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七章　一九一七年

1917年是國家生命中和約瑟夫·朱加施維里那一代的職業革命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作為一塊試金石，這一年對革命理論、黨派和人物進行了考驗。 在目前稱為彼得格勒的彼得堡，史達林發現了他未料到的一種情況。在戰爭爆發前，特別是在首都，布爾什維主義在勞工運動中占了優勢。而在1917年3月，蘇維埃中的布爾什維克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少數派。情況怎麼會這樣呢？曾參加1911—1914年運動的數量可觀的群眾實際上只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已經使數以百萬計的人，而不僅僅是數以十萬計的人站起來了。由於軍事動員，這些工人中有將近40%都是新工人。站在前線的是老工人，他們在那裡起著革命酵素的作用。他們在工廠中的地位為剛從鄉間出來的沒有什麼特點的新來者、為農村小伙子和農婦所取代。這些新人必須經受革命先驅所經歷過的那種政治考驗，不管是多麼短暫。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是由有階級覺悟的工人（主要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而不是由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普通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能夠讓起義取得勝利，但是不能讓黨取得政治權力。 各省的情況甚至更糟。樂觀的幻想和一視同仁的博愛的浪潮，加上新近覺醒的群眾在政治上的天真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孟什維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發展創造了自然條件。工人以及效法他們的士兵把那些至少在言論上不僅反對君主政體，而且還反對資產階級的人們納入了蘇維埃。孟什維克和民粹黨人使得差不多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投入了他們的懷抱，從而擁有了無數的鼓動者聽憑他們使喚，他們全都宣稱擁有團結、博愛和同樣美好的其他市民道德。軍隊中的代表大部分是社會革命黨人，即農民利益的傳統維護者，單憑這一點就足以提高該黨在剛從農民中來的無產階級中的威信。因此，各種妥協分子的黨派及其優勢看來是確定無疑了——至少在他們自己看來是如此。 最糟糕的是，事變的進程使布爾什維克措手不及。它的久經考驗並可以信賴的領袖沒有一個在彼得格勒。那裡的中央委員會俄國局由名叫施略普尼柯夫和查魯茨基的兩個工人以及一個名叫莫洛托夫的大學生組成。他們在二月革命勝利後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號召，「工廠工人以及起義軍應立即把他們精選的代表選入臨時革命政府」。但是這項「宣言」的草擬者自己實際上並不重視他們的這項號召，他們根本不打算發動一場獨立的爭取政權的鬥爭。相反，他們已經開始準備在今後許多年內承擔起左翼反對派這樣一個比較平淡的作用。 從一開始，群眾就唾棄自由資產階級，認為它同貴族和官僚是一丘之貉。例如，幾乎沒有工人或士兵投立憲民主黨的票，政府權力完全掌握在得到軍人支持的社會妥協派手裡。但是妥協派缺乏自信心，而把政權讓給了資產階級；後者遭到了群眾的憎惡，在政治上陷於孤立。這個政權是靠採取報復行動而存在的。工人，而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克，把臨時政府視為他們的敵人。在一些工廠的集會上，幾乎一致通過了要求把政府權力移交給蘇維埃的決議。布爾什維克丁蓋爾施泰特（後來被清洗）作證說：「沒有一次工人集會會拒絕通過我們提出的這種決議案……」但是，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黨委員會向妥協派壓力屈服，停止了這項運動。先進工人們竭盡全力來擺脫上面的指導，但是他們不知道如何看待關於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深奧論點。在布爾什維克黨本身有幾派意見發生衝突，但是並沒有從各種論點中得出必要的結論。黨處在極端混亂的狀態中。著名的薩拉托夫布爾什維克安東諾夫後來追述到：「誰也不知道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是什麼，這是一種極其不妙的情況。」 史達林〔在舊曆3月12日，新曆25日，星期日〕從西伯利亞歸來，列寧〔在舊曆4月3日，新曆16日，星期一〕從瑞士歸來，這其間的22天極為重要，因為它們說明了史達林的政治面貌。他突然處於廣闊的活動場地。列寧和季諾維也夫都不在彼得格勒，加米涅夫在那裡。加米涅夫由於他最近在法庭中的行為而使自己的名譽受到了損害，並且一般說來以他的機會主義傾向聞名。還有年輕的斯維爾德洛夫，他在黨內幾乎默默無聞，主要是一個組織者，而不是一個政治家。容易發怒的斯潘達良不在了：他死於西伯利亞。像1912年一樣，現在史達林又一次暫時成了至少是彼得格勒的兩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領導人的話。迷失方向的黨期望得到明確的指示，不能再用保持沉寂的辦法來迴避問題了。史達林必須回答最緊急的問題——關於蘇維埃、政府、戰爭和土地的問題。他的答覆公布了，這些答覆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史達林一到彼得格勒就直接前往布爾什維克總部，彼得格勒在那些日子裡經常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中央委員會俄國局的3個成員，在幾個作家的協助下，正在商定《真理報》的色彩。雖然他們掌握了黨的領導權，但他們是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著手工作的。史達林讓別人在工人和士兵集會上講話，嗓子都講啞了，他自己卻深居在總部里。4年多以前的布拉格代表會議之後，他被補選入中央委員會。自從那時起，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來自庫萊卡的這個流放者對於控制黨的機器有其妙訣：他仍然認為他的舊的委任是有效的。在加米涅夫和穆拉諾夫的協助下，他首先從領導中排除了「左翼」中央委員會俄國局和《真理報》編輯部。他幹得相當粗暴，因為他不怕抵抗，並急於顯示他是頭子。 施略普尼柯夫後來寫道，「回來的同志們對我們的工作所持的態度是挑剔的和否定的。」這些同志並不是對工作毫無特色和工作態度的優柔寡斷不滿，相反，是對人們為同妥協派劃清界限而作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不滿。像加米涅夫一樣，史達林更接近蘇維埃中的多數派。《真理報》在編輯部易手後，早在3月15日（28日）就宣布，「只要臨時政府跟反對派或反革命進行鬥爭」，布爾什維克就堅決支持臨時政府。這項宣布的自相矛盾之處是，反革命的唯一重要代理人就是臨時政府本身。史達林對戰爭的立場表現了同樣精神：只要德國軍隊仍然服從德皇，俄國士兵就應該「堅守崗位，用子彈回敬子彈，用炮彈回敬炮彈」。好像帝國主義問題只是一個皇帝問題！文章是加米涅夫寫的，但是史達林絲毫沒有提出異議。如果他在那些日子裡跟加米涅夫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他要比他的夥伴更加閃爍其詞。《真理報》解釋說：「一切失敗主義，或者不如說是唯利是圖的報紙在沙皇檢查制度的保護下稱為失敗主義的東西，在第一個革命團隊在彼得格勒大街上一出現時，就消失了。」這是公然否定了列寧的話（列寧在沙皇檢查制度所不及之處宣傳失敗主義），同時重申了加米涅夫在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受審時所作的聲明。但是這一次，這篇文章是史達林認可的。至於「第一個革命團隊」，它的出現只是意味著從拜占庭式的野蠻走到帝國主義文明的一個步驟。 施略普尼柯夫追述說： 改變了的《真理報》出版的那一天是護國主義者取得勝利的日子。整個塔夫利達宮，從杜馬委員會的商人到革命民主主義的心臟——執行委員會，只談一條新聞，即溫和的和有理智的布爾什維克對極端主義的勝利。在執行委員會本身，我們遇到了惡意的微笑……當那一期《真理報》送到工廠時，它在我們的黨員和同情者中間造成了混亂和憤怒，而我們的反對者則惡意地感到滿意……邊遠地區的憤怒是極大的，當無產階級發現《真理報》由最近從西伯利亞回來的3個前主編指導時，他們要求把後者開除出黨。 1925年，在當時統治黨的「三人小組」史達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壓力下，施略普尼柯夫修正了他的敘述，語調軟了一些。但是這個敘述的確十分清楚地記錄了史達林在革命舞台上最初的步驟，記錄了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對這些步驟的反應。不久，《真理報》不得不刊載維堡分子的尖銳抗議，這迫使編輯部以後在表示它的意見時更加謹慎，但是並不改變它的政策。蘇維埃政治充滿了妥協和曖昧。群眾最需要的首先是找到願說老實話的某個人，那當然是革命政治的要旨。人人都規避這一點，害怕打亂兩個政權並存的微妙結構。 圍繞戰爭問題講的謊言最多。3月14日（27日），執行委員會向蘇維埃提出了它的《告全世界人民》宣言草案。這個文件號召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工人拒絕「充當國王、地主和銀行家手裡的征服和暴力工具」。但是蘇維埃領導人自己絲毫無意同英國和比利時的國王、日本的天皇或者是同銀行家和地主（他們本國的以及所有協約國的）斷絕關係。外交部長米柳科夫的報紙滿意地指出：「這個宣言正在發展成為我們和我們的盟國共同持有的思想。」這番話是十分正確的——完全符合法國社會黨部長們自從戰爭爆發以來所抱的態度。差不多是同時，列寧通過斯德哥爾摩寫信到彼得格勒說，革命受到把舊帝國主義政策用新的革命詞句掩飾起來這樣一個危險的威脅。「我寧願跟我們黨內的任何人決裂而不願向社會愛國主義屈服……」但是在當時，沒有一個人擁護列寧的主張。 彼得格勒蘇維埃一致通過這項宣言一事不僅標誌著帝國主義的米柳科夫對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人的勝利，而且還意味著史達林和加米涅夫對左翼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所有的人向假的愛國紀律屈服了。史達林《真理報》寫道：「應該歡迎……蘇維埃昨天發出的……宣言。這個宣言如能深入廣大群眾，無疑會使數百數千的工人重新記起已經被遺忘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1] 實際上，在西方也有類似的呼籲，它們所乾的只是幫助統治階級維持為民主而戰這樣一個幻想。 史達林關於宣言的文章不僅清楚地揭示了他在這個具體問題上的立場，而且還揭示了他的一般思想方法。他固有的機會主義在時間和環境的逼迫下會暫時隱藏在抽象的革命原則下，但當事情到決定關頭時，他的機會主義就會拋棄這些原則。他在文章的開始幾乎是逐字重複列寧的論點：即使在推翻沙皇制度後，俄國參加戰爭仍然是帝國主義性的。但是當他要作出他的實際結論時，他不僅以含糊的限制條件歡迎社會護國主義宣言，而且還效法加米涅夫斷然拒絕動員群眾反對戰爭這一革命做法。他寫道：「首先，把一個光禿禿的『打倒戰爭！』的口號當做實際方法無疑是完全不適當的……」② 他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對臨時政府施以壓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開始和平談判……」③ 藉助對資產階級施加友好「壓力」（對資產階級來說，征服是戰爭的整個目的），史達林希望根據「民族自決權」來實現和平。自從戰爭開始以來，列寧一直給予最嚴重打擊的，恰恰就是這種市儈烏托邦主義。不論多少「壓力」都不能使資產階級不再成為資產階級：必須推翻他們。但是史達林完全由於害怕而不敢作出這個結論——正像妥協派那樣。 史達林的《論取消民族限制》的文章也是同樣重要的。〔載1917年4月7日（3月25日）《真理報》。〕他的基本思想是從早在提比里西學習小組時代的宣傳小冊子得到的，即民族壓迫是一種中古時代的遺物，被視為是強國統治弱國的帝國主義，這是他完全不了解的一種概念。他寫道：「沒落的土地貴族是民族壓迫的社會基礎，是民族壓迫的鼓舞力量。……在英國，土地貴族（大地主）和資產階級分掌政權……民族壓迫比較緩和，不那麼殘忍。當然，這裡所說的不包括戰爭時期的情況。在戰爭進程中，政權一轉入大地主手中，民族壓迫就大大加劇了（例如對愛爾蘭人、印度人的迫害） [2] 。」他的文章所充滿的荒謬說法——所謂種族和民族平等在民主國家裡是可靠的；在英國，在戰時，政權轉移到地主手裡；封建貴族被推翻意味著民族壓迫的廢除——這些都浸透了庸俗的民主主義精神和遲鈍感。沒有這樣一句話：帝國主義進行了封建主義完全無法進行的（只是由於它的地方組織薄弱無力）那種規模的民族壓迫。在理論方面，自從本世紀開始以來，他就沒有前進過；不僅如此，看來，他已完全忘記了他自己在1913年初在列寧的指導下寫的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 文章得出結論說：「既然俄國革命獲得了勝利，它就創造了這些實際條件，即〔為民族自由〕推翻了封建農奴主的政權……」 [3] 對我們的作者來說，革命已經完全成為陳跡。有望的是「草擬法律」並「依法批准這些法律」，這是完全符合米柳科夫和策烈鐵里的精神的。他仍未談到的不僅有資本主義剝削（史達林甚至沒有想到要推翻這種剝削），甚至還有地主階級對土地的所有權，而他本人曾認為這種所有權是民族壓迫的基礎。政府是由像羅將柯和李沃夫大公這種俄羅斯地主統治的。這就是——即使是現在也是很難相信的！——史達林在列寧宣布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前僅僅10天所持的歷史和政治見解。 由中央委員會俄國局召開的全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3月28日在彼得格勒開幕，同時開幕的還有俄羅斯最重要的蘇維埃代表會議。雖然自從革命以來已整整1個月，黨仍然處於極端混亂的情況中，過去兩周的領導工作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情況，政治趨勢的分化還不明確。在流放時需要斯潘達良到來，現在黨必須等待列寧到來。像沃依廷斯基和埃利亞娃等這種激烈的沙文主義者繼續自稱為布爾什維克，並同那些認為自己是國際主義者的人們一起參加黨的代表會議。護國主義者比經常退卻和道歉的半護國主義者更加明目張胆地發表他們的意見。由於大多數代表屬於Swamh〔看法不穩定的中間路線派〕，他們的發言人當然就是史達林了。薩拉托夫的代表瓦西里也夫說，「我們大家對臨時政府的看法都一樣。」克列斯廷斯基高興地贊同說：「關於實際步驟，史達林和沃依廷斯基之間沒有分歧。」就在第二天，沃依廷斯基加入了孟什維克，7個月以後，他領導一支哥薩克部隊來反對布爾什維克。 看來，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行為並未被遺忘。在代表們中間可能還談到他給皇太子的神秘電報，或許是史達林提醒別人注意他的朋友的這種錯誤。無論如何，被委派提出做有關對臨時政府的政策的主要政治報告的不是加米涅夫，而是名氣要小得多的史達林。這項報告的記錄是保留著的；對於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來說，這是一項無價的文件。這項文件的主題是革命的中心問題——直接得到武裝工人和士兵支持的蘇維埃同只是蒙蘇維埃領導人之恩而存在的資產階級政府之間的關係。史達林在報告的一部分里說：「政府分成了兩個機構，沒有一個擁有充分的主權……蘇維埃的確在革命性變革方面採取了主動；蘇維埃是起義人民的唯一革命領導者——控制臨時政府的那個機構。臨時政府承擔了真正鞏固革命人民的成就的任務。蘇維埃動員了各種力量，行使了控制權，而臨時政府則勉強地、拙劣地為人民實際已取得的成就承擔保衛者的任務。」這一段摘錄值得成為一整套綱領！ 報告人把社會中兩個基本階級之間的關係說成是兩個「機構」之間的分工。蘇維埃，即工人和士兵，進行了革命；政府，即資本家和自由地主階級，「鞏固」了革命。在1905年到1907年期間，史達林一再著文重申列寧的話：「俄國的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成為革命的主要動力，更不用說領導革命了。它是革命的死敵，必須對它進行頑強的鬥爭。」布爾什維主義的這個政治指導思想在任何意義上都沒有由於二月革命的進程而失效。自由資產階級領袖米柳科夫在起義前幾天在他的黨的會議上說：「我們正在火山上行走……不管政府的性質如何——不管是好還是壞——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需要一個鞏固的政府。」當起義開始時，儘管資產階級進行了抵抗，自由派除了站在起義的勝利所準備的基礎上之外別無其他事情可做。正是米柳科夫在昨天還說一個拉斯普庭君主政體比火山爆發好，而現在卻控制著臨時政府。按照史達林的說法，臨時政府應該「鞏固」革命成果，而實際上它是在千方百計地扼殺革命。對於起義群眾來說，革命的意義在於廢除舊形式的所有權，即臨時政府所保衛的那種形式。史達林把這種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儘管妥協派盡了一切努力，這個鬥爭日益緊張而要變為內戰）說成只是兩個政治機構之間的分工。甚至左翼孟什維克馬爾托夫也不會把問題說成是這樣。這是策烈鐵里——而策烈鐵里是妥協派的聖人——的理論最庸俗的表現：「溫和的」和比較「堅決的」兩派力量在一個叫做「民主」的舞台上演戲。兩者合演一齣戲，有的人在「征服」，有的人在「鞏固」。這就是後來在中國（1924—1927年）、在西班牙（1934—1939年）以及一般在他所有倒霉的「人民陣線」中執行的現成的史達林主義政策公式。 報告人繼續說：「現在就加速事變的進程，加速資產階級階層的分離，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制止資產階級中間階層的分離以爭取時間……為進行反對臨時政府的鬥爭作好準備。」代表們半信半疑地傾聽這種論點。「不要嚇唬資產階級」曾經是普列漢諾夫的口號，在高加索則是饒爾丹尼亞的口號。布爾什維主義在跟這種思潮進行激烈鬥爭的過程中達到了成熟的程度。「制止」資產階級的「分離」就一定會制止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兩者只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1913年，史達林本人在被捕前不久就曾寫道：「『不要嚇唬資產階級』的論調……只會引人發笑，因為很明顯，社會民主黨不僅要『嚇唬』，而且要從陣地上打倒這個由其辯護士——立憲民主黨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 [4] 很難理解，一個老布爾什維克怎麼會把自己一派的14年歷史忘得一乾二淨，而在最緊要關頭採取最可惡的孟什維克公式。答案可以在史達林的思想方法中找到：他不善於接受一般概念，他的記憶力記不住這種概念。他在需要它們的時候不時利用它們，然後毫不在意地加以拋棄。他在1913年的文章中指的是杜馬選舉。「從陣地上打倒」資產階級僅僅意味著撤銷自由派的委託書，目前所指的是用革命辦法推翻資產階級。史達林把這項任務推到了遙遠的未來。