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評傳 · 第五章 新的高潮
斯托雷平在全國作威作福約五年之久（1906—1911年），他用盡了反動派的一切手段。六三政制在各個方面，尤其是在土地問題方面，表現得毫不足取。斯托雷平被迫從在政治上進行聯合退而採用警察鎮壓手段，而且，在斯托雷平自己的秘密警察隊伍中，出現了暗殺他的刺客，這似乎是為了更好地揭露他的政制的徹底破產似的。
到1910年，工業的恢復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一些革命政黨面臨這樣的問題，局勢的這種轉機將對國內政治情況產生什麼影響？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保持他們的公式主義立場，認為危機使群眾具有革命思想，而工業復興則會使他們平靜下來。因此，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這兩派都傾向於貶低或者斷然否認實際已經開始的工業的恢復，唯一的例外是維也納的《真理報》，它儘管有調和派的幻想，卻保衛了這一正確的思想：恢復和危機的政治後果遠不是自動性的，每次都是重新決定的，它取決於以前的鬥爭進程，取決於整個國內形勢。因此，在工業高潮（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非常普遍的罷工鬥爭）之後，形勢的突然衰退可能引起直接的革命高潮，如果具備其他必要條件的話。另一方面，在進行了以失敗告終的長期革命鬥爭以後，使無產階級分裂和遭到削弱的一次工業危機可能完全摧毀無產階級的鬥志。或者，在長期反動統治之後出現的工業高潮，能夠恢復工人運動（主要是經濟鬥爭的形式），在這以後，新的危機可能把群眾的力量轉到政治軌道上來。
日俄戰爭和革命造成的震動使俄國未能分享1903年到1907年世界範圍的工業復興。與此同時，不間斷的革命戰鬥、失敗和鎮壓，已使群眾精疲力竭。1907年爆發的世界工業危機使俄國的長時期蕭條又延長3年，它遠沒有鼓舞工人進行新的戰鬥，而是使他們潰散，使他們的力量遭到空前的削弱，在關廠、失業和貧困的打擊下，疲憊的群眾肯定感到沮喪了，這就是斯托雷平的反動統治的「成就」的物質基礎。無產階級需要一次新的工業高潮所具有的復興作用來恢復自己的力量，補充自己的隊伍，再次感到自己是生產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並投入新的戰鬥。
1910年底，由於前第一屆杜馬主席、自由派穆羅姆策夫和托爾斯泰的逝世，發生了街頭示威——這是很久沒有看到的景象了。學生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表面上，情況看來可能是（歷史唯心主義者慣於犯的錯誤就是這樣）：政治復興是從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中產生的，他們通過自己的榜樣，開始吸引了上層工人，而事實上，復興的浪潮不是從上到下進行的，而是從下到上進行的。由於工業高潮，工人階級逐漸從它的麻痹狀態中覺醒起來。但是，使群眾改變的那些化學變化在變得明顯以前，已經通過中間社會集團傳播到學生那裡去了。由於青年大學生比較容易發動，這種高潮就首先以學潮形式表現出來。但是，在有充分經驗的觀察家看來，事前就很清楚，知識分子的示威只不過是無產階級本身內部深刻得多、重要得多的過程的一個徵象而已。
事實上，罷工運動的曲線很快就開始上升了。不錯，1911年的罷工人數只達10萬人（在前一年，它甚至沒有達到此數的一半），但是，復興過程緩慢只表明必須加以克服的麻痹狀態是多麼嚴重。無論如何，到同年年底，工人地區的情況比年初大不相同。1909年和1910年的豐收刺激了工業復興，在這之後，1911年出現了災難性的歉收，這一次歉收並沒有使復興停下來，而是使2000萬農民受飢挨餓。在農村開始的騷動再次把土地問題提到日程上來。1912年1月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完全有權提到「政治高潮的開始」。但是突然的轉機直到1912年春發生連納屠殺工人的著名事件以後才出現。在這個遼遠的森林地帶（離彼得堡5000多英里，離最近的鐵路線1400多英里），每年為英國和俄國股東提供千百萬盧布利潤的金礦工人要求8小時工作日，要求增加工資和廢除罰金。從伊爾庫茨克調來的士兵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150人被打死，250人受傷；由於沒有受到醫治，數以十計的傷者死亡了。
在杜馬辯論連納事件時，內政大臣馬卡羅夫（他是一個蠢官，跟他的同時代人一樣）在右派代表的掌聲中宣布：「從前如此，將來也會如此！」這句無恥之極的話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先是從彼得堡的工廠，然後從全國各地，人們用電話和電報傳來關於發表抗議宣言和舉行抗議示威的消息。連納事件的影響只有7年前在「流血星期日」以後席捲勞動群眾的憤怒浪潮可以與之比擬。一家自由派報紙寫道：「自從1905年以來，首都的大街或許從來沒有這樣熱鬧過。」
那時，史達林在彼得堡，處於兩次流放之間的自由時期。他在《明星報》（我們以後還有機會再提到它）上寫道：「連納的槍聲擊破了沉默的冰層，人民運動的江河奔流起來了。奔流起來了！……現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和禍害，多災多難的俄國所受的一切痛苦都集中在一件事實上，集中在連納事件上。這就是連納的槍聲正好成為罷工和遊行示威的信號的原因。」 [1]
參加罷工的大約有30萬工人，在五一罷工中有40萬人遊行。據官方材料，1912年總共有72.5萬人罷工，工人總數比工業復興年代增加了不下20%，同時由於生產的極大集中，他們的經濟作用具有甚至更大的重要性。工人階級的復興影響了所有其他階層的人民：飢餓的農村預兆不祥地騷動起來，陸軍和海軍中也發生了表示不滿的事件。列寧在1912年8月寫信給高爾基說：「俄國正出現的是革命的高潮——不是別的什麼高潮，正是革命的高潮。」 [2]
這個新運動並不是過去的運動的簡單重複，而是它的繼續。1905年，在發動強大的一月罷工的同時，人們向沙皇遞交了天真的請願書。1912年，工人們立即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口號。1905年的思想、傳統和組織經驗——它們為在反動時代取得的辛酸教訓所豐富——滋養了新的革命時期。從一開始，領導作用就是屬於工人的；在無產階級先鋒隊內，領導權屬於布爾什維克。這在實質上預先決定了未來的革命的性質，雖然布爾什維克自己還沒有清楚認識到這一點。通過加強無產階級，並且為它取得在國家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作用，工業復興加強了持久革命前景的基礎。舊政制的馬廄只能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掃帚來打掃乾淨。民主革命只有把自己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因而也是征服自己，才能夠勝利。
「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繼續如此，但是它有它的唯一弱點：調和主義，對孟什維主義的革命復活抱有希望。新的高潮——「不是什麼別的高潮，正是革命的高潮」——對調和主義進行了無可彌補的打擊。布爾什維主義依靠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並且教導它領導追隨它的貧苦農民。孟什維主義依靠勞工貴族，傾向於自由資產階級。群眾一旦再次進入公開衝突的戰場，就不可能談論這兩派之間的「調和」。調和派被迫採取了新的立場：他們中間的革命者同布爾什維克站在一起，他們中間的機會主義者同孟什維克站在一起。
[柯巴的第三次流放從1910年9月23日持續到1911年7月6日，這時他在完成了兩年流放期的剩餘時間以後獲釋，其中有兩個月是在從巴庫前往索里維切果茨克的途中度過的，並且曾在各個轉送監獄中停留。因此，]這次柯巴[作為一個流放者]在流放地度過了8個多月。關於他在索里維切果茨克的生活，關於與他保持聯繫的流放者，關於他所讀的書和使他感興趣的問題，人們實際上是一無所知的。從他在那個時期寫的兩封信看來，他從國外收到了刊物，並且能夠了解黨，或者更正確地說是了解僑居國外的人的生活；在國外，派系之間的矛盾已達到嚴重階段。普列漢諾夫和他的一些無足輕重的追隨者，再次與他的最密切的朋友們決裂，為使黨處於非法狀態這種主張辯護，反對取消派。這是這位了不起的人物一生中的激進主義最後一次顯現，他當時正在迅速走向沒落。這樣就產生了驚人的、自相矛盾的和壽命不長的列寧-普列漢諾夫聯盟。另一方面，存在著取消派（馬爾托夫等人）、前進報派（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和調和派（托洛茨基）之間的和解。第二個聯盟是完全沒有任何原則作為基礎的，它的組成在一定程度上使參加者自己也感到驚奇。調和派仍想「調和」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由於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主義無情地拒絕關於與取消派達成任何協議的主張，調和派自然轉而採取與孟什維克和前進報派結成聯盟或半聯盟的立場。正像列寧寫給高爾基的信所說的，使這個插曲式的聯盟結合在一起的東西，是「對布爾什維克中央的厭惡，因為這個中央為保衛它的思想而進行了無情的鬥爭」。這兩個聯盟的問題在當時人數不多的黨的隊伍中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1910年12月31日，史達林向巴黎寫信說：「謝明同志，昨天我從同志們那裡收到你的信，我首先向列寧、加米涅夫及其他同志致熱烈的敬禮。」 [3] 由於有加米涅夫的名字，表示這個敬禮的話不再刊印了，接著就是他對黨內形勢的估計。「照我的意見，聯盟（列寧-普列漢諾夫）這條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聯盟的計劃顯然是列寧的主意——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他明察秋毫。但這並不是說任何聯盟都是好的。托洛茨基聯盟（他會說，這是『綜合』）就是腐朽的沒有原則性的東西……列寧-普列漢諾夫聯盟之所以有生氣，就在於它有深刻的原則性，並在於它的基礎是對復興黨的方法問題有一致的看法。可是，正因為這是聯盟而不是合併，所以布爾什維克必須有自己的派別組織。」 [4] 所有這一切是完全符合列寧的看法的，實質上只是闡釋列寧的文章，在性質上是表示自己忠於原則。他進一步宣布，主要的「不是國外工作而是在俄國國內的實際工作」。在好像是順便這樣宣布以後，史達林馬上又解釋說，實際工作就是「運用原則」。在重複了這個有魔力的字眼「原則」而加強了自己的地位以後，柯巴就更接近於他要說的話了。他寫道，「……據我看，我們目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是組織中心小組（俄國國內的），這個小組應該先把……秘密的、半公開的和公開的工作統一起來……這樣的小組像空氣和麵包一樣地需要。」 [5] 這個計劃本身並無任何新奇之處。自從倫敦代表大會以來，列寧曾經不止一次企圖恢復中央委員會在俄國的核心，但是在這以前，黨的分散使這些企圖全都失敗了。柯巴建議召開黨的工作者的會議：「這個會議很可能給上述的中心小組提供適當的人選。」 [6] 在暴露了他把黨的重心從國外轉移到俄國來的目的以後，柯巴又趕緊來消除列寧可能有的任何疑慮：「行動必須堅決而無情，不要怕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和前進報派方面的責難。……」 [7] 他故意謙虛地談到他計劃中的中心小組：「這個小組可以隨便叫什麼名字，叫『中央委員會俄國分部』或『中央委員會直屬輔助小組』都沒有關係。」 [8] 這種假裝的毫不在乎的態度大概是為了掩蓋柯巴的個人野心。「現在來談我自己。我還有6個月刑滿，刑滿之後，我就可以完全聽候使喚。如果實在迫切需要工作者，我立刻可以溜之大吉。」 [9] 這封信的目的很清楚：柯巴提出自己為候選人，他想最終成為中央委員。
柯巴的無可非難的野心出人意料地被他另一封信（寫給莫斯科布爾什維克的）顯示出來了。「高加索沙夏在寫信給你。」（這封信就是這樣開始的）「你記得1904年在提比里西和巴庫的時候吧。首先我向奧里珈、向你、向格爾曼諾夫致以熱烈的敬禮。現在與我一起過流亡生活的伊·姆·戈盧別夫把。」你們的情況全都告訴我了。格爾曼諾夫知道我叫K…b…a（他會明白）很奇怪，遲至1911年，柯巴不得不用間接的、純系偶然的名稱來提醒老黨員想起他自己的情況，他仍然是不知名的，或者有被人們輕易忘記的危險。他繼續說：「我在今年7月就要（流放）期滿。伊里奇等人要我不等期滿就到兩個中心之一去。但是我希望完成我的期限（一個合法的人機會更多一些）……但是如果非常需要人（我正等待他們的答覆），那麼當然我將溜之大吉……我們在這裡無事可做，真悶得慌，我簡直要悶死了。」
