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九章　內戰

當人們讀目前的歷史著作時，在每個事件中都可發現有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托洛茨基沒有執行列寧的訓令；在南部戰線，托洛茨基違抗列寧的批示；在東部戰線，托洛茨基的行動違反列寧的命令，諸如此類等等。首先，應該指出，列寧不能以個人名義給我下指示，黨內的關係不是那樣。我們都是中央委員會委員，這個委員會解決所有不同的意見。每當列寧和我有不同意見時（這種情況並不止一次），問題就自動提交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作出決定。因此，嚴格說來，從來不會發生我違反列寧指示的問題。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形式的一面。追究到實質問題，人們就不能不問，對於這樣的列寧是否有充分理由應該執行他的指示：他所任命的軍事部領導人是一個只會犯錯誤和犯罪的人，所任命的國民經濟領導人——李可夫是一個「自己供認」的資本主義復辟者和後來的法西斯主義代理人，所任命的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是後來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叛國者季諾維也夫，所任命的黨報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之一是未來的法西斯匪徒布哈林。 史達林時期的所有紅軍領導人——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布魯徹爾、布瓊尼、雅基爾、烏波列維奇、加馬爾尼克、德賓科、費德拉、〔科克、普特納、費爾德曼、阿爾克斯尼斯、埃德曼、普里馬科夫和其他許多人〕在我擔任軍事部領導人的時候，都一度被提升到軍事負責職位，多半是在我視察前線和直接監督他們的軍事工作的時候由我親自提升的。因為無論我自己的領導工作多麼差，在挑選最優秀的軍事領袖這一點上顯然是夠好的，因為史達林在十幾年中找不到可以代替他們的人。的確，幾乎所有的內戰時期的紅軍領袖，以及所有後來締造我們的軍隊的人，最後都變成「叛國者」和「間諜」。但這並沒有改變事實——保衛過革命和國家的是他們。如果在1933年，會發現紅軍是由史達林而不是別人締造的話，那麼挑選了這麼一批指揮員的責任就會由他來擔負。御用的歷史學家要從這個矛盾中解脫出來並沒有一些困難，而且用了很直截了當的辦法。他們把任命叛國者擔任領導職位的責任全歸於我，而把正是這些叛國者所取得的勝利的榮譽都無保留地歸於史達林。今天，由於史達林自己編纂的一本歷史，這種舉世無雙的歷史分工，連每個小學生都知道了。 內戰時期的軍事工作有兩個方面。一是挑選必要的工作人員，適當地使用他們，對指揮人員建立必要的監督，消除有嫌疑者，施加壓力，進行懲罰。行政機器中的所有這些活動完全適合史達林的才能。然而還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有必要把人這個原料變成一支軍隊，打動指揮官和士兵的心靈，激勵他們的正確情操，鼓舞他們對新領導人的信心。關於這方面，史達林完全無能。例如，就不可能設想史達林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個團面前出現；在這方面他根本沒有任何資格。他從來不親自向軍隊發表書面文告，顯然是對自己的學院式文章缺乏信心。他在他所工作過的戰線地區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影響一直是間接的、官僚主義的、警察式的。 我記得在內戰時，曾經問過當時同史達林在南部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共事的中央委員會委員謝雷布里亞科夫，為了節約部隊力量，他是否可以無須史達林的協助。謝雷布里亞科夫回答說：「不，我不能像史達林那樣施加壓力。那不是我的專長。」這種「施加壓力」的能力就是列寧對史達林那麼器重的東西。國家機器「施加壓力」的力量越大，革命精神被撇離這個機器越遠，史達林就越加自信。 如果前線吸引史達林的話，它也使他討厭。軍事機器保證有可能發號施令，但是史達林並不是那個機器的首腦。最初他只統率20個軍中的一個軍，後來他領導五六個戰線中的一個戰線。他建立了嚴厲的紀律，緊緊抓住所有的槓桿，不容許不服從。同時，作為一個集團軍的統帥，他有系統地慫恿別人違反戰線領導人的命令。在領導南部或西南部戰線時，他違反了總司令部的命令。在沙皇軍隊中，除軍事上的從屬關係外，還有一條不成文的關於從屬關係的規定：那些指揮官或具有某種高級行政職位的大公們，常常不把上級軍官放在眼裡，從而在陸海軍的管理中造成混亂。我記得曾對列寧說，史達林不適當地利用其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地位的便利，把大公的權力帶入我們軍隊之中。〔10年以後〕，伏羅希洛夫在他的關於史達林和紅軍的文章中〔毫無隱諱地承認〕：「史達林準備違反任何規章，任何從屬關係。」憲兵是從不法之徒中招募來的。 上下級之間有矛盾是自然的事。集團軍一級幾乎總是對戰線一級不滿，戰線一級總是對參謀部有意見，特別是在情況不十分順利的時候。史達林的特點，是他有系統地利用這種摩擦，使它們發展成為激烈的抗爭。史達林把他的合作者拉進危險的衝突，從而把他們捏合在一起，使他們更依賴他。有兩次，中央委員會直接下令把他從戰線召回，但是每當形勢有新的轉折時，他又被派出去。儘管屢有機會，但他在軍隊中並未建立起威信。可是，那些在他指揮下的軍事合作者，一旦被拉入反對中央的鬥爭之中，以後就一直同他保持密切的關係。察里津集團成了史達林派的核心。 史達林在內戰中起過什麼作用，也許下述事實最足以說明：在內戰結束時他的個人威望毫無提高。當時的任何人都不會想到說出或寫出這樣的話：史達林「拯救」了南部戰線，他在東部戰線起了重要作用，甚至關於他拯救了察里津使它免於陷落。在有關內戰的許多文件、回憶錄和文集中，史達林的名字不是根本未提就是同很多其他名字並提。而且，波蘭戰爭給他的名譽沾上不可抹除的污點——至少在黨內較熟悉情況的人士之中。他躲避參加反對弗蘭格爾的戰役，究竟是因病還是有其他考慮，現在很難斷定。無論如何，內戰時，他在群眾中是不出名和陌生的，就像他在十月革命中一樣。 現在的歷史學家寫說：「在1918—1920年那個困難時期，史達林同志從一個戰線調到另一個戰線，調到革命的最危險地點。」在1922年，教育人民委員會出版了一本包括15篇文章的《五年文集》，其中一篇關於「締造紅軍」，一篇關於「在烏克蘭的兩年」，都是談到內戰的。這兩篇文章都沒有一個字提到史達林。次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內戰》的包括兩卷的文集，它的內容是關於紅軍歷史的文件和其他材料的。當時還沒有人有興趣使這種文集帶有傾向性。在這整個文集中，沒有一字提到史達林。同年，即1923年，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出版了一本共有400頁的書，名為《蘇維埃文化》，其中關於軍隊的部分，在《紅軍的締造者》的標題下，印了許多張相片，這中間沒有史達林。在題為《十月革命後第一個七年中的革命武裝部隊》的部分，史達林的名字甚至都沒有提到。然而，這部分的插圖中不但有我的相片、布瓊尼和布魯徹爾的相片，甚至也有伏羅希洛夫的相片。其中提到的內戰時期領導人，不但有安東諾夫-奧弗申柯、德賓科、葉戈羅夫、圖哈切夫斯基、烏波列維奇、普特納、沙蘭戈維奇，而且還有其他許多人，他們後來幾乎全部都被宣布為人民的敵人並被槍殺，其中〔只提〕兩人——弗魯姆金和謝·加米涅夫是在自然情況下死的〔無疑，這只是因為他們能在大清洗之前死去〕。關於弗魯姆金死亡的情況，仍然罩著疑雲。這本書中提到的人中，有內戰中任波羅的海和裏海艦隊司令的拉斯科爾尼科夫。〔他在1938年史達林對外交使團進行清洗時，拒絕從他在蘇聯駐保加利亞公使任所奉召回蘇聯。在寫了一封控訴史達林的公開信之後，他突然在神秘情況下死去，顯然是被毒死的。〕 【伏羅希洛夫不動聲色地爭論說：「在1918—1920年期間，史達林或許是中央委員會中僅有的被從一條戰線派往另一條戰線的一人。」無疑地，「或許」這個字是伏羅希洛夫有意用來安慰自己的良心的，因為當他寫那句話的時候，他是完全知道下述事實的：中央委員會的任何委員和代表在內戰中所起的作用都不比史達林小，有些人還比他大得無法估量——其中有依·恩·斯米爾諾夫、斯米爾加、索柯里尼柯夫、拉謝維奇、穆拉洛夫、羅森霍爾茨、奧爾忠尼啟則、伏龍芝、安東諾夫-奧弗申柯、別爾津、古謝夫。他知道，所有這些人或作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或作為戰線領導機構的成員、集團軍領導機構的成員，或者領導幾個集團軍和戰線，有的甚至作為軍事指揮員（如索柯里尼柯夫和拉謝維奇），在各個戰線上待了整整3年，而史達林在內戰3年中在各戰線的全部時間還不到1年。】 在一些官方出版物中，似乎是根據檔案中的某種證據，順便提到史達林一度是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員，沒有具體提到他是在哪一個時期參加這個最高軍事機構的。在1928年一切權力都集中到史達林手裡的時候，由三個作者編寫的一篇專論《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十年》中說： 1919年12月2日，古謝夫同志參加了革命軍事委員會。隨後在內戰整個期間，史達林、波德沃伊斯基、奧庫洛夫、安東諾夫—奧弗申柯和謝雷布里亞科夫都在不同時期被任命參加了革命軍事委員會。 【由尼·列·美舍利亞科夫在1924年編纂的一本共產黨歷史中，在肆意重複了關於史達林「在內戰時期主要時間在前線」的謊言之後，還說史達林「從1920至1923年是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在列寧的《雜文》第二十卷（第九頁）中，提到史達林「從1920年起……是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的成員」。在1931年《真理報》紅軍節那一期中，出現了3個「未發表過」的文件——都是1920年的電報，其中一封電報是史達林作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打給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的，日期是6月3日；第二封電報是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打給上述身份的史達林的關於前線情況的例行報告，日期是6月25日；第三封電報是南部戰線懷念伏龍芝打給國防委員會主席列寧的，報告對弗蘭格爾的軍事行動已經結束——就是內戰本身的結束，電報日期是11月15日。根據這些文件，也就是迄今為止發表過的證據，證實似乎史達林確實曾是共和國最高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委員，最少是從1920年6月3日至6月25日，3星期多一點。還沒有過在那一年，那兩個日期以前和以後的證據被引用來證明他是那個委員會的委員。為什麼沒有呢？的確，軍事部出版的文件收集有我的命令、文告、演說的五卷文集，不但被沒收和毀壞，而且禁止提到它，更不要說引用它了。黨的正式歷史雜誌《無產階級革命》1924年10月出版的一期就完全是內戰的文件。其中五卷寫道：「在這些……卷冊中，研究我們革命的歷史學家將可以找到大量十分寶貴的文件材料。」 但是在軍事部的檔案中，還存在軍事委員會的會議速記記錄，這個機構的記錄極為精確並且保存得十分安全。為什麼不援引這些材料來確證史達林擔任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實際時期呢？答案很簡單：因為在這些會議的記錄中，沒有提到他出席，只有一兩次他作為地方性問題的請求者時是例外。記錄中從來沒有提到他是委員會的實際委員，更不要說根本不存在的「主席團」了。