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八章　人民委員

〔布爾什維克如此徹底地為爭取國家武裝部隊奠定了基礎，以至他們實際上沒有採取什麼行動就取得了11月7日的最後勝利。十月革命「易如反掌」——用列寧自己的話來說，沒有一個團隊起來保衛民主俄國。由於從前的警察部隊已經分散，彼得格勒的克倫斯基政府實際上只有軍校學生和非常沒有經驗的婦女營來抵抗布爾什維克職業革命家所指揮的武裝工人、士兵和水兵。爭奪占地球面積1/6的帝國的最高權力的鬥爭是在各省和兩個都會在雙方異常少的部隊之間進行的。〕 〔文明的民主的西方已進入戰爭的第四年，它拒絕相信這個既成事實。在布爾什維克當權將近一周之後，克倫斯基真誠地對感到驚訝的世界肯定地說，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已不復存在，甚至在彼得格勒也是這樣」。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的勝利比在莫斯科和各省較為容易和較為穩固。駐在彼得格勒的哥薩克是「中立的」——像大本營和一切公開的反動分子一樣，不向臨時政府提供援助，保留根據自己的判斷採取行動的權利，與此同時，克拉斯諾夫將軍帶著數目不詳的軍隊向首都進軍。銀行、各個部和差不多一切公共行政機關的官員和職員都罷工了。孟什維克領導的鐵路、電話、電報和郵政工人工會揚言要罷工以使一切交通運輸事業停頓，除非勝利者同意成立由各個社會黨組成的，然而沒有列寧和托洛茨基參加的聯合政府。這個威脅在布爾什維克黨本身的領導中產生了一個主要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實的危機。〕 起義以後，由於布爾什維克右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盧那察爾斯基等人——的堅持，立即與孟什維克和民粹派舉行了關於成立聯合政府的談判。被起義所推翻的政黨提出的條件之一是要求給它們一個數，尤其是要從政府中除掉列寧和我，因為這兩人是對十月冒險負責的人。中央委員會的右派委員傾向於接受這個要求。中央委員會11月1日（14日）舉行的會議討論了這個問題。會議記錄是這樣說的：「有人建議把列寧和托洛茨基開除出黨。這個建議是要使我們黨失去領導，我們不接受。」中央委員會譴責右派甚至願意實際上把權力交出去，認為這是「蘇維埃多數害怕利用自己的多數」。布爾什維克並不拒絕與其他黨派分享他們的權力，但是只能在蘇維埃有適當的力量對比的基礎上分享。列寧宣布，同小資產階級政黨的談判只有作為掩飾軍事行動的一種幌子才是有意義的。〔對列寧來說，談判不是認真的，而是作為一個政治引誘物。〕 我提出的關於終止同妥協派的談判的動議獲得通過。史達林沒有參加辯論，但是他投票支持多數。右派代表退出了中央委員會和政府以示抗議。中央委員會的多數要求少數無條件地遵守黨的紀律。這個最後通牒是由10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簽字的：列寧、我、史達林、斯維爾德洛夫等人。關於這個文件的緣由，一位中央委員布勃諾夫說：「在寫了這個文件以後，他（列寧）把每一個中央委員個別地請到他的辦公室，讓他們看看聲明的全文，建議他們簽字。」這個說法是令人發生興趣的，因為它能夠使我們正確地估計簽名的次序的意義。列寧首先把最後通牒給我看了，在得到我的簽名以後，又召進了其他人，首先是史達林。情況總是這樣的，或者差不多總是這樣的。如果這個文件不是針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他們的簽名大概會在史達林的簽名之前。 培斯特柯夫斯基敘述說，在10月的日子裡，「有必要從中央委員會當中選出起義的領導。被選出的是列寧、史達林和托洛茨基」。讓我們順便指出，在把領導權委派給這3個人的時候，史達林的合作者肯定地埋葬了列寧和我都不是其成員的那個實踐「總部」。這次，在培斯特柯夫斯基的語詞中有一點真實性。不是在起義的日子裡，而是在起義在各個重要城市獲勝以後然而是在建立任何穩定的政制之前，有必要建立一個鞏固的黨的參謀部，以便能夠在當地執行一切必要的決定。正如記錄所說，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斯中央委員會為了解決迫切的問題選出4人組成的一個常務局：大林、列寧、托洛茨基和斯維爾德洛夫」。「這4個人受權決定一切非常事務，但是有義務召請當時在斯莫爾尼的全體中央委員參加作出決定。」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由於他們有尖銳的不同意見，已經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這說明了為什麼它是由上述4個人組成的。但是，斯維爾德洛夫忙於黨的書記處的工作，忙於在集會上講話和解決衝突，很少在斯莫爾尼。這4個人實際上變成3個人了。 〔1918年2月19—20日晚上，由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聯合組成的人民委員會〕選出了一個由列寧、托洛茨基、史達林、普羅相和卡列林〔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它受權在人民委員會各次會議之間的時間內執行當前的一切工作。〔政府的這個執行委員會也是由這3個布爾什維克和兩個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組成的。但是沒有理由想像這3個人組成了〕一個「三人小組」。中央委員會經常開會和決定一切重要的和特別是有爭論的問題。為了作出有關各省起義的進程、關於克倫斯基進入彼得格勒的企圖和對首都的糧食供應等不能推遲的實際決定，三人小組是必要的。這個三人小組至少在名義上只存在到政府轉移到莫斯科為止。 伊雷馬什維利抨擊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以後的政策，他寫道，「三人小組充滿了不能平息的複雜情緒，開始以不人道的殘酷消滅一切活的和死的東西」，等等。伊雷馬什維利把列寧、我和史達林包括在三人小組中。可以有把握地說，伊雷馬什維利只是在很久以後即在史達林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以後才有這個三人小組的想法。但是，在伊雷馬什維利的這些話中有一點真實性——或者至少近似真實性。在談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談判時，列寧的「我要與史達林商量後給你一個答覆」這句話一再被人引述。問題是，這樣一個三人小組在某些時候的確存在，雖然並不總是有史達林參加。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同樣提到了這個三人小組，雖然是以有點不同的語氣和從不同的角度提到的： 甚至列寧在那個時期都感到如此需要史達林，在布列斯特的托洛茨基發來電報，需要立即作出決定而史達林又不在莫斯科的時候，列寧就通知托洛茨基說：「我希望首先同史達林商量然後回答你的問題。」只是在3天以後，列寧就打電報說：「史達林剛剛到達。我將同他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將立即向你提出我們的聯合答覆。」 那個時期的最重要決定經常是由列寧在同我取得一致意見後作出的。但是在這一次，我們沒有取得這樣的一致意見，而是需要第三者。季諾維也夫在彼得堡，加米涅夫並不總是在莫斯科。此外，他像其他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一樣，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時間用來進行鼓動工作。史達林的時間比所有其他政治局委員都多，他可以不進行鼓動工作，不領導蘇維埃及進行其他工作。這就是為什麼在他離開察里津以前，他通常執行「第三者」的任務。列寧是一個注重形式的人，因此自然不單單以他自己的名義作出答覆。一般地說，最近的書刊中常常提到的關於列寧指示、命令等等的說法，完全是根據史達林主義體制加以類推而提出的。事實上，這樣一種情況是根本不存在的。實際上，指示只是由政治局發出的，命令也是由它發布的，在工作人員不全在的時候，只由三人小組發出，這3個人構成了5名政治局委員中的法定人數。在史達林不在的時候，列寧就同樣謹慎地同中央委員會書記克列斯廷斯基商量，在檔案中可以找到提到這種磋商的每一個數目的記錄。 但是，當時有許多關於「二人小組」的談論。在內戰期間，蘇維埃「桂冠詩人」傑米揚·別德內依寫了一些關於「我們的二人小組」的詩。當時沒有人談到三人小組。無論如何，當時用這個名稱的任何人都不會選擇史達林作為第三個人，而是選擇斯維爾德洛夫，他是非常得人心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所有比較重要的法令都是由他簽字的。我記得，有幾次我向他談到我們的某些指示在各省沒有充分的威信。有一次，斯維爾德洛夫說：「在地方上，他們只接受3個人的簽字：伊里奇的，你的，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我的。」〔斯維爾德洛夫是一個有真正了不起的組織才能和有很大的辛勤工作能力的人——遠遠超過史達林。〕列寧在1920年的黨代表大會上說：「沒有人能像斯維爾德洛夫同志那樣善於一個人同時兼顧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因而我們就不得不嘗試用集體工作來代替他一人的工作。」 [1] 當我在5月初到達彼得格勒的時候，我根本記不得史達林的名字。我大概在布爾什維克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字，這個名字是在一些文章上的簽字，這些文章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最初會晤的人是加米涅夫、列寧和季諾維也夫，我同他們進行了關於合併的談判。不論是在蘇維埃的會議上，還是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還是在花費我很大一部分時間的無數次會議上，我都沒有碰到史達林。