從起碼的謹慎這一觀點來看，信中的這一部分看來是驚人的。一個流放者的信件總有落入警察手中的危險，然而他竟沒有明顯的實際理由就寫信給他不很熟識的黨員，提供關於他與列寧秘密通信的情況，並告訴他們，有人要他從流放地逃走，如果需要，他「當然將溜之大吉」。我們以後會看到，這封信果真落到憲兵之手，他們不費什麼勁兒就確定了寄這封信的人的身份以及他所提到的所有人的身份。說明這種不謹慎做法的一個解釋必然是：急於想誇耀！在1904年可能未受人充分注意的「高加索沙夏」情不自禁地要告訴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列寧本人已把他包括在黨的中央工作者之列。但是，作這種誇耀的動機只起輔助作用。這封神秘信件的關鍵在最後一部分：
當然，我們聽到了關於國外的「杯水風浪」的情況。一方面是列寧-普列漢諾夫聯盟，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馬爾托夫—波格丹諾夫聯盟。據我所知，工作者對第一個聯盟的態度是贊同的。但是一般來說，工作者開始看不起僑居國外的人員：「讓他們任意在牆上爬吧；但是，至於我們，凡是珍視運動的利益的人，應當工作，其餘的就不用管了。」我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
令人吃驚的話！史達林認為，列寧反對取消派和調和派的鬥爭是「杯水風浪」。「工作者」——其中也有史達林——「開始看不起」僑居國外的人員（也包括布爾什維克參謀部）。「凡是珍視運動的利益的人，應當工作。其餘的就不用管了。」看來，運動的利益與制定運動綱領的理論鬥爭並無聯繫。
一年半以後，在業已開始的轉變的影響下，僑居國外的人員之間的鬥爭空前尖銳了，感情用事的半布爾什維克高爾基在給列寧的信中哀嘆國外的「爭吵」——杯水風浪。列寧以斥責口氣答覆他說：「資產者、自由派、社會革命黨人都喜歡大叫大嚷地說社會民主黨人『鬧內部糾紛』，這批人對於解決這些『迫切的難題』不認真，他們跟著別人跑，玩弄外交手腕，並滿足於折中主義……」 [10] 他在以後的一封信中堅持，「那些了解『內部糾紛』的思想根源……的人就有責任去幫助群眾尋找根源，而不應該去證明群眾把爭論看做是『領袖人物的私事』是對的。」 [11] 「目前在俄國高爾基則堅持說：工人中間有很多很好的……青年，但是他們對國外的人卻懷著如此憤懣的情緒……」 [12] 列寧回答說：「這是確實的，不過這不是『領導者』的過錯引起的……應當把分離的東西連接起來。罵罵領導者，這很容易，也很普遍，然而並沒有什麼益處……」 [13] 看來，好像列寧在對高爾基的有節制的反駁憤怒地駁斥了史達林。
仔細比較史達林的這兩封信（信的作者從未打算要人們比較），對於透視他的性格和手法極為寶貴。他對「原則」的真正態度在第二封信里極為忠實地表現出來：「應當工作，其餘的就不用管了。」這實質上就是許多不太聰明的調和分子的態度。史達林對「僑居國外的人員」使用了非常輕蔑的語句，這不僅因為粗暴是他的性格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因為他指望得到有經驗的人，特別是格爾曼諾夫的同情。他從最近自莫斯科流放出去的戈盧別夫那裡了解到他們的全部心情。在俄國進行的活動的情況很不好，地下組織衰退到極點，有經驗的人非常容易責怪僑居國外的人在小事上大驚小怪。
為了了解史達林採取兩面手法的實際目的，需要記住，格爾曼諾夫本人與在黨的上層人物中很有影響的其他調和派有密切關係，他在幾個月以前曾提議由柯巴擔任中央委員。柯巴認為，向這個集團表示他對它的支持是有用的。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列寧的影響的力量，因此他首先宣布他忠於「原則」。在他寄往巴黎的信中，他奉承列寧的不調和態度，因為史達林是怕列寧的；在給莫斯科人的信中，他使他們反對列寧，因為列寧沒有正當理由而「在牆上爬」。第一封信是逐字逐句重申列寧反對調和派的文章中的話，第二封信則重複了調和派反對列寧的一些論點；而這一切他是在24天之內做的。
不錯，寫給「謝明同志」的信有這樣一句慎重的話：在國外的中心「不就是一切，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組織俄國國內的工作」 [14] 。另一方面，在寫給莫斯科人的信中有一個看來是無意中提出的暗示：工作者對列寧-普列漢諾夫的態度，「據我所知，是贊同的」。但是，在一封信里的輔助性糾正，在另一封信里成了發展相反的思想路線的起點。含糊的旁白（這種旁白差不多是思想上的保留）的任務是緩和這兩封信之間的矛盾。但是事實上，它只是暴露了作者的問心有愧。
任何陰謀手法，不管多麼原始，都足以達到其目的。柯巴故意不直接寫信給列寧，而寫給「謝明」，這就使他有可能以極為親切的口氣提到列寧，而使他沒有義務去探討問題的實質。毫無疑問，柯巴的真正動機對列寧來說並不是謎，但是，列寧採取的態度是政治家的態度，過去表現過堅強的意志和堅定性的一個職業革命者現在急於要使自己到黨的機構里來，列寧注意到這一點。另一方面，格爾曼諾夫也記得，調和派將在柯巴這個人的身上找到一個盟友。因此他的目的達到了，至少是暫時達到了。柯巴有許多條件可以成為中央委員會的傑出委員，他的野心有充分根據。但是令人驚奇的，是這位青年的革命者為達到自己的目的所採取的手段——欺騙，弄虛作假和故意採取無恥的手法。
在進行陰謀活動的人的生活中，連累性的信件是要銷毀的，與國外的人們的個人接觸是很少的，因此，柯巴並不擔心有人會把他這兩封信加以比較。為未來保全了這些無價的文件的功勞完全在於沙皇郵局的檢查員。在1925年12月23日（當時這個極權主義政權還遠沒有達到它目前的機械程度），提比里西報紙《東方曙光報》很不經心，發表了柯巴給莫斯科人的這封信的副本，這個副本是從警察局檔案中找出的。不難設想，這個倒霉的編輯部為此而得到的懲罰是什麼！這封信以後從未再登，沒有一個官方傳記作者曾提到這封信。
儘管迫切需要組織者，柯巴並沒有「溜之大吉」——那就是說，他並沒有逃走，他這次完成了他的流放期限。報紙傳來了關於學生舉行集會和在街上示威的消息。不下1萬人擁擠在涅瓦大街 [15] ，工人們開始與學生們聯合起來。「這不是變化的開始嗎？」列寧在接到柯巴從流放地的來信前幾周寫的文章中這樣問。在1911年最初幾個月，高潮已是不容置疑的了，然而，已經逃走過3次的柯巴這次卻安靜地等待流放期滿。新春雖然到來，看來他卻還是很冷的。他是不是由於記得1905年的經驗而害怕新的高潮呢？
所有傳記作者都毫無例外地提到柯巴新的逃走。事實上，沒有必要逃走，他的流放期在1911年7月結束了，莫斯科暗探局在順便提到約瑟夫·朱加施維里的時候稱他這次「完成了他在索里維切果茨克市的行政流放期」。同時在國外舉行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議指定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安排黨的一次代表會議，看來，柯巴和另外四個人一起被指派參加了這個委員會。在流放以後，他前往巴庫和提比里西，以便鼓動當地的布爾什維克，誘使他們參加代表會議。在高加索沒有正式的組織，因此必須差不多是從頭開始建立黨組織。提比里西布爾什維克通過了柯巴就建立革命政黨的必要性所寫的呼籲書：
不幸，除了政治冒險分子、奸細和其他渣滓以外，在我們加強自己的社會民主黨的事業中的先進工作者不得不對付我們隊伍中的一個新障礙，即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們。
這指的是取消派。這個呼籲書是以一個比喻（作這種比喻是我們的作者的特點）結束的：
籠罩全國的黑暗反動的陰暗嗜殺的雲霧開始消散，並開始為人民的憤怒的暴風雨的雲霧所代替。閃電劃破了我們的生活的黑暗背景，黎明在遠處顯露了曙光，暴風雨就要到來了……
這個呼籲書的目的是宣布提比里西小組的出現，從而使當地的少數布爾什維克可以參加即將舉行的代表會議。
柯巴合法地離開了沃洛果達省，他是否從高加索合法地前往彼得堡，這有疑問。從前的流放者通常在一定時期內被禁止在重要城市居住。但是不管有沒有得到許可，這位鄉下人終於出發前往首都所在地。黨剛剛從它的麻痹狀態中覺醒過來，最優秀的力量關在獄中，被流放或者僑居國外。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彼得堡需要柯巴。但是他第一次在首都出現的時間很短，在他流放結束和下次被捕之間，只有兩個月的時間，而在這兩個月的時間中，有三四個星期一定為他前往高加索的行程所用去。柯巴究竟怎樣適應他的新環境，或者他怎樣在新環境中開始他的工作，我們是一無所知的。
這個時期唯一值得記憶的東西，是柯巴發往國外的關於維坡爾格區46名社會民主黨人舉行秘密會議的非常簡短的消息。一位著名的取消派發表的講話的主要思想是這樣的：「在黨的意義上，不需要任何組織」，因為，為了進行公開的活動，成立倡導小組就夠了，這種小組可以負責安排公開的演講和關於國家保險、城市政治等等問題的合法集會。據柯巴的消息說，取消派關於適應假君主立憲政體的這個方案遭到全體工作者的徹底反對，其中也包括孟什維克。在會議結束時，除了那個主要的講話人之外，全體投票贊成建立非法的革命政黨。
不是列寧就是季諾維也夫為來自彼得堡的這封信加上了下列的編者按：
柯巴同志的信值得所有珍視黨的人予以最大的注意……人們很難想像出對我們的和事佬與調和派的看法與希望有比此更好的駁斥了。柯巴同志所描述的事件是偶然的嗎？不，它是典型的……
可是，「黨接到這種肯定的情報」的情況是很少見的，「我們感激柯巴同志提供這種情報」。蘇聯百科全書在提到這次報紙事件時寫道：
史達林的信件和文章證明了戰鬥努力和政治路線的不可動搖的一致，這種一致把列寧和成為他的戰友的那位天才聯結在一起。
為了取得這種讚揚，有必要接連出版幾種版本的百科全書，在這個過程中，為數不少的編輯被消滅了。
據阿利盧耶夫敘述，在9月初的一天，他在回家途中注意到他的家門口有密探。他上樓到他的房間，發現史達林和另一個喬治亞布爾什維克在那裡，當阿利盧耶夫告訴他樓下有「盯梢的人」的時候，史達林不很客氣地回答說：「你怎麼搞的？有些同志變成被嚇破膽的市儈和鄉下佬。」但是事實證明，真有密探，9月9日，柯巴被捕，到9月22日，他已經在他的流放地了，這次是在省會沃洛果達——就是說，環境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有利。很可能，這次流放只是為了他非法在彼得堡居住而給予的一種懲罰。
在國外的布爾什維克中央繼續派密使到俄國來，準備這次代表會議。各個地方的社會民主黨小組之間的聯繫已慢慢建立起來，但經常中斷。挑釁盛行，被捕的人數極多，但是，據奧里明斯基說，先進工作者對於召開代表會議的主張的同情立即表明：「工作者只是容忍了取消主義，而內心根本是不喜歡它的。」儘管條件極為困難，密使設法與許多地方的非法小組建立了聯繫。這位奧里明斯基寫道：「它就像一陣新鮮空氣。」
在1912年1月5日於布拉格召開的代表會議上，有來自20個地下組織——大部分都是很弱的組織——的15名代表。代表們的報告十分清楚地說明了黨的情況：數目不多的地方組織差不多完全是由布爾什維克組成的，有很大比例的奸細，他們一等組織站穩腳跟就背叛了組織。高加索的情況特別可悲。「在齊阿土雷沒有任何一種組織，」奧爾忠尼啟則在報告喬治亞這個唯一的工業地點的情況時這樣說，「在巴統也沒有任何組織。」在提比里西——「情況也是一樣。在過去一年中，沒有發過一張傳單，沒有進行任何非法活動……」儘管地方小組有明顯的弱點，代表會議反映了新的樂觀精神：群眾正在行動起來，黨感到情況對它有利了。
在布拉格作出的決議決定了黨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的進程。首先，代表會議認為，有必要建立社會民主黨核心，周圍要有儘可能多的各種合法工人團體。據代表會議說，使2000萬農民飢餓的歉收再一次證明，「……農奴主-地主階級左右俄國的一切政策……的情況下，俄國資產階級的稍許正常的發展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證」 [16] ，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奪取政權仍是俄國民主革命的任務。代表會議宣布把取消派驅逐出黨，並號召一切社會民主黨人，「不分派別和色彩」，為了重建秘密的黨而對取消派進行鬥爭。 [17] 在這樣與孟什維克完全決裂以後，布拉格代表會議開始了擁有自己的中央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黨獨立存在的紀元。
在史達林指導下編輯的、1938年出版的最新「黨史」說：
中央委員會委員是列寧、史達林、奧爾忠尼啟則、斯維爾德洛夫和戈洛舍金等人。史達林和斯維爾德洛夫是在本人缺席時被選進中央委員會的，因為他們當時還在流放所。 [18]
但是，在官方的黨的文件匯編（1926）中，我們看到：
會議選出了由列寧、季諾維也夫、奧爾忠尼啟則、維克多（奧爾金斯基）、馬林諾夫斯基和戈洛舍金組成的新的中央委員會。
「黨史」並沒有把季諾維也夫，也沒有把奸細馬林諾夫斯基包括在中央委員會中，但是它把史達林包括在內，而舊名單是沒有史達林的。對這個謎的解釋，有助於說明那個時期史達林在黨內的地位以及莫斯科編史工作者目前使用的方法。事實上，史達林並沒有在會議上當選，而是在會議以後不久通過所謂補選成為中央委員的。上述官方材料十分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