現在，他很像孟什維克，認為「不要嚇唬他們」是必要的。 史達林在宣讀了他幫助草擬的中央委員會決議案之後，相當出人意料地宣稱，他並不完全同意這項決議案，他寧願支持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蘇維埃提出的決議案。這種花招的秘密意義是不清楚的。史達林在從西伯利亞回來的途中可能參與草擬了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蘇維埃的決議案。可能他在感到代表們的態度之後，認為最好是稍微離加米涅夫遠一點。但是，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蘇維埃的決議案的質量甚至比彼得堡的決議案的質量還要低：「……十分清楚地表明，臨時政府的權力和威信的唯一源泉是臨時政府必須完全服從人民的意志……只要臨時政府採取滿足工人階級和革命農村的要求的方針，就支持臨時政府。」從西伯利亞帶來的這個騙人政策證明是十分簡單的：資產階級「必須完全服從」人民並「採取」工人和農民的「方針」。幾周以後，「只要……」就支持資產階級這一公式成了布爾什維克中間的笑柄。但是有幾個代表已提出抗議，反對支持李沃夫大公的政府；這個思想同布爾什維主義的整個傳統完全背道而馳。第二天，社會民主黨人斯切克洛夫（他本人是「只要」公式的支持者，同時是接近統治集團的「聯絡委員會」的委員）在蘇維埃會議上漫不經心地對臨時政府的真正陰謀——反對社會改革，為君主政體和兼併而努力——作了如此陰暗的描繪，以致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感到震驚而不採納支持臨時政府的公式。溫和派代表諾根表示了其他許多人的看法：「現在很清楚，我們應該討論的不是支持，而是對抗行動。」左翼代表斯克雷普尼克表示了同樣的想法：「自從史達林昨天作報告以來，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臨時政府陰謀反對人民和革命……但是決議案卻說要支持它。」沮喪的史達林（他對局勢的估計甚至經不起24小時的考驗）提出動議，要求「指示委員會修改關於支持的那句話」。但是會議更進一步：「以只有4票反對的多數票，從決議案刪去了關於支持的那句話。」 人們可能認為，從此以後，報告人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分工的整個計劃將被遺忘。實際上，從決議案中被刪去的只是詞句而不是思想，害怕「嚇唬資產階級」的思想依然存在。實際上，這項決議是一項呼籲，敦促臨時政府在忙於為君主政體復辟而進行「最有力的鬥爭」之際，「為徹底消滅舊政權而進行最有力的鬥爭」。會議除了對自由派施加友好的壓力之外，不敢再做別的事情。它沒有提到為取得政權——即使只是為了民主目標——而進行獨立的鬥爭。加米涅夫在同時舉行的蘇維埃會議上宣布，在權力問題上他「樂於」作為布爾什維克投票支持右翼孟什維克領袖唐恩所提出的正式決議案。他這樣宣布好像是一心想要最為清楚地揭示已通過的決議背後的真正精神似的。從這些事實看來，由於1913年的布拉格代表會議而永久化的1903年分裂一定只是一種誤解。 因此，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在第二天的會議上考慮右翼孟什維克領袖策烈鐵里關於兩黨合併的建議，並不是偶然的。史達林以最同情的態度對此表示了反應：「我們應該這樣做。有必要闡明我們關於統一的條件的建議。根據齊美爾瓦爾得—昆塔爾的路線統一是可能的。」所說的路線就是在瑞士舉行的兩次社會黨會議上的「路線」，在這兩次會議上，溫和的和平主義者占了優勢。兩周前由於左傾遭到懲罰的莫洛托夫膽怯地提出異議：「策烈鐵里希望把不同的因素統一起來……根據這個路線統一是錯誤的……」查魯茨基的抗議較為堅決：「只有市儈才會僅僅由於希望統一而統一，社會民主黨人不會這樣……在表面遵循齊美爾瓦爾得—昆塔爾路線的基礎上統一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提出一項明確的綱領。」但是，被稱為市儈的史達林堅持立場：「我們不應該跑在前頭並促進分歧。黨的生活是不可能沒有分歧的。我們應該忘記黨內這些小分歧，」人們很難相信自己的眼睛：史達林宣布同蘇維埃內占優勢的集團的鼓動者策烈鐵里的分歧是在黨內可以「忘記」的小分歧。這次討論是在4月1日（舊曆4月14日）進行的。3天後，列寧宣布對策烈鐵里進行誓死鬥爭。兩個月後，策烈鐵里解除布爾什維克的武裝並逮捕了他們。 1917年3月會議對於了解布爾什維克黨領導成員在二月革命之後的思想狀況，特別是在西伯利亞蟄居4年之後回來的史達林的思想狀況，特別重要。他是一個普通的民主分子和痴呆的鄉下佬，後來有了點名氣，時勢迫使他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他在那幾周里寫的文章和發表的講話明確無誤地表明了他在戰爭年代的立場。如果他在流放西伯利亞期間略微接受一點列寧的思想，像人們20年後寫的回憶錄所聲稱的那樣，他本來是不會像他在1917年3月那樣無可挽回地陷入機會主義的泥沼的。由於列寧不在以及加米涅夫的影響，史達林才有可能在革命爆發時顯示他真正的為人，暴露他的最根深蒂固的特性——不信任群眾，完全缺乏想像力，目光短淺，愛好採取阻力最小的路線。在以後的年代，每當史達林有機會在重要的局勢發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時候，這種特性就繼續暴露出來。史達林在三月會議上十分徹底地暴露出自己是一個政客，因此三月會議今天已從黨史中刪去，有關這次會議的記錄被封存起來。1923年，有人為「三人小組」成員——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秘密準備了3個副本。只是1926年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參加反對史達林時，我才設法從他們那裡獲得這項了不起的文件，這樣，我才能夠在國外以俄文和英文加以發表。 但是，這項記錄在本質上畢竟同他的《真理報》文章毫無不同，而僅僅是補充了這些文章。我們沒有看到過史達林在那個時期有一篇文章、建議和抗議或多或少能清楚地把布爾什維克觀點同小資產階級民主分子的政策對立起來。當時的見證人左翼孟什維克蘇漢諾夫——已經提到的宣言《告全世界勞動人民》的作者——在他的極為寶貴的《革命札記》中寫道：「除了加米涅夫之外，當時參加執行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還有史達林……在他的沒有什麼特點的任期內……〔他〕給人們——不僅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偶爾隱現的、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的灰點。實際上，關於他，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蘇漢諾夫後來為這段顯然是相當片面的敘述付出了生命代價。 4月3日〔16日〕，列寧、克魯普斯卡婭和季諾維也夫等人在穿過交戰國德國之後，越過芬蘭邊境，到達了彼得格勒……以加米涅夫為首的一批布爾什維克前往芬蘭歡迎列寧。史達林沒有去，這個小的事實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為清楚地表明，史達林和列寧之間是根本沒有個人親密關係的。海軍軍官（後來是蘇聯的一個外交官）拉斯科爾尼科夫說：「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進屋坐下時，就問加米涅夫：『你們一直在《真理報》寫些什麼？我們看過幾期，對你們很生氣……』」加米涅夫在國外同列寧工作的時期里，已經十分習慣於這種冷水了，但是他仍然愛戴列寧，甚至崇拜他，崇拜他的一切：他的熱情、他的深奧之處、他的樸素、他的俏皮話（俏皮話還沒有說出，加米涅夫就笑了）、他的筆跡（加米涅夫不自覺地模仿列寧的筆跡）。許多年後，有人追述，列寧曾在路上問起了史達林。這個很自然的問題（無疑，列寧問起了所有的老布爾什維克工作人員）後來在蘇聯一部影片中成為情節的開端。 報道革命情況的一個觀察力敏銳的和耿直的人，對列寧在成群的布爾什維克面前第一次公開露面作了如下的敘述：「我永不會忘記這篇演說，這篇演說像雷一樣，不僅使我這個偶爾走進人群的異端分子，而且甚至還使所有的信徒受到震動和吃驚。肯定地說，誰也沒有料到他會發表這種演說。」 這不是發表雷鳴般雄辯演說的問題（列寧是不發表這種演說的），而是他的整個思潮的問題。「我們不要議會制共和國，我們不要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我們不要除了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之外的任何政府。」列寧認為，社會主義者同自由資產階級結成的聯盟，即當時的「人民陣線」只是對人民的背叛。他強烈地嘲笑把工人和小資產階級、民粹黨人、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拉在一起的「革命民主」這個時髦名詞。統治蘇維埃的妥協派不是他的盟友，而是不共戴天的敵人。蘇漢諾夫說：「在當時，單單這一點就足以使聽眾頭暈！」 列寧的態度正如二月革命一樣，讓黨毫無準備。在革命的5周中積聚起來的一切準則、口號和說法被打得粉碎。拉斯科爾尼科夫寫道：「他堅決攻擊黨的領導集團和個別同志在他到來之前採取的策略。」拉斯科爾尼科夫指的首先是史達林和加米涅夫。「最負責的黨的工作者都在場，甚至對他們來說，伊里奇的演說都是全新的東西。」沒有進行討論，大家都驚愕不已以至無法進行討論。誰也不願使自己遭到這位厲害的領袖的攻擊。他們在角落裡交頭接耳地說，伊里奇在國外住得太久了，他同俄國失去接觸，他不了解情況，更糟糕的是，他走到托洛茨基主義立場上去了。昨天還在黨的會議上作報告的史達林默不作聲。他認識到他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比他在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為分地辯護時或者比他在1年後一度成為抵制主義分子時所犯的錯誤更為嚴重得多。肯定地說，最好是隱退。誰也不想知道史達林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意見，因此，誰也記不起史達林在後來幾周做了些什麼，因而無法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作任何敘述。 同時，列寧遠不是無所事事的。他用他的敏銳眼光觀察情況，向他的朋友提問題，徵詢工人的意見。就在第二天，他向黨提出了一項關於他的看法的簡短綱要，這些看法後來作為《四月提綱》而成了著名的最重要的革命文件。列寧不僅不怕「嚇唬」自由派甚至還不怕「嚇唬」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他並沒有向布爾什維克黨的自命不凡的領袖閃爍其詞，他清楚地說明了階級鬥爭的邏輯；他拋開了膽怯的、無用的「只要」公式，他向黨提出了奪取政府的任務。但是首先必須斷定誰是敵人。縮在角落裡的黑幫保皇派是無足輕重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參謀部是由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和由它鼓動的臨時政府組成的。但是後者是蒙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恩而存在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則由於群眾的易受欺騙而掌握了政權。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上採取革命暴力。首先必須把群眾爭取過來，必須在工人、士兵和農民面前揭露民粹黨人和孟什維克是資產階級代理人，不能同他們團結友愛。「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在大多數工人代表蘇維埃中我們黨處於少數地位……要向群眾說明……我們的任務只能是耐心地、系統地、堅持不懈地，特別要根據群眾的實際需要來說明他們的策略的錯誤。只要我們還是少數，我們就要進行批評……使群眾從實際經驗中糾正自己的錯誤。」 [5] 這個綱領中的一切都是質樸的、可靠的，每一句話都是十分中肯的。在這個提綱上只有一個人的簽名——「列寧」。黨中央委員會和《真理報》編輯部都不願在這項爆炸性文件上簽名。 就在4月4日，列寧出席了史達林曾解釋過他的臨時政府與蘇維埃實行和平分工理論的那次黨代表會議。對比是太尖銳了。為了緩和這種對比，列寧一反他的習慣做法，沒有分析已經通過的決議，而只是拋開它們。他把會議提到了高得多的水平。他迫使會議看到新的前景——姑息的領袖們甚至沒有猜到的前景。這位新報告人問：「你們為什麼不奪取政權？」他進而申述了當時流行的解釋：革命大概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只是在初級階段；戰爭造成了沒有預見到的困難，等等。「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問題是，無產階級沒有充分覺悟起來，沒有充分組織起來。應當承認這一點。物質力量是在無產階級手中，但是資產階級是十分警惕的和作好準備的。」列寧把問題從假客觀主義領域（史達林和加米涅夫等人企圖躲在這裡而不執行革命任務）轉到了覺醒和行動的領域。無產階級之所以未能在2月奪取政權，並不是由於社會學規定不能奪取政權，而是由於他們未能奪取政權一事使妥協派能夠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欺騙無產階級——問題就是這樣！他繼續說（而迄今沒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甚至我們的布爾什維克也表現了對政府的信任。這只能用陶醉於革命來解釋。這是社會主義的終結。……如果情況是這樣，我不能同意。我寧願繼續居於少數。」史達林和加米涅夫不難認識到所指的是他們自己，全體與會者都知道這篇講話指的是誰。代表們毫不懷疑，當列寧揚言決裂時，他不是開玩笑。這與「只要」公式和以前的一般陳腐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戰爭問題的軸心也同樣堅決地轉移了。尼古拉·羅曼諾夫被推翻了。臨時政府部分地答應建立一個共和國。但是，這一點改變了戰爭的性質嗎？法國早就是一個共和國，而且不止一次是共和國，但是它參加戰爭的做法仍然是帝國主義的，戰爭的性質是由統治階級的性質來決定的。「當群眾宣布他們不要任何征服時，我相信他們。當古奇科夫和李沃夫說他們不要任何征服時，他們是在說謊。」這個簡單的準則是極其科學的，同時是戰壕中的每個士兵都能理解的。然後列寧直接進行了攻擊，直接提到《真理報》的名字。「要求資本家的政府放棄兼併是荒唐的，是極大的笑話。……」這番話是直接攻擊史達林的。「要締結……非強制的和約來結束戰爭，就非推翻資本不可。」 [6] 然而妥協派支持資本家，《真理報》則支持妥協派。「蘇維埃的號召沒有一個字表現了一點階級覺悟，它完全是玩弄辭藻。」這裡指的是史達林當做國際主義聲音來加以歡迎的那項宣言。在保持著舊聯盟、舊條約和舊目的的情況下，和平主義詞句只能起欺騙群眾的作用。「俄國的獨特之點是，從無法控制的暴力異常迅速地過渡到極其陰險的欺騙。」3天前，史達林宣布他準備同策烈鐵里的黨統一。列寧說：「我聽說在俄國有一種統一傾向。同護國派統一就是背叛社會主義。我認為，最好像李卜克內西那樣保持孤立，以一當十！」甚至要用孟什維克所用的那個名稱即社會民主黨，都不再容許了。「我提議更改黨的名稱，提議我們稱自己為共產黨。」與會者沒有一個人（甚至是剛同列寧一道回來的季諾維也夫）支持這個建議，因為看來，它意味著他們要同自己的過去作褻瀆神聖的決裂。 繼續由加米涅夫和史達林編輯的《真理報》聲稱，列寧的提綱是他個人的意見，中央委員會俄國局並不同意他的意見，《真理報》本身將繼續奉行自己的舊政策。這項聲明是加米涅夫寫的，史達林默默地支持他。他必須長時期保持沉默。列寧的思想在他看來是流亡者的幻想，但是他等著瞧黨機構如何反應。布爾什維克安加爾斯基（他經歷了其他人所經歷的那種演變）後來寫道：「必須公開承認，許多老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革命的性質問題上保持著1905年老布爾什維克的看法。拋棄這些看法是不容易的。」事實上，問題不是「許多老布爾什維克」，而是全體老布爾什維克，沒有一個例外。在全國黨幹部舉行的三月會議上，沒有一個人表示贊成為蘇維埃奪取政權，他們全都必須在思想上自我改造。在彼得格勒委員會的16個委員中，只有兩人支持提綱，甚至他們也不是立刻支持的。齊霍夫追述說，「許多同志指出，列寧失去了同俄國的接觸，未把目前情況考慮進去，」等等。地方的布爾什維克列別捷夫談到布爾什維克起初如何譴責列寧進行鼓動：「這種鼓動看來是空想的，這是因為他長期沒有同俄國生活發生接觸。」這種論點的鼓吹者之一無疑就是一向輕視「流亡者」的史達林。 幾年後，拉斯科爾尼科夫追述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回來後在我們黨的策略中規定了斷然措施。必須承認，在他回來之前，黨內肯定是非常混亂的……人們認為，掌握國家政權的任務是一個遙遠的理想……人們認為，在某種條件下支持臨時政府就夠了。黨沒有一個有權威的領袖能夠把它團結成一個單位領導它。」1922年，拉斯科爾尼科夫原本不會想到他會看到史達林成為「有權威的領袖」。烏拉爾工人馬爾科夫（在革命發生時，他在車床旁邊工作）寫道：「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回來之前，我們的領袖一直在暗中摸索……隨著他的著名提綱的出現，我們黨的立場開始澄清了。」在列寧去世後不久，布哈林說：「回想他的提綱所受到的待遇吧，當時我們自己黨內一部分人認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四月提綱實際上是背棄了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文件。」「我們自己黨內」這個「部分」包括黨的全體領導人，沒有一個例外。莫洛托夫在1924年寫道，「隨著列寧在1917年回到俄國，我們黨開始感到它站到了穩固的基礎上……在他回來之前，黨只是怯懦而毫無把握地摸索它的道路。……黨缺乏革命時刻所需要的明確性和堅定性。……」柳德米拉·斯塔爾比其他人更早一點對所發生的變化作了比較確切而清楚的闡述：「在列寧回來之前，所有的同志全都在黑暗中徘徊……」她是在1917年4月4日〔17日〕在黨的危機最嚴重的時刻這樣說的。「看到人民的獨立的創造性，我們不能不加以考慮……我們的同志們滿足於僅僅通過議會方法為制憲議會作準備，甚至沒有考慮進一步前進的可能性。由於接受了列寧的口號，我們就要做生活本身敦促我們做的事情了。」 黨4月間在思想上的重新武裝使史達林的威信受到嚴重打擊。他從西伯利亞回來時，擁有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威信，一個中央委員的頭銜，得到加米涅夫和穆拉諾夫的支持。他在思想上也開始進行自己的那種「重新武裝」，他拒絕了當地的領袖們的政策，認為這種政策過激，並通過在《真理報》上發表的若干文章、在會議上作的一次報告和為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蘇維埃草擬的決議案而表明了自己的意見。在這種活動進行當中（這種活動按其性質來說是領導人的工作），列寧出現了。列寧參加了會議，像一個督學走進教室一樣。他聽了一會兒教師的講課以後就撇開教師，用一塊濕海綿把這位教師在黑板上亂寫的無用東西全部擦掉。代表們的情緒由吃驚和抗拒變成欽佩。但是史達林並不表示欽佩。他非常不快，感到毫無辦法，並且深為嫉妒。