然而，史達林是在1920年春天被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為那個機構的委員的。】 對於這種令人困惑的情況的解釋，就我所能記憶的，相當能說明史達林的性格。在內戰整個期間，我在每一次同史達林的衝突中，總是設法使他處於一種必須明確地闡述對軍事問題的意見的地位。我設法把他的慍怒情緒和暗中反對變為公開的反對，也就是讓他公開參加一個軍事領導機構。列寧和克列斯廷斯基完全支持我的軍事政策。我在取得列寧和克列斯廷斯基的同意後，終於使史達林被任命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我已不記得是以什麼藉口。史達林只好接受這個任命，但他找到了簡單的對付辦法：以工作過於繁忙為藉口，他一次也沒有參加〔那個最高軍事機構的〕會議。 現在看來似乎很奇怪，在蘇維埃政權的頭12年中，既沒有人提到史達林在軍事方面的「領導」，甚至也沒有人提到他「積極」參加內戰。可是這很容易解釋，簡單的事實是：當時還有數以千計的軍人知道事情真相和事件的過程。 即使《真理報》在1930年紅軍節出版的一期上，也還沒有宣稱史達林是整個紅軍的主要組織者，而只說他是紅軍騎兵部隊的主要組織者。在那一天之前的8年，即1922年2月23日，《真理報》曾經在一篇關於內戰的文章中發表過稍微不同的關於建成紅軍騎兵部隊的說法： 馬蒙托夫占領了柯茲洛夫和坦波夫一個時期，造成了很大破壞。托洛茨基同志為了組織騎馬的群眾而提出的口號「無產者，騎上馬！」受到熱烈歡迎。到了10月19日，布瓊尼的軍隊就在沃龍涅什指揮下對馬蒙托夫進行打擊。 〔一直到〕1926年，不但是在我被免除軍事部的職位之後，而且是在我已經遭受殘酷迫害之後，軍事學院出版了一本歷史研究著作《革命戰爭是如何進行的》，其作者都是著名的史達林主義者，他們在書中還寫道：「托洛茨基同志的『無產者，騎上馬！』的口號是完成組織紅軍的那一方面工作的激奮人心的口號。」 這裡提到的「那一方面工作」就是指紅軍騎兵部隊的締造。在1926年，還沒有人提到史達林是騎兵部隊的組織者。 〔伏羅希洛夫堅持〕史達林在組織騎兵部隊方面起到了偉大作用。伏羅希洛夫寫道：「這是把騎兵師聯合為大到一個軍的單一部隊的第一次試驗。史達林預見到騎馬的群眾在內戰中的威力，他透徹地了解他們在一次毀滅性軍事行動中的極大重要性。但是以往沒有人有過使用騎兵軍團作戰的獨有的經驗，科學著作中也沒有寫到它。因此，這種措施引起了驚奇或者直接反對，特別反對它的是托洛茨基。」〔伏羅希洛夫這樣爭辯，只是暴露了他對軍事問題的無知，這種無知的程度只有他的迴避事實的本領能超過。〕要在於，是把兩個師團和一個神槍手旅合併為一個特別騎兵軍，還是把這三支部隊交給一個戰線的指揮官支配這樣的問題，根本同是否認識到騎兵部隊重要性無關。最重要的標準是關於指揮官的問題：布瓊尼是否有能力統率這麼多的騎兵？他是否有能力從擔任戰術任務提高到擔任戰略任務？如果沒有一個熟諳和理解騎兵的優異的戰線一級的指揮官，沒有可靠的通信手段，那麼成立一個特別騎兵軍就是不明智的，因為過分集中騎兵總是可能減低騎兵部隊的基本有利條件，即其機動性。對於這個問題的不同意見具有插曲性質，如果歷史能重演，我還會再重申我的懷疑。〔可是，由於特殊情況是那樣，〕我們的確成立了騎兵軍。 〔實際上，〕創建紅軍騎兵部隊的運動是我在1919年許多月工作中的主要部分。有如我在其他地方講過的，紅軍是由當時動員農民的工人建成的。工人比農民優越的條件不但在於工人的總體文化水平，而且特別在於他們善於使用新技術的武器，這就使工人在軍隊中具有雙重的有利條件。至於騎兵，情況就很不一樣。騎兵的故鄉是俄羅斯的草原，最優秀的騎手是哥薩克人，其次是草原上擁有和熟悉馬匹的富農的子弟們。騎兵部隊是舊軍隊中最反動的部分，它比軍隊中其他任何部分都更久地支持沙皇政權。因此，建立一支騎兵部隊就有雙倍的困難。必須使工人習慣於馬匹；必須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無產者實際騎上馬背，即使只是擔任政治委員或者基層的列兵。他們的任務是在騎兵部隊的中隊和團隊中建立堅強和可靠的革命小組。這就是我的「無產者，騎上馬！」口號的含義。全國各地，所有工業城市，都貼有這個口號。我跑遍全國各地，給可靠的布爾什維克工人布置關於建立〔騎兵〕中隊和〔騎兵〕團隊的任務。我的一個秘書波茲南斯基專門負責建立紅軍騎兵部隊的工作——我應該補充說，他的這個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單單是騎上了馬的無產者的這個工作就實際上使不健全的游擊隊轉變為訓練良好的騎兵部隊，〔並且使成立一支可靠的騎兵部隊成為可能〕。 蘇維埃政權有3年在進行內戰。全國的政府工作都由軍事部決定，所有其他政府活動都從屬於它，重要性僅次於它的是供應人民委員部。工業主要是為戰爭服務，所有其他部門和機構經常縮小精簡，有些甚至完全撤銷。所有積極和英勇的人都被動員起來，中央委員會委員們、各人民委員部的成員，以及其他〔擔任領導職務的布爾什維克〕，多半時間都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員，或有時作為集團軍軍長，在前線度過。戰爭本身對於一個前幾個月還在地下的革命政黨，是一個訓練政府紀律的嚴格學校。戰爭通過它的無情要求，從黨內和國家機器中把渣滓淘汰出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只有很少幾個人留在莫斯科：列寧是政治中心人物；斯維爾德洛夫不但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而且還是黨的總書記〔甚至在那個職位還未正式設立之前〕；布哈林是《真理報》主席。季諾維也夫留在彼得格勒擔任這個城市的政治領導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有的人都認為他不適合於做軍事工作。莫斯科的領導人加米涅夫數次被派到前線去，雖然他的天性也不是一個軍人。拉謝維奇、斯米爾加、伊·尼·斯米爾諾夫、索柯里尼柯夫、謝雷布里亞科夫等〔主要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們，差不多都經常在前線。 即使只是簡單地列舉一下這些和其他許多戰士在地下革命活動、十月革命和內戰中的業績，也會使我們談得太遠。他們之中任何人在任何方面也不比史達林差，好幾個人在革命者所認為最寶貴的價值方面還比他強——政治上的鮮明性，英勇精神，作為鼓動者、宣傳者和組織者的才能。只要回顧一下這一些就夠了：當組織紅軍時，其他一些人被認為比史達林更適合擔任那個工作。最高軍事委員會在1918年3月4日設立，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波德沃伊斯基、斯克利揚斯基和達尼舍夫斯基任委員；邦契-布魯也維奇任秘書長；一些沙皇軍隊的軍官為軍事專家。到1918年9月2日改組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時，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瓦采齊斯任武裝部隊總命令；委員為伊凡·斯米爾諾夫、羅森霍爾茨、拉斯科爾尼科夫、斯克利揚斯基、穆拉洛夫和尤列涅夫。到1919年7月8日，當決定革命軍事委員會需精簡人員時，它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斯克利揚斯基任副主席，李可夫、斯米爾加、古謝夫為委員，謝·米涅夫為總司令。像其他人一樣，史達林在軍隊中也有其地位，紅軍讓他適當地發揮才能。違反事實的是，後來硬說史達林在組織紅軍和領導內戰中起過卓越的作用。】 軍隊是在炮火下建立的。建軍方法是臨時應付的居多，並立即就在戰鬥中受到考驗。為了解決每一個新的戰鬥問題，必須從無到有地組織新的團新的師。軍隊是由工人建立的，在紛亂情況下以飛躍的速度壯大起來。工人動員農民和吸引舊軍官參加他們的事業，並且把他們置於他的控制之下。這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務。物質條件極端困難：工業和運輸完全癱瘓，沒有後備物資，沒有農業經濟，工業解體的整個過程一直在惡化中。在那種情況之下，自然談不到實行強迫兵役和強迫動員的問題，至少暫時需要採取自願的辦法。 受過軍事訓練的人對於在戰壕中打仗已感到厭煩，對於他們，革命就意味著從戰爭中解放出來，要動員他們再參加另一次戰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動員不知戰爭為何物的年輕人更容易些，但是他們需要訓練，而敵人不給我們足夠的時間這樣做。同我們黨有某種聯繫的、絕對可靠的我們自己的軍官數目是極少的。他們在軍隊中擔任重大的政治任務，但是他們的軍事眼光是近視的。當他們的知識不夠用時，常常不明智地利用其革命和政治的權威，因而妨礙了建軍的工作。黨本身，由於是在九個月前剛剛從沙皇統治的地下狀態走出來，幾個月後又遭受臨時政府的迫害，它在十月光輝勝利之後，難於適應還要面臨內戰的思想。總之，在創建紅軍的道路上堆積著難以克服的困難，有時似乎讓爭論消耗了一切精力。我們能不能創立一支軍隊？革命的命運就取決於這個問題。 在從反對舊國家的革命鬥爭過渡到創立新國家，從破壞沙皇軍隊過渡到創立紅軍的過程中，伴隨著黨的危機，或者應該說是一系列危機。每走一步，都有舊的思想方法和舊方式同新的任務發生衝突，黨必須進行重新武裝。由於軍隊是國家的所有組織中最必要的組織，而在蘇維埃政權初期注意力的中心是保衛革命，很自然地黨內的所有討論、衝突和分成派別都圍繞在建軍問題上。幾乎在我們一開始努力使分散的武裝隊伍變為一支由中央指揮的軍隊的時候，就出現了反對派。黨內和中央委員會中多數人終於都支持軍事領導機構，因為一次又一次的勝利本身為它辯護。然而，也並不是沒有被人攻擊和搖擺不定的情況。在內戰激烈進行期間，黨內也有進行批評和反對的充分自由。即使在前線，在不公開的黨的會議上，共產黨員也常常不顧情面地攻擊軍事領導機構的政策。當時沒有任何人會想去迫害那些批評的人。在前線，處分是十分嚴格的——也包括共產黨員在內，但是只處分未完成軍事任務的人。在中央委員會內部，反對的力量比較軟弱無力，因為我得到列寧的支持。一般說來，每當列寧和我的意見一致時（在多數情況下我們是一致的），中央委員會的其他委員總是支持我們，幾乎都是一致支持。十月革命的經驗已經在黨的生活中成為有效果的一課。 可是，應該說，列寧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列寧曾經不止一次動搖過，並且好幾次有嚴重的錯誤。我比他有利的條件在於，我不間斷地到各個戰線旅行，同非常多的人接觸，從當地的農民、戰爭俘虜、逃兵，一直到前線最高級的軍隊和黨的領導人。這些各種各樣的大量印象是有不可估量的價值的。列寧從沒有離開莫斯科，而所有的線又都集中在他的手裡。他必須根據多半來自黨的高級機構的情報，對軍事問題作出決定，而軍事問題對我們所有人都是新問題。沒有人比列寧更能了解來自下面的個別呼聲，但是這種聲音只是在例外的情況下他才聽得到。 1919年8月間，當我在斯維亞日斯克附近的前線時，列寧就一個優秀黨員提出的關於把總參謀部的全部軍官都換為黨員的建議徵求我的意見。我尖銳地給他否定的答覆。我在1918年8月23日從斯維亞日斯克用直通電報回答說： 的確，軍官中有很多是叛徒。當軍隊在鐵路上移動的時候也有證據說明有人破壞，但並沒有人建議用共產黨員來換掉鐵路上的工程師。我認為，拉林的建議一文不值。我們現在正在創造條件，以便對軍官進行無情的甄別：一方面是集中營，另一方面是在東部戰線的戰鬥。像拉林那樣的災難性的措施只不過是驚慌情緒的產物……前線的勝利將使我們可以改進我們目前的甄選辦法，並將給我們提供可靠的總參謀部人員。……那些最反對我們使用軍官的人，不是驚慌失措的人，就是很不懂軍事機器的工作的人，或者就是比破壞分子更壞的黨的軍事工作者。他們不知道如何達到目的，他們的行徑像暴君一樣，他們自己什麼也不做，而他們一失敗，就把責任推到總參謀部人員身上。 列寧沒有堅持他的意見。在那時，既有勝利，也有失敗。勝利，就加強對我的軍事政策的信心；失敗，就不可避免地增加背叛的人，在黨內引起新的批評和反對的浪潮。1919年3月間，在人民委員會的一次討論關於某些紅軍指揮官叛變的消息的夜間會議上，列寧遞給我一個條子：「我們是否應該撤掉所有專家並且任命拉謝維奇為總司令？」我了解，在那以前幾天，反對軍事部的政策的人，特別是史達林，曾經向列寧施加特別大的壓力，使他產生了某些懷疑。 