在我到達後，由於我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工作，我立即與所有的領導人物發生了密切的接觸，但是，甚至在二流中央委員，例如布勃諾夫、米柳亭、諾根等人當中，我也沒有注意到史達林。〔區聯派和布爾什維克合併以後，史達林仍然是一個無名人物。〕黨中央委員會的記錄說：「在預備國會的主席團中，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代表布爾什維克。」〔在應當派黨的主要代表參加一再延期的立憲會議——這個會議是要以民主議會的方式決定俄國未來的政府——的時候，史達林就作為黨中央委員會的發言人來決定這些代表的名單。記錄表明，史達林的話是：〕「同志們，我提出列寧、季諾維也夫、柯倫泰、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等同志作為參加立憲會議的候選人。」這些人就是以全黨名義提出的5個人。讓我們追述〔根據官方編的歷史〕，只是在兩星期以前，據說我和孟什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人一起要求列寧出席法庭。 在以列寧為首的參加立憲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完整的名單中，史達林的名字居第八位。25名被指定的人是中央委員會的初步的正式候選人。這個名單是由兩名中央委員烏里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史達林領導的一個委員會草擬的。列寧尖銳地抗議這個名單：名單上可疑的知識分子太多了，可靠的工作者太少了。 完全不能容許的還有：從沒有受到充分考驗、最近才參加我們黨的人（像尤·拉林）也在其列。由於把這樣的候選人（他們實際上應該在黨內工作好多年月）列在名單上，中央委員會就為野心家、為在立憲會議中謀求地位的人敞開了大門。必須對這個名單進行特別的審查和糾正……不言而喻，在區聯派（他們在無產階級工作中和指導我們黨的方面是完全沒有受到什麼考驗的）當中，沒有人會反對例如列·達·托洛茨基的候選資格。因為第一，托洛茨基在到達以後，立即採取了國際主義立場；第二，他在區聯派當中為合併而鬥爭；第三，在困難的七月事變的日子裡，他證明完全稱職，是革命無產階級黨的忠誠戰士。很清楚，對於昨天才參加黨的許多黨員卻不能這樣說，而他們的名字卻在名單上出現了…… 在這25名〔布爾什維克代表〕中，有13名後來受到史達林的處罰，或者在死後受到譴責。 在獲得政權以後，史達林開始感到自己的地位比較鞏固了，但他仍然是一個二等人物。我很快就注意到列寧在「提拔」史達林，重視他的堅定、大膽、頑強，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重視他的陰險，因為這些特點是進行鬥爭所必需的。列寧並沒有期望他有任何獨立的主張、政治主動性或者創造性的想像力。史達林是緩慢而謹慎地前進的，只要可能，他就保持安靜；但是在彼得格勒的勝利以及後來在莫斯科的勝利使他有了信心。他開始使自己習慣於掌握權力。阿利盧耶夫寫道，「在10月以後，史達林遷到斯莫爾尼，在那裡住在樓下的兩個小房間裡。」〔他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是第一任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在革命以後，布爾什維克政府的第一次會議是在斯莫爾尼列寧的辦公室舉行的。在那裡，一道沒有油漆的板牆把女電話員和打字員所在的小房間隔開了。史達林和我首先到達。我們從板牆後面聽到了德賓科的很粗的聲音，他在同芬蘭通電話，談話聽起來是很溫柔的。這位29歲的有黑鬍鬚的水兵是一個愉快的和自信的大漢，他最近與亞歷山德拉·柯倫泰很親密，她是一個貴族出身的女人，會6種外文，年紀快要46歲了。在黨的某些人士中，毫無疑問對這一點有許多閒話。在這以前，我沒有同史達林進行過私人談話，現在史達林帶著一種出人意料的高興神情走到我跟前來，用肩膀指向隔壁，嘻嘻地笑著說：「是他跟柯倫泰在一起，跟柯倫泰在一起！」他的姿態和他的笑聲在我看來是不適當的，是極其庸俗的，特別是在那個場合，在那個地方。我記不得我是乾脆沒有說什麼話，把我的眼睛轉開呢，還是冷淡地答覆說，「這是他們的事情」。但是史達林感到他犯了錯誤。他的面色改變了，他的黃色眼睛出現了我在維也納 [2] 所看到的那種敵對精神。從那以後，他再沒有試圖同我就私人問題進行談話。 1918年1月底，史達林作為黨的代表參加了幾個外國左翼社會黨代表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決定召開左派國際主義者會議，它得出結論說，「國際社會黨會議……應當在以下條件下召開：第一，各黨和各組織一致同意採取為爭取立即實現和平而對『它們本國政府』進行革命鬥爭的道路；第二，它們支持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府。」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的時候，立憲會議被解散了。這是列寧倡議的，他還帶頭制定相應的辦法；與此同時，他發表了《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在這些歷史性文件的全文中有布哈林和史達林提出的修正。《列寧全集》的一個腳註說：「他們的修正大部分都沒有原則性。」 在革命以後最初幾年，史達林所擔任的職務以及他所執行的各種任務（主要是組織性的和外交性的）是多種多樣的，但是這就是當時大多數負責人員的情況。人人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忙於內戰，例行任務通常是由最密切的助手承擔的。史達林被列為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的一個成員，但是事實上，他同《真理報》差不多是毫無關係。他執行了民族委員部的比較有系統的工作，這種工作由於他經常到前線去而中斷。蘇維埃國家剛在形成，不容易以新的方式決定各個民族之間的這種關係。對於這種工作的一般指導（且不提倡議）完全是列寧負責的，列寧從最早時期以來就極為重視民族問題，其重要性僅次於土地問題。從他的秘密處的日誌中可以明顯看出他時常接見各種民族代表團，發出關於這個或那個民族團體的信件、詢問和指示。所有比較主要的措施都必須通過政治局，次要的措施用電話同列寧商量，民族委員部只是在事務上執行已經作出的決定。 關於這個委員部的工作的情況可以在1922年和1930年發表的培斯特柯夫斯基的回憶錄中找到。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最初20個月中，培斯特柯夫斯基是史達林的最親密助手。他是波蘭的一個老革命家，後被判處在西伯利亞服苦役，他參加過十月起義，在勝利以後擔任過各種職務，其中包括在1924—1926年擔任蘇聯駐墨西哥公使的職務。他長期參加了一個反對派，但是設法及時悔過了。最近的悔過烙印出現在這個回憶錄的第二版中，但是它並沒有使這個回憶錄失去新鮮性或吸引力。 他們的合作是培斯特柯夫斯基主動提出的，他敲各個門，請人們利用他的平凡才能，但是並沒有人利用。 「史達林同志，」我說，「你是不是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是的。」 「可是你有一個委員部嗎？」 「沒有。」 「好吧，我為你搞一個委員部。」 「可以，可是你需要什麼東西呢？」 「目前只需要一個委託書。」 這時，不願意多費話的史達林前往人民委員會的執行辦公室，幾分鐘以後，拿回了一份委託書。 在斯莫爾尼已經有人占據的一個房間裡，培斯特柯夫斯基發現了一張空桌子，他把這張桌子靠牆放下，在牆上貼了一張紙，紙上寫道：「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此外又放上兩張椅子。 「史達林同志」，我說，「在我們名下一分錢也沒有。」在那些日子裡，新政府還沒有接管國家銀行。 「你需要很多錢嗎？」史達林問。 「在開始時1000盧布就行了。」 「1小時以後再來吧。」 當我在1小時以後到來時，史達林命我向托洛茨基借3000盧布。「他有錢。他在前外交部中找到了錢。」我到托洛茨基那裡給他一張3000盧布的正式收據。據我所知，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還沒有把這筆錢歸還托洛茨基同志。 1917年11月9日（23日），從清晨兩點到四點半，〔史達林在列寧旁邊〕，當時以直達電報同總司令杜鶴寧將軍進行談判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發布關於立即開始同交戰各國進行和談的命令。在杜鶴寧拒絕以後，列寧下令把他撤職，並任命尼·瓦·克雷連柯為總司令。〔關於像這樣的事件〕培斯特柯夫斯基寫道：「在戰鬥的革命行動的領導機構中，史達林成為了列寧的副手。他負責監督頓河、烏克蘭和俄國其他地方的軍事作戰。」「副手」這兩個字在這裡是不適合的，比較正確的是說「技術助手」。由於對內戰的進程的觀察主要是通過直達電報進行的，這個任務也由史達林執行，因為他可以從他的工作中抽出比其他任何中央委員都多的時間。 史達林通過直達電報進行的談話主要是半技術性的和半政治性的。他是在執行指示。非常有趣的是，這是他在1917年11月17日（30日）通過直達電報進行的最初幾次談話之一，這次談話是同烏克蘭拉達的代表波爾什進行的。烏克蘭拉達與克倫斯基政府相似，它得到小資產階級上層的支持。毫無疑問，它也得到上層資產階級和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盟友的支持。同時，烏克蘭蘇維埃處在布爾什維克的影響之下，是直接反對拉達的。蘇維埃和拉達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以後。波爾什以拉達的名義詢問彼得格勒政府，它對於一般的民族問題和對於烏克蘭的命運特別是它的內部政制的態度是什麼。史達林作了籠統的回答。史達林說：「在烏克蘭的政權，像在其他地區一樣，應當屬於全體工農兵代表，其中也包括拉達的組織。在這個方面，中央拉達和人民委員會有達成協議的廣泛餘地。」