他在全黨面前丟了臉，丟臉的程度比他對《真理報》進行了不幸的領導之後在克拉科夫的秘密會議上遠為嚴重。對此進行鬥爭是毫無用處的，他現在也看到了他在一天以前甚至沒有猜到的新前景。他所能做的只是咬牙切齒和保持沉默。列寧在1917年4月實現的革命永遠銘刻在他的意識中，這使他痛心。他掌握了三月會議的記錄，企圖把它藏起來，不讓黨看到，不使它記錄載入史冊。但是這種做法本身並不解決問題。1917年的《真理報》合訂本仍在圖書館裡保存著。此外，那幾期《真理報》都再版了——史達林的文章本身說明了問題。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最初幾年，所有的歷史刊物和各報出的創刊紀念號都充滿了許多回憶四月危機的文章。因此，必須逐步使這一切不再流傳，加以偽造，並以新材料來代替。我在1922年偶然使用了黨的「重新武裝」一語，這個字眼後來成為史達林及其周圍的歷史學家進行日益猛烈攻擊的對象。 不錯，遲至1924年，史達林仍然認為，比較明智的做法是在對自己表示應有的寬容以後承認自己在革命開始時所走的道路是錯誤的。他寫道：「黨在和約問題上採取了蘇維埃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的政策，而沒有決定立刻……邁到蘇維埃政權的新口號……這是一個極為錯誤的立場，因為這種立場滋長了和平主義幻想，幫助了護國主義，阻礙了對群眾的革命教育。當時我和黨內其他同志贊同這個錯誤的立場，只是在4月中旬同意了列寧的提綱後，才完全拋棄了這個立場。」 [7] 為了在當時已開始對托洛茨基主義進行的鬥爭中保護自己的後方，有必要公開承認這一點。這種承認在兩年以後證明對他的限制太大了。1926年，史達林直截了當地否認他在1917年3月所採取的政策的機會主義性質：同志們，「這是不確實的，這是流言！」——僅僅承認他有「某種動搖……但是我們中間誰沒有暫時的動搖呢？」雅羅斯拉夫斯基曾以歷史學家的資格提到：史達林在革命開始時採取了「錯誤的立場」。4年後，他受到了各方面強烈的迫害，不再容許甚至是提到「暫時的動搖」了。威信這個偶像是一個貪心的怪物！最後，在史達林自己編的「黨史」中，他把列寧的立場說成是他自己的立場，把他自己的見解說成是他的敵人的見解。這部了不起的歷史宣稱：「加米涅夫以及莫斯科組織中某些工作人員，例如李可夫、布勃諾夫和諾根等人持著有條件贊助臨時政府和擁護護國派政策的半孟什維主義立場。史達林——他當時剛從流放所回來——以及莫洛托夫等人協同黨內大多數同志，堅持著不信任臨時政府的政策，反對護國主義立場。」 [8] 等等。這樣，通過逐步把事實變成謊言，黑的就變成白的了。加米涅夫稱之為「散播謊言」的這種方法貫穿著史達林的整個傳記。在莫斯科進行的審訊中，這種方法的表現達到了高峰，同時也垮了台。 我在1909年分析社會民主黨的兩派的基本思想時寫道：「孟什維主義的反革命一面現在已暴露無遺，而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點只有在革命勝利的時候才會有巨大的危險性。」1917年3月，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後，黨的老幹部使布爾什維主義的這些反革命特點得到了極端的表現，孟什維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之間的區別看來已經消失，迫切需要把黨在思想上大大重新武裝起來。只有列寧偉大得足以擔任這個任務，他在4月間完成了這一任務。顯然，史達林不願公開出來反對列寧，但是他也沒有出來支持列寧。他毫不費力地擺脫了加米涅夫，正如10年前他拋棄抵制派那樣，也正如他在克拉科夫會議上不聲不響地讓調和派聽任命運擺布那樣。他不慣於為沒有立即成功的希望的任何思想辯護。在彼得格勒舉行的會議從4月14日一直舉行到22日。雖然列寧的影響已占優勢，辯論有時仍然很激烈。參加的人中有季諾維也夫、托姆斯基、莫洛托夫等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史達林甚至沒有到場。顯然，他想要暫時被人遺忘。 全俄代表會議4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開了，這次會議要解決三月會議遺留下來的一切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大約150個代表，共代表著7.9萬個黨員，其中1.5萬個在首都。對於昨天剛從地下出來的一個反護國主義的黨來說，這種情況不是很壞的。列寧的勝利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了，5個黨員被選入主席團，而對3月機會主義政策負責的加米涅夫和史達林都沒有當選。加米涅夫有足夠的勇氣要求在會上作少數派報告：「由於認識到古典封建主義殘餘和地主階級對土地的所有權，在表面上和實際上都還沒有消滅……現在還不能說，資產階級民主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這是加米涅夫、李可夫、諾根、捷爾任斯基和安加爾斯基等人的基本思想。李可夫說：「社會主義革命的推動力原應來自西方。」反對派演說家支持加米涅夫，堅持說民主革命還未結束。這是真實的，可是，臨時政府的任務不是完成革命，而是改變革命的進程。因此，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執政的情況下才能完成。辯論很激烈，然而是和平的，因為在一切根本方面，問題已在事先決定了，列寧做了可能做的一切，使反對者易於後退。 在辯論進行期間，史達林作了簡短的發言，反對他昨天的盟友。加米涅夫在他的少數派報告中曾爭辯說，既然我們並不要求立即推翻臨時政府，我們就必須要求監督它，否則群眾就不會了解我們。列寧反駁說，無產階級對一個資產階級政府的「監督」，特別是在革命條件下，不是空想，就是等於同它合作。史達林認定，現在是表示他同加米涅夫有分歧意見的一個大好時機。為了裝得好像是在為自己的立場的改變作一種解釋，他利用了外交部長米柳科夫在4月19日發表的一項照會。米柳科夫的極端帝國主義的直言不諱的態度，幾乎使士兵走上了大街，引起了一次政府危機。列寧對革命的看法是以階級的相互關係為基礎的，而不是以某種孤立的外交照會為基礎的，這種照會同政府的其他行動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史達林對一般概念不感興趣。他所需要的只是某種明顯的藉口，以便他可能改變，而且使他的虛榮心絲毫不受損害。他在「逐步」後退。最初，他說，「擬定綱領的是代表蘇維埃，而現在擬定綱領的卻是臨時政府了」 [9] ；在米柳科夫照會之後，「政府在進攻蘇維埃，蘇維埃在退卻。在這種情形下談蘇維埃監督政府的問題，等於講空話。」 [10] 這番話聽來是牽強的和錯誤的。但是詭計成功了：史達林這樣就設法使自己及時同反對派分離，當投票時，反對派只得到7票。 史達林在他作的少數民族問題報告中千方百計地彌合他的三月報告（這項報告認為，民族壓迫的根源完全是土地貴族）和新的立場（黨目前正在研究這種立場）之間的差距。他不可避免地反駁自己說：「支持民族壓迫的不僅有土地貴族。除他們以外還有別的力量——帝國主義集團，這些集團把他們在殖民地慣用的奴役各民族的方法搬到本國內部……」 [11] 此外，追隨大資產階級的是「小資產階級、一部分知識分子和一部分工人上層分子，他們也分享掠奪的果實」 [12] 。這就是列寧在戰爭年代堅持不懈地反覆講述的理論。他的報告繼續說，「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支持民族壓迫的社會力量的合唱隊」 [13] ,為了結束這種壓迫，必須「把這個合唱隊從政治舞台上清掃出去」 [14] 。由於使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二月革命肯定沒有為少數民族的解放奠定基礎。例如，臨時政府盡力反對為擴大芬蘭的自治而作的一切努力。「我們應當站在哪一方面呢？顯然應當站在芬蘭人民方面……」 [15] 烏克蘭人皮達可夫和波蘭的捷爾任斯基表示反對民族自決綱領，認為這是空想的和反動的。捷爾任斯基天真地說：「我們不應該提出民族問題，因為這樣會耽誤社會主義革命的時間。因此，我建議從決議案中取消波蘭獨立問題。」史達林回答說：「社會民主黨既然採取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就應當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 [16] 這是史達林在他一生中第一次談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照帝俄時期的舊曆，那一天是1917年4月29日。 代表會議具有一次代表大會的特權，因此選出了一個新的中央委員會。組成這個委員會的是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米柳亭、諾根、斯維爾德洛夫、斯米爾加、史達林、費多羅夫；候補委員是泰奧多羅維奇、布勃諾夫、格列博夫—阿維洛夫和普拉夫定。由於某種原因，在133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中，只有109人參加了秘密投票。有一部分人可能已離開這個城市了。列寧得到104票（史達林也許是拒絕支持列寧的5個代表之一？），季諾維也夫得到101票，史達林97票，加米涅夫95票。史達林第一次按照黨的正常方式被選入中央委員會。他當時快38歲了。李可夫、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一次由黨代表大會選入布爾什維克總參謀部時只有二十三四歲。 在代表會議上，有人曾企圖把斯維爾德洛夫排斥在中央委員會之外。列寧在斯維爾德洛夫死後談及此事，認為這是他自己的一大錯誤。他又說，「很幸運，我們得到了來自下面的糾正。」列寧本來很難有什麼理由反對斯維爾德洛夫的候選資格的，列寧只是通過通信了解到他是一個不倦的職業革命家。反對意見可能來自史達林。史達林沒有忘記斯維爾德洛夫如何在他之後在彼得格勒把情況糾正過來，改組了《真理報》；他們在庫萊卡的共同生活僅僅增進了他的敵意。史達林決不寬恕任何事情。他顯然企圖在會議上進行報復，以這種方法或那種方法（我們只能猜測他用了什麼辦法）設法贏得列寧的支持。但是他的圖謀沒有得逞。如果說在1912年列寧想使史達林進入中央委員會時遭到了代表們的反對，那麼現在，當他想排斥斯維爾德洛夫於中央委員會之外時，遭到了同樣的反對。在四月代表會議上選出的這個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中，只有斯維爾德洛夫壽終正寢，其他所有的人——史達林本人除外——以及4個候補委員，不是被正式槍決，就是被非正式地消滅。 沒有列寧，誰也不知道怎樣把握這種空前的局面。大家都受了舊公式的束縛。然而，正如列寧所說，現在死抱住民主專政的口號就意味著「實際上倒向小資產階級」。很可能，史達林勝過他人之處在於他對倒戈以及對於願意同妥協派和解、同孟什維克合併，都毫無內疚。他絲毫沒有由於對舊公式的尊敬而受到妨害。意識形態崇拜對他來說是陌生的，因此，他毫無內疚地拋棄了長期抱有的關於俄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作用的理論。像往常一樣，史達林在他天然具有的機會主義的思維下憑經驗行事，這種機會主義總是驅使他尋求阻力最小的路線。但是他在他的立場上並不是孤立的；在列寧回來之前的三星期中，他一直在表示的是許多「老布爾什維克」內心隱藏的信念。 不應該忘記。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機器主要是由知識分子構成，他們的出身和生活條件是小資產階級的，他們的思想和他們跟無產階級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的。變成職業革命家的工人們非常急切地參加到這派人中間去，他們參加進去以後就失掉自己的特點。黨機器的這種特殊的社會結構以及它對無產階級的權威（這兩點都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由歷史的必然性決定的）不止一次成為黨動搖的原因，最後成了黨墮落的原因。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這個理論表示了整個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但是黨機構中的人們按照自己的比較有限的經驗，只吸收了這個理論的零星部分。正如列寧所說，他們往往只是死記現成的公式，而閉目不視情況的改變。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缺乏同勞動群眾的獨立的日常接觸，也缺乏對歷史進程的全面了解。因此他們易於受到其他階級的影響。戰時，黨的上層大半受到來自資產階級人士的妥協主義傾向的影響，而普通的布爾什維克工人在抵抗席捲全國的護國主義方面表現了大得多的穩定性。 革命為民主進程開闢了廣泛的行動領域，在這方面，革命使各黨的「職業革命家」感到滿意的程度遠遠超過使戰壕中的士兵、村莊中的農民和軍火工廠中的工人感到滿意的程度。昨天還在地下活動的一批無名之輩突然變成政治上的領導人物。他們不是成立了議會，而是成立了蘇維埃，他們在蘇維埃中可以自由地爭辯和統治。對他們來說，引起革命的那種階級矛盾看來正在民主日光的照耀下消失了。因此，幾乎在俄國的各個地方，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聯合起來了。即使在他們仍然分開的地方，例如在彼得格勒，兩個組織對合併的要求肯定是迫切的。同時，在戰壕中，在村莊中，在工廠里，長期存在的敵對情緒越來越公開和強烈，這預示著內戰，而不是合併。像時常發生的那樣，在行動起來的階級和黨機器的利益之間產生了很大的裂痕。甚至受到特殊革命訓練的布爾什維克黨幹部，在君主制度被推翻後的那一天，就明確傾向於忽視群眾，宣布自己的特殊利益同這個機器的利益是一致的。當這種幹部成為權力強大的國家官僚時，能期望他們做些什麼呢？史達林是不會對這個問題作任何思考的。他是這部機器的精華，是其中最有力的骨幹。 但是，列寧通過什麼奇蹟在短短几周內為黨的發展道路找到了一條新的途徑呢？應該同時從兩方面——列寧的個人特點和客觀情況——尋求答案。列寧所以強而有力，不僅因為他了解階級鬥爭的法則，而且還因為他善於傾聽在行動中的群眾的意見。他所代表的與其說是黨機器，不如說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肯定相信，在擔負支持地下黨的重責的那些工人中，現在有數以千計的人會支持他。當時，群眾比黨更富革命性，黨比它的機器更富革命性。早在3月間，工人和士兵的真正態度在許多情況下已變得非常清楚，這種態度同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各黨發出的指示完全不同。列寧的權威並不是絕對的，然而是巨大的，因為過去的一切經驗都證實他有先見之明。另一方面，黨機器的權威，像它的保守主義一樣，當時只是在形成之中。列寧並不是作為個人產生影響的，而是因為他體現了階級對黨的影響以及黨對它的機器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誰試圖抵抗，誰就很快會失去立足之地；動搖分子同在前線的人趨於一致，抱審慎態度的人形成了大多數。因此，列寧以比較小的損失及時指明了黨的方向，並且使黨對新的革命作好準備。 布爾什維克領袖在沒有列寧指導的情況下行事時，總是犯錯誤，通常是右傾。然後，列寧像救星一樣出現，指明正確的道路。這是不是說，在布爾什維克黨中，列寧就是一切，其他所有的人都無足輕重呢？儘管這個結論相當普遍地存在於民主人士當中，但它是極偏的，因此是錯誤的。對於科學也可以這樣說。許多年來，機械學沒有牛頓，生物學沒有達爾文，似乎就都無足輕重了。這一點也對也不對。為了搜集事實，加以分類，提出問題，為牛頓或達爾文的廣泛解決辦法準備基礎，需要數以千計的普通科學家進行工作。這種解決辦法則又影響了數以千計普通的新的研究人員的工作。天才並不是從他們自己本身創造出科學來；他們只是加速了集體思考的過程。布爾什維克黨有一個天才領袖，這不是偶然的。只是具有列寧的性格和氣魄的革命家才能成為最大無畏的黨的領袖，這個黨能夠使它的思想和行動取得合乎邏輯的結果。但是天才本身是最少有的。一個天才領袖在確定自己的方向方面比別人快，估計局勢比別人透徹，看得比別人遠。在一個天才領袖和他的最親密夥伴之間產生巨大差距，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承認，在一定程度上，列寧的遠見所具有的力量抑制了他的夥伴的獨立自主精神的發展。但是，這並不是說，列寧是「一切」，黨沒有列寧就是無足輕重的。反之，如果沒有黨，列寧就像牛頓和達爾文沒有集體科學工作一樣，將是毫無辦法的。因此，問題不是大概受了集中和紀律等等東西影響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特殊罪惡，而是在歷史過程中的存在的天才問題。有的作家企圖貶低布爾什維克黨，說布爾什維克黨只不過幸而有一個天才領袖罷了。這些作家僅僅表明他們自己在思想上的庸俗。 布爾什維克領導如果沒有列寧，還是會找到正確的行動方針，然而是緩慢地找到，並將以摩擦和內部鬥爭為代價。階級矛盾還是會繼續否定和拒絕布爾什維克保守派的毫無意義的口號。史達林、加米涅夫和其他二流人物的抉擇是，不是堅持表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傾向，就是乾脆跑到街壘的另一邊。我們決不可忘記，施略普尼柯夫、查魯茨基和莫洛托夫從革命一開始就試圖採取比較左的路線。 但是這並不是說正確的道路總會找到。時間因素在政治中特別是在革命中起決定性作用。階級鬥爭不會無限期地等待政治領袖找到應當採取的正確方針。天才領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通過可以作為教訓的實例縮短學習時期，使黨能夠在適當的時刻影響事變的發展。如果列寧未能在4月初回來，黨無疑終於會摸索到他的「提綱」所提出的方針。但是，難道別人不能使黨及時對10月的結局作好準備嗎？這個問題不能直截了當地答覆。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情況需要遲鈍的黨機器堅決地面對行動起來的群眾和思想——史達林是不能以必要的創造性主動行事的，他會成為一個制動器，而不是一個推進器。只是在有可能藉助這個機器來利用群眾之後，他才開始有力量。 很難追溯史達林在以後兩個月中的活動。他突然退居三等地位。列寧本人現在直接日夜負責《真理報》編輯部的工作——不再像戰前那樣從遙遠的地方進行控制。《真理報》為整個黨定下調子。季諾維也夫是鼓動工作的主宰，史達林仍然沒有在任何公眾集會上發表講話。對新政策不熱情的加米涅夫，是黨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維埃中的代表。史達林實際上已從這個舞台上消失，甚至在斯莫爾尼也很難看到他。斯維爾德洛夫擔任了最傑出的組織活動的最高領導，給黨的工作者分配任務，同地方人員打交道，調整矛盾。史達林除了在《真理報》承擔的例行責任和參加中央委員會會議之外，還偶爾被分配到行政的、技術的或外交的任務。這種任務是很少的。生性懶惰的史達林，只有在直接涉及他個人利益時才能夠因為受到壓力而進行工作；否則，他寧願吸他的菸斗和等待。他一度真正感到不快，他到處都為更加重要或更有才能的人所代替。一想到3月和4月的事情，他的虛榮心就馬上受到刺激。他一反自己的本性，慢慢地改變了他的思想的趨勢。但是，在決定性關頭，這證明是一種半心半意的轉變。 在風暴般的「四月的日子」里，當士兵們走上大街，抗議米柳科夫的帝國主義照會時，妥協派像往常一樣，忙於向政府提出勸告和向群眾作出安撫性的保證。2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喀琅施塔得和其他駐軍發出了由齊赫澤簽名的一封教書式電報，承認米柳科夫的好戰照會不值得予以贊同，但是又說，「談判已在執行委員會和臨時政府之間開始，還沒有結束」（這種談判按其性質來說是決不能有結局的）。