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六章　戰爭和流放

列·托爾斯泰在街上看到一個人蹲著，做出奇怪的手勢，他斷定這個人一定是瘋子。走近的時候，他才相信這個人在做必要的工作：在磨刀石上磨刀。 列寧喜歡引用這個例子。在旁觀者看來，無休止的討論，派系爭吵，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分裂，布爾什維克派自己內部的爭論和分裂，似乎像瘋子的活動。但是，事變的考驗證明，這些人是在做必要的工作。鬥爭並不像局外人看來那樣在深奧的學術問題上進行，而是在革命運動最根本的問題上進行。 列寧和他的信徒苦心地、明確地闡明了主張，劃清了政治界線，因此，只有這樣他們才作好了應付新的革命高潮的準備，並接連取得了一系列勝利，這些勝利迅速使真理報派取得了對工人運動的控制權。在反動年代，老一輩的大多數人都放棄了鬥爭。取消派常常輕蔑地說：「列寧手下只有一些小伙子。」但是列寧認為，這就是他的黨的一個很大的優點。革命像戰爭一樣，必然把它的一大部分擔子放在青年的肩上；不能夠吸引「小伙子」的社會黨是毫無希望的。 與革命政党進行面對面鬥爭的沙皇警察在自己的秘密信件中毫不吝嗇地誇獎布爾什維克。警察局長在1913年寫道：「在過去10年中，最有魄力、最勇敢，能夠不倦進行鬥爭和抵抗並能夠經常進行組織工作的分子，一直是……以列寧為中心的那些組織和個人……黨的具有任何重要性的一切活動的永久的組織靈魂是列寧……列寧派總是比其他派別組織得更好，在目的性方面更明確，在工人當中宣傳自己的主張方面更有辦法……在過去兩年中當工人運動開始變得比較強大的時候，列寧和他的追隨者比其他人更接近工人，他是首先宣布純革命性口號的人……布爾什維克小組、核心和組織現在遍布各個城市。永久的通信聯繫和接觸已在幾乎所有的工廠中心建立起來。中央委員會幾乎是正規地進行活動，而且完全掌握在列寧手中……鑒於上述情況，這一點就不足為奇：目前，整個地下黨正圍繞著布爾什維克組織建立起來，的確，後者實際上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對於這個說法，幾乎沒有什麼可補充的了。 國外人員的通信也具有了新的樂觀口氣。克魯普斯卡婭在1913年初寫信給什克洛夫斯基說：「一切接觸跟以前有所不同了。不知怎樣，你更多地感到好像是在與志同道合的人打交道……布爾什維主義的事業比以前更鞏固了。」以自己的現實主義自豪，並且昨天還嘲笑列寧是墮落的宗派首腦的取消派，突然發現自己處於次要地位並且孤立了。列寧從克拉科夫不倦地注視工人運動的一切表現，記錄並整理了所有那些可能使他了解無產階級的脈搏的事實。他在克拉科夫對工人報紙得到的捐款作了細心的統計，從這種統計中可以看出，在彼得堡，86%的工人讀者站在《真理報》一邊，只有14%站在取消派一邊；在莫斯科，力量對比的情況也差不多是這樣的；在落後的省份，取消派的情況略微好些：但是整個說來，4/5的先進工人是支持《真理報》的。與「派系和思潮」相對抗的正確政策在3年中就把絕大多數先進工人團結在布爾什維主義周圍。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這些派系和思潮團結一致的抽象號召能夠有什麼價值呢？第四屆杜馬選舉期間，投票的不是社會民主黨人而是普通選民，當時67%的工人選民團投了布爾什維克的票。當彼得堡的社會民主工黨杜馬黨團中的兩派發生衝突期間，5000票是投給布爾什維克的，只有621票是投給孟什維克的——取消派在首都完全被打垮了。工會運動中的力量對比也是這樣的：莫斯科有13個工會，其中沒有一個屬於取消派；彼得堡有20個工會，其中只有無產階級成分最小和最不重要的4個工會部分或全部掌握在孟什維克手中。1914年初選舉181工人代表參加彼得堡病人福利基金會時，《真理報》的候選人完全獲勝。所有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集團——取消派、召回派和各種調和派分子——證明完全不能夠紮根於工人階級。因此，列寧得出了結論：「只有在反對這些集團的過程中，真正工人的社會民主黨才能在俄國形成。」 1914年春，當時的第二國際主席艾米爾·王德威爾得訪問彼得堡，以便就地了解工人階級內部派系的衝突。這位機會主義的懷疑論者以比利時議會政治的尺度衡量了俄國野蠻人的爭論。他在回去後的報告中說，孟什維克想要合法地組織起來，要求成立聯合政府的權利；布爾什維克要求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國，沒收土地。王德威爾得稱這種分歧是「相當幼稚的」。列寧對此只有苦笑而已。不久事態發展到了可能是無可爭辯地考驗個人和其主張的地步了。馬克思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之間的「幼稚」意見分歧逐漸在全世界工人運動中傳布開來。 列寧在1913年初寫信給高爾基說：「奧俄戰爭對於革命（整個東歐的革命）來說將是一件極有利的事。但是弗蘭茨-約瑟夫和尼古拉未必會給我們提供這樣的機會。」 [1] 可是，他們畢竟這樣做了，雖然這是一年半以後的事。 同時，工業的危機已渡過了頂點。危機的最初的潛在震動開始為人們所感到，但是它未能制止罷工鬥爭，相反，它使這個鬥爭更加富有進攻性了。光是在戰爭爆發的6個多月前的時間內，就有差不多150萬罷工者。最後一次大罷工是在軍事動員的前夕發生的。7月3日，彼得堡警察開槍射擊一群工人。最重要的一些工廠響應布爾什維克委員會的號召，都舉行罷工以示抗議。罷工者多達20萬人，各處都舉行集會和示威。人們還企圖修築街壘。在已成為軍營的首都發生這些事件的情況下，法國總統彭加勒前來與他的皇帝「朋友」舉行最後的談判；他有機會窺視一下俄國革命的這個實驗室。但是幾天以後，政府利用宣戰來消滅工人組織和工人報紙，首先受害的是《真理報》。沙皇政府的得意想法是用一次戰爭來扼殺革命。 某些傳記作家斷言，史達林是「失敗主義」理論或者「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公式的制訂者，這完全是捏造，並且證明他們完全不了解史達林的智力和政治性格。他與政治革新和大膽創造理論的精神是最不符合的，他從未預見過任何事情；他從來沒有走在任何人前面。他是一個經驗主義者，因此向來害怕預先作出結論，寧願在剪裁之前先量10遍。在這個革命者的內心，總是隱藏著一個保守的官僚。第二國際是一個強大的政治機構，史達林是決不會主動與它決裂的。布爾什維克關於戰爭的理論的制定完全是列寧的成就的一個重要部分。史達林沒有為它貢獻一個字，就像他沒有為革命理論貢獻一個字一樣。但是，為了了解史達林在流放年代特別是在二月革命以後最初幾個重要星期內的行動，以及為了了解他後來與一切布爾什維主義原則的決裂，有必要扼要敘述列寧在戰爭開始時已經制定並且已逐漸使他的黨相信的一套觀點。 歐洲災難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社會黨人是否能夠承擔起「保衛祖國」的責任。這並不是每個社會黨人是否應履行他作為一個士兵所負的義務的問題。他是不能做別的事情的。逃跑決不是革命的政策。問題是，一個社會黨是否應當在政治上支持戰爭——投票贊成軍事預算，停止反對政府的鬥爭，鼓動「保衛祖國」。列寧回答說：「不行，它不應這樣做，它無權這樣做——不是因為這是戰爭，而是因為這是反動的戰爭，是由想要瓜分世界的奴隸主造成的一場血腥大屠殺。」 歐洲大陸上民族國家的形成包括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大體上從法國大革命開始，隨著1871年的凡爾賽和約而終結。在這個時期中，為建立或者保衛民族國家——作為發展生產力和文化的一個先決條件——而進行的戰爭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革命者不僅能夠而且有義務在政治上支持這些民族戰爭。