這恰恰就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十月革命以後所要求的聯合，加米涅夫所進行的談判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破裂的。 在基輔的直達電報室同烏克蘭的部長波爾什在一起的，是布爾什維克謝爾蓋·巴金斯基。巴金斯基也同樣要求對這些問題作出答覆。他們是彼此控制的。巴金斯基代表蘇維埃，他說，中央拉達認為不可能在當地把權力移交給蘇維埃。史達林答覆巴金斯基說，如果中央拉達拒絕召開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代表大會，那麼「就在沒有拉達參加的情況下召開這種代表大會」。他還說：「地方上必須接受蘇維埃政府。這是我們不能夠拒絕的唯一的革命命令，我們不了解烏克蘭中央拉達怎麼能反對一個不言自明之理。」 一刻鐘以前史達林宣布有可能把蘇維埃同拉達的民主組織結合起來；他現在則宣布主張成立一個沒有任何聯合的蘇維埃政府，認為這是一個不言自明之理。如何來解釋這個矛盾呢？我們手頭沒有文件，但是，談話有幕後的主持人，這是十分清楚的。在談判期間，史達林把電報紙條從斯莫爾尼的樓下送往在樓上的列寧。列寧在看到了史達林關於把蘇維埃同拉達的組織結合起來的建議以後，他不得不送給他一個嚴厲的條子。或許他甚至跑到樓下到電報室去直接把對這件事情的想法告訴史達林。史達林沒有爭辯，在他的談話的第二部分就發出了同他在第一部分中發出的指示完全相反的指示。 作為政治局的委員，史達林被包括在俄國共產黨參加芬蘭社會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團中。但是把他包括在內完全是有名無實的，史達林沒有參加代表大會的工作。培斯特柯夫斯基寫道：「當1917年12月底芬蘭社會黨代表大會舉行的時候，產生了芬蘭工人階級應當追隨誰的問題。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派史達林作為它的代表參加代表大會。」列寧、我和斯維爾德洛夫都不能離開彼得格勒；另一方面，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那個時期不適合於擔任在芬蘭進行起義的任務，史達林看來是一個最合適的候選人。就是在那次代表大會上，史達林顯然第一次會晤了唐納。22年以後，史達林在蘇芬戰爭的前夕同唐納進行了談判。 培斯特柯夫斯基提到列寧和史達林之間的密切的合作：「列寧甚至一天沒有史達林都不行。大概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在斯莫爾尼的辦公室是處在列寧的『胳臂之下』。在一天當中，他要把史達林叫出無數次，或者到我們辦公室來把史達林帶走。史達林一天的大部分時間是同列寧在一起度過的。他們做些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次在我進入列寧的辦公室以後，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圖景。牆上掛著一張很大的俄國地圖，地圖前面放了兩張椅子。伊里奇和史達林站在椅子上，他們的手指在地圖北部移動，我想是在芬蘭部分。在晚上，當斯莫爾尼的動亂平息一點的時候，史達林就到直達電報室，在那裡待幾個小時。他進行了時間最長的談判，不是同我們的軍事領袖（安東諾夫、帕夫盧諾夫斯基、穆拉維約夫等人），就是同我們的敵人，同烏克蘭拉達陸軍部長波爾什進行。有的時候，當他有某種緊迫的事務而被叫出時，他就派我到電報室去。」 這裡提供的事實或多或少是正確的，但是解釋是片面的。在那個時期，列寧非常需要史達林，這是沒有疑問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一直在進行反對列寧的鬥爭；我的時間不是花在會議上面，就是花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主要是花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斯維爾德洛夫負責黨的整個組織工作。史達林實際上沒有明確的任務。民族委員部，特別是在開始的時候，並不占他的什麼時間，因此他起了參謀長的作用，或者起了在列寧之下負責處理任務的一個工作人員的作用。通過直達電報進行的談話主要是技術性的，雖然是非常負責的，列寧只能把這些任務委託給一個有經驗的，對於斯莫爾尼的一切任務和事務非常了解的人。 〔甚至在從彼得格勒遷到莫斯科以後，列寧繼續遵守不發布個人命令這樣一個不言自明的規定。差不多3年以後，〕1920年9月24日，奧爾忠尼啟則從巴庫通過直達電報要求列寧允許派遣一艘驅逐艦到恩捷里（波斯）的時候，列寧在電報上寫道：「我要問問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實際上，在電報、信件和報告中有數不清的這樣的話。列寧從不自行作出決定，總是問政治局。通常只有兩三名政治局委員（有時只有兩個）在莫斯科。從這些數以百計的關於詢問政治局委員的批語中，只有寫有「問史達林」這種字樣的批語被摘引出來，使人們認為，這些批語意味著列寧不問史達林是不採取任何步驟的。 〔關於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史達林的編史學家實際上是休假了。〔他們有真正的文件可以引述來支持他們編造的神話，這是來自當時由托洛茨基負責的外交委員部檔案中的文件。例如在1935年，一個名叫索凌的人寫道：〕「托洛茨基在從布列斯特給列寧的信中提出了下列的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冒險的計劃——不要簽訂兼併和約，也不要繼續進行戰爭，同時復員軍隊。1月15日（2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用直達電報同托洛茨基（他要求立即答覆）進行的一次談話中稱托洛茨基的計劃是『可以爭辯的』，要等到史達林到達後再給予最後的答覆，史達林當時不在彼得格勒，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想要同史達林商量。我們引述這次談話的全部記錄： 1月15日（2日）——托洛茨基和列寧通過直達電報進行了下列的談話，托洛茨基問列寧是否收到了通過一個拉脫維亞士兵送給他的一封信。托洛茨基一定要立即答覆這封信。答覆應當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字樣表示出來。 這是列寧在打電報。我剛剛收到你的專函。史達林不在這裡，還沒有給他看這封信。你的計劃在我看來是需要爭辯的。不能等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這裡舉行特別會議後再作出最後決定嗎？一俟史達林回來，我就給他看這封信。 列寧 我們將設法儘可能長久地推遲作出決定，等待你的通知。請設法快一點。拉達代表團正在執行一個明目張胆的背叛政策。在我看來，在中央委員會內考慮這個計劃是不方便的，因為這可能在計劃執行以前引起反應。 托洛茨基 對托洛茨基的答覆：「我希望，首先同史達林商量然後再答覆你的問題。今天哈爾科夫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團（它向我保證說，基輔拉達已經奄奄一息了）已經動身去看你。 列寧 當1月18日（5日）的談判達到危急關頭的時候，列·達·托洛茨基通過直達電報要求給予指示，並接連收到以下兩個通知： 1. 致托洛茨基：史達林剛剛到達。我將同他考慮，我們將向你提出我們的聯合答覆。 2. 通知托洛茨基，要求他使談判休會而到彼得格勒來。 列寧、史達林 〔在1939年出版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官方歷史完全把事實顛倒了。它說：〕 1918年2月10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進行的和平談判中斷了。雖然列寧和史達林代表黨中央堅決主張簽訂和約，但是出席布列斯特和會的蘇俄代表團首席代表托洛茨基卻叛變式地違背了布爾什維克黨的直接訓令。他聲明說，蘇維埃共和國拒絕在德國所要求的條件下簽訂和約，但同時他卻又通知德方，說蘇維埃共和國決定不進行戰爭，並在繼續實行遣散軍隊。 這是駭人聽聞的行為。德帝國主義者當時所能要求於蘇維埃國家利益叛徒的，無過於此了。」 [3] 〔從同書第207頁翻到第208頁，我們找到了下面的敘述：〕 列寧稱這個決議為「奇談與怪論」。當時黨還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左派共產黨主義者」這種反黨行為的真實原因。然而不久前審判反蘇維埃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聯盟」（1938年初），已經查明：布哈林及其所領導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曾經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起組織過反蘇維埃政府的秘密陰謀。布哈林、托洛茨基及其陰謀同夥會打算破壞布列斯特和約，逮捕列寧、史達林和斯維爾德洛夫並加以殺害，然後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同組織新政府。 [4]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一下記錄。有63個布爾什維克出席了1918年1月21日（8日）的會議，其中絕對過半數（32人）投票贊成進行革命戰爭。托洛茨基的立場——既不主戰也不主和——得到了16票，列寧的立場——主張同德意志帝國媾和——得到了15票。黨中央委員會3天後再次考慮了這個問題。1918年1月24日（11日）的會議記錄如下：〕 托洛茨基同志動議就下列方案進行表決：「我們結束戰爭，我們不締結和約，我們遣散軍隊。」方案付諸表決，9票贊成，7票反對。 列寧的建議也付諸表決：「我們用一切方法拖延和約的簽訂。」12票贊成，1票反對。列·達·托洛茨基的建議：「我們是否打算發出進行革命戰爭的號召？」2票贊成，11票反對，1票棄權。「我們停止戰爭，不締結和約，遣散軍隊。」9票贊成，7票反對。 