〔它繼續說〕，「鑒於一切零星的和無組織的公開出動的危害性，執行委員會要求你們抑制自己」，等等。 我們從正式的記錄中驚訝地注意到，電報的全文是由兩個妥協派分子和一個布爾什維克組成的委員會草擬的，而這個布爾什維克就是史達林。這是一個小插曲（在那段時期，我們沒有找到有關他的重要插曲），但是肯定是一個典型的插曲。這封安撫性的電報是說明兩個政權並存局面中所必不可少的那種「監督」的一個小的典型例子。布爾什維克同這項無用政策發生絲毫接觸都遭到來自列寧的特別猛烈的譴責。如果喀琅施塔得駐軍的公開出動不合時宜，這個委員會原應以黨的名義，用自己的話對他們這樣說，而不是由自己對齊赫澤和李沃夫大公之間的「談判」負起責任。妥協派之所以把史達林安插在這個委員會裡，是因為只有布爾什維克在喀琅施塔得享有任何威信。這就更加是拒絕這項任務的理由了，但是史達林沒有拒絕。在發出這封安撫性電報之後3天，他在黨的會議上發言反對加米涅夫，恰恰選擇了關於米柳科夫照會的爭執作為有力的證據，證明「監督」是毫無意義的。邏輯的矛盾從來沒有使這個經驗主義者感到不安。 在6月的布爾什維克軍隊黨組織代表會議上，在列寧和季諾維也夫作了基本的政治報告之後，史達林作了關於《民族團隊中的民族運動》的報告。在受到被壓迫民族覺醒的影響的現役陸軍中，部隊自發地按民族重新編制，因此就產生了烏克蘭軍團、伊斯蘭軍團和波蘭軍團等等。臨時政府公開反對這種「軍隊的瓦解」，而布爾什維克則出來保衛被壓迫民族。史達林的報告沒有保存下來，但是它是不會增加什麼新東西的。 6月3日開幕的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拖了將近3周。來自各省的幾十個布爾什維克代表（他們消失在大批妥協派分子中間）遠不是一個統一的集團，而且仍然抱有3月的情緒，要領導他們是不容易的。我們早已知道的一個民粹黨人（他在巴庫的監獄中曾經一度觀察過柯巴）有趣地提到了這次代表大會。維列沙克在1928年寫道：「我用種種方法設法了解史達林和斯維爾德洛夫在布爾什維克黨中的作用。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諾根和克雷連柯坐在代表大會主席團的桌子旁，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主要發言者，而斯維爾德洛夫和史達林則默默地指導著布爾什維克黨團。他們是戰術力量。當時我第一次認識到這個人的全部重要性。」維列沙克沒有說錯。史達林在幕後使布爾什維克黨團對投票作好準備方面是非常有價值的。他並不總是用原則進行爭論，但是他的確具有說服普通的特別是地方上的領導人的妙訣。但是即使在這個工作上，占主要地位的也是斯維爾德洛夫，他是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常任主席。 同時，政府正在使軍隊對進攻作好「精神」準備，這種進攻使得在國內和前線的群眾精神沮喪。布爾什維克黨團堅決反對這種軍事冒險，並且預言會有災難。代表大會的多數都支持克倫斯基。布爾什維克決定用街頭示威來對付，但是在考慮這一點時，產生了分歧意見。彼得格勒委員會的支柱沃洛達爾斯基不能肯定工人們會走上大街，軍隊黨組織的代表們堅持說士兵們不帶武器就不會出來。史達林認為「事實是，在士兵中間有激動情緒，而在工人中間沒有這種明確的情緒」，但是他認為有必要反抗政府。最後決定在6月10日星期日舉行示威。妥協派很驚慌，他們以代表大會的名義禁止示威，布爾什維克屈從了。但是代表大會對於曾經禁止群眾示威的命令所造成的惡劣印象感到害怕，因此它規定在6月18日舉行一次大示威。結果是出人意料的：所有的工廠和所有的團隊都舉著布爾什維克標語牌走出來。代表大會的威信遭到了一次無法挽回的打擊。首都的工人和士兵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兩星期後，他們嘗試利用這一點，因此就產生了「七月事變」，這是兩次革命之間的最重要的分界線。 5月4日，史達林在《真理報》寫道：「革命正在擴大和深入……走在運動前面的是地方。如果說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走在前面，那麼現在它開始落後了。」 [17] 恰恰在兩個月以後，「七月事變」證明，各省大大落後於彼得格勒。史達林在作估計時所想到的是組織，不是群眾。列寧早在四月會議時就說過：「首都蘇維埃在政治上比地方蘇維埃更加依賴資產階級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竭盡全力設法把權力集中在政府手裡，而各省的蘇維埃（組成這種蘇維埃的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許多情況下違反地方政府的意志而接管了地方政府，甚至設法調節經濟生活。但是首都蘇維埃機構「落後」的原因是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走得太遠，以致他們的要求的激進性嚇壞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當討論七月示威時，史達林說，工人們並不希望鬧事。七月事變本身駁斥了這個論點，無產階級無視妥協派的禁令，甚至無視布爾什維克黨的警告，湧上了大街，同駐軍們並肩前進。史達林的兩個錯誤特別表現了他的特點：他並未呼吸到工人集會的空氣，他跟群眾沒有聯繫，不信任群眾。他所掌握的情報是通過黨機器得來的。但是群眾同黨比較起來更富革命性，黨則比它的委員會委員更富革命性。像在其他場合那樣，史達林表現了黨機器的保守傾向，而不是群眾的有生力量。 7月初，彼得格勒早已完全在布爾什維克方面。新聞記者克勞德·阿奈在使法國新任大使了解首都的新局勢時，指向涅瓦大街那邊的一些最大的工廠集中地維波爾格區，「在那裡，列寧和托洛茨基成了主宰」。幾團駐軍不是屬於布爾什維克，就是朝布爾什維克方向動搖。「如果列寧和托洛茨基希望奪取彼得格勒，誰會制止他們呢？」對局勢的這種描述是正確的。但是當時還不可能奪取政權，因為，儘管史達林在5月寫了上面引述的那樣的話，各省仍是大大落後於首都的。 7月2日，兩個情緒激動的機槍團代表進入全市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的會場（史達林作為中央委員會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聲稱他們的團已決定立即全副武裝走上大街。會議正式表示反對這個行動，史達林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支持會議的這個決定。13年後，史達林的一個合作者，悔過的機會主義者培斯特柯夫斯基追述了這次會議：「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了史達林。會議室容納不下所有與會者，部分群眾從走廊通過開著的門傾聽辯論情況。我也在這部分群眾中間，因此我不能清楚地聽到這個報告……史達林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出現。由於他說話聲音不大，我從走廊里沒有聽出他說的什麼……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注意到的：史達林的每句話都很尖銳有力，他的講話的特點是他的提法清楚……」 與會者分散後就前往自己的團隊和工廠，以便阻止群眾舉行公開示威。史達林在事後報告說：「在5點鐘左右，我曾經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以黨中央委員會和代表會議的名義正式聲明我們決定不舉行發動。」 [18] 但是，到大約6點鐘的時候，示威爆發了。「黨有沒有權利袖手旁觀呢？……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黨，我們應當參與這個發動，使它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而不以武裝奪取政權為目的。」 [19] 稍後，史達林在一次黨代表大會上敘述了七月事變的情況：「黨不要舉行示威，黨希望等到在前線的進攻政策名譽掃地時為止。但是國內混亂、克倫斯基的命令和派遣軍隊赴前線一事所引起的聲勢浩大的示威發生了。」中央委員會決定使示威具有和平性質。「士兵們提出了可否攜帶武器出動的問題，中央決定不帶武器。但是士兵們說不帶武器出動不行……他們攜帶武器只是為了自衛。」 [20] 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傑米揚•別德內依的曖昧的證詞。這位桂冠詩人在1929年以興高采烈的語調談到史達林如何在《真理報》總部接到喀琅施塔得來的電話，如何回答向他提出的問題，即到底是帶武器還是不帶武器出動。史達林回答說：「步槍？……你們同志們知道得最清楚！……至於我們文人，我們總是帶著我們的武器鉛筆，我們到處都帶著……至於你們和你們的武器……你們知道得最清楚！……」這個故事大概是誇大的，但是可以感到裡面有一點真實之處。總的說來，史達林傾向於低估工人和士兵的戰鬥準備，他總是不信任群眾。但是不論什麼地方發生戰鬥，不論是在提比里西的廣場上，在巴庫的監獄裡，還是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他總是力圖使戰鬥的性質儘可能尖銳。中央委員會的決定？這總是可以用關於鉛筆的比喻來審慎地加以推翻的。但是人們決不可誇大這個插曲的意義。這個問題大概是喀琅施塔得黨委員會提出的，至於水兵，他們無論如何原會帶著他們的武器出動的。 七月事變沒有發展成為一次起義，它突破的僅僅是一種示威的範圍。有人從窗戶和屋頂上進行了挑釁性的射擊。發生了沒有計劃的或者沒有明確目的的武裝衝突，但是有許多人傷亡。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把彼得巴甫洛要塞攻下一半，塔夫利達宮被包圍了。布爾什維克證明自己完全是首都的主人了，卻故意把起義作為冒險而否定。史達林在彼得格勒會議上說：「我們原能在7月3日和4日奪取政權。但是前線、各省和蘇維埃會起來反對我們。沒有各省的支持，我們的政府就沒有手足了。」由於缺乏直接的目標，這個運動開始消失了。工人們回到了自己的工廠，士兵們回到了自己的營房。彼得巴甫洛要塞的問題依然存在，喀琅施塔得駐軍仍然占領著這個城堡。史達林說：「中央委員會派我到彼得巴甫洛要塞去。我在那裡終於說服了水兵衛戍部隊不要應戰……我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資格和〔孟什維克〕波格丹諾夫一同去找〔指揮官〕庫茲明。庫茲明……作好了戰鬥準備……我們勸他不要使用武力。我很清楚，社會革命黨的軍人們是想造成流血事件，以便給工人、士兵和水兵一個『教訓』。我們阻礙了他們完成他們的背信棄義的計劃。」 [21] 史達林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執行這一微妙任務，只是因為他在妥協派的眼中不是一個討厭的人物，他們的仇恨是針對其他人的。此外，他跟別人不一樣，能夠在這種談判中採用避免過分行為並傾向於妥協的一個穩重而溫和的布爾什維克的語調。他肯定沒有提到他向水兵提出的關於「鉛筆」的忠告。 不顧明顯的事實，妥協派宣布七月示威是一次武裝暴動，並指控布爾什維克進行陰謀活動。當運動結束時，反動軍隊從前線開回來。在報紙上出現消息（消息是根據司法部長彼列維爾節夫的「文件」寫的）說，列寧和他的合作者不折不扣地是德國總參謀部的間諜。接著，誹謗、迫害和騷動的日子開始了。《真理報》報館被搗毀。當局發布命令逮捕列寧、季諾維也夫和造成「暴動」的其他人。資產階級和妥協派的報紙陰險地要求犯罪者自首。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舉行了會議：列寧是應該到當局那裡去針對誹謗進行公開鬥爭，還是應該躲藏起來？這個問題是否會發展為一次法庭審判？有人動搖，在局勢發生這種突變時，動搖是不可避免的。 在那些日子裡，誰「拯救」列寧和誰想「毀滅」列寧的問題在蘇聯的文獻中占了重要地位。傑米揚·別德內依在若干時候以前談到他如何乘汽車趕到列寧那裡去，同他爭辯，勸他不要效法基督「把自己交在自己的敵人的手裡」。前蘇維埃人民委員會辦公廳主任邦契—布魯也維奇完全否定了他的朋友的說法。他在報上談到傑米揚·別德內依如何在芬蘭的別墅度過危急時刻，言外之意是，說服列寧的光榮「屬於其他同志」。這一含意顯然表明，邦契為了使某個更有勢力的人感到滿意，不得不使他的親密的朋友感到惱怒。 克魯普斯卡婭在她的回憶錄中說： 7日，我和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列寧的妹妹〕到阿利盧耶夫的住宅去看伊里奇。當時，正是伊里奇猶豫不決的時候。他援引必須出席法庭的理由，瑪麗亞·伊里尼奇娜激烈地反對他到法庭上去。伊里奇對我說，「我和格里哥里〔季諾維也夫〕已經決定上法庭去，你把這個決定去告訴加米涅夫吧。」加米涅夫當時躲藏在附近的一個同志家裡。我急忙要去，伊里奇叫住我說，「我們來告別吧，也許我們再不能相見了。」我們擁抱起來了。然後，我去找加米涅夫，並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決定轉告給他。傍晚，史達林等同志來了，說服了伊里奇不上法庭去，這樣便保全了他的生命。 [22] 奧爾忠尼啟則更為詳細地敘述了這些困難的時刻：「對我們黨領導人的緊張搜捕開始了……我們有些同志認為列寧決不可躲藏起來，他必須上法庭……許多著名的布爾什維克也這樣認為。我在塔夫利達宮會見了史達林。我們一起去看列寧……」人們首先注意到的是這一事實：在「對我們黨領導人的緊張搜捕」在繼續進行時，奧爾忠尼啟則和史達林在敵人的總部塔夫利達宮平靜地會面，沒有受到處罰。在阿利盧耶夫的寓所重新進行了老的爭論：自首還是藏起來？列寧認為不會有公開審訊，比其他任何人更為斷然反對自首的是史達林。「士官生〔相當於西點軍校的學生〕不會把你帶到監牢去，他們會在途中把你殺掉……」這時，斯塔索娃出現了，告訴他們一個新的謠言——根據警察局的文件，列寧是一個奸細。「這些話對列寧產生了難以置信的強烈印象，他的臉色緊張起來。他以極大的決心宣稱，他必須到監獄去，」奧爾忠尼啟則和諾根被派到塔夫利達宮去，試圖說服執政的黨派保證「伊里奇不會受到……士官生的私刑」。但是嚇壞了的孟什維克卻為他們自己尋求保證。史達林則在彼得格勒會議上報告說：「我個人向李伯爾和阿尼西莫夫〔孟什維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提出了發表宣言的問題。他們答覆說，他們不能提出任何種類的保證。」在敵人陣營中進行了這種試探之後，決定列寧應該離開彼得格勒，穩妥地躲藏在地下，「史達林著手組織列寧的動身事宜」。 指揮軍隊的軍官波洛夫策夫將軍後來的敘述證明，反對列寧自首的人們多么正確。「前往貼里奧基〔芬蘭〕希望抓到列寧的軍官問我，我是願意要這位先生的完整身體還是碎片……我笑笑回答說，被逮捕的人往往設法逃走。」對於假審判的組織者來說，這不是一個「司法」問題，而是一個逮捕和殺害列寧的問題，像兩年後在德國對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所做的那樣。史達林比別人更加相信流血報復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解決辦法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想法。此外，他遠不會擔心「輿論」可能說些什麼。包括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在內的其他人動搖了：諾根和盧那察爾斯基本來贊成列寧自首，後來在當天也反對自首。史達林比別人更加堅決地堅持立場，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 讓我們現在來看看，最近的蘇維埃編史者對這個引人注目的插曲作了什麼描繪。1938年官方的一個刊物寫道，「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後來成為法西斯匪徒的托洛茨基要求列寧向法庭自首。贊成列寧自首的，還有以後被揭發出是人民之敵的法西斯走狗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史達林對他們進行了激烈鬥爭」，等等。事實上，我個人並未參加這些會議，因為在當時我自己也不得不躲藏起來。7月10日，我寫信給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政府，宣布我完全擁護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7月22日，我被逮捕了。列寧在給彼得格勒會議的信中認為有必要特別指出：「在困難的7月日子裡，（托洛茨基）證明自己是跟得上局勢的。」史達林沒有被捕，甚至沒有在這個案件中受到正式控訴，原因非常簡單，對當局或輿論來說，他在政治上是不存在的。在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我和其他人遭到嚴酷迫害的時候，報上根本沒有提到史達林，雖然他是《真理報》的一個編輯，並在他的文章上簽名。誰也沒有給予這些文章以絲毫注意，沒有人對文章的作者感興趣。 列寧最初躲藏在阿利盧耶夫的寓所，後來遷到謝斯特羅列茨克，在那裡他同一個名叫葉梅里雅諾夫的工人住在一起。他絕對信任這個工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尊敬地提到了他，而沒有提到他的名字。阿利盧耶夫說：「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動身到謝斯特羅列茨克去的時候——那是在7月11日傍晚，史達林同志和我護送伊里奇到謝斯特羅列茨克車站。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躲在拉茲里夫的草棚里和後來躲在芬蘭時，他不時通過我送條子給史達林。有人把條子送到我的寓所。由於需要立即回答，史達林在8月間就搬到我處，和我一同住在列寧在七月事變的日子裡躲藏過的那個房間。」他顯然在這裡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阿利盧耶夫的女兒娜傑日達，她當時只是個少女。另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工人，一個歸化俄羅斯的芬蘭人拉希亞，在報刊上談到列寧有一次如何指示他，「在第二天傍晚把史達林帶來。我到《真理報》編輯部辦公室找到了史達林。他們談得很久」。同克魯普斯卡婭一起，史達林在那段時期里是中央委員會和列寧之間的重要聯絡人員，列寧無疑完全信任他，認為他是一個審慎的進行秘密活動的人。此外，一切情況自然而然地驅使史達林擔任這個角色：季諾維也夫躲藏起來了，加米涅夫和我在獄中，斯維爾德洛夫負責一切組織工作。史達林比其他人都來得自由些，不像其他人那麼受到警察的注意。在七月運動以後的反動時期里，史達林的作用變得重要得多了。 培斯特柯夫斯基在他的表示歉意的回憶錄中談到了史達林在1917年夏季的工作情況。他寫道：「彼得格勒的勞動群眾當時都不大知道史達林，他也不去尋求群眾對他的歡呼。由於沒有演說才能，他避免在群眾大會上講話。但是在黨的每一次會議上，每一次嚴肅的組織會議上，史達林都要發表政治講話。由於這一點，黨的活動分子都很了解他。當有關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參加立憲議會的候選人問題提出時，在黨的活動分子的倡議下，史達林的候選資格被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之一。」史達林的名字在彼得格勒的候選人名單上占第六位。……遲至1930年，為了說明為什麼史達林並不享有聲望，仍有必要指出他缺乏「演說才能」。