從1871年到1914年，歐洲資本主義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取得成就以後就過時了，而把自己變為壟斷的或者說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完成了所能夠完成的一切以後而趨向沒落的一種資本主義。」沒落的原因在於，生產力同樣受到私有制的框框和民族國家疆界的限制。為了尋求出路，帝國主義就力圖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接替了民族戰爭。帝國主義戰爭在性質上是完全反動的，它標誌著壟斷資本主義的歷史死胡同、停滯和腐朽。 帝國主義之所以能夠存在，只是因為在我們的星球上有落後民族，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這些被壓迫民族爭取統一和獨立的鬥爭具有雙重進步性，因為一方面它為他們自己的發展準備了有利的條件，另一方面，它打擊了帝國主義。因此，我們可以部分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文明的帝國主義民主共和國與殖民地國家落後的野蠻君主政體發生的戰爭中，社會黨人將完全站在被壓迫國家（儘管它有君主政體）方面來反對壓迫的國家（儘管它有「民主」）。 帝國主義用「保衛和平抵禦侵略」、「保衛祖國」和「保衛民主」等等主張來掩蓋它的掠奪目的——奪取殖民地，奪取市場，奪取原料基地和奪取勢力範圍。這些主張是完全虛假的。列寧在1915年3月寫道：「至於哪一個集團首先開始軍事攻擊，或者首先宣戰，這個問題對於確定社會黨人的策略，沒有任何意義。雙方叫喊保衛祖國、抵禦外敵入侵、進行防禦戰爭等等，這完全是欺騙人民的謊言。」 [2] 對無產階級來說，戰爭的客觀歷史重要性是唯一具有任何意義的東西：哪一個階級進行戰爭，為了什麼目的？——而不是外交手法，玩弄外交手法的人是知道怎樣把敵人說成是侵略者的。 帝國主義者提到民主和文化利益的話也同樣是虛偽的。既然兩個陣營進行戰爭，不是為了保衛祖國、民主和文化，而是為了瓜分世界，為了進行殖民奴役，任何社會黨人都不會喜歡這個帝國主義陣營而不喜歡另一個帝國主義陣營。「從國際無產階級觀點來看，若說哪一個國家失敗對社會主義來說將是損失最小的」，那是完全無用的。為了這個設想的「較小的損失」而犧牲無產階級的政治獨立，就是背叛人類的未來。 「民族統一」的政策在戰時比在平時更加意味著支持反動派，使帝國主義野蠻制度永遠存在下去。但是，不給予這種支持——這是一個社會黨人的起碼義務——只是國際主義的消極的或者被動的方面，光這樣做是不夠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是「在軍隊中和戰場上進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多方面的宣傳，這種宣傳要表明，必須把槍口轉向各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府和政黨，而不是轉向他們自己的兄弟，即其他國家僱傭的奴隸」。 但是，戰時進行革命鬥爭可能使自己本國政府遭到失敗！列寧沒有為這個結論所嚇倒。「在每個國家，要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自己的政府作鬥爭，就不應當害怕進行革命鼓動可能促使自己的國家失敗。」 [3] 所謂「失敗主義」理論的實質就在這裡，無恥的反對者企圖把這一點說成是意味著：列寧承認國際主義者可以為了戰勝自己國家的反動派而與外國帝國主義者合作。事實上，這裡指的是世界無產階級對世界帝國主義進行全面鬥爭，辦法是各國無產階級同時把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作為直接的主要敵人而對它進行鬥爭。列寧在1914年10月寫信給施略普尼柯夫說：「使沙皇制度在這場戰爭中失敗，對我們俄國人來說，從俄國的勞動群眾和工人階級的利益考慮，絲毫不容置疑，絕對不容置疑的一點就是，沙皇制度在這場戰爭中現在馬上失敗帶來的損失最小……」 [4] 用和平主義者對和平的虔誠哀嘆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是不行的。「和平主義和抽象地宣傳和平，是愚弄工人階級的形式之一。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特別是在其帝國主義階段，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5] 同帝國主義者所締結的和約只是取得新戰爭以前的喘息時間。只有對戰爭和戰爭所產生的帝國主義進行革命的群眾鬥爭才能獲得真正的和平。「認為不經過一系列革命就能實現所謂民主的和平的想法，是極其錯誤的。」 [6] 與和平主義幻想的鬥爭是列寧理論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他特別痛恨地拒絕了「裁軍」的要求，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顯然是幻想，只會轉移工人對武裝自己的必要性的注意。「被壓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學會掌握武器，獲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當做奴隸對待。」 [7] 而且，「我們的口號應當是：武裝無產階級，以便戰勝、剝奪資產階級，並且解除其武裝……無產階級只有把資產階級的武裝解除以後，銷毀一切武器而不背棄自己的世界歷史任務」 [8] 。列寧拒絕了空洞的「和平」口號，而以「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來與它相對抗。 在戰爭期間，工黨的大多數領導人站在本國資產階級一邊。列寧稱他們的傾向是「社會沙文主義」：言論上是社會主義，行動上是沙文主義。但是，第二國際的背叛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改良主義者適應資產階級國家的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繼續和發展。「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政治思想內容是一個，那就是用階級合作代替階級鬥爭，放棄革命的鬥爭手段，幫助『自己的』政府擺脫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難推進革命。」 [9] 戰前資本主義繁榮的最後時期（1909—1913）使無產階級上層特彆強烈地迷戀帝國主義。在資產階級從殖民地和各個落後國家取得的超額利潤中，有一部分落到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手中。因此，他們的愛國是由帝國主義政策直接給他們的好處所決定的。戰爭把一切社會關係都暴露出來，在戰爭期間，「機會主義者和沙文主義者由於他們與資產階級、政府和參謀總部聯合而取得了巨大權力」，機會主義者肯定走到階級敵人的陣營去了。 社會主義中的中間的，也許是最廣泛的思潮是所謂中派（考茨基等人）。它平時動搖於改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現在差不多完全成為以和平主義詞句為幌子的社會沙文主義的俘虜。至於群眾，他們沒有準備，並且為他們幾十年來一直建立的黨機構所欺騙。列寧在從社會方面和政治方面對第二國際的工人官僚進行了估計後並不半途而廢。