在這次會議上，史達林認為有必要簽訂一項單獨和約，他的論點是：「現在西方沒有革命運動，不存在革命運動的事實，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們在實踐中不能單單依靠可能性。」 [5] 「不能依靠？」列寧立即駁斥了史達林的觀點；的確，西方的革命還未開始；「但是，如果我們由於這一點而改變我們的策略，我們就會成為國際社會主義的叛徒。」 第二天，1月25日（12日），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考慮了和平問題。會議以多數票決定提出「不進行戰爭，也不簽訂和約」這個方案供蘇維埃代表大會考慮。 史達林對這個方案持什麼態度？在這次會議（這個方案在會上以9票對7票被接受）以後1星期，史達林說了這樣的話：「1918年2月1日（1月19日）會議；史達林同志：…… 『使我們擺脫這個困難局面的是中間觀點——托洛茨基的立場。』」 如果人們考慮到，在整個這一危急時期，黨組織和蘇維埃的絕大多數都主張進行革命戰爭，因而列寧的立場只能通過一次黨和國家的革命（這當然是完全談不上的）來貫徹，那麼史達林的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當史達林說我的立場是當時使黨擺脫這種局面的唯一辦法時，他遠不是錯誤的，只是承認了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 〔2月10日〕參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會的蘇維埃代表團公布了蘇維埃政府拒絕簽訂兼併和約以及中止同四國同盟的戰爭的正式聲明。〔兩天後公布了〕最高總司令尼·瓦·克雷連柯的命令：停止對這些國家的軍事行動，遣散俄國軍隊。 〔列寧在1年後提到這些事件時寫道：〕 我們黨怎麼沒有一個派別、沒有一個方面、沒有一個組織都不反對遣散軍隊的呢？我們是怎麼回事——難道完全發瘋了嗎？完全不是這樣。軍官，而不是布爾什維克，甚至在10月以前就說，軍隊不能作戰，讓它在前線再留幾周都不行了。10月以後，凡是對於願意正視事實，願意看看不愉快的嚴酷現實，而不是隱藏起來或蒙上自己的眼睛，滿足於發表自豪的言論的人，這已是不言自明的了。根本沒有軍隊。不可能依靠它。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儘快遣散軍隊。 這是俄羅斯國家機構的病態部分，它不再能承受戰爭的負擔了。我們愈快遣散軍隊，就會愈快把它溶解在尚未處於病態的那些部分之中，國家就會愈快地準備應付它的新的困難任務。這就是我們在毫無異議而一致通過那個決議時的想法——從表面的事變看來是荒謬的那個決議：遣散軍隊。這樣做是正確的。我們一直在說，保持軍隊是不實際的幻想。我們愈快遣散軍隊，整個社會機構就會愈快開始復原。這就是為什麼「德軍不能進攻」這種革命詞句，以及由此而來的第二個革命詞句即「我們不能宣布戰爭狀態結束，既不進行戰爭也不簽訂和約」，是極大的錯誤，是對事變作的過分的估計。但是假定德軍進攻怎麼辦呢？「不會，他們是不能夠進攻的。」 實際上，德軍的進攻持續了14天，從2月18日到3月3日。2月18日，中央委員會整日討論了如何對付已經開始的德軍的進攻的問題。 在布列斯特談判於2月10日破裂以及蘇俄代表團公布了關於中止戰爭和拒絕同德國簽訂和約的聲明之後，「主戰派」——主張進行極端兼併的一派——終於取得了勝利。2月13日在漢堡由德皇威廉主持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提出的如下聲明被接受了：「托洛茨基拒絕簽訂和約這一點自然而然導致了休戰的終結。」2月16日，德國軍事司令部正式通知蘇維埃政府，從2月18日中午12點開始中止同蘇維埃共和國的休戰，這就違反了所規定的協議：必須在軍事行動開始之前7天發出關於休戰中止的通知。 如何對付德軍的進攻的問題最初是在2月17日晚上的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德方立即提出的關於為簽訂和約而舉行新的談判的建議以6票對5票遭到否決。另一方面，沒有人投票「贊成進行革命戰爭」，而尼·伊·布哈林、格·伊·洛莫夫和阿·阿·越飛「拒絕就這樣提出問題而進行表決」。會議以多數票通過了一項決議，「在進攻充分發動之前，在它對勞工運動的影響變得明顯之前，暫不恢復和談」。下面的決定被一致通過了（有3人沒有投票）：「在德軍的進攻成為事實而在德國和奧國還沒有開始發動革命時，我們就締結和約。」 2月18日，在德軍進攻的情況下，黨中央委員會一整日都在舉行會議，只有短暫的中斷（一項記錄表明，時間是「在晚上」，另外兩項記錄沒有說明更確切的時間）。在第一次會議上，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發言贊成簽訂和約，我和尼·伊·布哈林發言反對，在這之後，「立即提出重開和談的建議」，這一動議以7票對6票被否決了。在第二次或者說在晚上的會議上，列寧、史達林、斯維爾德洛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發言贊成重開和談；烏里茨基和布哈林發言反對；我發言建議我們不重開談判，但是要求德國人提出他們所制定的要求。在這之後，就下面的問題進行了表決：「我們是否應當立即向德國政府提出一項立即締結和約的建議？」這項建議以7票（列寧、斯米爾加、史達林、斯維爾德洛夫、索柯里尼柯夫、我、季諾維也夫）對5票（烏里茨基、洛莫夫、布哈林、越飛、克列斯廷斯基），1票棄權（斯塔索娃）獲得通過。然後，決定立即起草關於這個已被接受的決定的確切聲明，並草擬提交德國政府的信件的全文。列寧提出的關於電報所包含的內容的建議付諸表決。除兩人棄權外，全都投票贊成指出和提到和約條件的苛刻性；贊成準備按舊條件簽字，但表明並不拒絕接受更苛刻條件的，7人贊成，4人反對，兩人棄權。草擬電報全文的任務交給了列寧和我。列寧立即草擬了電文，我作了小的修正。電文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聯席會議上獲得通過，由人民委員會簽署，2月19日發往柏林。 在2月21日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投票反對利用協約國的幫助來對付德軍的進攻。就軍事和技術援助問題同盟國進行的談判是在十月革命之後不久開始的。談判由列寧和我繼續進行，代表法方的是拉維涅將軍、尼塞爾將軍和雅克·沙杜爾上尉，代表美方的是雷蒙·羅賓斯上校。2月21日，關於德軍的繼續進攻，法國大使努朗打電報給我說：「你們在抵抗德軍方面可以指望法國的軍事和財政合作。」當然，德國軍國主義和法國軍國主義之間的區別，對我們來說，並不是一個原則問題，它只是一個必須使敵視我們的某些力量失去作用從而拯救蘇維埃政府的問題，〔但是法國政府沒有遵守諾言，〕克列孟梭宣布了對布爾什維克的神聖戰爭。於是，我們被迫締結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 對概述德國和約條件的蘇維埃電報的復電是在〔2月23日〕上午10時半在彼得格勒收到的，同2月10日提出的和約條件相比較，這些條件要苛刻得多。紅軍必須立即撤出利沃尼亞和愛沙尼亞，由德國警察加以占領；蘇俄必須同資產階級烏克蘭政府和芬蘭政府締結和約，等等。接受德國和約條件的問題〔在同一天〕也予以討論，最初是在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後來是在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最後是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本身的全體會議上。 在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列寧、季諾維也夫、斯維爾德洛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發言贊成接受這些條件和簽訂和約。布哈林、捷爾任斯基、烏里茨基和洛莫夫發言表示反對。我說：「如果我們意見一致，我們定能承擔起組織防禦的任務。我們能夠辦到這一點……但是這需要最大程度的一致。由於缺乏這種一致，我不願承擔投票贊成戰爭的責任。」中央委員會以7票對4票（4票棄權）決定立即接受德國的建議，為革命戰爭作準備，並一致（3票棄權）決定對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選民進行民意測驗，以便判斷群眾對締結和約的態度。 在2月23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史達林說：「我們不必簽字，但是我們必須開始和談。」列寧回答說：「史達林說我們不必簽字，錯了。必須在這些條件上簽字。如果你不在這些條件上簽字，那麼你就將在3周內在蘇維埃政府的死刑宣判書上簽字。」〔記錄又說：〕「烏里茨基同志發言反對史達林的意見，他說，這些條件必須要麼接受，要麼拒絕，但是進行談判已不再可能了。」 了解當時情況的每個人——〔甚至像烏里茨基這樣一個一貫極力主張同德意志帝國進行革命戰爭的人〕——都可清楚看見，抵抗是毫無希望的。史達林此番話的立場根本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早在2月28日，德國〔軍隊就攻占了〕得文斯克，它的進攻速度是特別快的。遏阻政策已經是山窮水盡了，〔但是〕史達林卻〔在5天後〕在2月23日建議不簽訂和約，而……進行談判。 史達林在2月23日的會議上第二次發言，這次是為簽訂和約的必要性辯護。他還乘此機會糾正了他自己對國際革命問題的看法，〔因為〕列寧〔批評了他。史達林說：〕「我們也是把賭注押在革命上。你們估計幾周會發生革命，而我們估計幾個月才會發生。」這番話完全符合當時的情緒以及謝爾蓋也夫（阿爾喬姆）〔在1918年1月24日（11日）〕的會議上所說的話：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在一件事情上意見一致，即如果沒有國際革命的勝利，在最短不過的時間裡（據史達林說，是在今後幾個月內），蘇維埃共和國就會滅亡。這樣，「托洛茨基主義」當時就在黨中央委員會裡得到了一致的贊同。 實質上，在布列斯特談判期間，史達林沒有採取過什麼獨立的立場。他猶豫不決，等待時間，啞口無言——並進行策劃。