現在，這樣一個說法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史達林被宣稱是彼得格勒工人的崇拜偶像，是一個第一流演說家。但是，的確，雖然史達林不在群眾面前露面，他同斯維爾德洛夫一起在7月和8月在總部、在秘密會議上和一般會議上進行了極其負責的工作，同彼得堡委員會進行接觸等等。 關於這個時期里的黨的領導，盧那察爾斯基在1923年寫道：「……直到七月事變為止，斯維爾德洛夫同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史達林一起，可以說是在布爾什維克總部負責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在七月事變的日子裡，他升到最前面。」這一點是真實的。在黨遭到嚴重破壞的日子裡，那個戴著眼鏡、身材矮小、面色黝黑的人的舉動，好像什麼不幸之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他繼續把任務派給人們，誰需要鼓勵就鼓勵誰，提供意見，必要時則發布命令。在這個革命年裡，他是真正的「總書記」，雖然他並沒有這個頭銜。但是，他是黨的書記，黨的絕對的政治領袖。列寧仍然留在地下。列寧從芬蘭送來了有關一切基本政策問題的文章、信件和決議草案。雖然由於他在遠處，因而經常犯戰術上的錯誤，但是這使他能夠更加肯定地規定黨的戰略。日常領導工作落在斯維爾德洛夫和史達林這兩個依然自由的最有影響的中央委員身上。同時群眾運動大大削弱了，一半黨員轉入地下，黨機器的重要性相應地增長。在黨機器內部，史達林的作用自然而然地增長了。這個規律在他的整個政治傳記里不變地發生作用，並且可以說是構成了它的主要動力。 7月間直接遭到失敗的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在最後攤牌時，由於各省比較落後，他們的魯莽行動被粉碎了，因此在首都群眾中間的失敗主義情緒要比其他任何地方濃厚。但是這種情況只持續了幾周。在7月中旬，的鼓動恢復了，當時在這個城市各個地方的小型集會上，3個英勇的革命家出現了：後來在克里木被白衛軍殺害的斯盧茨基，在彼得格勒被社會革命黨人殺害的沃洛達爾斯基以及在1936年被史達林殺害的葉甫多基莫夫。在各處失去了偶然的同路人之後，黨在月底再度開始發展起來。 7月21日和22日，在彼得格勒舉行了一次特別重要的會議，儘管當局和報紙一直沒有注意到這次會議。在冒險的進攻遭到慘敗之後，前線的代表們開始愈來愈經常地來到首都，他們抗議在軍隊中壓制自由和繼續戰爭。他們未能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因為妥協派沒有什麼可告訴他們的。來自前線的士兵在走廊和接待室里彼此結識，以激烈的軍人用語就中央執行委員會中身居高位之人交換意見。布爾什維克有使自己慢慢滲入各處的秘訣，他們建議這些感到迷惑和憤怒的代表們同首都的工人、士兵和水兵舉行商談。會議就這樣開始了，參加的有前線29個團隊的代表，彼得格勒90個工廠的代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代表以及周圍幾支駐軍的代表。前線的士兵談到了毫無意義的進攻，談到了屠殺，談到了妥協派委員和再次變得趾高氣揚的反動軍官之間的勾結。雖然大多數前線士兵仍然認為自己是社會革命黨人，但是措詞尖銳的布爾什維克決議被一致通過了。代表們從彼得格勒回到戰壕成了鼓吹工農革命的無比的鼓動者。看來在組織這次出色的會議方面，斯維爾德洛夫和史達林起了主要作用。 彼得格勒代表會議企圖使群眾不舉行示威，但未成功。會議在長時間中斷後，舉行到7月20日晚上。會議活動的進程非常清楚地說明了史達林的作用和他在黨內的地位。中央委員會的組織領導工作是由斯維爾德洛夫擔任的，他謙虛地——沒有一點假謙虛的樣子——把理論和重要的政策問題留給其他人處理。會議主要是估計在7月的大破壞之後可能出現的政治形勢。彼得格勒委員會的重要委員沃洛達爾斯基在一開始時就宣布：「目前，只有季諾維也夫能夠成為報告人……如果能聽列寧講話，那是很好的。……」沒有人提到史達林。由於群眾運動而中斷的會議在7月16日才復會。當時季諾維也夫和列寧正躲藏著，作基本政治報告的工作落到史達林身上。他作為季諾維也夫的代替者出現了。他說：「很明顯，目前反革命所以戰勝了布爾什維克，是由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孤立了並出賣了布爾什維克。」 [23] 報告人的主旨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勝利，但是這是一種不穩定的勝利。只要戰爭繼續下去，只要經濟崩潰沒有得到克服，只要農民沒有得到土地，「危機就會不可避免，群眾就會不止一次地走上街頭，決戰就會發生。革命和平發展的時期已經結束……」 [24] 因此，「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不再切合實際了。妥協主義的蘇維埃幫助了軍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反革命來鎮壓布爾什維克，來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裝，這樣蘇維埃自己就喪失了實際權力。就在昨天，它本來能用一道命令就解除臨時政府，而在蘇維埃內部，布爾什維克原能在簡單的被缺選舉中獲得權力。但是現在，這不再可能了。 在妥協派的協助下，反革命武裝了自己。蘇維埃本身倒成了反革命的掩護，為這種蘇維埃要求政權，那是愚蠢的！「問題不在於什麼樣的機關，而在於這個機關執行哪個階級的政策。」 [25] 現在談不上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權了。除了準備一次武裝起義之外，別無可為。一俟最低微的村民和前線的士兵一起轉向工人，就馬上可能進行武裝起義。但是在出現了這個雄偉的戰略前景之後，為就要到來的時期制定了一項極其審慎的戰術指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聚集力量，鞏固現有的組織並防止群眾舉行為時過早的發動……這就是我們黨中央委員會的總的策略路線。」 [26] 雖然這個報告在形式上是十分初步的，但它對過去幾天發生的局勢作了徹底的估計。辯論沒有給報告人所說的話增加什麼東西。1927年，會議記錄編輯委員會說：「這個報告的基本主張是與列寧共同商定的，並且是根據列寧還未來得及發表的文章《三次危機》制定的。」此外，代表們知道（非常可能是通過克魯普斯卡婭知道的），列寧為報告人寫了特別提綱。記錄說：「參加會議的人要求公布列寧的提綱。史達林說，他手頭沒有這個提綱……」代表們的要求非常可以理解，因為對方針作了如此根本的改變，以至他們希望聽到他們的領袖的真正見解。但是史達林的答覆是不容易理解的。如果只是把提綱留在家裡，他原能在下次會議上提出來；但是提綱從未提出。因此造成的印象是，提綱被藏起來了，不讓會議看到。甚至更加令人驚訝的是：《七月提綱》同列寧在地下所寫的其他各項文件不同，直到今天也沒有公布。由於唯一的一份掌握在史達林手裡，我們必須假定，他已把它丟失了。但是他自己沒有談及丟失的事情。記錄編輯委員會假定：列寧的提綱是他根據他的文章《三次危機》和《論口號》的精神寫的。這兩篇文章是在這次會議之前寫的，並且是在這次會議之後，在喀琅施塔得發表的，因為那裡仍然有出版自由。事實上，把內容對比一下可以看出，史達林的報告只是闡釋了這兩篇文章，他並沒有加上一句獨創性的話。顯然，史達林沒有看到這兩篇文章，並且沒有想到有這些文章；但是他利用了提綱，因為提綱的思想內容同文章是一樣的。這種情況足以說明為什麼報告人「忘記」把列寧的提綱帶到會議上，為什麼這項文件從未予以保留。史達林的性格使得我們作這種假設不僅是可以容許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在代表會議委員會內部，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鬥爭。在那裡，沃洛達爾斯基拒絕承認反革命在7月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他得到了多數支持。現在由委員會提出的決議案不再由史達林在會議上辯護，而是由沃洛達爾斯基辯護了。史達林沒有要求提出少數報告，沒有參加辯論。代表中間的思想很混亂。沃洛達爾斯基的決議案最後得到28個代表的支持，3個代表反對，28個代表沒有投票。維波爾格區的一批代表為他們不參加投票提出的藉口是：「列寧的提綱沒有公布，報告人就沒有權力為這項決議案辯護。」這番話顯然暗示把提綱藏起來是不適當的。史達林一言未發。史達林把提綱藏起來的做法引起不滿，而且他未能為提綱得到多數票，因此他遭到了雙重失敗。 至於沃洛達爾斯基，他繼續在實質上為布爾什維克的1905年革命綱要辯護：首先是民主專政；然後是同農民的不可避免的決裂；如果西方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就為社會主義專政而進行鬥爭。史達林在莫洛托夫和其他幾個人的支持下為列寧的新概念辯護：只有依靠最貧困的農民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同時開闢社會主義改造的時代。同沃洛達爾斯基比較起來，史達林是正確的，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證明這一點。另一方面，沃洛達爾斯基拒絕承認資產階級反革命已取得決定性勝利這一點，同列寧和史達林比較起來，也是正確的。辯論還要在幾天後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再次進行。會議結束時通過了史達林寫的一項呼籲——《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這項呼籲有一部分說：「……被收買的僕從和卑怯的誹謗者敢於公開『控告』我們黨的領袖『叛國』……我們領袖們的名字從來還沒有像現在，當厚顏無恥的資產階級流氓們辱罵他們的時候，這樣為工人階級所珍貴和親近！」 [27] 除了列寧以外，迫害和辱罵的主要受害者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我自己。當「資產階級流氓」辱罵他們的時候，這些名字對史達林特別親切。 彼得格勒代表會議在性質上是7月26日召開的黨代表大會的預演。那時，彼得格勒各個區蘇維埃差不多全都在布爾什維克手中。在工會總部，像在工廠和車間委員會一樣，布爾什維克勢力占統治地位。代表大會的組織準備工會集中在斯維爾德洛夫手裡。政治準備工作由列寧從地下進行指導。他在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件中，以及在布爾什維克報紙上（報紙開始再次出版），從各個角度來說明政治形勢。他為黨代表大會草擬了一切基本決議案，並在同各個報告人舉行的秘密會議上審慎地估量一切論點。 這次代表大會稱為「統一的」代表大會，因為彼得格勒區聯派組織將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加入黨。屬於這個組織的有越飛、烏里茨基、梁贊諾夫、盧那察爾斯基、波克羅夫斯基、曼努伊爾斯基、尤列涅夫、卡拉漢和我，以及以種種方式參加蘇維埃革命的其他革命家。《列寧全集》的一個腳註說：「在戰爭年代，區聯派很接近布爾什維克彼得堡委員會。」在代表大會舉行的時候，這個組織大約有4000名工作人員。 報紙上登載了關於這次代表大會的消息。代表大會是在兩個不同的工人階級地區半公開地舉行的。在政府人士當中有破壞這次代表大會的說法。但是在攤牌時，克倫斯基決定，不衝進維波爾格區是比較明智的。對一般公眾來說，負責召開代表大會的人們是不著名的。出席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當中後來著名的有斯維爾德洛夫、布哈林、史達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奧爾忠尼啟則、尤列涅夫、曼努伊爾斯基……主席團由斯維爾德洛夫、奧里明斯基、洛莫夫、尤列涅夫和史達林組成。甚至在這裡，雖然布爾什維克黨的一些最著名人物缺席，史達林的名字仍然列在末位。代表大會決定致電慰問「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盧那察爾斯基、加米涅夫和柯倫泰和所有其他被逮捕和遭迫害的同志」。這些人被選入了名譽主席團。而1938年出版的刊物只說列寧被選入名譽主席團。 斯維爾德洛夫作了關於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工作的報告。自從四月代表會議以來，黨從8萬人發展到24萬人，即在人數方面增加了兩倍。在七月事變的打擊下，這種發展是健全的。全國布爾什維克報紙的發行總額的微不足道是令人驚訝的——這樣一個大國只發行32萬份！但是革命的主張像電流一樣，布爾什維克思想滲入到成百萬人的意識中。 史達林重複了他的兩個報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活動的報告和關於國家情況的報告。史達林在提到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在這次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在首都贏得了大約20%的選票）時報告說：「中央委員會……竭盡全力同反革命的主力立憲民主黨人以及有意無意跟著立憲民主黨人走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作戰。」 [28] 自從三月會議以來，情況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在三月會議時，史達林曾經認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是「革命民主」的一部分，並且曾經依靠立憲民主黨人來「鞏固」革命成果。 同慣例相反，從政治報告中摘出了戰爭問題、社會護國主義、第二國際的瓦解和世界社會主義內部成立集團的問題，這些交布哈林去論述，因為史達林對國際問題是一竅不通的。布哈林說，通過對臨時政府和其他協約國政府施加「壓力」來爭取和平的運動已經完全失敗，只有推翻臨時政府，才能早日達到以民主方式消滅戰爭的目標。史達林繼布哈林之後作了關於黨的任務的報告。代表大會就兩個報告聯合進行了辯論，雖然不久就很清楚，兩個報告人的意見是不一致的。 史達林報告說：「有些同志說，由於我國資本主義不夠發達，所以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是空想。如果沒有戰爭，如果沒有破壞，如果國民經濟的資本主義組織的基礎沒有動搖，那麼他們這樣說是對的。一切國家都把干預經濟領域的問題當做在戰爭條件下的必要的問題提出來了……」 [29] 此外，「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過去和現在都沒有……蘇維埃這樣廣泛的組織……所有這一切排斥了勞動群眾拒絕干預經濟生活的可能性。在俄國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的現實基礎就在這裡。」 [30] 他的主要論點的明顯矛盾是驚人的。如果說資本主義不夠發達使得社會主義革命綱領成為空想，那麼生產力通過戰爭受到破壞並不會使社會主義時代更加接近，相反，會使這個時代空前遙遠。事實上，變民主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傾向不是基於生產力通過戰爭受到的破壞，而是基於俄國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在戰前以及在不受戰爭影響的情況下，可以看到這種傾向，而且的確看到了。不錯，戰爭加速了群眾中的革命過程使它快到不可估量的地步，但是它絲毫沒有改變革命的社會內容。應該補充說，史達林的論點是從列寧的一些孤立的、沒有得到進一步闡釋的言論抄襲來的，發表這些言論的目的是要使老幹部認識重新武裝的必要性。 在辯論當中，布哈林設法部分地為這箇舊的布爾什維克方案辯護：在第一次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以民主的名義同農民並肩進軍；在第二次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同歐洲無產階級並肩進軍。史達林反駁說：「照布哈林看來前途如何呢？在他看來，在第一階段我們要實行的是農民革命。但是要知道農民革命不能不和工人革命會師，不能不和工人革命匯合在一起。作為革命先鋒隊的工人階級不能不同時為其本身的要求而鬥爭。因此我認為布哈林的方案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 [31] 這是絕對正確的。除了使無產階級執掌政權以外，別無其他辦法可使農民革命贏得勝利。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就無法取得政權。史達林使用了到1917年4月為止一直被斥為「空想」的論點（這種論點在1905年初第一次得到說明）來反駁布哈林。但是在幾年之內，史達林忘記了他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這種論點；相反，他同布哈林一起重新提出「民主專政」方案，這個方案將在共產國際的綱領中占重要地位，並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中起了致命的作用。 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是改變基調，從和平地把政權轉移給蘇維埃改為準備武裝起義。為了武裝起義，首先必須了解力量對比所發生的變化。它的總方向是清楚的——從人民到資產階級，要斷定變化的程度則困難得多。只有階級之間的另一次公開衝突才能衡量力量的新的對比。8月底，這個考驗來臨了，因為科爾尼洛夫將軍反叛了。這次叛亂立即表明，資產階級無論在人民或軍隊中間仍然得不到支持。因此，七月事變表明的變化是表面的和插曲性的。然而它是十分真實的，因此，建議把政權和平地移交給蘇維埃是不能設想的。列寧在制定新方針時，首先關心的是使黨儘可能堅決地正視改變了的力量對比。在一定意義上，他採取了故意誇大其詞的辦法：低估敵人的力量比過高估計敵人的力量更加危險。但是過高估計會使代表大會躊躇不前，像在彼得格勒代表會議發生的情況一樣，特別是因為史達林對列寧的主張作了過分簡化的陳述。 史達林說：「關於政治形勢，現在已經沒有人談論兩個政權的並存了。從前蘇維埃是實際的力量，可是現在它僅僅是一個沒有絲毫權力的團結群眾的機關。」 [32] 某些代表堅決認為，反動派在7月的勝利是暫時的，反革命並未獲勝，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還未被廢除而造成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情況。他們這種說法是絕對正確的。史達林像他在彼得格勒代表會議上所做的那樣，用一句陳腐的話來答覆：「在革命期間並不產生反動。」事實上，每一次革命的軌道都是由上升和下降的特殊曲線組成的。敵人進行的或者由於群眾本身非常落後而造成的反震動（這種反震動使得這個政權更加適應反革命階級的需要）造成了反動，而沒有撤換那些掌權的人。但是反革命的勝利完全是另一回事：政權不轉入另一個階級之手，那是不可設想的。在7月並沒有出現這種決定性的政權轉移。迄今，蘇聯歷史學家和評論員繼續從書上抄襲史達林的公式，而不自問一下：如果政權在7月轉入資產階級之手，為什麼資產階級不得不在8月發動叛亂？直到七月事變為止，在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下，臨時政府只是一個影子，實際權力在蘇維埃手中。