「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實際上就是讓工人階級服從『自己』國家的資產階級……就是分裂所有國家的革命無產階級」 [10]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必須一勞永逸地與社會沙文主義者斷絕一切接觸。「不堅決與機會主義者決裂」、與「社會主義中的資產階級思潮」即中派決裂，「在目前就不可能執行社會主義任務，就不可能真正對工人進行國際動員」。黨的名稱必須改變。「拋棄『社會民主黨』這個被糟蹋的和信譽掃地的名稱而恢復『共產黨』這箇舊的馬克思主義名稱，豈不更好？」現在是與第二國際決裂而建立第三國際的適當時候了。 這就是艾米爾·王德威爾得在戰爭爆發前僅兩三個月認為是「幼稚的」意見分歧。同時，第二國際的這位主席成為他的國王的愛國大臣。 布爾什維克黨是第二國際中最革命的部分——事實上是唯一革命的部分。可是，甚至布爾什維克黨也沒有立即在戰爭迷宮中找到出路。一般說，混亂思想在黨的上層最普遍，持續得最久，因為他們是與資產階級輿論直接接觸的。布爾什維克杜馬黨團立即急劇右轉，與孟什維克一起發表了一個含糊的聲明。不錯，7月26日在杜馬宣布的這個文件未談「統治階級用來作為執行其掠奪政策的幌子的假愛國主義」，但是它保證，無產階級「將保衛人民的文化財富不受任何侵犯，不管侵犯來自什麼地方，不管來自內部還是外部」。在「保衛文化」的藉口下，黨團採取了愛國主義立場。 列寧關於戰爭的提綱9月初才到彼得堡，黨對它的態度遠不是全面贊同的。大多數反對意見是不贊同列寧的「失敗主義」口號，據施略普尼柯夫說，這個口號引起了「迷惑」。當時由加米涅夫領導的杜馬黨團又企圖緩和列寧的提法的尖銳性，莫斯科和各省的情況也是這樣。莫斯科暗探局說，「戰爭使『列寧派』措手不及。他們長時期來……沒有就他們對戰爭的態度取得一致意見。……」莫斯科布爾什維克用暗語通過斯德哥爾摩寫信給列寧說：「儘管我們對他很尊重，他賣房子的建議〔『失敗主義』口號〕沒有引起響應。」在薩拉托夫，據當地的領袖安東諾夫說：「具有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傾向的工人不同意失敗主義立場。不僅如此……他們（例外極少）是肯定的護國主義者。」在先進工人當中，情況較好。在彼得堡的工廠中出現了這樣的標語：「如果俄國獲勝，我們的情況不會更好，我們將受到比以前更厲害的壓迫。」薩莫伊洛夫寫道：「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同志們以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能感到什麼是……正確的道路，並且早在戰爭最初幾個月就肯定地走出了這條道路。」 但是，只有少數幾個人設法形成了自己的意見。大規模的逮捕使社會民主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報紙遭到的破壞使工作人員分散了。因此，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的作用就變得更加重要。布爾什維克代表從最初的恐慌情緒中恢復過來以後，開展了重要的非法活動。但是他們早在11月4日就被捕了，對他們不利的主要證據是國外黨的工作人員的文件——當局控告被捕的代表叛國。在預審中，加米涅夫和所有的代表（只有穆拉諾夫除外）都否定了列寧的提綱；在2月10日進行的審判中，被告採取了同樣的立場。加米涅夫聲明，擺在他面前的文件「肯定與他對目前戰爭的看法相反」。他187發表這個聲明不是由於關心自己的安全，這主要表示了整個黨的上層對於失敗主義的否定態度。使列寧極為氣憤的是，被告的純辯護性戰術大大削弱了這次審判的鼓動效果。辯護工作本來是可以與政治攻勢同時進行的，但是加米涅夫是一個聰明和受過充分教育的政客，他生性是不會應付特殊情況的。辯護律師方面則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切。辯護律師之一彼列維爾節夫拒絕了叛國罪名，他在審判時預言，工人代表對他們的階級的忠誠將永遠留在後代的記憶中；而他們的弱點，即缺乏準備，依靠他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顧問，等等，「所有這一切將像一個空殼一樣與誹謗性叛國罪名一起被拋棄」。 歷史是從來不倦於開虐待狂玩笑的。由於這樣一個玩笑，不是別人，正是彼列維爾節夫，以他的克倫斯基政府司法部長的身份，控告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叛國和進行間諜活動。他這樣做是藉助於連沙皇檢察官也沒有使用過的無恥製造假證件的手法。只有史達林的檢察官維辛斯基在這方面勝過了這位民主司法部長。 儘管被告的行動是曖昧的，審判工人代表這一事實徹底打擊了「國內和平」的神話，喚醒了已受過革命教育的工人階層。列寧在1915年3月寫道：「約有4萬工人購買《真理報》，而讀《真理報》的工人就更多得多了……但要消滅這個階層是不可能的。這個階層生氣勃勃……只有這個階層站在人民群眾中間，紮根於群眾之中，宣傳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者的國際主義。」 [11] 群眾很快就開始覺醒了，但是這種覺醒的影響是慢慢才傳到外面的。由於要服軍役，工人的手腳受到束縛。每一個違反紀律的行動都使他們有可能被立即調到前線，同時還附有警察局的一項等於是宣判死刑的特別符號。這種做法在彼得堡特別有效，那裡的監視倍加嚴格。 同時，沙皇的軍隊繼續失敗下去，愛國心和恐懼所造成的麻痹狀態逐漸消失了。1915年下半年，莫斯科紡織地區的高昂物價引起了零星的罷工，但是這些罷工沒有發展起來。群眾感到不滿，但是沒有鬧事。1916年5月，在各省的新兵中間發生了零星的騷動，南方開始發生糧食騷動，並且立即蔓延到喀琅施塔得——這是守衛通往首都道路的堡壘。最後，12月底，輪到彼得堡了。被政治罷工立即卷進的工人達20萬名之多，布爾什維克組織毫無疑問是參加了的。局面打開了。2月，開始發生了一系列暴風雨般的罷工和騷動。這些罷工和騷動迅速發展成為起義，並隨著首都駐軍站到工人一邊而達到頂點。自由派和孟什維克所指望的「德國發展路線」並未實現。事實上，德國人自己不久也脫離了所謂的德國道路……在遙遠的流放地，史達林註定要看到起義的勝利和沙皇的遜位。 在位於葉尼塞斯克省北部土魯漢斯克地區的大約3萬平方英里土地上，散居著約1萬人，俄羅斯人和異族人。兩戶到10戶（很少10戶以上）的小村落相距數百英里之遠。這裡一年有8個月是冬天，農業是不存在的。居民以漁獵為生，因為魚和獸類很多。史達林在1913年年中到達這個不適於居住的地區，斯維爾德洛夫已經在那裡了。不久，阿利盧耶夫接到一封信，史達林在信中要求他催促巴達也夫代表把列寧從國外匯的錢寄來……「史達林詳細解釋說，他急需這筆錢，以便在北極的嚴冬到來以前為自己準備必要的食品、煤油和其他東西。」 8月25日，警察局通知葉尼塞斯克憲兵說，流放犯斯維爾德洛夫和朱加施維里可能企圖逃跑。12月18日，警察局打電報要求葉尼塞斯克省長採取措施防止這種逃跑。警察局在1月打電報給葉尼塞斯克憲兵說，斯維爾德洛夫和朱加施維里除了以前所收到的100盧布以外，將再收到50盧布以便準備逃跑。3月，暗探局的密探甚至聽說，人們看到斯維爾德洛夫在莫斯科。葉尼塞斯克省長馬上報告說，這兩個流放犯都「在這裡，已經採取措施防止他們逃跑」。史達林寫信給阿利盧耶夫說，列寧匯的錢是用來買煤油和其他必需品的。但是寫這種信也無用，警察局從第一手——馬林諾夫斯基本人——那裡知道他正在準備逃跑。 1914年2月，斯維爾德洛夫寫信給他妹妹說：「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和我將再北移100俄里（將近70英里）——在北極圈以北80俄里（將近55英里）。監視更嚴格了。我們現在已接不到郵件，我們通常是每月一次從一位經常遲到的『步行者』那裡得到郵件的。