後來，柯巴（朱加施維里-史達林）同志和弗拉基米爾（別洛斯多茨基，前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補選入中央委員會。
同樣，根據莫斯科暗探局的材料，朱加施維里是在會議以後根據中央委員所享有的補選權成為中央委員的。蘇聯的一切參考書都毫無例外地提供了同樣的情況，直到1929年史達林的指示（這個指示完全改變了編史工作）發表時為止。在1937年紀念代表會議召開25周年而出版的文件中，我們看到：
史達林不能參加布拉格代表會議的工作，因為當時他流放在索里維切果茨克。當時列寧和黨已經知道史達林是一位重要領導人……因此，根據列寧的提議，會議代表在史達林缺席的情況下把他選入中央委員會。
關於史達林究竟是在會議上當選的還是在以後由中央委員會補選為中央委員的問題，看來似乎並不重要。事實上，情況並不如此。史達林想要成為中央委員，列寧認為有必要把他選進中央委員會。可以作為候選人的人選極為有限，以致二流人物也成為中央委員了。可是，柯巴並未當選。為什麼？列寧遠不是他的黨內的獨裁者。此外，一個革命政黨不會容忍對自己的任何獨裁！列寧在與代表們進行初步商談以後，顯然認為不提出柯巴作為候選人是比較明智的。「在1912年列寧把史達林帶進中央委員會時，」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寫道，「人們對此表示憤慨。沒有人公開反對此事，但是他們在談話中表示了憤慨。」這位前外交家提供的情況一向是不值得相信的，然而它令人感興趣，因為它反映了官僚的回憶和閒談。列寧無疑遇到嚴重的反對。只有一件事是他能夠做的：等會議結束，然後向人數不多的領導核心呼籲，這個核心不是依靠列寧的推薦，就是同意他對候選人的估計。這樣，史達林就第一次從後門進入中央委員會。
關於中央委員會國內組織的歷史也經歷了同樣的改變。
中央委員會……根據列寧的提議，成立了以史達林同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俄國局，以指導黨在俄國的活動。除了史達林以外，中央委員會俄國局還包括斯維爾德洛夫、斯潘達良、奧爾忠尼啟則和加里寧。
貝利亞是這樣說的。當我在寫本章的時候，貝利亞被任命為史達林的秘密警察負責人，他在學術上的這種努力是得到報答的了。但是，如果我們尋找任何文件來證明最新的「黨史」一再重複的這種說法，那是徒勞的。首先，沒有任何人曾被置於黨的機構之「首」，這樣一個選舉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根據舊的官方參考書，中央委員會選出了「由奧爾忠尼啟則、斯潘達良、史達林和戈洛舍金組成的一個局」。在《列寧全集》的注釋中，名單也是這樣的。在莫斯科暗探局的文件中，前面三個人——「季莫費、謝爾戈和柯巴」被稱為中央委員會俄國局的委員，這裡用的是他們的化名。有趣的是，在所有的舊名單中，史達林一貫不是名列最後，就是倒數第二。自然，如果曾把他置於俄國局之「首」，情況當然就不會是這樣的了。戈洛舍金在後來的一次清洗中被開除出黨的機構，他的名字也同樣被排除於1912年成立的俄國局之外，他的位子為幸運的加里寧所替代。歷史已成為陶瓷工人手中的陶土了。
2月24日，奧爾忠尼啟則對列寧說，他在沃洛果達訪問了伊萬諾維奇[史達林]，「與他達成了肯定的諒解，他對於事情的結果感到滿意。」這指的是布拉格黨代表會議作出的決定。柯巴得悉，他終於被補選入最近成立的「中央」。2月28日，他以中央委員的新身份從流放地逃走，在巴庫稍住以後，他前往彼得堡。兩個月以前，他已32歲了。
在柯巴從地方舞台升到全國舞台的同時，工人運動高漲，工人報紙有比較普遍的發展。在地下力量的壓力下，沙皇當局失去了他們以前的自信，檢查員的力量削弱了，進行合法活動的可能性更廣泛了。布爾什維主義公開出現了，最初是以一個周報出現的，後來以一個日報出現，對工人發生影響的可能性立即增多。黨繼續處於地下，但是黨報的編輯部第一次成為革命的合法的工作人員。彼得堡《真理報》這個名字影響了整個時期的工人運動。在這個時期中，人們開始稱布爾什維克為「真理報派」。在這家報紙存在的兩年半時間內，政府把它封閉了8次，但是每次它都以類似的名稱重新出現。在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上，《真理報》常常不得不只限於說一些謹慎的話和作一些暗示，但是它的地下鼓動員和傳單說出了自己不能公開說的話。此外，先進的工人同時也學會了從字裡行間體會意思。同西歐或美國的水平比起來，發行量4萬份可能看來是太少了。但是在沙皇俄國過分敏銳的政治監視之下，這家布爾什維克報紙通過它的直接訂戶和讀者，在數以十萬計的工人當中得到了響應。這樣，年輕的革命一代就在經歷過反動年代的老革命家的領導下團結在《真理報》的周圍。史達林後來寫道：「1912年的《真理報》奠定了布爾什維主義1917年勝利的基礎。」 [19] 這是暗示他自己也參加了那個活動。
列寧由於還未接到史達林逃走的消息，在3月28日抱怨說：「伊萬諾維奇一點消息也沒有。他在做什麼？在什麼地方？怎麼樣？……」 [20] 人員是很缺乏的，甚至在首都也沒有合適的人。列寧在這封信中寫道，在彼得堡「迫切」要一個公開露面的人，「因為那裡的情況很糟糕，鬥爭激烈而艱巨。我們既得不到情報，也缺少領導，更不能對報紙進行監督」 [21] 。列寧當時在對《明星報》編輯部進行「激烈而艱巨」的鬥爭，因為這個編輯部反對與取消派進行鬥爭。後來，列寧再次堅持說：「趕快對《生活事業》[取消派的雜誌]進行鬥爭——這樣勝利就有了保證；不然，我們的情況就會很糟糕。不要怕論戰……」他當時所有信件的基調就是這樣。
我們也很可以繼列寧之後重複問一遍：「他在做什麼？在什麼地方？怎麼樣？」史達林的實際作用——像通常一樣，是幕後作用——是不容易斷定的，需要徹底研究一下事實和文件。他作為中央委員——即作為黨的正式領導人之一——在彼得堡的職責自然也擴大到非法的報紙。然而，在向「歷史學家」發出指示以前，這個情況已完全被人遺忘了。集體的記憶有自己的規律，它並不總是與黨的規定吻合的。《明星報》是在1910年12月創辦的，當時工業恢復的初步跡象已很明顯。官方文件說：「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安排它的出版和從國外進行編輯工作方面是最密切合作的。」《列寧全集》編輯委員會在列舉該報在俄國的主要合作者的名字時提出了11人，其中忘了提史達林。然而毫無疑問，他是這家報紙的工作人員之一，而且從他的地位而言，是一位有影響的工作人員。過去所有的回憶錄和參考書，也都忘記提他的名字——這種忘記在今天或許可以稱為記憶力破壞所致。甚至1927年《真理報》在為紀念自己創刊15周年而出的特刊中也沒有一篇文章提到史達林的名字，就連社論也沒有提他的名字。人們在研究舊的報刊時，有時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唯一的例外，是在奧里明斯基的寶貴回憶錄中發現的。奧里明斯基是與《明星報》和《真理報》關係最密切的一些人之一，他是這樣敘述史達林的作用的：
史達林和斯維爾德洛夫在從流放地逃走以後曾經常在彼得堡出現……他們二人在彼得堡出現（直到他們重新被捕為止）的時間很短，但是每次都對報紙、對黨團等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然而，這句簡短的話不是在正文裡，而是在一個腳註里，這大概最確切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況。史達林經常在彼得堡作短時的露面，對組織、對杜馬中社會民主黨黨團和對報紙施加壓力，然後又不見了。他出現的時間太短，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黨組織的影響，他的主張和文章又太平凡，因此沒有在任何人的記憶中留下持久的印象。當人們並非在脅迫之下寫回憶錄的時候，他們所記的並不是官僚的官方職務，而是有活力的人們的有活力的行動、生動的事實、明確的方案、具有獨創性的建議。史達林在這些方面都是不出色的，無怪乎人們所記得的是生動的原作，而不是複製品。不錯，史達林並不是僅僅闡釋列寧的話，但是由於他要支持調和派，他就繼續同時採取兩條路線。從他在索里維切果茨克所寫的兩封信中，我們對這兩條路線已很熟悉了，那就是：同列寧在一起反對調和派，同調和派在一起反對列寧。第一個政策是公開的，第二個政策是隱蔽的。史達林反對國外中央的鬥爭也沒有使撰寫回憶錄的人得到啟發，雖然這是由於一個不同的原因：所有這些寫回憶錄的人都積極地或者消極地參加了調和派反列寧的「陰謀」，因此希望避開黨史的這一章。只是在1929年以後，史達林作為中央委員會代表的正式地位才成為對戰前這一歷史時期作出新解釋時所依據的基礎。
史達林是不可能對報紙留下他個人的烙印的，原因很簡單，他生性就不是一個報人。從1912年4月到1913年2月，據他的一位親密同事估計，他在布爾什維克報紙上發表了「不下20篇文章」，平均一個月約兩篇。而且這是在局勢處於高潮、生活在令人激動的每一天都提出新問題的時候！不錯，在這一年中，史達林在流放地度過了將近6個月。但是，從索里維切果茨克或者從沃洛果達向《真理報》寫文章要比從克拉科夫容易得多，列寧和季諾維也夫每隔一天就從克拉科夫寄出文章和信件。懶散、過分謹慎、完全缺乏寫作本領，最後還有東方人的極端懶惰性，使史達林的筆寫不出什麼東西來。他的文章在語氣上比第一次革命的那幾年更為自信了，這些文章繼續具有不可磨滅的平凡的印記。
他在4月15日的《明星報》上寫道：「隨著工人的經濟發動而來的是他們的政治發動，隨著爭取提高工資的罷工而來的是因連納慘案而引起的抗議、群眾集會和政治罷工……無疑地，解放運動的潛在力量已經動起來了……向你們致敬，第一群燕子！」 [22]
象徵「潛在力量」的「燕子」這個隱喻說明了我們作者的風格的特點。但是，他想說的是什麼畢竟是清楚的。史達林在從所謂「連納事件」得出「結論」時，分析了——像往常那樣公式主義地分析，而不顧活生生的現實——政府和政黨的行動，指責資產階級對槍殺工人「貓哭老鼠」，最後警告說：「現在，當第一次高潮正在退落的時候，曾經躲在貓哭老鼠這一煙幕後面的黑暗勢力又開始出現了。」 [23] 儘管他作的隱喻「貓哭老鼠這一煙幕」令人吃驚——文章在其他方面是中立的，因此這個隱喻似乎是特別奇怪的——這篇文章大體上說出了應當說的話和其他許多人本來會說的話。但是，正是由於他的解說——不僅是他的風格，而且還有分析本身——的「粗糙」，人們對史達林的著作不能卒讀，像敏感的耳朵聽不協調的音樂一樣無法忍受。他在一張非法的傳單中寫道：
在5月1日這一天，當大自然從冬眠中甦醒過來，森林和群山披上翠綠，田野和草地開遍鮮花，太陽開始更溫暖地照耀，空氣中感覺到新生的喜悅，大自然陶醉於舞蹈和狂歡中的時候——他們決定在今天大聲公開地向全世界宣布，工人給人類帶來的是春天，是掙脫資本主義枷鎖的解放……工人運動的海洋日益波瀾壯闊地泛濫起來……無產階級憤怒的海洋掀起了巨浪……他們確信自己的勝利。他們鎮定而堅強，他們驕傲地沿著通向樂土的道路，沿著通向光明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 [24]
這就是用提比里西說教的語言講話的彼得堡革命者。
罷工浪潮高漲著，黨與工人的接觸增多了，周報已不再能滿足運動的需要，《明星報》開始籌款辦日報。前杜馬代表波列塔也夫寫道：「1912年冬末，從流放地逃出的史達林來到彼得堡，辦一家工人報紙的工作進行得更起勁了。」史達林本人在1922年為紀念《真理報》創刊10周年而寫的文章中說：
1912年4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在波列塔也夫同志的寓所里，兩位杜馬代表（波克羅夫斯基和波列塔也夫）、兩位作家（奧里明斯基和巴圖林）和我這個中央委員……在一起商妥了《真理報》的編輯方針，並且編排了該報的創刊號。 [25]
這樣，史達林自己就肯定《真理報》編輯方針是他負責制定的。這個方針的實質可以總括如下：「應當工作，其餘的就不用管了。」不錯，4月22日，就在《真理報》第一期出版的那一天，史達林本人被捕。但是，在差不多3個月的時間內，《真理報》是忠實於他與別人聯合制定的這個方針的。「取消派」這三個字從這家報紙的詞彙中勾銷了。
克魯普斯卡婭寫道：「必須同取消主義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因此，當《真理報》起初硬要從伊里奇的文章中刪掉同取消派的爭論部分的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非常激動。他給《真理報》寫去了一些氣憤的信。」 [26] 其中一部分——顯然是一小部分——總算發表了。她還抱怨說：「有時候——雖然這種情形不多——伊里奇的論文杳無音信；有時候，壓下他的稿子，不馬上登載出來。遇到這種時候，伊里奇就焦急，給《真理報》寫去氣憤的信，但無濟於事。」 [27]
同《真理報》編輯部的鬥爭是同《明星報》編輯部的鬥爭的直接的繼續。列寧在1912年7月11日寫道：「向工人們隱瞞分歧……是不應當的、有害無益的、可笑的。」 [28] 幾天以後，他要求編輯部的秘書莫洛托夫（現在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說明這家報紙為什麼要「頑固地、不斷地刪掉我的以及其他同事的文章中提到取消派的那些話呢？」 [29] 同時，第四屆杜馬的選舉即將到來。列寧警告說：「彼得堡工人選民團的選舉無疑將一直與對取消派的鬥爭同時進行，這將證明是否是先進工人的最重要的問題。可是他們的報紙卻保持沉默，避免『取消派』這三個字！……規避這些問題就是自殺。」