「老頭子一直在盼望和平，」他對我說，朝列寧的方向點點頭，「但是他不會得到什麼和平。」然後，大概他又走到列寧跟前，說了關於我的同樣話。史達林從不真正地公開表示意見。的確，沒有人對他的看法或他的矛盾特別感興趣。我確信，我的主要任務（那就是使我們對和平問題的態度有可能為世界無產階級所理解）對史達林來說是一個次要的考慮。他感興趣的是「一國的和平」，正如後來他感興趣的只是一國的「社會主義」一樣。在進行決定性的投票時，他同列寧在一起。只是在幾年以後，為了同托洛茨基主義進行鬥爭，他才不嫌麻煩地為自己擬定了關於布列斯特事件的某種類似「觀點」的東西。〔可以把他的態度同列寧的態度比較一下。列寧在激烈的派別鬥爭之後，立即於3月8日舉行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講話說：〕 其次，我要談一談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場。應該把他的活動的兩個方面區別開來：當他開始在布列斯特進行談判，並且出色地利用了這次談判來進行宣傳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托洛茨基同志的策略在要拖延談判這一點上是正確的，但當宣布戰爭狀態已經結束而又不簽訂和約，那就不正確了。……既然歷史把這變成了泡影，那麼，也就不值得再去提了。 [6] 在整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機期間，列寧所採取的政策同史達林的政策之間當然有很大的差別，史達林更加接近季諾維也夫。必須說明，只有季諾維也夫有勇氣要求立即簽訂和約，他預言拖延談判會更加增加和約條件的苛刻性，以此來嚇唬我們。我們沒有一個人懷疑，從「愛國的」觀點來看，立即簽訂這些條件會比較有利，但是列寧認為，拖延和談是進行革命鼓動，國際革命任務在愛國考慮之上——在和約的領土條件和其他一切條件之上。對列寧來說，這是一個在國際革命鬥爭中爭取喘息時期的問題。史達林認為，國際革命是一個我們不能依靠的「可能性」。不錯，後來他的確修正了這些話，以便使自己可以反對其他人，但是實質上，在當時正如在很久以後一樣，國際革命對他來說一直是一個沒有生命的公式，他不知道如何在政治實踐中利用這個公式。 正是在這個危機時期，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政治的因素，對史達林來說有那麼多的未知數。他對這種因素是一無所知的，也不感興趣。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在進步的人們中間正在進行激烈的辯論，辯論為什麼布爾什維克舉行談判並準備締結和約。有不少人認為，布爾什維克和霍亨索倫政府是在演一齣喜劇，而且在這齣喜劇中暗示對方，結尾語是事先安排好了的。革命鬥爭要求我們向工人們表明，我們不能採取別的行動，敵人正在輕易地擊敗我們，我們不得不簽訂和約。正是為了這個理由，德軍的進攻是我們的最好證據，證明這項條約是被迫簽訂的。德國的一項最後通牒是不夠的，一項最後通牒可能同樣是預演的一齣戲的一部分。德軍的真正調動，城市的被攻占，軍用財產的被劫奪，則完全不同了。我們失掉大量財富，但是我們卻贏得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政治信心。分歧意見的意義就在於此。 按照憲法，一個人民委員部是由主席 [7] 和委員會組成的，委員會則由6個委員，有時甚至12個委員組成。指導一個部門是不容易的。據培斯特柯夫斯基說：「民族問題委員會的所有委員都反對史達林，他經常使他們的人民委員處於少數。」這位悔過的作者趕忙補充說：「史達林決定改造我們，並堅持不渝地這樣做。在這方面，他表現了才能和智慧。」不幸，培斯特柯夫斯基並未詳述問題的這個方面。但是我們的確從中得知了關於史達林結束他同委員會的矛盾的獨出心裁的方式。培斯特柯夫斯基說：「他有時失去耐心，但是他在會議上從不顯露出來。在這種場合，當我們在會議上進行的無休止討論使他的耐心喪失殆盡時，他會突然消失，他是以特別的技巧這樣做的；『一眨眼的工夫』，他會從房間中消失，躲藏在斯莫爾尼的一個僻靜處，後來是躲藏在克里姆林宮的僻靜處。沒有辦法找到他。最初，我們常常等他。但是最後我們就休會，我獨自留在我們的共同辦公室里，耐心地等他回來，但是毫無用處。通常在這個時候，電話響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打電話給史達林。每當我回答說史達林不見了，他總是對我說，『立即去找他』，這是不容易的。為了尋找史達林，我就要在斯莫爾尼和克里姆林宮的長長的走廊里走來走去。我會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找到他。有一次我在水兵沃龍佐夫同志的房間裡找到了他；有一次在廚房裡找到了他，在那裡，他躺在一張長椅上吸菸斗，思考他的論點。」 由於黨的最優秀力量進行軍事工作或經濟工作去了，民族委員部的委員會是由次要人物組成的。但是他們勤勉地搜集論點來對付史達林的論點，向他提出他回答不上的問題。他有權力，但是這種權力完全不足以進行強迫；他必須使別人信服或說服別人。史達林對付不了這種局面。他生性自高自大，而他的才智又不夠，兩者之間的矛盾給他造成了一種難以忍受的局面。他在自己的部門中並不享有威信。當他的耐心喪失殆盡時，他就躲藏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人們可以懷疑他是不是在這位司令官的廚房裡思考他的論點；更加可能的是，他是在平復他自己內心的創傷，並在盤算，如果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見的人不敢反對他，該多麼好。但是，在當時，他甚至想都沒有想到，有一天，他只是發號施令，而其他人全都默默地服從。 培斯特柯夫斯基關於在莫斯科（政府在第二年3月從彼得格勒遷到那裡）尋找人民委員部部址的敘述同樣是很有趣的。各部門之間展開了爭奪商人的私有房屋的激烈鬥爭。民族人民委員部在開始時什麼也沒有。「我對史達林施加了壓力。」史達林對誰施加了壓力，我不知道。「不久以後，民族人民委員部擁有了幾所私人房屋。中央辦事處和白俄羅斯委員會設在波瓦爾斯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委員會設在尼基茨克，波蘭委員會設在阿爾巴特，猶太委員會設在柏列契斯金卡，韃靼委員會設在莫斯科河碼頭的某個地方。此外，史達林和我的辦公室設在克里姆林宮。史達林對這種情況十分不滿。『現在要監視你們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我們應該找一幢大房子，大家都集中在那裡。』這個想法一分鐘也沒有離開過他。幾天後他對我說：『我們本來分配到西伯利亞大旅館，可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故意占去了。但是我們不退卻。叫阿利盧耶娃用打字機把下面這句話打在幾張紙上——本處為民族人民委員部占有。帶幾枚圖釘。』」 阿利盧耶娃是史達林未來的妻子，她是民族人民委員部的打字員。史達林和他的助手帶著這些有魔力的紙和圖釘，乘汽車前往茲拉托烏斯特街。「天色已晚，這家旅館的大門關閉了。門上貼著一張紙，上面寫道：『本房為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占有。』史達林把它撕下來，把我們的紙貼上去。史達林說：『我們現在所需要做的就是走進去。』這個任務是不容易的。我們費了很大勁才找到後門。由於某種無法說明的原因，電燈熄了。我們劃了火柴照路。在第二層樓上，我們東歪西倒地進入一條長長的走廊。我們隨便在一些門上貼上我們的通知。回去時，我們沒有火柴了。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走到底層，差一點折斷了脖子。但我們終於設法摸索走到汽車那裡。」 需要一定的想像力才能設想一個政府成員在黑暗中闖入一幢為另一個政府部門所占有的房屋，撕下一些通知，把另一些通知貼上去。可以肯定地說，其他任何人民委員或中央委員會委員是不會想到做這樣事情的。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巴庫監獄時代的柯巴。史達林一定知道，關於一所房屋這種可爭辯的問題將在最後由人民委員會或在政治局中予以決定。在一開始就向其中的一個機關提出申請，原會簡單些。顯然史達林有理由假定，在這場競爭中，不會作出有利於他的決定，他企圖使人民委員會面臨一個既成事實。嘗試失敗了：這幢房屋撥給了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這是一個更加重要的部 [8] 。史達林又一次對列寧懷恨在心。 按照培斯特柯夫斯基的敘述，委員會中的大多數人是這樣推理的：每一種民族壓迫只是階級壓迫的一個表現。十月革命摧毀了階級壓迫的基礎，因此，沒有必要在俄國組織民族共和國和自治區，地域應該完全從經濟方面劃分。「……反對列寧主義政策的情緒，雖然乍一看來似乎是奇怪的，在非俄羅斯布爾什維克（拉脫維亞人、烏克蘭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等）中間特彆強烈。在邊界地區受到壓迫的布爾什維克是在同地方民族主義黨派進行的鬥爭中長大的，他們傾向於不僅拒絕沙文主義的毒素，甚至還拒絕進步的社會要求。民族人民委員部的這個委員會由3個俄羅斯化的非俄羅斯人組成。他們以他們的抽象的國際主義來對付被壓迫民族的實際發展需要。實際上，這項政策支持了舊的俄羅斯化傳統，它本身在內戰條件下是一種特殊的危險」。 成立民族人民委員部是為了把以前受壓迫的俄羅斯各民族組織起來，辦法是成立各個民族委員會——例如亞美尼亞、白俄羅斯、猶太、拉脫維亞和伊斯蘭教民族（後來改名為韃靼-巴什基里亞）、波蘭等委員會——和高加索山區居民、德意志、吉爾吉斯、烏克蘭、楚瓦什、愛沙尼亞、卡爾梅克、南部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為捷克戰俘服務）、沃加克和科米等部門。委員部試圖在蘇維埃基礎上組織各民族的教育工作。它出版了一份俄文周報《民族生活報》，並用各種民族語言出版了一些刊物。但是它主要致力於組織各民族共和國地區，從各民族本身中尋找必要的領導幹部，一般地指導新組織的地域單位和照顧住在自己被分離的地域以外的少數民族。