清馬蒙托夫的努力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取得任何實際的成果。由於沒有收到機關槍，甚至連少數的汽車也沒有收到，摩托化機關槍部隊未能建立起來。馬蒙托夫顯然是在著手通過庫爾斯克前線同他自己的部隊會師，我們的弱小而分散的步兵部隊簡直不能對他起什麼作用。拉謝維奇的指揮機構因為缺乏交通工具而陷於癱瘓。馬蒙托夫的會師可以被認為是勢在必行。戰線可能在庫爾斯克-沃龍涅什一線被突破的危險正在變得愈益明顯，拉謝維奇的下一個任務是追擊敵人以堵塞這個漏洞。將要用游擊式的襲擊來騷擾馬蒙托夫……破壞鐵路將影響從察里津向庫爾斯克的調動，而形勢迫切要求向西方調動預備隊。以急行軍方式調遣布瓊尼的騎兵軍團或許是有可能的。有必要進一步指出，由於前線機構全部停滯不動，形勢正在日益惡化。我們認為下列的措施是切實可行的： （1）立即任命謝利瓦喬夫為南方戰線司令員。 （2）謝利瓦喬夫的職務應該由南方戰線副司令員葉戈羅夫擔負起來。 （3）派後備部隊，包括第二十一師，向庫爾斯克方向尾追馬蒙托夫。 （4）把第九軍從諾沃羅西斯克方面調到斯塔羅別爾斯克來。 （5）把布瓊尼的軍團儘可能向右方中心地帶調動。 （6）火速趕運預備隊和給養給第八集團軍和第十三集團軍。 〔此外〕，我建議對某些部隊進行重新部署，這實際上等於清算掉已經失敗的計劃。〔這還是攻勢開始不到三星期的事。〕謝雷布里亞科夫和拉謝維奇同我一道在電報上籤了字。但是新任總司令〔在堅持錯誤上同他的前任一樣〕倔強，而政治局卻堅決支持他。在9月6日當天，我在奧勒爾通過直通電報收到這個答覆： 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討論了托洛茨基、謝雷布里亞科夫和拉謝維奇的電報，對總司令的答覆予以肯定，並且對目前這種重新審議1919年9月6日決定的戰略計劃表示詫異。第九六/sh號。 受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委託 列寧 在兩個月之內，軍事行動的進程就推翻了原定的計劃。更糟糕的是，在這兩個月的不斷的、毫無效果的戰鬥當中，許多道路已經被徹底破壞，而預備隊的集中也遠比六、七月間要困難得多了。因此就更加需要把兵力來一個徹底的重新部署。我建議把布瓊尼的騎兵軍用急行軍的速度調到東北方面去，同時把另外幾個單位也向那個方向調動。〔但是政治局，當然包括史達林在內，在這整個期間內繼續拒絕接受這些和其他的建議，同時堅持贊同〕總司令發出的指示，〔他反覆說道：〕「沿南方戰線進軍的基本計劃仍然堅持不變；換句話說，主要的攻擊應該由紹林的特別軍團發動，其任務是摧毀頓河和庫班河一帶的敵人。」〔然而〕在此期間，進攻已經完全停頓下來。庫班河一帶的形勢，儘管調去了最精銳的部隊，仍然變得極其嚴重起來，而鄧尼金正在向北方進軍。 「為了估價作戰計劃，」我在9月底寫道，「考慮一下它的結果是不算多餘的。南方戰線得到的兵員比任何其他戰線都要多；在攻勢開始的時候，南方戰線只有不到18萬把刺刀和腰刀，以及同等數量的步槍和機關槍。經過一個半月的戰鬥之後，我們的南方戰線的東半部可悲地躊躇不前，而在西半部我們陷於困難的撤退之中，損失了部隊，組織機構也遭到破壞……必須在作戰計劃中去尋找失敗的全部原因……具有中常戰鬥力的部隊被調到完全由哥薩克人居住的地方去，而這些哥薩克人並沒有前進，只不過是在保衛自己的村莊和家園而已。這種具有民族色彩的頓河戰爭的氣氛對我們的部隊起著瓦解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鄧尼金的坦克、高明的戰術等等使他獲得巨大的優勢。」 〔不久之後〕，問題就不再是這個計劃的本身而在於它的災難性的物質上和心理上的後果了。看來總司令是在仿效拿破崙的格言，希望通過堅持自己的錯誤，從中獲取一切可能的好處，從而取得最後勝利。失掉了信心的政治局堅持自己作出的決定。9月21日，我軍放棄了庫爾斯克；10月13日，鄧尼金攻占了奧勒爾，為自己打開了通往土拉的道路，在土拉集中著最重要的兵工廠，從那裡再向前進就是莫斯科了。我向政治局提出了兩個抉擇：或者改變我們的戰略計劃；或者撤出土拉，破壞掉那裡的兵工廠，並抵禦直接指向莫斯科的威脅。這時，總司令本人已經拋棄了原來計劃的若干部分，他的固執和政治局對他的支持都已經被打破了。10月中旬，為準備反攻而進行的重新部署已經完竣。一部分兵力已經集結在奧勒爾西北準備對庫爾斯克-奧勒爾鐵路採取行動；另外一部分兵力，以布瓊尼的騎兵軍為首，位於沃龍涅什以東。這可以說就是我原來堅持採取的計劃。〔從這些事實看來，研究一下日後史達林派的歷史學家關於這個時期的記述是有教益的：〕 在9月和10月初，鄧尼金在南方戰線獲得了很大的勝利。他在10月13日奪取了奧勒爾。