列寧在克拉科夫十分清楚地看出了黨的調和派上層人物沉默地，然而頑固地進行的陰謀，但是他完全相信他是正確的。工人運動的迅速恢復必然要尖銳地提出革命的根本問題，不僅使取消派失去立足之地，而且也使調和派失去立足之地。列寧的力量不在於他有能力建立一個機構——他也知道怎樣來做這個工作——而在於他有能力在一切危急關頭利用群眾的活力來克服任何政黨都有的缺點和保守性。這次也是這樣。在工人的日益增長的壓力下，在克拉科夫的鞭策下，《真理報》勉強地，在不斷進行抗拒的情況下開始慢慢放棄它的中立立場。
史達林在彼得堡監獄度過了兩個多月。7月2日，他出發前往新的流放地，流放期為四年。這次要穿過烏拉爾，這是在托姆斯克省的北部——在納賴姆地區，該地區因森林、湖泊和沼澤而著名。我們已經認識的維列沙克在科爾帕謝沃村再次會晤了柯巴，後者在前往他的目的地途中在這個村子住了幾天。這裡有斯維爾德洛夫、伊·斯米爾諾夫和拉謝維奇，全是老布爾什維克。當時很難預言：拉謝維奇會死在史達林流放他的地方，斯米爾諾夫會被他槍斃，而斯維爾德洛夫只是由於過早逝世才免遭同樣的下場。維列沙克寫道：「史達林到達納賴姆地區後使當地的布爾什維克的活動活躍起來，有不少人逃走了。」在另外幾個人逃走後，史達林自己也逃走了——「他差不多是公開地搭乘開春後的第一艘汽船走開了……」事實上，史達林是在夏末逃走的。這是他第四次逃走。
他在9月12日回到彼得堡時，發現那裡的局勢已大大改變了。暴風雨般的罷工正在進行著，工人們再次高喊革命口號並湧上大街。孟什維克的政策顯然是信譽掃地了，《真理報》的影響迅速增長。此外，杜馬選舉臨近了，克拉科夫已經定下了競選運動的調子，進行爭論的陣地已經選好。布爾什維克是在與取消派分開和反對他們的情況下進行競選鬥爭的。工人們在民主革命的三個主要口號的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個口號是：建立共和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的土地。把小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從自由派的影響下解放出來，把農民爭取到工人一邊來——這是列寧的競選綱領的主要思想。列寧把對細節的無微不至的注意與大膽的思想結合起來，他實際上是徹底研究了斯托雷平選舉法的一切可以利用之處和需要加以防範之處的唯一馬克思主義者。在從政治上鼓舞了競選運動以後，他在技術上逐日指導了這個運動。為了幫助彼得堡，他從國外寄來了文章和指示，派來作了充分準備的密使。
薩發羅夫（現在是失蹤者之一）1912年春天在從瑞士前往彼得堡的途中在克拉科夫停留，他在那裡得悉，與列寧接近的一個主要的黨的活動家印涅薩也將前往彼得堡去幫助進行競選。「至少接連兩三天，伊里奇向我們作了充分的指示。」彼得堡工人選民團代表的選舉規定在9月16日進行，印涅薩和薩發羅夫在14日被捕。克魯普斯卡婭寫道：「但是警察局還不知道逃出流放地的史達林已於12日來到這裡。工人選民團的代表選舉，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30] 克魯普斯卡婭並沒有說：「多謝史達林。」她只是把這兩句話並列起來，這是一種消極自衛措施。我們在前杜馬代表巴達也夫的回憶錄的新版本中看到：「在若干工廠中臨時舉行的集會上，最近從納賴姆逃出的史達林講了話。」（第一版沒有這句話）據遲至1937年才寫回憶錄的阿利盧耶夫說，「史達林直接承擔了第四屆杜馬的整個的繁重競選工作……史達林非法地住在彼得堡，沒有一個確定的永久住所。他不願在一次拖長了的工人集會結束以後在深夜去打擾他的任何親密同志，而且也由於考慮到他是在進行秘密活動，他常常在某個酒館裡喝一杯清茶度過一夜的其餘時間」，他在這裡有時也「坐在充滿了煙味的酒館裡打個盹兒」。
在競選的初期需要與選民直接接觸的時候，史達林不可能對選舉問題產生很大的影響，這不僅是因為他是一個很差的演說家，而且還因為只有4天的時間供他支配。他彌補了這一點，他在多層選舉制的後期起了重要作用：只要有必要，他就鼓動選民團代表，依靠非法的機構，通過從幕後指揮的辦法來指導他們。在這個活動中，史達林無疑證明了自己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為合適。
競選運動的一個重要文件是《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託書》。巴達也夫在他的初版的回憶錄中說，這個委託書是由中央委員會寫成的，但是在新版的回憶錄中，他說委託書是史達林個人寫的。委託書非常可能是集體努力的產物，在這個集體努力中，史達林作為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可能擁有最後決定權。
委託書說：「我們認為俄國正處在必將到來的群眾運動的前夜，這一運動也許比1905年更加深入……這一運動的先鋒，也像1905年一樣，將是俄國社會中最先進的階級即俄國無產階級。它的同盟者只能是和俄國解放事業休戚相關的多災多難的農民。」 [31] 列寧寫信給《真理報》編輯部說：「一定要把這份……委託書用大號字登載在顯著的地位。」 [32] 省代表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這份布爾什維克委託書。在這些令人激動的日子裡，史達林也作為一個政論家更積極地活動起來；我在一周中在《真理報》上看到他的四篇文章。
彼得堡的選舉結果，像各個工業地區一樣，是十分良好的。在最重要省份中的6個省份里（共包括工人階級的4/5左右），布爾什維克候選人當選了，7個取消派主要依靠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選票而當選。史達林在寫給在國外出版的中央機關刊物的信中說：「和1907年的選舉不同，1912年的選舉恰巧是在工人革命浪潮興起的時候舉行的。」 [33]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還沒有什麼抵制傾向的工人積極地為選舉權而鬥爭。政府委員會企圖宣布彼得堡的某些最大工廠中的選舉結果無效。工人們以一致的抗議罷工相對抗，這個抗議罷工達到了目的。這封信的作者繼續說：「應當指出，罷工運動是我黨中央委員會代表……發起的。」 [34] 這裡指的是史達林自己，他為競選運動作的政治結論是：「革命的民主社會黨生氣勃勃而強大有力，這是第一個結論。取消派在政治上破產，這是第二個結論。」 [35] 這是正確的。
這7名孟什維克大部分是知識分子，他們想要把這6名布爾什維克（沒有什麼政治經驗的工人）置於他們自己的控制之下。11月底，列寧親自寫信給瓦西里也夫[史達林]：「既然我們擁有工人選民團方面的全部6名代表，就決不能默默地服從某些西伯利亞人 [36] 。六人團既然受到多數的壓制，它就應當提出強硬的抗議……」 [37] 史達林對這封信的答覆，像對其他信的答覆一樣，仍然是鄭重保管著的。但是列寧的呼籲並未得到同情：這6個人認為與那些被「開除出黨」的取消派的團結高於他們自己的政治獨立。在《真理報》發表的一項特別決議中，統一的黨團承認，「社會民主黨的團結是一個迫切的需要」，表示自己贊成將《真理報》與取消派的《光線報》合併，並且作為朝這個方向走的一步，建議它的全部成員都成為兩家報紙的撰稿人。12月18日，孟什維克的《光線報》在它的撰稿人名單上勝利地公布了4個布爾什維克代表的名字（兩個拒絕刊登自己的名字）；孟什維克派成員的名字同時在《真理報》的報頭上出現。調和主義再次獲勝，這在實質上意味著布拉格代表會議的精神和文字的失敗。
不久，《光線報》的撰稿人名單上又出現了一個名字——高爾基的名字，這使人感到是一個陰謀。「你怎麼與《光線報》搞在一起了呢？？？」列寧寫信給高爾基，打上三個問號，「難道你是在步代表們的後塵？可是他們完全是上當了！」在調和派取得這個暫時的勝利的時期，史達林在彼得堡執行中央委員會對黨團和對《真理報》的控制權。沒有任何人透露過關於他對嚴重打擊了列寧的政策的這些決定表示抗議的任何情況——這是一個肯定的跡象，表明調和派陰謀的幕後鼓動者是史達林本人。巴達也夫代表後來為他的犯罪行為辯解說：「像在其他一切場合一樣，我們的決定……是與我們當時有機會與之討論我們的活動的那些黨內人士的態度一致的……」這個轉彎抹角的說法暗指中央委員會彼得堡局，首先是暗指史達林本人。巴達也夫謹慎地聲辯說，罪責不應從領導人身上轉移到被領導者的身上。
幾年以前，人們在蘇聯報紙上注意到，對於列寧與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以及與《真理報》編輯部進行的內部鬥爭的歷史沒有作充分的說明。最近幾年，有人採取了一切行動使得作這樣的說明比過去更加困難。列寧在那個重要時期的信件還沒有全部發表；在歷史學家手中的，只有在實行極權主義控制以前由於某種原因從檔案中拿出的那些文件。但是，即使從這些零星的不全的材料中，也可看到一個明確的情況。列寧的倔強只是他的現實的有遠見的另一面，他堅持沿著在最後攤牌時一定會成為內戰的戰線的那條線劃清界線。經驗主義的史達林生性就沒有長遠看法。在競選期間，為了能選上他自己的代表，他對取消派大力進行了鬥爭，這是一個獲得重要的支持的問題。但是，一旦他的組織任務完成，他就認為沒有必要引起新的「內部糾紛」，特別是因為處在革命浪潮影響之下的孟什維克看來也傾向於講不同的語言了。的確，沒有理由「在牆上爬了」！對列寧來說，他的整個政策使群眾受到了革命教育。只要在選舉以後，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代表仍然是聯合的，競選鬥爭對他來說就是毫無意義的了。他認為，有必要在每一步，在採取每一個行動時，給工人各種機會，使他們相信，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布爾什維克與所有其他政黨都是截然不同的。這就是克拉科夫和彼得堡之間的最重要的矛盾之點。
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動搖是與《真理報》的政策密切相關的。巴達也夫在1930年寫道：「在這個時期，具有非法身份的史達林主持了《真理報》。」消息靈通的薩維里也夫的寫法不同：「在1912年秋和1912—1913年冬，仍然是非法身份的史達林，實際上主持了《真理報》。在這個時期，他只短時離開，前往國外，前往莫斯科和其他地方。」這些目擊者的敘述符合全部實際情況，是不能加以懷疑的。然而，說史達林實際主持了這家報紙卻不確實，實際主持這家報紙的是列寧。他每天都寄出文章，對別人的文章進行批評、建議、指示和更正。史達林是一個懶于思考的人，他不可能跟上源源不斷提出的這些建議和主張；這些建議和主張有9/10在他看來是多餘的，是誇張的。編輯部基本上是保持一種守勢，它沒有自己的主張，只是設法頓挫克拉科夫的政策的鋒芒。列寧不僅知道怎樣保護這些鋒芒，而且還知道怎樣使這些鋒芒重新鋒利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史達林自然成為調和派反對列寧的壓力的行動的秘密鼓動者。
《列寧全集》編輯委員會（布哈林、莫洛托夫和薩維里也夫）說：「由於在競選結束時對取消派採取的軟弱立場以及由於向前進報派提出了為《真理報》撰稿的要求而產生了新的矛盾，1913年1月在約·史達林離開彼得堡以後，關係更壞了……」「更壞了」這個經過周密考慮的說法證明，甚至在史達林離開以前，列寧與編輯部的關係並不是友好的。但是史達林用各種辦法避免使自己成為「標的」。
編輯部成員從黨的意義上說是一些沒有什麼影響的人物，其中有一些是偶然而來的人物，列寧要是撤換他們，本來不難，但是他們在黨的上層人物的態度中和在這個中央委員會代表的身上得到支持。史達林與編輯部和黨團是有密切聯繫的，如果與史達林發生激烈的衝突，那會意味著改組黨的參謀部。因此，列寧的政策儘管是堅定不渝的，卻很謹慎。11月26日，他「感到非常痛心」 [38] 地斥責了編輯部，因為它沒有在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在巴塞爾開幕的時候發表一篇文章：「其實寫一篇這樣的文章是完全不困難的，《真理報》編輯部也知道代表大會是在星期日開幕。」 [39] 史達林無疑真正感到驚奇，國際代表大會？在巴塞爾？這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然而，主要的摩擦原因並不是這種偶然的，雖然是一再發生的錯誤，而是在對黨的發展進程的看法上的根本分歧。只有具有大膽的革命看法的人才感到列寧的政策是有意義的；從報紙的發行或從建立組織的觀點來看，這只能是極為過分的。史達林在內心深處繼續把列寧這個「僑居國外的人」看做是一個宗派主義者。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當時發生的一個微妙的插曲。在這幾年中，列寧手頭很拮据。當《真理報》能夠自立的時候，編輯部規定給它的鼓動者和主要撰稿人一筆酬金，這筆酬金雖然數目不大，卻是列寧的主要財政支柱。正當衝突變得十分尖銳的時候，這筆錢就不匯了。雖然列寧對這種事情極為敏感，他卻不得不相當堅持地提醒他們注意他的事情：「為什麼不把應寄的錢寄來？耽誤會使我們陷入窘境，請不要耽誤。」 [40] 不能認為扣錢不寄是一種財政懲罰（雖然後來史達林當權時，曾毫不猶豫地一再採取這種辦法）。但是即使這不過是疏忽問題，它卻充分說明了彼得堡和克拉科夫之間的關係，的確，這種關係遠不是友好的。