我在他的條子背後寫下我的回答：「兒戲！」顯然，我的生氣的反駁給他深刻的印象。列寧欣賞明確的意見。第二天，我口袋裡帶著總參謀部的報告，走進克里姆林宮中的列寧辦公室，問他： 「你知道我們軍隊有多少沙皇軍隊的軍官？」 「不，我不知道。」他答道，感到有興趣。 「大約多少？」 「我不知道。」他堅決拒絕猜測。 「不在3萬以下！」這個數目實在使他詫異。我繼續說：「如果算上他們之中的叛徒和逃兵的百分比，你就會發現這個數目並不怎麼大。在這期間，我們已經從無到有地建立了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正在不斷成長壯大。」 幾天以後在彼得格勒的一次會議上，列寧就他自己對軍事政策問題的疑問算了一下賬：「當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告訴我……軍官的數目多達幾萬人的時候，我就有了如何最好地利用我們的敵人，如何強迫共產主義的反對者建設共產主義，如何利用資本家用以反對我們的磚頭來建設共產主義的明確想法。……我們沒有其他的磚頭。」 書呆子氣和死板公式同我們無緣，我們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拼湊辦法和試驗以取得勝利。有的集體軍的軍長是舊軍隊的軍士，參謀長是個將軍；另一個集團軍的軍長是箇舊將軍，副軍長是個游擊隊員；有一個師由一個舊軍隊的列兵統率；附近的一個師又由總參謀部的一個上校統率。這樣的「兼收並蓄主義」是環境迫使我們採取的，但是，占很大百分比的受過教育的軍官對整個指揮水平起了十分良好的作用。我們的指揮官一邊打仗一邊學習，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第一流的軍官。在1918年，紅軍的指揮官和行政幹部中，76%是前沙皇軍隊的舊軍官，只有12.8%是新生的紅色指揮官，他們當然職位都較低。到內戰結束時，指揮員中就包括有：未受過軍事教育但有直接戰鬥經驗的工人和農民，他們是在內戰期間由士兵成長起來的；舊軍隊的軍士和列兵；在短期的蘇維埃軍事學校受過訓練的青年指揮員；最後是沙皇軍隊的骨幹軍官和戰時軍官。指揮員中有43%以上未受過軍事教育，13%是舊軍士，10%受過蘇維埃軍事學校的訓練，34%是沙皇軍隊的軍官。 一方面，在加入紅軍的舊軍官中，有一些是認識到新時代的意義的進步分子（占很少數）；也有很多是懶惰無能力的人，他們參加紅軍只是因為無路可走；另一方面，活躍的反革命分子們一直在等待有利時機背叛我們。舊軍隊的軍士是通過特別動員的辦法招募來的，其中有若干出色的軍事指揮員，最出名的就是前騎兵上士謝明·布瓊尼。但是他們作為一個階級，也並不很可靠，因為在革命前，軍士多半是富農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子弟。這些人之中也有不少是逃兵，在反革命暴亂和白軍中是活躍分子。每個指揮員都配備有一個政治委員，他一般是工人布爾什維克，有參加世界大戰的經驗。我們指望培養一批可靠的軍官。 當我在1919年12月領導軍事部的時候，我說過：「政治委員的制度是為了起腳手架的作用……我們可以逐步拆除這個腳手架。」那時，沒有人預料在20年後政治委員的制度會再度復活，但是這一次是為了相反的目的。革命時代的政治委員是作為勝利的無產階級的代表，監督那些多半來自資產階級的指揮員；後來的政治委員則是作為官僚階層的代表，監督那些多半來自士兵的軍官。 〔1918年4月22日，公布了一項關於村、州、省、邊區軍事人民委員會集中化命令。〕在7月，我向第五屆蘇維埃大會（這次大會批准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和建立紅軍的計劃）提出報告說，許多較低級的人民委員部還沒有組織起來，原因是缺乏能勝任的軍事人員。我們的目標是把各軍事—行政機構加以集中化，以便進行動員和成立正規軍部隊。每一個軍區都由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由3名委員組成：黨和政府的代表各一名，以及一個軍事專家。由於同時把相當大數量的軍事專家派到前線去，派到州、省、邊區和城市的軍事人民委員會中去，我們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只好自己摸索。我們組織了一個軍事證書委員會，但是它並沒有必要的材料從是否忠於新政權的觀點，對舊軍隊的將軍和軍官們進行適當的評價。我們不能忘記，做這個工作是在1918年春天，也就是取得政權後的幾個月。行政機器是在十分混亂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得到的援助是些偶然的助手的臨時援助，多半是偶然的建議。的確，在那種情況下別無其他辦法。開展對軍事專家的鑑定，對他們的最後選擇等事宜是逐步進行的。 軍官中，有很多人，也許還是大多數，並沒有他們自己的主張。十分反動的分子已經在一開始時就跑掉了，最猖狂的分子跑到外線去，當時外線正在建立白色戰線。剩下的人猶豫不決，等待機會，不能拋下自己的家屬，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由於慣性參加了紅軍的軍事行政機構或者指揮系統。他們之中許多人的進一步態度是由他們所受到的待遇決定的。英明的、精力充沛的、機靈的政治委員——這占少數——會立刻把軍官爭取過來，這些軍官由於習慣勢力看不起政治委員，但對於政治委員的堅決、大膽，政治見解的明確感到驚異。指揮官和政治委員的這種結合常常保持很久，而且以高度穩定性見稱。如果政治委員無知而粗暴，虐待軍事專家，不慎地在紅軍士兵面前使他們受懷疑，那麼友誼根本談不到，這些猶疑不決的軍官最後還是在內心裡傾向新政權的敵人。 察里津由於其行政系統的無政府狀態、游擊習氣、不尊重中央、缺乏管理秩序、對軍事專家的挑釁性粗暴態度，使其氣氛當然不宜於爭取軍事專家的好感和使他們成為新政權的忠實僕人。自然，如果認為察里津可以無須軍事專家，那就錯了。每一個臨時應付的指揮官都必須有一個懂得例行軍事事務的軍官。但是察里津所使用的那種專家是從軍官的渣滓中招募來的——酒鬼或者是毫無人類尊嚴的人，毫無自豪感，願意在新主人面前爬行，諂媚新主人，在任何問題上不表示反對的人，以及其他類似的人。這就是我在察里津所看到的那種專家。伏羅希洛夫的參謀長就正是這種類型的專家。這個不重要的軍官的名字從未在任何其他地方提到過，我對他的命運毫無所知。他是一個順從聽話的沙皇軍隊的前上尉，愛酒如命。第十集團軍軍長完全同意他的參謀長的做法，從來不感到難為情。 為了培養最接近蘇維埃政權的指揮官，我們特意去動員前沙皇軍隊的軍士。他們之中多數人是在戰爭後期提升為軍士的，因此他們的軍事知識並不十分重要。然而，舊的軍士，特別是炮兵和騎兵軍士，對軍事問題有十分好的理解，遠比真正指揮他們的軍官更有經驗。這一批人中包括布瓊尼、布魯徹爾、德賓科 [1] 和其他一些人。在沙皇時代，這些人是從文化水平較高、較有教養、較習慣於指揮的人中招募來的。因此，這些軍士幾乎全是富農、小士紳、城市資產階級、小官員、教師、會計等人的子弟，這就不會使人驚異了。這一類軍士高興地接受了指揮職務，但是並不願服從和容忍軍官的更高的權威。 他們也同樣不願承認共產黨的權威，不願完全服從它的紀律並同情它的目標，特別是在土地問題上。他們瘋狂地反對定價收購穀物，更不要說向農民徵用穀物了。這一類人中包括騎兵指揮官杜緬科 [2] ，察里津地區的軍指揮官，布瓊尼的頂頭上司（布瓊尼當時是一個師長）。杜緬科的天分比布瓊尼高。但是他最終發動叛亂，殺害了他軍中所有的共產黨員，企圖去參加鄧尼金的部隊。他被抓住處決了。布瓊尼和接近他的指揮官們同樣也經歷過一段動搖時期。駐在察里津的屬於布瓊尼的一個旅的旅長反叛了，騎兵部隊的許多人參加了綠林軍 [3] 。由於前沙皇軍隊軍官諾索維奇占據的是純粹的行政職位，所以他的叛變比杜緬科的叛變造成的的危害性當然要小一些。但是軍隊中的反對派（史達林派的溫床）在前線是依靠杜緬科型的分子的，因此這次兵變現在根本都不提了 [4] 。 不熟悉事件實際發展情況的讀者和現在看不到檔案材料的讀者，很難想像事件被歪曲到什麼程度。全世界現在都聽到過保衛察里津，史達林到彼爾姆前線巡視，以及所謂「工會討論會」等。這些插曲今天都成了歷史事件山脈中的高峰。然而，這些所謂高峰都是人為地製造的。它們從檔案的大量材料中，某些特殊的插曲被挑出來，並在其周圍渲染了歷史的戲劇效果。後來，御用歷史學家的作品在舊的誇張的基礎上又加了新的誇張；在這些誇張上面，又不時加上了純粹的虛構。總的結果就成為舞台藝術的產物，而不是歷史事實。實際上，根本沒有一樁是符合文件事實的。外國的報刊，甚至有學識的歷史學家，也把這些謊言當做第一手材料。在有些國家，可以找到這樣的歷史專家，他們知道關於察里津或「工會討論會」的第三流細節，可是實際上對那些重要和有意義得多的事件卻一無所知。在這種問題上進行偽造具有災難的性質。〔然而，〕真是令人奇怪，關於史達林在前線的活動以及內戰時期他的總的活動的文件和真實材料又發表得那麼少。 在內戰年代的記述材料中，關於察里津的故事是同史達林名字毫無聯繫的許多事件之一。他在幕後起的作用，最多也只能說是在十分短的時期，只有很少數的人知道，絕對無必要多談到他。奧爾忠尼啟則是史達林的老朋友，他甚至曾用自殺來證明對史達林的忠實，但他的紀念第十集團軍的一篇文章中也沒有提到史達林。布爾什維克黨人米寧，當時是察里津市長，後來成為第十集團軍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他在1925年寫過一部名為《圍城》的英雄主義的戲劇，其中在察里津事件上提到史達林那麼少，以至米寧最後成了「人民的敵人」。要使歷史離開事實很遠，史達林才能上升到察里津史詩中一個英雄的地位。 好多年以來，總把事情說成似乎是：在1918年春天，察里津具有巨大的戰略重要性，而史達林被派到那裡去扭轉軍事局勢。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那完全是一個給養問題。1918年5月28日，在人民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列寧同當時負責供應工作的瞿魯巴討論了那時候普遍採用的向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和工業中心提供給養的緊急辦法。會議結束時，列寧在給瞿魯巴的信中寫道：「今天立即用電話與托洛茨基聯繫，以便他明天能使一切工作開始。」在同一封信中，列寧通知瞿魯巴說，人民委員會決定讓供應人民委員施略普尼柯夫立即動身去庫班，為了工業地區的利益去協調南方的給養供應工作。瞿魯巴在答覆中說：「史達林同意去北高加索。派他去吧，他熟悉當地情況，施略普尼柯夫有他在一起會有用處的。」列寧表示同意：「派他們兩人今天去。」在那以後幾天中，關於史達林和施略普尼柯夫又作出了若干決定。最後，有如列寧的《雜文》中所記錄的：「史達林作為俄羅斯南部給養工作的總負責人，被派往北高加索和察里津。」並沒有提到任何軍事任務。 史達林所遇到的情況同許多其他蘇維埃官員所遇到的一樣。同大批官員一樣，他們是被派往各省去動員徵收剩餘穀物的。一到那邊，他們就碰到自衛分子的反叛，於是他們的給養收集隊就變為軍事部隊。教育、農業等人民委員部的許多工作人員就這樣被捲入邊遠地區的內戰風暴，並且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都被迫改行成為軍人。列·加米涅夫是中央委員會中除季諾維也夫以外最不軍人化的委員，他在1919年4月被派往烏克蘭催促向莫斯科輸送供應品的工作。他發現洛干斯克已被包圍，整個頓河盆地面臨著危險，而且在最近剛取得勝利的烏克蘭，情況越來越不利。就像史達林在察里津的情況一樣，加米涅夫在烏克蘭被捲入軍事行動。列寧打電報給加米涅夫說：「絕對有必要由你親自……不但要檢查和催辦各種事情，而且你自己應當率領援兵到洛干斯克和整個頓河盆地，因為否則災難必將極大和極難挽救。如果我們不能在短時間內完全肅清頓河盆地，我們必將毀滅……」這就是列寧當時的習慣作風。這些話可以證明，列寧認為俄國革命的命運取決於加米涅夫在南部的軍事領導。有許多次，這個非常不軍人化的加米涅夫 [5] 在若干戰線都起了非常卓越的作用。 在一切口頭和印刷宣傳手段被集權主義集中的情況下，是可能像對一個人一樣對一個城市製造假名譽的。現在，內戰中許多英雄主義事跡已被遺忘。史達林沒有起過作用的城市很少被人記起，而察里津這個名字卻被賦予神聖的意義。