實際上，我們一年只能收到八次到九次郵件……」指定他們居住新的地點是無人的庫萊卡村。但這還不夠。「由於朱加施維里收到了錢，當局已有4個月不發津貼給他了。他和我都需要錢。但是你不能把錢匯到我們的名下。」由於扣發津貼，警察局為沙皇的預算節省了錢，並且減少了他們逃跑的可能性。 斯維爾德洛夫在從庫萊卡寄出的第一封信中清楚地敘述了他與史達林在一起生活的情況。「我的新居的情況大大惡化了。首先，我已不再獨自住一個房間，我們兩個人住。和我住在一起的是喬治亞人朱加施維里，一位老相識，因為我們已在別的流放地見過了。他是一個不錯的傢伙，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太個人主義了，而我是主張至少要有點守秩序的樣子的。這就是我有時感到不安的原因。但是這不是很重要的。更糟的是，沒有東西把我們跟房東的家隔離開來。我們的房間就在他們的房間的隔壁，沒有另外的門。他們有孩子。自然，這些小孩有很長時間是跟我們在一起的，他們有時很礙事。此外，村中的成年人也來。他們來了就坐下，不聲不響坐半個鐘頭，然後突然站起來說：『好吧，我們要走了，再見！』他們剛走，別人又來了，這樣重複下去。他們好像不管一切似的，在最好的學習時間即在晚上來。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白天要勞動。我們在晚上看書看到午夜以後的習慣不得不放棄，因為根本沒有煤油。我們點蠟燭。由於蠟燭的亮光對我的眼睛來說太不夠了，我現在全在白天看書。事實上，我不看什麼書了，我們實際上無書可看……」蘇維埃共和國未來的主席和蘇聯的未來獨裁者就是這樣生活的。 這封信中使我們最感興趣的是稱史達林是「不錯的傢伙，但是太個人主義了」這個謹慎的描述。這個證言的第一部分顯然是為了緩和第二部分的語氣而寫的。在這個情況下，「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個人主義者」的意思是說，一個人不得不與另一個人一起生活，但是並不考慮另外那個人的習慣或興趣。斯維爾德洛夫所堅持而未成功的「有點守秩序的樣子」是要求為了同房間的人的利益而有一定程度的自製。斯維爾德洛夫生性就是會體諒人的。薩莫伊洛夫說，他在個人關係方面是「一位好同志」；史達林身上卻沒有一點體諒人的影子。此外，他的行動可能還有很大程度的報復性。我們不要忘記，就是斯維爾德洛夫被派去解散史達林在反對列寧時所依靠的那些《真理報》編輯人員的，史達林是決不會寬恕這種事情的。他從不寬恕任何事情。在1924年說要發表的斯維爾德洛夫在土魯漢斯克寫的全部信件從未發表；顯然，這些信包含著以後關係惡化的歷史。 施韋澤——中央委員會第三名委員斯潘達良的妻子，斯潘達良在戰爭前夕前往庫萊卡，當時斯維爾德洛夫已從那裡遷走了——敘述說，在史達林的房間裡，「桌子上堆滿了書和幾大包報紙，在房間一角的繩子上掛著他自己製造的各種漁獵工具」。顯然，斯維爾德洛夫關於書籍不夠的怨言已使人們採取了行動，朋友們往庫萊卡寄書來了。自然，「他自己製造的」工具不可能是步槍和火器，這些工具是漁網和捕兔子及其他野物的捕機。後來史達林既未成為射手，也未成為獵人（從這兩字的體育意義上來說）。的確，從一般的表面情況來看，比較容易設想的是，他在晚上安放一個捕機，而不是開槍射擊在飛行中的鳥。 社會革命黨人卡加諾夫（他後來成為歌劇歌手）把他在土魯漢斯克流放地與史達林會晤的時間說成是1911年而不是1913年；在這樣的情況中，年代方面的錯誤是司空見慣的。卡加諾夫除了談到其他事情外，還談到史達林為流放地的一個名叫恰伊卡〔海鷗〕的搶劫農民的罪犯辯護。他爭辯說，不能把恰伊卡定罪，應當把他爭取到他們一邊來，未來的鬥爭是需要這類人的。我們已從維列沙克那裡聽說過柯巴對罪犯是有偏愛的。有一次，在一場爭論的過程中，據說史達林暴露出自己是一個反猶太分子，他用喬治亞的粗魯話罵猶太人。史達林還違反了政治流放者的傳統——如果人們相信卡加諾夫的說法的話——與一個警察奧塞金•基比羅夫建立了友好關係。史達林在答覆同志們的責難時說，這種友好關係並不妨礙他在必要時把這個警察作為政治敵人而加以消滅。據這位卡加諾夫說，史達林由於「他完全不講原則、陰險和極端殘酷……」而使流放者感到驚奇。「甚至在小事上，他的異乎尋常的野心也自行流露出來。」在這樣的故事中，很難斷定哪些是真話，哪些是捏造的。但是整個說來，卡加諾夫的敘述使人想起，這和維列沙克在巴庫監獄的觀察很為相似。 庫萊卡的郵政聯繫和其他聯繫要依靠修道院村，從那裡可以通向葉尼塞斯克並進而通向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前流放者加文（現在是失蹤者之一）告訴我們，葉尼塞斯克市是與地下的和合法的政治生活有接觸的，它與其他流放地區及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通信，而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則與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有聯繫，並向流放者提供秘密文件。甚至在北極圈，人們也設法過黨的生活，分為小組，進行爭論，直到嗓子喊啞，有191時甚至直到引起極大的仇恨情緒為止。但是，流放者只是在1914年年中第三號中央委員、熱心的斯潘達良到達土魯漢斯克地區以後，才開始在原則上發生分歧意見。 至於史達林，他採取超然態度。據舒米亞茨基說：「史達林……隱居起來。他專心於漁獵，差不多是完全孤獨地生活著……他實際上沒有與人們來往的需要，只是偶爾去修道院村看看他的朋友蘇廉·斯潘達良，幾天以後又回到他的隱居洞。在他碰巧參加了流放者安排的集會時，他是不就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發表他的無條理的意見的。」這些話在後來的一個版本中把語氣寫得緩和並加以潤色（甚至「洞」這個字也不知為了什麼原因變成「實驗室」了）。必須理解這些話的意思是說，史達林中止了與大多數流放者的個人來往，並且避開他們。無怪乎他與斯維爾德洛夫的關係也同樣斷絕了。在單調的流放條件下，甚至比他更能適應環境的人也不能避免發生爭吵。 斯維爾德洛夫在他碰巧得到發表的一封信中謹慎地寫道：「精神氣氛不是特別好的……只有在監禁和流放條件下才有可能發生的若干次衝突（個人衝突），儘管是些小衝突，卻對我的神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這種「衝突」，斯維爾德洛夫轉移到另外一個村子去。另外兩個布爾什維克，即戈洛舍金和麥德維捷夫，很快也離開庫萊卡，他們現在同樣在失蹤者之列。史達林容易發火，粗暴，野心勃勃，人們是不容易與他相處的。 傳記作者說，這次，逃跑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他們這樣說顯然是誇張，雖然毫無疑問，逃跑一定會遭遇到嚴重的困難。史達林以前幾次的逃跑並不是真正的逃跑，只是非法地離開流放地。一旦人們決定不要自己的「合法身份」，從索里維切果茨克、沃洛果達甚至是從納賴姆逃走都不費勁。土魯漢斯克地區則大不相同：在那裡，人們必須依靠鹿或狗，或者在夏天乘船，或者小心躲藏在船艙內（如果船長對政治流放者友好的話），以便走一段很難走的路。一句話，土魯漢斯克的流放者想要逃跑是要冒很大危險的。但是這些困難並不是不能克服的。在那些年代裡，有幾個人確實設法從土魯漢斯克流放地逃跑，這最好地證明了上述論點。不錯，在警察局得悉斯維爾德洛夫和史達林的逃跑計劃以後，他們二人受到了特別的監視。但是北極的「衛兵」是有名的懶惰和容易用酒來誘惑的，他們從不阻止別人逃跑。土魯漢斯克的流放者因此而有充分的行動自由。施韋澤寫道：「史達林常常到修道院村來，流放者常常在這裡聚會。他為了這樣做而使用了非法的或是各種合法的藉口。」在廣闊無垠的北部荒地上，監視不可能是很有效的。在第一年裡，史達林看來是在觀望形勢，並且不慌不忙地採取準備步驟，他是很謹慎的。但是在第二年的7月，戰爭爆發了。