在七月事變後，一部分實際權力從蘇維埃轉入資產階級之手，但是只是一部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並未消失。後來決定十月革命的性質的正是這件事情。 史達林進一步說：「如果反革命能再苟延一兩個月，那只是因為聯合的原則沒有廢除。可是，既然革命力量正在發展，爆發就必然會到來。終究會有一天，工人把貧苦農民階層發動起來並把他們團結在自己周圍，高舉起工人革命的旗幟，開闢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紀元。」 [33] 讓我們注意：俄國無產階級的任務是開闢「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紀元」，這就是黨在以後幾年的公式。在一切重要方面，史達林的報告對局勢作了正確的估計，並作了正確的預測——列寧的估計和預測，但是，像通常一樣，他的報告缺乏對思想的闡釋。這位報告人作出論斷，他從不加以證明或爭辯。他的估計是憑經驗作的，或者是現成的；他的估計並沒有經過分析性的思考，沒有任何東西表明這些估計之間的有機聯繫，而有機聯繫本身就產生了必要的論證、演繹和說明。史達林，作為一個論戰者，喜歡不時以格言的方式重申人們已經表示過的主張，這種格言認為需要證明的事情已經得到證明。這些論點往往夾雜一些粗魯之詞，特別是在最後，因為那時不必害怕反對者的反駁了。 1938年，關於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一份出版物寫道：「列寧、史達林、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等人當選中央委員會委員。」同史達林一起被提到的只是3個死人。但是關於這次代表大會的記錄說，有21個委員和10個候補委員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由於黨的半合法性，通過秘密投票當選的人的名字沒有在代表大會上宣布，得票最多的4個例外。列寧——在可能有的134票中得到133票，季諾維也夫——132票，加米涅夫——131票，托洛茨基——131票。除他們以外，當選的還有下列諸人：諾根、柯倫泰、史達林、斯維爾德洛夫、李可夫、布勃諾夫、阿爾喬姆、烏里茨基、米柳亭、別爾津、捷爾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穆拉諾夫、斯米爾加、索柯里尼柯夫和邵武勉 [34] 。這些名字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的。8個候補委員的名字肯定地得到確認：洛莫夫、越飛、斯塔索娃、雅柯夫列娃、查帕里澤、基謝廖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 代表大會在8月3日結束。次日，加米涅夫從獄中獲釋。從那時起，他不僅經常在蘇維埃機關中講話，而且還對黨的一般政策和史達林個人施加了明確的影響。雖然他們二人在不同程度上使自己適應了新的方針，但他們要擺脫自己的心理習慣是不容易的。只要可能，加米涅夫就要磨平列寧的政策的銳角。史達林並不反對這一點，他只是避免惹禍。在斯德哥爾摩社會黨會議問題上爆發了公開衝突，舉行這次會議的倡議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來的。想作垂死掙扎的俄國護國派和妥協派認為，這次會議是「為和平而鬥爭」的一個重要工具。但是，被控同德國總參謀部有聯繫的列寧表示堅決反對參加顯然是由德國政府發起的這次會議。在8月6日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加米涅夫公開表示贊成參加這次會議。史達林甚至沒有想到在《無產者報》（這是當時《真理報》的名字）上為黨的立場辯護。相反，史達林沒有發表列寧反對加米涅夫的尖銳的文章，這篇文章只是在拖了10天以後，並且只是在文章的作者堅持要求和向其他中央委員發出呼籲以後才發表。可是，甚至在那個時候，史達林也並沒有公開支持加米涅夫。 加米涅夫獲釋以後，民主的司法部長就馬上在報紙上造謠說，他同沙皇秘密警察有某種聯繫。加米涅夫要求進行調查。中央委員會派史達林「同郭茨（社會革命黨的一個領袖）討論加米涅夫案件中的一項任務」。他過去被派過同樣的任務：同孟什維克波格丹諾夫「討論」喀琅施塔得分子的案件，同孟什維克阿尼西莫夫「討論」對列寧的保證。史達林一直留在幕後，他比其他人更加適合擔任各種微妙的任務。此外，中央委員會始終相信，史達林在與反對派進行的討論中不會讓任何人蒙蔽他。 史達林8月13日在論述對加米涅夫的誹謗的時候說，「反革命卑鄙的嘶嘶聲又變得響亮起來了。令人厭惡的反動毒蛇從角落裡出來，伸出了毒舌。它要蜇人，然後偷偷縮進它的黑暗蛇窟……」等等，這是他的典型的提比里西「變色龍」的風格。但是，這篇文章不僅在風格方面是有趣的。作者接著說：「惡劣的引誘，癲狂的謊言和誹謗，無恥的欺騙，低劣的偽造和捏造，已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起初，他們企圖誹謗久經考驗的革命戰士是德國的間諜。這一點失敗之後，他們想要把這些戰士說成是沙皇的間諜。這樣，他們試圖污衊那些把自己的有覺悟的一生獻給反沙皇政制的革命鬥爭事業的人是……沙皇的奴僕……所有這一切的政治意義是不言自明的：反革命的頭目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使加米涅夫無能為害，把他作為革命無產階級的一位公認的領袖加以消滅。」很可惜，在1936年審判加米涅夫時，這篇文章沒有在檢察官維辛斯基的材料中出現。 8月30日，史達林毫無保留地發表了季諾維也夫寫的沒有署名的文章《不要做的事情》。這篇文章顯然是反對準備起義的。「有必要正視現實：在彼得格勒，現在有許多情況有利於1871年巴黎公社所代表的起義的出現。」未提季諾維也夫的名字，列寧在9月3日寫道：「提到公社的話是非常表面的，甚至是愚蠢的……公社不可能立即向人民提供布爾什維克在執政時能夠向他們提供的東西，即給農民以土地，立即實現和平的建議。」對季諾維也夫的打擊也打擊了報紙的主編。但是，史達林保持沉默。他準備匿名支持右派對列寧進行的任何論戰。但是他很謹慎，不使自己牽涉進去。一有危險的跡象，他就躲開了。 對於史達林在這個時期的報紙工作，實際上沒有什麼話可說。他是中央機關報的主編，這並不是因為他生性是一位作家，而是因為他不是一個演說家，根本不適合進行任何公開活動。他沒有寫過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沒有提出一個新的問題來討論，沒有提出一個口號來普遍傳播。他關於時事的評論不是個人的，並且完全是在黨當時的觀點的範圍以內。他是被委派擔任報紙工作的黨的工作人員，不是一個革命的政論家。 群眾運動恢復了，暫時脫離工作的中央委員重新進行活動，這自然使史達林退出他在7月代表大會期間所據有的顯著地位。自那以後，他的活動是在暗中進行的，群眾既不知道，敵人也不注意。1924年，黨史委員會出版了共分幾大卷的革命編年史。第四卷共422頁，所說的是8月和9月的事情。它記錄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爭吵、決議、演講和在任何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些文章。在這一卷中，3次提到在當時實際上是無名的斯維爾德洛夫，提到加米涅夫46次，提到我（8月和9月初我是在獄中度過的）31次，提到在地下的列寧16次，和列寧同樣命運的季諾維也夫提到6次，史達林甚至一次也沒有提到。甚至在約有500個專名的索引中也沒有史達林的名字。換句話說，在這兩個月中，報紙沒有注意到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或他所發表的一篇講話。參加當時的事變的或多或少是著名的人，沒有一個曾提到他的名字，甚至一次也沒有提到。 幸而有可能通過中央委員會在7個月（1917年8月到1918年2月）中的記錄，儘可能詳盡地追溯史達林在黨的生活中或者不如說是在黨總部工作人員生活中的作用，這些記錄得到保存，但的確是不完全的。在政治領導人米柳亭、斯米爾加、格列博夫缺席的情況下，沒有什麼影響但是比史達林更適合於公開露面的人物被派參加各種會議和代表大會。在黨的決定中很少出現史達林的名字。烏里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史達林被委派組織立憲會議選舉委員會。這3個人也被委派草擬關於斯德哥爾摩會議的決議。史達林被派同一家印刷廠談判關於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報的事宜。他還參加另一個起草一項決議的委員會，等等。在7月代表大會以後，史達林關於根據「嚴格分配職務」的原則組織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的動議被通過了。但是草擬這項動議要比付諸實行容易些。事情的發展進程在一段時期內使職責繼續發生混亂，使決定被推翻。9月2日，中央委員會指派了一家周刊和一家月刊的編輯委員會，史達林參加了這兩個委員會。9月6日（在我出獄以後），一家理論雜誌的編輯委員會由加米涅夫和我代替了史達林和梁贊諾夫。但是這項決定也只是留在記錄中。事實上，兩家雜誌各只出版一期，實際的編輯會同被指派的委員會完全不同。 10月5日，中央委員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為即將舉行的大會準備一項黨綱草案。這個委員會由列寧、布哈林、我、加米涅夫、索里尼柯夫和柯倫泰組成。史達林未被列入，這不是因為有什麼人反對他的候選資格，而只是因為當問題是草擬一項絕頂重要的黨的理論文件時，誰都沒有想到他的名字。但是黨綱委員會從來沒有開過會，甚至一次會也沒有開過。在日程上的是完全不同的任務。黨起義獲勝並執掌了政權，而沒有一項擬好的綱領，甚至在純粹是黨的事務上，事件並不總是按照黨統治集團的先見和計劃使用人的。中央委員會指定一些編輯部、委員會、三人小組、五人小組、七人小組，而在它們還來不及開會以前，就被新事件打亂了，人人都忘記了昨天的決定。此外，由於進行秘密活動，記錄被穩妥地收藏起來，誰也沒有提到它們。 相當奇怪的是，史達林經常缺席會議。在中央委員會於8月、9月和10月第一周舉行的24次會議上，他有6次缺席，其他6次會議的與會者名單沒有得到。對於史達林來說，這種不按時出席會議的作風尤其不可寬恕，因為他沒有參加蘇維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工作，他從來沒有在公開集會上講過話。他本人顯然並不重視他自己參加中央委員會會議，而現在卻說他是參加這些會議的。在若干情況下，他缺席無疑是由於他的感情受到傷害和由於惱怒。他每當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時，就不高興而躲起來，夢想進行報復。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所載出席會議的委員的次序：9月13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史達林和斯維爾德洛夫等人；9月15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李可夫、諾根、史達林和斯維爾德洛夫等人；9月20日，托洛茨基、烏里茨基、布勃諾夫和布哈林等人（史達林和加米涅夫缺席）；9月21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史達林缺席）。名字的次序當然不是有規定的，有時候不按次序。但是這並不是偶然的，特別是我們考慮到在前一時期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缺席時，史達林的名字經常列在首位。當然，這些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關於史達林，再也找不到更大的事情了。此外，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公正地反映了黨的日常生活和史達林在其中的地位。 運動的範圍越大，史達林在其中的地位就越小，他就越難在普通的中央委員中間突出。在10月這個決定性年頭的決定性月份中，史達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不那麼受人注意了。這個殘缺的中央委員會（他的唯一的真正基地）本身在這些月份中缺乏固有的自信心。它的決定往往由於外部的因素而歸於無效。整個說來，黨機器從來沒有感到自己在革命動亂中有著鞏固的基礎。布爾什維主義口號的影響越廣泛和深入，委員會委員越難掌握這個運動；蘇維埃越是受黨的影響，這個機器發現自己的地位越小。這就是革命的矛盾之一。 1917年的情況在後來局勢較為平靜的時候相當明朗化了，在提到這個情況的時候，許多歷史學家，甚至是十分誠實的歷史學家，都把事情說得好像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政策是由中央委員會直接指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約在9月初就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了。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會議記錄無疑表明，除了由列寧、季諾維也夫和我參加的幾次全體會議以外，中央委員會並未起政治作用，它沒有在任何一個重要問題上採取過主動。中央委員會在這個時期里的許多決定仍然決而未行，因為它們同蘇維埃的決定發生衝突。蘇維埃的最重要的決議在中央委員會還沒有時間考慮之前，就付諸實行了。只是在取得政權、結束內戰和建立了一個穩定的政制之後，中央委員會才逐漸開始把對蘇維埃活動的領導權集中在自己手裡。到那時才輪到史達林。 8月8日，中央委員會發動了一個強烈的宣傳運動來反對克倫斯基在莫斯科召開的政府會議。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有人粗暴地操縱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是8月12日在莫斯科工人舉行抗議總罷工的緊張局勢下開幕的。未被准許參加這次會議的布爾什維克找到了一個更加有效的辦法來表示他們的力量。資產階級嚇壞了，並且非常憤怒。科爾尼洛夫總司令在21日把里加放棄給德國人，在25日開始向彼得格勒進軍，一心要建立個人專政。對科爾尼洛夫作了錯誤估計的克倫斯基宣布這位總司令是「祖國的叛徒」。甚至在那個緊要時刻，即8月27日，史達林都沒有到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去。索柯里尼柯夫以布爾什維克的名義到了委員會。他宣布布爾什維克準備同蘇維埃多數的機構就軍事措施達成協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抱著謝意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建議，因為士兵和工人目前追隨布爾什維克，科爾尼洛夫的叛亂沒有經過流血就被迅速鎮壓下去了，蘇維埃在7月間部分喪失的權力完全恢復了。布爾什維克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列寧在報紙上向妥協派提出了一個折中辦法：讓蘇維埃接管政權，保證宣傳的完全自由，布爾什維克將完全在蘇維埃合法性的基礎上採取他們的立場。妥協派好戰地拒絕同布爾什維克達成折中辦法。他們繼續向右派尋找自己的盟友。 妥協派的粗暴拒絕只是加強了布爾什維克的力量。像在1905年一樣，第一個革命浪頭使孟什維克占有的優勢不久就在尖銳化的階級鬥爭的氣氛中煙消雲散。但是同第一次革命中的傾向不同，現在布爾什維主義的成長是同群眾運動的高漲而不是同它的衰退一致的。這個重要過程在農村中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一個左翼從社會革命黨（該黨在農民中占優勢）分裂出來，試圖同布爾什維克齊步前進。大城市的駐軍幾乎完全同勞動人民站在一起。一個左翼孟什維克蘇漢諾夫作證說，「的確，布爾什維克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們每日經常在車床旁跟群眾打成一片……群眾與布爾什維克同生活，共呼吸。他們是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黨的手中。」他們是在黨的手中，而不是在黨機器的手中。 8月31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第一次通過了布爾什維克的一項政治決議。力圖不屈服的妥協派決定進行一次新的較量。9天後，問題在蘇維埃中直截了當地提出來。舊主席團和聯合政府政策得到了414票支持，519票反對，67票棄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自食其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之果。蘇維埃用我作為其新任主席提出的決議歡迎它組織的新的聯合政府。「新政府……將作為內戰政府載入革命史冊……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將組織一個真正的革命政府。」這是對拒絕我們的「折中辦法」的妥協派公開宣戰。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的所謂民主會議於9月14日在彼得格勒開幕，它表面上是為了抵消政府會議，而實際上是為了批准這個腐敗透頂的舊聯合政府。妥協派變得瘋狂起來了。幾天前，克魯普斯卡婭秘密赴芬蘭去看列寧。在一節滿載士兵的車廂里，人們談論的不是關於聯合政府，而是關於起義的事情。「當我把這些士兵的言論告訴給伊里奇的時候，伊里奇立即深思起來，以後他無論說什麼話，臉上深思的神情始終沒有消失。顯然，他談的是一個問題，而想的卻是另一個問題，即武裝起義問題，在想如何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 [35] 在民主會議——一切假民主議會中最愚蠢的一個——開幕的那天列寧給黨中央委員會寫了兩封著名的信件：《布爾什維克必須奪取政權》及《馬克思主義和起義》。這次他要求立即行動：發動團隊和工廠的人們，逮捕政府成員和民主會議成員，奪取政權。顯然這項計劃不能在當天付諸實行，但是它的確引導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思想和活動進入新的途徑。加米涅夫堅持斷然拒絕列寧的建議——說它是災難性的！加米涅夫害怕這些信件在黨和中央委員會中傳閱，他主張把副本全部毀掉，只留一份存入檔案，他得到6票；史達林建議「把這兩封信發給最重要的黨組織，並建議對它們進行討論」。最近的評論說，史達林的建議的目的在於「組織地方黨委員會對中央委員會施加影響，力促它執行列寧的指示」。如果情況是這樣，史達林原會直接出來為列寧的建議辯護，原會以他自己的決議來對抗加米涅夫的決議！但是他的想法遠非如此。各省的大多數委員會委員比中央委員會的更右傾。把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贊同的列寧信件發給他們看，等於是表示不贊成這些信件。史達林提出這個建議是為了爭取時間，如果發生衝突，就有可能申辯說，地方委員會違抗。中央委員會由於優柔寡斷而陷於癱瘓，會議決定把列寧信件問題推遲到下次會議討論。列寧極其不耐煩地等待答覆。但是史達林甚至沒有在5天後舉行的下次會議上露面，信件問題甚至未被列入議程。氣氛越熱，史達林的花招越冷。 民主會議決定在資產階級同意的條件下組織類似代議制機構的某種機構，克倫斯基答應給予這個機構以諮詢權。