為了挽救南方戰線上由於長期失利而造成的極端困難而危急的局勢，黨中央委員會派史達林同志到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去。史達林同志作出了新的對鄧尼金作戰的戰略計劃，得到了列寧和黨中央委員會的批准。這個計劃的實現導致了鄧尼金的徹底失敗和崩潰。 〔在關於誰提出了正確的計劃然而遭到了拒絕，以及誰應該對錯誤的、代價大的計劃負責這些問題上，史達林本人的說法在各個時期有所不同。1923年，史達林談到了南方戰線的史實，其目的在表面上看起來是要表明某些政治原則，而實際上是在政治上為自己開脫：〕 拿軍事戰略來對比，例如……同鄧尼金作鬥爭……政治戰略的主要特點就可以很容易地描繪出來。大家都記得，1919年底鄧尼金逼近土拉時的情景。當時在軍事家中間，在究竟應當從何處給鄧尼金軍隊以決定性打擊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有趣的爭論。有一些軍事家建議選擇察里津-諾沃羅西斯克一線……另一些軍事家……建議沿沃龍涅什-羅斯托夫一線……前一計劃……是不利的，因為他主張我軍沿著敵視蘇維埃政權的地域……推進，這就要付出巨大的犧牲；另一方面，它是危險的，因為它會給鄧尼金軍隊開闢一條經過土拉和謝爾普霍夫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後一個……計劃是唯一正確的，因為……它主張我軍主力部隊沿著同情蘇維埃政權的地域……推進，這樣不必付出額外的犧牲；另一方面，它可以擾亂向莫斯科推進的鄧尼金軍隊的主力部隊的行動。大多數軍事家都贊同後一個計劃，因而也就決定了對鄧尼金戰爭的命運…… [3] 看起來，史達林是隨手選擇了這一段往事來說明政治策略方面的某些概念的。實際上，舉這個例子並不是偶然的。1923年來到了，史達林心中忐忑不安，料想列寧會給他一次狠狠的打擊，因此他有意識地中傷列寧的威望。在黨的領導集團內部，大家都很清楚，支持這個錯誤的、代價高昂的計劃的不僅僅有某些「軍事專家」（如總司令〔謝·謝·加米涅夫〕），而且有以列寧為首的政治局的大多數成員。然而他寧可提到「軍事專家」之間的不一致也不去觸及政治局內部的鬥爭。他知道黨的領導幹部們記得十分清楚，他是在10月底或11月初，也就是在總司令本人已經在具體實踐中擯棄了他自己原定的計劃之後，才開始支持我從7月初起就一直主張的計劃的。但是在1924年11月19日，列寧逝世10個月之後，史達林〔又更進了一步，他〕開始企圖製造一個有意虛構的關於南方戰線戰事的版本並把矛頭指向了我：「事情發生在1919年秋天。向鄧尼金的進攻沒有成功。……鄧尼金拿下了庫爾斯克。接著，又逼近了奧勒爾。托洛茨基同志從南方戰線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中央委員會認為情況緊急，決定召回托洛茨基同志，派新的軍事工作人員到南方戰線去。新的軍事人員要求托洛茨基同志『不干預』南方戰線的事務，於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參與南方戰線的事務。南方戰線的各個戰役，直到我們拿下頓河岸羅斯托夫和敖德薩，都是在沒有托洛茨基同志參加的情況下進行的。讓他們來試試推翻這些事實吧。」 [4] 的確，我在10月10日離開了南方戰線前往彼得格勒。我們在南方戰線上的反攻本應在10月10日開始。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為了反攻而進行的部隊集結已經接近完成，而當時彼得格勒正處於被尤登尼奇占領的生死存亡的關頭，更加需要我到那裡去。在回憶三年內戰時期並查考有關我來往於各戰線之間的記錄和報道的時候，我發現我一次也沒有同一支打勝仗的部隊在一起，參與它的進攻並同其他人一道分享它的勝利。我的旅行從來沒有一種逍遙自在的性質，我總是到敵人已經突破了的戰線並且處於困難之中的地段去。我的任務是把潰退的團隊變成進攻的部隊，我同部隊一起退卻，但是從來沒有同他們一起前進。一旦那些被擊潰了的師團重新恢復秩序，指揮部下達了前進的命令之後，我就要同這支部隊告別到另一個不利的地段上去，要不然就回到莫斯科去住幾天，以解決中央的積壓起來了的問題。這樣，在3年中我簡直沒有一次能看到打了勝仗的士兵的笑臉，也沒有同他們一道進入過攻克的城市。〔史達林不會不知道，為什麼〕在10月中旬以後，我軍在南方戰線展開的攻勢取得勝利的整個期間，我一次也沒有到那裡去過的原因。然而，史達林的捏造卻把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完全加以歪曲了。 〔但是，到這時為止，還沒有人說過托洛茨基就是導致7月至9月之間進攻鄧尼金失敗的這個計劃的作者。在這期間〕，一切還僅僅限於含糊其辭地說什麼某些軍事工作人員（也不知是向誰）提出過請託洛茨基同志「不要干預」的要求。