在史達林前往克拉科夫出席在黨的總部舉行的會議以後，列寧對《真理報》的憤慨立即在他的信件中公開化了。人們產生了這樣一個無法抗拒的印象，即列寧只是在等待史達林啟行，以便與彼得堡的那一窩調和派決裂，同時保持與史達林達成和平諒解的可能性。在消除了這個最有勢力的敵人以後，列寧馬上對彼得堡編輯部發動了猛烈的攻擊。他在1月12日寫給彼得堡的一個親信人物的信中，提到《真理報》在關於紡織工人報紙方面所犯的「不能原諒的錯誤」，堅持要糾正「你們的愚蠢」等等。這封信完全出自克魯普斯卡婭的手筆。後來，列寧親筆寫道：「我們收到編輯部的一封愚蠢而無禮的信，我們不想答覆。必須趕走他們……我們對於沒有關於改組編輯部的計劃的消息極為不安……改組，更好的是，完全趕走全部舊人，這是極為必要的。它辦得糟極了。他們讚揚崩得和《時報》（機會主義的猶太刊物），這完全是卑鄙的。他們不知道怎樣對付《光線報》，他們對於文章[即列寧本人寫的文章]的態度是惡劣的。我簡直失去耐心了……」這封信的語氣表明，列寧的憤怒——雖然他知道在必要時如何克制自己——達到了極限。對這家報紙的嚴厲批評是關於史達林負責直接監督它的整個時期的。寫「編輯部的一封愚蠢而無禮的信」的那個人的姓名還沒有透露，當然，這並不是偶然的。這不大會是史達林寫的，他太謹慎了，不會這樣做；此外，當時他非常可能已經離開彼得堡。更可能的是，這封信是莫洛托夫寫的，他是編輯部的正式秘書，他像史達林一樣性情粗暴，但是卻沒有史達林靈活。
從列寧信中另外一些話里可以清楚看出，他現在是多麼堅決地要處理長期存在的矛盾：「對款項的管理採取了什麼行動？誰拿去了訂報費？它在誰手裡？一共有多少？」列寧顯然並不排斥決裂的可能性，他很關心把財政資源掌握在自己手裡。但是並未決裂，感到狼狽的調和派根本未敢想到這一點。消極抵抗是他們的唯一武器；現在，甚至這個武器也要從他們的手中打掉了。
克魯普斯卡婭答覆什克洛夫斯基從伯爾尼寄來的悲觀信件，並說布爾什維克的情況並不像看來那樣糟糕。她在信的開頭承認，「當然，《真理報》辦得很糟」，這句話聽起來好像表示意見是一致的，像是不容置辯的。「每一個人都是編輯人員，他們大多數都不是作家……工人對《光線報》的抗議沒有發表，以避免論戰。」但是，克魯普斯卡婭答應要在最近的將來進行「重大改革」。這封信是在1月19日寫的。第二天，列寧通過克魯普斯卡婭寫信到彼得堡說：「……必須建立自己的《日報》編輯部，撤掉目前的編輯部。現在情況糟透了……沒有自下而上實現統一的運動，是愚蠢的和卑鄙的……難道這些編輯是人嗎？不是人，而是可憐的廢物，事情就壞在他們手裡。」 [41] 這就是列寧在想要表明他要鬥爭到底時所採用的文風。
同時，他在作了周密的布置以後對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的調和主義開火。早在1月3日，他寫信到彼得堡說：「務必無條件地發表我們寄給你們的巴庫工人信件……」這封信要求布爾什維克杜馬代表與《光線報》決裂。巴庫工人指出，在5年中，取消派「一直千方百計地重申黨已死亡」。工人們問道：「現在他們為什麼要求與死屍團結呢？」這個問題十分中肯。列寧則堅持問道：「這4位[代表]什麼時候退出《光線報》呢？難道我們必須再等下去嗎？……甚至從遙遠的巴庫，有20名工人也在抗議了。」這樣假定是不會錯的：在通過寫信未能使這些代表與《光線報》決裂以後，列寧在史達林仍在彼得堡的時候就慎重地開始動員下層工人。毫無疑問，巴庫工人是由於列寧的倡議而抗議的——列寧選擇巴庫也並非偶然！此外，他們不是把抗議信寄往巴庫領袖柯巴所負責的《真理報》編輯部，而是寄往在克拉科夫的列寧。衝突的複雜性已極為明顯。列寧前進了，史達林則玩弄手段。在調和派抗拒（這種抗拒得到取消派無意中的幫助，取消派愈來愈暴露出他們的機會主義）的情況下，列寧不久就誘導布爾什維克代表在抗議下辭去他們擔任的《光線報》撰稿人的職務，但是他們繼續受到杜馬中社會民主黨黨團取消派多數的紀律的約束。
列寧為最壞的情況甚至為分裂作好了準備，他像以往一樣，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而使麻煩儘可能少，使犧牲者的人數儘可能少。恰恰就是為這一點，他才首先要求史達林到國外去，這樣，他就能夠使史達林了解，在即將進行的「改革」期間，他最好離開《真理報》。同時，另一位中央委員被派往彼得堡——未來的蘇維埃共和國第一任主席斯維爾德洛夫。這個重要的事實得到官方的證實。《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的注釋說：「為了改組編輯部，中央委員會派斯維爾德洛夫前往彼得堡。」列寧寫信給他說：「今天得知《日報》已開始進行改革。多多致意，深表祝賀，並祝成功……你們無法想像，同一個暗中作對的編輯部合作，使我們吃了多少苦頭。」 [42] 這是積聚的怨恨與寬慰感相交織的一些話，列寧這樣就解決了在整個困難時期與編輯部的爭端，而在這個時期中，就像人們告訴我們的那樣，「史達林實際上主持了這家報紙」。
季諾維也夫在1934年（當時他已有殺身之禍）寫道：「寫這些句子的人清楚記得，史達林到達克拉科夫是多麼重大的事件……」列寧倍加高興——因為在史達林離開彼得堡期間，他能夠在那裡進行他的微妙的開刀手術，並且因為他大概能夠在不對中央委員會內部進行任何改組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克魯普斯卡婭在簡略而謹慎地敘述史達林在克拉科夫居留情況的時候寫道（好像是無意中加上的）：「伊里奇當時正因《真理報》而生氣，史達林也因《真理報》生氣，他們商談如何把事情搞好。」 [43] 這些話的意味非常深長，儘管有意說得晦澀，顯然是說得更明白的文本中僅存下來的東西，那個文本已由於檢查員的要求而擱置起來。從我們已經知道的情況來看，不可能懷疑列寧和史達林「生氣」是由於不同的原因，每人都在設法為自己的政策辯護。但是，這場鬥爭太不勢均力敵了，史達林不得不退卻。
他奉召參加的會議從12月28日開到1913年1月1日，與會人員有11人——中央委員、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和著名的地方領導人。會議除了討論由於革命的高漲而產生的一般政治問題外，還討論了黨內生活的尖銳問題——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黨報，對取消派和對「團結」的口號的態度。主要的報告是列寧作的。必須認為，杜馬代表和他們的領袖史達林不得不聽取不少辛酸的事實，雖然這些事實是以友好口氣說出來的。看來，史達林在會議上保持了平靜，只有這一點才能說明為什麼謙遜的巴達也夫在他的初版回憶錄（1929）中甚至沒有把史達林列在與會者名單之內。此外，在緊急情況下保持沉默也是史達林的得意做法。會議的記錄和其他文件「尚未發現」，非常可能，已經採取了特別措施務必使這些文件不被發現。克魯普斯卡婭在那個時期寄往俄國的一封信中有這樣的話：「在這次會議上，地方領導人所作的報告是十分有趣的。人人都說群眾現在已經成長起來了……在選舉期間已很明顯，到處都有自發成立的工人組織……這些組織大部分是與黨沒有關係的，然而它們在精神上屬於黨的組織。」至於列寧，他在給高爾基的一封信中指出，會議「是非常成功的」，「將起到它的作用」。他首先所想到的，是解決黨的政策問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警察局通知它駐國外機構的負責人說，儘管他上次提出了報告，波列塔也夫代表並未參加會議，下列的人參加了：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克魯普斯卡婭；馬林諾夫斯基代表、彼得羅夫斯基代表和巴達也夫代表；洛波夫，工人麥德維捷夫，俄國炮兵中尉特羅雅諾夫斯基 [44] ，特羅雅諾夫斯基的妻子 [45] 和柯巴。有趣的是名字排列的次序：在警察局的名單上，柯巴的名字列在最後；在《列寧全集》（1929）的注釋中，他的名字列在第五，在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魯普斯卡婭之後，雖然當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魯普斯卡婭早已失寵了。在最近時期的名單中，史達林總是居第二位，緊跟在列寧之後。這些變動相當清楚地說明他是怎樣發跡的。
警察局想要用這封信表明，彼得堡對於在克拉科夫進行的活動比它在國外的奸細有更清楚的了解。無疑，馬林諾夫斯基在會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作為奸細的真正身份只有警察總部中的最高級人物知道。不錯，與他接觸過的某些社會民主黨人早在反動年代就懷疑他了，但是因為他們拿不出證據來證實他們的懷疑，他們的懷疑減少了。1912年1月，莫斯科布爾什維克派馬林諾夫斯基出席在布拉格舉行的代表會議，列寧急切地把握了這個有才幹、有魄力的工人，並幫助提出他作為杜馬選舉的候選人。警察方面也支持它的奸細，逮捕了所有可能與他競選的人。莫斯科工人的這位代表一度在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中建立了他的威信。馬林諾夫斯基在從列寧那裡收到擬好的議會演說稿以後，就把稿子送交警察局長審閱。警察局長起初企圖作一些修改；但是，布爾什維克黨團制度把每個代表的獨立權局限在非常狹小的範圍之內——因此，雖然這位社會民主黨代表是暗探局的最好的告密者，暗探局的這個奸細也成為社會民主黨黨團的最富有戰鬥性的演說家。
1913年夏，一些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再次對馬林諾夫斯基產生懷疑，但是由於缺乏證據，這個問題又擱置起來。後來政府本身害怕此事可能暴露，害怕暴露之後產生政治醜聞；馬林諾夫斯基根據他上司的命令，在1914年5月向杜馬主席提出一項聲明，宣布他打算辭去代表職務。關於他扮演的角色的謠言再次傳播開來，而且傳得很盛，這次還在報上登載出來了。馬林諾夫斯基前往國外會見列寧，要求調查。他顯然與他在警察局的上司共同制定了他的行動方針。兩周以後，彼得堡的黨報發表了一封電報，電報間接地宣布，中央委員會調查了馬林諾夫斯基事件以後，深信他個人是正直的。又過了幾天，一項決議發表了。決議大意說，馬林諾夫斯基由於故意辭去代表職務，「已使自己處於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之外」。用合法的報紙的語言來說，這意味著開除出黨。
列寧的反對者對列寧進行了長期的猛烈的攻擊，因為他「庇護」馬林諾夫斯基。警察密探參加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特別是加入中央委員會，當然是黨的一個重大災難。事實上，史達林最後一次流放就是由於馬林諾夫斯基的出賣。但是，在那些日子裡，由於派系的敵對而複雜化的猜疑毒化了地下組織的氣氛，沒有人提出對馬林諾夫斯基不利的直接證據。畢竟不可能根據含糊的猜疑而宣布一個黨員政治上的——或許甚至是肉體上的——死刑。而且由於馬林諾夫斯基居於負責地位，而黨的聲望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他的聲望，列寧認為，他有責任以他一向是出色的力量來為馬林諾夫斯基辯護。在君主政體被推翻以後，馬林諾夫斯基為警察局服務這一事實完全得到證實。十月革命以後，這個奸細在從德國俘虜營回到莫斯科時，根據法庭的命令被槍決了。
儘管缺乏人員，列寧並不急於召史達林回俄國，必須在他回去以前完成在彼得堡的「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史達林在克拉科夫會議以後也不急於回到他從前工作的地方，這次會議明確無誤地（不管是多麼間接地）譴責了他的政策。像往常一樣，列寧盡了他一切力量使這位被打敗的人作一次體面的退卻。報復是同列寧的性情格格不入的。為了使史達林在這個重要時期留在國外，列寧使他對研究少數民族問題發生了興趣——這完全是符合列寧精神的一種安排！
高加索有幾十個半開化的、原始的然而是迅速覺醒的民族，史達林是高加索人，列寧無須向他證明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民族獨立的傳統繼續在喬治亞發揚光大，柯巴本人就是在這裡第一次具有革命衝動的，他的假名就源起於他自己的民族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不錯，據伊雷馬什維利說，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他對研究喬治亞問題變得冷淡了，「民族解放……對他來說不再有任何意義了，他不想對他取得權力的意志施加任何限制。俄國和全世界今後必須是他追求的目標」。伊雷馬什維利顯然預見到晚得多的時候的事實和態度。不容置疑的一點是，柯巴在成為布爾什維克以後，就放棄了民族主義的浪漫主義，這樣，浪漫主義繼續與喬治亞孟什維克的毫無生氣的社會主義協調地和平共處。但是，在拋棄了喬治亞獨立的主張以後，像許多大俄羅斯人一樣，柯巴不能夠繼續對民族問題完全漠不關心，因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韃靼人、俄羅斯人等等之間的關係經常使高加索的革命活動複雜化。