必須記住這一點：由於我們所處的中央位置以及敵人的兵力部署成一大圓圈，我們就有可能沿著內線作用，把我們的戰略歸結為一個簡單的概念，即根據其相對重要性來相繼肅清各戰場。在那靈活性極強的運動戰中，國內不同地區都在某些重要時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後來又失去這種重要性。可是，察里津的鬥爭絕沒有達到有如下述一些鬥爭一樣的重要性：略山的鬥爭，從那裡可打開進入莫斯科的道路；奧里奧爾的鬥爭，從那裡經過土拉有捷徑直達莫斯科；彼得格勒的鬥爭，失去它對它本身就會是一個可怕的打擊，而且就可以從北面打開莫斯科的門戶。還有，儘管近來的歷史學家斷言察里津「是軍事學院的孕育地，這個學院培養了其他許多戰場的指揮幹部，這些指揮官今天都成為軍隊的基層部隊的領導人」，但是事實是，最有才能的組織者和軍事領袖並不是從察里津來的。我並不是單單指一些中心人物，如斯克利揚斯基，他真正是紅軍中的加諾 [6] ；如伏龍芝，他是一個最有才能的軍事領袖，後來任指揮紅軍之職；如圖哈切夫斯基，他後來成為軍隊的改編者；如葉戈羅夫，後來擔任參謀長；如雅基爾、烏波列維奇或科克等，而且還有其他許多許多人。他們每個人都是在其他軍隊和其他戰線上受到考驗和訓練的。他們對察里津，對它的無知而自滿的態度，它的經常勒索，都抱著極端否定的態度。在他們的嘴裡，「察里津分子」這個詞就有貶責的意思。 1918年5月23日，謝爾戈（即奧爾忠尼啟則）打電報給列寧說： 這裡情況惡劣。我們需要堅決的措施……地方的同志太散漫。進行幫助的願望都被認為是干涉當地事務。六火車的穀物已準備好送往莫斯科，放在車站，但還沒有送走……我再重複一句，我們需要的是最堅決的措施…… 史達林在1918年6月到達察里津，帶有一隊赤衛隊，兩列裝甲火車，而且還被授予全權，以便取得穀物輸送給飢餓著的政治和工業中心。他到達後不久，幾個哥薩克團就包圍了察里津。頓河和庫班的哥薩克村莊已經起來反對蘇維埃政府了。在庫班草原上到處竄擾的〔白衛分子的〕「志願軍」已經壯大起來。北高加索（當時蘇維埃共和國的唯一糧倉）的蘇維埃軍隊在它們打擊下損失很大。 史達林原不應該留駐在察里津，他應該〔去組織輸送糧食給莫斯科並且〕前往北高加索。但是他在到達察里津後一星期內，即在6月13日，就打電報給列寧說，察里津的局勢「發生急劇變化，因為有一隊哥薩克人向離察里津約40俄里的一個地點發動突襲」。從史達林6月13日的電報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寧原要他去諾沃羅西斯克，掌握與炸沉黑海艦隊有關的關鍵性發展情況。至少在那以後兩星期，仍然是規定他要去諾沃羅西斯克。1918年6月28日，〔列寧〕在莫斯科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第四屆代表會議上發表的演說中說： 同志們！現在我來……回答關於黑海艦隊的問題……我要告訴你們，在那裡進行活動的是拉斯科爾尼科夫同志……拉斯科爾尼科夫同志將親自來這裡告訴你們，當時他是怎樣為了讓我們寧可鑿沉艦隊，也不讓德國軍隊搭乘艦隊船隻去進攻諾沃羅西斯克而進行鼓舞的……黑海艦隊事件的經過就是這樣的。人民委員史達林、施略普尼柯夫和拉斯科爾尼科夫很快就要來莫斯科，他們將會把事情的經過告訴我們。 [7] 〔可是，他不去北高加索，或者由於軍事情況變化而改變計劃，也不去諾沃羅西斯克，〕史達林繼續留在察里津，一直到這個城市在7月被白衛分子包圍為止。 史達林原以為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數以百萬蒲式耳計的小麥運往莫斯科和其他中心而獲得很大榮譽。然而，儘管他使用了殘暴手段，他所能運出的也就是3隻駁船的東西，有如他6月26日電報中所提到的。如果他曾經運出更多東西，那麼一定有其他有關電報發表，並且早就有人加以評論了。相反，他在自己的報告中，無意中承認了他在輸送穀物方面的失敗，最後一次承認是他在8月4日說：不能再期望從察里津得到給養。史達林在不能兌現其向中央供應糧食的吹牛諾言之後，就從「糧食戰線」轉到「軍事戰線」。他成為察里津和北高加索戰線的獨裁者，他作為黨和政府授權的代表，取得了十分廣泛的權力，實際上是無限制的權力。他有權在當地實行動員，徵用財產，把工廠軍事化，進行逮捕和審判，任免人員。史達林採用高壓手段來行使他的權力。一切努力都集中在防禦任務上面。所有當地黨和工人的組織都抓在他手裡，並且還補充了新的力量。違法亂紀的游擊隊被控制利用了，全城的生活突然之間處於殘酷無情的獨裁的鐵鉗子之中。「大街上和十字路口都有紅軍巡邏隊，」塔拉索夫-羅季奧諾夫寫道，「在伏爾加河中間，停泊著一艘大駁船，它的黑色大肚皮聳立在水上，一個戴著褪色軍帽的有氣無力的官員斜視著那隻船，並且不安地向岸上一些矮小的老婦人低聲說：『那……就是契卡！』但是那並不是契卡本身，那只不過是它的流動監獄。契卡是在市中心工作，設在軍隊總部旁邊的。它開足馬力……在工作。它沒有哪一天不是在最可靠和最受人尊敬的地點破獲了各種陰謀。」 〔在7月7日，史達林到達察里津後約1個月，寫信給列寧說（信上注有「匆匆趕往前線——只談正事」字樣）：〕 察里津以南線路仍未恢復。我在督促並責罵所有該督促和該責罵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復，盡可放心。我們不寬恕任何人，不論自己或別人，糧食總會運去。如果我們的軍事「專家們」（飯桶！）不蒙頭睡覺、遊手好閒，線路就不會被切斷；如果線路恢復，那也不是虧了軍事專家，而是由於反對了他們。 [8] 〔7月11日，史達林又打電報給列寧說：〕 問題由於這個事實而複雜化了：北高加索軍區的參謀人員被證明是完全不能適應反對反革命戰爭的條件。這不但是因為我們的「專家」心理上不能對反革命進行堅決的鬥爭，而且也因為這些參謀人員只懂如何畫藍圖，如何提出改造的計劃，他們對於戰鬥行動完全不關心……一般說來他們覺得自己是外人……我認為在卡列金的戰線被切斷同給養點的聯繫，北方被切斷同穀物地區的聯繫的時候，我沒有權利對此漠不關心。我只要發現問題，就將繼續糾正這些和其他許多缺點；我正在採取若干措施，並將繼續這樣做，儘管我不得不把所有敵對的軍官和指揮官免職，儘管有程序形式上的困難，必要時我將打破它。我要表明，我向所有最高機構擔負一切責任。 〔8月4日，史達林從察里津寫信「給列寧、托洛茨基和瞿魯巴」：〕 南方情況嚴重。軍事委員會承擔的是一個十分混亂的攤子。混亂的造成，部分是由於前軍事領導人的消極懈怠，部分是由於軍事領導人拉進軍區各部門來的人陰謀破壞。一切都得從頭做起。……撤銷了舊的、可以說是罪惡的命令，在這以後才……舉行了進攻…… [9] 那時，從全國各地收到了類似的函電，因為到處都混亂。令人驚奇的是「一個十分混亂的攤子」的字眼。軍區是在4月建立的，還沒有開始工作，因此說成是「一個十分混亂的攤子」還嫌過早。 由於軍事情況，任何大規模提供給養的任務被證明是無法解決的。史達林在8月4日寫道：「同南方，同南方產糧區的交通被切斷了，而聯繫中部和北高加索的察里津地域本身也同中央隔絕，或幾乎隔絕了。」 [10] 史達林解釋軍事情況極端惡化的原因說，一方面是由於強大的農民力量的變化，「他們在10月曾為蘇維埃政權鬥爭，而現在卻反對蘇維埃政權（他們從心底里仇恨糧食壟斷、固定價格、徵集和反投機鬥爭）」 [11] ；另一方面，由於我們軍隊的不良情況……他最後說：「總之，應當說，在同北高加索的交通恢復以前，對察里津區（在糧食方面）不能……指望。」 [12] 史達林擔任前線所有軍事部隊的供應給養負責人的職務，是受到莫斯科的認可的。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電報曾經明確地派遣史達林去那裡，「在驅逐所有叛逆分子之後，建立秩序，把所有部隊統一為正規部隊，建立適當的指揮部」。這個電報上還說明是列寧同意發出的。因此，可從電文判斷，給予史達林的這些權利，連我也是參加作出決定的。我們當時的共同的任務是使各省服從中央，建立紀律，使所有各種志願軍和游擊隊的部隊都歸屬軍隊和戰線領導。不幸，史達林在察里津的活動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針。當時我還不知道史達林已要下定決心（被我的一封電報「忽視了」），因為他從不敢把這件事報告中央。我的印象是，史達林沒有以足夠堅決的態度為反對地方自治、地方游擊隊以及地方人民的一般的不服從現象作鬥爭。我指責他對伏羅希洛夫和其他人的錯誤政策過分寬貸，但我從來沒有想到他就是那種政策的實際唆使者。這可以從事後不久他自己的電報以及伏羅希洛夫和其他人所承認的話中看得很清楚。史達林在察里津停留了幾個月。他秘密進行反對我的工作，甚至當時這已經是他的主要活動了。與此同時進行的，是他的最密切的合作者伏羅希洛夫對我的公開反對。不過，史達林的做法是準備好可以隨時後退，不被牽連。列寧比我更了解史達林，他顯然已懷疑，察里津分子的頑固態度可以用史達林的幕後活動來解釋。我決定就在察里津本身解決問題。在同那裡的指揮部發生一次新的衝突之後，我決定調回史達林。這件事由斯維爾德洛夫進行調解而完成了，他親自坐著專派的火車去把史達林帶回來。列寧希望把衝突縮小到最低限度，在這方面他當然是正確的。那時候，紅軍已經能在東部戰線打一些大勝仗，差不多完全肅清了伏爾加河流域，但是南方的情況仍然很壞，那裡一切還是一片混亂，原因是命令沒有執行。10月5日，我在科茲洛夫發布一項命令，規定南部戰線的所有集團軍和兵團統一由南部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這個委員會的成員為舊將軍〔西金和3個布爾什維克——施略普尼柯夫、美哈諾申和拉齊米爾〕。命令說：「委員會的一切命令和指示應予以無條件地立即執行。」這個命令是威脅要對不服從命令者嚴懲不貸。然後我打電報給列寧說： 我絕對堅持把史達林調回。察里津戰線儘管部隊綽綽有餘，情況還是不好。伏羅希洛夫有能力指揮一個團，但沒有能力指揮5萬人的一個集團軍。不過，如果他向南部軍隊指揮官西金提出報告，我將讓他在察里津繼續指揮第十集團軍。迄今為止，察里津方面還沒有向科茲洛夫方面送去戰鬥報告。我曾要求每日要報告偵察和作戰情況兩次。假如到明天這一點還沒有做到，我就要把伏羅希洛夫和米寧押起來交給軍事法庭，並在軍令中公布這個事實。根據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法令，史達林和米寧在察里津期間，就只不過是第十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要發動攻勢，我們只剩下很短的時間了，很快就有秋季的泥濘，那裡的道路步兵和騎兵都通不過。如沒有察里津配合，就不可能採取任何重大的行動。不能在外交談判上浪費時間了，察里津必須服從，不然就得面對後果。我們擁有巨大優勢的軍隊，但是上層處於完全無政府狀態。如果能得到堅決明確的支持，我能在24小時內了結這種情況。無論如何，我認為只有這條路可走。 〔第二天，我又向列寧發去如下的直通電報：〕 我收到了下述電報：「史達林的第一一八號軍事命令必須撤銷。我已向南部戰線司令西金髮布充分的指示。史達林的活動破壞我的一切計劃……總司令瓦采齊斯，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達尼舍夫斯基。」 〔史達林在10月下半月從察里津被調回。以下就是〕他在《真理報》（1918年10月30日）上所寫的〔關於南部戰線〕一文： 敵人攻擊最猛的地點是察里津。這是很明白的，因為敵人拿下察里津，切斷同南方的交通，就能保證達到他們的一切目的：可以使頓河反革命分子同阿斯特拉罕和烏拉爾軍隊的哥薩克上層分子聯合起來，建立起一條從頓河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革命統一戰線；可以使南方和裏海一帶都歸國內外反革命分子所有；可以使北高加索的蘇維埃軍隊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13] 〔這是史達林在「供認」由於他的陰謀活動和不服從命令致使局勢惡化的罪行嗎？並不是，斯維爾德洛夫在從察里津回莫斯科途中，〕謹慎地探問我的意圖，並建議我同史達林談一次話。後來他發現史達林就在他所乘的火車裡。 「您真的想把他們全部都免職嗎？」史達林用格外服從的口氣問我，「他們都是很好的孩子。」 「這些很好的孩子會毀掉革命的，革命不能等待他們長大懂事，」我回答他，「我所要的就是把察里津拉回到蘇維埃俄羅斯。」 