事實上，中央委員會10月15日發出的13點指示是我以書面形式提出的，並且經過大家一致通過，包括史達林在內。列寧、我自己、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都是根據我的建議而成立的一個委員會的成員，委員會的任務是調遣新的工作人員到南方戰線上去替換那些由於不斷打敗仗而感到疲憊不堪的原有的工作人員。史達林並不屬於這個委員會。究竟新派去的工作人員中有哪些曾經要求我「不要干預」，特別是向誰提出過這類要求，史達林並沒有說出來。〔1929年，伏羅希洛夫宣稱：〕「史達林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三項主要條件：1. 不許托洛茨基幹涉南方戰線的事務，也不許他越入它的轄區之內；2. 必須把一整批史達林認為沒有能力重整部隊的幹部從南方戰線調走；3. 必須火速把史達林選定的有能力執行這項任務的新幹部派遣到南方戰線去。這些條件完全被接受了。」 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候？由誰接受的？〔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既非史達林也非他的僕從所關心的。然而即使〕在他把修正這個錯誤計劃的功勞歸於史達林的時候，伏羅希洛夫在1929年也沒有敢肯定說這個錯誤的計劃是我作的。從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沉默看來，他承認我是反對這個計劃的。然而這一個忽略也被最新的歷史著作彌補了。〔根據齊奈達·奧爾忠尼啟則的著作，我們看到的是：〕 史達林……斷然拒絕了以托洛茨基為首的總參謀部制定的粉碎鄧尼金的舊計劃……史達林在一張致列寧的便條中寫道：「這個瘋子建議穿過沒有道路的、敵視我軍的區域，使我軍受到全軍覆沒的威脅。」……史達林作出了一個計劃來代替這個已經被生活本身所揚棄的計劃，根據新的計劃，紅軍要通過無產階級的哈爾科夫和頓涅茨盆地向羅斯托夫前進……偉大的史達林的戰略為革命贏得了勝利。 〔一口咬定說在南方戰線上取得了最後勝利的計劃是史達林作出的這件事裡有著諷刺性幽默的味道。然而這個罵倒一切的狡賴式的申辯就是史達林本人的作品，它所根據的證明文件就是史達林給列寧寫的一封信。在這封信里〕史達林幾乎一字不差地重複了我起初在口頭上後來又通過書面形式提出的反駁7—9月計劃的論點，而這些論點曾經是他和政治局大多數委員一道所批駁過的。由於政治局的全體委員對這件事的原委都十分熟悉，因此史達林在當時還不可能想到要把舊計劃的責任栽在我的頭上。相反地，他怪罪於總司令及其屬下的「鬥雞式戰略家」，也就是那個在7月間總司令部改組時史達林所依恃的古謝夫。〔在那封信里，史達林爭論道：〕「……究竟是什麼東西使總司令（大本營）堅持舊計劃的呢？顯然，只是一種固執己見，也可以說，就是派別成見，最愚蠢和對共和國最危險的派別成見，這種派別成見是鬥雞式的『戰略家』古謝夫在總司令部里培植起來的……」 [5] 正當總司令本人推翻了自己的原定計劃，改變了把突擊部隊集中在鄧尼金的哥薩克後方的做法而用這支部隊展開直接的正面攻擊的時候，史達林又拍了一封電報來〔加強那封信的分量〕。政治局除了事後批准用新計劃代替舊計劃外別無其他抉擇。究竟是採取了這樣一個決定，還是政治局只不過接受了既成事實而同時內心感到高興而已，是無法從公開文件中看出來的，也是無關緊要的，〔不過下面這個文件倒是不言自明的：〕 摘自機密 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政治局1919年9月14日會議文件。 出席：列寧、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等同志。 考慮到： 5. 史達林和謝雷布里亞科夫兩同志關於增援南方戰線和調動某些人員的聲明以及史達林同志為了支持這項聲明，作為最後通牒而發來的電報。 茲決定： a. 委託列寧同志給斯米爾加同志發一封密碼電報，徵詢他對政治局希望作出的某個調動的意見。 b. 委託托洛茨基同志以政府的名義向總司令加米涅夫傳達必須攻占庫爾斯克並且向哈爾科夫和頓涅茨盆地進攻的政治經濟性質的指示，以及如何根據這個指示把從東方戰線和哈薩克斯坦戰線抽調來的增援部隊分配到南方戰線和東南戰線上去的步驟（這項指示的正式文本附後）。同時建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根據上述指示的內容親自同總司令進行商談。 c. 