在他看來，柯巴已成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但是，他在感情上已成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了嗎？大俄羅斯人列寧是不能容忍可能傷害到被壓迫民族的感情的任何玩笑或奇談的。史達林具有的吉第里洛村農民氣味太重了。當然，在革命前的年代，他是不敢玩弄民族偏見的，後來在他已經當權的時候才敢這樣做。但是這種性格甚至在當時已經在小問題上表現出來。在提到孟什維克中的猶太人在1907年倫敦代表大會上占優勢的時候，柯巴寫道：
關於這一點，布爾什維克中曾有人（好像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開玩笑說，孟什維克是猶太人的派別，布爾什維克是真正俄羅斯人的派別，所以我們布爾什維克不妨在黨內來一次蹂躪猶太人的暴行。 [46]
甚至現在也不可能不感到驚奇：在為了寫給高加索（那裡的氣氛充滿了民族仇恨情緒）工人看的一篇文章中，史達林竟引述了這樣一個極為可疑的玩笑。此外，這不是偶然不夠機智的問題，而是有意識地這樣做的。就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揚揚得意地拿代表大會關於沒收土地的決議「開玩笑」，目的是要消除高加索戰士的懷疑。人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認為，巴庫的孟什維克當時是由猶太人領導的，作者想用他關於反猶太的暴行的「玩笑」來使他的反對派在落後工人的心目中信譽掃地。這比通過說服教育爭取他們要更容易，史達林在一切事情上總是尋求會遇到最小阻力的辦法。可以補充一句，阿列克辛斯基的「玩笑」也不是偶然的，這個極左的布爾什維克後來成為徹頭徹尾的反對分子和反猶太分子。
自然，柯巴在他的政治活動中維護了黨的正式立場，可是在他出國以前，他的政治文章從未超過日常宣傳的水平。現在，只是在列寧的倡議下，他才從一個更廣泛的理論和政治觀點來對待民族問題。他對高加索的複雜民族關係的直接了解無疑使他比較容易在這個複雜的領域進行探討，在這個領域中，制定抽象的理論是特別危險的。
在戰前歐洲的兩個國家，即沙皇俄國和哈布斯堡奧匈帝國中，民族問題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在這兩國中，工人政黨都建立了自己的學校。在理論方面，以奧托·鮑威爾和卡爾·倫納為代表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認為，民族是與領土、經濟和階級無關的，把它變為受所謂「民族性格」限制的抽象概念。在民族政策方面，以及在一切其他方面，它並不想超越對現狀的糾正。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害怕瓜分這個帝國的想法，力圖使它的民族綱領適應於這個拼湊起來的國家的疆界。所謂「民族文化經濟」的綱領規定，同一民族的公民，不管他們是怎樣分布在奧匈帝國的領土，不管這個國家的行政分區是什麼，應當在純個人特點的基礎上聯合成為一個共同體，以解決他們的文化任務（劇院、教堂和學校等等）。這個綱領是不自然的、空想的，因為它企圖在一個為社會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把文化與領土和經濟分離開來；它同時也是反動的，因為它使同一國家的工人被強迫分裂為各種民族，破壞了他們的階級力量。
列寧的立場與此截然相反。他認為，民族與領土、經濟和階級結構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同時他並不認為，歷史形成的國家（它的疆界橫切了各民族的有機軀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要求承認國家的每一個民族都有權分離出去而獨立存在。由於各個民族自願地或者由於必要而在一個國家的國境之內共處，他們的文化利益必須在最廣泛的區域自治（因而是地域自治）——包括在法律上保障每一個少數民族的權利——的範圍內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同時，列寧認為，某一國家的全體工人（不管他們屬於哪個民族）的不容爭辯的義務是團結在同一個階級組織里。
民族問題在波蘭特別尖銳，這個問題由於波蘭的歷史命運而惡化了。以約瑟夫·皮爾蘇茨基為首的所謂波蘭社會黨熱烈主張波蘭獨立，波蘭社會黨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它的黷武民族主義的曖昧的附屬物。另一方面，波蘭社會民主黨（它的領導人是羅莎·盧森堡）提出了關於波蘭地區實行自治作為民主俄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要求，與波蘭獨立的口號相對抗。盧森堡是從這樣的考慮出發的：在帝國主義時代，波蘭與俄國分離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而在社會主義時代，這種分離則是不必要的。她認為，「自決權」是空洞的抽象的東西。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戰持續了好幾年。列寧堅持說，帝國主義在各國、各地區和各個生活方面的統治並不是相似的或者同等的；過去的遺產是各種歷史時代累積起來的和互相交錯而產生的東西；雖然壟斷資本主義凌駕一切，但它並不能代替一切；儘管帝國主義進行統治，許多民族問題仍然完全沒有解決；甚至在帝國主義時代，波蘭也可能獨立，這取決於國內和國際局勢。
列寧的看法是，自決權只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原則在民族關係方面的應用。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真正的、完全的和全面的民主是無法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弱小民族的民族獨立同樣是「無法實現的」。但是，甚至在帝國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並不拒絕為民主權利——包括每一民族獨立存在的權利——而鬥爭。而且，在我們的星球的某些部分，正是帝國主義自己使民族自決的口號具有了特殊意義。雖然西歐和中歐在19世紀總算設法解決了它們的民族問題，但是在東歐、亞洲、非洲和南美，民族民主運動到20世紀才真正開始發展起來。否認民族自決權實際上就等於是幫助帝國主義者鎮壓他們的殖民地獨立自主，並且反對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自主權。
在反動時期，俄國民族問題大大惡化了。史達林寫道：「可是從上層掀起的黷武的民族主義浪潮，『當權人物』用來報復『愛好自由』的邊疆地區的種種高壓手段，在下層激起了民族主義的逆流，這種民族主義有時變成粗暴的沙文主義。」 [47] 這是由於宗教祭禮謀殺案而對基輔的猶太人貝里斯進行審判的時候。回想起來，從文明的最新成就，特別是從德國和蘇聯的成就看來，那次審判在今天看來差不多是人道主義的實驗。但是在1913年，它震驚了全世界。民族主義的毒素也開始大範圍地影響工人階級。感到驚恐的高爾基寫信給列寧，認為必須反擊這種沙文主義的狂暴行動。列寧回答說：「關於民族主義，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應當非常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我們這裡有一位非常好的喬治亞人正在埋頭給《啟蒙》寫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奧國的和其他的材料。我們要在這方面加把勁。」 [48] 這裡指的是史達林。高爾基長期與黨有聯繫，他十分清楚地知道黨的一切領導幹部，但是，他顯然完全不知道史達林，因此列寧不得不使用「非常好的喬治亞人」這樣一個不稱名道姓的，雖然是恭維性的說法。順便說一句，這是列寧按民族來稱呼一個著名俄國革命者的僅有的一次。當然，他心中所想的不是一個喬治亞人，而是高加索人。這個原始因素無疑吸引了列寧，無怪乎他這樣厚道地對待卡莫。
史達林在國外居留的兩個月中，寫了一篇很短的，然而是很鋒利的論文，題為《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由於這篇文章是為合法雜誌寫的，所以它的用詞很謹慎；儘管這樣，它的革命傾向是極為明顯的。作者首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民族定義與符合奧地利學派精神的抽象心理的定義對抗。他寫道：「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種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49] 把民族的心理特點與它的地理和經濟發展條件結合起來的這個複合定義，不僅在理論上是正確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有效果的。因為這樣，每一個民族的命運問題的解決辦法必須從改變它的生存的物質條件（從地域開始）方面來尋求。布爾什維主義從不沉迷於國家邊疆的崇拜。在政治上，問題是如何根據民族自己的需要和願望在地域上、政治上和行政上改造沙皇帝國這個民族監獄。
無產階級政黨並不責成各個民族留在某一國家的疆界之內或者與它離，這是各個民族自己的問題。但是它認為，它必須幫助每個民族實現自己的真正民族願望；至於與一個國家分離這個可能性，這是具體歷史情況和力量對比的問題。史達林寫道：「誰也不能說巴爾幹戰爭是糾紛的終結，而不是糾紛的開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種內外形勢結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時，俄國某個民族將認為必須提出和解決本身獨立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加以阻礙，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事情。由此可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主張民族自決權。」 [50]
保障自願留在民主俄國疆界之內的民族的利益的辦法將是「像波蘭、立陶宛、烏克蘭、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單位實行區域自治。區域自治能最適當地利用本地區的天然富源；區域自治不是把人們按民族劃分，而是為按階級劃分開闢道路。」 [51] 各個地區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地域自治是與民族只在「文化」問題上的超地域的即純精神的自治相對立的。
但是，從無產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最直接和最為重要的，是一個國家內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間的關係問題。布爾什維主義主張各民族的工人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緊密地和不可分割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和工會中。「組織形式不僅影響到實際工作，它還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滅的烙印。工人過著自己的組織的生活，在自己的組織中獲得精神上的發展並受到教育……國際主義的組織形式是培養同志情感的學校，是擁護國際主義的最強有力的宣傳。」 [52]
奧國「文化自治」綱領的目的之一，是「各民族的民族特點的保存的發展。」 [53] 布爾什維主義驚異地問道：為什麼？為了什麼目的？把人類的各個民族部分分離開來決不是我們的事情。不錯，布爾什維主義堅持，每個民族應有分離權——有這個權利，但是沒有這個義務——作為防止壓迫的一種最後的和最有效的保障。但是，人為地保存民族特點是與布爾什維主義格格不入的。必須利用消除任何民族壓迫或侮辱——甚至是變相的，甚至是細微的和實際上是「無可估量的」民族壓迫或侮辱——的行動來實現各民族的工人的革命統一，而不是實現他們的分離。只要是存在著民族特權和侮辱，各民族就必須有彼此分離的可能，通過這種行動他們可以使工人為了各民族的親密無間而自由地統一起來，其遙遠的前景是，最後各民族融而為一。這就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傾向，它在十月革命中充分表現了它的力量。
奧國綱領透露了它的弱點：它既未拯救哈布斯堡帝國，也未拯救奧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奧國綱領培植出了無產階級民族集團的特點，但未能真正滿足被壓迫民族的願望，它只是掩飾了日耳曼人和馬扎爾人的統治。正像史達林正確指出的，是一種「精緻的民族主義」 [54] 。但是，應當十分公正地指出，作者在批評他的反對者對「民族特點」的關心時，對他們的思想作了顯然是過分簡化的解釋。他說：「真是異想天開，『保存』南高加索的韃靼人在『沙黑西-瓦黑西』節日自己打自己的這一類的『民族特點』！『發展』喬治亞人的『復仇權』這一類的『民族特點』。」 [55] 事實上，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心中所想的當然不是保存這種顯然是反動的殘餘。至於「喬治亞人的『復仇權』這一類的『民族特點』」，正是史達林後來把它「發展」到人類歷史上或許沒有任何人發展到的那種程度。但是，這屬於另外一套思想。