除了逃跑的實際困難和政治困難以外，又增加了在戰時政治條件下過非法生活的危險。正是由於這個加劇了的危險，史達林才沒有逃走，許多其他人也因此而沒有逃走。 施韋澤寫道：「史達林這次決定留在流放地。他在那裡繼續寫民族問題，完成了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舒米亞茨基也提到史達林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在流放的最初幾個月，史達林的確寫了一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關於這一點，我們有阿利盧耶夫的明確證言。他寫道：「同年（1913年）初冬，我接到史達林的第二封信……信封里附有關於民族問題的一篇文章，史達林要我把這篇文章寄給在國外的列寧。」如果文章能夠附在信封里，它就不會是很長的。可是這篇文章的結果怎樣呢？1913年，列寧全年都繼續在制定民族綱領，他不會不急切地利用史達林的新著作。無人談到這篇文章的命運，這只能證明，它被認為不充實，不能發表。史達林不依靠列寧在克拉科夫向他提出的思想路線而獨立地寫作，這顯然已使他走上錯誤的道路，因而列寧認為無法修改這篇文章。只有這樣才能說明這一驚人的事實：在以後的三年半的流放中，生了氣的史達林沒有再努力在布爾什維克報紙上發表文章。 在流放地像在監獄裡一樣，重大事件似乎是特別難以相信的。據舒米亞茨基說：「爆發戰爭的消息使我們大家目瞪口呆，其中有些人的看法完全錯誤……」加文寫道：「護國主義傾向在流放者當中是強烈的，人人都迷失了方向。」不足為奇，甚至在彼得堡（最近易名為彼得格勒），革命者也迷失了方向。施韋澤說：「但是，史達林在布爾什維克當中的威信是如此之高，他給流放者的第一封信就消除了一切懷疑，穩定了動搖分子。」這封信怎樣了呢？這樣的文件在流放者當中傳閱時是隨傳隨抄的，這些抄本不可能全都遺失。落到警察手中的抄本應當在警察局檔案中發現。如果得不到史達林的這封歷史性「信件」，那只是因為他根本沒有寫這封信。施韋澤的證言儘管是平凡的，卻是人類的一個可悲文件。她是在1937年即事件發生以後的25年作為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寫她的回憶錄的。她被迫歸功於史達林的那個政治貢獻事實上屬於——雖然在較小的程度上——她的丈夫，1916年死於流放地的那位不乖順的斯潘達良。當然，施韋澤十分清楚地了解真正發生的事情，但是弄虛作假的機器是自動進行工作的。 比較符合事實的是比施韋澤的文章早13年發表的舒米亞茨基的回憶錄。舒米亞茨基把在對愛國主義者進行鬥爭方面的領導作用歸功於斯潘達良。「他是首先採取毫不妥協的『失敗主義』立場的一些人之一，並在同志們難得舉行的集會上諷刺地申斥社會愛國主義者……」甚至在晚得多的版本中，舒米亞茨基在敘述普遍存在的思想混亂時仍保留了這樣一句話：「故斯潘達良對這個問題看得清楚而明確……」顯然，其他人看得不那麼清楚。不錯，從未去過庫萊卡的舒米亞茨基又馬上補充說，「在自己的洞中完全與世隔絕的史達林毫不猶豫地立即採取了失敗主義立場」，史達林的信件「支持蘇廉對他的反對者進行的鬥爭」。加上這句話是為了使史達林在「失敗主義者」當中居於第二位，但是舒米亞茨基本人卻大大減少了這句話的可信性。他進一步寫道：「只是在1914年底和1915年初，史達林訪問了修道院村並支持斯潘達良以後，斯潘達良才不再受到反對集團的攻擊。」史達林是不是在與斯潘達良會晤以後而不是在戰爭開始時才採取國際主義立場的呢？舒米亞茨基為了掩蓋史達林的長期沉默而從新版中刪掉了提到史達林「只是在1914年底和1915年初」才去訪問修道院村的一切話，但是事實上，他這樣一來比以前更加強調說明了這種沉默。其實，這次訪問是在1915年2月底進行的，當時由於有7個月的戰爭的經驗，不僅動搖分子而且甚至許多積極的「愛國主義者」也從麻痹狀態中清醒過來。事實上，情況不可能不是這樣。彼得堡、莫斯科和各省的主要布爾什維克對列寧的提綱是感到迷惑和不安的，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照提綱的原樣加以接受。因此，沒有理由期望史達林的遲鈍和保守的腦子會獨立地得出意味著工人運動中的大變動的結論。 在史達林的整個流放期間，在已知的文件中，只有兩次反映了他對戰爭的立場，這就是他給列寧的私人信件和他所簽名的布爾什維克小組的集體聲明。2月27日從修道院村寫的這封私人信件是史達林在整個戰爭期間給列寧的第一封並且顯然是唯一的信件。我們全文引述： 我向您，親愛的伊里奇，致意。熱情、熱情地致意。向季諾維也夫致意，向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 [12] 致意。您好嗎？健康狀況怎樣？我像以前一樣生活，啃我的麵包，完成了我的流放期的一半。生活相當沉悶，可是沒有辦法。您的情況怎樣？您那裡的情況一定活躍得多……我最近讀了克魯泡特金 [13] 的文章——這個老笨蛋一定完全發瘋了。我還讀了普列漢諾夫在《言論報》 [14] 上的一篇短文——無可改正的陳腐的胡扯。去它的！取消派和他們在自由經濟協會中的副代理人怎樣了呢？沒有人打他們，他媽的！難道可以讓他們跑掉而免受處罰嗎？讓我們痛快一下，讓我們知道，在最近的將來將出版一家報紙，狠狠地給他們幾記耳光，而且要經常這樣做，永不厭倦。如果您想寫信的話，請寄往：土魯漢邊區，葉尼塞斯克省，修道院村，蘇廉·斯潘達良轉。您的柯巴。季莫費（斯潘達良）請您向蓋得 [15] 、桑巴 [16] 和王德威爾得 [17] 轉達他對他們擔任光榮的——哈哈——部長職務的辛酸祝賀。 這封信顯然是受了與斯潘達良的談話的影響，它基本上沒有提供什麼東西可以來估計史達林的政治立場。年老的克魯泡特金，純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家，在戰爭開始時就成為過激的沙文主義者。甚至連孟什維克者完全棄絕的普列漢諾夫的情況也並不好。王德威爾得、蓋得和桑巴由於擔任了資產階級部長，是太明顯的目標了。史達林的信沒有關於當時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新問題的絲毫暗示。對和平主義的態度，「失敗主義」口號，「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成立新的國際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當時進行的許多辯論的中心問題。列寧的主張是很不受歡迎的。史達林如果事實上同意列寧的主張，那麼在信中向列寧表示這種同意，豈不極為自然？如果施韋澤的話可以相信，那麼，史達林就是在這裡，在修道院村，第一次看到了列寧的提綱。她以貝利亞的風格寫道：「史達林在讀列寧的提綱時是懷有多麼大的愉快、信心和勝利感呵！這個提綱證實了他自己的想法……」那麼為什麼他不在他的信中提出關於這個提綱的一點暗示呢？如果他獨立地研究了新國際的問題，他不會不向他的老師就他自己得出的結論至少是談幾句話的，也不會不就一些最迫切的問題向他的老師請教。但是沒有關於這一點的跡象。史達林只從列寧處吸收適合他自己的觀點的那些思想。在他看來，其餘的就是未來的靡靡之音了，如果不是在國外的「杯中風浪」的話。他後來就是抱著這些觀點來迎接（1917年3月）二月革命的。 在修道院村寫的這封信內容空洞，並有一種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浮誇口氣（「他媽的」，「哈哈」，等等），但是它透露的東西比它的作者想要透露的多得多。「生活相當沉悶，可是沒有辦法」。能夠過緊張寫作生活的人是不會這樣寫的。「如果您想寫信的話，請寄往……」真正重視交流理論思想的人是不會這樣寫的。這封信有三個特點：陰險、愚蠢和庸俗。在他的4年流放中，他沒有與列寧系統地通過信，儘管列寧非常重視與志同道合的人進行聯繫，並有保持通信的嗜好。 