通知史達林同志，用辭職作最後通牒來支持個人工作上的建議這種做法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1919年12月4日，伊萬·斯米爾諾夫自東方戰線報告說：〕「高爾察克已經喪失了他的軍隊……不會再發生戰鬥了……我希望在抵達森林車站以前就把他的流動參謀部全部俘虜……從我們追擊的速度來看，到12月20日巴爾納烏爾和諾沃尼可拉也夫斯克將在我軍手中。」〔在西北戰線上，尤登尼奇已經被全部擊潰；在南方鄧尼金也在逃竄之中。由於鄧尼金想藉助於曖昧的「土地改革」爭取農民支持的企圖遭到了失敗，在戰場上又被紅軍打得落花流水，因而失去了軍事專家和地主的支持，白衛軍也對他失去了信心。1920年3月26日，他正式辭去了總司令職務，該職務由曾經把被擊潰的白衛軍在克里木重新糾集起來的弗蘭格爾男爵接替。〕 〔在高加索戰線上，白衛軍還在給紅軍的騎兵和步兵以沉重的打擊。在1920年2月1日和2日的戰鬥中，馬蒙托夫擊退了紅軍的進攻並且在諾沃切爾卡斯克附近轉入攻勢。包括布瓊尼的騎兵部隊在內的高加索戰線上的紅軍部隊不僅由於戰鬥傷亡而且由於斑疹傷寒的流行而削弱了戰鬥力。增援部隊和補給因為鐵路上的混亂狀況而未能如期到達，需要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來把援軍和給養運到高加索戰線去。列寧和托洛茨基乃求助於此時正在西南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工作的史達林：〕 中央委員會認為，為了挽救戰局，需要你立即取道紹林目前所在迭巴利策沃馳赴高加索戰線的右翼，同時你應該採取非常手段從西南戰線抽調大量增援部隊和幹部。為了穩定局勢，已經把你編入高加索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同時繼續擔任西南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職務。 第九/sh號。 1920年2月3日。 列寧、托洛茨基 〔史達林復電的文本已經找不到了，但是看來他大概是以目前崗位上的任務繁重為理由拒絕接受這個新的任務。這件事使我們又發了下面這封電報：〕 如果你能夠在今後數星期內集中全部注意和精力，把支援高加索戰線的工作置於西南戰線的利害考慮之上的話，中央委員會並不堅持你非去不可。已經派阿爾熱諾夫前往沃龍涅什督促必要的調動工作。請予以必要的合作並把調動工作的進展確切地通知我們。 第五一二號。 1920年2月4日。 國防委員會主席列寧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 〔兩個星期之後，列寧打電報給史達林說：〕 政治局考慮到肅清鄧尼金是最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因此不要求你親自到高加索戰線去，但是你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把增援部隊趕運到那裡去。 第三四號。 1920年2月19日。 列寧 〔第二天列寧又就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闡釋：〕 高加索戰線情況日益嚴重。照昨天的形勢看，羅斯托夫和諾沃切爾卡斯克很可能失守，敵人還企圖乘勝北進，威脅頓河區域。請採取非常措施，加速調運第四十二師和拉脫維亞師，並加強其戰鬥力。我想你會對整個局勢作出估計，施展出你全部力量，取得重大成就的。 第三六/sh號。 列寧 史達林的答覆如下： 〔就此，列寧發出了下面這封鞭策史達林的電報：〕 從西南戰線向高加索戰線趕派援軍的職責已經交給你了。總之，大家應該盡一切可能予以援助而不應該拿部門的職權範圍來支吾搪塞。 第三七/sh號。 1920年2月20日。 列寧 〔顯然，史達林並沒有在西南戰線上為圖哈切夫斯基找到發揮他的才幹的機會。而在這條戰線上，史達林以其作為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和政治局的委員所享有的政治威望，實際上是作為那裡的主宰。〕圖哈切夫斯基那時還只有20多歲。在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以前，他在沙皇的軍隊中充當尉官，十月革命把他全心全意地爭取了過來。他不僅在紅軍中服務而且成為共產黨員。他轉眼之間就在前線上出了名，在1年之內就升為紅軍將領，就連被他的出色的戰略天才擊敗了的敵人也都羨慕地承認他這種天才。 托洛茨基在他這封電報上批道：「轉告列寧和史達林兩同志。」在這件事以後究竟馬上採取了什麼步驟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件事是有案可查的：圖哈切夫斯基被任命為西方戰線司令員並負責向華沙展開攻勢行動。 