這篇論文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來對他的夙敵諾·饒爾丹尼亞進行論戰的，饒爾丹尼亞在反動年代開始傾向於奧國綱領。史達林接連舉例說明，民族文化自治「一般說來……如果從高加索的條件來看，那更是毫無意義和荒謬絕倫的」 [56] 。他對猶太崩得的政策的批評也是同樣堅決的，崩得不是按照地域原則而是按照民族原則組織的，它企圖強迫全黨接受這個制度。「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聯邦主義，那麼俄國社會民主黨就要根據按民族『劃分』工人的原則來實行改組；或者是採取國際主義的組織形式，那麼崩得就要根據區域自治的原則……來實行改組……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原則只會戰勝，不會『調和』。」 [57]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無疑是史達林最重要的——不如說是他的唯一的——理論著作。這一篇文章（它長達40頁）使它的作者有權被承認是傑出的理論家。相當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在這以前或者以後，他沒有寫出在質量上可以稍與之比擬的任何東西呢？這個謎的解答在於：史達林的這篇著作完全是列寧啟發他寫的，是在列寧不斷監督下寫成的，並且是由列寧逐字逐句修改成的。
列寧在他一生中兩次與他的親密合作者、高級理論家決裂。第一次是在1903—1904年，當時他與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全部老權威——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查蘇利奇——決裂了，並與傑出的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馬爾托夫和波特列索夫決裂了；第二次是在反動年代，當時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波克羅夫斯基和羅日柯夫這些非常有資格的作家全都離開他，他的最親密的合作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並不是理論家。在這個意義上，在新的革命高潮出現時，列寧處在困境，無怪乎他急切地抓住在制定黨綱的某一問題方面可能有用的任何青年同志。
克魯普斯卡婭追述：「這次，伊里奇同史達林就民族問題談了很多話，他很高興遇到了一個認真關心這一問題、研究這一問題的人。在這以前，史達林在維也納住過兩個月，研究民族問題，熟悉了在那裡的我們的人，認識了布哈林、特羅雅諾夫斯基夫婦。」 [58] 有些話她沒有說。「伊里奇同史達林……談了很多話」——這意味著：列寧向史達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說明這些想法的各個方面，解釋錯誤的概念，提出閱讀材料，校閱初稿，作出修正……這位克魯普斯卡婭又說：「我回憶起伊里奇對待缺乏經驗的作者的態度。他看到本質，看到基本的東西，周密地考慮如何幫助改正缺點。但是他做得十分謹慎，以至有的作者竟覺察不出在糾正他的缺點。伊里奇非常善於在工作中幫助別人。例如，他想委託誰寫一篇論文，但沒有把握那人是否寫得出，於是先同那人詳細地談論這一題目，發揮自己的想法，引起那人的興趣，充分試探以後，然後建議說，『您寫篇關於這個題目的論文好不好？』作者甚至覺察不出同伊里奇的預先談話給了他多大幫助，覺察不出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進了伊里奇的話，甚至採用了他的表達方式。」 [59] 當然，克魯普斯卡婭並沒有說出史達林的名字。但是，她把描敘作為青年作家的導師的列寧的這些話，寫在她的回憶錄中敘述史達林寫民族問題的那一章里。克魯普斯卡婭常常被迫採取轉彎抹角的辦法，以便至少保護列寧的一部分著作權不為別人所篡奪。
人們把史達林寫這篇文章的進展情況十分清楚地給我們敘述出來。最初，列寧在克拉科夫與他進行啟發指導性談話，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後來史達林前往維也納，到「奧地利學派」的中心去。史達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無疑問有一個理論性的頭腦，懂一些外語，了解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知道怎樣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羅雅諾夫斯基一樣，奉列寧的指示去幫助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喬治亞人。顯然，最重要的引語是他們選擇的。文章的邏輯結構（有賣弄學問的毛病）非常可能是由於受到布哈林的影響。布哈林與列寧不同，傾向於學者風格；對布哈林來說，文章的結構是由它的政治利益或論戰利益決定的。布哈林的影響並沒有超過這一點，因為在民族問題上，他接近羅沙·盧森堡的程度要比接近列寧的程度大得多。特羅雅諾夫斯基參加得如何，我們不知道。但是，他是從那個時候起開始與史達林接觸的。過了幾年，在情況改變以後，這種接觸使這位不重要的和不穩定的特羅雅諾夫斯基得到了一個最負責的外交職務。
史達林從維也納帶著他的材料回到克拉科夫。在這裡又輪到列寧進行工作了，他細心地和不倦地進行了校改。在每一頁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記和他的筆跡。作者機械地寫進去的某些句子，或者顯然是校改者所寫的某些句子，如果不參考列寧的相應著作，那看來就是出人意料的或者是無法理解的。史達林未作任何解釋就寫道：「決定俄國進步的命運的不是民族問題，而是土地問題，民族問題是從屬的問題。」 [60] 關於土地問題和民族問題對俄國革命進程的相對影響這個正確而深刻的思想完全是列寧的，而且他在反動年代曾作過無數次闡釋。在義大利和德國，爭取民族解放和統一的鬥爭曾一度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問題。在俄國則不是這樣，因為在俄國占統治地位的民族大俄羅斯人並未遭受過民族壓迫——相反，壓迫了其他民族；但是，遭受農奴制的沉重壓迫的卻正是大俄羅斯廣大農民群眾。這個思想的真正創造者不會不提出證據，也不加評論（好像順便作為一個通論而提出似的）就發表這樣一個複雜的和經過認真考慮的思想。
長期與列寧一起生活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僅學到了列寧的思想，進而學到了他的用語，甚至學到他的筆跡；對史達林卻不能這樣說。當然，他也是靠列寧的思想生活的，可是在離開列寧很遠的地方生活，他只是在需要這些思想來達到他自己的獨立目的時，才利用這些思想。他太倔強，太頑固，太愚笨，太呆板，因而學不到他的老師的寫作方法。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列寧對他的文章修改，用一位詩人的話來說，「像破爛不堪的舊布上的鮮艷補丁」。揭露奧地利學派是「一種精緻的民族主義」的人無疑是列寧，其他一切簡單的，然而是有關的公式也是列寧提出的，史達林是不會這樣寫的。關於鮑威爾對民族所下的「相對的性格共同體」這一定義，我們在文章中看到這樣的話：「那麼，鮑威爾的所謂民族和唯靈論者的所謂神秘的獨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麼區別呢？」 [61] 這句話是列寧寫的。在這以前和以後，史達林都沒有表示過類似的意見。而且，在提到鮑威爾對自己的民族定義所作的折中的修正時，文章評論說：「用唯心論的針線縫成的理論就這樣不攻自破了。」 [62] 人們不會看不出這是列寧的手筆。關於稱工人的民族組織形式是「同志情感的學校」這個說法也是這樣，史達林是不會這樣寫的。另一方面，這篇文章從頭到尾，儘管有許多尖刻的地方，我們找不到像具有兔子顏色的變色龍、潛在的燕子和淚水做成的煙幕這樣的話；列寧把所有這些華麗辭藻統統刪去了。自然，原來的手稿和所作的修改能夠加以隱藏，但是無論如何隱藏不了列寧的手筆，也隱藏不了這個事實：史達林在他被監禁和流放的那些年代中，沒有寫出哪怕是與他在維也納和克拉科夫的幾周中所寫的這篇著作稍可比擬的任何東西。
2月8日，在史達林仍在國外的時候，列寧向《真理報》編輯部祝賀，「近日來在整個報紙工作中所獲得的巨大進步」 [63] 。這些進步是原則問題方面的，主要表現在加強了對取消派的鬥爭上。據薩莫伊洛夫說，斯維爾德洛夫當時擔任了實際的主編的責任；他當時仍具有非法身份，一直待在一個「不可侵犯的代表的寓所里，整日忙著處理報紙的稿子」。此外，「他在一切個人事務方面是一位很好的同志」，這是正確的。關於史達林，薩莫伊洛夫卻未說過一句這樣的話，而他與史達林的接觸是很密切的，而且對史達林是十分尊敬的。2月10日，警察進入了「不可侵犯」的寓所，逮捕了斯維爾德洛夫，不久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這無疑是由於馬林諾夫斯基的告密。2月底，已從國外歸來的史達林也與這些代表住在一起。薩莫伊洛夫敘述說：「他在我們[杜馬]黨團和《真理報》的生活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不僅參加了我們在寓所里安排的一切會議，而且還經常冒很大危險前去參加社會民主黨黨團的會議。在那裡，他在反對孟什維克的爭論中和在其他各種問題上維護了我們的立場，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史達林發現彼得堡的情況已大大改變了。先進的工作者堅定地支持斯維爾德洛夫根據列寧的授意而進行的改革，《真理報》有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員，調和派遭受了挫折。史達林甚至沒有考慮為他在兩個月以前被迫放棄的立場進行辯護，這樣做是不符合他的精神的，現在他只關心保全他的面子。2月26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號召工人們「發表意見反對黨團內部的分裂努力，不管這種努力來自哪裡」。實質上，這篇文章是準備使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分裂，同時把分裂的責任加在對方身上的運動的一部分。史達林已不再受他過去的行動的約束，他企圖用舊辭藻來表達他的新目的。因此，他提出「不管這種努力來自哪裡」這樣一個關於分裂黨團的企圖的引起誤解的說法。無論如何，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克拉科夫學習以後，作者設法儘可能不引人注意地改變他的路線和開始採取新政策。但是，他實際上沒有機會這樣做，因為他不久就被捕了。
3月，布爾什維克組織在合法的《真理報》主辦下，舉行了一次音樂會和晚會。薩莫伊洛夫說，史達林「想要到那裡去」，因為在那裡可以看到許多同志。他徵求馬林諾夫斯基的意見，去是否安全？有沒有危險？這個不忠實的顧問回答說，他認為沒有危險。但是，危險是馬林諾夫斯基自己布置的。史達林一到，大廳里就充滿了密探，同志們給他穿上一件女人穿的斗篷，企圖通過舞台入口把他領走，但是，他仍被捕了。這次他註定要銷聲匿跡整整4年。
在發生這次逮捕事件以後兩個月，列寧寫信給《真理報》說：「衷心祝賀你們的成就……改進是巨大的，確實的，但願是穩固的和徹底的……但願不要樂極生悲！」 [64] 為了作完整的敘述，我們不能不引述列寧在1913年10月寄往彼得堡的信，當時史達林已在遙遠的流放地，加米涅夫負責編輯部的工作。這封信說：「這裡人人都對報紙和它的主編感到滿意。在這一整段時間裡，我沒有聽到一句批評的話……人人都滿意，我自己特別滿意，因為我已證明自己是一位預言家。你們記得嗎？」信的末尾說：「親愛的朋友，現在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六人團爭取他們的權利的鬥爭上。我請你們全力以赴，不讓報紙或馬克思主義輿論再動搖一次。」
所引述的這一切證據都導致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列寧認為，報紙在史達林負責的時候辦得很糟。在同一時期，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向調和主義搖擺。只是斯維爾德洛夫在史達林不在的時候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報紙才開始在政治上來說辦得好了。報紙在加米涅夫負責辦的時候改進了，令人滿意了。同樣，在他的領導下，杜馬的布爾什維克代表贏得了他們的政治獨立。