一些落後的民族第一次由於革命而要求過獨立的民族生活。在他們看來，民族委員部擁有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力，它為他們敞開了在蘇維埃政權範圍內過一種獨立的生活的大門。在這方面，史達林是列寧的一個無法替換的助手。史達林非常熟悉高加索土著人民的生活——只有一個土著人才能夠這樣熟悉，在他的血液中就有這種土著成分。他愛原始人民的社會，找到了同他們的共同語言，他不擔心他們會在任何方面勝過他，因此他以民主、友好的方式對待他們。列寧很珍視史達林的這些為其他人所沒有的特點，用一切辦法試圖在各種民族代表團面前提高史達林的威信。「同史達林談談吧。他對這個問題了解得很清楚。」他了解情況，同他討論這個問題吧。他幾十次、幾百次地重複這種推薦。有時，史達林同各民族代表或者在他自己的委員會中發生嚴重衝突，在所有這種場合中，問題就被提到政治局；在那裡，作出的一切決定總是有利於史達林的。這一點使得他的威信在落後民族的統治集團面前、在高加索、在伏爾加河、在亞洲進一步提高了。新的少數民族官僚機構後來成為史達林的權力的一個重要堡壘。 1919年11月27日，伊斯蘭教民族共產黨組織和東方人民的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史達林以黨中央委員會名義在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4人當選名譽委員：列寧、我、季諾維也夫和史達林。大會的主席蘇丹-加里也夫（後來結局不好的人物之一）建議大會歡迎史達林，把他視為「燃燒著仇恨國際帝國主義的火焰的戰士之一」。然而，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蘇丹-加里也夫關於總的政治革命的報告最後有著這樣的致敬口號：「俄羅斯共產黨萬歲！黨的領導人列寧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萬歲！」這一點特別說明了當時領導人的等級，甚至在史達林直接領導下舉行的這次東方人民代表大會都不認為有必要把史達林包括在黨的領導人之列。 從革命的時候起直到民族人民委員部在1923年撤銷時為止，史達林一直是民族人民委員。民族人民委員部是由於成立了蘇聯並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民族委員會撤銷的。可以肯定證實的是，至少直到1919年5月為止，史達林並不非常忙於民族委員部的事務。最初，《民族生活報》的社論並不是史達林寫的，後來，當這家刊物開始以大本出版時，史達林開始一期接一期地在這家刊物上發表他的社論。但是史達林寫的文章並不是很多，而且是逐年減少的。從1920年到1921年，我們發現他只寫了兩三篇文章。1922年，一篇也沒有。那時，史達林完全去搞政治機器去了。 1922年，這家刊物的編輯部說：「在《民族生活報》出版之初，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史達林同志起了積極作用。在那段時期里，他不僅寫了社論，而且還常常寫參考性評論，為黨的生活欄寫札記等等。」讀到這些文章，我們又想起了提比里西出版物的老編輯和1913年彼得堡《真理報》的編輯。 例如，在好幾期中，史達林專門注意東方，這是列寧的指導思想。在他的若干文章和演說中，他可能遵循了這個思想。無疑，史達林對東方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性質的。他本人就是一個東方人，他對西方生活和西方語言都不熟悉，如果說他在西方代表面前總是感到不知所措，那麼在東方落後民族的代表面前，這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們命運的人民委員就感到自己更有信心得多，並且是站在比較鞏固的基礎上。雖然基本思想是列寧的思想，但是對列寧來說，東方和西方的前景是密切地相互聯繫的。在1918年，占重要地位的是西方問題，而不是東方問題。戰爭就要結束了，在所有的國家裡都有動亂，在德國、奧匈帝國和其他地方都有革命。例如，在1918年11月24日（即奧匈帝國和德國的革命發生時）的一期中刊載了史達林的題為《不要忘記東方》的文章。我們大家全都認為這些革命是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先聲。當時史達林寫道：沒有東方的革命運動，「就休想社會主義取得最終勝利」 [9] 。——換言之，史達林認為，沒有東方的革命覺醒，不僅在俄國，甚至在歐洲都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這是重複列寧的指導思想。但是在重複這種思想時，不僅有分工，還有興趣的劃分。關於西方革命，史達林完全無話可說。他不了解德國，不了解它的生活或語言，其他人則以豐富得多的知識寫有關德國的文章——史達林集中力量於東方。 在1918年12月1日，史達林在《民族生活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烏克蘭在解放中》的文章。文章的辭藻是老一套的座談會式的，重複代替了其他辦法：「我們毫不懷疑，烏克蘭蘇維埃政府一定會給新的不速之客——英法奴役者以應得的打擊。我們毫不懷疑，烏克蘭蘇維埃政府一定會揭穿他們的反動作用」 [10] ，等等令人作嘔的話。在1918年12月22日同一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史達林寫道：「在最優秀的共產主義力量的協助下，（烏克蘭）蘇維埃國家機器正在恢復中。烏克蘭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委員是以皮達可夫同志為首的……組成烏克蘭政府的最優秀的共產主義力量是：皮達可夫、伏羅希洛夫、謝爾蓋也夫（阿爾喬姆）、克維林、查東斯基和柯秋賓斯基。」在這些人當中，只有伏羅希洛夫還活著，成為元帥；謝爾蓋也夫（阿爾喬姆）在一次事故中死亡；所有其他的人不是被公開處決，就是神秘他消失了。這就是最優秀的共產主義力量的命運。 2月23日，他發表了題為《兩個陣營》的社論，他在社論中說：「世界已經確定不移地分裂為兩個陣營，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正在不可遏止地高漲，圍攻著帝國主義的堡壘。革命浪潮的吼聲在被壓迫的東方各國發出了迴響。帝國主義腳下的基地燃燒起來了……」 [11] 儘管說了好些「浪潮」，這些說法都是陳詞濫調，彼此互不協調。在所有這些話中，在平淡的含糊的官僚辭藻之下，明顯地有一種不真誠的語調。1919年3月9日，《民族生活報》發表了史達林所寫的題為《兩年以來》的文章，文章表示了他的結論：「無產階級的兩年鬥爭經驗完全證實了布爾什維克關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的預言。」 [12] 在那些日子裡，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看法還沒有縮小到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裡實現社會主義，其他所有文章都屬於這一類型。所有的文章全都極端缺乏獨創性的思想或吸引人的形式，這些文章在表面上是說教性質的，枯燥，冗長和虛假。 楚瓦什共產黨人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920年4月舉行，也就是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兩年多之後舉行的。名譽主席團仍是由列寧、我、季諾維也夫和史達林4人組成。民族人民委員部的刊物在描述代表大會開幕情況時指出，牆上掛著世界革命領袖——卡爾·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畫像。那時還沒有史達林的畫像，什麼地方都不掛他的畫像，誰都從來沒有想到甚至在代表大會的大廳里掛他的一幅畫像。而這次會議完全在史達林自己的活動範圍之內。 11月7日，即十月革命3周年，史達林在巴庫，在那裡，他在莊嚴的蘇維埃會議上講話，作了題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年》的報告。在11月13日的達格斯坦人民代表大會上，史達林宣布了達格斯坦的自治。民族人民委員部的刊物說：「史達林同志的講話多次為雷鳴般的掌聲和《國際歌》所打斷，最後全場發出了暴風雨般的歡呼聲。」11月17日在弗拉基高加索舉行的捷列克區域各族人民代表大會上，史達林親自宣布「成立一個自治的山民蘇維埃共和國」 [13] ，並作了關於上述自治的山民蘇維埃共和國的報告。1920年12月18日和21日之間，舉行了第一屆全俄自治共和國、邊區、州代表會議。史達林因病不能出席，卡敏斯基代表史達林向會議祝賀。會議一致通過了向史達林慰問的動議。但是那次東方人民大會的記錄說：「……選出大會名譽主席——列寧、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同志……暴風雨般的掌聲……選出名譽主席團成員……和朱加施維里·史達林……」又是居於末位！ 在維也納，史達林在列寧指導下，寫過一本有價值的關於民族問題的書，在西伯利亞他想獨立地繼續這個工作，但是列寧甚至認為不可能發表他的文章。在1917年的三月會議上，史達林發表了認為民族壓迫是封建主義的產物的看法，而完全看不到帝國主義是我們時代民族壓迫的主要因素。在1923年，他把具有悠久傳統和壓迫過弱小民族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同弱小民族的防衛性民族主義放在同等地位。這些明顯的錯誤，史達林式的錯誤，放在一起看是可以理解的。上面已經指出，這是因為他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沒有形成有系統的概念。他根據一時的需要利用一些互不相關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就像在鞋鋪里按大小挑選鞋子一樣從中進行選擇。這就是為什麼每遇到事件轉折點他總是那麼容易自相矛盾起來，因此，即使在他專長的民族問題上，史達林也不能有一個完整的概念。