〔從蘇維埃政權建立的時刻起，波蘭共和國就對它抱著敵視的態度。波蘭人不顧1919年國際聯盟把維爾諾劃歸立陶宛的決定攫取了這個地區，之後，又侵入白俄羅斯領土，並在秋季占領了明斯克和沃爾希尼亞和波多利亞的大片土地。面對著鄧尼金將軍的勝利，他們又轉入沉寂。他們唯恐保證要恢復沙俄帝國的領土完整的白軍取得勝利之後，將不僅對於波蘭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土抱有野心，而且對於波蘭本土不利。但是在紅軍開始給予鄧尼金以決定性的打擊的時候，他們立刻又活躍起來。在新近成立的拉脫維亞共和國部隊的支持之下，波蘭軍隊在1920年1月占領了得文斯克，迫使紅軍放棄了拉特加利亞，在3月間占領了莫澤爾，並且在波蘭的「解放者」約瑟夫·皮爾蘇茨基親自統率下，在4月間會同已經垮台了的佩特留拉政府的部隊，向烏克蘭發動了猛烈的攻勢。雖然紅軍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迫作戰的，然而蘇維埃政府的目標卻不僅是要打退進攻，而且要把布爾什維克革命引入波蘭，並由此為共產主義打開進入歐洲的大門。〕 4月30日，我寫信給黨中央委員會說，「正由於它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它將具有極端緊張而嚴峻的性質」，因此必須「認識到對波蘭的戰爭不僅僅是西方戰線的任務，而且是整個工農俄羅斯的中心任務」。5月2日，我通過報紙發出了一個普遍的警告，要大家不要對波蘭革命寄予過於樂觀的希望：「這場戰爭將以波蘭的工人革命而告終，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另一方面，要設想這場戰爭將引起一場革命，卻是沒有根據的……認為勝利……簡直是唾手可得的想法是極端輕狂的。」5月5日，我在全蘇機關聯席會議上作報告時說道：「認為歷史將開始為我們揭開波蘭的工人革命並且因此使我們無須進行一場武裝鬥爭的設想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在結語中說道：「同志們，我希望你們把這種思想從這次會議帶回去作為你們的主要結論，那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場鬥爭將是一場艱巨而緊張的鬥爭。」在這個時期中，所有我發出的軍事上的命令和公開聲明都充滿了這個思想。5月9日，我在斯摩棱斯克簽署的一項命令宣稱，「目前西方戰線是共和國最重要的戰線」，「補給機關必須準備好進行一場持久而頑強的鬥爭而不是一次輕易而短暫的戰役」。我反對向華沙挺進，因為，鑒於我軍的兵力和物資薄弱，這次進軍只有在波蘭內部立即發生起義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成功，而這一點是絕對沒有保證的。關於這場戰爭的實質我已經在我的自傳里用最概略的詞句加以闡述。 這次戰役的主要策動者是列寧。支持他反對我的有季諾維也夫、史達林，甚至還有小心翼翼的加米涅夫 [6] 。李可夫是在這個問題上站在我這一邊的中央委員之一，但是他還不是政治局委員。拉狄克也反對這場在波蘭的冒險。所有當時的機密文件現在都在克里姆林宮統治集團的手中，在這些文件中哪怕只要有一句話能夠支持後來關於這場冒險的說法，它早就會被公布了。正是這種說法得不到證實，特別是各種敘述矛盾百出的情況，說明在這裡我們也不得不與同樣的熱月 [7] 黨人式的神話人物打交道。 在華沙附近遭遇到的災難之所以達到那樣異乎尋常的程度，原因之一在於指向利沃夫（林堡）的由南方戰線各軍組成的西方集團軍司令部的指揮不當。史達林是這個集團軍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首腦。他要在斯米爾加和圖哈切夫斯基預定進入華沙的時候，不惜以一切代價同時進入利沃夫。我軍向維斯杜拉河的迅速前進已經迫使波蘭軍隊的指揮部把全部力量，以及在法國軍事代表團的協助下調動的大批預備隊集中在華沙和盧布林一帶。在這個決定性的時刻，西南戰線的前沿同主要的西方戰線的前沿成直角分道揚鑣：史達林獨自作戰。當圖哈切夫斯基的部隊受到的威脅已經十分明顯的時候，總司令命令西南戰線把前進的方向急劇地轉向扎莫斯蒂-托馬舍夫一線，以打擊華沙附近的波蘭部隊的側翼，然而西南戰線司令部，在史達林的慫恿下，卻繼續向西方前進：難道占領利沃夫本身不是比幫助「別人」攻占華沙更重要嗎？在三四天內我軍總參謀部還沒有能使這項命令付諸執行。只是在再三催促，外加威脅之後，西南戰線司令部才改變了前進的方向。但是這時，幾天的拖延已經產生了致命的影響。8月16日，波蘭人展開反攻，並且迫使我軍後撤。 