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共和國國會或預備國會應持什麼態度，立即成為布爾什維克之間的一個極重要的策略問題：他們在走向起義的道路上的情況下到底是應當參加這個國會，還是不理它？作為中央委員會在民主會議黨團會議上的報告人，我提出了抵制的主張。中央委員會在這個有爭論的問題上幾乎分成了兩半（9人主張抵制，8人反對抵制），它把這個問題提交黨團作出決定。為了說明矛盾的觀點，「提出了兩項報告：托洛茨基的報告和李可夫的報告」。史達林在1925年堅持說：「事實上報告人有4個：兩個主張抵制預備國會（托洛茨基和史達林），兩個主張參加（加米涅夫和諾根）。」 [36] 這番話幾乎是對的。當黨團決定結束辯論時，它決定再讓每一方派一位代表為它說話：史達林代表抵制派，加米涅夫（而不是諾根）代表參加派。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得了77票，史達林和我得了50票。地方人員使抵制策略遭到失敗，他們同孟什維克的分離在國內許多地區還是不久以前的事。 表面上看來分歧似乎是不重要的。事實上，基本問題是，黨到底是準備在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起反對派的作用呢，還是為自己規定通過暴力奪取政權的任務。史達林後來由於這次事件在官方歷史中占重要地位而追述了他擔任的報告人角色。這位厚道的主編自動地補充說，我支持「中間路線立場」。在後來的版本中，我的名字被完全刪去了。新的黨史宣稱：「史達林……堅決反對參加預備國會。」 [37] 但是除了會議記錄的證詞之外，還有列寧的證詞。他在9月23日寫道，「應當……到群眾中去……應當給他們提出正確、鮮明的口號：驅逐克倫斯基的波拿巴主義匪幫和解散他偽造的預備議會。」 [38] 然後加了一個腳註：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主張抵制的。好極了，同志！」但是，克里姆林宮當然已正式規定從新版《列寧全集》中消除所有的這種過失。 10月7日，布爾什維克黨團示威性地退出了預備國會。「我們向人民呼籲：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等於號召起義。就在那天，中央委員會會議決定組織一個同反革命鬥爭情報局。這個有意說得含糊的名稱掩蓋了一項具體任務：偵察和為起義進行準備。斯維爾德洛夫、布勃諾夫和我被委派組織這個局。由於記錄很簡要，又沒有其他文件，作者不得不在這一點上靠自己的記憶力。史達林拒絕參加這個局，建議由沒有什麼權威的布勃諾夫代替他。他對這個主張本身持保留態度，如果不是持懷疑態度的話。他是贊成起義的，但是他不相信工人和士兵已經準備採取行動。他是孤立的，他不僅同群眾沒有聯繫，而且甚至同他們的蘇維埃代表也沒有聯繫，他滿足於黨機器的歪曲的印象。對群眾來說，7月的經驗並不是沒有留下痕跡。實際上，盲目施加的壓力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審慎態度。另一方面，群眾對布爾什維克的信心已經帶有懷疑色彩了：他們能夠做他們答應做的事情嗎？布爾什維克鼓動者不時抱怨說，群眾對他們有些冷淡。事實上，群眾對於等待、猶豫不決和說空話已感到厭倦了。但是在黨機器中，這種厭倦經常被稱為「缺乏戰鬥情緒」。因此，委員會的許多委員產生了懷疑。此外，在就要起義以前，甚至最勇敢的人也一定會在心窩中感到有點冷。這一點並不總是得到承認，但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史達林自己的心情很曖昧，他決不會忘記4月，當時，他作為明智的「有經驗的人」大受羞辱。另一方面，史達林信任這個機器的程度遠超過信任群眾的程度。在一切最重要的場合，他的保身之法是同列寧一起投票。但是他並未主動支持所通過的決議，不直接採取任何決定性行動，保護著後退的橋樑。像一個拖後腿的人影響別人一樣，最後由於他越出常軌而錯過了參加十月革命的機會。 的確，同反革命鬥爭情報局毫無結果，但是這並不是群眾的過錯。9日，斯莫爾尼同政府發生了新的尖銳的衝突，政府下令把革命軍隊從首都調到前線。駐軍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它的保護者蘇維埃的周圍。起義的準備工作立即獲得了具體基礎。昨天發起組織這個情報局的人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轉向在蘇維埃本身內成立一個軍事參謀部。第一步是在同一天即10月9日採取的。「為了對付總參謀部領導革命軍隊撤出彼得格勒的企圖」，執行委員會決定成立軍事革命委員會。因此，根據事情的邏輯發展，沒有在中央委員會中進行任何討論，起義就幾乎是突然在蘇維埃舞台上發動了，並開始利用它的蘇維埃總參謀部，這個參謀部要比10月7日立的情報局有效得多。 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在10月10日再次舉行，列寧戴著假髮參加。這次會議具有歷史意義。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列寧的動議，這項動議主張把武裝起義作為最迫切的實際任務。困難在於時間問題，即使對最有信心的起義的支持者來說，也是如此。早在民主會議的日子裡，妥協主義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布爾什維克的壓力下，規定10月20日為舉行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日期。現在可以完全保證布爾什維克會在代表大會上得到多數。至少在彼得格勒，起義必須在20日之前發動；否則代表大會就不能奪取對政府的控制權，並將有被解散的危險。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決定在15日左右在彼得格勒發動起義，這一點沒有在書面上記錄下來。因此，剩下的準備日子只有5天了。人人都認為這是不夠的。但是黨是它自己在不同的場合強加於妥協派的那個日期的俘虜。我宣布執行委員會已決定組織自己的軍事參謀部，這項宣布並未造成很大的印象，因為這主要是一個計劃問題，而不是一個事實問題。人人的注意力都集中於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論戰，他們兩人堅決反對武裝起義。在這次會議上，史達林似乎不是根本沒有講話就是只發表了簡短的講話；無論如何，在記錄中，絲毫沒有關於他可能說過的什麼話的痕跡。這項動議以10票對2票獲得通過。但是所有參加的人對於這個日期仍然抱有疑慮。 在這次會議快要結束時（這次會議持續到午夜以後），根據捷爾任斯基的相當偶然的倡議，決定「為在政治上指導起義而組織一個由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史達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諾夫組成的局」。但是這個重要決定毫無結果：列寧和季諾維也夫仍然躲藏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可調和地反對10月10日的決定。「起義政治指導局」甚至一次會也沒有開過，只有它的名字保留在用鉛筆寫的雜亂的記錄里（在用墨水寫的附言中）。這個有名無實的局以「七人」這個簡稱載入了官方的歷史中。 組織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的任務迅速地進行著。當然，吵鬧的蘇維埃民主機器使得不可能進行任何決定性的刺激。但是在代表大會舉行之前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列寧擔心會有拖延，這種擔心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由於他的要求，10月16日召開了中央委員會的另一次會議，參加的有最重要的彼得格勒組織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堅持他們的反對立場，在形式上，他們的態度比前更加強硬。6天過去了，起義還沒有開始。季諾維也夫要求到蘇維埃代表大會開會時再作出決定，以便同各省的代表「磋商」。他在內心裡希望他們給予支持，在辯論時，大家的情緒很激動。史達林第一次參加了這種討論。他說：「起義的日子應該選擇得適當。只能這樣來理解決議……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建議客觀上是讓反革命有可能準備和組織起來。我們將無止境地退卻，使革命遭到失敗。為什麼我們不應該保證自己有可能選擇起義的日期和條件而不讓反革命組織起來呢？」 [39] 他是在為黨的選擇攻擊時刻的抽象權利辯護——而問題卻是規定一個確切的日期。如果布爾什維克蘇維埃代表大會證明不能立即奪取政權，那只會使「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變成一句空話而損害這個口號。季諾維也夫堅持說：「我們必須坦率地對我們自己說，我們不會在今後5天內試圖發動起義。」加米涅夫也力陳這一點。史達林並未直接面對這個問題；他以這樣的驚人詞句作為結束語：「彼得格勒蘇維埃已經走上了起義的道路，不贊同調走軍隊。」 [40] 他只是重申軍事革命委員會領導人最近提出的公式，而這個公式同他自己的抽象的演說毫無關係。但是，「已經走上了起義的道路」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幾天還是幾周的問題嗎？史達林小心翼翼地不作具體說明。他自己的頭腦對局勢是分析不清楚的。 10月10日的決議以20票對2票的大多數獲得通過，3票棄權。但是誰也沒有回答這個重要問題：關於在彼得格勒的起義必須在10月20日之前發動的決定是否仍然有效？很難找到答案。從政治上說，在代表大會之前發動起義的決定是絕對正確的。但是要付諸實行，剩下的時間太少了，10月16日會議從來也沒有設法調和這個矛盾。但是這時，妥協派來救援了。第二天，他們由於自己的原因決定把他們根本不想舉行的代表大會的開幕日期推遲到10月25日。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出人意料的延期提出公開抗議，但是暗中表示感謝。額外的5天完全解決了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困難。 中央委員會的記錄以及在起義之前最後幾周出版的《真理報》十分詳細地追溯了史達林在起義的背景下的政治行徑。正如戰前他一方面在表面上支持列寧，同時尋求調和派的支持來反對「在牆上爬」的僑居國外的人那樣，現在他一方面同中央委員會的正式的多數站在一起，而同時支持右翼反對派。像以往一樣，他是謹慎行事的，但是，事變的迅速發展和矛盾的尖銳化迫使他不時採取比他所想要採取的更進一步行動。 10月11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報紙上發表了一封反對起義的信。在黨的領導人當中，情況立即變得極其嚴重，列寧在地下大為震怒。為了能夠傳播自己關於起義的觀點，加米涅夫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這個問題在10月20日的會議上進行了討論。斯維爾德洛夫公布了列寧的信件，這封信斥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工賊，要求把他們開除出黨。由於在同一天上午《真理報》發表了編輯部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辯護的聲明，危機突然複雜化，聲明說：「列寧同志的文章的尖銳語調並沒有改變我們基本上繼續同意他的意見的事實。」這個中央機關報認為，指責列寧的抗議的「尖銳性」而不指責這兩個中央委員反對黨關於起義的決定的公開立場是適當的，而且表示它在「基本原則」上支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好像在當時還有比起義問題更為根本的什麼問題一樣！中央委員們驚奇地揉揉自己的眼睛。 史達林在編輯部的唯一的同事是索柯里尼柯夫——未來的蘇聯外交家，後來是「清洗」的受害者。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宣布他與撰寫反駁列寧的那篇社論的工作毫無關係，並且認為它是錯誤的。這樣，史達林就在起義前4天，還在單獨——在反對中央委員會和反對他自己的編輯同事的情況下——支持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中央委員會只是由於擔心使危機延長才克制了它的憤怒。 史達林繼續在起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玩弄手法，他正式表示反對接受加米涅夫的辭呈，他爭辯說，「我們的整個形勢是矛盾的」。加米涅夫的辭呈以5票對史達林和另外兩人的反對票被接受了。一項決議以6票對史達林的一票被通過了，這項決議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進行反對中央委員會的鬥爭。會議記錄說：「史達林說，他要離開編輯部。」對他來說，這意味著放棄他在革命情況下能夠擔任的唯一職務。但是中央委員會拒絕接受他的辭呈，從而防止了另一次分裂的發生。 從圍繞著史達林所創造的傳奇來看，他的這個行動可能是無法解釋的，但是事實上，這是完全符合他的內在性格的。對群眾的不信任和猜疑性的謹慎在歷史性的決定時刻迫使他隱退，等待時機，並且如果可能的話，保證自己可以來來去去。他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進行辯護肯定不是由於感情上的考慮。4月，史達林改變了他的正式立場，但是沒有改變他的思想。雖然他投票支持列寧，但他在感情上與加米涅夫要親近得多。此外，對於他自己的作用的不滿自然使他要和其他感到不滿的人聯合起來，即使在政治上他和他們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起義以前的整個最後一周中，史達林在列寧、斯維爾德洛夫和我為一方與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為另一方之間玩弄手法。在10月21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他恢復了最近被打亂的平衡，建議指定列寧為即將舉行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提綱，並建議指定我準備政治報告。這兩個動議都一致通過。如果當時在我和中央委員會之間有任何分歧——這是在幾年以後所捏造的一個謠言——的話，中央委員會會根據史達林的倡議委託我在這個最重要的時刻作這個最重要的報告嗎？在這樣使自己站在左邊以後，史達林再次隱退，等待時機。 傳記作家對於史達林參加十月革命一事是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不管他們多麼願意說。人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提到他的名字的話——在文件中，或者許多回憶錄中都是這樣。為了設法彌補這個大的空白，官方的歷史編纂學家把起義同所謂準備這次起義的某個神秘的黨「總部」聯繫起來，這樣來暗示他參加了起義。但是，沒有任何人向我們敘述關於這個「總部」的活動，關於它的會議的地點和時間，關於它指導起義所使用的方法等等。這是不足為奇的：根本沒有這樣的「總部」。但是，這個奇談是值得注意的。 在中央委員會10月16日同彼得格勒黨的一些主要的組織者舉行的會議上，決定組織由5名中央委員成立的「軍事革命總部」。列寧在大廳的一個角落倉促寫成的一項決議案說：「這個總部將成為革命蘇維埃委員會的一部分。」這樣，按照這個決定的直接的意義，成立「這個總部」的目的不是為了獨立地領導起義，而是補充蘇維埃參謀部。但是，正像在這些緊張的日子裡臨時想出的其他許多主意一樣，這個主意從未實現。就在中央委員會在我缺席情況下在一張紙上組織一個新的「總部」的時候，由我擔任主席的彼得格勒蘇維埃肯定地成立了軍事革命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從成立的時候起就完全負責了起義的全部準備工作。斯維爾德洛夫——他的名字列在「總部」成員名單上的第一位（並不是史達林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像最近的蘇維埃刊物所錯誤記載的那樣）——在10月16日的決議前後在與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密切聯繫下進行了工作。遲至10月24日，「總部」的另外3名成員——烏里茨基、捷爾任斯基和布勃諾夫——參加了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他們每人都是單獨參加的，好像10月16日的決議根本沒有通過一樣。至於史達林，根據他在那個時期的整個行動方針，頑固地不參加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或者軍事革命委員會，沒有參加它的任何一次會議。所有這些情況都可以根據正式發表的記錄輕而易舉地加以證實。 在10月21日中央委員會會議上，4天以前成立的「總部」是應該報告它的工作的，或者至少要說它已開始工作。距離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只有5天了，而起義是應當在代表大會開幕以前舉行。史達林太忙，不會有工夫來做這件事。他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辯護，在那次會議上提出了他退出《真理報》編輯部的辭呈。但是出席這次會議的其他「總部」成員——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和烏里茨基——一個都沒有提出關於這一點的暗示。10月16日會議的記錄顯然被謹慎地擱置起來，以便掩蓋關於列寧「非法」參加會議的一切痕跡。而且隨後的富有戲劇性的4天中，這個「總部」更加容易被忘記，因為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緊張活動已完全排斥了對任何這樣的補充機構的需要。 在10月21日舉行的有史達林、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參加的一次會議上，又沒有關於這個「總部」的報告，甚至根本沒有提到它。中央委員會繼續進行工作，好像從來沒有通過關於一個「總部」的任何決議一樣。順便說一句，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決定再派10名出色的布爾什維克（其中有史達林）參加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以改進它的工作。但是這只是另一項仍然是在紙面上的決議。 起義的準備工作在迅速進行中，但是沿著一個完全不同的途徑進行。首都駐軍的實際主人軍事革命委員會正在尋找藉口來公開與政府決裂。這個地區的駐軍的司令官在10月22日提供了這個藉口，因為他拒絕讓委員會的委員控制他的參謀部。我們必須趁熱打鐵。軍事革命委員會執行局（斯維爾德洛夫和我參加了）決定承認與駐軍的決裂是一個既成事實並採取攻勢。史達林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任何人都從未想到請他參加。凡是在需要破釜沉舟的時候，沒有人提到這個所謂的「總部」的存在。 直接發動起義的中央委員會會議，是在10月24日上午在斯莫爾尼（現在變成堡壘）舉行的。會議一開始，加米涅夫 [41] 的一項動議就被通過了：「任何中央委員非經特別許可都不得離開斯莫爾尼。」