1915年秋，列寧問流亡者卡爾賓斯基：請查明……『柯「我要請你幫忙，巴』的姓（約瑟夫·朱……？？我們忘記了）。非常重要！」卡爾賓斯基回答說：「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問這幹什麼，是要匯款還是寄信？需要查問他的姓，就肯定表明他們並不經常通信。 史達林簽名的另一文件，是一批流放者寫給致力於工人保險事業的合法報紙編輯部的一封信： 《保險問題》 [18] 要極力設法在思想上替我們工人階級保險，防範波特列索夫、列維茨基和普列漢諾夫一班先生所進行的極端敗壞人心的、根本違反國際原則的反無產階級宣傳。 [19] 這無疑是反對社會愛國主義的一篇宣言，但它仍然完全是不僅在布爾什維克中間甚至在左翼孟什維克中間所共有的思想範圍以內。這封信從風格來看，一定是加米涅夫寫的，它的日期是1916年3月12日——即在革命壓力已經大大得勢而愛國主義壓力已經大大減少的時候。 加米涅夫和被定罪的杜馬代表在1915年夏到達他們在土魯漢斯克的流放地。代表們在審判時的行動繼續是黨員當中大肆爭論的問題。約有18名布爾什維克，包括4名中央委員——斯潘達良、斯維爾德洛夫、史達林和加米涅夫——一塊兒來到修道院村。彼得羅夫斯基作了關於審判的報告，加米涅夫作了補充。薩莫伊洛夫敘述說，參加討論的人「指出了我們在審判時所犯的錯誤。斯潘達良講得特別尖銳，其他人發表了比較寬容的意見」。薩莫伊洛夫根本沒有提史達林參加了討論，但是斯潘達良的未亡人被迫把實際上是她丈夫做的事情歸功於史達林。薩莫伊洛夫接著說：「在討論後通過決議，決議整個說來贊同了……黨團在審判時所採取的行動。」這種寬容是與列寧的不調和態度大相徑庭的，列寧公開斥責加米涅夫的行動，認為「與一個革命的民主社會黨人不相稱」。什克洛夫斯基應列寧的要求以婉轉的措詞從伯爾尼寫信給修道院村的薩莫伊洛夫說：「我非常高興你不想同我的家屬爭吵，但是他（加米涅夫）給我們造成了多少不愉快的事（而且不僅是他）……任何人都會犯錯誤或者做某種蠢事，但是他必須至少通過公開道歉來糾正他的錯誤，如果他和他的朋友們對我的榮譽和我的親人的榮譽有任何重視的話。」薩莫伊洛夫解釋說，必須把「我的家屬」和「我的親人」這些話理解為「黨中央委員會」。這封信是最後通牒性的，但是加米涅夫和代表們都沒有發表列寧要求他們發表的聲明。沒有理由認為史達林支持這個要求，雖然什克洛夫斯基的信是在會議剛要舉行前在修道院村收到的。 史達林對代表們的行動的寬容基本上是一種謹慎的同情表示。面對著充滿著可怕後果的審判，列寧的尖銳公式一定看來是倍加不適當了。為了自己認為是錯誤的某種東西而犧牲，有什麼意義呢？過去，史達林從未表現過願意利用被告席作為一個革命講壇。在對巴庫示威者的審判懸而未決的時候，他採取了相當可疑的手法來使自己與其他被告分離開來。他是把加米涅夫在審判時的策略作為戰略而不是作為進行政治鼓動的機會來加以判斷的。無論如何，在整個流放期間以及在革命期間，他一直是加米涅夫的親密朋友。在修道院村所拍的一張集體照片上，他們是站在一起的。12年以後，史達林不是為了原則問題而只是作為爭奪個人權力的鬥爭中的一個武器，才以加米涅夫在審判時的行動作為對他的一個可怕的指控。但是什克洛夫斯基的信向史達林暗示，問題比他所認為的要嚴重得多，他不再能繼續採取等待態度了。正是由於他了解到這一點，他才寫了上述的信給列寧，這封信之所以寫得那麼隨便，是為了掩飾他不願在政治上表示自己的意見。 1915年，列寧要在莫斯科出版一本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文集，以便至少從字裡行間表明布爾什維克黨在戰爭問題上的觀點。這本文集被檢查員扣起來，但是文章保存下來，並在革命以後出版。我們發現，除列寧以外，作者當中有作家斯切潘諾夫、奧里明斯基（我們已經知道這個人），比較新的布爾什維克米柳亭，調和派分子諾根——全是流亡者。我們也發現斯維爾德洛夫寫的題為《論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的文章。但是史達林沒有為這個文集寫任何文章，而他的流放生活條件和斯維爾德洛夫是一樣的。可以說明這一情況的是，史達林擔心他的意見可能與其他人的意見相左，或者由於他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未被發表而煩惱。暴躁和任性像謹慎一樣，是他的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舒米亞茨基說，史達林在流放期間應徵服兵役，這顯然是在1916年，因為當時正在動員年紀較大的人（史達林當時快37歲了）服兵役，但由於他左臂不能彎曲而未把他征入軍隊。他耐心地在北極圈那邊等待機會，捕魚，放捕機捉兔子，看書，可能也寫文章。「生活相當沉悶，可是沒有辦法。」他是一個隱居的人，沉默寡言，性情暴躁，遠不是流放者當中的中心人物。史達林的信徒舒米亞茨基寫道：「在土魯漢斯克流放者的記憶中，比許多其他人的形象更為清楚的是蘇廉·斯潘達良……這位不妥協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和卓越的組織者的不朽形象。」斯潘達良是在戰爭前夕到達土魯漢斯克的，比史達林晚一年。「他常常諷刺地說：『這裡多麼平靜！每一個人在一切問題上都同別人意見一致——社會革命黨人、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難道你們不知道彼得堡的無產階級正在聽取流放者的意見嗎？……』」蘇廉是第一個採取反愛國主義立場的人，並且使每一個人都傾聽他的意見。但是在對同志們的個人影響方面，斯維爾德洛夫居第一位。斯維爾德洛夫「活躍並會交際」，他是生來不會以自我為中心的外向性格者，他總是團結其他人，收集重要消息，在流放者的各個集居地傳布，組織流放者合作社，此外還在氣象台進行有系統的觀察。斯潘達良和斯維爾德洛夫之間的關係緊張起來，流放者以這兩個人為中心組成集團。雖然這兩個集團一起對行政當局進行鬥爭，可是舒米亞茨基所說的「爭奪勢力範圍」的競爭從未停止。今天不容易斷定那個鬥爭的原則基礎是什麼。史達林是反對斯維爾德洛夫的，他謹慎地和緊密地支持斯潘達良。 舒米亞茨基在他的初版回憶錄中寫道：「這個地區的行政當局認識到蘇廉·斯潘達良是最活躍的革命者，把他看成是革命者的領袖。」在後來的版本中，這句話擴大而包括兩個人：斯潘達良和斯維爾德洛夫。警察基比羅夫（史達林大概與他建立了友好關係）對斯潘達良和斯維爾德洛夫進行了密切的監視，認為他們是「所有流放者的頭目」。舒米亞茨基暫時丟開了官方的說法，他在這方面完全忘記提史達林，原因是不難理解的。土魯漢斯克流放者的一般水平大大超過普通水平。在這裡同時拘留了構成布爾什維克俄國中央的主要核心的那些人：加米涅夫、史達林、斯潘達良、斯維爾德洛夫、戈洛舍金和另外幾個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在流放中沒有正式的黨組織，不可能匿名進行領導和在幕後操縱，每一個人都在眾目睽睽之下。陰險、僵硬和頑固不足以爭取這些富有經驗的人，人們必須有文化修養，是獨立的思想家並且是有技巧的辯論家。斯潘達良顯然由於敢於大膽思考而出色，加米涅夫由於學識廣博和有較自由的看法而出色，斯維爾德洛夫由於有較大的感受性、創造性和靈活性而出色。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史達林「成為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滿足於發表簡單的意見，舒米亞茨基只是在他的回憶錄的較後版本中才想到稱這些意見是「尖銳的」。 史達林在流放地是否學習？學習些什麼？他早就過了人們滿足於漫無目的地隨便看書的年紀了。只有研究具體的問題，記筆記，設法把他自己的主張系統地寫下來，他才能進步。然而除了所提到的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以外，沒有人談過史達林在這4年中的寫作生活。