從那以後，每當我觸動了他個人偏愛、友誼和虛榮心的痛處時，史達林總是小心翼翼地把所有那些被觸碰了痛處的人都拉攏在一起。他花了很多時間做這件事，因為這能達到他的個人目的。從那時起，察里津的首腦人物們就成為他的主要工具。列寧一病倒，史達林就通過他的親信把察里津改名為史達林格勒。 〔察里津反對分子都是些奇特的傢伙。最討厭軍事專家的是伏羅希洛夫——近來歷史學家稱之為「洛干斯克的鎖匠」——他是一個精力充沛和無恥的傢伙，智力不十分高，但精明而不擇手段。他根本不懂什麼軍事理論，但善於威嚇，不惜利用天分比他高的下屬的主意而無恥地說是自己的主意。他對軍事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幼稚認識在1921年充分表現出來。〕他無批判地附和某個無名的極左派分子，爭論說，進攻性和攻勢戰術是「紅軍的階級性」的產物，同時還引用1921年法國軍事條例中的語句來作為有必要採取攻勢的「證據」。 他的「忠實助手」是夏殿科〔第十集團軍的政治委員，原來是裁縫，後來的歷史學家們用這樣的話使他不朽〕：「他皺著鷹一般的眉頭，戰鬥的眼睛斜視著，在前線到處奔跑，心裡燃燒著要作為克利姆 [14] 的忠實助手的熱情。」 同樣有熱心但與上述兩人都不一樣的，是謝爾蓋·米寧。〔他是詩人和煽動家的奇怪混合體，全心全意為了事業，對所有沙皇軍隊的軍官懷著盲目的畏懼。〕自從他作為青年學生參加1905年革命起，在察里津工人中很受歡迎，察里津以他為它的最主要、最熱情的演說家而自豪。他是這一批人中最誠實的一個，但或許也是最難理喻的。由於他堅持不妥協的態度，他在使察里津軍事局勢惡化方面熱心地出了大力。〔他是史達林的察里津陰謀計劃中的無辜的工具，但也就成為更有效的工具，一到沒有用處時就被拋在一邊。〕 另外還有工程師魯希莫維奇，頓涅茨-克里沃羅格共和國的軍事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這個共和國是革命初期雨後春筍般產生的共和國之一。魯希莫維奇給予伏羅希洛夫組織一支無產階級軍隊的第一個命令。在負責供應工作崗位上，這個只有省的概念的〕魯希莫維奇除想到第十集團軍的需要之外，就想不到其他的需要。其他任何軍隊都沒有它吞下那麼多步槍和子彈，但在第一次被拒絕時就大叫大嚷莫斯科的專家們是賣國賊。〔他像軍事委員會中最年輕的成員瓦列里〕梅日拉烏克〔一樣〕，後來上升到史達林特權集團中的二等地位，又〔由於不明的原因而〕消失了。另外，還有茲洛巴、哈爾阡科、戈羅多維克、薩維茨基、帕爾霍緬柯和其他人，他們對紅軍和蘇維埃國家的貢獻都不比千千萬萬其他人更大，但只是由於他們早期在察里津同史達林的關係而不至於完全默默無聞。 〔塔拉索夫-羅季奧諾夫後來寫道：〕「托洛茨基在革命軍事委員會中以傲慢和令人憤怒的態度發言。他對材料的巨大浪費大肆惡罵。……托洛茨基對解釋不感興趣……」我在11月1日從察里津打電報給斯維爾德洛夫和列寧： 第十集團軍情況如下：這裡部隊很多，但沒有有效的領導人。南部戰線的參謀人員和瓦采齊斯傾向於贊成更換指揮官。我認為如給予伏羅希洛夫一批有經驗的作戰參謀人員才有可能保留他。他拒絕這種辦法，我對這個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沒有懷疑……唯一的嚴重障礙是米寧，他繼續執行極端有害的政策。我全力堅持把他調職。勳章何時可以準備好？ 在視察察里津軍隊的所有單位之後，我在1918年11月5日的一項特別命令中，表揚了許多單位及其指揮官，同時也指出，這個軍隊中有些單位自稱一個師，實際並沒有那樣的內容；「某些單位的政治工作甚至還沒有開始」；「軍事後備力量的配備並不經常從軍事上的審慎態度出發」；「在某些情況下，指揮官不願執行一項行動命令，而把它提交一個會議考慮……」以及類似情況。我的命令說：「作為公民，士兵們在空閒時間可以自由開會談任何問題。作為士兵，他們應該毫無保留地執行軍事命令。」 在訪問了包括察里津在內的南部戰線之後，我在1918年11月9日向第六屆蘇維埃代表大會報告說：「並不是所有的蘇維埃工作者都已經了解，我們的行政權已經集中，來自上級的所有命令是最後的決定……我們對這些還沒有了解這種情況的蘇維埃工作者將採取無情的態度；我們要把他們撤職，清除出我們的隊伍，用鎮壓的手段把他們拉出來。」這些話當時表面上是針對伏羅希洛夫的，但更大程度上目標是史達林。史達林當時也在代表大會上，他保持沉默。在政治局會議上他也保持沉默。他不能公開為其行為辯護，這就使他更加怒氣填膺。就是在這時期——他從察里津調回來，怒氣沖沖，滿心想報復——他寫了關於十月革命1周年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打擊我的威信，反對我也就是反對以列寧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權威。在那篇文章中，儘管史達林充滿著壓在心頭的怒氣，他還是不得不寫道： 起義的所有實際組織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肯定地說，要塞能迅速地落入蘇維埃一邊，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工作能大膽推行，黨主要並且首先歸功於托洛茨基同志。 11月30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當時它已宣布蘇維埃共和國為一軍營）根據軍事人民委員部關於組織國防委員會的建議，通過一項決議，決定召集國防委員會會議，委員會成員為列寧、我、克拉辛、交通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供應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在取得列寧的同意後，我建議也把史達林包括在內。列寧想使史達林在被從察里津軍隊調回的問題上得到一些補償，我則想給史達林一個機會公開發表其批評和建議，而不致使軍事部陷於毫無準備的情況。第一次會議是在12月1日白天舉行的，一般地規定了我們的任務。從列寧的筆記看來，在那次會議上，史達林發言6次，克拉辛9次，斯克利揚斯基9次，列寧8次。每個發言的人只准發言兩分鐘。國防委員會工作的領導權，不但在重大問題上，而且在細節問題上，都完全集中在列寧的手裡。分配給史達林的任務是寫一個關於反對地方主義的鬥爭的提綱和一個對官僚主義進行鬥爭的提綱。沒有證據說明，兩個提綱中的任何一個已經寫出來。還有，為了推進工作，會議作出決定說：「由國防委員會任命的一個委員會的各項命令，經過列寧、史達林和適當部門的代表簽署後，就具有國防委員會命令的效力。」但對史達林而言，這整個決定就只不過是又一個頭銜，而沒有實際工作。 〔儘管作了這些讓步，史達林還是繼續秘密地支持察里津的反對派，破壞軍事部在那個地區貫徹命令和紀律的努力。在察里津，他的主要工具是伏羅希洛夫；在莫斯科，史達林自己儘可能對列寧施加一切壓力。因此我就有必要在12月14日從庫爾斯克發出下述電報：〕 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 把奧庫洛夫調職的問題不能根據這個問題本身來決定。對奧庫洛夫的任務是為了同伏羅希洛夫抗衡，為了保證軍事命令得以執行。在伏羅希洛夫破壞了一切關於妥協的努力之後，不可能再讓他留任。察里津必須有新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新的指揮官，伏羅希洛夫必須去烏克蘭。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 〔隨後伏羅希洛夫被調往烏克蘭，第十集團軍的戰鬥力迅速地不斷加強。施略普尼柯夫不僅擔任新指揮官，而且還接任軍事委員會中史達林的職位，事實證明他的效率高得多，察里津的軍事局勢很快就好轉了。 在伏羅希洛夫被調職後幾天，也就是在他自己被從察里津調職、被迫放棄極具吸引力的干涉軍事事務這一事情發生後幾個月，史達林又得到機會去前線工作——這一次是幾個星期。他利用這個機會向托洛茨基背上插上一刀。這個事件是從列寧和托洛茨基互致以下電報開始的：〕 （一） 密電致托洛茨基同志，發往庫爾斯克或這位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所在的任何地方： 莫斯科，1918年12月13日。 從彼爾姆附近傳來十分驚人的消息。它處於危險之中。我怕我們已經把烏拉爾忘卻了。是不是已經用足夠的力量把援軍派到彼爾姆和烏拉爾去了？拉謝維奇對季諾維也夫說，只有打過仗的部隊才應該派去。 列寧 （二） 致托洛茨基，發往柯茲洛夫或這位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所在的任何地方： 莫斯科，1918年12月31日。 有幾份從彼爾姆附近送來的黨內報告提到了軍隊的極其嚴重的情況和酗酒的情形。現將這些報告寄給你。報告要求你到那一帶去。我本想派史達林去。我怕斯米爾加會對拉謝維奇過於軟弱，而據說拉謝維奇本人就喝酒，無法恢復秩序。把你的意見用電報告訴我。 第六六八四七號。 列寧 （三） 用直通電報以密碼發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交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 復第六六八四七號電。 沃龍涅什，1919年1月1日19時〔午後7時〕。 從第三集團軍的作戰報告看來，我的結論是集團軍的領導機構已經完全不知所措。我曾經建議撤換指揮人員，這個決定被推遲了。現在我認為撤換是不能再予推遲的了。 你對派到那裡去的那位同志的過分軟弱所表示的疑慮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同意把史達林派去，並賦予黨和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雙重權力，以恢復秩序，清洗政治委員隊伍，並嚴厲懲處犯了錯誤的人。新的司令員將在取得謝爾普霍夫的同意之後予以任命。我建議任命拉謝維奇為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在那裡我們還沒有一個負責的黨員幹部，而這條戰線可能很快就變得更加重要起來。 第九號。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 〔這件事於是被提交中央委員會，它決定：〕 委派中央委員會委員史達林和捷爾任斯基組成黨的調查委員會，對彼爾姆的失陷以及烏拉爾戰線最近的失利的原因進行調查，並就與上述事件有關的情況作出詳細的說明。 〔這時第三集團軍已經把彼爾姆放棄給高爾察克海軍上將的節節進擊的部隊，退守維亞得卡，形勢岌岌可危。正當第三集團軍據守維亞得卡抗擊敵軍進攻的時候，史達林和捷爾任斯基到了那裡。1919年1月5日史達林和捷爾任斯基抵達那裡的當天，就打了一個電報給列寧：〕 [15] 調查已經開始。調查進行情況將隨時報告。現在我們認為有必要告訴你第三集團軍的一項刻不容緩的急需。這就是第三集團軍（原有3萬多人）只剩下1.1萬名左右筋疲力盡的殘兵，勉強抵擋著敵人的攻擊。總司令派來的部隊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敵視我們的，須嚴加審查。為挽救第三集團軍殘部和防止敵人迅速推進到維亞得卡（根據戰線指揮人員和第三集團軍指揮人員的一切情報，這種危險是完全實際的），絕對必須火速從俄羅斯至少調來三個完全可靠的團交由集團軍司令員指揮。我們堅請向有關軍事機關催辦此事。再說一遍：不採取這種措施，維亞得卡將蹈彼爾姆的覆轍。 [16] 〔1月15日史達林和捷爾任斯基向國防委員報告說：〕 1.2萬名配有刺刀和腰刀的可靠的戰士已經開抵前線，次日又到了兩個中隊的騎兵，10號又派來了第三旅第六十二團（前此已經予以徹底審查過）。這些部隊使我們有可能制止敵軍的前進，提高第三集團軍的士氣並使我軍向彼爾姆方向進擊，到目前為止這些都進行得很順利。第三集團後方的蘇維埃和黨的機構正在進行徹底的清洗。在維亞得卡和各縣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農村中已經開始建立並且還在繼續建立堅強的革命組織。全部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正在按著新的路線加以改變。軍事管制已經予以整頓和改組。