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一次不公開的會議上就波蘭戰事進行秘密辯論的時候，史達林竟公然拿出了一項驚人地惡毒而不真實的聲明，說西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主要成員斯米爾加「欺騙了中央委員會」，因為他作出了在一定時候拿下華沙的「許諾」，卻沒有實現他的「許諾」。西南戰線也就是說史達林自己的行動，據說是早已由斯米爾加的「許諾」所決定了的，因此這場災難性的失敗的責任應該由斯米爾加來負。代表大會在沉默的敵意中傾聽了這個眼裡閃著黃光，滿臉陰沉的演說家的演說。史達林的演說除了打擊他自己以外沒有起絲毫作用，沒有一個人投票支持他。我當場對這種驚人的含沙射影提出了抗議：斯米爾加的「許諾」不過是說他希望攻下華沙；但是這種希望並不能排除意外的因素，這是一切戰爭中都會有的，而且這種許諾絕不能給任何人以按照事先的設想而不根據戰事的實際發展來行動的權利。這些異議使列寧大為煩惱，他加入了討論並且表示大家不需要責難某個具體的人。為什麼史達林不把這次辯論的速記記錄予以公布呢？ 1929年，葉戈羅夫（他是波蘭戰役期間西南戰線的司令員）〔第一次公開企圖為他的行動辯護，他寫了一篇專論題目叫做〕《利沃夫-華沙》，〔在這篇文章里他不得不承認：〕 ……我們所有的歷史學家正是在這一方面批評了西南戰線的戰事。根據現有文件來了解這一戰役的人沒有一個不認為，西方戰線的失利是同西南戰線的行動直接有關的。在這種意義上，對西南戰線司令部的指責基本上可以歸納為：西南戰線採取了完全獨立的作戰計劃，既沒有從整個波蘭戰線的全局，也沒有從友鄰的西方戰線的戰況來考慮；在決定性的時刻，沒有給西方戰線以必要的配合……總起來說，這就是所有的，包括最近發表的，多多少少是論述1920年前線上的相互影響問題的著作中所一再重複的說法……例如，在麥·莫夫欽寫的一篇嚴肅而有趣的著作《據馬恩河及維斯杜拉河戰役的經驗所作的嗣後諸戰役》（國家出版局1928年出版）裡面，我們看到有一段話直接提到：「西南戰線沒有執行總司令關於指派第一騎兵軍向扎莫斯蒂-托馬舍夫方向前進的不容置疑的命令。」（74頁）我們的陸軍大學的畢業生就是根據這些和類似的文件學習波蘭戰史的，而且他們在離開學校之後還把這類印象帶到我軍部隊中去。簡言之，關於西南戰線在1920年扮演著災難性角色的神話……現在顯然已經不能引起絲毫懷疑，並且已經公認為未來的戰術家和戰略家所應該研究的史實了。 作為西南戰線總司令，並因此要對史達林的一意孤行的戰略負嚴重責任的葉戈羅夫，要用比較有利於自己的對1920年的軍事行動的解釋，來減輕他的錯誤的嚴重性，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但是，葉戈羅夫在事情發生9年之後，在「關於西南戰線扮演著災難性角色的神話」，用他自己的說法，已經得到明確的肯定，而且甚至於成為戰爭史的一部分的時候，才企圖為自己辯護，這一事實卻立刻引起了懷疑。事實上，所以遲延的原因，是軍隊和國家由於波蘭戰役的失利而遭受到巨大的苦難，他們對任何歪曲事實的做法，特別是出自對這次失敗負責的人們的歪曲，將會感到很大的憤恨。他不得不等待時日並保持緘默。 至於我這方面，本著為整個政府的威信著想以及不願意把爭論引入已經就夠紛擾不堪的軍隊內部去的精神，我沒有在公開場合說過一個字來提醒他們關於這次戰役之前進行的激烈爭辯。葉戈羅夫只有等到極權主義政權建成之後才能出來進行反駁。小心翼翼的葉戈羅夫自己是做不了主的，這本書毫無疑問是直接受史達林的指示寫的，雖然看來令人難以置信，這本書里卻始終沒有提到史達林的名字。讓我們記住，系統地審查歷史的最初階段就是從1929年開始的。 但是，雖然葉戈羅夫企圖減輕史達林和他本人的罪過，他還沒有企圖把罪責加在另一方的頭上。伏羅希洛夫在1929年發表的由他簽署的徹頭徹尾辯解性的文章《史達林與紅軍》里也沒有這樣做。伏羅希洛夫含糊其辭地說道：「由於我軍在華沙附近的失利，中止了已經準備好的向利沃夫的前進，這時距離華沙僅10公里的騎兵軍也中止前進了。」然而，事情不能僅止於自我表白。在這種問題上，史達林是從不半途而廢的。把責任轉嫁給曾經反對向利沃夫進軍的人們的時機終於來到了。〔1935年，黨員教授〕沙·拉比諾維奇〔在他的〕《國內戰爭史》中〔寫道〕： 第一騎兵軍已經捲入了攻占利沃夫的戰鬥，除了拿下利沃夫之外，它沒有辦法能夠直接支援西方戰線。它不可能為西方戰線提供更多的援助，因為那樣做就要從利沃夫附近抽調大批部隊。托洛茨基不顧這個事實堅決下令把第一騎兵軍從利沃夫撤下來集中在盧布林附近，以便對正在向西方戰線各部隊側翼前進的波蘭軍隊的後方進行打擊。由於托洛茨基這個極其錯誤的決定，第一騎兵軍不得不放棄了占領利沃夫的計劃，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沒有能夠給西方戰線的部隊以任何幫助。 