斯維爾德洛夫根本不是理論家或作家，然而他在這幾年中寫了5篇文章，翻譯外文，定期向西伯利亞報紙投稿。他以樂觀的口氣寫信給他的一位朋友說：「這樣，我的情況還不壞。」毫不愛好理論的奧爾忠尼啟則逝世以後，他的妻子在寫到已故丈夫的監獄年代時說：「他無休止地學習和看書。在監獄當局向謝爾戈發的很厚的油布面筆記本中，保存著他從在當時所看的書中記下來的長篇摘錄。」每一個革命者都從流放地和監獄帶出這種油布面筆記本。不錯，有許多東西在逃跑和搜查期間丟失了。但是史達林在最後一次流放中，本來可以完整無損地帶出他喜歡帶出的任何東西。至於在以後的年代，不是他受到搜查，相反，是他使別人受到搜查。然而，要想尋找他在這一整個孤獨和悠閒時期的文化生活的任何痕跡，卻是徒勞。在這4年中——俄國革命運動高漲的年代，世界大戰的年代，國際社會民主黨崩潰的年代，關於社會主義思想的激烈鬥爭的年代，為新的國際奠定基礎的年代——史達林不可能一直沒有拿過筆。然而在他當時所寫的東西中，看來沒有一句話可以用來提高他在後期的聲望。戰爭年代，為十月革命鋪平道路的年代，在史達林的思想史上是一塊空白。 革命的國際主義在「流亡者」列寧的筆下得到了完善的表現。一國——而且是落後的俄國——的舞台太有限，人們無法對世界的前景作正確的估計。正像流亡者馬克思需要倫敦（它當時是資本主義的中心），以便把德國哲學和法國革命與英國經濟學綜合起來一樣，列寧在戰爭期間必須留在歐洲大事和世界大事的焦點，以便從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得出決定性的革命結論。在布哈林以後和在季米特洛夫以前的共產國際正式領導人曼努伊爾斯基1922年寫道：「……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在瑞士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民》和托洛茨基出版的巴黎《呼聲報》（後為《我們的言論報》）對於未來寫第三國際歷史的人來說將是基本的材料，這些材料形成了國際無產階級的新的革命思想。」應當欣然承認，曼努伊爾斯基過高估計了托洛茨基的作用。但他甚至沒有口實來提出史達林的名字。可是幾年以後，他得盡最大力量來糾正這一疏忽。 由於多雪荒地的單調生活而安定下來的流放者遠沒有料到在1917年2月（公曆3月）所發生的事件。他們全都感到意外，儘管他們一直相信革命是必須要發生的。薩莫伊洛夫寫道：「最初，我們好像突然忘記了我們的意見分歧……政治分歧和相互的敵對似乎突然消失了……」這句有趣的話為當時的一切出版物、講話和實際步驟所證實。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國際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之間的壁壘倒塌了，全國沉浸在人們以輕鬆然而是近視的態度喋喋不休地談論的調和主義之中。人們在英雄詞句——二月革命的主要成分，特別在它的最初幾周里——的洪流中掙扎前進。一批一批的流放者從西伯利亞的各個角落出發，匯成一道人流，在令人陶醉的喜氣洋洋的氣氛里向西行進。 在西伯利亞的一次集會上，據人們後來說，加米涅夫與自由派、民粹派和孟什維克一起參加主席團，並參與簽署了一封電報，向皇子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祝賀，因為他採取了據認為是慷慨的然而事實上是怯懦的行動，即放棄王位，等待立憲會議作出決定。有這樣的可能：很重感情的加米涅夫認為，最好不要不禮貌地拒絕簽字而使主席團中的同事感到不安。在當時極為混亂的情況下，人們對這一點毫不注意，而史達林（甚至沒有人想到要把他包括在主席團內）直到他和加米涅夫的無情鬥爭開始後才反對加米涅夫的這個不體面行動。 途中，第一個有大量工人的大地方是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這裡已經成立了一個代表蘇維埃。當地的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一起是這個總的組織的成員，這些布爾什維克等待從這裡路過的領導人給予指示。被統一浪潮完全征服了的這些領導人甚至沒有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布爾什維克組織。這有什麼用處呢？布爾什維克像孟什維克一樣，是主張支持由自由派的李沃夫大公領導的臨時政府的。意見分歧在戰爭問題上也是不存在的：必須保衛革命的俄國！史達林、加米涅夫等人就是抱著這種心情向彼得格勒前進的。薩莫伊洛夫追述說：「沿鐵路的道路上的情況是很奇特和熱鬧的，有許多表示歡迎的示威、集會等等。」在大多數車站上，流放者都受到興高采烈的居民的歡迎，軍樂隊奏《馬賽曲》——奏《國際歌》的時代尚未開始； [20] 在較大的火車站上舉行了節日宴會。這些被赦免的人不得不「無休止地講話，講話」。許多人嗓子啞了，累得不舒服，留在他們的車廂里；「但是甚至在車廂里，我們也得不到安靜」。 史達林嗓子沒有啞，因為他沒有發表講話。另有許多更有本領的演說家，其中有嗓音洪亮的矮小的斯維爾德洛夫。史達林仍然居於次要地位；陰沉，對於高潮到來時洶湧澎湃的洪流感到驚恐，並且像以往一樣，是心懷惡意的。他再次被一些才幹小得多的人排擠到一邊去了。他已有將近20年的革命活動的歷史，這種活動為不可避免的逮捕所打斷，而在逃跑後又繼續進行這種活動。自從柯巴放棄了提比里西的「停滯的沼澤」而前往工業城市巴庫以來，差不多10年過去了。他在這個石油工業都城工作了將近8個月，在巴庫監獄度過了將近6個月，在沃洛果達流放地度過了將近9個月。他進行了1個月的地下活動後又受到兩個月的懲罰。逃跑以後，他再次進行了將近9個月的地下工作，在監獄度過了約6個月，在流放地住了9個月——這是比較不錯的比例。在流放結束後，他進行了不到兩個月的秘密工作，在監獄度過將近3個月，在沃洛果達省住了將近兩個月，進行1個月的活動後又受到兩個半月的懲罰；又進行了兩個月的地下活動，在監獄和流放地度過將近4個月。又一次逃跑，進行了半年多的活動後，又是坐牢和流放，這次一直流放到二月革命，即持續了4年。總的說來，他在參加革命運動的19年中，兩年9個月在監獄度過，5年9個月在流放地度過。這個比例不算壞，大多數職業革命家坐牢的時間要長得多。 在這19年當中，史達林並沒有作為主要人物，甚至也未作為二流人物出現：他是無名的。提比里西暗探局局長在1911年提到所截獲柯巴從索里維切果茨克發出的信時，寫了一份關於約瑟夫·朱加施維里的詳細報告，報告中既沒有值得注意的事實，也沒有驚人的特點，或許只有一點除外，那就是，它提到化名「柯巴」的「沙夏」是作為孟什維克而開始他的生涯的。同時，在提到這封信中順便談到的古爾根（齊哈卡雅）時，憲兵寫道：「後者老早就是一位重要革命……」根據這個材料，古爾根是「同著名的革命者波格丹·克努尼楊茨一起」被捕的。後者不僅也是喬治亞人，而且和柯巴同年。至於朱加施維里自己的「名望」，甚至一點暗示都沒有。 兩年以後，警察局長在詳細敘述布爾什維克黨和它的參謀部的結構時順便談到：斯維爾德洛夫和「某一個約瑟夫·朱加施維里」通過補選而進入中央委員會的俄國局。「某一個」三字表示，1913年，朱加施維里的名字對警察局長來說沒有什麼意義，儘管他有像馬林諾夫斯基這樣一個情報來源。直到不久以前為止，史達林在1917年3月以前的革命經歷是十分平淡的。數以十計的（如果不是數以百計的話）職業革命家做了像他所做的那樣的工作，有些人做得更好些，有些人做得差些。莫斯科勤勉的研究人員算出，從1906年到1909年的3年中，柯巴寫了67篇呼籲書和在報上登的文章，即1個月不到兩篇。這些文章只不過是為了他的高加索讀者而把別人的思想改頭換面提出來，一篇也沒有從喬治亞文翻譯出來，也沒有在黨或黨團的主要機關報上轉載過。