州的肅反委員會已經清洗過並且配備了新的幹部…… 〔經過調查之後，史達林和捷爾任斯基向列寧報告說，導致災難的原因是：〕 在敵軍開始前進的時候，我軍已經疲睏不堪；當時我軍缺乏預備隊； 參謀部同第三集團軍缺乏聯繫；司令員指揮不當；由於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對於前線的不可容忍的罪惡的處理方法，使及時支援第三集團軍的可能性化為烏有；由於舊式的招募兵員的方法，從後方派去的增援部隊不可靠；由於地方蘇維埃和黨組織太不中用，後方極其不穩定。 〔在這個報告中，幾乎每一句話對托洛茨基都是一個打擊。如果列寧、國防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都認真地看待這些對托洛茨基的指控的話，他們就不得不把他解除職務。然而，列寧很了解史達林，他知道這件由史達林及其同僚從維亞得卡打來的報告與其說是匯報情況不如說是互相攻訐——為了報復把他從察里津調回來，報復托洛茨基拒絕給他另一次在南方戰線上一試身手的機會，而在那裡他可以同伏羅希洛夫和其他察里津保衛者匯合在一起。〕 〔與此同時，伏羅希洛夫在烏克蘭利用他的政治上的特權和軍長的職銜，繼續與軍事專家為敵，擾亂參謀部的工作並且干涉總司令部發出的指示。在史達林等人的支持下，他很快就使得自己在南方戰線上變得如此不可容忍，以至不得不在1919年1月10日發出了如下的電報：〕 莫斯科 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 ……我必須毫不含糊地指出，曾經造成察里津前線我軍完全崩潰的察里津政策在烏克蘭是不能容許的……奧庫洛夫即將啟程赴莫斯科。我建議你和列寧同志對他關於伏羅希洛夫的工作所作的報告給以最大的重視。史達林、伏羅希洛夫和魯希莫維奇的路線意味著破壞我們的一切工作。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 〔正當史達林在捷爾任斯基幫助下在維亞得卡縱容不法行為的時候，〕列寧卻堅持我應該同史達林求得妥協： 史達林非常希望到南方戰線去工作……史達林希望他在這個崗位上能夠使我們確信他的看法是正確的……在把所有這些史達林的意見通知你的時候，我請求你，列夫·達威多維奇，給予它們最深思熟慮的關注。並且回答我：首先，你是否同意讓史達林親自向你把事情解釋清楚，他是願意向你匯報的；其次，你是否認為有可能在某些具體的條件下排解以往的衝突並且設法一道共事，這一點是史達林十分盼望的。至於我本人，我認為有必要盡一切努力謀求同史達林合作共事。 列寧的信顯然是在史達林的堅持的影響下寫的。史達林為了取得同意、和解和繼續在軍事方面工作，甚至不惜表示暫時的、不誠懇的投降。前線吸引著他，因為在那裡他第一次能夠運用所有管理機器中最完善的一種，即軍事機器，來進行工作。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同時又是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他不可避免地成為任何一個軍事委員會、任何一個集團軍、任何一條戰線上的主要角色。別人猶豫的時候，他作出決定。他能夠發出命令，而每一項命令實際上都自然而然地得到執行——不像在民族人民委員部的聯席會議上那樣他不得不躲在司令官的廚房裡。 我在1月11日通過直通電報答覆了列寧： 妥協當然是需要的，但是不應該作一種糟糕的妥協。事情的真相是，所有察里津的保衛者現在都已經聚集在哈爾科夫。從奧庫洛夫的充滿著實事求是的材料的報告以及政治委員們的報告中，你可以體會到察里津保衛者究竟是些什麼人。我認為史達林對這種察里津傾向的贊助的態度是最危險的惡症，比任何軍事專家的變節背叛都要惡劣。魯希莫維奇只不過是伏羅希洛夫的又一個別名而已。不出一個月，我們就會再一次被察里津式的混亂壓得喘不出氣來，不過這一次不是遭到哥薩克而是遭到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打擊而已。魯希莫維奇還不是唯一的。他們緊緊地抱作一團，把無知提高成為一種原則。伏羅希洛夫加上烏克蘭的游擊隊加上老百姓的低下的文化水平加上惡意宣傳——這種現象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容忍的。讓他們把阿爾喬姆派去吧，但是不要派伏羅希洛夫或魯希莫維奇……我再一次敦促仔細閱讀奧庫洛夫關於察里津我軍的情況以及關於伏羅希洛夫如何在史達林的配合下瓦解了這支軍隊的報告。 與史達林初期在南方戰線上的工作有關的材料沒有公布過，原因是這個時期並不很長，而且對他說來結局是相當悲慘的。可惜我不能依靠任何材料來補充我對於這件事的記憶，因為在我個人保存的檔案中這件事沒有留下絲毫痕跡。官方的檔案當然保存在軍事人民委員部里。在葉戈羅夫指揮的南方戰線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員中有史達林和別爾津，這個人後來完全致力於軍事工作，並且在西班牙共和國的軍事行動上起過顯著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有一次在夜間——很遺憾，我說不出確切的日期——別爾津打直通電話問我，他是不是「非簽署一項由戰線司令員葉戈羅夫發出的作戰命令不可」。根據條例看來，政治委員或者軍事委員會的政治方面的成員在作戰命令上簽字只不過意味著這項命令沒有任何隱藏的反革命的含義而已。至於命令的軍事內容，那完全由司令員負責。在這一個具體的事件中，戰線司令員只不過是把總司令的一項作戰命令轉一下手，把這份發給他指揮下的某集團軍的命令轉達給那個集團軍並加以闡釋而已。史達林聲稱，葉戈羅夫的命令不能成立並且說他拒絕在上面簽字。鑒於一個中央委員都拒絕簽署這項命令，別爾津也就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去了。然而，只經指揮人員簽署的作戰命令實際上是無效的。 史達林提出了什麼樣的理由來反對這個命令呢？據我記憶所及，這是一項次要的命令，其性質我現在已記不起來了，什麼理由也沒有，他就是不願意簽字。他完全可以打直通電話向我解釋他的理由，或者如果他願意的話，打直通電話給列寧。根據同樣的條例，戰線司令員如果同史達林的意見不一致的話，可以向總司令或者向我表明他自己的考慮。這樣，史達林的反對意見就會立即在政治局加以討論，就會請總司令來提出補充說明。但是正如同在察里津一樣，史達林寧肯採取一種不同的行動方式：「我不願意簽字。」他宣布說，目的是向他的同僚和屬下顯示他的重要性。我回答別爾津說：「經過政治委員簽署的總命令對你是具有約束力的。馬上在上面簽字，不然就把你提交軍事法庭。」別爾津立即在戰線司令員的命令上籤了字。 問題被提交政治局，列寧不無尷尬地說道：「我們能有什麼辦法呢？史達林又當場出醜！」作出了把史達林從南方戰線召回來的決定。這是史達林第二次嚴重失職。我記得他回來的時候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表面上還看不出有什麼怨恨的情緒。相反地，他甚至說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他說，他早已想提醒大家注意總司令部與戰線司令部之間的不正常的關係。他說，雖然總司令的命令並沒有包含什麼有害的東西，但是事先並沒有徵求南方戰線的意見，而這是不對的。據他說，他真正抗議的就是這一點，他對自己感到十分滿意。我的印象是，他的野心超過了他的能力，他已經陷於自己一時興起說的大話而不能自拔。總之，十分明顯的是他正在盡一切可能掩飾自己的劣跡並且使別人相信什麼也沒有發生過。〔為了保全他的面子，有人建議，或許是根據列寧的指使提出的，把他調到西南戰線上去。但是史達林答覆道：〕 1919年2月4日。 黨中央委員會 列寧和托洛茨基同志： ……我自己深信不疑的是：即使我去也不可能改變那裡的局面…… 史達林 在這件事以後的三四個月內，他收起了想到軍事機構去工作的熱望，同時又重新為《民族生活報》撰寫文章了。 〔察里津保衛者雖然表面上被清除掉了，但實際上仍然存在。事實上史達林及其盟友只不過改換了他們進攻的戰場和方法而已。這個新的戰場就是黨，而他們的方法也相應地作了調整。〕正如同在1912至1913年間對付調和派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前對付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派一樣，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史達林表面上與軍事上的反對派毫無關係，卻努力地把它扶植起來並且利用它作為反對托洛茨基的槓桿〕。 軍事反對派由兩個集團組成。一部分是人數眾多的地下工作者，他們被監禁與流放弄得衰弱不堪，無法在建設軍隊和國家的工作中為自己找到一個崗位。他們用非常冷淡的眼光看待各種各樣的暴發戶——而這類人有不少高居著負責的地位。但是在這部分反對派中也有許多先進工作者，重新充滿著精力的戰鬥分子，他們眼見舊日的工程師、教師、教授，再度掌握著領導地位，歸根到底，是他們對於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並且不敢確信已經掌握權力的新的階級能夠主宰並控制廣大的舊知識分子階層。在革命從工業中心向外圍擴展的初期，由工人、水手和過去的士兵組成了武裝的戰鬥隊，在各地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些戰鬥隊經常要打一些小仗，由於他們得到群眾的同情，他們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勝利。他們受到一定鍛煉，他們的領導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權柄。在這些戰鬥隊之間並沒有正式的關係，他們的戰術具有游擊戰的性質，而對他們說來這也就足夠了。但是被推翻了的階級，在他們的外國保護人的援助下，開始組織起他們自己的軍隊，這些裝備精良、官員充足的軍隊開始發動攻勢。習慣於輕易獲勝的游擊隊馬上就表現出他們的無能為力：他們沒有足夠的偵察部門，他們之間沒有聯繫，他們也沒有能力進行複雜的運動。因此——在不同時期，在國內的不同地區內——游擊主義遇到了災難。要把這些互不相干的戰鬥隊包括進一個集中的建制里去是一件困難的任務。指揮員的軍事作戰能力不高，而且一方面由於他們在政治上不信任舊軍官，另一方面為了掩蓋他們對自己缺乏信心，他們對舊軍官是敵視的。然而，一直到1918年7月舉行的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還堅持認為，我們能夠依靠游擊隊來保衛自己而無須乎擁有一支集中的軍隊。「這等於對我們說，」我答覆他們道，「我們可以依靠馬車而不需要用鐵路來進行運輸。」 我軍的戰線逐漸趨向於聯成一個圓圈，其周長足有8000多公里。敵人自己選擇了這個方向，他們在外圍建立了根據地，從國外取得援助，並且把打擊的矛頭指向中心地帶。我軍形勢的有利條件在於我們占領著中心地帶，並且沿著內線行動；一旦敵軍選擇了進攻的方向，我軍就能選擇反攻的方向。我們能夠隨時調動我們的部隊並且把他們集結起來在最重要的方向進行突擊。但是只有在指揮調動完全集中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可能發揮這個有利條件。為了做到暫時犧牲某些較遠的次要防線以保全較近的重要防線，我們必須使大家服從命令而不是討價還價。這一切是簡單已極，不需要再解釋的了。其所以還有人不懂得這一點，是因為出現了一些離心的傾向，而這是由於革命，這片遼闊的土地上互相隔絕的村社的地方主義，以及還沒有來得及成熟的自然的獨立精神所造成的。一個證明是，最初不僅各州，就是各區里都有自己的人民委員會，其中還設有自己的國防人民委員。正規組織起來所顯示的成就使得這些分散的隊伍按照一定的標準和條件自己作了改組，並且把他們自己以團和師的形式鞏固起來。然而在精神和方法上他們仍然原封未動。一個師長自己沒有自信，對團級幹部們也就很隨便。伏羅希洛夫身為軍長，卻很放縱他的師長們。但是尤其可恨的是他們對中央的態度，因為中央並不滿足於表面上把這些游擊部隊改編為團和師的形式，而堅持向他們提出軍事組織上的更為根本的要求。