〔當然，〕這種可能性之所以喪失只是由於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的騎兵，遵從葉戈羅夫和史達林的指示而違反總司令的命令，拖延了好幾天才轉向盧布林進軍。〔但是一年以後，軍事雜誌〕《紅騎兵》在《第一騎兵軍的戰鬥歷史》〔這篇文章里說得嚴重了〕。在這篇文章里，作者聲稱，騎兵軍……「不僅沒有能阻止波蘭軍隊從布格河撤退，而且甚至沒有能擊破波蘭軍隊向進軍華沙的紅軍部隊側翼發動的反攻」。史達林和伏羅希洛夫只關心新近占領的加里西亞這個次要的目標，根本不願意幫助圖哈切夫斯基執行向華沙進軍這件主要的任務。現在伏羅希洛夫卻爭辯道，只有占領利沃夫才能使他「給予波蘭白衛軍及其突擊部隊的後方以沉重的打擊」。 簡直無法理解，究竟為什麼拿下距離主戰場300公里之遙的利沃夫，就能夠對這時候已經把紅軍驅逐到華沙以東100公里去的波蘭突擊部隊的「後方」給以打擊了呢？為了要打擊波蘭軍隊的「後方」，那就必須首先追擊他們，因而首先必須放棄利沃夫。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反而要去奪取它呢？利沃夫本身並不是毫無軍事價值的，然而只有發動加里西亞人起而反抗波蘭的統治才能使奪取利沃夫具有革命的意義。但是這樣做需要時間，軍事方面的任務和革命方面的任務在進度上完全不相吻合。從敵人即將在華沙附近展開決定性反攻的危險已經顯而易見的時候起，繼續向利沃夫前進就不僅毫無意義而且簡直是罪惡了。然而，正是在這個時刻，兩條戰線之間的嫉妒心理起了作用。據伏羅希洛夫〔本人承認〕，史達林毫不猶豫地違反了各項準則和命令。 「在我看來我軍的形勢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皮爾蘇茨基這樣寫道，「在黑暗的地平線上我所見到的一線光明是布瓊尼無法向我軍後方發動進攻……這個弱點已經由第十二軍暴露出來了。」根據史達林委員的命令，這個軍沒有支援圖哈切夫斯基的部隊，卻同它失去了聯繫。〔好幾年之後，為了替史達林的行動辯護，《紅星報》憤怒地叫喊道：〕「為了掩蓋他的可惡的、失敗主義的指揮調動，叛徒托洛茨基故意地有意識地造成第一騎兵軍向北方的調動，大概是去支援西方戰線的吧。」不幸的是，我可以再加一句，我造成這次調動還是太晚了一些。如果史達林、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這幾個無知之徒不到加里西亞去「獨自作戰」，如果紅軍的騎兵能及時趕到盧布林，紅軍就不會遭受到那種慘敗了。由於這場慘敗，我國被迫接受里加和約，它把我國同德國分割開來並因而對兩國以後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堅決向華沙的進軍引起了希望之後，接踵而來的失敗像地震一樣地震撼了全黨，打破了它的平衡，並且在所謂的工會討論中得到部隊的反映。 〔黨的歷史學家納·波波夫在1930年2月23日的《真理報》上寫的一篇文章里，承認向華沙的進軍是政治局的錯誤，同時又說：〕「托洛茨基……是作為小資產階級革命家而反對這次進軍的，他覺得從外部把革命輸入波蘭是不能容許的。為了同樣的原因，托洛茨基反對紅軍在1921年2月援助喬治亞起義者的做法。不論在1920年7月的波蘭問題上還是在1921年2月間有關喬治亞孟什維克政府的問題上，托洛茨基的反布爾什維克的、考茨基式的論調都受到中央委員會的有力的批駁。」〔5年以後，拉比諾維奇在他的《國內戰爭史》中把托洛茨基〕「在波蘭戰爭期間的錯誤」〔說成是〕「這樣一種根本的政治」〔立場，即〕「對於我們來說，戰爭的目的是促進並加速波蘭的革命，用紅軍的刺刀把革命輸入歐洲……否則，俄國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這就是為什麼托洛茨基反對列寧和史達林的論點，聲稱『波蘭戰線是蘇維埃共和國生死攸關的戰線』」。過去的指控這樣一來又顛倒過來了。遲至1930年，我還被公認為反對向華沙進軍的人，我的罪名是不願意用刺刀來傳播社會主義。但是在1935年，卻又宣告說我是主張向華沙進軍的，支配著我的是我要用刺刀把革命輸入波蘭的決心。 就這樣，史達林逐步地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解決著這個問題。他把華沙戰役的責任加在我頭上，而事實上我是反對這次戰役的。紅軍的慘敗由於波蘭國內並沒有出現革命而早已註定，並且由於他自己的專斷獨行的戰略而更加惡化，然而這場慘敗的責任他卻加在我的頭上，雖然我事先曾經警告過他們可能會出現災難性的後果，並且呼籲他們不要熱衷於諸如占領利沃夫之類的曇花一現的勝利。 