當時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國外出版的刊物中，不管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不管是報紙、雜誌還是文集，都沒有史達林的文章，在撰稿人名單上也沒有提到他。人們仍然不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作家，而只是一個不出色的宣傳者和組織者。 1912年，當他的文章開始或多或少經常地在彼得堡的布爾什維克報紙上出現時，柯巴給自己找了史達林這個筆名，這是從「鋼」這個字找來的，就像羅森菲爾德在他之前從石頭這個字找來加米涅夫這個筆名一樣。在年輕的布爾什維克當中，選擇硬的筆名是很流行的。史達林署名的文章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這些文章除說理粗糙外，沒有別的特點。在少數主要布爾什維克這個小圈子以外，沒有人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是誰，也沒有什麼人想要知道。1913年1月，列寧在為著名的魯巴金書目參考書所寫關於布爾什維主義的經過仔細考慮的注釋中寫道：「主要的布爾什維克作家有，格·季諾維也夫，弗·伊林 [21] ，尤·加米涅夫 [22] ，普·奧爾洛夫斯基等人。」列寧不可能想到把史達林列為布爾什維主義的「主要作家」之一，雖然當時史達林就在國外寫他的「民族」論文。 皮亞特尼茨基同黨的整個歷史，同黨的國外工作人員以及同黨的俄國的地下機構，同作家和非法的運輸者，是一直有聯繫的。他在關於1896—1917年這一時期的謹慎的、整個說來是誠實的回憶錄中，談論了所有或多或少是著名的布爾什維克，但是一次也沒有提到史達林，甚至在該書最後的索引中也沒有史達林的名字。這個事實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因為皮亞特尼茨基遠不是反對史達林的；相反，直到今天，他一直是史達林的二等隨從人員。在莫斯科暗探局的一大本材料（它包括布爾什維主義從1903年到1917年的歷史）中，提到史達林的地方有三處：他被補選入中央委員會，他被任命參加中央委員會俄國局，他參加克拉科夫會議；沒有關於他的工作的任何話，沒有任何估計，沒有提到一個突出的個人特點。 史達林不是作為一個人物而是作為布爾什維克中央的一個成員第一次出現在警察視線之內和黨的視線之內。在憲兵的報告中，像在革命者的回憶錄中一樣，在談到他本人的主張和行動時，他從來沒有被稱為領導人、創始者和作家，而總是作為黨組織的一部分——作為地方委員、中央委員、一家報紙的撰稿人和一張名單上的許多人之一提到的；而且在提到他時，從來不是把他列在首位。跟和他同年的許多人相比，他進入中央委員會的時間晚得多，並且不是正式選入而是補選進去，這不是偶然的。 有人從彼爾姆向在瑞士的列寧發出了這樣一封電報：「致以兄弟的敬禮。今天動身去彼得格勒。加米涅夫、穆拉諾夫、史達林。」當然，拍這封電報是加米涅夫的主意，史達林最後簽名。這三人感到自己為團結的紐帶聯結起來。大赦把黨的最優秀力量解放出來。史達林想到革命的首都是感到害怕的，他需要加米涅夫的相對的聲望和穆拉諾夫的代表頭銜。這樣，他們三人一起到達了為革命所震撼的彼得格勒。為史達林寫傳記的德國人之一契·溫德克寫道：「他的名字在當時只有少數黨內人士知道。他沒有像列寧在1個月以後那樣……受到持紅旗和奏音樂的感到鼓舞的人群的歡迎。他也沒有像兩個月以後從美國趕回來的托洛茨基那樣受到驅車出迎並把他舉起來的一個代表團的歡迎。他無聲無響地到達，坐下來工作……在俄國國境以外，沒有人知道有他這樣一個人。」 * * * [1] 《致阿·馬·高爾基》。《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34頁。——譯者注 [2]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列寧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4頁。——譯者注 [3]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列寧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8頁。——譯者注 [4] 《致亞·加·施略普尼柯夫》。《列寧全集》第47卷，中文第2版第117頁。——譯者注 [5]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列寧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7頁。——譯者注 [6]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列寧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7頁。——譯者注 [7] 《論廢除武裝的口號》。《列寧全集》第28卷，中文版第173—174頁。——譯者注 [8] 《論廢除武裝的口號》。《列寧全集》第28卷，中文版第173—174頁。——譯者注 [9] 《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334頁。——譯者注 [10] 《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335頁。——譯者注 [11] 《對俄國社會民主黨工人黨團的審判證明什麼？》。《列寧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77頁。——譯者注 [12] 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原編者注 [13] 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親王（1842—1921），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科學家、歷史學家、批評家、社會哲學家，他當時流亡在倫敦。——原編者注 [14] 《言論報》是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的日報。——原編者注 [15] 儒勒·巴西爾·蓋得（1845—1922），法國社會黨前左派領袖，是國務部長（1914年8月—1915年10月）。——原編者注 [16] 馬賽爾·桑巴（1862—1922），法國改良主義社會黨政治家，公共工程部長（1914—1916）。——原編者注 [17] 艾米爾·王德威爾得（1866—1938），比利時改良主義的社會黨人，國際社會黨執行局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國務部長，擔任過各種內閣職務。——原編者注 [18] 《保險問題》是1913年10月作為《真理報》保險部的一個分支創辦的，雖然表面上它致力於工人保險事業，它也討論一般的政治問題，在戰爭期間沙皇當局封閉《真理報》以後，它發表了關於危險的戰爭問題的文章。——原編者注 [19] 參看《史達林傳略》。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5頁。——譯者注 [20] 《馬賽曲》是所有反對沙皇專制的人按照法國大革命的愛國與共和傳統所普遍唱的戰歌；而《國際歌》（歐仁·鮑狄埃在1871年寫）完全限於社會黨人和新的社會制度的戰士，這個制度是以全世界的勞動者——不分種族和國籍——從剝削和壓迫中自我解放為根據的。——原編者注 [21] 列寧。——原編者注 [22] 列·鮑·加米涅夫。——原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