馬林諾夫斯基在分裂黨團方面起了積極作用，甚至同時起了兩種作用。憲兵將軍斯皮里多維奇在寫到這一點的時候說：「馬林諾夫斯基執行列寧和警察局的指示，在1913年10月實現了……『七人團』和『六人團』之間的最後的爭吵。」當時孟什維克方面一再對列寧的政策與警察局的政策的「巧合」感到高興。既然事變的進程作出了自己的判決，舊論點就失去了它的意義。警察局希望，社會民主黨的分裂會削弱工人運動；相反，列寧估計，只有分裂才能使工人得到所需要的領導。警察局的權謀家顯然估計錯了：孟什維克註定要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布爾什維克全面勝利了。
史達林在最後一次被捕以前的6個多月中在彼得堡和國外進行了緊張的工作。他幫助進行了杜馬競選運動，主持了《真理報》，參加了在國外舉行的一次重要的黨的工作人員會議，寫了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文。這半年對他個人的發展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他第一次負責在首都的活動，他第一次與重大政治問題發生關係，他第一次與列寧有了密切接觸。他認為，自己有的優越性——這是他作為一個現實的「有經驗的人」的一個重要部分——不能不由於他與這位偉大流亡者的接觸而減弱。他對自己的估計更加富有批判性和更加冷靜，他的野心更加隱秘了。他這個鄉下佬的受傷的自負心必然摻雜了妒忌心，這種自負只是由於謹慎才有所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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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奔流起來了！……》。《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32頁。——譯者注
[2] 《致阿·馬·高爾基》。《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26—127頁。——譯者注
[3] 參看《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黨中央的信》。《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0頁。——譯者注
[4] 參看《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黨中央的信》。《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1頁。——譯者注
[5] 參看《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黨中央的信》。《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1頁。——譯者注
[6] 參看《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黨中央的信》。《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1頁。——譯者注
[7] 參看《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黨中央的信》。《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1頁。——譯者注
[8] 參看《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黨中央的信》。《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1頁。——譯者注
[9] 參看《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黨中央的信》。《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1頁。——譯者注
[10] 《致阿·馬·高爾基》。《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26頁。——譯者注
[11] 同上書，第131—132頁。——譯者注
[12] 同上書，第131—132頁。——譯者注
[13] 同上書，第131—132頁。——譯者注
[14] 《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中央的信》。《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00頁。——譯者注
[15] 彼得堡（列寧格勒）的主要街道。——原編者注
[16]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布拉格）全國代表會議文獻》。《列寧全集》第21卷，中文第2版第131頁。——譯者注
[17] 參看上書，第134頁。——譯者注
[18] 參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7頁。——譯者注
[19]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3頁。——譯者注
[20] 《致格·康·奧爾忠尼啟則、蘇·斯·斯潘達良、葉·德·斯塔索娃》。《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85頁。——譯者注
[21] 《致格·康·奧爾忠尼啟則、蘇·斯·斯潘達良、葉·德·斯塔索娃》。《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85頁。——譯者注
[22] 《新的時期》。《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15—216頁。——譯者注
[23] 《結論》。《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42頁。——譯者注
[24] 《五一萬歲！》。《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09—210頁。——譯者注
[25] 《紀念〈真理報〉創刊十周年》。《史達林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106頁。——譯者注
[26] 《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2頁。——譯者注
[27] 同上書，第230頁。——譯者注
[28] 參看《致〈涅瓦明星報〉編輯部》。《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13頁。——譯者注
[29] 《致〈真理報〉編輯部》。《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23頁。——譯者注
[30] 《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頁。——譯者注
[31] 《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託書》。《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45—246頁。——譯者注
[32] 《致〈真理報〉編輯部》。《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76頁。——譯者注
[33] 《彼得堡的選舉》。《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69頁。——譯者注
[34] 同上書，第270頁。——譯者注
[35] 《彼得堡的選舉》。《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81頁。——譯者注
[36] 指在西伯利亞的政治流放者，他們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原編者注
[37] 《致約·維·史達林的信》。《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84頁。——譯者注
[38] 《致〈真理報〉編輯部》。《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79頁。——譯者注
[39] 《致〈真理報〉編輯部》。《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79頁。——譯者注
[40] 《致〈真理報〉編輯部》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80頁。——譯者注
[41] 《致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37頁。——譯者注
[42] 《致〈真理報〉編輯部》。《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44頁。——譯者注
[43] 《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1頁。——譯者注
[44] 亞歷山大·阿·特羅雅諾夫斯基，蘇聯駐日大使，以後是駐美大使。——原編者注
[45] 不是華盛頓外交界認識的特羅雅諾夫斯基夫人，而是葉琳娜·羅茲米羅維奇，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原編者注
[46]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代表大會》。《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53頁。——譯者注
[47]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89—290頁。——譯者注
[48] 《致阿·馬·高爾基》。《列寧全集》第35卷，中文第2版第243頁。——譯者注
[49]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94頁。——譯者注
[50]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52、353、356、324頁。——譯者注
[51]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52、353、356、324頁。——譯者注
[52]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52、353、356、324頁。——譯者注
[53]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52、353、356、324頁。——譯者注
[54]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24頁。——譯者注
[55]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24頁。——譯者注
[56]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42頁。——譯者注
[57] 同上書，第357—358頁。——譯者注
[58] 《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1頁。——譯者注
[59]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中文版第234頁。——譯者注
[60]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14—315頁。——譯者注
[61]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98、300頁。——譯者注
[62]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史達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98、300頁。——譯者注
[63] 《致〈真理報〉編輯部》。《列寧全集》第46集，中文第2版第245頁。——譯者注
[64] 《致〈真理報〉編輯部》。《列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77頁。——譯者注