1919年1月，我在同游擊隊中史達林的一個黨羽進行的一場論戰中，這樣寫道： 在我軍的一支部隊當中，不久以前還有人把相當粗鄙而愚蠢地譏笑「軍事專家」的行為當做革命性的最高標誌；那就是說譏笑所有上過軍事學校的人；然而就是在這支部隊中簡直就沒有進行過政治工作。這支部隊對待黨員政委的敵視態度比之對待專家的敵視態度可說是有過之無不及。究竟是誰在散布這種敵視的態度呢？那就是那些糟糕透頂的新的指揮官們——他們是些軍事上的無知之徒、半瓶醋的游擊隊員、半心半意的黨員幹部，他們不希望有人在他們左右，不管他們是黨員幹部還是嚴肅的軍事幹部……他們死抓住自己的崗位不放，一聽到學習軍事就恨之入骨……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以至於陷入不可救藥的絕境，結果乾脆起來反抗蘇維埃政府。 在一個嚴重的危險關頭，彼得格勒第二團主動放棄了他們據守的一條極其重要的防線，在團長和政委的率領下，搶了一條汽船從喀山附近順伏爾加河而下逃往下新城。我下命令截住了這條船並且把這些逃兵交由軍法審處，團長和政委都被處以槍決。由於軍事上的失職而槍斃共產黨員，潘帖列也夫政委的事件還是第一次。關於這個事件黨內有過許多流言飛語。1918年12月，《真理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不經審訊就把一些最優秀的同志槍決了」的事，這篇文章雖然沒有點我的名卻顯然指的是我。文章的作者叫做阿·卡緬斯基，此人本身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顯然不過是個馬前卒而已。令人不解的倒是，這麼一篇含有如此可怕而嚴重的指控的文章竟然能在中央的機關報上刊登出來。報紙的主編是布哈林，他是個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在軍隊中任用「將軍們」。但是，特別是在當時，他是完全無力參與密謀的。經過調查我發現文章的作者，或者毋寧說是文章的簽字人，阿·卡緬斯基，是第十軍的一個軍官，當時正處於史達林的直接影響之下，這才揭開了謎底。毫無疑問，史達林在暗中左右了這篇文章的發表。這項指控所用的詞句本身：那種厚顏無恥的所謂槍斃「最優秀」的同志，尤其是「不經審訊」的說法，由於他極其拙劣的捏造以及它本身的荒謬絕倫而令人吃驚。但是恰恰是這種誇大其詞的指控暴露了史達林——這個後來的莫斯科審判的組織者的真面目。中央委員會解決了這個問題。我記得卡緬斯基和編輯部都受到了申斥，然而史達林那隻操縱的手卻仍然沒有暴露出來。 〔後來，史達林在南方戰線的時候，還繼續通過他在黨代表大會上的走卒對這個已經名譽掃地的故事加以利用。在第八次代表大會舉行會議期間，托洛茨基正在前線，當他聽說這件事的時候，不得不再度籲請中央委員會「就槍決潘帖列也夫的案件進行調查」。因為，按照中央委員會1919年4月18日會議記錄的說法，「在代表大會上又提起了這個事件」。由於史達林出席了這次中央委員會會議，這個請求經一致同意提交了組織局，而這裡史達林也在座（他身兼兩個機構的委員）。組織局再一次一致同意〕委派了一個由克列斯廷斯基、謝雷布里亞科夫和斯米爾加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全面調查這個問題。他們三人既是組織局又是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的結論，當然是，潘帖列也夫是經過了審訊，並且並不是作為共產黨和〔政委〕而是作為可惡的逃兵被槍斃的——〔按照統率潘帖列也夫那個團的軍長斯拉文的說法〕，他之所以被槍斃「並不是因為他的團放棄了陣地，而是因為他同他的團一道放棄了陣地」。10年以後，這個事件又在史達林反對我的運動中，在同一個《不經審訊槍決最優秀的共產黨員》的標題下發生了作用。 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於1919年3月18日至23日在莫斯科舉行。就在代表大會開幕前夕，我軍在烏法附近受到白軍猛烈的打擊。我決定不顧大會的召開立即出發到東方戰線去。在提出所有部隊代表立即返回前線的建議之後，我就準備動身到烏法去。部分部隊代表表示不滿；他們到首都來就是為了得到幾天休假，因而不願意離開首都。有些人就造謠說我打算躲避有關軍事方針的辯論，這個謊言使我感到驚訝。我在1919年3月16日向中央委員會建議撤銷要求部隊代表立即重返前線的指示，把維護軍事方針的事交給索柯里尼柯夫並即赴東線。儘管存在著十分強大的反對派，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討論軍事方針這件事並沒有能擋住我走；以我看來前線的戰局比在代表大會上搞競選活動要重要得多，特別是因為我絲毫也不懷疑，我所認為唯一正確的方針憑它本身的價值就可以站得住腳。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我事先提出的提綱並且指定索柯里尼柯夫做主要報告人。反對派的報告由老布爾什維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炮兵軍官弗·姆·斯米爾諾夫來做。斯米爾諾夫是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領導人之一，他們堅決反對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並且曾經主張用游擊戰來抵抗德國正規軍。這種主張甚至一直到1919年還是他們的施政綱領的基礎，雖然老實說，他們同時也已經有所收斂。不任用軍事專家，不用正規的有條理的領導來代替臨時拼湊的做法，是不可能建立一支集中而正規的軍隊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在頭腦冷靜一些下來以後，力圖使他們舊日的觀點與國家機器的發展以及正規軍隊的需要相適應。但是他們是在逐步退卻，儘可能地將他們的老一套加以利用，並且用新的提法來掩飾他們實質上的游擊傾向。 在代表大會開幕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有關主席團的組成的事件，事情雖然不大卻很能說明問題。它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性質，儘管這只是最初階段的事。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是令人傷腦筋的軍事問題。列寧很清楚，在這個問題上，史達林實際上是反對派幕後的首領。列寧已經同彼得格勒代表團就主席團的組成達成了協議。反對派提出了好幾個補充的名額，其中不僅有反對派的人還有其他人。例如他們提出了主要報告人索柯里尼柯夫。然而，布哈林、斯塔索娃、奧鮑林、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都拒絕接受提名，他們把已經就主席團的組成問題達成的協議當做是他們個人應該遵守的協定。但是史達林並沒有拒絕接受提名，這樣就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反對派的立場。看來為了使他的黨羽擠滿代表大會並且在代表當中進行競選運動，史達林曾經下了一番苦功。列寧已經覺察到了這一點，但是為了避免使人難堪，他盡了一切努力使史達林免受一場用投票的方式來決定他是否能入選的考驗。列寧通過一名代表提出了這個先決的問題：「究竟有沒有必要在主席團成員之外再提一些補充的候選人？」列寧沒有費什麼事就使大家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否定的答覆。史達林遭到了失敗，然而列寧盡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來使得這場失敗不具有針對個人的、傷人感情的性質。按照今天官方的說法，史達林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支持了列寧在軍事問題上的立場。那麼，為什麼在目前已經沒有必要保守〔這類〕軍事機密的時候，還不把那些文件公之於世呢？ 在1920年3月召開的烏克蘭代表會議上，史達林以代表中央委員會的主要報告人的姿態出現，形式上為我作辯護；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通過自己的心腹大力來推翻他提出的報告。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要耍這種手腕是困難的，因為會議的程序全都在列寧、中央委員會的其他委員和負責的軍事幹部的掌握之下。但是在骨子裡，就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史達林也在起著同烏克蘭代表會議上一樣的作用。他身為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卻要不是模稜兩可地為官方的軍事方針作辯護就是一言不發。但是他通過他的最親密的夥伴——伏羅希洛夫、魯希維奇以及其他察里津保衛者這些反對派的急先鋒——繼續在代表大會上進行破壞，其目的事實上倒不在於推翻軍事方針而在於推翻它的主要報告人。他唆使這些代表對毫無保留地為軍事人民委員部作辯護的索柯里尼柯夫進行最惡毒的人身攻擊。反對派的核心是察里津集團，而其中最出風頭的是伏羅希洛夫。在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的一個時期中他們就已經同史達林保持著經常的接觸，他給他們指示並且叫他們不要操之過急，同時又把陰謀的矛頭集中指向軍事人民委員部。這就是他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進行的活動的梗概。 「1年以前，」索柯里尼柯夫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報告說，「在軍隊完全陷於瓦解的時候，我們沒有一個軍事組織來保衛無產階級革命，於是蘇維埃政府乃採取了組織志願兵的制度，這支志願軍當時起到了它的作用。現在，在回顧這個時期，如同回顧我們曾經經過的任何一個階段的時候，我們應該既考慮到它的積極的方面，也考慮到它的消極的方面。這個積極的方面主要在於，工人階級的最優秀的分子參加進來了……但是，除了它的光明面之外，這個游擊時期也還有著黑暗面，這個方面終於蓋過了那些好的方面。最優秀的分子離開了，犧牲了，或者被俘……剩下來的是由最糟糕的分子構成的烏合之眾……除了這些壞分子之外，又補充了一些由於整個社會秩序的災難性的崩潰而無處存身，因而不得不參加志願軍的人……在這些人之外，甚至於還補充了從舊軍隊復員下來的地痞流氓。由於這種情況，在我們的軍事組織的游擊時期中出現的種種因素迫使我們不得不清算掉這種游擊制度。到頭來它已經變成了這樣一種制度——它使得互不相干的小股部隊各自在不同的領袖之下集結起來。歸根結底，這些小股部隊不僅僅進行保衛蘇維埃政府和保衛革命勝利的鬥爭，而且進行明火執仗的盜匪行為。它們成了堅決支持冒險主義的游擊隊……」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時期中，」索柯里尼柯夫繼續說道，「國家……軍隊……的建設工作……在向前發展著……」 「許多熱烈的討論，」索柯里尼柯夫在報告的另一部分中說道，「環繞著有關軍事專家的問題展開了……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在理論和實踐上基本解決了，甚至於反對使用軍事專家的人本身也承認這個問題已經過時了……在把游擊隊改組成正規部隊的工作中使用了軍事專家……由於這樣我們使戰線穩定了下來，因此我們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相反地，在沒有使用軍事專家的地方，我們耗費了自己的力量，甚至於到了全部瓦解的地步……在軍事專家的問題上，我們所面對的不單純是一個軍事問題而且是一個普遍的特殊問題。大家想必還記得，在關於請工程師到工廠里來工作，關於聘請過去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組織者的問題提出來的時候，那些極左派的共產主義者是如何用他們的『超共產主義式』的批評來譏笑我們的……他們說什麼，把工程師找回到工廠來工作就意味著使資產階級的指揮機構復辟。