他在1920年10月10日的《真理報》上寫道： 承認脫離的權利並不意味著建議脫離。邊疆地區的脫離將會損害中央俄羅斯的革命力量。中央俄羅斯鼓舞了西方和東方的解放運動，脫離出去的邊疆地區必將遭受國際帝國主義的奴役。只要看一看脫離俄羅斯的喬治亞、亞美尼亞、波蘭、芬蘭等就夠了，它們只保持著獨立的樣子，實際上已經變為協約國的無條件的附庸。回顧一下被德國資本主義蹂躪的烏克蘭和受協約國蹂躪的亞塞拜然的最近歷史，就可以充分理解在當前國際條件下提出讓一個邊疆地區脫離的要求的反革命性質。 [14] 史達林在十月革命1周年時寫道：革命浪潮「就從北部泛濫到全俄國，席捲了一個又一個邊疆地區。但是它在邊疆地區碰到堤壩，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已經成立的『民族委員會』和區域『政府』（頓河、庫班、西伯利亞）。原來這些『民族政府』連聽都不願意聽社會主義革命。它們在本性上是資產階級政府，根本不願意破壞舊的資產階級秩序，相反地，它們認為有義務來全力保存並鞏固這一秩序……它們……自然就成了糾集俄國一切反革命勢力的反動基地……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區域『政府』所進行的鬥爭是力量懸殊的鬥爭。『民族政府』兩面受敵——外受俄國蘇維埃政權攻擊，內受『自己的』工人和農民攻擊。因此，它們經過最初幾次戰鬥以後就不得不退卻了……被徹底擊潰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於西方帝國主義者……來對付『自己的』工人和農民」 [15] 。 這就開始了外國干涉的浪潮和對邊疆地區的占領，這些邊疆地區的居民多數是非俄羅斯民族，他們必然憎恨高爾察克、鄧尼金、弗蘭格爾以及他們的帝國主義的、俄羅斯化的政策。在史達林1920年11月8日在巴庫作的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三年》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列結束語：「毫無疑問，我們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但是同樣毫無疑問，困難是嚇不倒我們的……」套用路德的某些話，俄羅斯可以說：「我站在這裡，在資本主義舊世界和社會主義新世界的交界處，為了摧毀舊世界，在這個交界處，我把西方無產者的努力和東方農民的努力聯合起來。願歷史之神幫助我！」 [16] 〔根據〕培斯特柯夫斯基〔說〕： 1918年春天，中央委員會決定成立韃靼-巴什基爾共和國。為了就這個決定製訂更具體的辦法，5月間在莫斯科召開一次特別會議，參加的有烏拉爾邊區的黨和蘇維埃組織的代表，韃靼族和巴什基爾族的代表，以及民族人民委員部的官員。 參加這個會議的烏拉爾邊區的代表是西羅莫洛托夫和金圖爾同志。他們還帶來了一個「真正的」巴什基爾族共產黨員沙米古洛夫同志。這三人都堅決反對成立韃靼-巴什基爾共和國，認為其性質是對泛伊斯蘭民族主義的一種讓步。受到這種意外的支持後，在出席會議的民族人民委員部代表中，我們這些「左派」精神抖擻，決心堅持地反對史達林的「機會主義」。這樣一來，主張成立共和國的人就處於少數。堅決支持史達林的只有韃靼族共產黨領導人奴爾-瓦希托夫和烏法韃靼人的代表、左翼社會革命黨人伊布拉吉莫夫。巴什基爾族共產黨人沙米古洛夫表示反對成立這個共和國，認為這是對民族主義的不必要的讓步。另一巴什基爾人馬納托夫的行動更壞些。他在會議上投票贊成成立共和國，不願意「同他的上級爭吵」，但是在走廊中他卻要求我們堅決反對建立這個共和國，因為據他說，巴什基爾人不願意同韃靼人在一個共和國中。 隨後在會議期間，史達林召開了一次會議並宣布，由於這個問題事先中央委員會已經作出了決定，我們應該投票贊成組織一個共和國。但是我們沒有讓步，並且對會議召開之前就對這個問題作出決定表示抗議。我們離開了那個小組會，拒絕再參加委員會的討論。當時我們揶揄史達林說：「只有一個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同他一起。」為了這件事我們後來收到中央委員會的書面責備。 1917年11月宣布成立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之後，群眾中增長了對蘇維埃政府的同情。這些巴什基爾群眾的領導權落入以扎克-瓦利多夫為首的民族主義分子的手中，他們代表居民中的資產階級-富農部分。這個集團逐漸墮落為反蘇活動的前哨據點，並同杜托夫和高爾察克建立了聯繫。可是，在巴什基爾自治權被高爾察克取消之後，扎克-瓦利多夫在群眾壓力下被迫同蘇維埃政府開始談判。1919年2月，在消滅高爾察克之後，巴什基爾政府投向蘇維埃政府一邊，並且在同月底，在西姆比爾斯克東部戰線參謀總部，巴什基爾政府簽署了一項初步協議，這個協議保證給予巴什基爾人民自治，條件是它的政治應建立在蘇維埃憲法的基礎上，巴什基爾部隊同紅軍公開共同行動反對自衛分子等。 1919年3月初，史達林在莫斯科開始同巴什基爾代表團談判成立巴什基爾蘇維埃共和國。談判的結果是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巴什基爾政府在1919年3月20日締結關於巴什基爾蘇維埃自治的協定。在3月初的時候，我不得不離開莫斯科，並且由於烏法附近的軍事失利，我未參加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史達林平靜地留在莫斯科參加代表大會，並且同巴什基爾代表團一直談判到3月20日。可是，巴什基爾的現代歷史家幾乎都不記得史達林和這件事有關。〔下列兩段摘錄是典型的，第一段摘自安塔古洛夫的著作，第二段摘自隆莫伊洛夫的著作：〕 （一） 俄羅斯同志和巴什基爾同志之間的鬥爭尖銳化了，徹底無政府狀態發生了。在一個地方，以巴什基爾政府的名義逮捕了俄羅斯人；在另一地方，以地方政府的名義逮捕了巴什基爾人。托洛茨基的烏法之行和這個運動（1920年3月）恰巧發生在同時。巴什基爾官員再度開始同蘇維埃政府的托洛茨基同志進行談判，並且取得某種程度的協議。 （二） 同時，由於收到從巴什基爾來的消息，中央對巴什基爾問題很注意。3月中，托洛茨基同志被授予特別權力來到烏法，召集我們到那裡舉行關於巴什基爾問題的會議。從斯特里塔馬克來代表巴什基爾人參加會議的有瓦利多夫、圖赫瓦圖林、拉哈馬圖文和卡斯普蘭斯基，邊區委員會代表和中央官員有杜德尼克、薩莫伊洛夫、謝爾蓋也夫（阿爾喬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以及烏法臨時行政委員會主席埃爾秦。 在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幾年，烏克蘭的布爾什維主義力量是薄弱的，其原因要從那裡的民族和社會結構中去找。各城市由於居民是大俄羅斯人、猶太人、波蘭人，只有少數是烏克蘭人，在相當程度上屬於殖民地性質。在烏克蘭產業工人中，相當大部分是大俄羅斯人。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存在著一條幾乎不可逾越的鴻溝。那些對農村以及烏克蘭語言和文化發生興趣的烏克蘭知識分子在城市中受到半譏諷的對待，這當然使他們憤慨並把他們推向沙文主義。城市中非烏克蘭族的社會主義分子同農村群眾的生活並無一種血緣關係的感覺。在烏克蘭城市中，他們是代表大俄羅斯的文化的，但他們之中大多數，特別是猶太知識分子，對大俄羅斯文化也並不十分熟悉。因此，很大程度上，使得烏克蘭布爾什維主義產生了異族性質，恰好在應該使布爾什維主義深深紮根的時期缺乏布爾什維主義，並且產生深刻的獨立性、錯綜複雜的衝突和爭吵以及經常的內部派別鬥爭。 史達林作為民族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其任務是經常注意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情況。只是在這個問題上，他才比其他人同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黨有更密切的關係。這種較密切的關係早從1917年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開始，並延續了好幾年。在烏克蘭，史達林代表俄羅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另一方面，在某些黨代表大會上，他又代表烏克蘭的組織。這在當時是習以為常的。在烏克蘭共產黨的會議上，他以其實際領導人之一的身份參加，由於這個烏克蘭組織的生活大部分浪費在經常的爭吵、衝突和搞派別之中，史達林在這種氣氛中就顯得如魚得水了。 他在烏克蘭的時期充滿了失敗，因此關於這個時期的情況一直完全沒有透露。〔史達林主義者所寫的官方歷史，被迫記錄下在史達林擔任民族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的整個時期在烏克蘭貫徹黨的路線中所遭到的一次又一次失敗，但謹慎地避免讓他的名字同這種流行病般的失敗有關。這些歷史不說：歸根結底，「1919年初在烏克蘭犯的關於農民和民族問題的錯誤——這個錯誤使那裡的蘇維埃政府垮台」，是由於史達林完全不適當地執行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制定的政策。列寧譴責這次錯誤說：「管理得良好的農田只有很小部分應該改變為蘇維埃農場，否則我們就不會得到農民的支持，……我們需要一種同我們在1917年末和1918年所需要的那樣的政策……因此我們現在應該劃出大的蘇維埃農場以供普遍的土地分配。」〕 〔史達林在1920年3月16日出席第四屆全烏克蘭黨代表會議，作為中央委員會的全權代表，並帶有中央委員會關於烏克蘭問題的明確決議。他在會上又遇到了包括各色人等的反對，帶頭的是薩普羅諾夫的「民主集中派」的追隨者，這個派別已在前一年12月全俄黨代表會議上的辯論中被擊敗了。這一次，這些反對者的所有論點事先都已知道，民族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提出了托洛茨基預先為他寫好的反駁論點。托洛茨基寫這些反駁論點是政治局委託的，可是，史達林卻在烏克蘭會議上遭到了失敗。