把罪責一點點轉嫁給反對他的人是史達林進行政治鬥爭的一種根本手段，這種手段在莫斯科審判中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我們還可以順便提一下，史達林對於波蘭戰爭沒有做過任何值得注意的建議性的貢獻。當時的函電錶明，我有機會逐日與之通信以決定有關波蘭戰爭的日常政策的人是：列寧、契切林、卡拉漢、克列斯廷斯基、加米涅夫、拉狄克。這六個人當中只有列寧死的是時候。契切林在完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在屈辱中死去；拉狄克在監禁中了卻殘生；卡拉漢、克列斯廷斯基和加米涅夫都被處以死刑。 波蘭戰役的結束使我們得以集中兵力對付弗蘭格爾，他在春季期間跑出了克里米亞半島，擺出了要拿下頓涅茨盆地的架勢，使共和國的煤炭供應處於危殆之中。在尼科波爾和斯塔霍夫卡展開的幾次雷霆萬鈞的攻勢把弗蘭格爾的部隊逐出了他們的陣地，紅軍繼續前進，在戰役的高潮當中摧毀了錫瓦什地峽的工事。克里米亞又重歸於蘇維埃政權的控制之下。〔可以料想得到，「這場迫在眉睫的戰鬥中的基本戰略思想是史達林同志本人制定的」。葉戈羅夫在1935年11月14日的《真理報》上寫的一篇紀念擊敗弗蘭格爾15周年的文章里說道：〕 托洛茨基所持的最為有害的觀點是，弗蘭格爾戰線只不過是一條具有三等重要性的防線而已。史達林同志不得不挺身而出以最堅決的態度反對這種最危險的觀點。以列寧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完全支持史達林。 只要提一下這件事就夠了，謝·古謝夫，如同現在的美赫利斯一樣，當時是史達林在紅軍中的真正的代理人，他在1925年〔發表的〕題為《弗蘭格爾的潰敗》這篇文章中，甚至一次也沒有提到史達林的名字。 在整個內戰期間，史達林不僅在軍事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始終是一個第三流的人物。他主持過民族人民委員會的代表大會以及某些民族的代表大會。他同芬蘭、烏克蘭以及巴什基里亞人進行過談判，也就是說執行著政府授予的必要的但畢竟是次要的任務。他沒有參與有關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蘇維埃的以及第三國際的主要方針政策的事務。在1921年12月舉行的俄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會議上，雅羅斯拉夫斯基以組織委員會的名義提出了下列這張主席團名單：列寧、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彼得羅夫斯基、奧爾忠尼啟則、雅羅斯拉夫斯基、蘇利莫夫、科馬羅夫、魯祖塔克、伊·尼·斯米爾諾夫和魯希維奇。這張名單在它的成員和排列次序兩方面都是有趣的。名單的作者，亦即雅羅斯拉夫斯基，對一些老布爾什維克進行提名，把季諾維也夫放在第二位以提醒大家他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前四名以外的其他成員也都是老布爾什維克，他們都是區一級的領導人。這張名單上沒有史達林的地位，而日期卻標明是1921年年底。這時內戰已經完全結束，它並沒有使史達林成為領袖。 * * * [1] 《給弗·伊·列寧的電報》。《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32頁。——譯者注 [2] 《致埃·馬·斯克良斯基》。《列寧全集》第49卷，中文第2版第59頁。——譯者注 [3] 《論俄國共產黨人的戰略和策略問題》。《史達林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134—135頁。——譯者注 [4] 參看《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史達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91頁。——譯者注 [5] 《自南方戰線給弗·伊·列寧的信》。《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43頁。——譯者注 [6] 這裡指的當然是黨的領袖列·鮑·加米涅夫，而不是軍事領袖謝·謝·加米涅夫。——原編者注 [7] 「熱月」是法國大革命期間制定的共和國日曆的第十一月，相當於公曆的7月19日或20日至8月18日或19日。法國共和二年熱月9日（即公曆1794年7月27日）發生了推翻羅伯斯庇爾政權的政變。參與這次政變的人史稱熱月黨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