現在我們又碰到了類似的批評，而這一次是有關建軍的問題。有人對我們說，把舊軍官找回到軍隊里來，我們就會恢復過去的軍官階層和舊的軍隊。但是這些同志忘記了，同這些指揮人員一道工作的還有政治委員，他們是蘇維埃政府的代表；這些軍事專家已經參加了一支完全服務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軍隊……這支軍隊，儘管有著數以萬計的舊軍事專家，已經在實踐中表明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軍隊。」 到了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軍事問題上的分歧已經遠沒有過去那樣突出了。反對派已經不像一年以前那樣公開地提出這個問題了。1年以前他們還公然說集中的軍隊是帝國主義國家的特徵，他們主張用游擊隊代替集中的軍隊，並且反對利用飛機坦克等現代戰爭的技術裝備。這一次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術原則：他們聲稱軍團、師甚至旅都是些裝備過重的單位。他們建議把共和國的武裝部隊全部縮編為一種特殊的包括各兵種的單位，每個單位的大小約相當於一個團。這實質上是略加掩飾的游擊主義思想。極左派的游擊主義者對於自己的辯護要更為公開一些。對舊軍官團的使用，特別是用在指揮崗位上，被說成是與忠於革命的軍事原則不相容的行動。 工人政府的武裝部隊的實際組織工作是按照完全不同的路線進行的。我們曾經想辦法，特別是在初期，儘量利用舊軍隊遺留下來的經驗、方法、知識和裝備。我們憑藉手頭所有的人力和技術裝備來建立一支革命軍隊，隨時隨地努力使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其中占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政委制度是保證無產階級控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我們把新老指揮人員結合在一起，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達到預期的結果。在代表大會召開的時候，大多數代表對這一點都已經十分清楚了。再沒有哪一個敢於在原則上反對這個軍事方針的基礎了，反對派於是轉而批評一時的錯誤和過火的行為，用各種各樣的悲慘的傳聞來款待代表大會。 反對派的報告人斯米爾諾夫，針對著索柯里尼柯夫所說的「有些人大概主張建立游擊軍隊，而其他人則贊成正規軍隊」的話進行了直接的答辯。他指出，在有關使用軍事專家的問題上，「我們之間並沒有就我們的軍事方針的主導趨向發生分歧」。主要的分歧產生在有沒有必要擴大政治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職權，以便保證他們更多地參與軍隊的調動和有關作戰問題的決定，從而削弱指揮人員的作用問題。代表大會對於這個批評只接受了一半。大會決定繼續全力招募舊的軍事專家，但是另一方面，又強調有必要準備一個新的指揮部，並使之成為蘇維埃制度的絕對可靠的工具。這個決議和所有其他決議都一致通過，只有1票棄權。這個事實說明，反對派這時已經拋棄了大多數主要的成見。由於無力把自己的路線提出來與黨的多數派的路線相對抗，他們只好同意總的結論。儘管如此，前一個時期的游擊主義的某些影響，在整個1919年內，仍然顯著存在，特別是在南方一帶——如烏克蘭、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等地，在這些地區消滅游擊傾向的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一位顯赫的軍事幹部在1920年寫道：「儘管有人在我們的軍事方針、紅軍招募軍事專家等等問題上掀起了這些煩擾、喧嚷和吵鬧，軍事人民委員部的首腦托洛茨基同志仍然是正確的。他用鐵一般的手腕繼續推行著既定的軍事方針，對一切威脅毫不在乎……紅軍在所有戰線上都取得了勝利就是這個軍事方針的正確性的最有力的證明。」然而直到今天，無數的書籍和文章還在堅持不懈地數說著關於我所任命的「將軍們」陰謀叛國的陳詞濫調。只要大家回憶一下史達林在十月革命20年以後幾乎把他自己任命的全部指揮人員都加上叛國的罪名而予以消滅這個事實，就可以看出這些指控是特別愚蠢的了。還可以再指出一點，官方的主要報告人索柯里尼柯夫和反對派的副報告人弗·姆·斯米爾諾夫，這兩個內戰的積極參加者，後來都成了史達林主義清洗的犧牲品。 在代表大會期間還舉行了特別的軍事會議，會上的記錄都保存下來了，卻從來沒有發表。這個會議的目的是使所有的參加者，特別是心懷不滿的反對分子，有機會充分、自由而坦率地發表意見。列寧在會上作了發言，有力地為軍事方針辯護。史達林說了些什麼呢？他有沒有發言為中央委員會的立場辯護？對這個問題很難作直截了當的回答。毫無疑問他在幕後進行了活動，唆使各反對分子反對軍事人民委員。從當時的情況以及參加過這次代表大會的人的回憶看來，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軍事會議的文件直到現在沒有發表這件事實本身就是一個罪惡昭彰的證據——史達林不是根本沒有發言，就是當時他的發言現在會使他感到太難堪了。〔史達林，同季諾維也夫一樣，也是〕為起草最後決議而特設的調解委員會的〔委員〕。他在這個委員會裡幹了些什麼勾當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唯一為人所知的，是他的僕從雅羅斯拉夫斯基被提拔為這個委員會的報告人。 季諾維也夫，無疑在史達林同意之下，曾經寫信給中央委員會為「被侮辱的」伏羅希洛夫作辯護。我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之後不久就對他這種說法作了答覆。我說：「我在對待他〔伏羅希洛夫〕的問題上，唯一應該負的罪責是我耗費了過多的時間，竟有兩三個月之久，通過協商、勸說和私下的說合來辦事，而為了事業的利益，我早就應該作出堅決的組織上的決定。因為，到頭來，在有關第十集團軍的問題上，我們的任務不是去說服伏羅希洛夫，而是在最短期間內爭取軍事上的勝利。」〔這當然有賴於在全〕國〔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把計劃協調起來〕，因為全國已經分成8個軍區，下面統轄著46個州和344個區的軍事人民委員部。 〔史達林竭盡全力就軍事人民委員部在軍事問題上採取的立場在代表大會上散播毒素。〕所有手頭的文件都充分證明，根據他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中採取的立場看來，史達林是反對派的首腦。如果說我過去還只是有點疑惑，而現在則是堅信不疑，史達林同烏克蘭人搞的陰謀，他在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的操縱以及諸如此類的行為，都是同他在軍事反對派中的活動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既然〕在察里津沒有能夠得到桂冠，他就想在〔黑暗中〕找到報復的機會。 * * * [1] 德賓科是海軍下級軍官。——原編者注 [2] 史達林主義歷史學家葉·耿基娜在她的著作《1981年的察里津之戰》一書（政治書籍出版社1940年版）中第109頁就杜緬科寫道：「杜緬科本人原來是一個富農，擁有一座風磨、兩匹馬等等。但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他的牛馬被沒收，白軍還徵用了一些東西。這就把杜緬科暫時推入紅色陣營。他開始組織一支騎兵隊，但是不在他的故鄉頓河邊區切爾斯州，而在別人不知道他是富農的薩爾州。」——原編者注 [3] 內戰雖然主要是紅軍和白軍之間的戰爭，其他較小的集團也捲入其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綠林軍。它是農民游擊隊，從綠色森林中（其名字的由來）向紅軍或白軍出擊，更多的是攻擊白軍。綠林軍自命是農民民主制度的捍衛者，紅軍和白軍都反對。綠林軍運動在黑海盆地、庫班邊區和克里木最活躍。在1919—1920年冬季，作為紅軍的同盟軍，綠林軍在粉碎鄧尼金將軍的軍隊的戰鬥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綠林軍運動大概是在1921年結束的，當時實行限制貿易自由，農民的反叛普遍都被蘇維埃政府消滅了。——原編者注 [4] 這個問題甚至在前述的共有217頁的關於察里津插曲的歷史書中關於杜緬科的部分都謹慎地避而不提。——原編者注 [5] 這是指布爾什維克領袖、托洛茨基的姻兄弟列夫·鮑里索維奇·加米涅夫，曾在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中在列寧領導下任副主席（從1922年起），被列寧親自指定為列寧著作的代表人和《列寧選集》的編纂者，列寧研究院的創立者和首任院長，繼列寧之後擔任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等等。1919年，他在前線擔任國防委員會的特命代表。這個加米涅夫在1936年作為自己供認的叛國者而被史達林下令槍殺。不應把他同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加米涅夫混淆起來，後者是沙皇時代一個軍事家族的後裔，1917年革命時，他是一個上校，指揮第三十波爾塔瓦團；在托洛茨基擔任軍事部人民委員期間，他是被吸收入紅軍的沙皇軍隊軍官之一。托洛茨基在1918年9月任命他為東部戰線的指揮官，1919年7月任命他為蘇維埃共和國武裝部隊總司令，以接替約阿基姆·約阿基莫維奇·瓦采齊斯。謝·謝·加米涅夫一直任總司令至1924年4月這個職位取消時為止。他後來成為共產黨員，由於自然的原因逝世。——原編者注 [6] 指法國著名將領、軍事戰略家拉扎爾·尼哥拉·馬格里特·加諾（1753—1823）。——譯者注 [7] 《莫斯科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第四次代表會議文獻》《列寧全集》第34卷，中文第2版第433頁。——譯者注 [8] 《給弗·伊·列寧的信》。《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06頁。——譯者注 [9] 《給弗·伊·列寧的信》。《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1、113頁。——譯者注 [10] 《給弗·伊·列寧的信》。《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 1、113頁。——譯者注 [11] 《給弗·伊·列寧的信》。《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 1、113頁。——譯者注 [12] 《給弗·伊·列寧的信》。《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 1、113頁。——譯者注 [13] 《關於俄國南部》。《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34頁。——譯者注 [14] 克利姆為伏羅希洛夫的名「克利門特」的暱稱。——譯者注 [15] 下面這三段摘錄是在托洛茨基為本書所作之附註中發現的，它們摘自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著作，托洛茨基在別處也引用過他的著作。它們談到這件事的始末，但其準確性如何須另當別論。托洛茨基很可能對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歸於史達林和捷爾任斯基的某些字句頗不懷疑。——原編者注 [16] 參看《自東方戰線給弗·伊·列寧的信》。《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66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