中央委員會不得不出面干涉，在烏克蘭中央委員還不能實行它的堅持執行「民族自決」原則的政策之前，就解散第四屆會議所選出的烏克蘭中央委員會，並且從烏克蘭召回一批有嚴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思想的官員。1919年12月全俄黨代表會議通過的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要點如下：〕 鑒於烏克蘭文化……許多世紀以來受到沙皇制度和俄羅斯剝削階級的壓迫，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所有黨員盡力協助消除對自由發展烏克蘭語言和文化的一切障礙。由於許多世紀的壓迫，在烏克蘭落後部分群眾中產生了民族主義傾向，鑒於這個事實，所有黨員的任務是：對待這些群眾要十分耐心謹慎，用同志式的態度向他們解釋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勞動群眾的利益是一致的。黨員們……應該使勞動群眾學習烏克蘭語言，並在所有蘇維埃機構中讓使用烏克蘭語言的權利得到實際執行……使……烏克蘭語言成為對勞動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武器。應當立即採取步驟保證在所有蘇維埃機構中有足夠的懂烏克蘭語言的工作人員，並且所有工作人員將來都能說烏克蘭話。 這應當是十分容易為之辯護的決議。雖然一般說來，史達林不是一個成功的辯論家，但考慮到當時的力量對比情況，他的失敗還是使人驚異。很可能是，史達林預先感到會議的氣氛不利於闡述他的論點，就決定採取以敗取勝的辦法，通過居間人表明，他闡述這種論點並非出自自己的信念，而只是執行紀律。他想用這種辦法一舉兩得——既取得烏克蘭代表的同情，又可以把失敗責任轉嫁於我，因為我是那個決議的作者。這種陰謀正符合這種人的精神狀態！ 喬治亞社會民主黨不但領導小小的喬治亞的貧困農民，而且也渴望達到某種程度的成功，取得「全俄羅斯革命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在十月革命的頭幾個月中，喬治亞知識界的主要分子不把喬治亞認為是一個民族故鄉，而認為是一個「吉隆德省」，是上帝選擇的向全國提供領袖的南方省份。但是這隻有在還有希望把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框架內的情況下，才可能繼續進行。在布爾什維克勝利的可能性明朗化之後，喬治亞社會民主黨就立即切斷與俄羅斯妥協派的聯繫，而同喬治亞本地的反動分子聯合。到了蘇維埃取得勝利，喬治亞的主張單一的俄羅斯不可分割的人就一變而為分裂主義的熱烈支持者。…… 〔下列當時的文件對喬治亞的「蘇維埃化」提供了新的說明：〕 （一） 高加索前線革命軍事委員會 奧爾忠尼啟則： 你的有所抱怨的信收到。你誤解我的調查為不信任你，進行調查是我的責任。我希望在我們會面之前，你將放棄這種不適當的委曲語氣。 第九十六號。 1920年4月3日 列寧 （二） 羅斯托夫轉巴庫 高加索前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奧爾忠尼啟則： （通過負責人員遞交，遞交情況應報告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斯克利揚斯基。） 中央委員會命令你把喬治亞領土上的所有部隊撤到它的邊境，並禁止侵入喬治亞。在同提比里西談判後，顯然與喬治亞獲致和平並非不可能。 立即報告關於叛亂者的一切最精確的事實。 這是政治局的命令。 第〇〇四/一〇九號。 1920年5月5日 列寧、史達林 （三） 〔此信用的是共和國武裝部隊總司令的信紙，用打字機打的，日期為1921年2月17日，發自莫斯科，編號為第八六四號，上標「秘密、親收」，收信人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信旁有兩處批註——一為斯克利揚斯基寫的「把此信呈交列寧」，另一為列寧寫的「把此信退還斯克利揚斯基」。信的主要內容為：〕 ……由於第二集團軍司令部的主動行動，我們面對著侵入喬治亞的既成事實——紅軍已越過喬治亞邊境並與喬治亞軍隊發生衝突…… 總司令謝·加米涅夫 參謀部軍事人民委員〔斯·〕達尼洛夫 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彼·〕列別捷夫 （四） 葉卡特林堡 秘密 莫斯科 斯克利揚斯基： 請就對喬治亞進行軍事行動問題寫一簡短備忘錄，此次行動何時開始，何人下令等。我需要此備忘錄提供中央全會之用。 第十六號。 1921年2月21日 托洛茨基 （五） （列寧所寫：為一秘密文件的副本） （由斯克利揚斯基同志打字，簽名） 絕密 中央委員會傾向於讓第二集團軍積極支持喬治亞的起義和占領提比里西，同時保持國際關係狀態，條件是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在認真考慮一切事實後，對勝利完全有把握。我們通知你們，由於運輸問題，我們現在餓著肚子坐在這裡，因此將不能給你們一節火車或一輛汽車。我們不得不從高加索取得穀物和油。我們要求立即通過直通電報答覆，電報要由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全體委員以及斯米爾加、西金、特里弗諾夫、弗魯姆金簽署。在我們未復上述諸人的電報之前，不要採取任何決定性行動。 這是中央委員會的命令。 〔無日期〕 克列斯廷斯基、斯克利揚斯基 （六） 斯克利揚斯基同志，請立即在你親自監督下把此件攝影，極端謹慎地譯成密碼，發給斯米爾加，並要他親自站在直通電報機前，親自譯出密碼。（把此事告訴總司令，但不把此件給他看。） 史達林自己會派奧爾忠尼啟則去。 因此，要加倍和千萬倍小心。你要負全責。 1921年2月14日 （列寧同志親筆） 列寧 孟什維克的喬治亞已無法支持下去。這對於我們所有的人都是清楚的，然而，在實行蘇維埃化的行動和方法上意見並不一致。我主張在喬治亞內部進行一定準備時期的工作，以促進起義，然後再去援助。我認為，在同波蘭達成和平並擊敗弗蘭格爾之後，已沒有來自喬治亞的直接威脅，可以延期採取最後行動。奧爾忠尼啟則在史達林支持下，堅持要紅軍立即開進喬治亞，估計那裡起義時機已經成熟。列寧傾向於站在中央委員會中這兩個喬治亞籍委員一邊。這個問題政治局是在1921年2月14日決定的，當時我在烏拉爾。 軍事干涉進行得很成功，如果不算資產階級和第二國際的瘋狂運動在內，並沒有引起任何國際糾紛。然而，為了使喬治亞蘇維埃化而使用的那種方法在那以後數年中發生極大的影響。有些地區，勞動群眾在革命前本來就在多數情況下支持布爾什維主義，他們把後來所遭受的苦難看做他們自己的事業的一部分；但在那些由紅軍實行蘇維埃的較落後地區就不是這樣。在那裡，勞動群眾認為，增加的困難是外面強加的政權的結果。在喬治亞，過早的蘇維埃化在一定時期內加強了孟什維克分子的地位，並且導致了1924年的廣泛群眾叛亂。史達林自己承認，當時喬治亞不得不「重耕一遍」。 * * * [1]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文獻》。《列寧全集》第38卷，中文第2版第266頁——譯者注 [2] 托洛茨基是1913年初在維也納初次會晤史達林的，那時史達林正在寫他的論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當時，托洛茨基不是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的成員。——原編者注 [3]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5、287頁。——譯者注 [4]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5、287頁。——譯者注 [5]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議上關於對德和約問題的講話》。《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6頁。——譯者注 [6] 《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列寧全集》第34卷，中文第2版27頁。——譯者注 [7] 人民委員。——原編者注 [8] 到1930年，史達林的權力不再是可以反對的了。但是對他的正式的個人迷信那時剛剛開始建立。這樣才能解釋這一情況：在這些回憶錄中，儘管語調一般是讚揚的，仍然可以聽到一種親切的調子，甚至允許有一點善良的諷刺。幾年後，當清洗和處決建立了必要的疏遠感時，關於史達林如何藏在一個司令官的廚房裡或如何在黑夜中占領住房的故事已經聽來是不體面的，而使這項文件受到禁止。該作者可能由於違反了禮儀而受到了殘酷的懲罰。——著者注 [9] 參看《不要忘記東方》。《史達林選集》上卷，中文版第128頁。——譯者注 [10] 《烏克蘭在解放中》。《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56—157頁。——譯者注 [11] 《兩個陣營》。《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06—208頁。——譯者注 [12] 《兩年以來》。《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16—217頁。——譯者注 [13] 《捷列克區域各族人民代表大會》。《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352頁。——譯者注 [14] 參看《蘇維埃政權對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313頁。——譯者注 [15] 參看《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史達林選集》上卷，中文版第121—123頁。——譯者注 [16] 參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年》。《史達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345—346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