議程上有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報告。就在起義開始的那個時刻，也沒有提到所謂的「總部」。會議記錄說：「托洛茨基建議把中央委員會的兩個委員交給軍事革命委員會使用，以便同郵電工作人員和鐵路人員保持接觸；第三個委員則監視臨時政府。」捷爾任斯基奉派同郵電工作人員進行接觸，布勃諾夫奉派同鐵路人員保持接觸。斯維爾德洛夫則奉派監視臨時政府。此外，「托洛茨基建議在彼得巴甫洛要塞派駐一批後備人員，委派一名中央委員到那裡去實現這個目的。決定：『派斯維爾德洛夫去同這個要塞保持經常接觸』。」這樣就第一次把「總部」的3個成員交給軍事革命委員會直接使用。如果這個「總部」存在並且忙於為起義進行準備，那麼這種事情自然就是不必要的了。記錄說，「總部」的第四個成員烏里茨基提出了一些實際建議，但是第五個成員史達林在什麼地方呢？ 最令人驚訝的，是史達林甚至沒有參加這次決定性的會議。中央委員規定自己不得離開斯莫爾尼，但是，首先，史達林甚至沒有到那裡去。1929年發表的會議記錄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史達林從來沒有在口頭上或書面上解釋他缺席的原因。誰也沒有把這一點當做問題提出，大概是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關於發動起義的一切最重要的決定都是在沒有史達林參加，甚至在絲毫沒有他間接參加的情況下作出的。當這齣戲中的一些角色分派給各個演員時，誰也沒有提到史達林，誰也沒有建議派他擔任什麼角色。他只是退出了這場遊戲，也許他從某個秘密隱藏地來領導他的「總部」？但是這個「總部」的其他所有成員繼續留在斯莫爾尼。 在公開起義已經開始的時刻里同別人隔絕的列寧很為焦急，他向地區領袖發出呼籲，「同志們：我寫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我力勸同志們相信，現在正是千鈞一髮的關頭，目前提上日程的問題決不是會議或代表大會（即使是蘇維埃代表大會）所能解決的，而只有……武裝起來的群眾的鬥爭才能解決。」 [42] 從這封信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直到10月24日晚上，列寧對於軍事革命委員會發動進攻一事還一無所知。同列寧的接觸主要是通過史達林來保持的，因為他是警察絲毫不加注意的人物之一。必然要得出這樣的推論：由於史達林那天早晨沒有去參加中央委員會會議，後來一整天都不在斯莫爾尼，他直到深夜才發現起義已經開始並且在緊張地進行著。這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懦夫——指責史達林是懦夫是沒有根據的——他只是在政治上不輕易表態。這個謹慎的陰謀家寧願在緊要時刻做騎牆派，他在採取立場之前，先等待看看起義的結果如何。如果失敗的話，他就能對列寧、我和我們的信徒說：「全是你們的過錯！」人們必須清楚地了解人們在那些日子的易於發怒的脾性，才能按照功過來估量這個人的冷靜的勇氣，或者如果你喜歡這麼說的話，估量一下他的陰險之處。 不是的，史達林並沒有領導這次起義——既沒有親自領導，也沒有通過某個「總部」領導。在列寧在世時出版的，甚至在後來出版的一些記錄、回憶錄、無數文件、參考性著作和歷史教科書中，誰也沒有提到這個所謂「總部」，誰也沒有提到史達林是這個「總部」的領袖，或者是以其他某種資格參加這次起義的一個重要人物。黨沒有記著他，只是在1924年，黨史委員會在搜集各種材料時，才發現10月16日會議記錄中有關於成立一個實踐「總部」的決議全文。當時正在跟左翼反對派和我本人激烈進行的鬥爭要求對黨史和革命歷史有一種新的說法。我記得，到處有朋友和有聯繫的謝雷布里亞科夫有一次對我說，史達林的秘書處對發現這個「總部」感到非常高興。 我驚奇地問道：「這一點可能有什麼意義呢？」 精明的謝雷布里亞科夫回答說：「他們將以此為依據編造一些東西。」 但是甚至在當時，關於這個「總部」的問題，仍只限於一再重新刊印會議記錄並含糊地提到它。1917年事變對每個人來說記憶猶新。革命的參加者還沒有被完全消滅，被列為「總部」成員的捷爾任斯基和布勃諾夫仍然活著。由於純粹的宗派狂熱，捷爾任斯基當然完全能夠同意把並非史達林的成就歸功於史達林；但是他不能把這種成就歸功於自己，那是他力所不及的。捷爾任斯基後來去世了。布勃諾夫失寵和被消滅的原因之一，無疑就是因為他拒絕作假見證。其他人都記不得有關這個「總部」的任何事情。空洞的記錄仍然是作為記錄而存在——沒有骨肉，沒有耳目。 這一點並未能阻止它成為關於十月革命的新說法的核心。1925年，史達林已經在爭辯說：「起義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領導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沒有被選入這個負有領導起義使命的實踐總部。這同關於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說法怎能符合呢？」 [43] 這個論點顯然是不合乎邏輯的。按照決議的確切意義，這個「總部」已經成了我擔任主席的那個軍事革命委員會的一部分。史達林完全暴露出他打算在這部記錄上「編造」一部新的起義史。他所沒有解釋的，就是「關於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說法」的來源，而這一點可能是值得考慮的。 在初版的《列寧全集》的注釋中，在我的名字下有下面一段話：「在彼得堡蘇維埃轉入布爾什維克之手以後，〔托洛茨基〕當選這個蘇維埃的主席並且作為主席組織和領導了10月25日的起義。」這樣，「傳奇」就在《列寧全集》的作者在世的時候在這部著作里找到了一個地位。在1925年之前，誰也沒有想到對此提出異議。史達林自己一度讚揚過這種「流行說法」。他在1918年的周年紀念文章中寫道：「關於起義的一切實際組織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肯定地說，駐軍很快地轉到蘇維埃方面以及軍事革命委員會堅定地進行了自己的工作，黨主要和首先要感謝托洛茨基同志。安東諾夫和波德沃伊斯基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今天，這番話聽來好像是讚詞。事實上，作者內心的目的是提醒黨，在起義的日子裡，除了托洛茨基以外，還存在著中央委員會，而史達林是它的一個委員。但是，史達林不得不使他的文章具有至少是一種客觀的樣子，他在1918年不能不說他所說的這句話。無論如何，他在蘇維埃政府的第一周年把「起義的實際組織工作」歸功於托洛茨基。那麼，這個「總部」的神秘的作用是什麼呢？史達林甚至提都沒有提到它，這是在發現10月16日的記錄6年以前的事。 1920年，史達林不再提到托洛茨基了，他提出列寧而不是提出中央委員會作為這個錯誤的起義計劃的草擬者。他在1922年重複了這一點，但是以「一部分同志」來代替列寧，並且審慎地暗示他（史達林）與拯救起義使它免受錯誤計劃之害這件事有關。又是兩年過去了，看來好像是托洛茨基惡意地捏造了關於列寧的錯誤計劃的謠言；事實上，托洛茨基本人提出了這個錯誤的計劃，幸而它遭到中央委員會的拒絕。最後，在1938年出版的「黨史」把托洛茨基說成是一個激烈反對十月革命的人，而十月革命實際上是史達林進行的。與此同時，所有的藝術都被動員起來：詩歌、繪畫、戲劇和電影突然要使這個神話似的「總部」具有生命，雖然最勤勉的歷史學家即使是用放大鏡也無法找到它的任何痕跡。今天，在世界銀幕上，更不用說在共產國際的刊物上，史達林成了十月革命的領袖。 關於所有的老布爾什維克的歷史事實也一再以同樣方式修改了，雖然也許不完全是如此明目張胆地修改，這取決於改變中的政治結合。1917年，史達林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辯護，企圖利用他們來反對列寧和我，為他的未來的「三人小組」作準備。1924年，當「三人小組」已經控制了政治機器的時候，史達林在報紙上爭辯說，在10月之前，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見分歧是暫時的、次要的。「意見分歧所以只延續了幾天，是因為而且僅僅是因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是列寧主義者，是布爾什維克。」 [44] 在「三人小組」垮台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的行為在若干年中成了譴責他們是「資產階級代理人」的主要理由，最後，這個理由被列入了使他們兩人被槍斃的那項致命的起訴書中。 對於這種冷靜地、耐心地，同時是殘酷地、堅持不渝地為達到一貫是個人目標而奮鬥的做法，人們不能不感到非常驚訝和嘆息。正如這個年輕的柯巴一度在巴統千方百計地打擊他的上級、提比里西委員會委員那樣，正如他在獄中和流放期間唆使傻子反對他的對手那樣，他現在在彼得格勒不倦地鉤心鬥角，以便推開、詆毀、誹謗和貶損在某個方面壓過他或者妨礙他的野心的任何人。 當然，十月革命作為新政權的源泉已在新的統治集團的思想中占主要地位。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在中央和各個支部是誰進行領導的呢？史達林需要差不多是20年的時間來迫使全國接受一幅歷史圖景，在這幅圖景里，他代替了起義的真正的組織者而把革命叛徒的角色派給了這些組織者。如果認為他在開始時就有一項個人擴張的擬好了的行動計劃，那是不正確的。特殊的歷史環境使他的野心具有了甚至連他自己都感到驚奇的規模。在一個方面，他是始終一貫的：不顧其他一切考慮，他利用每個具體情況，在犧牲他的同志們的情況下鞏固自己的地位——一步一步地、一點一點地、耐心地、毫不激動然而是毫不慈悲地這樣做！正是在不間斷地進行陰謀、審慎地提供真假情況和有計劃地進行偽造方面，最好地反映出史達林是一個人物，是新的特權階層的領袖，這個階層一般說來必須為自己捏造新的傳記。 由於在3月間有了一個壞的開端，而這個開端並未在4月間得到改善，史達林在這個革命年頭的全年一直躲在幕後。他同群眾從來沒有直接聯繫，對革命的命運從未感到負有責任。在某些時候，他是參謀長，從來不是總司令。他寧願保持平靜，等待別人採取主動，注意他們的弱點和錯誤，他自己則落後於局勢發展。為了取得成功，他必須有某種穩定的關係和許多時間供他支配。革命使他無法得到這兩者。 史達林從未在由直接的責任感而產生的心理壓力下被迫分析過革命的問題，他對十月革命的固有的邏輯從來沒有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對革命的回憶才是如此經驗主義的、分散和不協調，他後來對起義戰略的判斷才是如此矛盾，他在後來的若干革命（德國、中國、西班牙）中的錯誤才是如此巨大。真的，革命並不是這位前「職業革命家」的要素。 但是，1917年是這位未來的獨裁者成長過程中的最重要的階段。他自己後來說，在提比里西，他是一個小學生；在巴庫，他成了一個學徒；在彼得格勒，他成了一個工匠。他在西伯利亞（在那裡，他降到了左翼孟什維克的水平）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冬眠了4年之後，這個革命年在他的政治發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為在這一年裡，他是在列寧的直接領導之下，處在很有資格的同志們的圈子內。他第一次有機會學到迄今一直是在他的經驗範圍之外的許多東西。他抱著惡意（然而是銳敏和機警地）傾聽和觀察。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政權問題。得到孟什維克和民粹黨人（他們是昨天在地下、監獄和流放地的同志們）支持的臨時政府使他能夠更加仔細地窺視這個神秘的實驗室，人人知道，在那裡，把鍋子擦亮的不是上帝。在沙皇時代把地下革命家同政府分開的無法估量的距離縮小到零。政府成為某個很親切的東西，成為一個很熟悉的概念。柯巴擺脫了他的許多鄉氣，如果不是在習慣方面，至少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他敏銳地、憤懣地感到他作為一個人所缺少的東西；同時，他考驗了準備鬥爭到底的一批緊密團結的、有才能和有經驗的革命家的力量。他成為群眾擁之執政的黨的總參謀部的一個公認的成員。他不再是一個柯巴。他肯定地成了史達林。 * * * [1] 《論戰爭》。《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8—9頁。——譯者注 [2] 《論取消民族限制》。《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8頁。——譯者注 [3] 《論取消民族限制》。《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8頁。——譯者注 [4] 《彼得堡的選舉》。《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78頁。——譯者注 [5] 參看《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114—115頁。——譯者注 [6] 《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114頁。——譯者注 [7]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史達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9頁。——譯者注 [8]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1—242頁。——譯者注 [9]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8—49頁。——譯者注 [10]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8—49頁。——譯者注 [11]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頁。——譯者注 [12]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頁。——譯者注 [13]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頁。——譯者注 [14]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頁。——譯者注 [15]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頁。——譯者注 [16]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頁。——譯者注 [17] 《革命的落伍者》。《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58頁。——譯者注 [18]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組織緊急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3、149頁。——譯者注 [19]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組織緊急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3、149頁。——譯者注 [20]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組織緊急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3、149頁。——譯者注 [21]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組織緊急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5頁。——譯者注 [22] 《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5—326頁。——譯者注 [23]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組織緊急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12頁。——譯者注 [24] 同上書，第113頁。——譯者注 [25] 同上書，中文版第118、106頁。——譯者注 [26] 同上書，中文版第118、106頁。——譯者注 [27] 《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32—133頁。——譯者注 [28]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48頁。——譯者注 [29] 參看上書，第162頁。——譯者注 [30]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0—171頁。——譯者注 [31] 同上書，第170—171頁。——譯者注 [32]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頁。——譯者注 [33] 參看《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66頁。——譯者注 [34] 這個名單中沒有布哈林的名字。——原編者注 [35] 《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1頁。——譯者注 [36]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史達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97頁。——譯者注 [37]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9頁。——譯者注 [38] 《政論家札記》。《列寧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第256頁。——譯者注 [39] 《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66頁。——譯者注 [40] 《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史達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66頁。——譯者注 [41] 加米涅夫在同時已恢復中央委員的職務。——著者注 [42] 《致中央委員的信》。《列寧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第430頁。——譯者注 [43]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史達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5頁。——譯者注 [44]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史達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3—284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